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动乱时期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正在下雪。两个争吵的工人走在我前面。“只要不是饿着肚子就好，”一个人说。“但这种情况会改变吗？”对方说。

阿瑟·兰索姆，1919年于俄国

虽然每个个体农户还没有从革命中看到任何显著的好处或缓解，但总的来说，我们已经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样的时刻：每个家庭将逐月开始感受到一些小小的缓解，将看到并评估革命所给予的东西，并[将理解]生活才真正开始了。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920年春

对于动乱时期的后期，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布尔什维克和农民自1917年结盟后便危险地渐行渐远。只有在1920年底和1921年发生了一系列农民起义之后，布尔什维克才幡然醒悟，推行了迟迟未行的必要改革以安抚农民。

粮食供应政策的实施过程揭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1917年布尔什维克—农民的联盟与相互不理解是并存的，直到1918年，布尔什维克和农民才意识到他们对彼此的理解有多么少。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知识匮乏开始得到克服，从而为引入粮食供应税奠定了基础。1921年的政策变化不是对内战时期成果的否定，而是延续。

布尔什维克在减轻巨额且无偿的粮食征收负担上做不了什么。瞿鲁巴在1919年底认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因饥饿而灭亡，要么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民]经济，但[设法]摆脱我们暂时的困难”。¹就因为这个原因，布尔什维克急于讨好农民。1920-1921年的农民起义表明，他们自觉能为者终归有限。事实是，在1919-1921年期间，粮食供应政策的每一次转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农民不满的回应。

从阶级斗争到国家义务

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观念不合农民的心意，农民强烈不满的是工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物质上的特权地位。坦波夫一次为农民举行的 “非党会议”，曾想把发给列宁的慰问电报措辞从 “工农主权万岁 ”改为 “农工主权万岁”。²因此，“帮助工人 ”的呼吁必然比 “帮助军队 ”弱得多（正如里季赫早先发现的那样）。据报道，有的农民在得知自己的粮食不是给红军而是给附近的工人时，就会想把粮食拿回去。³

布尔什维克试图挑动 “庄稼汉斗庄稼汉 ”，同样招人厌恶。许多农民，而不仅仅是那些不支持政府的人，都觉得这是不体面的。他们还对迫害勤劳者、鼓励懒汉之举感到不满。1920年春，季诺维也夫在一次 “非党农民 ”会议上发言时，不明白为什么听众中有人会对他强烈攻击富农而感到不快。“如果一个富农感到不快，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轮到他了。但你们之中没有富农。”季诺维也夫抱怨说，“当我们摘下城里的富农[工厂主]的面具时，工人并没有感到不快。在农民会议上也必须树立一种态度，把村里的富农当作敌人、蜘蛛和压迫者。”⁴作为回应，农民们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好吧，你们把摊派[的负担]放在富农身上。但是你看，富农并不是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源泉。三年多来，许多人已经干涸了……。当再也没有富农时，你们打算怎么办？”⁵

粮食供应官员从日常经验中找到许多理由，来回应农民对阶级观点的不满。他们发现，富农并不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关键；波塔彭科明确指出，在1919年的沃罗涅日，困难不是来自大多履行了自己义务的富农，而是来自许多中农的消极抵抗。施利希特尔在1920年观察到，在坦波夫，“富农分子 ”没有想过拒绝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命令，“即使有时从常识的角度来看，似乎必须承认这些富农作为公民在某种程度上有商榷这些命令的权利。”⁶这种滑稽而谨小慎微的措辞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公开场合承认富农可能真的有怨气是多么困难。然而，与任何税收官僚机构一样，强大的压力驱使人们把富农视为一头需要保护的乳牛。⁷

官员们还发现，贫农和半无产者更多是麻烦而非坚定的盟友。坦波夫的一位官员观察到，他所在省份的贫农宁愿帮助富农藏匿粮食，也不愿告诉政府粮食的位置。其他官员则将他们视为纠缠不休的消费者和对城市资源的消耗。从革命中获益的贫农，恰恰最容易因内战的种种压力而恼怒，因为这些压力使他们无从巩固刚到手的新地位。⁸

对于许多来自城市的粮食供应官员来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向中农施压，而不是在阶级斗争中充当帮手。波塔彭科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有一次，我注意到一位粮食供应工作者伊格纳特·基塞廖夫闷闷不乐，于是问他：“伊格纳特，你为什么这么阴郁？你生病了吗？”“不，我很好，”他不情愿地回答，并在短暂的沉默后接着说，“这不是好事，你知道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的工作不好。”“怎么说呢？”

伊格纳特开始解释。“我们今天进了一个小屋。我们打招呼，年老的屋主咕哝着回答。妇女向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我转向老人，问他交付了多少粮食。他粗声回答说，他只给了10普特，而且他没有更多的粮食了。他应该上交15个普特。我们检查了仓库。是的，有谷物和面粉等等，但只够维持到下一次收成。我们回到小屋里，向屋主的良知发出呼吁：‘毕竟，你不是富农，你应该在苏维埃政权的困难时刻帮助它。’我们试图劝说他大约一个小时，而他却视而不见，什么也不说。于是我走了，并告诉他，如果他在三天内不交出那五普特粮食，我们就来取。两个女人都开始哭泣哀号。我们在他们的哭泣声中离开小屋。好吧，我可以发号施令，但我的心很痛，因为怜悯……。不，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工作会变得如此困难！”⁹

中农不仅是征收粮食的关键，也是政治稳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官员开始感到，对富农的执念可能是危险的。卡冈诺维奇等中央代表认为，地方官员一面因惧怕富农起义而束手束脚，一面又把中农当作富农来对待，反倒抬高了起义的可能。令卡冈诺维奇大为震惊的是，1919年辛比尔斯克官员告诉他，米哈伊尔·加里宁最近为普及中农新路线所作的巡视不利于粮食供应工作。卡冈诺维奇拒绝将富农视为顽固的敌人；他认为富农 “与其说是经济力量，不如说是心理现象”，应该以此来处理。因此，辛比尔斯克的 “富农情结 ”是 “相互误解 ”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机构本身造成的。¹⁰1920年，列宁更进一步以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我们光想同富农作斗争，却忘记了分寸”。¹¹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都不准备完全放弃阶级观念。富裕农民确实有更多的粮食；他显眼而孤立，除非证明机构能够对付他，否则想从其余农民手中取走粮食便毫无说服力。在列宁发表以上评论的同时，一位地方活动家向他提出了以下问题：“我工作的斯塔夫罗波尔省圣十字县应该在1920年12月1日前上交1000万普特粮食。完成量为320万普特。由于这一糟糕的完成情况，我们加紧了对富农分子的财产没收。因此，我想再问一次：如何进行？执行没收，还是只在极端情况下这样做，以免破坏[农民]经济？”列宁的回答含糊其辞：“只要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不违背你们的共产党员的良知，就放手地像过去一样干吧。”¹²

阶级斗争的言论使波塔彭科等地方官员无法完全汲取经验的教训。如果富农不合作，那就是破坏活动，如果他合作，那也只是因为害怕镇压。当中农不合作时，波塔彭科更同情，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动摇。¹³尽管政策几经变化，破坏活动的观念却依旧像休眠病毒一样潜伏在列宁主义的阶级词汇里，只待时机成熟便骤然复活。

如果说官员们不愿意在自己的思想中完全放弃阶级观念，那么他们在向农民发出呼吁时更放得开手脚。布尔什维克向中农传递的关键信息是基于总督方案的：我们正试图限制对你们的要求，但我们打算获得要求的东西。1919年底的一份党内通知列出了中农的利益：“清算私有庄园，定期提高新收获粮食的固定价格，为村庄供应工业品，并与[我们自己的]地方政权的专横行为作斗争”。通知指出，农民对工业品匮乏的指责是准确的，但也是不公正的，因为短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错。它承认定额摊派确实是一项沉重的义务，但像战争时期的任何义务一样，拒绝履行便会被当作逃兵论处。这个布尔什维克通知使用了与两年前普罗科波维奇相同的逻辑，当时他认为固定价格的翻倍给予了临时政府动用武力的道义权利。¹⁴

布尔什维克的布告并没有忽视绝望的经济形势：“农民，你是不满意的：你没有铁，没有盐，没有布，如果你生病了没有药，没有办法买靴子。你工作卖力，你的孩子也在帮忙，但你的生活却很穷困潦倒。”但是，他们警告说，农民不应该把定额摊派视为这些困难的原因：“反对经济崩溃这一人民的悲剧的斗争的成功，取决于共和国粮食供应机关的成功。”¹⁵

辅助性的论据越来越不依赖阶级斗争的修辞，正如这份1920年的鼓动性主题建议清单所显示那样：

1.定额摊派对共和国的存续至关重要。

2.“红军供给是一个关乎共和国胜利、和平和安全的问题”。为什么胜利对农民很重要？因为 “如果[弗兰格尔]不被迅速清算，他的部队可能会前进，他可能会切断苏维埃俄国与库班的粮食、顿涅茨地区的煤炭和巴库的石油的联系，这会对我们仍然受损的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失。”

3.乡村依赖城镇工业，工业没有面包就无法运转。

4.旧政权实际上 “通过伏特加酒、税收和其他各种方法 ”从乡村拿走了更多东西。

5.以前粮食出口为资产阶级支付商品，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要买的是农业机械。

6.如果农民想一想，他就会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为拿走的东西给乡村提供等价物。

7.摊派的较大部分流向了红军，换句话说，同样流向了农民。这些粮食还流向了在村外工作的农民和遭受歉收的地区。

8.在歉收的情况下，每个农民都与这个保险系统利害相关。

9.定额摊派是苏维埃政权总体纲领的一部分，粮食供应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意味着所有劳苦大众都与之利害攸关。¹⁶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还试图让农民相信，工人不是特权阶级，战时的负担不是以歧视的方式强加的。一本为粮食供应宣传员编写的教科书推荐了以下论据：政府在工人中有一整套“针对自利者和破坏者的镇压系统”。最近反旷工的法律就是一个例子。工厂纪律法庭可以实施一系列制裁：剥夺奖金，然后是剥夺食品配给，最后是逮捕。有罪者要么在工厂里工作以抵消其惩罚，要么被送到集中营服强制劳动：“显然，苏维埃政权对工人中出现的懒汉并不会特别温和。”¹⁷

在他们的大部分宣传中，布尔什维克已经从阶级斗争转向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强加国家义务的观念。用1920年11月《真理报》的一篇社论的话来说，“饥饿是共同的敌人。它并不区分党派和信仰。它以相同的方式折磨着工人、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孟什维克和无党派人士……。只要所有俄罗斯公民都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它就能战胜饥饿。”¹⁸一些布尔什维克甚至开始相信，自己实际上正如所标榜的那样，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为防止共同灾难而工作的民族领导人。¹⁹

创建一套可用的机构

内战期间一位住在坦波夫的沙皇官僚A·列·奥克宁斯基惊讶地发现，尽管苏维埃自治政府已经沦为无权的哈哈镜，但农民在原则上仍然赞成它：

我们的苏维埃是个好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党的人不要干涉我们的事务，以便我们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标准决定我们的事务，党的人不要给我们施加压力——一句话，不要有他们……。

是的，我们准备交税——但请让税赋合理且不要过分，让人还能活下去。另外，我们应该提前知道一个人应该交多少，这样就可以把应交的交清，就这样——不多交一戈比。现在怎么样你是很清楚的：今天我交清了一年来要求我交的，明天看看会发生什么：又是要给这个老板这个东西，又是要给其他人交那个东西。这些老板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把一切都交给他们吗？这种事情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²⁰

说农民只希望独善其身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他们渴望与城镇的经济来往。他们并不否认需要用税赋和其他劳役来支持政府。他们反对的是对待他们的方式：征购源源不断，完全不顾农民的方便，而且还伴随着公然的舞弊和诈骗。正如奥克宁斯基所说，“任何当时生活在俄国的人都清楚，他们会没有理由地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征购’”。²¹

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厌恶因对无能的蔑视而加剧。1920年底，反对派势力在农民中散发的一份文件中，称地方官员 “大多是混日子、低效、无能的人，真正的一无是处……。没有人尊重他们，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政权。”²²农民觉得，理应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确保秩序与民族独立，但他们也惯于指望国家的地方代表多少具备一点起码的能力。他们想要 “真正的政权”。尤其令农民感到愤怒的是，国有农场效率低下却又被溺爱，以及从饥饿的农民手中拿走的食物因储存和运输无能而被浪费掉。²³

农民对粮食供应机构的看法究竟有多准确，1919年春天短命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在一份毁灭性的报告中作了记录：

一系列的报告，尤其是粮食供应机构本身的成果，表明该机构完全没有价值……。工人分队和贫农委员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凝聚和统一的核心，因此他们失去了重点，分散了力量，往往扭曲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

粮食供应机构既没有经验丰富的代理人，也没有快速、清晰的会计系统，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问题出现了：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中央，考虑粮食供应委员会无穷无尽的科室、分科室和局，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景象：纸张泛滥，高层官员被琐碎的信件压得喘不过气来，官僚们没有主动性，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和压抑，对来访者的态度也明显不近人情。²⁴

一个始终存在的诱惑是把机构的失败归咎于破坏活动。坦波夫的农民叛乱，为后来所谓 “破坏主义 ”的哲学提供了一例：“[坦波夫的社会革命党叛乱者]特别注意诋毁乡村的粮食供应工作。在征收摊派时对农民采取的非法行动，以及在民众眼前故意糟蹋粮食供应原料，都是为了挑衅性地唤起农民的愤慨。”²⁵

但在新的政治阶层中，有许多声音对这种类型的解释提出质疑。国家监察报告明确排除了将恶意作为基本官僚体系付之阙如的原因，并对沉迷于“富农”（引号标在报告中）的地方官员大加奚落。²⁶如果破坏活动不是问题，“无产阶级化 ”也不是答案。列宁在很长时间里认为，没有工人的粮食供应委员会完全没有价值。²⁷但在1920年，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了讨论的目的”，拒绝了这种 “红大于专 ”的观点，认为内战迫使经济政策按照红军中与沙皇军官合作的模式，从阶级原则向 “民族 ”原则退却。这篇文章甚至断言，粮食供应专政若定义为仅依靠工人的阶级政策，如今只是一种虚构。²⁸

粮食供应高级官员没有这么直言不讳，但他们也将重点从无产阶级化转向了专业化。他们认为，1918年即粮食供应专政的一年，是业余方法和对粮食供应问题零星突击的一年，即布留哈诺夫所谓的粮食游击主义。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官员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奥尔洛夫所谓的治国技艺。瞿鲁巴1919年在为滥用权力和失败检讨时，甚至含蓄地承认布尔什维克是建立在前政府的遗产之上：“我可以说说我自己，我也有错。我已经在粮食供应采购方面工作了五年，但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这还不够。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工作——但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事实也很重要。”²⁹国家监察报告简洁地总结了这一问题：“离心力很大，而向心力不足。其结果是将机构撕成碎片。”³⁰因此，要在动乱时期这样不适宜的环境中创建一套机构，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为机构的地方成员提供物质支持。一些为数不多可用的交换物品不得不用来交换政治服务而非食品。这种必要性导致了集体交换的政策，即整个村庄而不是个别粮食生产者获得货物。正如摩西·弗鲁姆金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商品数量极少，我们的供应或‘分配’更多的是起到奖金的作用，不是为了交付粮食，而是为了在提取粮食时获得政治帮助。”在粮食供应专政期间，从富有的同村人那里拿到粮食是主要的报酬形式。但中央政权很快得出结论，粮食太少了，不能以这种方式使用，因此只能改以工业品作为报酬。贫农获得的好处不仅是货物本身，还在于掌控分配所带来的影响力。³¹

农民们被告知，由于商品太少，个体交换将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得到货物，而穷人将一无所有。³²但是，采用集体交换并不是出于平等主义的动机：虽然在一个粮食生产区内部的分配可能对实际生产者不利，但区与区之间的分配却使余粮地区获得优待。来自缺粮地区的农民，包括生产者和非生产者，不得不满足于关于国家暂时困难的长篇解释。³³

集体交换政策在机构内部并不受欢迎，因为农民不喜欢这个制度而造成了困难，而且所需的文书工作也令人生畏。但中央继续以动乱时期的逻辑来为它辩护。1919年末，瞿鲁巴在一次省级粮食供应官员会议上说，“甚至不应该谈论个体商品交换——它绝对要被排除掉……。在目前，当我们没有足够的商品，我们的储备没有得到补充，我们靠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为生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未来的形式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代用品，并根据我们的布……，裁剪我们的外套。当火烧起来时，我们不能允许奢侈地进行实验。”³⁴

米隆·弗拉基米罗夫在1921年初撰文，指出一个日益严重的悖论：在摊派的履行率上升的同时，集体交换政策正在失去其效力。交付粮食的生产者往往会撕掉记录村里履行摊派的收据：如果他们没有收到货物，为什么村里的其他人能收到？甚至贫农也开始抱怨，只有当地的积极分子才能得到为数不多的货物。弗拉基米罗夫对粮食征收情况改善的解释是，新的国家政权机构的实力和威信不断增强。³⁵换句话说，随着一套能运转的机构建立起来，贫农的政治服务不再那么有价值了。

动乱时期给新机构的建造者带来的下一个挑战是知识匮乏：登记的梦想已经屈服于在黑暗中行事的现实。该机构很难获得有关其自身行动的信息，更不用说农民的信息了。1919年初，当波塔彭科的工人分队与一个县粮食供应委员会会面时，该委员会惊讶地得知该地区有一个工人分队，波塔彭科则惊讶地得知1919年1月的定额摊派立法。³⁶

关于农民行为的可靠信息更加稀少。摊派定额分配所依据的统计数据完全不充分；地方官员往往不如中央了解情况，甚至比中央更不现实。卡冈诺维奇提到了辛比尔斯克粮食供应委员会如何在1919年夏天为即将到来的收成余粮提出了7800万普特的惊人数字；经卡冈诺维奇施压，这个数字才降到1100万。将摊派胡乱分配给下级的做法充满了政治风险，因为农民强烈地感受到了估价的不公平，有些农民要为每俄亩土地上交三十五普特粮食，而其他农民只需上交五普特。³⁷

在村一级，信息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告密者。相互告发有的是出于阶级仇恨，但更多的是出于集体责任的压力。A·M·波尔沙科夫后来写道，相互告密破坏了他所在的特维尔村的邻里关系：“每个人都互相登记，直至最后一个细节——例如，如果你有一只狗，你会听到人们说，‘你养得起狗，就付得起比我多的’。”结果，不仅是善意，而且狗也从村里消失了。³⁸

多重主权带来了另一个挑战：新政治阶层不仅要捍卫其主权主张，反对其他竞争者，而且还要理清自己内部权威的基本界限。新生的粮食供应机构必须获得足够的政治威望，以对抗布尔什维克政府中的其他力量。一个重要案例是与红军的关系。1918年，新成立的红军部队发挥了与瓦解中的沙皇军队各部相同的作用：它凭借破坏性的自给成为了一种离心力。只是在1918年9月，一个部门间委员会才 “给军队自给的野马套上了缰绳”，该委员会后来完全由粮食供应委员会控制。³⁹但是，在为军队自给提供可行的替代物方面，真正的进展来自于被称作军区粮食委员会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在运作时很少考虑中央的指示，而中央似乎很乐意置身事外。军区粮食委员会通常采用摊派方法，并经常是外围地区新的民事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创建者。回顾过去，粮食供应官员认为，在满足军事供应的特殊要求，同时防止粮食供应政策的双轨制方面，军区粮食委员会取得了巨大成功。⁴⁰

民事机构之间的斗争也同样激烈和粗率。卡冈诺维奇描述过，军事和运输机构的代理人为搜寻木材燃料而涌入辛比尔斯克，征购粮食运输所需的大车，他们不仅使用外表威严的命令文件，还用盐和其他物质奖励，而这些奖励违反了官方规定的运费。如果没有卡冈诺维奇作为中央代理人的特别权威，地方粮食供应机构将无法承受这些打击，他甚至不得不以武力威胁其他民事乃至军事组织。⁴¹

训练有素、可靠的人手匮乏，严重限制了该机构的专业化。中央不得不派出他们不了解的代理人；地方委员会不得不动员任何有点文化的人。⁴²人员的低素质不仅让中央感到愤怒，农民也怨声载道，用约翰·洛克的话说，他们被迫服从于 “另一个人的不稳定、不确定、未知、任性的意志”。⁴³国家监察报告证实了农民的抱怨是公正的，即 “太多产品和商品掉入苏维埃官僚、他们的家人、爱人、熟人以及关系网的口袋里了”。⁴⁴1920年底，施利希特尔观察到，“省粮食供应委员会本身没有找到资源和能力，无法明确区分苏维埃共和国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结果是——这确实很不幸——在民众中，恰恰因为粮食供应问题形成了一种看法，即苏维埃共和国的粮食供应官员什么都能做出来。同志们，情况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真的。”⁴⁵

地方官员很可能回答说，中央交给了他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被告知要尽可能多地将粮食运出省外，但要保持与农民的 “睦邻关系”；要毫不留情地粉碎任何抵抗，但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要毫不犹豫地将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但要让当地居民参与机构工作。

中农手中那点粮食难以搜寻，逼得粮食供应官员索性见着什么就拿什么，料想农民总能靠藏起来的东西糊口。波塔彭科断言，尽管这种没收行为引起了许多抗议，但农民在冬季似乎吃得很好。但他也承认发生了滥权的情况；不管是否滥权，这种压力的政治成本很高。⁴⁶

高层官员试图通过运动方法来改善低层机构的工作。卡冈诺维奇派出了四十名省级高层官员，以激励地方粮食供应官员，使他们摆脱缺乏主动性的业余状态和对地方影响的依赖。⁴⁷在1919年下半年，这一战略采取了粮食供应会议的形式。这些会议由相关的粮食供应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党委的主席组成；粮食供应会议本身由更高级别的代表（通常是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主持。这个新机构不仅有助于运动目的，而且还能在对粮食供应政策不甚了解或同情的国家甚至党内圈子里普及粮食供应政策。

新战略的一位支持者尼·奥辛斯基认为，粮食供应会议可以取代早先由贫农委员会提供的 “消失的据点”。⁴⁸从征集群众参加征讨到征集干部参加有限的运动，揭示了总督方案的日益重要性，其重点是建立一个集中化的、技术上完备的机构，与民众谋得共处之道，并将稀缺的行政资源集中用于优先任务。总督方案还体现在继续倚重中央代理人的强力施压上。卡冈诺维奇对粮食运输中意外出现瓶颈的反应是一个典例：“我开除并逮捕了他们，甚至威胁要枪毙；我派出了全权代表，并且自己到处走动。”⁴⁹

布尔什维克在努力建立一套可用的机构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政治服务找到物质激励，获得足够的信息，防止官僚机构之间的公开战争，限制地方的任意性和滥用。粮食供应官员忠于定额摊派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为了弥补新生机构的弱点而设计的。同样的想法有助于解释他们反对引入粮食供应税。

1921年春天，粮食供应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用粮食供应税取代了定额摊派，并把私人粮食交易除罪化。1920年，没有人为除罪化辩护，然而粮食供应税却有许多辩护者。一位来自库班地区的粮食供应官员列·格·普里戈津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用税收来取代摊派，只需要认识到摊派已经成为一种税收了。⁵⁰但大多数粮食供应官员拒绝了这一建议。

1920年，A·E·巴达耶夫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随你怎么说，我们缺少社会主义的采购模式”，没有哪个粮食供应官员会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使是坚决支持摊派方法的弗鲁姆金也承认，它由资产阶级政府引入，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暂时的需要。⁵¹但弗鲁姆金认为，机构根本就太弱小了，无法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在集体责任的基础上，定额摊派依靠分摊给整个村庄的定额，而税收则是直接分摊给个体纳税人。这必然给粮食供应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即准确的登记工作带来了压力。⁵²在定额摊派之下确实有许多武断的评估，但这是由于登记的困难造成的，而且这同样会使税收系统瘫痪。此外，粮食供应官员预测，大多数农民会声称自己的粮食少于纳税起征点，而将不得不再次通过没收、征购和逮捕等老方法来征收粮食。此外，他们认为，鉴于持续缺少工业品，税收制度本身并不能刺激农民生产超过最低限额的余粮。⁵³

1921年引入的粮食供应税试图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事实上，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一税制接续了长期以来改进机构、消除不确定性的努力。它是精心设计的，不需要精确的数据。个体定额的依据是最粗略的指标：播种面积和供养人数（“吃饭的人”）的数量。其他因素如土地质量、设备数量、劳动力的雇佣和其他收入来源，都被忽略了。⁵⁴

地方官员增加补充定额的倾向是粮食供应税立法所针对的另一个目标。摊派意味着承诺在履行完毕以后不再打扰农民，但列宁本人承认，官员们倾向于不止收取一次摊派，而是两到三次。⁵⁵正如施利希特尔认为的那样，新制度的本质是对旧制度的承诺给予坚定的 “司法认可”。即使在引入税收制度后，也需要中央的全部权威来防止地方官员违背这一承诺。⁵⁶难怪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7月向列宁报告时说，坦波夫的平定运动困难之一是农民对新法令的冷嘲热讽。农民以前听过缓和的词句，现在他们的反应是：“这些是好法令，没错，但在地方上它们或多或少会被重新颁布。”⁵⁷

为了让农民放心，当局在1921年2月已经开始高调整顿地方滥权行为，并对粮食供应官员施以惩罚，以儆效尤。粮食供应官员意识到此时他们被当作了替罪羊，感到愤慨也是情理之中。瞿鲁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为他的人辩护：“是的，在我们中间有许多骗子，我们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们之中也有粮食供应工作的英雄，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⁵⁸

粮食供应税立法设立了地方委员会来监督税收分摊。在立法的初版草案中，这些委员会应该只代表贫苦农民，但很快被改为代表所有类别的纳税人。在对立法的评论中，斯维杰尔斯基特别希望避免给人留下这些纳税人委员会将是 “某种贫农委员会 ”的印象。⁵⁹这些保证反映出了总督方案的逻辑。用官方评论的话来说，“纳税人有义务履行对国家的纳税义务：而国家则有权利启动所有国家强制力，以保证法律要求的履行——但与此同时，国家也有义务向纳税人提供明确的保证，防止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对其造成伤害。”⁶⁰

一位粮食供应官员在1921年指出，定额摊派为征税创造了技术上的前提条件。⁶¹这不仅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套虽然笨拙却行之有效的机构，在1921年的改革之后，该机构能够施加必要的压力而不造成过度的政治损害，收集足够的统计信息以公平地分配税收负担，并实际接收和运输粮食。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政策制定者的重心已经从机构的无产阶级化转向专业化，并在几年内努力克服自己的知识匮乏，让农民有了一些小小的可预见性。

自由贸易除罪化：克服对混乱的恐惧

俄国动乱时期意味着国家对日常生活的干预增加，这不仅是因为国家义务带来物质负担，更是因为新的官僚机构需要人们提供登记信息、填写表格、遵守规定来为它效劳，好让它自己运转得更省事。农民认为这些要求是一种麻烦，反映了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世界观。

在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的小说《獾》中，一个农民叛乱者用关于这个主题的寓言故事来娱乐他的同志们，故事的背景是 “很久很久以前，那里到处宽敞舒坦，空气也更纯净清澈”。当卡拉法特九岁的时候，他告诉他的父亲，国王，你的王国没有秩序。你知道田地里有多少草叶吗？这片树林里有多少棵树？河里有多少鱼儿？天上有多少星星？他开始为每一个都编上号：“他给鱼打上了烙印，给鸟儿发了护照，并把每根草叶都写进书里……。熊日渐消瘦，不知自己究竟是人是兽，毕竟现在他有了护照。”但卡拉法特在试图给星星贴标签时走得太远了，因为当他爬上他命令战俘建造的塔时，塔因他自己的重量而倒塌，他再也不能接近星星了。然而，尽管卡拉法特处于绝望之中，“田野里有甜美的花香，鸟儿为它们歌唱。大自然已经扔掉了卡拉法特的护照，又做回了她自己。”⁶²

粮食供应官员知道这种态度。但是，他们似乎身不由己：即使着手给农民一些东西，也要强推进一步的官僚化。商品交换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18年的小册子中，马柳廷向农民承诺，新的国家政权将 “不允许中间商－商人以任何方式和理由赚大钱”。为了取代这个损耗粮食的中间人，便建立了以下制度。农民交付粮食会得到一张收据，然后将收据交给村里的贫农委员会。当该委员会集齐足够数量的收据时，就会做一个总账，并交给区贫农委员会。在区委会收到足够多的收据后，他们会拟定一份清单，发送给县粮食供应委员会。县委员会凭所有这些收据，会获得一定数量消费货物的调拨。这些消费货物都被送回区贫农委员会，该委员会按照交付粮食数量和居民人数的比例在各村委员会之间进行分配。(没有解释这两个因素是如何结合的）。村委员会不仅向交付粮食的农民发放货物，也向没有余粮的农民发放。到那时，农民想必早已谢天谢地，庆幸布尔什维克摆脱了中间商，摆脱了所有那些 “寄生虫和蜘蛛、商人、经销商和富农 ”。⁶³

国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干扰：将粮食自由贸易除罪化，让私人市场承担起征收和分配粮食的主要负担。税收制度并不必然意味着除罪化。税收制度的实质是在收获之前按个体下达定额，好让农民安心。这一政策意味着个人对余下所有粮食的控制，但它仍然与继续禁止自由贸易并存。1921年春天，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粮食供应税决定，弗鲁姆金正是在支持征税、却拒绝除罪化时讲了这一点。⁶⁴

然而，尽管粮食供应官员愿意以其他方式迁就农民，但他们甚至拒绝考虑除罪化。对于这种拒绝，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虔诚，对动用武力的自满惯性，或者干脆是缺乏想象力。⁶⁵对1920年粮食供应政策辩论的研究并不支持上述任何一种说法，倒是表明：主要动机是害怕失去控制，怕混乱的离心力冲垮那道由粮食供应官员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才筑起来的脆弱屏障。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最大原因是没有在三个议题上做出细致的区分：交换与强制，垄断与自由贸易，以及摊派与税收。在每一种情况下，粮食供应官员的推理都与动乱时期的现实情况紧密相连。

布尔什维克坚持使用物质奖励、坚信等价交换的公正，这一点本似不值得记述，只是西方和苏联的历史学界都经常留下相反的印象。⁶⁶1918年夏天，奥尔洛夫写道，在提出粮食要求的同时，革命国家政权 “努力实施劳动群众长期提出并在[粮食供应委员会]杂志上不断发展的原则，即城乡、工农业之间经济产品的等价交换”。⁶⁷布尔什维克把摊派比作贷款，并非戏言。1920年，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工人到村里帮助收割和维修的 “农民周”运动描述为 “支付粮食和劳动义务的开始……。我们必须向乡村表明，苏维埃政权拿走了农民的余粮，却几乎没有给他任何回报，这只是因为它的贫穷。”⁶⁸

粮食供应机构并没有不屑于使用货币，也即物质价值的标志和象征。如果摊派是一种贷款，那么欠条是以货币形式给出的。到1920年末，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以至于市政当局取消了对某些服务的正式支付手续。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陷入无货币经济，因为国家仍然需要货币来给农民。国家还向工人支付货币，以便他们反过来通过黑市将货币交给农民。⁶⁹1920年，人们担心农民最终会摆脱对金钱的幻想，从而给粮食采购带来不幸的后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农民中任何要求货物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的鼓动都被认为是反革命的。⁷⁰

根据粮食供应官员的说法，正是动乱时期的经济崩溃使强制成为必要。用瞿鲁巴的话说，“我们对农民说，‘把你按定额摊派该交的都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能给的都会给你’。[但是]我们不自欺欺人，也不掩饰我们的付出与收获并不等价的事实。提取农产品的手段是国家强制力”。⁷¹

对强制的坦率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质激励的首要地位：一旦缺少物质激励的手段，除了依靠武力之外别无选择，革命热情和忠诚这种脆弱的支撑当然几乎无法指望。甚至可以说，一旦紧急状态过去，用经济手段获取粮食究竟难易几何，粮食供应官员对此还未免天真。在指出 “每个人都明白，没有办法仅仅通过法令来摧毁苏哈雷夫卡[成为非法市场象征的莫斯科集市]”之后，尤里·拉林继续自信地断言，“当国家有更多的产品[在其控制之下]时，对苏哈雷夫卡的需求将消失，你在粮食供应委员会看到的将是快乐的面孔”。⁷²

1921年向税收制度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使强制成为必需的现实。正如瞿鲁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无论是税收、摊派、垄断，或许是其他的采购方式，采购仍然只能来自于农民的消费规范，[而且]没有人允许粮食从他的嘴里撬出来，而不进行主动或者被动的抵抗”。1921年8月，列宁重申了1918年8月的主张，要求在每个区挑出少数富农处以示范性惩罚。⁷³

如果事实上1921年所必需的强制比以前少，这不仅仅是因为放弃了定额摊派，也是因为定额摊派的成果。证据表明，到1920年末，强制的使用已经下降，特别是在有长期粮食供应机构的地区。许多粮食供应官员在1920年对这种下降发表了评论，粮食供应军的规模自1920年12月开始缩减，印证了他们的说法。到1921年1月，粮食供应军的规模已经不到1920年9月的三分之二。⁷⁴这种缩减似乎很难与1920-1921年的广泛农民起义相吻合。但农民叛乱者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日常的粮食供应行动需要使用武力。1920年夏天，波塔彭科的工人分队在沃罗涅日收工歇业，尽管春天时有邻省坦波夫的农民叛乱者安东诺夫派出鼓动员来制造麻烦。据波塔彭科说，农民们对这些鼓动员说：“如果白军将军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都不能对付红军，你们肯定也不会成功。而至于摊派——我们能说什么呢，它的出现也是因为战争。我们必须立即停止发起战争。”⁷⁵

其他粮食供应官员同意，农民的接受程度关键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⁷⁶农民意识到，政治重组是结束动乱时期的关键，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可行的主权权威候选人。唯有廓清这一根本的不确定，强制方能消退。

强制还是交换的问题并没有预先决定交换的适当形式，也即国家粮食垄断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没有人质疑，从长远来看国家垄断比自由贸易更好。粮食供应税的引入并不意味着这一主张的任何改变，它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真正的问题是战略问题：既然国家缺乏可支配的交换等价物，繁荣的私人市场便不可避免，那么这个市场是应该禁止并赶入地下，还是应该除罪化？⁷⁷

1920年，包括粮食供应税倡导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支持禁止战略。这种共识并不局限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大卫·达林在1920年12月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提议征收粮食供应税，但坚决否认他想要自由贸易。⁷⁸在这个问题上，粮食供应官员与公认意见并无分歧。

粮食供应官员之所以敌视自由市场，一方面是出于对 “投机活动 ”的原则性排斥，而这种排斥为俄国社会广大阶层所共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己在垄断框架之外从事采购的经验。口袋贩运在1920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大约从1919年年中开始，铲除非法自由市场的尝试逐渐变得更加形式化，到1920年年中，实际上已几乎放弃。⁷⁹尽管有这种带有敌意的宽容，口袋贩运仍然是士气低落和腐败的有力根源；所有公民，无论对布尔什维克态度如何，都不得不按照 “不投机者不得食 ”的格言行事。⁸⁰

粮食供应官员有理由怀疑，成群结队的小口袋贩子增加了粮食的供应量。口袋贩运系统本身并没有将新的货物带入流通领域：它主要依靠从国家仓库挪用的物品，因此，正如弗拉基米罗夫所言，国家登记簿上的货物最终出现在投机者的登记簿上。口袋贩子自身既无效率，又拖累了国家系统的效率：他们打破了国家固定价格的纪律，并通过给农民提供替代供应来源而破坏了商品交换计划。此外，繁荣的城市市场向来访的农民证明：苏维埃政权口口声声说城里没有东西可给农民，其实是在说谎。⁸¹

粮食供应官员也对工人们的 “合法口袋贩运 ”感到气愤，他们在不同时期被允许到农村去独自采购一到两普特的粮食。除了常见的口袋贩子造成的所有问题外，休假者（趁工厂休假时采购的工人）还呈现出工人与富农交好、鼓动反对垄断的景象，造成了政治混乱。有时，反对已经超出了煽动的范围：在看到一群休假的水兵解除了一支粮食供应工人分队的武装后，辛比尔斯克一个村庄的农民说：“现在这里才有真正的政权。”⁸²

即使是官方的国家采购工作，如果是在垄断框架之外进行，也有助于巩固粮食供应官员对垄断的忠诚。卡冈诺维奇认为，机构间的竞争使官员们失去了国家的视角；他震惊地看到政府采购机构内形成了中间商的链条。1919年国家在辛比尔斯克采购蜂蜜的事件说明了他的观点。粮食供应委员会与糖果工业总局签订了一份蜂蜜合同。由于委员会没有自己的采购机构，它便与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盟做了交易，后者又与一个名为彼得格勒农业合作社联合会的组织做了交易。该机构与地方组织阿拉泰尔县消费者协会联盟签订了合同。县工会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区和村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雇用了私人采购代理人。最后这些人是唯一与养蜂人取得联系的人。这种错综复杂的安排并没有让卡冈诺维奇反思，也许中间商的存在一直是由于客观的经济环境而不是私人的贪婪；相反，他得出结论，这种蜂蜜采购系统的糟糕结果表明，国家采购应该由单一意志来指导。⁸³

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很复杂。有证据表明，至少首都的工人支持禁止自由贸易。然而，在这些工人坚持关闭苏哈雷夫卡的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封锁分队的憎恨。对这些分队的主要抱怨是腐败导致穷人挨饿而让投机者发财。但是，工人们要求公正的执法，而不是除罪化：到1920年，许多人已被高价挤出黑市，他们现在认为黑市是 “堕落和贪污的来源”。⁸⁴《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把民众的态度总结如下：“是的，群众是支持定额摊派的——但是要农民能交得起，并且没有爆出丑闻式的指控。是的，群众是支持垄断的——但是要一个完全的垄断，不给苏哈雷夫卡留下空间。”⁸⁵当莫斯科苏哈雷夫卡在1920年底最终被关闭时，工人们没有任何抱怨。⁸⁶

因此，粮食供应官员对垄断的忠诚是基于一种植根于自身经验的认识，即 “统一意志 ”是对抗离心力的必要堡垒。⁸⁷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们在征收国家粮食义务的最佳方法这一单独问题上的态度：要么税收，要么摊派。正如弗鲁姆金所认为的，税收是 “原则上不可接受的方法，因为它们排除了垄断”。⁸⁸然而，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并不是出于对国家管制本身的任何偏爱。与刻板印象相反，对官僚主义过度管制的敌意是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1919年关于地方手工业的一项决议指出：“鉴于打破整个手工业的结构，[或]通过过度抑制的管制对其进行重组，将会阻碍供商品交换的手工业品流动，[粮食供应会议]认为有必要将手工业生产[从这种管制中]解放出来。”⁸⁹粮食供应官员对税收制度的恐惧，毋宁说源于一种感觉：粮食供应机构对抗非法市场已是勉力支撑；一旦市场因生产者仍然掌握的余粮而更形壮大，它便全无胜算了。

这种无力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本身的贫困。国家从未能够依靠交换等价物；正如弗鲁姆金在1921年底直言不讳地说，“商品交换过去从未存在过，现在也还是一样”。⁹⁰然而，粮食供应官员一致认为，用斯维杰尔斯基的话说，“无论商品交换的设置多么混乱，它无疑是国家粮食采购业务中最有力的因素之一。”⁹¹至少表明，国家为供应乡村，确实拿出了诚意。

到1921年初，交换物品供应上日益严重的危机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商品交换都变得不可能。瞿鲁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如下统计：乡村收到的钉子数量（四万普特）比战前收到的蓖麻油数量（六万普特）还少。当这句话引起一阵笑声时，瞿鲁巴评论说，虽然这也许很好笑，但同时也是悲剧。⁹²事实上，情况开始呈现出悲喜剧的色彩，因为布尔什维克除了布和钉子等基本物品外，还把手伸向任何能弄到手的东西，送给农民。将要交换的物品清单包括以下内容：⁹³

列宁对这些教堂的钟感到有点歉意，并指出，有些同志希望这些钟很快会被熔化，用于布设电线。但他继续说，至少，国家没有依赖伏特加等有害物品。列宁试图尽量往好处说，断言 “如果经营得法，我们靠化妆品也可以建立大工业”。他总结说，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即使是用化妆品也可以和农民换取粮食。⁹⁴

列宁的讲话引发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戏仿。人们说，现在已经很清楚如何拯救俄国了。当局宣布实施化妆品强制义务。通过宣布开展共产主义化妆品周来发动一场紧急运动。设立比如化妆品工业总局这样的总局（“总局主义”是官僚主义集中化的流行名称）。在《真理报》上插入关于 “反革命的反化妆品政策 ”的文章。然后用三千座教堂的钟来宣布新的繁荣生活已经到来，并等待那些喷了香水、涂了粉和胭脂的农民用釉面陶器把粮食送到饥饿的城市。⁹⁵

粮食供应官员可能会回答说，确实是国家的贫困迫使它采用这里所讽刺的方法。正如奥辛斯基在1920年12月宣布的那样：

人们说：每俄亩都要有明确的比率。而这些话的背后藏着什么呢？[期望]会有余粮，这种自由的余粮将按生产者的意愿使用，也就是说，可以用来自由贸易……。我们没有任何货物基金，[因此]如果周围开始自由粮食贸易，那么任何国家采购——无论是税收还是摊派，随便你怎么说——都将不会有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产品都将流入该通道……。打开那扇自由贸易小门的人，将带领我们走向粮食供应政策的崩溃，走向国民经济的毁灭。⁹⁶

在1920年的背景下，除罪化尚且无从谈起，粮食供应官员显然理据更强。在收获之前给农民下达个体定额，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会使垄断无法执行。即使在1921年，也即有一个除罪化市场的背景下，粮食供应官员的悲观预测也比人们想的更有道理。经济崩溃确实使税收的许多好处大打折扣。国家当时只能勉强维持，因此，降低粮食征收目标的承诺无法实现。1920年还在实行定额摊派时，给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下达的数额已经远低于这些地区预计的余粮，而且由于干旱，许多中部省份的摊派已经被取消。⁹⁷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制定粮食供应税细节的党委首先决定（此时预计有5亿普特的可用余粮），将税额定为3-3.5亿普特，即高于1920-1921年的摊派数字2.85亿普特。在中央委员会的坚持下，税额被降低到2.4亿普特。但税额只代表了将被无偿拿走的数额。为了与定额摊派作真正的比较，我们应该加上国家希望通过商品交换获得的数额，即1.6亿普特。这样一来，国家在1921-1922年要收取的总目标数字为4亿普特。⁹⁸此外，个体税负定额仍然取决于收成规模：宣布了一个包含11个类别的计划表，并且根据与当地收成相匹配的类别来计算每俄亩的税率。⁹⁹

在短期内，税收制度遇到了粮食供应官员预测的其他问题：粮食采购确实崩溃了，自由市场是失控的。希望把许可贸易作为履行摊派的激励，结果证明毫无根据，因为农民把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解释为立即授权各地自由贸易。在1920-1921农业年度的剩余时间里，国家的粮食采购勉强维持。在1921-1922年期间，这种残余的摊派和新税的征收都需要大量使用强制手段。国家试图通过自愿的商品交换来采购粮食，正如预料的那样失败了：事实证明，粮食供应委员会和合作社摇摇欲坠的机构敌不过合法化的口袋贩子，以国家规定的比例进行的易货贸易无法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需求竞争。如果不是赫伯特·胡佛的美国救济署在下半年意想不到的介入，新的粮食供应政策能否承受住伏尔加地区饥荒的挑战，就很难说了。¹⁰⁰

从长远来看，粮食供应官员发现，与自己在动乱时期的经验相反，除罪化的市场不是一种离心力，而是一种重组的力量。除罪化的主要好处，是终结了压制市场所无法避免的种种成本。投机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犯罪，禁止投机的后果与禁止毒品、酒类或卖淫的后果惊人地相似。两位当今的犯罪学家总结了法律禁止无受害人犯罪时 “过度干预”的影响：“刑法是作为一种‘犯罪关税’来运行的，通过提高价格使供应……对罪犯有利可图，同时阻止那些来自合法情况下可能进入市场的人的竞争。”他们认为，由于使用者需要获得现金，这些高价反过来又产生了 “犯罪性 ”效应，这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广泛的犯罪亚文化，并带有浪漫的反叛光环。治安资源被绷到极限，当务之急反遭搁置。由于缺乏投诉者，这些禁令很难执行；任意执法和贿赂盛行。¹⁰¹

取缔私人粮食交易的尝试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影响。如果不实行除罪化，布尔什维克就面临着在容忍腐败带来的政治代价和试图打击非法市场带来的成本之间的双输选择。整个俄国社会的大规模腐败、因普遍憎恨的封锁分队无效干扰而产生的政治不满、个体粮食供应可耻的低效方法，凡此种种沉重成本，大多数本可以一举避免。

粮食供应官员认为粮食市场是国家采购的有力竞争者，而在禁止市场的情况下，它也确实就是这样。但是一个除罪化的市场也可以成为国家的伙伴。它加强了对完成国家任务的激励，使完成任务的回报更加诱人，就像集体农庄的自留地一样：农民只有在交完税后才能公开地、不受干扰地交易。市场也可以为粮食征收和分配的主任务承担部分工作，让国家得以腾出手来，专注于自身的优先事项。

甚至在1921年之前，分配政策就已经开始转变，逐步缩减国家保证配给的人数。与其将现有粮食以无法保障生存的数额，或多或少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不如决定保证（“预留”）最重要产业的工人的生存配给。这种定向供给政策意味着，就其余所有消费者而言，国家已经有赖于市场的存在。除罪化使它成为官方正式政策。当时在粮食供应委员会分配部门工作的安德烈·维辛斯基用阶级修辞来描述这一结果：

所以你看，当国家从包围它的无组织自发势力中撤销了对自力救济的禁令时，它得到了与那些以其名义进行的斗争、为其做出的致命牺牲以及为其构建的未来有关的权利和可能性。

所以你看，国家有权对纠缠着它、抽走它的血液和生命体液的大批资产阶级寄生虫说：“滚吧！自求多福吧! 为了你的胃，利用好你的自由。我与你毫无关系——我的力量、关怀和思想属于另一个人。”¹⁰²

鉴于1920年布尔什维克反对自由贸易的共识，粮食供应官员只有在市场除罪化后才能发现它的这些优势。而且事实上，当我们探究粮食贸易除罪化决策时，便会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由布尔什维克做出的。

由于任何关于除罪化的主张都是禁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提出这种建议，那就是最高层：列宁和政治局。加里宁在1921年春天观察到，如果他在四个月前提出合法化市场的建议，瞿鲁巴会把他送进精神病院。¹⁰³但瞿鲁巴不可能把列宁送进精神病院，于是，当政治局在1921年2月8日作出决定，既要征税，又要允许 “地方经济流通”（瞿鲁巴自己对地方市场勉强的委婉说法）时，他也只得附和。¹⁰⁴

列宁的这一决定，是对解体离心力骤然增强的回应。1920年的歉收意味着到12月，俄国欧洲部分的摊派数字从2.245亿普特降至1.93亿普特（前一年设定为3.27亿普特）。即便如此，粮食供应官员严峻地意识到，农民资源的减少意味着来自农民和地方官员的更多抵抗。对富裕农民的压力增加意味着行政滥权的空间更大。由于交换物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动用武力便再度成了摊派的唯一保障。同时，官员们意识到，更加依赖农民新兵，会使粮食供应军变成靠不住的工具，难以对农民施加必要的压力。¹⁰⁵

布尔什维克充其量只能向工人提供1920年那样的悲惨条件。更有可能的是，由于运输方面的困难（包括货运和铁路），即便费尽艰辛弄到粮食，也没多大用处，而粮食供应官员对此几乎无能为力。1920年末，城市配给过早增加，结果储备耗尽，城市居民的困境似乎令人绝望。到1921年2月，1920年夏秋间观察到的有条件支持正在渐渐消融。随着西伯利亚农民切断铁路线、喀琅施塔得水兵哗变、彼得格勒工人罢工，离心力再也无法遏制。¹⁰⁶

列宁给解体力量贴上的标签是 “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似乎渴望得到粮食供应税的保障。但正如粮食供应官员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自由处置 ”余粮意味着禁止自由贸易是完全无效的。列宁看到了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因此，当他决定 “满足非党农民对税收制的渴望 ”时，他觉得唯有再进一步、把地方市场除罪化才顺理成章。¹⁰⁷

到此为止，征收粮食供应税的决定与早先对疲惫不堪的群众作出的临时让步类似，如允许工人个体采购两普特粮食。粮食供应官员一直认为，这些让步只会加强解体的离心力。但他们所建成的机构好过他们所以为的，而且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现在发现自己不仅能够抵御这些离心力，而且还能利用它们来为重组工作提供更多保障。

因此，这些好处一旦显现，粮食供应官员就比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更能体会其价值。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成为右翼反对派的成员。名单中包括瞿鲁巴和弗拉基米罗夫（他们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去世），以及奥辛斯基，可能还有斯维杰尔斯基。¹⁰⁸应该特别提到弗鲁姆金，他对新经济政策的勇敢辩护被载入了斯大林的讲话中。¹⁰⁹这些人没有表现出对内战时期定额摊派的怀念。

在1921年春天向粮食供应税转变时，布尔什维克仍然希望只在地方层面除罪化市场，这仍然是事实。布尔什维克宣传家罗·阿尔斯基在对新政策的描述中给了市场一个适度的位置：“税收是这样的：在交足一定数额的粮食以满足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后，其余的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置。你可以拿它用来小规模消费，或拿来播种，或喂养牲畜，或用它交换国家产品，甚至在市场或集市上出售。”¹¹⁰布尔什维克很快发现自己守不住底线，只得接受全国性自由市场的存在。因此，使动乱时期结束的真正决定，不是由他们作出，而是由拒绝接受地方市场这半块面包的俄国人民作出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发现了新经济政策，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希望它是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