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供应专政：一项修辞分析

在那些日子里，人忘记了自然。语词如雷鸣般响彻全国，坚持不懈地号召人们进行斗争，不耐烦、亢奋、指责、威胁敌人。数百万人簇拥在这些语词周围，仿佛它们就是磁极。它们既是要求毁灭的挑战，同时也是要求创造的挑战。那些日子充满了仓促的抉择与持续的鼓动。

康斯坦丁·鲍斯托夫斯基，回忆1918年春

在1918年5月至7月期间，粮食供应政策成为当时的核心政治问题之一，也是苏维埃立法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党派激烈冲突的主题。这些争论发生在那段短暂时期的末尾，当时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新政权仍是真正的多党制。粮食供应法令不仅是对粮食供应危机的回应，也是对布尔什维克愿景可行性的肯定。这一论断并非不受质疑：布尔什维克必须在苏维埃制度的新论坛上捍卫粮食供应专政，反对那些仍然忠于另一种俄国革命愿景的人。

要理解这些争论，就必须仔细考察争论各方所用关键修辞术语的含义。本研究对修辞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争论各方只是在回应自己的想象性建构。粮食供应危机和政权危机的严重性绝非幻觉；但只有在政治领导人赋予其意义之后，才有可能对各种情况做出协调一致的集体反应。¹必须借助修辞宣传，才能把对具体问题的回应纳入总体政治观点这一更大的框架。对于一个新的政治阶层来说，这项任务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对权威的主张是建立在一种新颖的、未经实践检验的政治模式之上的。

农民内部的分化

每个政党都有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农民，而每个术语不仅意味着划分农民的不同方式，还意味着关于农民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论。1918年的争论是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素有论争传统；他们对术语的细微差别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希望理解这些争论的观察者也应如此。

对于社革党人来说，关注的中心是劳动农民：上层和下层群体都是多余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劳动农民是靠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而富农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剥削他人为生，要么雇佣他人，要么利用自己在现金经济中的战略优势（店主、高利贷者和其他中间人）。同样，贫农也是无法靠自己的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人。除了这种否定性描述之外，贫农群体没有统一性，因为一个人无法成为真正的农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可能以手艺为生；他可能懒惰或酗酒；他可能暂时收成不好，或者她可能是一个独自挣扎的寡妇。一旦土地得到平均分配，这部分人要么成为真正的农民，要么彻底离开村庄，要么承担拒绝劳动的后果。²

这种对农民的划分可能最接近农民对自己的划分。富农（在农民看来）不是靠诚实劳动而是靠操纵现金经济和欺骗邻居发家致富，他确实是农民的敌人。由于富农体现了市场的个体化影响（涉及到农产品和土地），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在颠覆农民的团结。社革党人对富农的定义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抽象观念，因为它将高利贷者与任何雇佣劳动力的农民等同起来。在笔者的印象中，一个农民就算雇佣了一些工人，只要自己仍在田里干活，其他农民并不会自动把他视为敌人。农民的划分标准不是社革党人抽象的剥削概念，而是一个人是否真正靠自己的劳动谋生，而他只有通过体力劳动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也是在笔者的印象中，社革党人的划分在1918年就已经过时了。昔日的富农，即高利贷者、店主、粮食经销商或土地投机商，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当时村庄正经历着融入市场经济的痛苦过程。随着融入的发展，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了解市场的危险和机遇，富农就不那么容易利用垄断地位或农民的无知了，他逐渐发展成为乡村生活中正常而有用的一部分。³但与社会民主主义分析相比，社会革命党的观点可能更适合作为俄国乡村社会学的起点。

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农民的中间群体，而是下层和上层群体。他们相信，正是这些群体才是现实的，而中间群体则是多余的。这种观点源于他们的绝对自信，即农民正在经历阶级分化的过程，最终农民阶级本身将不存在，只剩下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只是尚未成为这两个群体的成员。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分歧在于一个战术问题：这种分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对革命有用？孟什维克倾向于把中农看作是农村资产阶级的未来成员，因此不希望对中农做出任何让步，以免壮大敌人；他们认为农村无产阶级在农村社会中过于孤立，作为工人阶级的盟友作用不大。

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就是指列宁）假定中农具有双重灵魂：一个向往着身为小资产阶级的乐趣，另一个接受无产者光荣而进步的地位。这种双重灵魂使党能够利用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望所迸发出的革命能量来摧毁沙皇政权，而不必担心会壮大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中农很快就会明白，仅仅拥有土地并不能带来他所渴望的稳固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将提供一个极点，吸引并强化中农灵魂中无产阶级的一面。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对中农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左派社革党人弗·特鲁托夫斯基嘲讽过布尔什维克，他准确地指出：“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是愚蠢的，他们每时每刻都盯着劳动农民，[问]他们会不会突然欺骗我们？他们会不会突然跟着富农走？”布尔什维克总是担心这一点，然而孟什维克却丝毫没有怀疑：他们早就知道中农会追随富农。⁵

所有这些冲突方案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阶级可以用来预测政治行为，尽管每个党派对这些阶级的性质都有不同的理论。但是，阶级诠释，尤其是十几年前的诠释，无助于理解动乱时期的行为。在党的知识分子看来，地方主义的自力救济反应是阶级本性的体现，而不是对社会秩序崩溃的可理解的反应。但在1918年，粮食消费者和粮食生产者之间的划分比知识分子假设的阶级划分更为重要。无论作何诠释，1918年春天谁碰巧手里有粮，与任何长期的阶级动态之间并没有特定联系。因此，粮食供应政策之争所用的语言，与所论的主题并不相称。

布尔什维克的方案可能是三种方案中描述最不准确的，但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也是最有用的。双重灵魂学说（与列宁主义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允许政治上的灵活性，同时又保持了学说一致性的外观。布尔什维克认为，在整个内战期间，中农会随着灵魂中这一面或那一面占上风而摇摆不定，直到他最终被说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是靠得住的。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农民在守护自身基本目标时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凡能用的手段无不用尽，而这些目标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赋予的。从这一视角看，布尔什维克则是在一连串狼狈的撤退、妥协和周旋中打转，最终以1921年粮食贸易的除罪化收场。尽管如此，双重灵魂学说还是让布尔什维克得以周旋。

从1917到1918年，在粮食供应危机和1918年春季党派辩论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的修辞从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的两极模式，转向强调农民中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庞大摇摆群体的三方模式。与此同时，关于农民中存在革命多数的说法也被悄然收回，因为粮食供应危机显然不能仅靠剥夺少数人就能解决。布尔什维克还借用了一些与社革党人有关的术语，并在之后抛弃了一些术语（劳动农民），保留了另一些术语（富农）。详细考察这些变化，便可看出修辞如何成为政治活动家所受压力的晴雨表。

在1917年之前，列宁使用的“富农”是经典严格意义上的乡村中间人，介于农民和更大的现金经济之间。这只是富裕农民中的一小部分，对革命战略来说并不重要。在列宁看来，富农甚至在剥削原资产阶级式的富裕农民，因此他假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当农民阶级仍作为一个团结的群体行动时，就会把富农处理掉。（富农这个术语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系，可能使它对列宁更加没有吸引力。）⁶

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接受了富农一词，部分因为这个词在1917年的粮食供应危机中变得更加流行。作为店主和小粮食经销商的富农是反对粮食垄断的“黑暗势力”之一。作为收购并囤积粮食的投机商，他被认为既是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也是解决粮食短缺的潜在办法。当然，受惊挨饿的城市居民使用富农一词时，既情绪化又含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政治联盟也影响了布尔什维克的术语。在这一联盟生效期间（1917年10月至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采用了社会革命党的术语，以尊重其合作伙伴，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革命中农民一翼的专家。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府后，随着两党关系恶化为公开冲突，布尔什维克利用社会革命党的术语来挑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抢他们的风头。

富农是与劳动农民相对应的术语。后者意味着社会革命党关于绝大多数农民都有革命潜力的看法，布尔什维克在一段时间内很乐意把它变成自己的看法。但在这种革命潜力的含义上，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分歧。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放心地依靠地方力量的自发行动；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会接受中央工农政权的纪律。布尔什维克声称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的革命纪律，这也符合他们的主张，即他们可以通过剥夺极少数人的巨额储备来缓解粮食供应危机。

由于布尔什维克仍然希望以明确的阶级斗争术语，即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斗争来表述问题，因此，如果再去细究农民中那个庞大的摇摆群体，反倒会破坏这幅图景。因此，从中农受到的关注程度，可以追溯布尔什维克修辞的演化。在列宁1917年的著作中，中农明显缺席，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阶级光谱两端的吸引极点上。在资产阶级一边，列宁最初使用的富裕农民一词在四月后干脆换成了富有农民；富农一词在1917年很少使用，几乎总是与价格翻倍法令联系在一起。（迟至1918年4月，粮食供应官员德·帕·马柳廷仍将富农阶级定义为私营贸易机构。）⁷在无产阶级一边，最初使用的“雇农”一词被认为具有侮辱性（这本应是一个线索，表明该模式的政治动力出了问题），因此在1917年4月后被抛弃，改用“农业工人”。

其余的农民则被视为趋向于这两极。对于那些更接近无产阶级的人来说，他们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贫苦农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批评这个词的模糊性。很难否认，正是这一模糊，才使布尔什维克乐于接受它。“贫苦农民”被假定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并主要以此得到定义。它包括那些拥有一些土地但不足以避免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在列宁看来，这一特性使他们不是“不完整的农民”，而是“不完整的无产者”或“半无产者”。

在1917年，列宁暗示，“作为农民的农民”，即农民有产者，会追随富裕农民的领导。在列宁1917年的著作中，笔者仅找到少数几处明确提及中农的地方，其中之一将中农称为站在富裕农民一边的“小资本家”。然而，总体来说，布尔什维克淡化了富裕农民可能有农民盟友这一问题，1917年描绘的图景是多数贫农与少数富有农民之间尖锐而明确的冲突。⁸

列宁强调农民内部的阶级冲突，同时对假定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团结一致的民粹主义“劳动原则”满怀轻蔑。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劳动农民”被用作“贫苦农民”的同义词。然而，在这个术语上对左派社会革命党联盟伙伴的让步并不意味着列宁放弃了他的两极冲突模型：“劳动农民”只是暂时替代了“贫苦农民”。布尔什维克接受这一词汇的高潮出现在五月下旬：在回应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批评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项决议中使用了“劳动农民”（尽管斯维尔德洛夫仍认为“贫苦农民”更准确），这一术语也出现在粮食供应专政的一项法令中。然而，在1918年春夏各种事件的压力下，这两种农民概念的差异变得愈加显著，在布尔什维克的修辞中，劳动农民的所指慢慢从贫苦农民转向中农，最终指向富有农民，此时左派社会革命党被指责为在为富农辩护。⁹

从1918年4月左右开始，一个成为列宁修辞核心的术语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概念，即“小资产阶级无组织的自发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对落后农民的一种委婉说法。一位孟什维克作者讥讽地指出，列宁在讨论自发性的时候刻意避免使用“农民”一词。¹⁰这种回避很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在5月13日法令的起草过程中，“农民”一词从任何带有指责意味的表述中被移除：“农民掠夺者”被改为“乡村富农”，“一普特粮食也不留在农民手中”被弱化为“持有者手中”。然而，“无组织自发势力”的概念意味着，富农比左派社会革命党所以为的更可怕，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面对自发革命多数派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而且还是一种疾病的最生动体现：整个农民都可能感染这种疾病。

与此同时，革命多数派的队伍也在缩减，因为一项新定义把任何拥有余粮的人都排除在外。这一定义有助于回答一个问题：谁是贫农委员会的目标群体？中农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包括在内？在各种法令和决议中，“贫苦农民”和“劳动农民”都被用来指代新委员会的支持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告诉布尔什维克，尽管有这些表述，委员会显然还是以“你们的雇农”为基础，体现了列宁组织农业雇佣工人的旧战略。¹¹

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则认为，恰恰相反，贫农委员会本来就打算容纳中农。他们指出列宁对设立委员会的法令所作的修订：原先“贫农”的定义被一个更包容的定义所替代，后者仅排除了“臭名昭著的富农”。然而，这一论点忽视了列宁的定义同样排除了任何有余粮的人。¹²

布尔什维克确实急于模糊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革命性阶级斗争的形象，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对更大得多的群体实施粮食垄断的现实。瞿鲁巴在回应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发言者的声明时正视了这一术语上的困难。该发言者指出，许多拥有余粮的农民不能被称为富农。瞿鲁巴回答道：“这些余粮怎么办？显然，它们必须交给国库。任何拥有余粮却不上交粮仓的人都要被没收——对他将适用和富农同样的措施。你怎么能不明白，任何拥有余粮且窝藏、躲藏的人，无论他是谁，当然都会受到镇压。”¹³这段话表明，富农尚未被简单地等同于不合作的余粮持有者，至少在比较考究的辩论中还没有。但它也暴露出一个术语空白：对于这个介于贫苦农民与富农之间的不合作农民，还没有一个现成的称呼。

因此，贫农委员会的最初构想依赖于一个关于农民的两极化冲突模型，因为中间摇摆群体尚未在修辞上占据显著地位。“贫农委员会”的支持群体被认为应尽可能包容，但这是基于以下假设：大多数农民在布尔什维克的意义上是革命的，因此他们会反对小资产阶级富农的无组织自发势力，并接受中央的有组织纪律。特别是，这一假设意味着他们会将余粮交给当局。然而，事实证明，并不存在这样的革命多数派。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从两方冲突模型转向三方中和模型。1918年7月，“中农”一词重新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措辞中，并成为战略关注的核心。

中农一词的首次出现，是为了回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粮食供应专政的指控，即它（即便在理论上不是，在实践中也是）针对广大农民群众。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在七月初断言，贫农委员会已经疏远了天然支持革命政权的大多数农民：“[这一立法]严厉打击的不是富农，而是……广大群众，即农村劳动者的各个阶层。”¹⁴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处于守势，在关于粮食供应的决议中，他们呼应斯皮里多诺娃，使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但拒绝承认天然革命的劳动农民已经被疏远了。相反，他们使用了一个混合的过渡性术语，承认某些不肖的工人分队确实“对劳动中农以及富农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而这些过火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在紧随斯皮里多诺娃之后的讲话中，列宁用三方模型保留了敌人是极少数人的想法，同时也承认大多数人并不会自动革命：

谁要是哪怕有一分钟听信别人的话，说这是同农民作斗争，象有些不慎重或者不深思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时说的那样，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不，这是同极少数农村富农作斗争，这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和在俄国合理分配粮食而进行斗争……。

说这是同农民作斗争，那是不对的！这样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谁要是歇斯底里到了说出这种话的地步，他就太不幸了。不，我们不仅不同贫苦农民斗争，而且也不同中农斗争。中农在全俄国只有很少一点余粮。¹⁵

讲话继续描绘了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中农形象，说他是“我们最忠诚的盟友”，有着“劳动者的健全本能”，不仅会按官价出售粮食，甚至承认在工业品方面必须支付比贫农更高的价格是公正的。

列宁对中农的矛盾看法还表现在7月底的一次讲话中：“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发生贫苦农民和一部分没有余粮、早已吃完余粮、没有参加投机活动的中农同一小撮富农之间，也就是大多数劳动者同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¹⁶我们自然会问，另一部分中农怎么了？而中农拒绝投机仅仅是因为他目前没有什么可以投机的东西吗？

1918年7月，新一波农民起义发生的同时，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内战的前景也随之展开。列宁后来所说的七月危机迫使他把中农推到舞台中央。所谓的富农起义使他承认，“农村的分化、停滞、涣散和愚昧，这一切常常汇合起来同我们作对”。内战意味着必须对厌战农民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产生了对问题的新界定：“富农知道：正在进行争取中农的斗争；俄国农民中的这个大部分站在谁一边，谁就胜利。”因此，成功的关键不再是争取到一个革命的多数派。根据这个对问题的新界定，8月2日决定将农民的“中立化”作为粮食供应政策的基础，此后不久，列宁首次公开提到不仅要避免冲突，还要对中农作出让步。¹⁷

在1917年和1918年修辞演变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描述农民的各个关键术语有了新的含义。1918年8月的中农一词已不同于列宁以前的设想，在那些设想中，中农很快就会被吸引到阶级光谱的某一极。此外，粮食供应危机和内战迫使布尔什维克不是把农民当作前无产者，而是当作农民来对待。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往往被认为产生于内战之后、出于对内战的反应，其实应当看作产生于内战期间、因内战而生。

当关于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出现时，贫农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指农民的绝大多数。只是到了后来，当人们发现农民的大多数永远不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政策的热心支持者时，这个词才缩小到只包括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继续视为其天然盟友和半无产者的人，即无地和赤贫的农民。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农村阶级斗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反对穷人，而不是每个人都反对富人。由于这种力量的平衡无助于粮食供应政策，贫农委员会被废除了。这些政策变化表明，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真尝试实现列宁十月前的设想，即以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独立组织为基础，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富农现在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对堕落阶级的永久名称。（加尔文主义者对人类的划分就像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划分一样：必被诅咒的堕落之人；必被拯救的选民；以及夹在两者之间的被救赎者。）到现在为止，富农这个词的内涵包含了许多不完全相容的因素：社会革命党提供的形象是一个被农民阶级整体痛恨的寄生和剥削的少数人；布尔什维克提供的形象是一个经济上进步的资本家阶级，为村庄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性政治领导权；粮食供应危机造成的形象是一个嘲笑饥饿者的呻吟并想用饥饿的骷手扼住革命的食尸鬼。

国家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

在列宁的修辞里，粮食垄断和粮食供应专政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直接挂钩。1918年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这个词在新经济政策出台后的含义（即容忍市场形式和其他混合经济制度）没有什么关系。¹⁸相反，1921年之前的这个词意味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在列宁和尼古拉·布哈林的革命前著作中，国家资本主义被当作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规律，正在催生一场从分散市场走向国家组织经济的运动。这场运动因战争的要求而加速，基本上是进步的，尽管目前资本家主宰着国家，利用其经济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在1916年写道：

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¹⁹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布哈林就讨论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把绝对的一切都纳入国家管制的范围”。他以德国的粮食供应专政为例，在这种情况下，“无政府的商品市场基本上被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所取代，最终的权威还是国家权力”。尽管他雄辩地谴责了军事化的资产阶级国家，但他认为国家组织经济的“物质框架”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利用。²⁰

在1917年，这一理论很容易被纳入破坏活动的观点：本来不可避免地走向经济全面管制的进程，正被惊恐的资产阶级所阻挠。列宁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武装起义的论据：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²¹

1918年春天，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签署后，列宁重新回到了这个主题，尽管他不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他认为，新的国家政权现在面临的“组织任务”是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以及“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²²列宁并没有放弃破坏活动的观点，但主要破坏者的身份已经改变：“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革命后出现的农民资产阶级是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与列宁在这个主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一致。²³

因此，列宁似乎倾向于放弃国家资本主义一词，但它被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重新引入到布尔什维克的修辞中，他们最初是在布尔什维克针对《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辩论中形成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本身并不反对集中的经济组织；他们的抗议主要是针对资本家参与管理。他们不明白，1917年的破坏者在1918年怎么会被当作经济权威来信任。他们还反对列宁集中制政策的“官僚”性质，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指这些政策妨碍工人参与和地方苏维埃的独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反对粮食供应专政，尽管他们似乎没有提出自己的粮食供应政策。左派共产主义者仍然忠于布尔什维克1917年版本的征集方案，即国家管制和广泛参与之间毫无问题的结合，同时非常强调资本家的破坏活动。²⁴

作为回应，列宁好斗地接过了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并颂扬其优点，这部分是出于论战的意气。在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争论中，他引用了自己1917年赞美国家资本主义的声明，但在自我引证中略去了下面这句话，从而歪曲了自己早先的观点：“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这种说法承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凡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实行的政府垄断，仅凭这一事实本身，就不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在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辩论中，列宁想着力强调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二者之间决定性的政治差异。²⁵

列宁也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说明他的新主题，即农民资产阶级的危险性。国家资本主义是好的，因为它“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懈怠懒惰的自发势力正在威胁我们”。²⁶真正的敌人不是“文明的资本家”，而是“不文明的资本家”。前者的破坏倾向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国家权力机构制止，他们的帮助对经济管制是必要的；后者对粮食垄断等措施的抵抗需要“无情地加以惩治”。²⁷

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很快成了列宁的包袱。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老练的、志同道合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中，它是足够有用的，但在党派之间的争端中却不那么有效。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表现得更左，说国家资本主义学说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正在失去革命锐气。其他一些人如孟什维克，开始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如果俄国只处于国家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正当理由。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争辩说，资本主义阶段意味着诸如分享权力和对政治反对派施加较少限制等资产阶级民主概念。列宁放弃了国家资本主义并开始论证，“难以忍受的饥荒迫使我们去担负纯粹共产主义的任务。”²⁸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项纯粹的共产主义任务被定义为“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努力获得粮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对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²⁹因此，在不同的修辞背景下，组织任务、国家资本主义和纯粹共产主义任务这些术语的内容都是等同的。

人们习惯于把列宁在1918年春天的观点描述为温和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先驱。³⁰用温和来描述这样一种修辞未免奇怪，它的关键词似乎正是无情：“对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坚决无情，对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那些敢于破坏我国劳动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一艰巨的创造性工作的动摇分子和有害分子，我们也要同样毫不留情。”³¹列宁的“组织任务”对于他打算改造其生活的“不文明的资本家”来说也不会显得温和。由于列宁将缺乏合作视为破坏活动，他准备使用暴力。5月初，当他把粮食供应专政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时，他再次表明了他思想中阶级斗争与强制登记和监督的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³²

党派的挑战

布尔什维克对粮食供应危机的修辞表述，与1918年春天来自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党派挑战密不可分。³³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平条约签署后，这一挑战将火力集中在粮食供应危机上。在3月和4月，布尔什维克一直倾向于自我批评，强调问题来自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不守纪律。但当孟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辩论中开始利用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声明，证明布尔什维克在粮食供应危机面前完全无能为力时，这种自我批评就停止了。布尔什维克也变得更加戒备，因为粮食供应危机开始侵蚀城市苏维埃这个支持他们的中心基地。党派考量与粮食供应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因一个事实而加剧：粮食供应机构实现集中统一的两大障碍，即地区粮食供应委员会和乡村苏维埃，分别是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堡垒。因此，布尔什维克需要一个关于粮食供应危机的修辞性界定，尽可能地把责任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其他政党的肩上；解释布尔什维克支持者的动摇和叛变；并承诺为危机提供短期解决方案，为饥饿的工人提供除口袋贩运、投机活动和政治抗议之外的出路。

满足这些需求的，是对粮食供应危机的阶级斗争式界定，其内容如下。布尔什维克不应该为粮食供应危机负责。相反，它是由资产阶级战争引起的，又因富农对革命的敌意而进一步加剧。一个人不愿交出粮食，唯一的原因就是投机的贪婪，以及想用饥饿的骷手扼杀革命的欲望。通过批评粮食垄断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客观上是反革命阵线的一部分，这个阵线还包括外国和俄国资本家以及小资产阶级富农。一些工人确实因为饥荒和旧制度腐烂尸体的感染而失去了革命的清醒头脑。但真正有觉悟的工人会继续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特别是加入工人分队，通过没收富农的粮食为革命服务。这种行动不是对村庄的攻击，而是参与村庄内部的阶级斗争。贫农委员会的成立，作为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集中制机器的最底层，代表的不是官僚主义和旧制度的警察方法，而是武装的人民。

这些主题在列宁、托洛茨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等人1918年春天的讲话中一再出现。（并非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同意列宁和瞿鲁巴的分析；阿列克谢·李可夫和列夫·加米涅夫尤其主张采取更柔和的路线。）引用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味道。5月下旬，列宁用一句话精辟地剖析了粮食供应危机：“饥荒的造成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粮食这个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上，同劳动者的统治，同工人国家，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³⁴季诺维也夫向来是布尔什维克演说家中最直白、最粗鲁的一个，他进一步阐述了资产阶级破坏活动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明确的计划，很早以前就在资产阶级办公室里秘密地制定了。”他继续说，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是新闻，因为回想一下里亚布申斯基说过的话：“工人和水兵先生们，你们以为用刺刀和你们的多数来磨灭我们，但记住，我们有办法控制你们：饥饿的骷手，它将扼杀你们的革命。”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中到处提到“里亚布申斯基的代理人”和“里亚布申斯基的计划”，例如在谈到“对那些履行里亚布申斯基计划的富农实施神圣暴力”的必要性时。更重要的是提到了里亚布申斯基的政党，也就是反对这种神圣暴力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³⁵

布尔什维克关于粮食供应危机的修辞，出现在一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谩骂和威胁日甚一日的气氛中。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批评布尔什维克实行粮食垄断，从列宁对此的反应中就能感觉到这种语气：他们与公开的资本家立宪民主党之间的唯一区别是，立宪民主党人是直截了当的黑色百人团。³⁶按照列宁的说法，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傻瓜才会梦想所有苏维埃政党的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

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满足于拒绝分享权力的可能性。他们转而公开威胁其他党派，而这些威胁很快就付诸实行。在6月初的一次讲话中，托洛茨基警告说，除非各党派停止在粮食供应问题上制造麻烦，否则将对他们发动恐怖活动。在此之前，恐怖手段一直避而未用，但“现在，苏维埃政治当局将更果断、更彻底地采取行动……。不要用谎言和诽谤来毒害工人群众，因为这整个游戏可能会以一种最高程度的悲剧方式结束。”在另一次讲话中，在不可避免地提到里亚布申斯基之后，托洛茨基问道，是否有任何界限将反革命分子、君主主义者、剥削者和富农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区分开来。“不，没有这样的界限：他们团结在一个反革命分子的黑帮阵营中，反对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他接着又对莫斯科工人的耐心表示惊讶：在本应是工人苏维埃的地方，他们竟容许有五到十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³⁷

这样一来，由包括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里亚布申斯基式阴谋造成的粮食供应危机，就为镇压所有政治反对派提供了理由。阶级斗争的修辞也把工人的任何过错转移到其他阶级身上。因此，列宁在为工人分队醉酒抢劫农民的事开脱时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³⁸如果工人通过罢工来表示对布尔什维克在粮食供应上表现的不满，季诺维也夫就可以辩称：“没有其他别的可能：在我们这个小资产阶级国家，会有一些团体认为，革命意味着‘给、给、给’，对他们来说，革命意味着两磅面包，全面供给，等等。”季诺维也夫把对小资产阶级影响的谴责，与对有觉悟工人的某种奉承结合起来：这些工人不受这些影响，应当能够超越绝望的女工和普通的群众成员，看到粮食供应危机的深层原因。³⁹

布尔什维克的修辞学家把粮食供应专政看作是革命运动必须解决的组织任务的一个极好例子，不管这个任务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专门的共产主义任务。正如列宁所说：

正是现在，当我国革命已经直接地、具体地、实际着手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也正是这一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的时候，并且恰恰是在主要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到，必须有钢铁般的革命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全国广大范围内组织食品的收集、运输和分配，同时要计算千千万万人的消费，要估计到今后一年以至许多年内的生产条件和成果。⁴⁰

对粮食供应危机的阶级斗争定义，不仅给“有觉悟的工人”和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即富农破坏者；它也让中央政权能够把纪律的棍棒用在同一批支持者身上，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守纪律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就在刚才引用的那段话所在的同一段落里，列宁用粮食垄断的必要性来反驳那些看不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国家权力的人。这一国家权力不仅对资产阶级，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对所有“扰乱政权者”，都会无情地严厉打击。

所有这些主题在5月29日人民委员会议发出的呼吁中结合在一起。在指出资产阶级如何试图利用饥荒来进一步奴役工人之后，呼吁书接着解释说，解决危机需要粮食垄断。而如果垄断是必要的，那么进一步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由中央政权代表的国家才能应对这一最困难的任务”。只有在不允许单独采购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完成它的工作，因为单独采购无非是一群饥饿的人从另一群饥饿的人那里抢走食物。“合理的集中”需要纪律：“只有当来自中央的所有指示在地方毫无疑问地得到执行时，粮食垄断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且]地方当局的机关不是单独地执行粮食供应政策，而是为了整个饥饿人口的利益执行中央政权的政策。”

作为对放弃单独采购的补偿，该呼吁为积极加入讨伐富农的行动提供了可能：

富农不想给饥饿人口提供粮食，无论国家做出什么让步，他们都不会给。

必须用武力从富农那里夺取粮食。

必须对乡村资产阶级进行讨伐，……

对富农进行无情的战争!

这一口号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从饥饿中解脱出来；这一口号意味着——拯救并深化革命成果！⁴¹

工人分队也被看作是一种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手段。列宁呼吁粮食供应分队中的“先进工人”要成为“贫苦农民领导者、农村劳动群众领袖、劳动国家建设者”。⁴²托洛茨基劝勉工人效法西方在组织上的长处。尽管所有交战国都受到了战争的摧残，粮食供应不足，但西方国家把现有物资称量到最后一盎司，按国家政权的指令分配，从而避免了饥荒。至于俄国，“国内有粮食，但令我们羞愧的是，工人阶级和乡村贫农还没有学会管理国家生活的技艺”。⁴³

这种观点更广泛地反映了粮食供应官员的目标，即利用工人分队作为约束粮食供应机构纪律的一种手段。与此类似，粮食供应官员从职业角度把贫农委员会视为粮食供应机构的长期据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则把这一看法加以推广，在他们眼中，这些委员会至少有潜力成为“觉悟共产党员的可靠干部”。⁴⁴

贫农委员会也是绕开或约束农民乡村苏维埃的尝试，而阶级斗争修辞对布尔什维克的最大效劳，就是为这种对“苏维埃主权”的尴尬攻击辩护。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等于承认了对整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观念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地方苏维埃对于集中化的“坚强权威”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基础。通过给农民苏维埃贴上富农苏维埃的标签，他们可以把撤退描绘成前进。像瞿鲁巴这样的集中制官僚很乐意使用关于内战的革命辞藻来达到自己的迫切目的。在回应左派社会革命党对这种攻击地方苏维埃行为的批评时，瞿鲁巴说，他很乐意去依靠苏维埃，但“如果苏维埃召开代表大会，取消粮食垄断和固定价格——如果他们以纯粹地方利益的名义拒绝执行国家计划——如果他们把粮食聚集起来并继续把这些粮食握在手中——那么很明显，我们必须与这样的苏维埃斗争、[而且]我们将与这种代表大会进行斗争，直至监禁和派遣军队，直至最后的和极端的内战形式。”⁴⁵

阶级斗争修辞也掩盖了对贫农政治倾向的深刻怀疑，以及对富农可能为农民提供另一种领导的恐惧。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官员阿列克谢·斯维杰尔斯基用这些话为给予农民告密者的“物质奖励”辩护：

乡村贫农不了解自己的利益，也不了解现有的情况，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往往按照富农的要求行事。他们帮助和保护富农，以免粮食被抢走，因为[否则]他们自己将没有面包。富农试图利用这一点；他们开始低价出售粮食，试图让贫农从留在富农手中的余粮获利。⁴⁶

因此，似乎唯一比富农高价出售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富农低价出售。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以更概括的语言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我们之所以必须赶紧分化村庄、把农民纳入我们自己的组织，是因为不这样做，富农就会抢先一步，把村庄团结起来反对我们。也许因为斯维尔德洛夫这位城市党组织者比粮食供应官员更远离乡村现实，他讲话中贫农的两个形象之间的不协调如此明显，以至于产生了滑稽的效果。一方面，他们是纪律严明的革命斗士，是城市工人值得信赖的兄弟；另一方面，必须用武力阻止他们变成醉酒的暴徒。⁴⁷

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修辞归根结底基于一点：列宁主义的农民术语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农民是根据他们对革命和那些以革命名义说话的人的态度来划分的。说这些术语被政治化是不确切的：它们从来就只是政治性的。它们的社会学内容只是提供了关于在哪里寻找朋友或敌人的线索。富农几乎可以被定义为团结起乡村来反对外部世界的天然组织者，正如上述引文所示，布尔什维克不仅接受了这种观点，而且将其作为对乡村政策的基础。

如果有一个术语可以概括笔者一直在讨论的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那就是登记。登记起初只是一个技术术语，后来却成了布尔什维克运动许多希望的象征，是1918年布尔什维克修辞中的一个不变的调子。它首先是粮食垄断的一个组成部分：执行向国家出售所有余粮的义务需要准确了解每个人的物资情况。此外，失去乌克兰和不断加深的粮食供应危机使“尽可能严格登记”的必要性变得“更加明确”。但登记也将粮食危机与国家资本主义集中组织经济的一般任务联系起来，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登记和监督”。这一提法也表明了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是社会主义的门槛：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分配，需要对现有物资进行适当的登记。不仅是粮食要登记，工业品也要以这种方式调动起来，供商品交换使用，这就要求对这些物品的控制更加集中化。此外，登记还指向阶级斗争，因为富农和其他破坏秩序者对登记抱有敌意，可能会破坏它。分化乡村的主要目的，是为登记获得“眼线”：阶级斗争主要是一场争夺信息的战争。

对粮食供应专政的批判

布尔什维克用来说明和正当化粮食供应专政的修辞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的整个看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批判也是如此。他们此时构成了苏维埃的忠诚反对派，仍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两个反对党本身在观点上就有深刻的对立，他们各自与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点可能比他们彼此之间还要多。但他们对粮食供应专政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抨击布尔什维克的原始粗陋，抨击其用粗暴武力和强硬中央集权解决复杂问题的倾向。双方对紧要的复杂问题何在看法迥异，又各自坚称自己的专家有能力处理这些复杂问题。左派社会革命党专家是社会革命党主导的乡村苏维埃的成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是农民阶级关系方面的专家，而孟什维克专家是经济学家和粮食供应专家，如格罗曼。

左派社会革命党立场的实质是捍卫乡村苏维埃的独立性，这是民粹主义传统一直颂扬的乡村团结的最新化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富农是孤立的、被憎恨的少数人，几乎不可能支配自由的苏维埃。大多数农民，即“劳动农民”，真正支持工农主权，错误的是模仿沙皇官僚主义、扼杀他们的主动性，或者更糟，派出征购分队与他们为敌。正确的做法是积极执行关于土地平分的法律，并依靠地方民选政权的“国家意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应当让政策在中央决定，但以分散的方式执行。

尤其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痛心的是，布尔什维克不负责任地利用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二分法。社会革命党人用这个模式来强调大多数农民的团结；布尔什维克暂时采用这个模式来强调农民内部分化的尖锐程度（而没有中间存在庞大摇摆集团这一假设所带来的模糊性），从而强调诉诸分化策略和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和权宜性。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说，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抱着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辩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富农模糊而不准确的理解，就很难建设性地运用武力。显然，并不是每一个拥有可交易余粮的人都是富农：只有那些对乡村完全无知的人才会这么相信。某人是不是富农，这是一个由知识渊博的专家即地方苏维埃决定的问题，他们将“根据一系列复杂和微妙的考虑”来决定，而这些考虑只有当地人才了解。但布尔什维克提议派遣由工人阶级的渣滓组成的分队，这些人的饥饿感已经战胜了他们的荣誉感，以至于他们准备攻击乡村的劳动人口。⁴⁸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承认，当然应该对真正的富农使用武力，但如果以粗暴无知的方式来做，肯定会导致普遍的残杀，使革命政权声名狼藉。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断言，如果布尔什维克坚决要按照阶级路线分化乡村，他们应该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做，按照生产资料（土地和设备）而不是消费资料（余粮）来划分阶级。布尔什维克在富农对农民的影响问题上既笨拙又偏执，其结果将与他们的意图完全相反：本来孤立无援的富农将获得新生，因为乡村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在他们眼中来自城市的劫掠者。正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鲍·弗·卡姆科夫所总结的那样：“在与饥荒作斗争的所有方式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供应专政]是最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你不了解乡村，你不知道如何与富农斗争，结果你就是在支持他们。”⁴⁹

除了这些策略上的争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他们所认为的布尔什维克教条有更深入的反对。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修辞暴露出其乐于把格格不入的城市方案硬塞给村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弗·阿·卡列林将布尔什维克的农村阶级斗争口号解释为“靠墙站好，我在对你运用阶级斗争原则”。⁵⁰而斯皮里多诺娃则嘲笑布尔什维克决心用革命修辞来掩饰他们的紧急措施：“布尔什维克－农民同志，带上这些马克思主义大本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派出惩罚性的远征。”最根本的是维护农民在政治和文化上与城市工人完全平等的权利：“我们宣布，农民也有独立的生活方式，并有权享有历史性的未来”。⁵¹

孟什维克不同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地方苏维埃的热情，不明白为什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看不到维护“把俄国不同地区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的纽带”的必要性。⁵²孟什维克虽然接受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化和组织化目标，却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方法使其完全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孟什维克批判的核心是断言，布尔什维克在政治层面的排他性和煽动性使有效的经济组织无从实现。布尔什维克拒绝了广泛社会主义联盟，骚扰反对派新闻界，限制选举权，并在总体上采取了“内战方法”。同时，他们宣布“所有主权归苏维埃”，这一政策产生了可预见的结果，即破坏了中央执行有效政策的能力。而在拼命挽救局面时，布尔什维克继续拒绝分享权力；于是，重新集中化导致了粗暴而无效的官僚主义。

当然，地方主义是一个问题，但布尔什维克把这个问题诊断为源于富农的影响，这纯属神话。尤里·马尔托夫说，任何民选地方政府都会表现出同样的地方主义倾向，而对付这种倾向的武器只有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审议，以及最重要的，公众意见的独立表现”。由于不愿意接受这种公开性，布尔什维克对地方主义反应过激：“如果无法征集广大群众[也就是没有普选权]，你们就会像松鼠一样在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之间辗转腾挪，而在你们向其承诺将‘所有主权交给苏维埃’的工人听起来，官僚主义就是一个酸溜溜的笑话。”⁵³

孟什维克的一个政治优势是，他们在粮食供应和其他经济领域的专家显然是一个声望高过布尔什维克自己人的群体。事实上，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只是接管了格罗曼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孟什维克试图通过强调布尔什维克在技术上的无能来加强自己的优势：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官僚机构来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中央集权有什么用？“凭什么你们的官僚就应该比旧的官僚更有技巧和智慧，我们不知道：实践证明，他们比旧的官僚更腐败，更不光彩，也更堕落。”（发言者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说到此处被斯维尔德洛夫叫停。）⁵⁴

布尔什维克的回应是颂扬“谦逊工人”的美德，他们是“被群众推举出来”的。列宁承认，“工人们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尽管学得很慢，而且有时还出错；但是，说空话是一回事，看到工人们如何一个月一个月逐步地学会独立行动，开始不再妄自菲薄，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当权者，那又是一回事。”⁵⁵尼·奥尔洛夫关于1月第一次粮食供应大会的一句评论，表达了态度上的根本冲突：

隶属于退出大会的小组的一位权威粮食供应官员[格罗曼？]在旧粮食供应部雇员社会主义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大会成员 “真诚地鄙视一切知识和憎恨一切知识传承者”。在那个激烈的时代，很难期待人们的客观评价，尤其是那些选择了 “真诚地不理解 ”任何创造性爆发的令人羡慕的部分，他们对人们在现实中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深感鄙视。⁵⁶

孟什维克认为，精力充沛的无知并不能替代能回应知情舆论的合格专家。当布尔什维克给委员（一种粮食供应总督）以广泛的权力，把他们当作救急干将派出去，无视经济规律和谨慎协调的需要而行动时，他们又退回到了沙皇制度的幻觉。⁵⁷鉴于他们对这些方法的依赖，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真正实施粮食垄断。尽管孟什维克与垄断和广泛经济组织之必要性的渊源比布尔什维克还要深，但他们不情愿地得出结论，纸面上的垄断比没有垄断更糟糕：如果政府没有能力向人民提供他们所需的食物，为什么要禁止人民自己供养自己？因此，孟什维克主张在价格和单独采购权方面做出某些让步；布尔什维克则抓住这点，称这些让步是对资本家和富农的屈服。

正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手段使经济复苏无从谈起，其经济手段也使政治的进一步败坏在所难免。特别是，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为中央权威的瓦解提供了经济对应物。格罗曼小组中的谢苗·A·福克纳认为，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经济压力，要冲破国家规定的越来越不现实的价格，而这种压力就体现在口袋贩子身上：

诚然，固定价格通常意味着违反价格应付的个人责任，由法律中的刑事制裁来确定。但实行这些威胁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它能渗透到社会有机体的所有细胞中，[它必须]不仅从其掌握的强力和手段的实际规模上，而且从其代理人的心理素质训练和不可贿赂性上，都是强大的。

但是，正是在革命和国家机器重组的时代，这些力量被削弱了，威胁仅仅悬在空中，只是胡乱地打击这个或那个偶然的受害者。⁵⁸

这种对一个既包罗万象又无能为力的强制机构的描述似乎适用于契卡，它从未成功地抑制住导致投机性黑市的压力。

应该简单提一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提出的批评意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粮食供应专政的辩论中，只有一位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出场。这位发言人迪斯勒大胆地指责布尔什维克制造了饥荒：通过他们为保持权力而不顾一切地加剧的通货膨胀，通过使俄国失去产粮区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通过布尔什维克方法所挑起的内战（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刚刚起义），以及最后通过提议的粮食供应专政。“这些武装分队将能缓解你们对血的渴望，但不能缓解民众的饥饿。”说到这里，不难想见，迪斯勒被剥夺了发言权。⁵⁹

笔者从流亡者阿里亚德娜·泰尔科娃－威廉姆斯1919年初在英国写就的一本小册子中摘取了立宪民主党的批评。她认为临时政府最初的粮食垄断是一种痛苦的战时需要，这种需要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显然超出了政府机器的能力。布尔什维克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甚至在和约签订后还保留了它，尽管他们拒绝了临时政府的其他大多数改革。泰尔科娃－威廉姆斯还抨击无法无天的封锁分队骚扰乘火车的口袋贩子。（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春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辩论中提出这一点，尽管它从1月起就一直在进行。）同样，泰尔科娃－威廉姆斯并没有谴责贫农委员会扭曲了阶级斗争：她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贫农委员会将暴力引入乡村事务，给乡村的乌合之众提供了一个算账的机会，从而使有序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暴力到处都很猖獗，没有人可以投诉，无论如何，投诉是没有用的。当完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人们不会投诉，而是为他们的分歧而争斗。”总之，“委员会本身在他们所创造的无政府状态中是无能为力的”。⁶⁰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个苏维埃反对派政党所提出的批判？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专政的许多批评切中要害，而且布尔什维克即使没有在口头上、也在实践中被迫承认了这些预言的准确性。“乡村阶级斗争”确实变成了“残杀”；工人分队确实瓦解成了酗酒团伙；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确实损害了与乡村的商品交换。但反对党提出的积极替代方案也很薄弱，特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希望依靠独立的地方苏维埃，并认为只有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以夺回粮食丰富的地区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孟什维克认为，只有格罗曼式的广泛经济管制才能解决问题，这一论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不过是一句于事无补的求全之言。孟什维克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缺陷，主张从全面严格执行粮食垄断的尝试上后撤。真正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对社会主义团结政府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自由的要求，是否与强加秩序的迫切需要相容。

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积极建议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们至少是用符合拟议方案实际内容的语言来表达的。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并非如此：阶级斗争的修辞与实际的纪律性集中化方案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协调，难以弥合。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政治声誉押在了“所有主权归苏维埃”上，他们不能大声说，正如预言过的那样，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现在必须把主权从苏维埃手中夺走。他们在修辞上的掩饰不只是通常的政治虚伪和委婉，而且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其中一个已经提到：反对党必须被排除在苏维埃之外，这样他们就不会“制造恐慌”，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能指出布尔什维克的修辞新衣已经破旧露线。布尔什维克陷入了困境：他们克服政权危机的努力，系于公众对一个政治模式的忠诚，而他们自己已经不再完全相信这一模式了。

1918年春天关于粮食供应专政的辩论有着特别的历史回响，因为它们标志着俄国革命的三种观点最终分道扬镳。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理念信仰之炽热，很大程度上正来自这些部分冲突的革命任务观之间的碰撞与交互。1918年的春天，是其中两种观点走到了尽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捍卫的革命观点认为，俄国农民对俄国的未来有积极的贡献价值。孟什维克所捍卫的二月革命观点主张，西方的立宪主义文明模式包含许多俄国若要臻于伟大就必须加以采纳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所欣赏的那种技术和组织上的活力。这些观点无法在动乱时期的无情环境中存活下来。1918年的粮食供应危机不仅暴露了俄国人民的匮乏，而且也暴露了俄国革命的匮乏。

1.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海报，1920年：“工人和农民正在干掉波兰的乡绅和男爵，但后方的工人也没有忘记对农民经济的帮助。工农联盟万岁！”底部：“农民周”。（摘自 N·I·巴布林主编：《苏维埃政治海报，1917–1980》，来自苏联列宁图书馆藏品〔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85年〕，版画18。）

2.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海报，1920年：“没有锯子、斧头或钉子，你就无法建造一个家。这些工具是由工人制造的，他必须得到食物。”(摘自 N·I·巴布林主编：《苏维埃政治海报，1917–1980》，来自苏联列宁图书馆藏品〔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85年〕，版画21)。

3.“牛奶非常难买到，妇女和儿童有时为了一小部分的供应而等待一整夜”。（摘自奥林·赛奇·怀特曼：《一位美国医生在俄国革命期间的日记，1917年》〔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日报鹰出版社，1928年〕。）

4.“烟草，像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一样，是通过票证来保证的。这为士兵们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投机领域。”（摘自 奥林·赛奇·怀特曼：《一位美国医生在俄国革命期间的日记，1917年》〔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日报鹰出版社，1928年〕。）

5.“在下诺夫哥罗德，他们建立了小市场，在那里你几乎可以买到对方不想要的任何东西”。（摘自 奥林·赛奇·怀特曼：《一位美国医生在俄国革命期间的日记，1917年》〔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日报鹰出版社，1928年〕。）

6.“在每个车站，农民都会带着食物和牛奶迎接过往的火车，通常是用热气腾腾的毛巾包裹着煮熟的禽肉和鸡肉。”（摘自 奥林·赛奇·怀特曼：《一位美国医生在俄国革命期间的日记，1917年》〔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日报鹰出版社，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