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将时间限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话，明治维新的本质当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充其量只是日本历史上又一次历史周期律式的封建天下大乱而已——它在下级武士与统治集团非主流派联合起来造成宇内板荡这一点上，也是与前几次一样的。德川幕府的统治潜力已经到了极限，即使没有洋人黑船来航，它的政治秩序也已经渐渐无法维持了，当时已经是社会崩溃的前夜。只不过当时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天保以来缓慢发生的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再加上列强不平等条约、幕末开港等这个时代特有的因素，一方面让商品经济冲击了原有的社会阶级体系与封建社会机制，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在帝国主义诞生的前夜被强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这种民族危机的烈火一旦投入到幕末的统治意识形态之中，与其中天保时期以来的新兴思想元素相结合，自然就使得一种带有浓厚复古主义性质的封建民族主义快速流行起来；而这种民族主义本身又提供了强大的动员能量，让幕末维新染上了政治运动的强烈色彩。我们可以说，幕末的上层统治集团在一边应对国内外日益加深的危机，一边摸索新的政治体制；幕末的社会中层阶级（包括下层武士与豪农商人）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而幕末的下层民众则最为敏感地察觉到社会崩坏的气息，一边呼唤着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一边通过各种暴力起义来直接表达自己的这种期待。
当然到最后是武士阶层之间的军事斗争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运动，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则为明治政府的诞生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但人们也不能忽视，假如没有这一时期各地人民爆发出来的革命能量进一步让幕府的秩序趋于最终崩溃，实行王政复古政变的倒幕派恐怕至少无法如此“轻易”地击败自己的对手，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维新志士是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帮助的——然后背叛了他们。正如井上清所说：“封建秩序到处开始瓦解。虽然如此，由于人民还没有自己的革命领导核心，所以无法实现全国性的联合。因而他们的革命力量不能不由倒幕派志士所掌握。而且，由于当时已进入了打倒封建体制的最上层、又是封建体制诸矛盾的焦点一幕府的历史阶段，因此，倒幕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掌握民心的。在这时期不管在哪个藩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追随倒幕派的势力。”明治维新的军事斗争结束后，新生的明治政府于焉建立。然而在其内部，依然存在着两派的斗争：一派是封建领主阶级，他们的目标只是通过明治政府来重组领主所有制的社会政治秩序；然而，明治政府还有另外一个过去是旧藩阀的武士、如今化身为维新官僚的集团——我们且把他们称为“天皇制官僚”。田中彰如此描述他们在明治国家初期的政治手段：“倒幕派出身的维新官僚和藩阀统治者将天皇的权威和公议舆论组合起来，演绎了国家统治的动态。他们一边是西南雄藩，另一边则是超越雄藩的朝臣。他们一方面是构筑天皇制官僚机构并以此推进行政的官僚，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的官僚。很明显，他们是政治家，是凌驾于官僚之上的政治统治者。他们表演了统治的动态，也将其肩负着这一切。他们将天皇置于其顶点以集中权力，而另一方面又以尊重公议舆论为幌子扩大权力基础。……近代天皇制就是通过这种“集中”和“扩大”，得以被创造和构建的。”不管如何，两派斗争的结局是，得到了幕末新兴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支持的天皇制官僚获得了胜利，正如他们大力借助两个阶级的力量而完成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与军事斗争一样。天皇制官僚随即透过废藩置县、秩禄处分、地租改正的三大政策让过去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在严格意义上结束了日本的封建时代。武士阶层——或者封建领主阶层于是陷入崩溃之中，而随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七十年代蔓延到日本全国，日本的地主阶级也才开始诞生出来。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天皇制官僚与藩阀政治家得以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主义政权。他们之所以可以建立起这种政权，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阶级拥有执政的力量，社会与经济上的统治阶级都处于虚弱的状态之中。过去的封建领主阶层中，一部分武士转而展开了反对明治政府的斗争，一部分武士与旧大名阶层等华族则拥护明治政府，这个封建领主阶层不但分裂，还因为失去了自己过去的经济力量源泉而不断奔向最终灭亡的结局。日本的地主阶级不但新生、“幼弱”，而且也陷入了分裂的境地之中，尽管一部分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愿意成为明治政府的社会支柱，但也有一部分地主阶级实际上构成了这一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基础，要求将自己抬升到政治统治集团的地位上来；而日本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分裂，也在与明治政府的紧密抱合关系中稳步地发展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孱弱的他们毕竟不可能直接掌握政权。就这样，官僚与藩阀政治家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于各社会阶级的绝对主义政权。正如德国的绝对主义政府一样，明治政府也致力于扫清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他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松方财政与经济紧缩政策大大刺激了日本近代产业资产阶级的诞生，同时也让过去日本农村的豪农商人阶层趋于没落，不得不转化为寄生地主阶级。就在1890年左右，日本的大地主阶级正式出现，寄生地主制正式确立，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正式确立。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日本的资产阶级也正式开始确立自己以至今日的地位。
这种阶级均衡的例外状态毕竟不能持久，在国内外越发增大的各种压力下，明治国家长期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1884年的秩父农民暴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走入正轨不久的绝对主义政权就已经开始规划立宪、规划如何召开国会，试图推动自身的体制改良，以最终奠定日本国家政权的体制基本形式——天皇制宪政体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国会与政党以外，他们所做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借助幕末以来民众对天皇的感情热潮，发明了日本的近代天皇制，将其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社会的基本模型与政治上的基本构造。他们之所以要发明天皇制来作为日本近代民族国家——亦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内在根本枢轴，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正如西川长夫在1992年指出的一样，明治的藩阀政治家要将天皇制作为日本自己的基督教，这可谓是从西欧移植民族国家体制时，通过发明传统的方式克服了其中最大的困难。当藩阀政治家环顾世界、试图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中确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时，自然会想到自己在维新时建立起的王政复古主义政府。于是，日本的近代天皇制就以这种双头身的奇异形式出现，它的一个头是日本式现代化下的文明开化，一个头则象征着日本民族国家的二千六百年历史。然而，这种天皇制本身也暗藏了明治绝对主义体制的危机。正如山口正之所说：“随着天皇的神格化愈加发展，天皇的非人格化也在进行，越来越转化成为了一种‘象征’。于是绝对主义机构丧失了这种作为人格权力的绝对君主。而绝对主义也就法西斯主义式的‘现代化’了。”
不过，也正是这种越发象征化的天皇制在甲午战争后全面浸透到日本民间的权力构造与民众思想世界，让天皇制国家下的“天皇制社会”成为可能。当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又颁布“教育敕语”以确立天皇制下的日本国家宪政体制，同年召开明治国会、实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就可以说是他们这一阶段这种政治工作的最终完成。根据明治政府设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每年直接缴纳15日元以上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在产业资本主义尚非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明治国家财政极其依赖地税（约占岁入的九成以上），依靠缴纳所得税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仅占全体选民的3%，而绝大多数的选民都是那约45万人的富裕地主——相当于每个县选民也就一万人左右，选民占日本人民的比例极低。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前几届帝国议会全是“地主议会”，第一届到第六届国会中高达48－61%的议员都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第一届贵族院中的高额纳税议员也有差不多一半人都出身于农业。陆奥宗光曾因此讽刺说，日本帝国的众议院议员是“议会里的三百个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议会议事与政党民主的展开几乎完全围绕这群地主的利益展开，而已经渴望富国强兵的明治政府多次想要增加地税，他们主导的议会不断与明治的绝对主义政府发生冲突。然而时代也在转变，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渐渐踏入帝国主义的阶段，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而日本的地主阶级（尤其是作为选民中坚的寄生地主阶级）也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在“地方改良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投资到全方位的地方实业之中，培养起了自己在地方雄厚的主宰性经济力量——或者说，他们以拥抱明治政府官僚权力的方式，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资产阶级化的高速公路。然而在领主制时代以来的传统农村生活关系与统治支配关系的影响下，这些不断资产阶级化的不在地主一时依然没有抛弃掉自己对在地乡村共同体的义务，反而因为他们经济力量的急升而得以担任起城市资本主义社会与农村半封建社会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动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终于得以在各地如法炮制地构建出一个个名望家秩序下的乡村共同体，用封建的温情关系将自己属下的佃农等中下层农民组织进这个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同时也成为了日本国家机器向下的最未端。这些名望家秩序下的小共同体，后来即成为立宪政友会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逐渐摆脱过去政商、特权高利贷商人影子的日本资产阶级也终于在国会开设后终于壮大到了可以积极地在政坛上表达自己意见、伸张自己利益的地步。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1906年铁路国有化，日本正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1900年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建了立宪政友会；与此同时，原本的藩阀官僚也转而积极地寻求壮大如斯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政权社会基础，取消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过去在阶级均衡情况下存在的绝对主义国家政权，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它终于在1898年宪政党内阁诞生以后逐渐在无声中走向了自身的消亡。滥觞于二十世纪的桂园时代，即已经是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通过政友会与藩阀官僚两个利益代理人直接掌控日本国家政权的时代。然而尽管绝对主义的国家政权已经消逝，日本的国家机器与基本政治体制都是在绝对主义国家政权时代形成的，因而它们已经被打上了绝对主义的烙印，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而归于灭亡。而过去明治绝对主义政府留下的封建性政治机关如今则挂靠在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下，继续生存。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依然愿意暂时沿用藩阀政府的形式，就像日本资产阶级后来灵活地使用天皇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大正时期轻视、昭和时期大大重提并全面加强天皇制国家的行为一样。
然而这种短暂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时代，也终究不能持久。随着上层地主阶级的高速资产阶级化，他们终究会脱离农村，取消自己与农村之间的在地性关系；另一方面，农村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也会取消地主－佃农封建关系的合理性，于是这种新兴的地主制在走向明治末期最盛期后不久，就开始陷入动摇与危机之中，不可逆转地踏上了通向没落的笔直大道。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在1890－1900年代的二十年快速发展，垄断资产阶级势力崛起，这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体系随即在内部各大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多元化的情况下陷入内爆之中，正如坂野润治所说，明治国家上层构造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日本与日本人”在1912年说：“我们对当今社会种种过于任性的行为感到惊讶。六千万人对于帝国财政的困难，是一点疑问也没有吗？……官吏们虽然熟知国家财政的不如意，却都在争着扩张自己属下的（公共）事业。现在陆军在强迫政府增加师团，海军要求政府增加新舰。银行业者要求政府偿还国债，实业界要求振兴实业，普通国民希望减轻租税，大多数国民的代表者（政友会）则根据各自地方的利害问题，或希望铺设铁路，或要求修建港湾与运河。大家都明知这是所谓无法商量的事，却还是各自争着要求做无法商量的事。这就是现在的状态。”其实这种现象恰恰是统治阶级体系四分五裂的表现（我们也知道，这种统治阶级不能内部统一而是利益集团各自为主才是近代日本政治的常态）。在这种危机状态下，原本的藩阀政府形态也变得虚弱起来，在权力欲望上更加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随着其力量的进一步伸长，趁看日本式市民大众社会确立的机会，从这个市民大众社会中发动日本市民群众的力量，一举冲垮了藩阀政府，继而以原敬内阁为跳板，快速地走向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与1925年普选法的通过，终于让资产阶级拔得统治阶级体系的头筹，得以在两党制下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两党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施政上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社会基础到底为何：以在乡资产阶级及其附属分子，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立宪政友会由始到终都没有放弃过发动积极财政、大兴地方公共事业的核心想法；以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与部分市民阶层为社会基础的立宪民政党则始终坚持紧缩财政、控制物价的铁打不动方针政策。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晚熟性与急剧发展性，它的市民阶层尚未分解完毕，社会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间阶层。坂野润治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估计是，佃农在内的农民550万人、（呼唤紧缩财政与物价下跌的）都市中间阶层340万人、工人阶级310万人。1918年米骚动以后才正式诞生的日本现代工人阶级尚显得比较幼弱，导致两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并不需要特别地实行阶级和解政策，向工人阶级求援以压倒另外一方，而这也就使得两党的基本政策显得一点左翼色彩都罕有。不但实行金解禁政策、还对日本工人大批失业的情况完全不加关心的民政党内阁，在当时便被藤井齐批评为“财阀拿权的政党政府”。日本资产阶级毕竟不是实际通过武装暴力革命上来的，缺乏真正支撑起自己独立执政的统治技巧与社会实力，很快就由于政友会与民政党毫无原则的玩法，彻底搞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日本人民心中的名誉。再加上日本国家政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一言堂，统治阶级体系内其他虎视眈眈的统治集团分子，比如军部、枢密院等等集团，只等资产阶级单独政府一因为某场外交或经济上发生的危机，就冲上前去将这个政府打翻在地。1930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日本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的资产阶级被迫将单独政权吐出来，让日本政坛告别了匆匆的政党内阁时期，进入中间内阁时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战前的日本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建立过全面的领导权。日本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这种无法制伏日本人民反抗、无法进一步提高剥削程度以弥补危机时期利润损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而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在其后便显露出如同秋叶一般的败落之景。
然而，这也不失为允许资产阶级转劣为胜的一大转机。1932年犬养毅内阁被海军将校的数发子弹射倒以后，日本政坛时隔多年再次回到了没有一个阶级可以单独掌控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阶级均衡”状态。日本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一小工厂主、建筑承包业者、零售商、小地主、学校教师、自耕农上层、村公所的职员与官吏、普通的下级官吏、僧侣、神官等人，面对这场社会风暴中自己阶级滑落的危机，在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波拿巴主义成分的指引下，发动了日本独有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这种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所内含的社会变革愿望所孕育出来的产物一方面在日本社会上依靠着尊皇爱国的全国性政治原则而狂奔疾走、快速发展，依靠小资产阶级对天皇制的迷信，描绘出了一个天皇制国家全面介入动荡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阶级调和世界；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天皇制下的法西斯主义也受到近代天皇制这种人造产物在发明时就定下的内在框架所牢牢限制，让他们的运动呈现出一种他力本愿、渴望社会上层的某个政治集团拯救他们的现象，而非显示出一种试图打倒日本国家政权的现象。而日本战前资产阶级国家一切线索所指向的中心——“天皇”与天皇制国家的坚强社会支柱“军部”，自然就成为了他们所渴望的对象。
这种他力本愿的运动最终伴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国家中央政权的多次试行错误、运行不畅，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成功地将军部与天皇的政治集团最终推上了统治阶级体系的宝座，并随着战时体制的全面展开，建立起了宫中、军部、官僚三位一体的波拿巴主义专政。早已有意的军部自然趁着这个机会实践他们多年来的总力战夙愿，而沉浸在这种时流中的革新官僚也扮演起了国家革新运动执行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天皇本人与宫中的集团在元老退场、议会权能退潮的情况下，也利用天皇制体制下的独一无二的天赋，在战时（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成功占据了一大片元老制度与议会空出来的最高权力空间。而这种日本战时“波拿巴主义”的支持阶层当然是城乡小资产阶级，而它作为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元素，它的政权也是在阶级均衡的状态下实现的。这种阶级均衡不但是它的运行先决条件，也是它所致力的目标。他们要确立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一统制经济、阶级协调、社会改良、对外侵略的体制，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战时体制的推进，以日本国家为中心，对所有社会集团（包括工人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进行强制调和与吸纳。在上，战时政府要通过战时统治阶级体系的确立，重新凝聚起全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统一性；在下，他们要建立起阶级统合的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自然没有了过去太多的资产阶级自由，仿佛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中枢政府压倒了社会其他势力。这套体制的最大赢家当然不会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社会改良政策与阶级调和政策，却在理想国里发现了自己的地狱。随着他们愿望的执行者在国外的战线开始崩坏，他们的天皇制神国也就逐步变成了物质短缺、道德沦丧的魔国。毫无疑问，这套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最大赢家与关键所在、真正的核心构成部分，正是资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服部之总曾经评价说，东条英机内阁是近卫内阁以来法西斯主义势力与金融垄断资本野合的最终形成体，但笔者认为不仅如此。这套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的至上使命就是为资产阶级的秩序与利益提供安全保障，即便是体制三巨头之一的革新官僚，一旦有冲出这个命令范围的迹象，他们就受到了“企画院事件”的惩罚。
另一方面，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也正是借助这种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实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方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强制性阶级调和国家之中，通过产业报国会，将躁动不安的工人阶级直接纳入资产阶级的组织与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正是在这套体制下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改革低工资低米价的佃作制度，全面压倒了地主阶级，一系列的革新农村政策让日本的地主制最终在法西斯主义体制下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日本资本主义与日本社会的半封建性也在这种看似十分封建的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下逐渐走向消亡。这正是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全体主义方式组织了整个国家，对日本全国实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完全覆盖。我们不禁可以说，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正是日本资产阶级要通过自己在政治上暂时的退却，换取最终实现资产阶级单独专政的全部条件。这套法西斯主义体制本身就建立在日本战时的特殊紧急状态之下，与一切的例外国家一样不会拥有太久的历史。假如日本真的在二战中战胜，我们显然可以预见到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们在战后重出江湖，让大政翼赞会等翼赞体制解体的结局；事实上早在二战末期，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们就已经在帝国议会很不安分地躁动起来。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事实上我们也见到了GHQ实行第二次“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日本政坛这间房子打扫干净大部分遗留下来的封建政治、社会元素，为日本资产阶级开辟了完全掌握日本国家政权主导性的历史。战前的天皇制国家就是这样，围绕着资产阶级国家这间斗室，在七十余年中见证了无数次阶级权力的交易、变更、崩溃与崛起。或许这一切，正验证了列宁在1911年所说的一句名言：“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