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官员给同事们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农民争论如何分配摊派下来的粮食定额时，你在一旁倾听，就能学到很多。笔者的基本方法正是如此：笔者倾听了俄国政治活动家为避免粮食供应危机而展开的热烈争论，并从中受教。这场政策辩论，集中了他们那一代几位最出色的经济头脑；如今他们的祖国正为他们洗清斯大林时代强加的种种恶毒罪名，这令笔者深受鼓舞。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已经被平反，看来格罗曼和苏汉诺夫不久也将获得平反。笔者还要感谢一些不那么知名的资料来源：多林斯基、马尔托夫斯基、佩舍霍诺夫、奥尔洛夫、卡冈诺维奇、弗拉基米罗夫、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普尔，以及《粮食供应与革命》杂志的撰稿人。这本书里，恢复多于原创。
1980-1981年，笔者在苏联的研究得到了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列宁格勒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和莫斯科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了笔者巨大的帮助。最后一章提出的一些观点，曾在韦尔斯利学院的思想史座谈会上讨论过。理查德·米勒的精心编辑，使最终定稿更见准确、清晰。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希拉·莱文对本书及其作者，始终是一位耐心而不断给人鼓励的朋友；如今一想到这部书稿，就不能不想到她。
这部作品的初稿是笔者与汤姆、简、凯特琳和尼古拉斯·厄利同住时写成的；笔者深深感谢华盛顿特区的朋友们。
凯特琳·厄利学走路的时候，笔者在学写一部学术著作：只能盼望笔者日后的成就比得上她。乔治·威瑟斯给笔者的帮助，远远超出了朋友间寻常的情分，在此只能致以远不相称的谢意。在笔者长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中，玛格丽特和克里斯·科布勒、朱莉·斯科菲尔德以及他们美好的家庭，始终是笔者不可缺少的一处安稳依托。
本书得益于几位细心而怀有善意的读者。笔者的妹妹诺拉·李赫近乎笔者理想中的读者：挑剔而又投入的非专业人士。她专业的文字编辑功夫和对这一主题的热情，大大改善了本书的表述。在专家读者中，加州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给了笔者宝贵的建议。笔者亏欠最多的是维多利亚·博内尔和威廉·罗森伯格。他们两人都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者出主意，无非是要让读者读到尽可能好的书。笔者从他们那里不仅认识了俄国的动乱时期，也认识了何谓学术共同体。
这本书是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研究生训练的产物，笔者有幸与一群杰出的研究生和老师同时在校。在笔者的老师中，笔者特别感谢哈里·埃克斯坦、斯蒂芬·科恩和理查德·沃特曼，他们都力图传授这样一种意识：比较的眼光与历史的眼光相互依存。笔者欠罗伯特·C·塔克的人情最大：凡是一个学者能帮助另一个学者的方式，他都用来帮助过笔者，从借书给笔者、给笔者真正睿智的忠告，到在困难时刻予笔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笔者在智识上对他的亏欠超出了苏联研究的范围，任何读过《领导的政治》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笔者在这个项目上做的年头够长，有了比较的依据，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项目有朱莉·康明，比没有她要好。她对任何一个句子的毛病都毫不留情，对这本书的整体精神却又慷慨有加。定稿收尾照例是一阵忙乱，她却使这一切显得近乎平静。想到笔者今后写的一切都将同样受益，确实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