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动乱时期

穷人的痛苦是不容易承受的；这种痛苦已经在王国的许多地方激起了他们对政府的公开蔑视，并产生了最大的政治弊端之一——用直接武力来统治的必要性……。我们经常讨论我们应该如何繁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存下去。

塞缪尔·约翰逊，写于1766年那场粮荒之际

[在那些日子里]即使是理性的论点，在一个带枪的人那里也会更容易被接受，只要这个人也是工人或农民。

一位粮食供应官员，1923年

1924年，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被撤销，其职能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接管。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是1915年成立的粮食供应特别会议的直接继承者。特别会议在1917年产生了粮食供应部，该部又成为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的基础。考虑到制度惯性带来的时间滞后，动乱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便是有一个中央特别机构，专司平时本属常规的粮食供应分配工作。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的消亡，也终结了其短命刊物《粮食供应与革命》的出版。动乱时期的创伤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记忆。

但是，动乱时期留下的伤痕不可能轻易忘记，1914-1921年的这场剧变，深深影响了苏联此后的整个发展。回过头来看，这场剧变首先表现为加速社会崩溃的离心力和加强重组的向心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动乱时期特有的不稳定性和不明确性：今天还是建设性力量，明天就是破坏性的；对权威的反抗转变成对权威的支持；为加强中心而制定的政策引发了边缘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霍布斯式抉择。动乱时期介于崩溃和重组两种可能性之间。每一种可能性，都给行为强加了一套自己特有的逻辑。崩溃的逻辑类似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而重组的逻辑则类似于一个拥有普遍认可的权威的国家。肯尼斯·沃尔茨很好地描述了这两种逻辑：

在一个自力救济系统[如由崩溃产生的系统]中，每个单位都要花费部分精力，不是为了推进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发展自卫的手段以对抗他人……。在每个时代和地方，自力救济的单位——国家、企业或其他什么——都被告知，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为系统的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狭隘界定的利益而行动……。然而，问题就在于，在既定的结构性约束下，理性的行为并不能带来想要的结果。由于每个国家都被限制在关心自我的范围内，没有人能够关心系统……。 “关心自我！”是国际事务的必然律令。

只要一个领域是正式组织的[或重组的]，它的单位就可以自由地进行专业化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用操心面对他者在场的情况下维持其身份和保障其安全的手段。它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专业化，因为它们没有理由担心随着专业化而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专业化！”是国内发展的必然律令。¹

动乱时期的基本不确定性在于这两种逻辑中哪一种会占上风。这引出了霍布斯式抉择的重要和困难所在：如果中央权威有机会发挥效力，就支持它，但如果中央权威似乎无效，那就破坏它并自顾自保。对许多参与者来说，这种困境不仅仅关乎个人利害，也是一种痛苦的道德抉择。²

霍布斯式抉择在俄国动乱时期被强加给所有社会团体和阶层。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集团，都倾向于把走向无政府崩溃的动力归结于民众的冲动，并把这种动力解释为“蒙昧”或“小资产阶级心理”的产物。但精英们自己也无法避免无政府主义的自力救济逻辑。在缺乏统摄性权威的情况下，无论军队师团、产业、阶级还是地方，所有社会单位都被迫诉诸同样理性、同样无政府的自力救济行动。反之，在厌倦了流血、匮乏与极端不确定的民众之中，重组也拥有深厚的支持。

分解和重组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万物分崩离析”，是中心崩溃前的时期；（2）“中心难以为继”，是离心力占主导地位的崩溃时期；（3）“粗暴的野兽”降临，是向心力开始占上风的重组时期。这些从叶芝的《第二次降临》中借来的标题，可以直接适用于俄国的动乱时期。在描述第一阶段（从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时，笔者写得再好也超不过流亡经济学家鲍里斯·卡多姆采夫1918年底在英国所写的文字。卡多姆采夫认为，崩溃的基本原因是事实上的封锁，将俄国从世界经济中剥离出来。

[封锁的]全部威力不会立即升级。最初的症状看起来并没有导致巨大的国家灾难；人们对它们不屑一顾，并将货物的缺乏归咎于 “坏政府”或 “贪婪的投机者”。但是，在封锁造成瘫痪的地方，尽管政府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打击投机，生活必需品一个接一个地从市场上消失；价格开始上涨；家庭预算失去了意义、比例和稳定性；生存变得不安全……。封锁跨越了所有的边界，深入到每个公民的家中，在每个公民早晨醒来时向他打招呼，与他一同进餐，并在他工作或者休闲时暗中陪伴他；它催促他上床，陪伴他的梦境。

人们的整个生活变得虚弱；风俗和习惯必须不断地改变，以适应新的商品价格。群众开始抱怨；不满情绪像干草中的火苗一样，迅速蔓延到整个国家；它仿佛标记着夺目的大火、饥饿暴动和暴力一样，消耗并摧毁了公民秩序的纽带……。我们认为政府会介入，对全国的食物进行配给，但为了满足最狭隘的配给要求，必须从某个地方获得某种供应；更不用说政府机器本身也与公众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因为官僚机构的仆从受高物价的影响并不亚于任何劳动社会主义者。社会结构从上到下都出现了裂痕——--国家急切地希望部长们来修补它。精力充沛的部长们以电影胶片般的速度更迭，频繁更迭本身又为混乱火上浇油……。

封锁毁掉了俄罗斯帝国这个巨大而又非常复杂的经济有机体，迫使人们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形式……。在战前，一间学生教室就能装下所有的分离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俄国的经济土壤逐渐失去了健康生长的能力时，分离主义这株明亮而有毒的杂草就像暗淡的火苗一样蔓延开来……。

封锁非常有效地打碎了旧秩序，但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秩序。³

这就为第二阶段“中心难以为继”，即从1917年初到1918年中期的阶段做好了准备。1917年2月沙皇政权崩溃后，卡多姆采夫设想中的离心式“分离主义”变成了羽翼丰满的多重主权。人们更熟悉的双重主权概念集中在希望完成革命的力量和希望阻止革命的力量之间的冲突。⁴多重主权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的社会问题，而是所有权威和领导权都面临分裂的政治问题。1917年，一位发言者警告土地总委员会，“你们拖延[土地改革]的每个小时，就意味着新共和国的建立”。⁵正是这些新的共和国，这些相互竞争的政治权威中心，在动乱时期提出了根本挑战。

临时政府并没有长期保持住重组权威的有力竞争者地位；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甚至很难被称为其他政治力量相互对抗的舞台。⁶佩舍霍诺夫描述了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前后的形势：

1917年2月27日，旧的国家政权被推翻。取代它的临时政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它只是政权的象征，是政权理念的载体，或者充其量是它的雏形……。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也是建立新国家秩序的主要障碍。随着布尔什维克的掌权，他们可以说是结束了任何有效的俄罗斯国家政权，[因为]实际上没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威。任何人只要想，都可以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立法。驻扎在彼得格勒瓦西里岛区的利托夫斯基团向全俄国发布了法令——当然，即使在张贴这些法令的瓦西里岛区，其权威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

斯莫尔尼[布尔什维克新政府所在地]的立法权威只是稍微强一点。它甚至并不总能让其法令在公共场所张贴。即使在彼得格勒，我们一开始也会溜达进革命法庭[针对 “革命的敌人”的惩罚性机关]，就像进入一个正在上演新的诙谐闹剧的剧院。法庭本身显然对自己的实力没有把握，起初主要限于 “公开谴责”。⁷

这种权威崩溃的维度对“粗暴的野兽”这一重组阶段构成了根本挑战。向心力一直存在，但现在它们面临着额外的挑战，即在巨大的离心力面前，几乎从无到有建立一个新的中心。必须用现有的粗糙方法建立一个新权威。1917年，临时政府中的自由派和温和派社会主义活动家，被一种在承平年代会被称作私刑暴徒的手段扫地出门。但在被列宁称为“剥夺剥夺者”的时期之后，出现了另一个辩证否定的时期：给私刑者上私刑。

在坦波夫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发生的插曲，象征着整个俄国都在发生的事情。一支红军分队驻扎在村里，负责的军官担心农民士兵会融进他们的“本地自发势力”。一位视察的官员过来重建纪律。首先，他让士兵们在严寒中立正等待一段时间。然后他走出来，对他们发表如下讲话：好吧，你们这群猪猡，你们可能觉得现在还是1917年，那会儿军队还归首席说客克伦斯基管。嗯，时代已经变了。我给负责的长官下了严格命令，出格者一律枪毙，如果他不执行这一命令就会被逮捕。视察官员随后要求提供最严重的罪犯的名字，当这七个人站出来时，他用鞭子抽打他们的脸。因此，通过在传统的沙皇方式中注入苏维埃革命的残酷活力，权威得以重建。⁸

俄国社会的大部分实际损害是在这一阶段遭受的。有些人由此得出结论，是布尔什维主义毁灭了俄国，而不是像“动乱时期”的概念所暗示那样，是被毁灭的俄国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⁹但这等于说，在房主A占有时，房子只受到了地基被锯开这一相对较小的损害，而在房主B占有时，房子却倒塌了。经济和政治崩溃的条件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维持城乡经济联系所需的工业品生产，到1916年底已经出现了短缺。到1917年夏末，政治权威已然瓦解。¹⁰这一背景解释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股破坏的离心力何以能获得如此大的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股重组的向心力，其成就是何等充满悖论。

粮食供应危机是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相对强度的晴雨表：第一阶段日益增长的分离主义，第二阶段充满能量但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自力救济，以及第三阶段实现的粗糙但充分的重组工作。粮食供应政策的进程也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些推动崩溃或重组的力量来源。虽然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将分别研究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永远不应忘记，在这两个领域运作的力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崩溃和重组：面包

有这样一套机构，其在俄国的崩溃有可能使大部分人口失去面包，却没有一个词能够统称它们。在当时的每个发达国家，这些机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调动粮食。这样的调动不仅需要来往于重要经济枢纽之间的运输系统提供物理流动性；还需要由信贷和商品销售系统来创造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流动性。尽管这套被称为市场的错综复杂、不断演变的实践体系或许已创造出这种调动潜能的大部分，但它一经存在，便可被国家直接利用。

灵活性是这些调动机构在世界大战的巨大压力下生存的关键。正如R·G·霍特里所写的那样，“一个习惯于工厂纪律和生产过程的共同体，在产业雇主的领导下，加上适当的行政和技术人员，……便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一旦成长起来，它就可以自己转向新的任务。”¹¹在西方国家，科学、产业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精英在世界大战前已经合作了几十年，在战争期间，市场和官僚机构的混合体能够进行总体战动员。在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管理共同体能够、也确实转向了新的任务。但只有在与世界经济保持一定联系的情况下，国内管理的灵活性才会有效。¹²

在俄国，先是事实上，然后是法律上的封锁状态，比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大得多，而国内的产业—管理共同体则不那么灵活。¹³这种局面使经济崩溃几乎不可避免。有许多力量，或有助于、或阻碍可靠的经济重组，它们都在粮食的生产与分配中显现出来（见表1）。

表1. 影响面包危机的力量

只有当粮食生产者有动力和资源将他们的活动引向全国性网络时，全国性粮食调动机构才能运转。动乱时期首先影响到经济中那些最依赖整体凝聚力的部分，也就是最依赖原材料进口、信贷和运输的部分。¹⁴与农民生产者相比，大地主庄园总是更倾向于市场，但到了1918年，由于缺乏一个可靠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也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来买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的毁灭。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敌意，地主农业也很难在动乱时期生存下来。

留下来的农民生产者的首要动机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而继续生存。只要布尔什维克坚守他们的承诺，只拿走超出个人消费和继续生产所需的余粮，这一首要动机就没有受到损害。尽管列宁在1921年承认，有时拿走的东西不止是余粮，但这并不是定额摊派政策的一部分。如果布尔什维克确实系统性地拿走余粮之外的东西，那就既残酷又短视，因为这将使农民失去下一年度生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粮食。¹⁵自酿伏特加的持续生产和繁荣的黑市表明，在大多数地方，仍有余粮在生产者的控制之下（见表2）。¹⁶

表2. 自由市场在食品消费中的份额

1919年城市工人家庭和其他家庭消费中自由市场采购所占的百分比份额。

原始来源：《统计年鉴，1918–1920》，第1卷，第8、16、24–25页。

资料来源：L·萨穆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最初模型：原则与理论》（布达佩斯，1974年），第18页。

各级政府试图确保给予农业生产者足够的物质激励，但随着动乱时期的推移，成效变得越来越差。这一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队需求和封锁的影响（俄国的农业设备一直依赖进口）。鉴于在极端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下补偿所需的估价总是任意的，在给予农村的东西与从农村取走的东西之间，无法做出精确的价值比较。1920年，布留哈诺夫用官方的固定价格来断言，1918-1919年，农民得到的比他们付出的多得多（这凸显了当年采购工作不力），1919-1920年的数额基本持平，只有在这之后，国家才真正成为农民的债务人。弗鲁姆金写道，交换物品的价值仅相当于摊派数额的五分之一。¹⁷这个数字很低，但考虑到常见定论，即从1918年开始，布尔什维克无偿夺取粮食，与其说杯子是空了五分之四，不如说它还有五分之一是满的。

虽然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增加工业品供给方面几乎无能为力，但这些物品在乡村的分配确实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政策更多取决于政治重组而非经济重组的需要。1918年，集体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征集起一个征收粮食的强制机构，而不是为了激励扩大生产。在引入定额摊派之后，商品交换被用作对未缴纳粮食税的罚款。一部分货物按定好的数额拨出，按人头发放给农民，这个数额与交付的粮食没有关系。如果农民和他的村庄履行了粮食义务，他就有权得到这些货物，否则就一无所有。

鉴于没有任何物质激励去生产超过消费标准的产品，价格水平可能看起来无关紧要。尽管通货膨胀失控，经济混乱，直到这个时期结束货币还是提供了某种激励。中央官员不断提高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固定价格，而地方官员对货币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随着1920-1921年经济进入最后的尾声，货币激励的力量被削弱了。但货币仍然是城乡之间的核心纽带，印钞厂从未停止运转。¹⁸

工业品之所以重要，不仅是作为一种激励措施，而且是直接作为生产资源。农民农业能比地主庄园更长久地熬过这场风暴，但即使是农民也不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设备终究会损耗，再也无从修理。早在1917年，农民就害怕弄断镰刀。¹⁹农民生产者即使不需要新的犁，至少也需要废旧金属、马蹄铁、钉子、煤油和用于碾磨作业的袋子。

长年的战争和内战也开始影响到人力和牲畜等活的生产资料。世界大战造成了大量的人力消耗，国家的农业只能靠农妇来维持。牲畜因为军事干扰、征购和干旱而严重受损。损失最大的地区是那些内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区，而不是那些通常要承受强制摊派负担的地区。²⁰当1920年和1921年干旱袭击广大地区时，供来年收成的种子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特别是由于运输危机而加重。到那时，问题已经不在于农民是否会生产出余粮，而在于他是否能够生产。

土地的稀缺并没有像设备和牲畜那样造成生产的瓶颈。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土地再分配所引发的变动和不确定性，这种再分配首先是从地主到农民，然后在农民之间进行。布尔什维克很快便接续了俄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努力，通过稳定土地使用权、阻止村社再分配来提供最低程度的保障。除了对集体农庄和平均主义公社表现出一些无效的偏爱外，他们没有能力干涉生产过程，强加意识形态上的理想形式。在辛比尔斯克，卡冈诺维奇甚至告诉工人分队，只有在满足了公民个体的所有请求之后，才能帮助公社和国有农场。²¹更重要的干涉形式是内战期间双方要求的征购和劳役，以及内战战线变动本身所造成的破坏。粮食生产不仅受到经济崩溃的损害，也为这场政治重组的斗争付出了代价。

从生产转向分配，我们要提出一个核心的解释问题：投机是一种重组力量还是一种瓦解力量？笔者从广义把投机定义为任何以私人利润为目的、不受政权控制的中间商活动。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瓦解力量，而且可以为这种观点提供一个很好的理由。投机不仅是对短缺的反应，而且是造成短缺的原因，因为投机者从市场上扣留粮食以抬高价格。它还削弱了国家的管制工作。在革命之前，投机行为就打败了地方管制价格的努力。如果价格定得低于市场价格，货物就根本不再上市，于是爆发了价格战，如恰亚诺夫所描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的肉类战争（见第1章）。革命后，口袋贩子们不仅继续破坏固定价格，而且还因每次只运送极少量粮食而加重了运输力的紧张。这种低效率是粮食垄断的一个基本论据。一本布尔什维克小册子的封面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显示满是口袋贩子的火车运载着少量粮食，另一张显示只有一两个警卫的火车运载着大量粮食。²²投机造成的高价使穷人无法得到面包，导致不满情绪，从而使政治重组更加困难。

左翼和右翼、精英和人民都对投机行为抱有敌意，因此它常常成为核心政治议题。右翼的一个例子是尼·弗·鲁兹斯基将军就糖类问题给粮食供应特别会议的信。鲁兹斯基认为，制糖业的联合组织虽然受到官方的纵容，但“实际上是一个‘辛迪加’，具有这种组织特有的有害属性。最大的工厂是由绝对忠诚者建立的，如鲍勃林斯基、捷列先科、哈里坚科和布罗茨基，但最近在‘联盟’中出现了重新组合，现在有两个犹太人在领导它：格普内尔与阿布拉姆·多布雷。”

鲁兹斯基认为，这些“食糖大王”扣留物资是为了能够谈条件，而民事当局却无所作为。他认为，这些部门应该组建自己的食糖储备，通过竞争打压价格，“瘫痪私人银行的[有害]运作”。（他没有意识到，组建储备的政策会推动价格上涨）。

特别会议对这封信颇为恼怒：一面责备鲁兹斯基诸多失实之处，一面告知他，银行的参与无法大幅变动。²³特别会议确实针对这封信以及其他投诉对银行政策进行了调查。经过对委员们的调查，发现他们在国家银行的贷款政策是否有利于投机商这一问题上，意见大致对半分。特别会议本身的结论是，银行政策不是粮食供应采购中的一个有害因素。²⁴因此，布尔什维克对投机的讨伐，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衍生物，不如说是一种前资本主义态度，为他们与俄国政治共同体其余成员所共有。在苏联，与英国中世纪法律相类似的反“侵占者”、“阻挠者”和“报复者”的法律至今仍留在法典之中。²⁵

把投机作为重组力量来辩护的情况要少得多，尽管在动乱时期早期，商业界有时也会这样做。根据这种观点，高价格的真正原因是粮食稀缺，而投机的中间商只是被指责为坏消息的信使。事实上，投机商通过更均匀地分配可用的粮食供应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投机商扣留供应，那只是因为他预见到了粮食将更加稀缺的时候，因此消费者将更加需要他的供应。这样一来，有限的存粮就不会在新收成或新到货补充之前被耗尽。按照这一逻辑，亚当·斯密认为，在竞争性去中心化的条件下，“人民的利益是，他们每天、每周和每月的消费应尽可能与季节的供应完全相称。内陆玉米经销商的利益也是如此”。²⁶

为投机辩护的另一个论点是，政权在接管分配任务时做得很差。政权要在比投机商更短的时间范围内运作，因为消费者会施加直接的政治压力，而且往往是人身威胁。在1917-1918年冬天，摇摇欲坠的新革命政权尽可能快地分配它能找到的任何物资，从而急剧恶化了形势。在1920-1921年冬天，同样的仓促分配加剧了危机。

空间分布给政权带来了类似的问题。投机中间商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在于把稀缺货物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而地方政权只想保住本地区的粮食供应。在整个欧洲，许多形式的人民斗争，都源于当地居民想把粮食留在本地的努力。当国家从私人中间商手中接过分配任务时，它遇到了同样的地方主义敌意，无论是实施禁运的沙皇将军，抗议摊派定额的革命苏维埃，还是比如内斯托尔·马赫诺那样反对中央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的农民游击队。1921年，官员们仍然因为保护“他们的”地区而被逮捕。²⁷

诚然，不受控制的价格上涨给穷人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但即便如此，政权提供的是一个不充分的替代物。配给制度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主要取决于地方政权的主动性：布尔什维克直到1919年才试图使该制度合理化。与之前的政府不同，布尔什维克没有致力于平均主义的配给制度。1918年在各地引入的所谓阶级配给制度，本意是充当一种类似累进税的安排，即让低优先配给类别的人腾出资源，从而减轻高优先配给类别的负担。但尼·米·维什涅夫斯基的研究表明，鉴于低优先类别人数很少，而高优先类别人数膨胀，阶级配给不能达到这些预期。制度的进一步变化倾向于伤害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而有利于“责任干部”（高级官员）、公务员以及妇女儿童（见表3）。²⁸

通货膨胀，也即不考虑实际可用粮食数量的情况下发放配给资格，在配给系统和市场中都有发生，因为印制货币和配给卡，总比供应人们凭票应得的面包要来得容易（见表4和5）。在1919年和1920年，当局试图通过引入“预留”或保留配给来保障那些从事高优先级别工作的人，从而使配给制度贬值，实际上这是在创造一个新的特权阶层。那时，布尔什维克正在从“社会保障”原则转向利用配给制度来强制执行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换句话说，把配给制度作为市场的替代品。²⁹

表3. 分配原则的变化

（彼得格勒每周配给的比较：(a) 实行阶级配给之前；(b) 阶级配给，第一版，1918年夏季；(c) 阶级配给，第二版，1918年11月。）

配给（以卡路里为单位）

资料来源：尼·米·维什涅夫斯基：《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组织分配的原则与方法》（莫斯科，1920年），第40页。

在指出政治性分配的缺陷时，支持投机的理由最为强有力，正如在指出市场分配的缺陷时，反对投机的理由也是最为强有力。但是，与其问政治性管制还是投机更具有破坏性，不如问为什么国家和市场没有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协同运作。³⁰在这一点上，不妨拿它与曼科尔·奥尔森笔下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格兰作个比较：

表4. 黑麦面粉的价格（卢布／普特）

资料来源：S·G·惠特克罗夫特：《苏联的饥荒及影响死亡率的因素》，CREES讨论稿，SIPS第20、21号，第26–27页。（比率已据原资料修正。）

原始资料：《统计公报》，1921年第1–4期，第210页。

ᵃ 原文中的数据没有可比性

表5. 顶级配给类别的通货膨胀

1918年彼得格勒阶级配给各类别的人口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尼·米·维什涅夫斯基：《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组织分配的原则与方法》（莫斯科，1920年），第35页。

中间商发挥了有用的功能，且对高价格没有任何责任，对中间商的迫害无疑使价格体系的有效性远远低于它本来能发挥的效果。暴民对磨坊主、面包师和粮食经销商的设备所造成的破坏只能是有害的。承诺对那些以高于他们支付的价格出售粮食的人进行法律惩罚也是如此……。因此，不仅是英国没有能力发展出一个有效的控制体系；政府和人民也没有足够的经济知识来使价格体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³¹

如果投机意味着对市场提供信息的反应，那么它同样染上了动乱时期的种种不确定与扭曲。在仔细研究沙皇官员对银行的指控后，斯·斯·德莫斯捷诺夫认为，银行的责任源自他们缺乏政策，所以他们只是跟随并放大了市场波动，从而加剧了市场混乱。³²正是这种混乱导致了对投机的夸大反应，如鲁兹斯基对破坏活动的反犹主义指控就是一个例子。破坏贸易网络的不仅仅是动员压力；许多公共活动家和官僚决心把动员当作一个绝佳机会，取代他们认为是寄生的中间人。后来，当动员压力更加极端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贸易网络仍然存在。即便如此，投机者和口袋贩子在将粮食运到最需要的地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粮食供应危机的总结表明，帮助和阻碍经济重组的力量都很强大。削弱生产基础和破坏国民经济团结的力量似乎占了上风，但国家和民众都在继续为恢复经济而斗争。虽然这些努力往往看起来是悲剧性的相互对立，但它们成功地保障了经济重组的可能性。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的重组在先，这种可能性仍将无法实现。

崩溃和重组：权威

由于很难研究权威危机的整个过程，笔者将通过粮食供应政治来阐明布尔什维克的成功这一具体问题。但这不是传统的问法，即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赢？笔者要问的是，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设法重组政治权威的？这一调查将把重点从权力竞争转移到任何主权权威竞争者都要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上。

用佩舍霍诺夫的话说，当中央“可以确保它的命令会不受特别扭曲地传达到它领土上的任何地点，而且几乎任何地方都有遵守并执行这些命令的机关”时，就可以说存在政治权威了。³³政治权威的积极前提是存在一个政治阶层，可以依靠他们来执行决策中心的命令。新政治权威需要新政治阶层，其基础是新的招募来源和作风、权威关系和领导作用，以及对其政治使命的新定义。³⁴消极前提是没有一个重要的替代权威中心。有效的政治权威可以是仁慈和温和的，也可以是无情和镇压性的，但无论哪种情况，它都不能容忍多重主权的状况；就像利维坦一样，它必须是压倒一切的。

积极前提可以称为学习，因为新政治阶层必须经历一个快速的学习过程，在此过程中采纳一套政治公式、建立一套机构，并实现工作步调一致。笔者将把消极前提称为忠诚：不必是至死不渝的忠诚，但至少是承认政治权威是唯一合法的。要获得这种忠诚，需要克服消极抵抗，即不愿意服从命令，以及积极抵抗，即试图建立替代性权威中心（见图2）。

图2. 政权危机的影响因素

导致政治权威瓦解的一个因素，在于对有效应对农业俄国粮食短缺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所知甚少。这场危机起初使经验丰富的沙皇官僚困惑不解，继而又难倒了接替他们、更缺乏经验的活动家。但是，除了这些慌乱与失误，笔者还想强调一个引人注目的学习过程：正是通过它，这些活动家摆脱幻想，学会了治理。在俄国政治文化中，总督方案和征集方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实际问题的战略，将使我们能够追踪这一学习过程。在每个政府治下，都有一个从征集方案到总督方案的过程。在沙皇统治下，产生粮食供应特别会议和对所有粮食交易实行固定价格的战略被里季赫的定额摊派所取代。临时政府从粮食供应委员会执行垄断到总督方案的转变，在其垮台时仍处于萌芽状态。布尔什维克从粮食供应专政转向定额摊派。

这一循环重复了三次，因为每个新政府都认为前政府的失败是由于不愿意持续和彻底地实施征集方案。因此，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推出了更加激进的征集方案。要征集的人群，越来越往民众的底层深处去寻找，直到把最贫穷的农民和工人也囊括进来，同时把昔日的财富与教育精英排除在外。民众的信任，要靠越来越激进的措施去赢得。随着贫农委员会的引入，布尔什维克试图以那些从前几乎没有参与过乡村生活、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成员为据点，建立一套全国性的集中制机构。临时政府把农民称呼为公民，实际上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和国，政府属于人民，所以交出粮食吧，农民公民。布尔什维克称呼他为同志：“农民们！工人帮助你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快帮助工人从富农那里夺取面包”。³⁵

征集方案的黑暗面是破坏活动论。当政府遇到敌意和阻力时，即使征集派认为它已经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也必须为这种反常现象找到一个解释。总督方案的倡导者很容易将困难归咎于破坏者，但他们不太受破坏活动论的诱惑，因为他们对群众热情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抱太大希望。破坏活动论的危险在于产生一种幻觉，即“黑暗势力”是解决紧迫问题的主要障碍。

在沙皇统治下，反派阶级仅限于投机性的粮食经销商，某种程度上还有贪婪的地主。临时政府统治下的征集派扩大了名单，囊括了抵制经济管制的暴利商人和认为粮食垄断威胁其生活方式的农民店主。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把反派阶级的范围扩大到一个世界性资产阶级阴谋，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到来感到恐惧，决心用“饥饿的枯手”扼杀它。富农成了魔鬼的化身，他的贪婪与阶级敌意，就是乡村拒不合作的根本缘由。

将富农视为粮食供应困难的主要源头，导致富农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当据称掌握在富农－中间商手中的大量粮食储备未能出现时， 富农开始意味着高效的农民生产者，与战前这个词的内涵形成鲜明对比。但粉碎富农并没有解决粮食供应危机，事实上反而造成了许多新的困难。如果到头来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被宣布成为地方官员或巡视委员的合法猎物，那么为什么要辛勤劳动生产？

在粮食供应官员当中，也有一股抵制这种歧视的反向倾向。1918年，奥尔洛夫指出了“贫农——粮食运动的助手——[到]可交易粮食供应的实际生产者，即大部分中农和尚未脱离土地的富农”的转变。³⁶在随后的几年里，粮食供应机构越来越看重生产能力，也把值得依靠的贫农和不值得依靠的懒汉区分得更加清楚。³⁷这一发展在1920年底达到了顶点，“勤劳的所有者”被封为圣人，列宁承认布尔什维克在反富农斗争中冲昏了头脑。³⁸

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对比，因为雅各宾派的经济管制是建立在对经济困难的破坏活动理论之上的，据此，粮食生产者和投机的中间商被视为自觉的革命之敌。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导致雅各宾派放弃了他们自己对自由放任的偏好，并在1793年引入了一个被称为最高限额的全面价格管制纲领。最高限额所要求的经济集权和恐怖时期的政治集权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的过度都导致了雅各宾派在1794年的垮台。³⁹布尔什维克及时设法修改自己的破坏活动理论，避免了类似的命运。

学习的过程修改了布尔什维克最初的政治公式中对破坏活动的强调，也促使机构从简直糟糕透顶（1918年和1919年初）演变到勉强够用（1921年）。佩舍霍诺夫观察到，

布尔什维克重建国家机器的时间甚至比重建军队还要长——并不是因为这项任务本身有多困难，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入手。他们长期以来试图让国家机器具有阶级性，这是无济于事的。在每一个地方，他们一次次地建起，又一次次地拆毁；建了又拆，拆了又建。观察家被迫说：“无论你怎么练习，你都不会成为音乐家”。的确，在他们当中一个像样的“音乐家”也没有。但他们一点点地学会了，在他们当中甚至显然出现了一些人才。⁴⁰

1918年征集乡村贫农，或许可以辩解为朝着从无到有建立村级征税机构迈出的一步，但政治代价过高，而且没有办法将贫农委员会纳入到全国性机构。布尔什维克从贫农转向中农，这种转变反映在从强调无产阶级化作为改善机构的秘诀，转向了强调职业化。

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自由受到了政治限制。奥尔洛夫在1918年夏天就已经指出，不可能采取自由粮食贸易政策，首先是因为无法想象布尔什维克的步枪会被用来保护粮食经销商免受饥饿的无产者的伤害。⁴¹的确可以说，如果沙皇政府发现这种保护穷尽了它的政治手段，那么人们还能从一个不稳定的新革命政权那里期待什么呢？1920年，粮食供应官员认为，粮食自由市场是不可容忍的，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机构很弱小，没有能力抵御私人交易商的竞争。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松动，不仅是因为经济复苏已经成为一种可能，而且还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可用的税收机构，以及奥辛斯基在1920年所说的那种有纪律的民众。⁴²

机构的建立既是一项政治成就，也是一项管理或经济成就，因为它依赖于政治阶层预先达成的团结一致。在实践中，有效团结的标准是粗略的，即避免困扰每个其他俄国政党和政府的根本分裂和宗派冲突。列宁的《怎么办》对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几乎没有解释，而这种团结既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同时也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壮举。⁴³在粮食供应政策领域，布尔什维克的成就可以通过观察瞿鲁巴作为粮食供应委员的稳定任期来衡量，与他的前任相比，他们中没有人（在克里沃什因之后）持续超过几个月。这种稳定并没有深入到机构中去，正如省级粮食供应委员的数字所显示的那样。⁴⁴团结的党就像一根橡皮筋，让这个粗制滥造的机构不至于垮掉。

除了学习如何治理外，政治阶层还必须确保非精英阶层的忠诚。粮食供应危机在许多方面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但饥饿本身既不是离心力，也不是向心力。虽然布尔什维克时期的粮食供应状况比摧毁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粮食供应困难要糟糕得多，但布尔什维克往往能够利用饥饿作为支持的来源。在敦促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小册子中，列宁断言，无情地使用粮食供应权力可以解决怀疑者所预见的主要困难之一，即克服“资产阶级专家”的消极抵抗。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充足的储备来系统地执行这一政策，而黑市总是提供了一条逃避的途径。然而，政府雇佣所附带的配给权利，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至少能保证社会上其他敌对群体最低限度的合作。也许从更微妙的角度来说，为了粮食而依赖国家，甚至有助于瓦解人们反抗的意志。一些参与其中的观察者说，接受配给所隐含的堕落，促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士气低落。⁴⁵

特别配给被用来在布尔什维克视为其天然选民的那些阶级中巩固支持。其中最首要的是红星配给，这是给予红军人员及其家属的最优先配给。保罗·杜克斯讲述了与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小伙子的会面，他加入红军只是为了配给。安德烈·维辛斯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红星配给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⁴⁶

配给政策还通过向民众诉诸阶级敌意和破坏活动论来加强忠诚。所谓阶级配给的最初设想是只给各类“资产阶级”提供半份配给；实际上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粮食。但阶级配给的象征意义依然存在：显示资产阶级类别的配给卡是贱民身份的徽章，有效地宣布此人不受法律保护。阶级配给某种程度上正是孟什维克C·O·波尔图盖斯所说的相对富裕化（与马克思的相对贫困化概念相反）：虽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了，但以前的精英阶层却降得更低。斯维杰尔斯基曾经给出统计数字，显示工人家庭所得的惨淡饮食比其他家庭略微好些，并评论说：“是的! 在苏维埃俄国，饥饿和需求还没有被征服。但在苏维埃俄国，工人不再为了资产阶级的利润和繁荣而挨饿”。⁴⁷因此，如果说破坏活动论在导致灾难性的政策错误时是一种离心力，那么在获取民众支持时则是一种向心力，所以即使布尔什维克有此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放弃破坏活动论。

在内战期间，由于白军和红军之间摇摆不定的战线往往也是余粮区和缺粮区的分界线，粮食供应危机在布尔什维克成功克服积极抵抗方面发挥了未被重视的作用。在列出21个缺粮省份和24个余粮省份后，阿尔斯基指出，所有缺粮省份都在布尔什维克的持续控制之下，但余粮省份则只有五个。波尔图盖斯认为，“这场‘战争’不过是饥饿者一方发起的惩罚性粮食供应远征和持有粮食者一方发起的粮食供应抵制。”⁴⁸

农民的分化在1917年已经变得明显，这种分化并没有给所有竞争者以同等的力量。白军控制区的农民在保护他们的粮食，而红军控制区的农民要么自己是净粮食消费者，要么是在难以忍受的重压之下的生产者，除非并且直到外围地区被征服。当白军发动进攻时，他们往往迅速取得进展，深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土，但随后他们会崩溃，撤退得甚至更加迅速。造成这种格局的一个原因是，白军将领正在从粮食丰富的地区向粮食贫乏的地区转移。因此，白军控制区的农民在国家的重新统一中得到的只有损失。⁴⁹

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鼓动性口号承诺，当外围地区被征服时，粮食供应的困难将会结束。海报上宣称：“只有红军才能给我们面包。邓尼金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没有粮食。只要红军发起进攻，苏维埃俄国的面包就会多起来。”⁵⁰

动乱时期最后的危机出现在1920年，布尔什维克在兑现这些承诺时遇到了巨大困难。1920年夏天，中央政权拼命通知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官员，“涉嫌逃避[义务性]脱粒和交付余粮的公民，以及允许这种逃避的所有中央政权责任代表，将作为工农革命事业的叛徒，被判处没收财产和集中营监禁”。⁵¹但是，一旦度过了这场政治危机，尽管发生了毁灭性的饥荒，布尔什维克又可以依靠广泛的支持，因为人们意识到任何现存的权威都比进一步的起义和内战产生的混乱要好。

一旦政治权威牢固确立，忠诚就不会因为1921-1922年伏尔加河地区的最后一场饥荒悲剧而动摇。正是动乱时期所造成的损害，使严重干旱的自然灾害变成了社会性饥荒灾难。迟迟未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单一政治权威，由此累积的压力放大了伏尔加地区的脆弱性。1918-1919年，干旱地区供应了近60%的国家采购，占国家采购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无法获得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供应意味着，当外围地区无法达到预期时，这些省份一次又一次地承受打击。布尔什维克官员承认，饥荒的严重性部分归因于这种非常规的压力。⁵²饥荒的严重性因交通瘫痪而加剧，这使得无法采用沙皇政府通常的办法来处理反复发生的干旱。但由于饥荒发生时，动乱时期在大多数方面已经过去，政治权威已经成功地重组，所以它没有导致进一步的崩溃，尽管它夺走的生命比以前所有的粮食供应困难还要多。

克服动乱时期特有的“可怕的知识匮乏”需要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布尔什维克能够跨过他们自己对治理工作和俄国人民本性的无知，而社会也反过来认识到权威所在，因为无休止的竞争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展现了他们可以坚持下去。在崩溃和内战造成的悲剧和冲突中，这一建设性的过程不应该被完全遗忘。

定额摊派的作用

定额摊派被用来回应经济和政治崩溃，但难以判断它是否真的有助于重组，还是导致继续崩溃。只有在认识到动乱时期所带来的困境之后，才有可能做出判断：经济崩溃增加了政府面临的挑战，而政治崩溃则减少了应对挑战所需的资源。

表6. 各时期对直接税的依赖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阿·列·瓦因什泰因：《征税与缴款》（莫斯科，1924年），第118页。

经济崩溃，也即缺乏交换物品和纸币贬值，意味着必须以直接税的形式征收粮食（见表6）。这种必要性给政府带来了艰巨的任务，事实上，这个任务远远超过了战前沙皇政府所面临的。直接税只是沙皇税收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地方需求而征收的（见表7）。⁵³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对消费品征收间接税，这使得它能够在不妨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增加收入。⁵⁴虽然人们常常认为，沙皇政府利用税收机制从农民那里榨取粮食用于出口，但实际上在没有经济激励措施的情况下，并没有这样做的机构。

表7. 战前各国对直接税的依赖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阿·列·瓦因什泰因：《征税与缴款》（莫斯科，1924年），第128页。

表8. 乡村内部的定额摊派

（单位：战前卢布）

资料来源：阿·列·瓦因什泰因：《征税与缴款》（莫斯科，1924年），第71页。

摊派作为一种直接税，必须以实物形式收取。任何实物税的分配都难免不公平，谁恰好拥有所需实物，谁的负担就会最重。在定额摊派的情况里，不同规模的农民农场之间不可能按一致的原则来分摊负担（见表8）。到1921年，大约有15类食品被征税；即使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征税似乎也是令人恼火地没完没了。⁵⁵

实物税是最没有效率的税种，需要最庞大的机构来征收。这是1920年政府机构扩张的一个核心原因。1920年1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雇员人数为147,500人；到1921年1月，这一数字为245,154人。1921年的粮食供应税并没有扭转这种格局，只有在过渡到货币税之后才出现了人员减少。⁵⁶

表9. 1920—1921年按类型和省份划分的税收负担细目

（每户家庭，按战前价格计算；中央统计局预算调查）

资料来源：阿·列·瓦因什泰因：《征税与缴款》（莫斯科，1924年），第66–67页。

注：这些数字应被视为最低程度的近似值。

摊派只是政府施加的税收负担的一部分。表9显示了强制劳动义务的重要性：包括为公共事业提供运输、救济红军士兵家庭、砍伐和运输木材、维护道路、清理铁路积雪等任务。中央强加的摊派可能与地方出于军事和其他需要而增加的数额相当。⁵⁷阿·列·瓦因什泰因的计算表明，与战前税收相比，绝对负担大幅增长，相对负担增长甚至更为显著。即使我们把战前总额加上相当于革命所废除的租金和其他款项的数额，相对负担也还是增长了（见表10）。

表10. 战前与动乱时期的税收负担比较

资料来源：阿·列·瓦因什泰因：《征税与缴款》（莫斯科，1924年），第116页。 注：净收入等于每户毛收入减去种子和草料。

因此，征收沉重的、直接的实物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政治崩溃并没有使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些。经验不足、立足未稳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无到有地建起一套机构，并向迅速变得不再一味盲从的民众征收重税，而在此之前，革命似乎曾承诺会减轻税收负担。

人们通常认为，定额摊派促成了经济崩溃：由于布尔什维克拿走了全部余粮，农民没有动力去播种超过自己消费所需的粮食。但是，即使布尔什维克没有拿走一普特粮食，农民也没有理由生产超出个人需要的东西，因为不可能用粮食来获得所需的物品。相反，如果布尔什维克拿走了更多的粮食，但同时又提供了等量的工业品，那么农民就会更愿意放弃他们的余粮。事实上，在商品荒的条件下，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要求才提供了生产余粮的动力，因为布尔什维克开始威胁要削减已经很低的消费标准，迫使农民播种。1920年底的一项呼吁警告农民，不要将播种量降低到自己的消费水平：“既然这是一个关系到共同利益的问题，无论如何国家都会拿走刚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份额，但区别只在于，受苦的人将是那些故意想着只为自己播种的人，或者是那些希望靠别人的劳动为生的懒汉。”⁵⁸

有人可能会说，定额摊派的征收是不够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摊派绝对数额即使在其高峰期也低于沙皇政府或临时政府的粮食采购量（见表11和12）。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收甚至远没有达到布尔什维克那些有点武断的目标。但前政府的实际征收量和布尔什维克自己的目标都强加了不相关的标准。的确，任何统计计算都无法告诉我们在动乱时期的环境下，合理的表现标准会是什么。

表11. 粮食采购，1914—1920年（单位：千普特）

粮食和草料总量

资料来源：尼·德·康德拉季耶夫：《战争与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及其管制》，第244–245页（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材料）。

注：1919年8—12月各行末两列在原表中为合并单元格，1919年与1920年同值。

表12. 摊派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米·伊·达维多夫：《争夺粮食》（莫斯科，1971年），第167页。

农业生产的下降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标准，但伊·阿·尤尔科夫已经证明，它更应由生产资料短缺、而非定额摊派造成的激励匮乏来解释。在主要农业区，每张犁或每单位畜力的播种面积几乎没有减少（见表13和14）。农民显然并不缺乏动力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设备。⁵⁹

表13. 每张犁的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资料来源：伊·阿·尤尔科夫：《党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80年），第21页。

原始来源：《新道路》，第5卷，第1部分（莫斯科，1923年），第88页、第620页。

定额摊派之下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由于从农村拿走了东西，不如说是由于没有把任何东西放回去。这一失败的原因是战争和事实上的封锁：农民所需物品的生产和进口的大幅下降发生在1916年（见表15）。⁶⁰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都不得不与这种崩溃的后果作斗争，这首先导致缺乏交易粮食的动力，后来又导致缺乏生产粮食的能力。

表14. 每单位畜力的播种面积

资料来源：伊·阿·尤尔科夫：《党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80年），第24页。

原始资料：《新道路》，第5卷，第1部分（莫斯科，1923年），第70页、第621页。

表15. 农业机械的生产和进口（单位：千金卢布）

资料来源：伊·阿·尤尔科夫：《党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80年），第11页。原始资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1931年农业机械化计划》，第2期（莫斯科，1922年），第5页。

因此，通常认为定额摊派政策应对农业生产的下降负责的说法，忽略了动乱时期的可怕困境。没有工业的复兴，农业也注定要衰亡，而没有繁重的、无偿的粮食征收，工业也不可能复兴。尽管农民农业在这些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它比城镇经济遭受的损失要小，这一点从人口流动（人们大量地从城镇迁回农村⁶¹  ）以及粮食消费中可以看出（见表16）。在这种情况下，定额摊派的强制贷款是一种经济重组的力量。

表16. 城镇与农村的消费差异

（成人每日食物摄入量汇总，单位：千卡）

资料来源：S·G·惠特克罗夫特：《苏联的饥荒及影响死亡率的因素》，CREES讨论稿，SIPS第20、21号，1981年，第35页。

判断定额摊派的好坏，不仅要看它所施加的负担的大小，还要看它作为一种征收方法的成功与否。直接税的必要性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日常生活前所未有的入侵；实物支付效率低下，分配不公；劳动义务使人想起农奴身份，也是地方专断的诱因；中部省份不得不被征收超额税款；工业品匮乏意味着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退化；黑市带来的利益是非法的，也败坏人心的。在艰难的条件下，摊派方法试图节约行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极其有限的货物基金的影响，并减少动用强制在政治上造成的昂贵的副作用。

像前政府一样，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不得不量布裁衣，正如瞿鲁巴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梦想放在一边，甚至要把原始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有力的经济集中化放在一边。起初作为妥协性临时措施的定额摊派，被证明是一个相对可行的征税机构的基础。就像所有的中间商一样，粮食供应机构被那些交出东西的人和得到东西的人所诅咒，而由此产生的负面印象仍然主导着我们对它的看法。然而，平心而论，应把它算作一种重组的力量，它尽管方式粗暴，却成功地执行了中间商机构的任务，将货物从低优先级的用途转移到高优先级的用途，或者用一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话说，从饥饿者那里取来，送给更饥饿者。⁶²

动乱时期的革命

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像1914年至1921年间发生的动乱，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长时段的原因完全决定了短时段的事件，这些事件没有独立的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短时段的危机及其内部动态才有长时段的影响。第一种观点可称为纯粹的革命观点，第二种观点可称为纯粹的动乱时期观点。

纯粹的革命观点，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源于将人类进步视作稳定和渐进的启蒙哲学。它对这种哲学没有异议，但增添了抵制进步的保守因素。这一增添导致了张力也即“内部矛盾”的稳步增长。用革命观点中无处不在的出生意象来形容的话，新社会的元素在旧社会的子宫中慢慢孕育。需要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以清除保守的阻力，并允许无阻碍的成长，但这个新社会的诞生就像人的出生一样，只有出问题时，它本身才在因果上具有重要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革命可以进行得很好或者很坏，但很少有人认为革命事件本身具有根本的创造性意义。⁶³

正如布尔什维克发现的那样，纯粹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对革命过程本身效应的分析。在革命形势的标签下，列宁描述了一场实际革命的必要前提，如可能在新社会完全成形之前发生的统治精英危机。他还认为，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急剧加速的学习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工人和农民获得了更深入的阶级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列宁认为，革命危机教给人们的道理是正确的。认识到革命危机本身会产生长时段效应，是布哈林的革命生产成本概念的基础。这些观察为革命观点的修改提供了基础。

与此相反的极端，即纯粹的动乱时期观点，则隐含在托马斯·霍布斯的一个强调之中：他把建立一种支配性政治秩序，视为最基本的创造性社会行为。虽然霍布斯的作品经常被认为是非历史性的，但可以从中得出一种历史理论，其中历史变革的基本节奏是由秩序的崩溃和重组决定的。接近这种霍布斯观点的理论家有弗雷德里克·特加特和皮季里姆·索罗金；他们都认为对于解释重大社会变化来说，正常时期发生的渐进式变化往往不如流行病或入侵等灾难来得重要。⁶⁴

这种纯粹的观点也需要一些修改才能发挥作用。俄国的事件不能脱离被称为工业主义、现代化或资本主义传播的世界历史变革来理解。这一变革也许可以纳入动乱时期的观点，将现代化视为一场巨大的全球动乱时期，迫使社会进行自我改造。⁶⁵另一处修改来自于这样的认识：无论是崩溃还是重组，都不能脱离一个社会过去的内在发展所创造的弱点和资源来理解；正如加埃塔诺·莫斯卡所说，新建筑通常是用旧建筑残骸中留下的材料建造的。⁶⁶过去的遗产包括激发起政治和社会重组事业的革命愿景。不过，要判断对某种特定重组图景的忠诚究竟是离心力还是向心力，通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些修改使两种观点趋于接近，但根本的视角差异依然存在。马克思和霍布斯各自将1914-1921年的事件视为一出戏剧，但这出戏有不同的悲情。一方会把它看作是辩证地向更高阶段的痛苦过渡，另一方则将其视为一个尚能运转的社会的崩溃，以及一堂关于秩序之必要性的惨痛教训。或者，就《圣经》中的原型而言，一方看到摩西击败了既有社会的力量，带领受压迫的人民摆脱奴役，在寻找应许之地的过程中给予他们新的制度，并为最终建立更先进的政治秩序创造条件；另一方则看到诺亚在灾难即将到来时匆忙建造一只小方舟，试图尽可能多地拯救注定失败的旧社会，在洪水上涨时过着被剥夺的、贫穷的生活，并在洪水退去后在一片被破坏的土地上重新开始。

从更实际的学术角度来看，这两种观点归结为不同的旨趣和提问方式：一种观点侧重于革命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种观点侧重于崩溃和重组。因此，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择与经验的产物。回忆录和小说让笔者相信，动乱时期的观点更接近于经历过实际事件的人的观点。⁶⁷笔者还想说的是，动乱时期的观点会引出更准确的解释。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将把自己的探究结论与来自革命观点的解释进行对比，这种解释侧重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概念。在这项研究中，笔者避免用战时共产主义一词来形容1918-1921年期间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它是事后发明的，以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把它重新引入来描述1921年之前的目标和方法，有很大的不合时宜的风险。⁶⁸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有许多不同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革命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堕落为压迫性的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如何从革命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正如米哈伊尔·沙特罗夫1988年创作的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所说：“十月是一个纯粹的春天——是内战把它搅浑了。”⁶⁹

对这些问题的最合理和最有依据的答案之一是“国家化”的过程。⁷⁰根据这一思路，内战使布尔什维克在言行上重新强调了国家的权力。不仅政治方法，而且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也变得更加集中和威权。虽然新经济政策代表了列宁和其他人向旧的更温和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回归，但新的国家主义观点最终在斯大林时代取得了胜利。

国家化的解释建立在许多确凿的事实之上，然而这些同样的事实放在动乱时期的完整背景来看是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当然对国家有很强的信念，但这种信念很难说是由于内战。正是这段动乱时期，导致了对国家管制社会的重新强调，这早于布尔什维克且几乎涵盖了整个政治光谱。1916年12月，自由派彼得·司徒卢威已经将俄国社会视为一个被围困的堡垒：

这场战争不取决于武装的有生力量冲突，而是取决于在相互围困或封锁的条件下整个国家组织的竞争……。我们必须对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和谐的、经过充分考虑的组织，以符合无期限战争的目标……。战争的问题[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全面组织问题——经济、政治，也许最重要的是精神问题。⁷¹

司徒卢威认为，这个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对全国的力量进行登记，而政治解决方案则需要信任和对反动分子的清洗。

这种国家主义概念体现在粮食垄断上，这是布尔什维克从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直接拿来的想法。早在1917年5月，缺粮地区的代表就认为，“我们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粮食供应的国家化”，根据这一原则，“只存在对国家的义务和向国家索取的权利”。⁷²粮食垄断本身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狂热攻击，而是1921年之前所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布尔什维克从未放弃过粮食垄断的理想，也即国家控制所有粮食交易，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

说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一个国家化的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强烈支持国家。他们对国家的热情既来源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也来源于俄国的政治环境。列宁对国家消亡的设想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国家机器对群众的民主征集将克服国家的强制和异化性质。但正如征集方案的概念所表明的那样，在征集派的心目中，这种意义深远的民主化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制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事实上这两者被认为是相互促进的。征集方案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者；尼尔·魏斯曼描述了“自由派所珍视的目标，即通过一个遍布省城到乡村的民主化地方自治会的等级链条来平等地团结全体人民”，这样一来，权威和主权就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⁷³

虽然布尔什维克从其他党派手中接过了国家经济管制的纲领，但他们顺应了1917年和1918年的民众情绪，声称粮食供应困难，源于由阶级敌意所激起的蓄意破坏活动。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在1918年春天的粮食供应专政中转化成为政策。与内战时期相反，给这一时期贴上温和的标签并不符合轻易可得的修辞证据，例如列宁著作中对富农一词的使用。从1918年1月开始，这些提法的暴力程度不断增加，在1918年8月达到了杀戮般的高潮。随后，列宁的反富农力度迅速减弱，直到1920年12月他可以承认，布尔什维克在反富农斗争中已经冲昏了头脑。⁷⁴如果说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攻势是要回归什么，那就是1917年和1918年初的破坏活动论和阶级斗争激进主义。

内战的穷困确实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把巨大的负担强加给农民，但正因如此，他们唯恐超出必要地激怒农民。动用强制手段并无顾忌，但目的从生产关系变革等革命目标转向国家独立和经济复苏等国家目标。动用强制的方法从阶级斗争方法转向更传统的方法，如集体责任。1918年11月的一项法令显示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压力下态度的演变。它宣布政府希望让“劳动农民有可能履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义务”；它把富裕农民定义为1919年2月1日以后持有余粮的人，也就是说，不是从阶级而是从履行公民义务的角度出发。⁷⁵总督方案的概念有助于揭示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常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那就是将强加残酷的负担与为实现共同目标提供合作并置起来。

国家化假说也导致了对国家建构过程不妥当的负面评价。对官僚的蔑称，如“官老爷”和“机关官僚”，使右翼和左翼的观察者都无法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唯一比官僚主义太多更糟糕的是官僚主义太少。⁷⁶建立一个有力的国家机器是H·G·威尔斯所说的俄国再文明化的必要前提，我们不应该对布尔什维克方法之粗暴感到惊讶，而应该对他们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相对可用的国家机器的成就感到惊讶。⁷⁷

与国家化假说相反，笔者认为内战时期不应该被斥为战时共产主义，而更应以肯定的眼光，被看作一群极端主义革命者摆脱了毫无经验的状态，承担起解决复杂国家问题的责任的时期。然而，笔者远不否认，动乱时期有许多长时段的破坏性后果。事实上，说动乱时期在过去和未来都投下了阴影也不为过，因为战前俄国的许多发展都是为即将到来的考验时期做准备。许多观察家指责战争切断了俄国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矛盾的是，如果没有战争的威胁和沙皇创造现代国家力量源泉的勉强决策，这种体现为工业、城市化、教育和中产阶级职业化的演变确实会很微弱。⁷⁸

动乱时期投向未来的阴影是由社会的衰弱造成的。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也许最能说明健康状况的衰弱：1919年的发病率比1918年高74倍，比1901-1910年期间高515倍。⁷⁹根据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的说法，饥饿“可能间接导致了1918年收获和1922年收获之间发生的大部分死亡率激增”。他通过展示死亡率变动和莫斯科、彼得格勒和萨拉托夫的价格变动所显示的面包稀缺性之间的一致来支持这一说法。⁸⁰

道德和心理上的衰弱是由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中废除既定秩序所造成的。伯克曼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动乱时期即将结束时来到俄国，他对支配性秩序的瓦解感到振奋：

在政治和经济、社会和道德方面废除既定秩序，试图用不同的东西来取代它，这是人类需求变化和人民意识觉醒的反映。对他们来说，革命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它意味着生活的完全错位、主导传统的粉碎、公认标准的废止。习以为常、循规蹈矩的生活步调被打断，习惯性的标准变得不可用，以前的先例失效了。存在被迫进入未探明的航道；每个行动都要求自力更生；每个环节都要求新的、独立的决定。典型的，熟悉的，都消失了；以前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一致性和相互关系也被溶解了。要创造新的价值。

革命的这种内在生活，也就是它的唯一意义，几乎完全被研究俄国革命的作家们忽视了。⁸¹

也许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更普遍的反应是皮季里姆·索罗金所表达出来的，他写道：“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变成了一系列痛苦的惊喜和奇妙的变化，弥漫着持续的不确定性”。⁸²

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性对新的政治阶层产生了影响，他们把意志的统一奉为堡垒，用以抵御那股在动乱时期显得格外强大的离心力。当斯大林真正想震慑精英时，他警告说反对活动会导致重新爆发内战。⁸³导致坚决要求党内团结的，既不是列宁主义学说，也不是1921年的反派别活动决议，而是对那个时期的共同记忆，当时的党似乎是一艘重组的方舟，受到无政府状态和崩溃的洪水威胁。

动乱时期不仅仅对新的政治阶层产生了影响。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笔者在1988年写下这些文字时，这本小说正在苏联首次出版）揭示了它的广泛影响。⁸⁴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认为，麻烦始于战争。宣战后，“一切都开始走向毁灭：火车的运行，城镇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的基础，以及道德意识的根基”。日瓦戈将战前生活中舒适的新事物，即进步感和现代性（包括革命的希望），与战争爆发后残酷地强加于人的另一种新事物相对照。因为正常生活的“人为中断”使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人物辗转俄国各地，渴望回家并恢复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最强烈的梦想，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战争开启的这个时期，有一个核心侧面，就是米留科夫深感可怕的那种知识匮乏：“城市里的人们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知识匮乏时，就像孩子一样无助，它把所有既定的习惯都赶出了道路，在自己周围留下一片荒地。”对定居生活的这种连根拔起，起初给日瓦戈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但后来却感到空虚。在这种局面中如鱼得水、进而当上领导的那种人，安于平民动荡的气氛，却狭隘而僵化：比起帮助人们活下去，他们更热衷于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也许这种狭隘是必要的，以便在崩溃和动荡中保持某种持续的秩序。

社会秩序的崩溃意味着田地荒置，但并没有失去生命力：“它们在不停地爬行，仿佛有什么肮脏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老鼠成灾。由此产生的穷困意味着这一时期“证实了古老的谚语：‘人对人是狼’。旅人遇到他人便绕路而行，陌生人相遇因恐惧被杀而杀戮对方……人类文明的法则被中止”。除了这种物质与道德上的瓦解，动乱时期还带来了一种更微妙的畸变。帕斯捷尔纳克的关键症候是对语言的误用：先是君主主义的夸张英雄主义，然后是革命修辞。由于现实不再安全可靠，人们不再做自己，而是扮演一个未知的角色。因为他们不再确定自己是谁，也不确定其他人是谁，所以虚伪和猜疑猖獗起来。这种带着两副面孔、随时会暴露的感觉，有时甚至导致了自我指控的狂热。

《日瓦戈医生》描述了激进的不确定性如何创造出一种自动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苏联仍然可以找到。1987年，一位苏联记者E·马克西莫娃写道，让二战失踪士兵的光荣服役得到充分认可的运动对于家人和战友都很重要。她指出，主要障碍是体现在一位官员身上的怀疑态度，他说：“也许你的父亲投奔了德国人，而你认为他的名字应该出现在纪念碑上？”马克西莫娃对这种态度进行了评论：“1930年代，一种扭曲的人性观念从‘个人崇拜’时期的深处出现，开始传播并植入人们的头脑——这种观念认为，根据‘一个人做得出，就意味着人人做得出’的原则，任何人都可能犯任何罪。理想和道德是空洞的废话。今天某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明天他就是一个无赖。”⁸⁵马克西莫娃描述的这些人，在二战中是军官，今天是养老金领取者，在动乱时期则是小孩子。那个时期的不安全感不仅直接地，而且还通过他们周围成年人的焦虑间接地影响了他们。也许她所描述的人性观点不仅仅是斯大林时代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之一。⁸⁶

动乱时期的这些长时段影响应使我们更加尊重那些帮助重组社会的活动家的成就。如果这项研究中有任何英雄，他们就是最不像英雄的那些人：整个时期的官僚和中间商。不管他们的私人动机如何，他们帮助克服了在粮食供应危机中表现得如此强烈的瓦解和消沉。要重建日常生活的结构，要让社会活动重获效力与意义，究竟需要什么，我们这些生活在正常年代的人恐怕难有多少体会。我们理应比平日更愿意，向他们献上同情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