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金斯基（Ladejinsky）越南岁月的最后一篇文字，是这封他于1961年6月7日自西贡（Saigon）写就的信，用以回复日本农林省次官小仓武一（Takekazu Ogura）。离开日本已有多年，日方仍郑重征询他的意见，足见他至今备受敬重；而这封回信，也见出他对当年在日本为之奔走的诸般事业，依旧关切、依旧倾心。信的内容颇堪玩味，缘于拉迪金斯基对公司化农场经营的观察，以及他对一种观念的驳斥——那种以为工业上规模有利、农业亦复如是的观念。
十分抱歉，您3月20日的来信，我十天前从华盛顿（Washington）长住归来时才得见。迟迟未能回信，缘由正在于此。
承蒙您来信，还寄来那份关于当前拟议中的新土地政策的报告，我深为感动，也十分感激，这原不必多说。您为这些势在必行的变革所陈述的理由，以及您那份信念——认定此类变革不会动摇农民在改革中已得的成果——我也一并领会。
贵省这份文件，我自然读得津津有味，其中若干段落更是一读再读。离开日本太久，我竟不知道国内正有一股鼓吹公司化农场经营的声浪，也不知道它可能招致的后果之一——现行土地保有制度的大幅修订。这一切都叫我意外；亲爱的小仓先生，请相信我，眼下不能身在东京（Tokyo），同您和诸位同仁当面商议这桩几乎要改动土地改革全部主要条款的修订之举，我着实引以为憾。我指的是第43页上这样一段话：“土地保有制度中应予修订之处：关于土地转让管制、土地保有管制、耕作权之强化、佃租管制等各项规定，均应依据上述原则加以修订、施行。”这就是说：“使土地所有权服从于农场经营的发展。”
自我对日本农业略知一二起，我便一直明白，那些只有区区几“反”（tan，每反约合1亩2分）田地的农民构成何等难题，也明白让他们脱离农业、转入工业实为可取之道。同样，我也一直明白，要解开这道难题谈何容易。就连日本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业发展也无力吸纳他们，这一事实更是尖锐地凸显出问题之复杂。何况，倘若我没有误读《农业基本问题与对策》（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Counter Measures for Agriculture）一文，那么看来，就连拥有一“町”（cho）出头田地的农民，也算不得适格之人，无从在报告执笔者所设想的那种新农业经济里扮演角色。果真如此，那么摆在您面前的任务，实际上就是要设法把日本半数以上的农户尽数淘汰。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人们把农场经营的优先地位抬得太高，反倒压过了土地所有权这一根深蒂固的现实。我不相信单凭立法就能把它一笔勾销——这一点，您自己在小结里也已点明。政府势必要动用极其激烈的强制手段，而像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一旦施行，就难免危及日本乡村、乃至整个日本的政治稳定。
我对这场拟议中的新改革，真正的疑虑却在另一处。我有个印象：新政策的鼓吹者以为，公司化的农场经营体制能让政府卸下农业补贴、价格支持等一干负担。这个假定，对日本而言极其可疑；而且您也知道，纵然在大规模农场经营高度发达的国家，它也并不成立。支撑这套想法的错误，在于以为那些刻画工业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农业。事实并非如此。十有八九，公司化农业（连同非公司化农业）仍将仰赖中央政府提供种种援助，其总额也不会比前些年更少。
说了上面这一大通，小仓先生，我也十分清楚，自己离现场太远，实在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可另一方面，读罢《农业基本问题与对策》，我不禁以为：补救固然势在必行，可这剂拟开的药，很可能毁掉过去十年间的若干积极成果，却又拿不出一套远为健全的农业经济来取而代之。令我宽慰的是，您那番结语显示，您对这些提案内在的问题看得十分透彻。您指出“采取此类强制手段”何其艰难，一点不错；您说当今日本并不存在那种足以“凭强制手段剥夺（农民）耕作权”的条件，也一点不错；您还说“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民，与土地改革之前的农民已大不相同”——这话同样说得对。我也赞同您的看法：规模过小的农场经营体制确需变革与改良，而这些改良“若听任自然过程去演化，恐怕难以指望成功推行”。最后，您说“要实现农业结构改良……其难度将大于土地改革”，此言也断然不差。
综上所述，我毫不怀疑，您和诸位同仁绝不会抱着“一切都得一举改尽”的心态去对待这个问题。身为一名老改革者，出于您已阐述得十分透彻的那些理由，我自己也最不愿这么做。
读您这份文件，我看得出，来自非农业方面、要求改动个体所有权那些最要紧保障的压力，恐怕相当可观；但我确信，比起那些将直接受变革波及的农民自己的意见来，这股压力分量要轻。
所谓农民之中，大半生计其实来自农业之外的那一部分，缩减其人数原是个稳妥的主意——只要能以最小的痛苦去实现。这需要审慎斟酌，不可对任何被认定已不再有用的农业或半农业群体施以经济上的惩罚。倘若能找到办法，把那些真正规模过小者淘汰出去，那么富裕的日本理应替这笔账埋单。
一种“富有弹性”而又“自由”的农业经济，是个诱人的念头，可这样的目标，在日本，一如在别处，几乎无从企及。更有弹性，可以；但若想把日本农业里一切僵固之处统统抽走，那纯是白费工夫。我疑心，“自由”农业这个念头，是城市、工业、商业催生出来的，又靠日本工商贸易近来那些惊人的发展喂养长大。它背后藏着一个谬见，即：凡工业上办得到的，哪怕粗糙一些，农业上也照样办得到。说来也怪，这倒让我想起列宁（Lenin）的那个论断——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卡车这“三位一体”，将几乎抹平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根本差别。可就连苏联那三十三年间严酷的强制手段，也未能做成此事。
最后，我再一次审视您这份报告，有一个显著之处格外扎眼：“改良农场经营”的拥护者们——包括我十分敬重的东畑博士（Dr. Tobata）在内——似乎把日本农村近年来所达到的那份格外繁荣的景况撇在一旁不顾。人由此得来一个错觉，以为农民正处于困顿之中。不止如此，一个不熟悉日本当下农村情形的人，或许还会生出另一种印象：这份繁荣里透着几分虚假，据说其中大半是拿国库来贴补的。果真如此，那又该怎样解释农业生产的持续而不断攀升，怎样解释个人在土地改良上持续而增长的投资，怎样解释农用资本设备的骤然激增？一言以蔽之，“改良农场经营”的鼓吹者，又该如何解释日本农业在不到十年里那全然空前的现代化？这结果分明是强盛之征，而非孱弱之象。
围绕这个题目，我还有许多话可说，多半是读了您的报告之后，用以厘清自己想法的。对于那种主张过于激烈地改动土地改革既得成果的论调，我提了几个问题，也道出几分疑虑，还望您不要见怪。个中危险在于：这些成果说不定会被改得荡然无存。倘若乡村眼下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已臻的成就，竟以一套效用可疑的新方案之名而遭受重创、甚至断送，那对日本将是可悲的一天。
再一次，得您音讯，我实在欣慰；我这般放言评点您的文件，想必您会宽宥。我还想补一句：这封信，您尽可以按您认为最妥当的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