三十年间日本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有何变化

1 景气如何变动

首先，概观一下本书所涉期间的景气动向。本书主要论述的期间是1990年以后的三十年，不过为便于说明，从八十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期）开始看起。所参考的是“景气动向指数（同步指数）”的走势（图表1-1）。

景气动向指数，是汇集若干对景气变动反应敏锐的指数、将其合成为一个指数的产物。内阁府编制有领先指数、同步指数、滞后指数三种。图表1-1看的是其中之一——同步指数的走势。同步指数目前由九个指数（工矿业生产、加班工时、商业销售额等）合成，每月编制。景气好转数值就变大，恶化就变小，因此被用来把握景气动向与现状。

（注）1．以2015年为100的指数

2．阴影部分为景气下行期

（资料）内阁府《景气动向指数》

始于景气下行局面的八十年代后半期

那么，如图表1-1所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始于景气下行局面（1985年7月～1986年11月）。带来这一轮景气下行的重大原因，是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为纠正美国贸易赤字扩大而举行的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五国会议达成的协议），以及由此而来的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上升、日本出口增长放缓。如图表1-2所示，八十年代中期，在1美元兑240日元前后的日元汇率下，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迅速且大幅扩大。广场协议上的汇率调整是不得已之举，由此产生的景气下行（“日元升值萧条”）同样在所难免——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资料）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18年版）》

此外，在景气处于下行局面的1986年4月，还有一份以“向国际协调型经济转变产业结构”等为支柱的建议（《面向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即所谓“前川报告”）被提交给了当时的中曾根康弘首相。那是一个无论在国际上还是日本国内，都在认真讨论如何“纠正”日本过大的对外顺差（过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时期。

泡沫景气开始（1986年）

回到景气的话题。日本摆脱“日元升值萧条”是在1986年12月。其背景在于，日本银行实施货币宽松政策（1986年1月～1987年2月）、政府实施综合经济对策（1986年9月）等。顺便一提，就货币宽松政策来看，以1986年1月（公定贴现率5%→4.5%）为开端，到1987年2月（公定贴现率降至史上最低的2.5%）为止，数次实施了降息等措施。

就这样，景气开始回升，此后上行持续到1991年2月。即所谓“泡沫景气”。其情形留待第二章再看。

“泡沫破裂”导致长期萧条（1991年）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股价暴跌、地价下跌等“泡沫破裂”事态发生，景气也随之自1991年3月转入下行局面（以下参见图表1-1）。

导致泡沫破裂的，是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转向。第一，日本银行以1989年5月将公定贴现率上调0.75个百分点（2.5%→3.25%）为开端，到1990年8月调至6%为止，前后共实施五次、累计3.5个百分点的上调。第二，大藏省于1990年3月实施“不动产融资总量管制”（以银行局长通知形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的行政指导），即要求把面向不动产的融资增长率压至贷款总增长率以下的指导。

就这样，景气自1991年3月进入下行局面（“泡沫的反动萧条”）。这一轮下行局面持续到1993年10月，长达32个月。回顾战后日本的景气循环，有过下行期长达36个月的先例（1980年3月～1983年2月），但那是因为伴随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的1980年以来的景气下行临近结束时，又接上了受美国景气下行（1981年7月～1982年11月）影响而来的景气下行，可以说是两轮景气下行首尾相继。可以认为，1991年3月开始的景气下行期长度，实质上是战后最长。

“泡沫的反动萧条”除持续时间长之外，下跌幅度也很大。不管怎样，这轮下跌于1993年10月触底。背景有：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转向解除紧缩（1991年7月起转为下调公定贴现率，至1993年9月前后共七次，由6%降至1.75%），大藏省的“不动产融资管制”也被解除（1991年12月）等。

就这样，1993年11月以后景气转入复苏局面，但为期很短。1997年6月起景气开始下行。

“改革”政策导致萧条到来（1997年）

1997年6月开始的景气下行，将在后文（第四章）详述，它发端于当时桥本内阁推行“财政结构改革”带来的上调消费税、削减公共工程等造成的需求减少，加之亚洲货币危机发生造成出口下滑，更有随着这样的景气恶化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其下跌之严峻，表现为GDP实际增长率在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为负，属战后首次。

那么，这轮景气下跌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等，于1999年1月触底，但此后的景气复苏到2000年11月草草收场，2000年12月起再次转入下行局面。其背景是美国的IT泡沫破裂。

这轮始于2000年12月的景气下行持续到2002年1月，而自泡沫破裂（九十年代初）算起约十年间，如图表1-1的景气动向指数所示，日本的经济活动水平从未超过泡沫鼎盛期的水平。而且，这期间三度出现的景气的谷，其时点的经济活动水平已跌至“泡沫景气”开始之时（1987年初）的同等程度甚至更低。这正是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缘由。

长期景气上行（2002～2008年）

话归景气动向，2002年2月重新转向复苏的景气，这次持续上行至2008年2月为止，长达73个月（超过“伊奘诺景气”的57个月，为战后最长）。因超越“伊奘诺”而时或被称为“伊奘冉景气”的这一轮上行期，上行期间GDP增长率年均低于2%（与增长率超过10%的伊奘诺景气无法相比），只不过是长时间没有陷入下行局面而已，是一场“感受不到的景气扩张”。

雷曼冲击引发景气下行（2009年）

终结这一轮长期景气上行局面的，是2007年前后起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9月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经营破产引发的“百年一遇的世界经济危机”（“雷曼冲击”）。日本景气由此进入下行局面（2008年3月），经济活动水平骤降。

从这场深跌中开始复苏是在2009年4月，但观察转入复苏后的景气动向指数走势，可见三次明显的回落：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同时发生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2011年，出现源于希腊危机（2009年）的欧洲经济动荡与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加剧的2012年，以及因消费税率上调而发生回落的2014年。

前二者发生于民主党政权时期（2009年9月～2012年12月，起初为与社会民主党、国民新党的联合政权），其中前者未演变成景气下行局面，后者虽为时较短（2012年4月～11月，8个月），景气却陷入了下行局面。

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引发的景气动向指数回落，发生于第二次安倍内阁以后（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执政时期），回落后的低迷走势长期持续至最近（约五年），但未被认定为景气下行局面。

安倍经济学登场（2013年）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于2012年12月26日。此前的景气下行局面已于2012年11月结束。第二次安倍内阁起步于景气刚进入上行局面之时（同时也是从雷曼冲击造成的大跌中重新开始复苏之时），可谓幸运的出发。

图表1-1所示景气动向指数的走势，其中2013年以后的部分，属于第二次安倍内阁以后、就政策而言属于安倍经济学时期，对此将在第八章详述。

景气的峰、谷与经济活动水平

以上所看的景气动向，现按景气的峰（景气转好、此后不再更好的月份）、景气的谷（景气下跌、此后不再更坏的月份）、景气上行局面（谷的次月至峰的月份）、下行局面（峰的次月至谷的月份）汇总为一表（图表1-3）。

此外，景气动向指数还可用来观察经济活动水平。以此眼光再看图表1-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经济活动的峰值是1990年10月（以2015年为100的指数为106.9）。此后虽曾接近该水平（2007年5月106.6、2014年3月105.5等），但从未超过（眼下的水平，2019年7月为99.7）。

1990年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分水岭之年，从这一指数的走势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2 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接下来转换视角，来看1990年以后三十年间日本经济的变化。首先看日本经济的规模（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与逐年的实际增长率（GDP实际增长率）是如何变化的。

1998年以后，GDP不再增长

首先，起始之年1990年的名义GDP为453万亿日元（按对应2008年SNA的国际标准。不足万亿日元舍去。以下同）。此后逐年增加，1994年超过500万亿日元，1997年达到534万亿日元（图表1-4）。但增长态势只持续到1997年。1998年、1999年，名义GDP（实际GDP也是）转为较上年减少，此后长期未能超过1997年的水平。

名义GDP好不容易恢复到接近1997年水平是在2007年（531万亿日元），但次年与第三年受雷曼冲击影响，水平跌落至489万亿日元（2009年）。2012年以后重回升势，但恢复到超过1997年水平是在2016年（535万亿日元），时隔约二十年。眼下（2018年）的水平为548万亿日元，较1997年仅增2.6%（年均增长0.1%）。

（资料）《国民经济核算》

1997年较1990年增加81万亿日元、17.8%（年均增长2.4%）。1990年至1997年与1998年至2018年，走势明显不同。从名义GDP的动向看，分水岭之年不是从景气动向指数走势看到的1990年，而是1997年。

战后日本经济有两个可视为分水岭的年份——1990年与1997年，就让我们以此把话题推进下去。

实际增长率一度回升，然而

还有一点，也来看一下GDP实际增长率的走势（以下参见图表1-4）。

泡沫破裂之年1990年的实际增长率为4.9%，仍然很高。其后，1991年降至3.4%，1992年为0.8%，1993年更跌至负0.5%的负增长（参见柱状图）。这一时期就是前面看过的“泡沫的反动萧条”（1991年3月～1993年10月）。

但如柱状图所示，实际增长率的下跌止于1993年，1994年1.0%、1995年2.7%、1996年3.1%，1994年以后增长率逐步走高。景气复苏已经开始。

连续两年负增长（1998～1999年）

然而，这轮复苏很快结束，1997年的实际增长率仅为1.1%，1998年、1999年更陷入连续两年负增长。这是本章前半部分略为提及的当时桥本内阁“财政结构改革”等影响所致的下跌（详见第四章）。

越过第二个“分水岭”之年1997年之后，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除唯一的例外年份（2010年。增长率4.2%，因属雷曼冲击所致的2009年负5.4%深跌后的反弹，增长率偏高）之外，再未超过1996年录得的3.1%，直至今日。

3 企业业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接下来，从销售额、经常利润²等数字来看企业业绩三十年间的变化。

企业销售额三十年仅增8%

首先看法人企业的年度销售额（图表1-5）。

泡沫破裂的1990年度，全部产业的年度销售额为1438万亿日元（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不含金融、保险业）。此后逐年的走势，有增之年，有减之年，也有持平之年，情形不一，但总的来看，到1997年度为止基本持平（1997年度1467万亿日元，较1990年度增2.7%）。

（资料）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销售额的大幅下跌，发生在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的1998年度（1381万亿日元）。此后持续在低水平徘徊，到2005年度才终于超过1997年度的水平（1508万亿日元）。其后，以2007年度（1580万亿日元）为峰值，因雷曼冲击再度大幅下跌，最新年度（2017年度，1544万亿日元）仍未恢复到雷曼冲击前的水平。

企业销售额的这种增长乏力，自然与日本名义GDP的增长乏力如出一辙。尤其是另一分水岭1997年以后的增长态势更是如此（图表1-6）。

企业收益急剧扩大

另一方面，看九十年代以后企业收益的动向（图表1-7），全部企业的年度经常利润以1990年度的38.1万亿日元为峰值，受泡沫破裂影响，到1993年度（20.5万亿日元）大幅减少。其后随景气复苏回升至1997年度（37.8万亿日元），但在负增长的1998年度再度减少（21.2万亿日元）。

不过此后转为增长态势，尤其是雷曼冲击造成的下跌（2009年度，33.1万亿日元）之后，开始逐年显著增加。

2017年度全部企业的年度经常利润为83.6万亿日元（史上最高利润），是1990年度的2.2倍、因负增长而下跌的1998年度的3.9倍、雷曼冲击后谷底（2009年度）的2.6倍。

与前面看到的销售额增长乏力相比，无论与哪一年比较，经常利润的增长幅度都大到近乎异常（图表1-8）。

销售额几乎不增长，经常利润却在增加，也就意味着销售额经常利润率在上升。这是为什么呢？

附加值率上升，劳动分配率下降

决定销售额经常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附加值率（附加值÷销售额）。所谓附加值，粗略地说就是销售额与进货成本之差，即企业的毛利润；附加值率则是每单位销售额的毛利润率。

决定销售额经常利润率的另一项是劳动分配率（人工成本÷附加值）。附加值（≒毛利润）要用于人工成本、财务费用（利息）、房租、地租等支出，剩余部分成为企业收益，而在被分配的份额中占最大比重的是人工成本分配额，其比率（劳动分配率）对企业收益影响很大。

那么，来看附加值率与劳动分配率这三十年间的走势：附加值率虽有反映景气波动的起伏（景气下行局面下跌、上行局面上升），但仍可看出从九十年代初的18%上下向近年的20%上下缓慢上升的趋势（图表1-9）。

（资料）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另一方面，劳动分配率比附加值率受景气波动的影响更大（景气下行局面上升、上行局面下降），但纵观三十年，仍呈从九十年代的70%上下向近年的60%上下下降的趋势。近年——即从雷曼冲击中复苏的过程——尤其如此。

附加值率的上升，即企业购销差价的增加趋势，与劳动分配率的下降，即人工成本的压缩，可以认为正是在销售额几乎不见增长的情况下企业经常利润却在增加的背景。

也就是说，这三十年间，在企业经营层面发生了如图表1-10注所示的巨大变化。

4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最后，也来看一下这三十年间生活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原本涉及方方面面，这里姑且选取①工资的走势与②差距的走势，作为这三十年重大变化的代表来看一看。

工资以1997年为峰值转而减少

关于工资有几种统计，这里用其中一种——国税厅《民间工资实况统计调查》的“全年在职工作的工薪收入者人均平均工资”（图表1-11）来看。

1990年的平均工资为425万日元。其后1991年447万日元、1992年455万日元，直至1997年的467万日元，每年增幅虽小，但趋势上是上升的。这一态势的改变发生在1998年。1998年为465万日元，比上年减少2万日元；此后除2012年这一例外年份外持续减少，到2008年降至430万日元。而雷曼冲击的次年2009年更骤降至406万日元（图表1-11）。

2009年的人均平均工资406万日元，比减少趋势开始的前一年（1997年）的467万日元减少13%；2009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水平与1997年大致相同，因此实际工资也减少了13%，也就是说工薪收入者相应地变穷了。

2010年以后，平均工资略有回升，但最近年份（2017年）为432万日元，仍比1997年的数额低35万日元（7.5%）。自1997年过去二十年的今天，工薪收入者的人均平均工资，战后最高仍是1997年。

（资料）国税厅《民间工资实况统计调查》

正式员工减少，非正式员工激增

1998年以来工薪收入者人均平均工资的这种减少，其重大原因恐怕在于正式员工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员工数的增加（其比率大幅上升）（图表1-12）。

将最近（2018年）的数字与1997年相比，正式员工数为3476万人，减少336万人；非正式员工数为2120万人，增加968万人；其比率由23%升至38%（图表1-12）。

前面在企业业绩一节看到，企业收益显著增加的背后有劳动分配率的下降，而从劳动一方来看，则是低工资劳动者的显著增加。这是以1997年为又一大分水岭的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的重大变化之一。

（资料）总务省《劳动力调查》

差距趋于扩大

还有一点，经济差距也来看一下。

经济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这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提出的系数，其计算方法用图表1-13来说明。

这是求一个由多户家庭组成的社会的基尼系数的方法。①将家庭按收入由少到多排列，横轴取家庭数累计的比率（0～100%）。②纵轴取与累计家庭比率对应的累计收入额比率，将各点连线。③若收入分配完全平等，该线应为对角线（例如累计家庭数比率为50%时，累计收入额比率也为50%）。④反之，若收入分配完全不平等（1%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该线则是三角形的底边线加上从横轴刻度100处升起、直至纵轴刻度100的垂线。⑤一般情况下，得到的是连接左下0点与右上100点的曲线。⑥如此形成的新月形部分（图中斜线部分）面积与三角形面积之比，即为基尼系数。⑦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取0（收入分配完全平等时）到1（完全不平等时）之间的值。系数越小越平等，越接近1越不平等——可以如此解读。

（注）基尼系数　0≦新月形部分的面积／三角形部分的面积≦1

那么，日本社会现实的基尼系数，由厚生劳动省每三年实施一次的《收入再分配调查》测定。其走势如图表1-14所示。

可见，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3升至2017年的0.56，明显在扩大。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平等正在加剧。

从每个人的初次分配收入中扣除税金与社会保险费负担，再加上社会保障给付（养老金、生活保护等），即为再分配后收入；这一再分配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6到2017年的0.37，略有扩大（更细致地看，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到二〇〇〇年代有所扩大，但进入二〇一〇年代后，扩大之势似已止住）。

（资料）厚生劳动省《收入再分配调查》

此外，与发达国家比较，看2008年的情形，日本的基尼系数比OECD平均值略大；政府的分析是：“不平等程度略高”“主要国家中基尼系数大于日本（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则较小（不平等程度低）”（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白皮书（2012年版）》）。

日本已不再是“平等社会日本”——这三十年间，它变成了这样，不就是这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