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没有任何新闻感到惊讶。立即通知我，已经征收多少粮食，发了多少车皮，逮捕了多少投机分子和富农。
1918年6月，列宁对图拉的官员说
1918年5月底，人民委员会议就粮食供应政策问题向民众发出了长篇呼吁。它以这些响亮的词句结尾，阐述了粮食供应专政的基础：“一步也不能偏离粮食垄断！一点也不增加粮食固定价格！不要独自采购！在有组织的粮食供应单一秩序中，所有这些都是坚定的、有纪律的和有觉悟的! 毫不犹豫地执行中央政权的所有指令！不要单独行动！向富农开战！”1
但到了9月，这些勇敢的口号不可能再出现了。固定价格已经翻了三倍。粮食垄断已被正式放宽，以至暂时允许莫斯科工人到农村按每人一个半普特购买粮食。这一措施让粮食供应官员深恶痛绝，他们称之为合法化的口袋贩运。作为更长期的安排，则允许工人分队把所得粮食的一半直接交给派遣他们的组织：这实际上是课以重税的独自采购，而不是国家垄断收购。尽管富农仍被视为人民的死敌，但农民政策的重点已转向农民生产者的 “中立化”，也就是五月呼吁中只字未提的中农。当局已试图约束封锁分队和征购分队，贫农委员会也濒临解散。粮食供应专政留下的唯一支柱是对集中制机构的坚持。
新的粮食供应制度从这个剩下的支柱开始建立起来。笔者把这一制度称为定额摊派制度；它是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实际应用的制度。它建立于1918年8月至1919年1月之间：1918年8月，一系列新法令颁布，以消除粮食供应专政制度已经造成的损害；到1919年1月，全国粮食供应大会宣布，定额摊派将是未来粮食供应工作的基础。
转折点不妨定在1918年8月2日，当时列宁写了一系列 “粮食供应提纲”，指导起草了8月的粮食供应政策法令。布尔什维克不能让世人过分注意他们正在做的事，因为粮食供应专政在春天曾轰轰烈烈地宣布，如今撤退，可能造成政治上的难堪，列宁在八月提纲前言中说，“这些措施一部分应作为法令颁布，一部分作为决定不予公布。”
新制度的大部分特征在列宁的八月提纲中至少有所预示。他的基本目标与春天的征讨形成鲜明对比：“促使尽可能多的农民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列宁继续主张提高粮食的固定价格；更多地使用合作社，更多地依靠商品交换；征收实物税；暂时允许工人获得一个半普特的个人供应量；加强封锁和粮食供应分队的纪律；考虑到铁路工人的经济重要性，向他们让步。他的不情愿，从这些让步处处受限的种种方式中暴露无遗：让步或只是暂时的，或只针对某些群体，或在严格监督下进行，或以其他方式收回。2
因此，新政治路向是在政府高层宣布的，但用于建立定额摊派制度的实际方法来自于地方的粮食供应工作经验。施利希特尔于1918年夏天在维亚特卡省所做的努力，两年后由尼·奥尔洛夫记录下来，揭示了定额摊派方法的早期先行者所面临的问题。3奥尔洛夫首先描述了1918年夏季混乱中粮食供应机制的崩溃。地方粮食供应机构几乎无法运转，城市居民强烈反对任何对地方贸易的干涉，他们对布尔什维克说：“他们自己什么都不给，却插手私人的交付。”城市在罢工，乡村在骚乱。骚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人分队，他们几乎未经准备便被派出，还滥用了赋予他们的权威。这些滥用为针对“那些坐在莫斯科的犹太人和德国人 ”的反布尔什维克鼓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些鼓动在那些 “很容易将苏维埃政权与意外占据征购指挥官职位的醉酒流浪汉混为一谈”的人中间找到了乐意的听众。价格暴涨；1918年上半年，黑麦的价格上涨了178%，燕麦上涨了161%。但农民很快就认识到，货币在贬值，而粮食在升值；最好是抓住后者。
维亚特卡省是瓦解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阻碍采购的主要因素是粮食供应机构本身，它们完全无视上级指示，自行定价。两次省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要求完全取消固定价格。口袋贩运规模惊人，甚至得到了官方保护：当维亚特卡试图建立边境巡逻队时，邻近的喀山省苏维埃提出抗议，甚至派军队来保障口袋贩子不受阻碍。(喀山已经因在其境内宣布自由贸易而臭名昭著）。
6月下旬，施利希特尔作为有特别权力的中央代理人来到这里。可供他使用的力量很少，他很快决定，工人分队不是合适的采购机构。分队可以充当 “真正的力量”（有强制力的后备队），但本身不能充当采购人员。最有经验的可用力量是莫斯科地区粮食供应委员会的17名代理人，该组织由临时政府时期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粮食供应专业人士主导。他们主张建立一个集中制机构，但要求自己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而施利希特尔（他称他们为口袋贩运思想家）却不情愿授权他们。铁路工人的粮食供应组织“粮食之路”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最后，有10至15名 “指导员 ”被粮食供应委员会派往各分队。奥尔洛夫对他们的称许相当冷淡，说他们对光荣的职业生涯感兴趣，而施利希特尔在脚注里连这点称许也收回了，说除去一个例外，他们只是 “毫无价值的垃圾”。施利希特尔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农民的协助，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事情，单纯突袭村庄和武装征购的做法是很糟糕的。”
奥尔洛夫或许有些戏剧化，把定额摊派的想法追溯到1918年7月22日在萨拉普尔斯基县举行的各方力量代表会议。(施利希特尔本人没有出席)。地方官员对无望的粮食供应状况提出了各种借口。登记的工作开始得很晚。需要采取商品交换政策，只是没有商品可以交换，此外，正如施利希特尔的人所说，“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不能实行个体商品交换”。
随后，一个 “粮食供应哥伦布 ”站了出来：县农民苏维埃主席C·A·苏希赫。苏希赫一上来就发表了苏维埃早期特有的、但很快就会过时的声明：他只承认中央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利益相一致的法令。他接着批评了那些不分贫富就抢夺粮食，从而给苏维埃主权抹黑的分队。他指出，地方苏维埃一直成功地以不受控制的市场价格获得粮食，直到上级官员叫停了这一做法。
苏希赫随后提出了以下建议。革命政府应当为革命事业稍稍背离自己的原则。它应该给每个区苏维埃指派一个总数额，并告诉他们，如果这个数额在确定日期之前没有上交，执行委员会人人都要遭殃。用金钱和货物来换取粮食，区苏维埃将控制其分配。会派一支小部队四处巡视，以激起敬畏。新方法的逻辑是发出最后通牒，但也要表现出与农民妥协的意愿：只有当对方毫无相应合作意愿时，才会动用武力。苏希赫的建议在实验的基础上被接受。
奥尔洛夫接着描述了粮食供应官员和农民代表之间关于摊派总额和向下级分配数额的谈判。施利希特尔同意保留相当比例的摊派数额用于地方需要。施利希特尔的基本原则是 “基于大概数字和依靠地方革命力量协助的摊派”。这些地方力量并不包括贫农委员会。施利希特尔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县里“很少有贫农，几乎没有乡村贫农委员会”。奥尔洛夫认为，这种描述可以概括维亚特卡南部所有粮食剩余县，这样粮食供应当局就只能撇开 “内部税收压力”另谋办法了。
结果不错，且有望更好，但整个进程被一场农民起义打断。奥尔洛夫对这次起义的原因很坦率。维亚特卡省向来地主不多，因此也就少了一重效忠苏维埃政权的动机。然后，粮食供应专政派来了征购分队。奥尔洛夫批评分队时措辞严厉，却也流露出即便是同情农民的城里人也难免的矛盾态度：分队 “甚至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征求陛下，也即有粮食的农民的意见”。分队还因酗酒和不体面的行为引发丑闻。农民尤其愤怒的是，被迫在收获旺季完成交付。
对口袋贩子的骚扰也激怒了农民。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同，奥尔洛夫并没有把这种反应仅仅解释为对失去投机机会的哀叹：在农民眼里，许多口袋贩子不过是力图活命的饥民。引起抗议的不仅是贪婪，还有 “实诚人的正义愤慨”。农民不明白，粮食供应当局一边迫害这些显然在挨饿的人，一边却声称拿走粮食是为了饥民，这怎么说得通。因此（用一位地方观察员的话说）“一旦知道一支分队出现在一个县里，另一个县就会开始组织抵抗。”
农民的不满，使某支部队一桩小小的抗命事件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省的起义，并与乌法的社会革命党人大起义取得联系。人们开始搜捕施利希特尔和他的朋友，他们不得不匆忙离开该省。奥尔洛夫的结论是：可惜施利希特尔和他的摊派方法未能早些到来，否则政府本可以避免酗酒的委员和疯狂而无目的的起义。4
在施利希特尔的维亚特卡实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定额摊派制度的核心特征以及它与粮食供应专政的不同之处。定额摊派不是基于阶级斗争和克服破坏活动的战略，而是旨在使农民中立化，甚至可能与农民建立伙伴关系。它不是逐一登记每个生产者的粮食供应，而是从国家所需总数额的近似值开始，将其分割并指派给下级，直至个体农民。它没有依靠征集民众的力量，而是采用了集体负责的方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一个专业的集中制机构上。
与农民的关系
由于革命的混乱和随后的内战压力，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农民那里拿走很多东西，却没有什么回报。
正因如此，他们力求不去刺激农民，除非绝对必要。在阶级关系的修辞中，这种谨慎是以中农的回归为标志的，在粮食供应专政阶段，中农是一个明显缺席的人物。摇摆不定的中农理论，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正视真实的农民：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并不特别感兴趣，但只要这些义务看起来还算合理，或者（也许更重要）只要国家承诺在他履行之后不再骚扰他，他也愿意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中农也使布尔什维克转向一种更长远的眼光，把农民视为生产者。粮食供应专政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一小部分半农民出于商业目的，从往年的收成中囤积了大量粮食储备。随着布尔什维克不再只着眼于撑到下一季收成，他们意识到要超越单个所有者农业需要花费 “整整几十年”，因此他们现在必须提高单个所有者农场的生产力，以便 “缓解粮食供应危机……那个被诅咒的问题”。5
1919年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总体政治原则上批准了这条关于中农的新路线，但自1918年8月起，已经采取具体措施来安抚粮食生产者：当时粮食的固定价格便提高了三倍。因为布尔什维克在5月份曾强烈批评孟什维克提高固定价格的建议，这一举动有可能造成尴尬。但总体来说无人在意，价格翻三倍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议题。这种毫无反应，恰恰表明经济崩溃正在加速。1916年，精英层围绕10%至20%的涨价展开过一场重大政治斗争。1917年，价格翻倍引起了政治上的震动，为推翻临时政府提供了有力的论据。1918年，价格翻了三倍；不仅没有抗议，而且当季诺维也夫面对彼得格勒工人这些重压之下的消费者发表演讲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为推迟涨价而道歉。6
布尔什维克还更加依赖合作社，并不遗余力地宣传这种依赖是对中农的一种让步。这不过是想从一项政策里多榨取些政治好处，而这项政策出于技术原因本来也会采纳。国家粮食供应机构根本不可能承担全部征收任务，特别是分配各种食品和工业消费品。地方粮食供应委员会和合作社之间重复了往届政府之下地方官员和私人经销商的关系：尽管有中央当局的敦促，但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怀疑和敌意。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市场崩溃就已经使合作社在经济上依赖于国家；把它们吸收进布尔什维克的粮食供应机构，就完成了这一过程。7
布尔什维克在其权力范围内，试图破除自己的繁文缛节，调动可用的工业品来换取粮食。在12月的一次演讲中，列宁要求将提供给农民的商品数额增加10倍，并主张用一种特有的办法来解决繁文缛节：让单个人（而不是一个委员会）掌握权力并负责，如果任务失败就会被枪毙。8
迟至1919年5月，向科斯特罗马的农民发出的呼吁书宣布，正在为农民的粮食提供全额等价物。在要求农民履行 “对社会主义祖国和红军的道德义务 ”之后，该呼吁书告诉农民不要担心工人和农民谁得到的多：“国家要求从农民那里拿给工人的部分，在数额上只是工人能够回报给农民的那部分。”这一呼吁表明，布尔什维克力图打消农民的一种疑虑：以工人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正在欺骗他们。一位地方活动家（显然是农民出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描述了他如何关闭了家乡的所有商店，把农民叫过来看空空如也的货架，向他们证明镇上并没有故意扣留农村的物品。此后，粮食交付量有所回升。9
新政策当然不意味着对富农的强硬路线有任何松动；但如今对富农的界定更纯粹是政治性的，也即指反抗政权的人，而且仅仅因此就会遭到无情镇压。从米哈伊尔·肖洛霍夫题为 “粮食供应委员 ”的故事中的一些对话可以看出这种转变。这个场景是委员和他的富农父亲之间的对峙。父亲因在村庄大会上大声反对给布尔什维克提供粮食、又殴打两名红军士兵，遭到逮捕。父子俩在法庭上相遇，父亲痛苦地说：“你们有权力，你们抢吧。”儿子应声反驳，争论顿时激烈起来：
“我们并不抢穷人，可是对那些靠别人血汗发财的家伙，要铲除个干净。 你就是一辈子榨取雇农最厉害的人！”
“我自己白天黑夜地干活。可不像你那样东游西荡！ ”
“谁干过活儿，谁就同情工农的主权，可你用干草叉打击它。”10
起初，布尔什维克试图将安抚中农与进一步镇压富农结合起来。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意识到，夏季的农民起义是由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挑起的，尽管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一政策，但他们也非常恐惧这些起义会和刚爆发的内战结合起来。在8月6日的呼吁书中，列宁和瞿鲁巴将俄国境内的农民起义与俄国境外的国际资产阶级进攻做了对比，并得出结论：“对‘我们的’资产阶级的谋逆和背叛的回答应该是加强对其中反革命部分进行无情的群众恐怖”。富农和拥有未交付余粮的富裕农民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11
8月11日，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演讲中，对维亚特卡的一个分队作了如下赞赏的描述。分队领导把农民召集起来，说是彼得格勒工人派他们来的，因为工人没有面包而农民有。工人们会从富农那里拿走面包，留一些在本地，并把剩下的城镇物品都给农民。发放这些物品的是贫农委员会而不是富农店主。“如果有人想和平上交，那很好；如果不愿意，就往脑袋开一枪。”然后，分队领导让所有支持贫农委员会的人站到左边，而反对的人站到右边。在维亚特卡，这种事情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12
未能征集贫农的挫败感，导致了对富农力量的夸大。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官方杂志宣称：
一边是[富农]的组织能力、团结和对自身利益的清晰认识；另一边是一盘散沙，无助且缺乏觉悟。富农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明确的行动方案，并清楚地识别敌友。与此相反，农民群众今天砸掉地主的庄园，明天让富农在群众自己的苏维埃中拥有权威。“特罗菲姆·谢苗诺维奇最了解所有的规则，也最能理解其中含义。”富农按照计划，小心翼翼，有组织地采取行动，利用生活中的一切情况。这就是他们的斗争方法。13
唯恐富农成为农民另一套领导力量，这种恐惧催生了暴烈的反富农言辞，用以掩盖苏维埃丧失独立性、沦为集中制机构据点的事实。正如季诺维也夫在1918年秋天所说：“我们非常清楚，如果不粉碎乡村富农，不从精神上，如果必要的话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们就无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乡村的革命应该掐住富农的喉咙，按照苏维埃艺术的所有规则来扼杀他；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行之有效的工农机器来扼杀富农。”14
这种修辞风格很难容下与中农建立伙伴关系的转向。1918年12月，列宁不遗余力地强调，富农不会像地主那样被完全剥夺，但富农对 “粮食垄断之类的必要措施 ”的任何抵抗都将被粉碎。15富农一词也倾向于从官方法令中删除（尽管从各种早期草案和页边评论中可以看出，高层官员仍然以这些术语进行思考）。布尔什维克的修辞保留了这种理论：对政府的抵抗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深蒂固的阶级敌意，但实际上，政权只关心镇压一切干扰征收摊派的公开反对派，并阻止一切领导农民的替代力量形成。富农仍然是敌人，但他不再是解决粮食供应危机的关键。
与农民打交道的新战略带来了为粮食供应机构在乡村提供安全据点的新方法。在1918年混乱的夏天，贫农委员会被证明难当此任：他们非但没有分化村庄，反而在对布尔什维克的狂怒中把村庄拧成了一股绳。幻灭来得如此之快，以至在奥尔洛夫1918年那本论粮食供应政策的书中，就能看到它发生的过程。一开始，奥尔洛夫对关于贫农委员会的法令所唤起的新的革命力量感到自豪，并否认该法令给革命带来了任何巨大的政治代价。但到全书结尾，各地送来的报告已足以让他看清这场灾难的深浅。他现在把贫农委员会称为
小得可怜的、自求多福的贫农团体，要求得到他们所在地区的所有粮食，并在来自城里和北方的分队帮助下征服了整个农民群众的抵抗……。在对他们有特殊需要的产粮区，他们会很薄弱，或者他们背后的想法会被扭曲。在他们壮大和活跃的饥荒区，完成立法所设想的任务方面并不需要他们。16
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贫农委员会经常出于投机目的为自己保留粮食，因此，“在每个大富农所在之处会出现十个小骗子”。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贫农委员会会阻止粮食所有者向国家交付粮食。这是俄罗斯动乱时期混沌世界的一个生动写照：富农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离开，以便把他们的粮食交给国家，而不是交给他们憎恨的同乡。
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发出指示，命令贫农委员会结束对中农的骚扰。然而，在12月公布的一项基于地方报告的调查中，对贫农委员会最严重的指控似乎是胆小和懒惰。17翻开科斯特罗马这种省份的地方粮食供应出版物，我们发现对缺乏主动性的抱怨比对过度激进的抱怨要多得多。省粮食供应委员会指出，它唯一一次收到贫农委员会的音讯，就是对方要钱的时候；即便如此，它所提供的补充信息也很少，以至于省级委员会觉得无法提供财政支持。事实上，粮食供应当局对有多少贫农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特别是在村一级，只有最模糊的概念。18当局感到沮丧，因为即使是贫农委员会也仍然是 “富农主导的”，换句话说，他们未能打破乡村的团结。维丘热斯基县的情况描述如下：
贫农委员会看起来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起初他们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即使分队施加了压力，贫农委员会被选举出来，他们也往往是由富农组成的新组织，[因此]他们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目标完全无济于事。
在村子里——尤其是小村子——实际上所有农民都是通过家庭纽带联系起来的。在赫梅勒维茨科区的一个村子里，贫农委员会的主席、成员和秘书的签名都是 “加洛奇金”；事实证明，整个村子只有加洛奇金，而且都是亲戚。在这种情况下，加洛奇金主席不可能告诉我们，他的近亲富豪加洛奇金真的有50普特的余粮——不，他将试图把这个数字减半。
然后我就会听到这样的对话：“如果我表明西多尔·彼得罗夫有一百普特的余粮，那么这一切都会被拿走，但也许在春天，西多尔·彼得罗夫会帮助我，借给我一些面包，因为我不能得到我的半普特配给。”从表明上看，蒙昧的贫农到处为富农打掩护，只是因为害怕失去能借粮食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采取镇压措施，如逮捕贫农委员会。19
1918年12月，喀山粮食供应委员德·帕·马柳廷发布了一本指示手册，批评许多仍然 “难产中 ”的委员会。为了补救这种情况，那些没有生命迹象或不服从粮食交付命令的委员会将得不到钱和城市货物。手册提醒他们，富农不得充当成员，与口袋贩子交易或鼓动反对固定价格也不是适合贫农委员会的活动。若仍顽固抗命，便派出 “特别粮食供应分队”。20气急败坏的斯维尔德洛夫在10月14日的讲话中问道：“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评估贫农委员会作为粮食供应机构表现的必要性。在这个或那个粮食征收点，粮食交付被停止了，[而且]事实证明，是贫农委员会在阻止交付。如果他们不是粮食供应机构，那么到底需要他们做什么？”21
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然不想说贫农委员会只是一个错误，他们强调了粮食供应以外的其他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引导农村走向集体形式的农业生产，这等于把贫农委员会分流到比粮食供应次要的活动领域去。1918年底贫农委员会解散时，列宁在贫农委员会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他们的任务定义为创建新的社会主义农业，但他强调，这需要包括许多过渡性步骤的长期细致工作，只有提高其余农民的觉悟才能进行。这一呼吁，与原先粮食供应专政对富农的征讨已相去甚远。22
另一项任务更实在：为布尔什维克在乡村打入一个楔子。当然，他们仍然把它称为农村阶级斗争，但几乎没有人去掩饰事实。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贫农委员会是一个由未经选举的人组成的小团体，往往是由一些巡回鼓动者创建的。他补充说，这没有问题：“你不能用选举来发动一场革命。首先，你必须对付那些无赖。”重要的是有一群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他们追求一个单一的目标：为一个此前一直局限于城市的政权在农村建立可靠的支撑点。23
1918年10月，布尔什维克宣布，贫农委员会将被地方苏维埃吸收。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在贫农委员会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它的退场更得体的了，因为把委员会吸收到苏维埃系统中，有助于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本身转变成类似于中央集权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东西。新的苏维埃可以说是以前的两个机构，即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的融合。奥尔洛夫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贫苦农民[但不是富农]选出的统一代表苏维埃，而不是整个农民阶级的旧苏维埃，富农利用庄稼汉的愚昧成功渗透其中；也不是贫农委员会，它经常因为同样的愚昧而成为纯懒汉的巢穴。”24
笔者同意奥尔洛夫的观点，但会用不同的措辞：从旧苏维埃中产生的是一个代表农民人口的机构的想法。从旧贫农委员会中既产生了一个中央集权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任务导向机关的想法，也产生了阶级纯洁性的观念。在阶级纯洁性的旗帜下，中央政权赋予自己清洗地方苏维埃中任何反对派声音的权利。还有什么比对工农政权法令的态度更能体现一个人的阶级本性呢？
定额摊派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让这些新苏维埃参与粮食供应工作。中央政权的态度就像沙皇政府对地方自治会的态度一样。正如沙皇时期法律学者尼·米·科尔库诺夫所解释的那样：“地方自治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也不意味着它们的孤立，而是将地方社会组织起来为国家服务的手段”。25粮食供应官员帕·克·卡冈诺维奇给出了同样的逻辑：“从本质上说，[定额摊派]是让区和乡村苏维埃参与完成国家任务的首次尝试。他们以前多少认为自己是国家中央政权面前的地方利益代表——有必要迫使他们成为地方民众面前的国家利益代表。”26
在定额摊派制度之下，上面给地方官员派下一个定额，告诉他们完不成就会丢掉工作、甚至坐牢。这一指令杜绝了登记制度下可能出现的推诿拖延：当时地方官员会向上级报告，说经调查本区并无余粮；实际上，他们会辩称缺粮，并要求运送额外的粮食。地方苏维埃的成员也应当在其他人之前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不仅驳倒了定额摊派无法完成的说法，而且还给苏维埃成员带来了额外的动力，让他们向同乡施加压力。
如果一个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摊派的定额，就可以对这一小批暴露出来的人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是 “苏维埃主权承担者 ”。更广泛的征集形式会使这么做更加困难，为此，粮食供应官员拒绝了召开区特别代表大会来决定摊派分配的提议。事实上，最好是避免中央政权和民众之间的直接接触。如果地方苏维埃实施了定额摊派，所有关于违规行为的投诉都会向他们、而不是向中央粮食供应机构提出。整个村庄联合起来抗议摊派定额，比个别村民只抗议自己的指定任务更难处理。这些有点马基雅维利式的考虑导致布尔什维克采用传统的沙皇方法，通过集体责任和可以轻易施压的农民领导层来处理农民问题。27
令他有些吃惊的是，卡冈诺维奇发现1919年辛比尔斯克的村庄会完成他们的定额摊派任务，以使他们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出狱。1918年夏天，列宁一直要求把一个区的富农作为人质，以确保粮食完全交付。布尔什维克现在发现，当被扣押的人质是当选苏维埃成员时，定额摊派可以拿走更多的粮食。28
从垄断到定额摊派
粮食垄断的一个核心支柱是登记余粮。粮食的有限供应，使登记看来是现实所必需；而对平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承诺，又使它看来是道义所必需。法规正当化了粮食供应专政分化村庄和集中管理机构的举措：贫农委员会将获得必要的信息，然后集中制机器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调配粮食资源。
粮食供应工作者认为，新的政治形势使得登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一位科斯特罗马的粮食供应工作者在1918年夏天撰文，列举了1917年登记失败的原因：最好的统计工作者在军队里；地方机关的不断重组阻碍了工作；民众对没完没了的信息索取（不仅是粮食供应委员会，还有土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心怀敌意；“黑暗势力”进一步煽动了敌意；最后，当然是农民害怕失去储备。但现在这些理由已经失效了。统计员已经回来了，地方机关也在获取经验。最重要的是，民众不再敌视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如今他们看到了登记的必要，就会合作。29
各种各样的呼吁试图说服农民，继续开展革命运动，使整个国家得到登记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城市已经登记完毕，但如果农村没有得到准确登记，商品交换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公民们，不要妨碍登记——有你们的合作，帮助把社会主义军队、农村和城镇的供给安排好，提供一切必要的东西。”30
1918年夏天，对于那些被迫依靠自身资源的缺粮省份来说，登记的紧迫性更强了。粮食供应委员会宣布，它将不承担向这些省份运输粮食的任务，因为在它看来，这些省份动员省内存粮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这些省份是最早出现施利希特尔所表达的困境的地区之一：“要么登记，要么粮食。”31
登记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大量的任务。地方贫农委员会如果有一个识字的成员就很幸运了，却要他们对人口以及每家的收成、农具和大众消费品做一次全面统计。要特别注意 “已知的富农和早年有余粮的人”。32而提出这些要求之际，官方统计局对一省的人口尚且只有最模糊的概念。
问题不仅仅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地方官员不想惹麻烦，而外来者也很容易被糊弄。科斯特罗马粮食供应委员会讥讽某县粮食供应委员会：该县一个区负责登记的代理人竟是个牧师的儿子。这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被选中是因为他有 “强大的学识”，他把头伸进农民的小屋里，问农民有什么剩余的东西，并照样记下回答，即使他自己知道这是完全荒谬的。外县人也很无助，因为他们对农民生活、农业术语和地方条件一无所知。下面是农民耍花腔的一个例子：一个农民向粮食供应官员展示他的黑麦，说：“好吧，我收获了相当于十二个谷仓的黑麦；我的家庭需要六十普特；播种需要四十普特；偿还春债需要十普特。根据合同，收割者需要16普特的黑麦来支付他们工作。而为了供给在这里工作的木匠，我们必须保留六普特。”到头来，这位粮食供应官员被绕得头昏脑涨，只好同意农民确实缺粮而不是余粮。由此产生的登记结果 “非常奇妙，甚至连实施登记并对其准确性负责的省级粮食供应委员会也不敢依靠它”。33
难怪粮食供应官员自己梦想建立一套 “粮食供应护照 ”系统：每个人都将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持有者的 “整个经济粮食供应生活”。34但现实中，为简化登记做过种种尝试，无一成功，就像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委员卡冈诺维奇1919年在辛比尔斯克发现的那样。起初尝试了完全逐户登记，但很快就放弃了。依靠自愿声明是没有用的：唯一如实申报的，是那些能从中得利的贫农。要核实每份声明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农民在隐藏方面技高一筹，布尔什维克在搜寻方面远为逊色。此外，既然按照消费定额，总供应量中的大部分仍然要留给农民自己，何必还费尽心思去获得一个数字呢？
接着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基于试验性脱粒的村庄登记。其目的是在收割结束，粮食消失在农民的藏身处之前，确定一个村庄的总数额。挑出一块样本田，从中打下的粮食数额，用作估算全村总额的基础。但在这种试验性脱粒中，庄稼汉只是牵着粮食供应官员的鼻子走。挑选一块贫瘠的田地作为样本；脱粒效率低下（打得太用力）；谷粒在运往仓库的路上被晃动，从而导致粮食损失；当然还有相当多的偷窃行为。结果，辛比尔斯克神奇地从余粮省份变成了缺粮省份。
在一些地方，官员们试着重新登记，并亲自到样本田脱粒。这种方法是一场灾难：得出的数额比原来的村庄登记还要少。到那时，登记已不再是当局的武器，而成为农民的武器，卡冈诺维奇报告说，他们 “用我们自己的数字来痛击我们”。35
因此，在农民不肯合作这一政治困难面前，技术困难显得微不足道。十月革命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富农的鼓动，储备应急物资的合理尝试，单个所有者农业的主导地位，或者只是表现了令人抓狂的农民抵触情绪。36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是谁的责任，很明显，任何以征集民众参与国家任务和对新国家权威的信任为基础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
那么该如何进行呢？不是自下而上建立起一个统计金字塔，而是对可用余粮做一个全局的估算，然后干脆把它指派给一个集体去完成。登记制在扣除特定消费标准后将剩余部分上交国家；定额摊派在扣除特定国家义务后将剩余部分留给农民。收成统计只有在讨价还价时才发挥作用，这个总数额被细分并指派给各省和县。用粮食供应委员会的话说，“分给一个区的摊派本身就是对剩余数额的确定”。37
虽然定额摊派有时被描绘成登记近似数额的权宜之计，但实际上它是对整个登记战略的放弃。等价交换是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垄断的另一根支柱，对它也可以这样说。定额摊派是作为一种针对交换物品极度短缺的临时调整而提出的。它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等价交换，如必要则交换不必等价”。
由于定额摊派应该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所以它与1918年10月引入的实物税并行不悖。在官员们的心目中，根据定额摊派征收的粮食与作为税负征收的粮食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后者没有承诺予以补偿。税收不应该是一种交换行为，而是一种基于累进税率的调节措施。由于管理税收的财政官员利用粮食供应机构的力量来实物征收粮食，因此农民在区分两者时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根据定额摊派承诺的交换等价并没有兑现。38
粮食供应官员很快承认，定额摊派类似于一种税收。粮食供应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尼·帕·布留哈诺夫在1919年初呼吁实行 “广泛的、强制性的、类似税收的定额摊派”。在1920年3月发给各省粮食供应委员会的一份通知中，瞿鲁巴认为，粮食供应机构要求的是养活军队和城镇所必需的最低数额。因此，“对农民来说，播种更多有直接的好处，因为这样留给他也会更多。在丰收和大面积播种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实际上留给农民的东西会超过[消费]标准。”39对其他食品的摊派甚至更像是税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要求的数额远远低于现有的剩余。40正如一位粮食供应官员在1923年所说的那样，定额摊派意味着 “从居民手中让渡产品供国家使用，在事实上采取了[基于]复杂的集体责任[制]的税收形式”。41
税收虽是拿走粮食而不予补偿，但其中包含一项承诺：只要交了税，当局就不再骚扰农民。定额摊派也朝这个方向发展。1919年10月22日的一项法令承诺，完成定额的村庄将免于任何附加要求和磨坊税。(这个承诺表明，粮食供应官员知道，定额摊派不可能得到全部余粮）。该村庄不仅在现有工业品的分配上，而且在它可能向当局提出的任何其他请愿中，也将得到优先关注。该村将免于搜查：“粮食供应军和粮食供应分队的成员甚至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在这种村庄出现。”42
布尔什维克对定额摊派的核心比喻是农民借给国家和产业工人的借款。国家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借款投资于胜利和工业重组，从而能以高利率偿还。(布尔什维克自己并没有强调这个比喻的商业来源，避免使用投资和利息这样的词)。借款比喻是将粮食垄断的交换意象应用于税收的现实。在垄断之下，国家应该购买粮食，而不是简单地拿走。布尔什维克虽然拿不出任何东西交换粮食，只好无偿取走，却也确实许诺了未来的好处。实际上，他们与任何战时政府没有两样，都是一面向民众征税，一面指出胜利带来的好处。
垄断战略的第三个支柱是禁止独自采购。在这个领域也是如此，修辞上对垄断的拥护伴随着实际上的妥协。产业工人是城市消费者中最有影响力的类别，他们对个体和集体采购的限制感到不耐烦。他们不喜欢粮食供应官员提出的要求：在各个中心办公室登记，接受地方官员的权威，并将部分粮食留在地方。他们希望能够将粮食直接送到派出他们的工厂，而不经过粮食供应机构。工人们还希望可供直接独自采购的非垄断产品清单尽可能地广泛。封锁分队无视中央禁止骚扰的指令，仍干扰工人运粮，工人对此极为不满。43
粮食供应官员们很警惕，生怕工人们成为一股无组织的离心力。尽管吸纳消费者的活力将为余粮区的工作提供必要的 “纠正”，但粮食供应官员希望确保他们受到严格监督，以免他们靠竞相抬价破坏固定价格，而竞相抬价正是1914年以来粮食供应官员的祸根所在。如果这样的话，征集消费者的制度就会 “从对粮食垄断的纠正（肯定是一种原始的纠正）……变成对垄断思想——在所有公民中平均分配粮食的思想的否定”。44
内战期间，随着政治领导层因应离心力量与向心力量的强弱消长，粮食供应政策的轮廓也随之摇摆。其中一场斗争是关于将食品分为不同的采购类别。最高等级的类别是完全垄断的基本食品，如粮食制品、糖、肉类和盐。这些都受制于定额摊派，非国家采购者被排除在外。下一类别可称为被动垄断：只允许国家采购，但生产者的销售并不是强制性的。目前，包括乳制品、蔬菜、家禽和蘑菇在内的这一类产品依靠自愿销售，尽管全面垄断仍然是目标。没有被国家组织分配给消费者的食品，至少在理论上，非国家采购者可以获取。
根据消费者施压和粮食供应机构的组织野心，特定食品在这些类别之间往返穿梭。例如，土豆一开始就属于被动垄断的中间类别。在1918-1919采购年度过半时，它们被下调到可供独自采购购买的物品类别。事实证明，这一归类并不令人满意，在1919-1920采购年度开始时，它们取得了强制性摊派的地位。
另一场斗争是关于赋予个体和集体采购者的行动自由。个体采购离垄断最为遥远，但工人几次施压迫使政府允许工人个人下乡为自己和家人购买限定数额的粮食。粮食供应官员认为，这些 “一普特半人”比口袋贩子好不了多少，他们试图尽可能地限制这一让步。政治领导层也不否认，这种做法是对垄断原则的一种可悲背离。列宁说，允许个体采购是一种 “腐朽的让步”，尽管是政治上必要的让步。45
工厂、合作社和其他集体单位独自采购的权利，则争议更大。1919年初定额摊派成为官方政策，与此同时，几项主要立法重申了这些集体采购者获得非垄断类食品的权利，不受封锁分队的骚扰。地方官员甚至抗议这一有限让步，宣称这使得国家无法供应这些产品。46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的、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委员会认为，粮食供应问题在战争结束前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垄断化应当只能逐步进行，在此期间，应允许工人组织不受骚扰地进行采购。工人和粮食供应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粮食供应官员设法让六个省宣布禁止集体采购，而其他省份也干脆宣布禁止采购。
定额摊派的总体趋势是削弱这些让步并扩大垄断范围。但法律地位并不反映现实，因为地下市场从未受到有效的压制；即便说有什么变化，那也是执法变得更宽松了。47所以，定额摊派意味着，登记、等价交换和禁止独自采购这三个垄断战略支柱，都是在违反而非遵守中得到尊重。
现实力量
粮食供应专政依靠匆忙组建的征购分队，使粮食供应机构有了现实力量源泉，使绝望的城市消费者有了发泄不满的机会。这一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催生了更为专门的机构。在定额摊派下，工人分队、粮食供应军和封锁分队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在1918年混乱的夏天，草率与缺乏纪律，结果恰恰印证了孟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批评：乡村在抵抗城市中团结了起来。5月至12月间，粮食供应分队的工人有五分之一遇害；在7月至9月间，与农民的冲突导致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伤亡超过一万人。48
中央的幻灭，恰恰发生在奥尔洛夫撰写那本论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系统的书期间。在书的开头，他断言不断传来关于征购分队的报告已经驳斥了那些预言说 “血与火 ”不可避免的人。他的确提到，这些分队本可以使用更加 “准确和详细的指示”。在这篇专著的结尾，他认为分队是一种悲剧性的必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粮食战争’，中央政权依靠的是工人和北方与中部饥饿的农民。”他说，由此产生的城乡分化，使微不足道的外国势力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威胁。49
布尔什维克试图给他们一手挑起的这场混乱征讨强加几分秩序。从一本讲解如何组建工人分队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里，我们不难推断出以往征购分队的缺点。它问道：“谁应该加入分队？”重点应该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不可靠的分子已经混了进来：那些只是去度假或为自己捞取一些东西的人，也就是那种询问加班工资而不是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人。
各分队的任务是什么？首先是经济方面：帮助收割，协助粮食登记，等等。其次是政治方面：与贫农联合，帮助他们与富农斗争。需要 “尽可能的克制和技巧”，以便村庄不会把分队看成是 “城里来的掠夺者”。
分队在地方上应该如何表现？在这里，一连串的“你不能”生动地描绘出以往发生的事情。登记时要有节制：不要从贫农那里拿走最后一普特粮食，也不要让富裕农民没有足够的粮食养家糊口。“你不能允许任何自发突袭或者无纪律的夺取粮食，因为这只会引起人们对你的不满，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冲突。”不能一有机会就使用武力，农民已经遭受了足够的痛苦。要让农民自己不去搞那种自发骚乱，如毁坏房屋或烧掉别家农民的存粮。要向他们解释，粮食应当登记入册。当然，也不要忽视给他们带来 “精神食粮”，也就是政治宣传。50
必须为工人参与粮食供应机构寻找一个破坏性较小的出口。新的出口是工人分队，其机构历史始于1918年8月一项题为 “关于征集工人组织参与粮食采购 ”的法令。这项法令告诉工人们，他们的救赎不在于讨伐富农，而在于帮助粮食供应机构以固定价格采购粮食。法令高度重视合法性、监督和管理问题；所设想动用的武力，矛头不指向农民，而指向分队指挥员：如不守规矩，就以移交契卡相威胁。51
新的工人分队由中央工会理事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即军用粮食供应局直接控制。这个名称是行政谱系中的一个极具误导性的偶然产物，所以笔者之后会把这个组织简单地称为粮食供应工会局。52到1918年底，超过三万名工人自愿加入分队，但正如工会局沮丧地承认的那样，它真正能组织掌控的不超过八千人。
其中一支分队的领导，一位名叫瓦西里·波塔彭科的彼得格勒工人后来写道，他的分队主要由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是长期在彼得格勒工作的工人的孩子。他的分队中有四分之一是女性。该分队是临时武装起来的：波塔彭科本人使用的是他在二月革命期间获得的史密斯－威森手枪，并在他作为西屋工厂赤卫队成员期间持有这把枪。波塔彭科谈起自己对乡村的无知，流露出几分幽默，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被当地方言误导，买到南瓜却以为是西瓜。但对于两周训练期间被灌输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说辞，他就没有那么清醒的省思了。他记得在去往乡下的路上，透过火车窗户看到的是破旧的小屋以及偶尔出现的带铁顶的砖房：“我想让那片贫穷的海洋倾倒在那些富有的小岛上，把它们全都卷走，一丝痕迹也不留。”53
工会局和粮食供应委员会之间围绕控制这些工人分队展开了一场官僚斗争。争端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工会成员（遵循后来的 “工人反对派 ”模式）攻击粮食供应机构的官僚本性，并希望以自下而上的工人代表来取代它。在列宁强力干预下，征集方案的这一次死灰复燃遭到挫败；1919年2月，分队的行动控制权移交给粮食供应委员部。原工会局委员团成员M·M·科斯捷洛夫斯卡娅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为工人分队强烈辩护后，工会局改组任命了新的委员团。工会官员对粮食供应机构的敌意多年来并没有减少：1920年底，由于工会的反感，列宁被迫将阿列克谢·斯维杰尔斯基和摩西·弗鲁姆金从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委员团中除名，而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工人反对派领导人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指控瞿鲁巴本人犯有过失。54
直到1919年，工人分队到底是粮食供应机构的附属品还是派出他们的组织的代理人尚未明确。工人方面的压力，促成了1919年夏天的一次实验。工厂可以向辛比尔斯克省派出自己的分队，并允许这些分队把直接获得的全部粮食寄给上级组织。粮食供应官员一直等到这一实验的失败变得明朗起来，然后设法重新控制。分队获得的粮食不再送往上级组织，而是放入由粮食供应机构集中分配的粮食 “公共大锅”中。许多分队在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指导下留下来帮助收割。曾经险些冲垮辛比尔斯克粮食供应机构的外来者洪流，如今被纳入一个更有条理的框架，辛比尔斯克成为1919-1920年实行定额摊派的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55
工人分队是否真的有助于粮食供应工作，往往并不太清楚。许多粮食供应官员被分队的幼稚激怒：这些分队以为，只消发出一通雄辩的呼吁，然后把粮食运走就行了。这些工人既不擅长使用武器，也不擅长技术性的粮食供应工作，因此在这些领域，他们只能作为后备资源发挥作用。由于住在村庄里，工人分队对有效使用武力做出了微小但至关重要的贡献。正如卡冈诺维奇从辛比尔斯克发来的报告中断言，“在村庄大会和日常生活中，几个武装人员迫使富农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保持沉默，而他们则迅速与贫农和中农打成一片，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56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分队变成了 “鼓动旅行团”。57粮食供应官员强调，除非工人表明城市愿意向村庄提供具体帮助，否则鼓动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工人分队的真正贡献往往是帮忙收割或修理。苏联研究这个问题的首席权威尤里·斯特里日科夫估计，有十万人在工人分队中服务。58
征购分队的挫败并没有消除对现实武力的需要。征购分队的直接继承者是粮食供应军。随着时间推移，粮食供应军越来越多地在缺粮省份的农民中招募，他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适合在红军服役。事实上，几乎可以把粮食供应军看作红军的卫戍部队，或者反过来说，红军应被看作粮食供应军的远征部队。1918年11月初征集到2.9万人之后，由于转入红军，粮食供应军在一个月内减员一半以上，这生动地说明了战争需求优先于内务需求。粮食供应委员会再次力争组建自己的力量，到1919年底，粮食供应军已发展到约四万五千人。1920年内战结束后，红军不再与之争夺兵员，加上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领土大幅扩张，征集人数膨胀到7.7万人。1986年苏联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动乱时期，共有15.2万至15.5万人在粮食供应军服役。59
从1918年夏天到1920年夏天，在布尔什维克持续控制下的农村很少发生重大起义。60除了守卫粮库外，粮食供应军的工作主要是在适当的时候露面，以妥当且显眼的方式惩罚个别村庄的抵抗。61粮食供应军从未受到高度评价，即使对于布尔什维克官员来说也是如此。一个分队的成员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烟草，理由是他们在与农妇们作战，而其他人在前线作战。只有在瞿鲁巴本人的干预下，他们才有东西可抽。62
负责征税的粮食供应军与封锁分队不同，后者靠拦阻粮食的非法运输来维护垄断。毫无疑问，封锁分队是内战时期最令人讨厌的机构，甚至比契卡更令人讨厌。它们早于粮食供应专政而存在，但回退到定额摊派后，当局开始努力限制它们造成的损害。列宁在他的八月提纲中坚持要求封锁分队给任何货物被征用的乘客出具收据（有两到三份副本）：“凡是征用不出具收据的——一律枪毙。”(这种用暴力威胁来强加官僚形式的做法是列宁和时代共有的特点)。
1918年8月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显示，封锁分队经常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行动；拖慢运输速度（法令说，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分队最多可以让火车晚点一个小时）；盛气凌人（分队 “必须保持礼貌”）；贪污（必须对没收货物进行严格的记录）；拿走的数额过多（对留给每个乘客的数额有明确的规定）；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分队 “必须避免发生对于共同事业的利益来说不必要的冲突”）。奥尔洛夫报告说，到年底时，围绕这一法令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对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 “奇怪的迟钝 ”感到困惑，但现在他希望是时候结束这些分队的丑闻了，他认为这些分队是由民众中的渣滓组成的，而且更多是在谋取私利，而不是由明确的官员授权行动。他们维护的充其量是纯粹的地方利益，即把粮食留在本地。63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的缺点，封锁分队对于实施垄断是必要的。64“对铁路乘客的战争 ”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粮食供应专政之前的临时政府时期。一位英国目击者描述了这个内战俄国的中央机构：
九点，[火车开到了[彼得格勒]奥赫塔车站零散的建筑跟前……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最不寻常的景象——阻止口袋贩子进城的尝试。
当我们站在走廊里推挤着等待前面的人群出来时，我听到叶戈尔叔叔[一个农民]和他的女儿在低声快速交谈。
“我会冲过去的，”他的女儿小声说。
“好，”他用同样的语气回答。“我们会在娜佳家见面。”
当我们踏上月台的那一刻，叶戈尔叔叔的女儿就消失在铁路车厢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在月台的每一端都站着一群武装警卫，等待着乘客的冲击，他们从火车上涌出后，向四面八方飞去。我应该如何描述随后发生的不可言喻的混乱场面呢？士兵们冲向逃跑的人群，残忍地抓住落单的人，通常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妇女，并将麻袋从他们的背上和怀中撕开。刺耳的哭声、尖叫声和嚎叫声响彻云霄。在车厢之间和车站外围，你可以看到那些逃出来的幸运者，对那些仍在躲避警卫的不幸者疯狂地打着手势。“这边走！这边！”他们疯狂地大喊，“索菲亚！马鲁霞！阿库里娜！瓦尔瓦拉！快！快点！”
为了制服这些暴民，士兵们举起步枪向空中射击，这只会增添恐慌，使骚乱加剧。愤怒的逃亡者们向他们投来了诅咒和谩骂。我看到一个女人口吐白沫，鲜血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发狂似的眼睛从眼眶里突出来，用她的指甲凶狠地抓着一个魁梧的水手的脸，这个水手把她按在月台上，而他的同志们则把她的麻袋拆开。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脱身的，但我发现自己与奔腾的口袋贩子人流一起被带过了奥赫塔桥，向苏沃洛夫大街走去。只有在这里，在离车站一英里的地方，他们才定下心来匆匆行走，逐渐分散到小街上，把他们的珍贵货物交给渴求的客户。
我完全迷惑不解，一瘸一拐地走着，被冻伤的脚让我相当痛苦。我在想，国内的人们是否知道，在 “共产主义 ”的统治者面前，彼得格勒的居民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了最要紧的生活必需品。65
新的政治公式
在定额摊派和粮食供应专政之间只有一个连续的因素，但这是一个核心因素：把中央纪律强加给整个粮食供应机构的努力。无论是向地方官员分配摊派定额、将工人组织独自采购合法化，还是推行对中农的和解路线，都需要控制地方官员，这些官员要么缺乏主动性，要么过于激进，要么相比于中央政权，对地方居民更负责。1919年1月17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说，强迫地方粮食供应机关去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在这里，委员会的意志是指允许独自采购）也许是很奇怪的。但是，他继续说，“最好是说实话，对我们的地方机关，就得坚决无情地实行强迫”。列宁在这次演讲中只赢得两次掌声，一次为这句话，一次为另一句意思相近的话。66
鉴于当时的离心压力，统一和约束行政机构的努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公式的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公式确定了新政治阶层的招募来源、权威关系和政治使命。
作为对阶级敌人的征讨而失败的征集战略，仍然可以用来为新政治阶层招募骨干。这是1920年在乌克兰负责粮食供应工作的米隆·弗拉基米罗夫的建议。弗拉基米罗夫认识到，“政治发展的铁的逻辑 ”意味着农民官员的地位是负担多于优势，但他仍然认为，根据以下交换条件，他们是最可期待的真心拥护的源泉：“帮助乡村贫农和中农里的忠诚阶层在社会阶梯上跃升，确保他们在乡村政治和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让他们广泛和真正地参与整个苏维埃建设，并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自觉支持者的同时，有必要要求他们解决和执行一些任务，从而加强苏维埃的权威，当然也就加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67
新政治阶层权威关系的政治公式是民主集中制。为了理解这个公式的力量，与其阅读列宁关于地下革命者问题的《怎么办》，也许不如考虑在动乱时期团结和生存之间的联系。马柳廷吹嘘说，“对别人来说，我们是严厉的，但对自己人来说，我们是残酷的”；布尔什维克政治阶层对其没有价值的代理人发出的信息是 “靠墙站好”。68新政治阶层接受了这种纪律，因为正如另一位革命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他们不被一起绞死，肯定会被分开绞死。这句话对粮食供应机构尤其适用，因为它必须不断面对由消费者和生产者组成的敌对和不满意的人群。脱离队伍只会招致来自下层的过激行为，这些行为在1917年秋天摧毁了粮食供应机构，因此，听到 “每个粮食供应工作者自己都感激那双沉重却能救命的大手 ”，也即粮食供应专政及其严格的集中制之手，是不足为奇的。69
政治公式赋予政治阶层一种使命感。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政治阶层的使命感来自很多方面，但有一点不应忽视，那就是它起源于动乱时期，它认为自己是挡住无政府状态洪流的一道薄薄的堤坝。奥尔洛夫沉痛地道出了这种感受：“少数梦想家——进步的无产者和党的工作者——的非人能量正在维持着国家和阶级的链条，而这一链条还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似乎如果这些少数人明天消失了，我们就会像受强热的物质原子一样被扩散开来，相互撕扯。”70
两种方案
采用定额摊派方法，也使里季赫恢复了名誉。对于临时政府来说，里季赫是沙皇政权无能绝望的首要象征。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官员撰写的历史概述中，他反而成了沙皇官僚机构中健全和健康成分的代表，然而，他出现得太晚且太孤立，无法挽救政权。71正如这一重新评价所表明的那样，定额摊派是以总督方案为基础的：严格明确优先任务，由中央全权代表完成，完全服从于有效支持战争的总体目标。
在民众心目中，定额摊派不是一种特定的粮食征收方法，而是国家粮食义务本身的同义词。作为比较，当我们听到邻居说：“这该死的所得税！”我们认为他或她指的不是所得税相对于销售税或增值税的缺点，而是指被征税的繁重事实。粮食供应定额摊派与1920年经济完全崩溃的所有困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成为了主要象征，其时经济正急速滑向彻底的毁灭。
因此，当我们意识到定额摊派在1918、1919年由粮食供应机构推行时，曾被视为对农民的一种让步、是放弃以阶级斗争分化乡村的策略，便不免有几分震惊。在如何分摊粮食义务的负担上，农民也有了更大的支配权。定额摊派给乡村分配了一个明确的数额；粮食供应机构承诺，一旦支付了这个数额，就不会再管这个村子。虽然粮食供应机构有关于适当的分配原则的指导方针，但越往权力等级的下层走，这些指导方针的意义就越小。72摊派方法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交换物品的供给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基础上。这些优势对农民来说可能并不明显，因为粮食供应官员无法履行其承诺。官员们承认他们做不到，但他们认为这种失败更多是由于动乱时期，而不是摊派方法本身。73
对登记的失望，反映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认清了行政资源的匮乏和民众合作的渺茫。用瞿鲁巴的话说，布尔什维克意识到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布来裁剪外套。74摊派定额仍被称为余粮的近似估计，因为登记余粮的概念是 “极好的鼓动材料”。尽管在后来的历史学中， 拿走余粮这句话被奉为布尔什维克无情的表现，但在内战期间，这句话是用来塑造一个既强硬又合理的形象：国家只拿走余粮，而不是真正需要用于消费和耕种的东西。75
布尔什维克的注意力已经从征集民众参加革命征讨转移到建立一个能够以其能力和耐力赢得尊重和服从的机构。布尔什维克会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来粉碎抵抗，但尽量避免任何浪费和刺激性的、造成的政治损失多于获益的武力展示。1918年底，季诺维也夫把中农比作城镇的中间阶层。起初，城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敌视布尔什维克，也一度想诉诸破坏，但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不是在胡闹，[除了我们]没有别的主人，也不可能有”。在村里，当富农被粉碎，中农看到贫农现在是 “俄罗斯土地的真正主人 ”时，就会出现这种认识。76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信地使用武力会吸引支持，尽管他们用阶级术语来表达这一思想。正如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位发言者所说，农民在十月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我们很坚强——这对小资产阶级阶层很重要”。77
内战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手段的粮食垄断不可能成为高度优先事项：加米涅夫委员会在1918年底正式宣布，只有赢得战争才能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一切努力都应向这个目标倾斜。但是，建立在精确登记和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国家全面粮食垄断仍然是理想的：定额摊派是一种妥协，迫于军事生存的紧迫，也迫于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之崩溃。人们认为，在敌对状态结束后，垄断将恢复其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基础的地位。但与此同时，被视为临时替代品的定额摊派，成为布尔什维克赖以建立一套可用粮食供应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