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然而……
日本政府背负着巨额债务。仅看国债,到2019年度末也将达到897万亿日元(财务省估算)。加上其他形式的国家借款,以及地方债等地方政府的借款,政府部门整体的借款余额已经超过1300万亿日元。这一余额占GDP的比重接近2.4倍;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中,意大利为1.3倍,美国为1.2倍,其余更低。与这些国家相比,日本政府的借款明显偏多(图表9-1)。日本政府持有的养老金储备金、外汇储备等金融资产比其他国家多,但即使剔除所持金融资产,按纯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看,日本依然偏多(图表9-2)。评价这一现状时,财务省写道“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差的水平”(财务省网站)。“最差”与否姑且不论,“最大”则是确定无疑的。

(资料)财务省网站

(资料)财务省网站
不过,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政府借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虽是衡量政府借款多少的一个尺度,但也仅仅是一个尺度。它并不是超过1倍或2倍就能说明什么问题的数字。
第二,看到国债余额约900万亿日元、政府部门总借款余额1300万亿日元这样的数字,没有必要悲观地认为“怎么也还不清”。短期内自不必说,即使花上相当长的时期也还不清,这是事实;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借款人是政府。还款期限一到,需要偿还时,能筹措到相应份额的资金就可以了;至于在到期之前“一次性全部还清”,基本不会有这种事,也没有必要。现在,国家每年发行新国债30多万亿日元、用于借新还旧的国债(借换债)100多万亿日元,合计约140万亿日元,而这些国债都被顺利消化了。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政府固然为缺钱所困,但日本国内的资金却有富余,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
把在日本国内开展经济活动的主体大致分为三个部门——政府部门、法人企业部门(不含金融机构)、家庭部门——来看看每个部门的金融资产余额与负债余额(图表9-3)。
(单位:万亿日元)
| 金融资产余额 | 负债余额 | 盈缺(△为不足) | |
|---|---|---|---|
| 政府 | 565 | 1304 | △739 |
| 法人企业 | 1142 | 1632 | △490 |
| 家庭 | 1830 | 321 | 1509 |
| 其他(非营利团体等) | (略) | 61 | |
| 国内部门合计 | 341 |
(资料)日本银行《资金循环》 按2018年末的统计来看:首先,政府部门的金融资产余额(养老金储备金等)为565万亿日元,而负债余额(国债、地方债等)为1304万亿日元,如前所述,是约740万亿日元的巨额净负债。其次,法人企业部门的金融资产余额为1142万亿日元,而负债余额(股票、公司债、借款等)为1632万亿日元,收支相抵,净负债490万亿日元(借款等资金大半应该已变为工厂与设备、总部与事务所、营业所大楼等固定资产——图表9-3只列出金融资产与负债,为慎重起见附此说明)。第三,家庭部门方面,全部家庭合计持有约183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现金、存款、证券、保险等)。扣除住房贷款等借款321万亿日元,资产盈余1509万亿日元。这三者加上剩余部分(财团等非营利团体、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等),日本整体就有341万亿日元左右的金融资产盈余。
这些盈余资金去了哪里?它们是国内用不完的剩余资金,因而以各种形式流向海外(证券投资、出资、外币存款等)。严格地说,海外也有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日本,所以这项统计是按日本流向海外的资金总量与海外流入日本的资金总量之差编制的;正如341万亿日元这一金额所示(图表9-4),日本就是世界第一的资金过剩国(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如此)。
| 日本 | 341万亿日元 |
| 德国 | 260 |
| 中国 | 236 |
| 香港 | 143 |
| 瑞士 | 99 |
| 加拿大 | 42 |
| 俄罗斯 | 41 |
| 意大利 | △8 |
| 英国 | △20 |
| 法国 | △33 |
| 美国 | △1076 |
(注)△为短缺资金
(资料)财务省《日本对外资产负债余额》 政府缺钱就举债。借了又借,总能借得动,即便如此,国内依然有用不完的资金剩下来——这就是现实。
日本绝不会变成希腊
从这种状况来看,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那就是:日本绝不会变成希腊那样。

(资料)财务省网站
希腊政府也和日本政府一样没有钱,靠举债(主要是发行国债)筹措资金。不过,其借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3倍左右,想必比如今的日本低不少。尽管如此,希腊危机还是爆发了。这是为什么?
希腊与日本的重大区别在于:日本国内资金富余,而希腊国内资金并不充裕。希腊国债相当大一部分由海外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持有;当希腊政府发表的数字有假、希腊财政比外界所说的更为严峻之类的传言流出时,这些国债被抛售,无人接盘,价格暴跌,希腊政府想发行新国债也无从发行,于是陷入危机。
日本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日本国内资金充裕。日本国债近90%由国内持有(图表9-5)。即使包括海外持有者在内的日本国债持有者,因对日本财政的前景感到不安而抛售,多半也立刻会有人接盘。
另外还有一点:希腊国债与日本国债存在重大差异。希腊国债基本以欧元计价。对希腊国债感到不安的投资者卖出国债、拿到欧元,用这些欧元可以立刻买入德国国债、法国国债等,转投既不用担心,也不费事。而卖出日本国债拿到手的基本是日元,日元无法直接用来购买他国国债;无论换成美元还是欧元,都必须承担汇率风险(美元贬值或欧元贬值,即日元升值,就可能因此蒙受损失)。转投日元计价的公司债等是可行的,但如果日本国债可能暴跌,日本的公司债等恐怕也会跟着暴跌。现实是:即使卖出日本国债,也会为到手的资金派什么用场而犯难。
可以设想的情形,是日元开始全面贬值,而且看上去停不下来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但那已经应当看作日本经济整体的问题,而不是日本财政的问题了。
目睹希腊危机的爆发,民主党政权时期的菅内阁与野田内阁,如果因为担心“日本也这样就糟了”而把舵转向上调消费税的路线,那只能说是无知而愚蠢的选择。
财政重建,以及扩充社会保障等,都是必要的
暂时来看,日本恐怕不至于变成希腊,但即便如此,日本财政的现状——背负巨额债务,而且每年还在进一步增加债务——实在是不健全的。
此外,政府还以这种严峻的财政状况为由,把社会保障制度改坏,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为了走向健全化,也为了守护人们的生活、为此筹措财源,财政重建都是必要的。
需要多少资金呢?
现在的政府把实现基础财政收支(PB)均衡作为眼下的目标提了出来。也就是说,要使国债费以外的支出能够用税金和其他一些经常性收入来支付。从2019年度预算来看,国债费以外的支出为78万亿日元。与此相对,税收及其他经常性收入(发行国债以外的收入)为69万亿日元,要使基础财政收支达到均衡,就需要筹措约9万亿日元的资金。也就是说,就需要相应规模的增税或削减支出。
若从更大的视角出发、以恢复均衡财政为目标,就需要把2019年度的国债发行额33万亿日元(其中特例国债26万亿日元、建设国债7万亿日元)降为零;或者,财政法所认可的建设国债姑且不论,至少需要把靠制定特例法发行的特例国债降为零。也就是说,需要筹措26万亿至33万亿日元的资金。
眼下是9万亿日元,再往后是17万亿至24万亿日元,从理想来讲,最终需要为财政重建筹措33万亿日元的资金——无论哪笔都是巨款,但问题不止于此。考虑到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贫弱,为了扩充制度也需要资金。
必须扩充贫弱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的制度”——这似乎是政府的官方见解(《社会保障与税一体化改革大纲》,2012年2月内阁会议通过),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存在几个大问题。

(注)老龄化率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出所)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白皮书(2017年版)》
第一,虽有制度,内容却很贫弱。比如无法保障晚年生活的养老金制度,等等。
第二,存在大量未能利用制度的人。比如覆盖率据推测仅三成左右的生活保护制度,等等。
第三,制度利用者的负担沉重,许多制度让贫困的人难以利用。比如原则上由个人负担三成的医疗保险制度,等等。
第四,在制度一线工作的人员待遇恶劣(工资低、劳动条件严酷等),制度建立在这些一线人员的牺牲之上。比如照护、护理、保育等。
这些方面亟待改善,但为此,政府必须向社会保障投入更多资金。
政府需要为扩充社会保障制度投入多少资金呢?来做个国际比较吧。
图表9-6以横轴表示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总人口)、纵轴表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标示出各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的位置。图中有一条斜线,它表示这样一种倾向: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深,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也会升高。
日本的位置在哪里?找一找就会发现,它在图的右上方,比倾向线低出相当一段距离。这张图表明:日本是OECD各国中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但就其老龄化程度而言,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却偏低。若把位于纵轴23%处的日本向上(与纵轴平行)移动,放到与倾向线(斜线)相交的位置,会是多少呢?大约是31%。也就是说,把社会保障支出按占GDP的比重再增加8%,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能达到与OECD各国大致相当的水平。
日本的GDP约为550万亿日元。550×0.08=44,也就是说,只要再增加44万亿日元的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能达到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前面看到的现存诸多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吧(可以把养老金制度改造成能让人安度晚年的制度,可以向所有需要的人发放生活保护费,可以实现医疗费等免费,让任何人都不用为钱发愁就能接受治疗,可以改善在照护、医疗等一线工作的人员待遇,使之成为人人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的职场,等等)。

(注)2016年(日本为2016年度)的数字
(资料)财务省官网
财政健全化是可能的,扩充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可能的
前文说过,为了财政健全化,要实现最大限度的目标(确立均衡财政)需要33万亿日元的资金。此外,扩充社会保障制度需要44万亿日元。合计77万亿日元。此外还有:增加日本贫弱的文教预算(按占GDP比重看,在OECD成员国中最低),把国家和地方都大量存在的非正规职员转为正规职员,等等。
不过,话题不再扩大,这里就看看这77万亿日元(因为是粗略估算,姑且按80万亿日元计),考虑一下这笔资金能否筹措得到吧。

(出所)财务省官网
这里的答案是:能够筹措。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国民负担率((税+社会保险费)÷国民收入)很低。
日本的国民负担率,2019年度为42.8%,与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是极低的(图表9-7)。图中是2016年的比较,日本2016年度与2019年度相同,为42.8%。即使与OECD成员国相比,也是从低往高数第八位,属于偏低水平(图表9-8)。
负担率较高的一方,有代表性的国家是法国和瑞典。这两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很高,可以认为,它们是在高国民负担之下实现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就以法国为例吧。
法国的国民负担率为67.2%,比日本的42.8%高出24.4个百分点。假如把日本的国民负担率提高到法国的水平,日本的税收和社会保险费收入能增加多少呢?
日本的国民收入(不仅是个人,也包括企业的收入)目前约为400万亿日元。400×0.244=97.6。也就是说,可望增加97万亿日元、约100万亿日元的税收和社会保险费收入。
前面已经给出数字:财政健全化加上扩充社会保障制度,大约需要80万亿日元。与此相对,若把国民负担率提高到法国的水平,可获得的政府收入约为100万亿日元,足以支付所需金额而有余。
说这是理所当然,也的确理所当然。因为日本拥有与法国相当的国力。若要求国民承担与法国相当的负担,财政赤字就不会出现(尽管法国是与日本相当的财政赤字国),社会保障制度即使达不到法国的水平,也能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相当(如图表9-6所示,法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位于倾向线相当靠上的位置,制度水平之高十分突出)。
这里为慎重起见附记一笔。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约有100万亿日元的负担能力——但这并不是说消费税还可以继续上调。如本书至此所看到的,贫困的人已经没有负担能力了。上调消费税是行不通的。负担应当由有负担能力(有余力)的一方来承担。每年赚取巨额利润的大企业、靠股票投资和分红获得巨额收入的富豪、年收入超过数千万日元的公司高管、实业家等等。这些方面应当有相当的负担余力,增加负担应当按其负担能力来要求。
另外,虽说无须赘言,但这里给出的数字,终究只是为了表明日本也具备充分的可能性。能否实现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能否朝着这种可能性迈出脚步,是政治的问题。
不过,这难道不是一个能让人多少怀有一些希望的话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