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的漩涡

国家政权……必须全力以赴，以避免迅速逼近的饥荒最终到来。否则，国内的权威将荡然无存，而国家本身将像木片一样在自发的漩涡中飘摇。

尼·多林斯基，1917年秋

1917年秋，在农村、前线和首都城市，社会解体的连锁反应引发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在粮食供应领域，点燃导火索的事件是八月底固定价格翻倍。在那些政治上高潮迭起的日子里，把付给粮食生产者的价格翻倍这一决定普遍未受注意；它不只是粮食供应即将崩溃的信号，更摧毁了现有政治阶层的士气，同时印证了布尔什维克竞争者的政治公式。

固定价格闯关

固定价格水平已经给临时政府带来了困难。在3月份，临时政府将沙皇政府于1916年9月颁布的固定价格上调了60%。这个决定使格罗曼就此与临时政府决裂。格罗曼虽然承认此前的价格已与工业品价格脱节，却主张压低工业品价格，而非抬高粮价。由于这不能立即实现，格罗曼提议给粮食生产者发放临时证书。当临时政府以不切实际为由否决这个提议时，格罗曼断定辛格列夫就像鲍勃林斯基和里季赫一样，只不过是另一个沙皇官僚。¹

对于农民生产者来说，临时政府的决定并不是彻底胜利。1916年，里季赫暗中提高了价格，他通过在生产者仓库而不是在火车站或码头结算，使运输成本由政府承担，而不是由生产者承担。这一举动激怒了反对派活动家；临时政府提价的同时，又恢复了旧办法。因此，生产者离交通枢纽越远，他从新的定价中获利就越少。西格夫引用维亚特卡专员的话说，平均而言，他所在省份的价格每普特下降了十戈比。²因此，新的革命政府的首个行动之一就是降低了支付给许多生产者的价格。

临时政府向农民保证，坚持等待更好的价格是无用的，因为三月份的价格无论如何都不会提高。尽管粮食供应局势越发紧迫，佩舍霍诺夫排除了改变价格的可能性。因此，他在8月20日通电告知地方委员会不要害怕使用武力。速度至关重要：如果到九月中旬粮食不能运往北方，许多北方省份将无法获得食物，而鉴于铁路的糟糕状态和河运系统即将封闭，所有的消费地区都将受到威胁。首先，应该从大商行和离交通枢纽最近的生产者那里获得粮食，因为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将决定一切。电报还表示，“极端措施是由一种与服兵役相当的国家需要所决定的。”³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内部的其他力量寻求危机的另一种解决方案。8月23日，国防特别委员会在会上指出，粮食供应危机此时已威胁到整个经济和战争事务。在顿涅茨和巴库地区，面粉和粮食匮乏，导致矿井和油田的工人大规模外流，这反过来意味着燃料、铁路运输与国防生产的中断。委员会还认为，“现有的总体粮食供应体系的组织不符合当前情况”：尽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和运输能力，生产者没有动力拿出他们的粮食。由于固定粮价与其他物价脱节，这一动力遭到破坏，解决方案似乎不言自明。⁴

执政联盟右翼的这种压力恰逢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中最接近国家元首身份的人）指控自己的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进行反革命阴谋。形势之紧迫、佩舍霍诺夫动用武力难望奏效、加之其自身政治地位岌岌可危，都将克伦斯基推向了布克什潘所称的“临时政府在产粮省份农民面前的彻底投降”。⁵

表一　政府目标的实现

资料来源：全宗1276，目录14，案卷483，第106-14页。

价格翻倍的法令于8月27日发布，当时科尔尼洛夫的部队仍在开往彼得格勒的途中。官方的借口是，将固定价格翻倍可以恢复因“自发的事件进程”而遭破坏的城乡均衡。为了挽回面子，他们还发布了警告：“政府将坚决顶住一切要增加非农人口收入的无根据的施压，并对粮食生产者使用武力，[确保]他们按时准确履行交付粮食的责任，以使军队和民众免遭饥饿。”⁶

很难评估新价格的影响。中央政府指出交付数量增长，但怀疑者声称这是丰收所致。怀疑者的看法自有数据佐证：增长的趋势早在新价格公布之前便已开始（见表1）。⁷

价格骤然翻倍，加剧了不确定的气氛，非但没有促使人们交粮，反而助长了囤积。新价格甚至让许多粮食生产者和经销商感到懊恼，他们曾呼吁提价，却没料到会是这样一次笨拙的全面翻倍。⁸当农民自己准备出售粮食时，粮食供应机构往往面临纸币短缺（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是“货币券”）。其他瓶颈也出现了，如运输推车、口袋、储存空间和铁路空间。⁹

无论是因为新价格、丰收还是地方委员会日益提高效率，粮食交付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这一变化并不能给饥饿的城市带来多少慰藉，因为内河航运已经停运，铁路运输也糟糕不堪。到10月中旬，九月份采购的粮食也仅有一半多一点运离了采购地区。¹⁰

在彼得格勒，官员们认为，疏通拥挤的铁路仓库、建立勉强可行的分配系统这些城市内部的困难，至少和把粮食运进城这件事本身一样严重。在十月份的彼得格勒市杜马会议上，发言人宣称形势“非常接近灾难”，城市很有可能不久就会断粮。众所周知，北方战线没有储备粮食，彼得格勒的驻军士兵对他们的配给被降低感到不满。军队的状况对民政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因为士兵们曾动手威胁市政官员，确保军事需求优先得到满足。¹¹驻军成为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关键支持者。

如果突然翻倍的价格并没有阻止粮食供应的崩溃，那么它有力地加快了政治权威的崩溃。这对粮食供应官员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曾向所有人大声疾呼、保证价格绝无上涨可能，这一宣布却让他们“震惊”不已，深感羞辱。波尔塔瓦粮食供应出版物在第一期中坚定地向农民生产者保证固定价格是稳定的。但在接下来的一期中，主席不得不收回他的话：“在国家生活中，有时候最坚定的政府意图也必须因为事态所迫而改变。令我们极为悲痛的是，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¹²

粮食供应工作者的生活并不令人羡慕：工作艰苦，挣得的回报却是仇恨、毫无根据的指责乃至人身危险。粮食供应工作者越来越感到来自下层的迫害暴行的威胁，也越来越感到为中央所弃。佩舍霍诺夫辞职以示抗议，而新任部长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则不得不专注于组阁。上层的瘫痪，在下层则表现为地方官员的辞职潮，或如托博尔斯克委员会之举：在新价格实行后，该委员会拒绝“承担实施粮食垄断的道义责任”。¹³10月，一位粮食供应官员断言，有关垄断的改革提案是不会起作用的：“我很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从民众一边看来，粮食供应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让民众来找上门来，把整个委员会揍一顿，然后把我绞死。”¹⁴

一个政治阶层的士气日日低落，同时对另一个政治阶层的支持也节节攀升。即使是首都发生的戏剧性政治事件，也无法与价格翻倍给全社会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后者日复一日地把反政府的意味传布开来，比任何报刊宣传都更奏效。在十月末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作家指出，“粮食价格翻倍继续搅乱整个俄罗斯”，这个问题只变得更加尖锐。他根据报纸《人民政权》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断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反应都是一致的谴责。常见的说法是，粮食价格翻倍动摇了日常生活的基础。¹⁵

价格翻倍似乎佐证了布尔什维克对破坏活动的断言。里亚布申斯基关于“饥荒的骷髅之手”的慷慨陈词、科尔尼洛夫的政变企图以及价格翻倍法令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日期的接近。里亚布申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都对国家的分崩离析惊骇不已，将罪责一概推给苏维埃。里亚布申斯基支持提高粮食价格，并在八月初跻身于公开力挺科尔尼洛夫之列。当孟什维克部长马特维·斯科别列夫对工厂委员会下手时，整幅图景似乎就此完整了。一份工人决议声明：“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科尔尼洛夫叛乱）背景下，‘保护劳动’部已经变成了‘保护资本主义利益’部，并与里亚布申斯基沆瀣一气，置国家于饥荒之中，纵‘骷手’以戕革命。”¹⁶

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导的政府突然将生活必需品价格翻倍，这似乎暗示着要么是犯罪性的软弱，要么是与反革命破坏的实质性勾结。此后多年来，要证明建立在苏维埃之上的坚强国家权威的必要性，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指出里亚布申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例子。

重审垄断政策

垄断的崩溃迫使粮食供应官员重新思考他们的基本假设。他们痛苦的幻灭在粮食供应部门短命的官方刊物《粮食供应工作通讯》中得以体现。

在1917年春发行的首刊中，主编亚·M·布克什潘自信地思考着新的粮食垄断。这种垄断只是“庞大的供给领域实行国有化道路上的第一步”，因为“粮食供应问题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单个统一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新的机构将通过以下方式协调：“用积极的日常工作充实这个计划，选举实干并广受信任的人，使地方利益服从总体国家利益，并将所有创造力投入到为这些利益服务——这一切并不太取决于中央，而是取决于在地方进行组织有序的民主工作。”获得粮食的经济关键在于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的物品；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任务无疑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但恰恰是这些困难证明了国家接管的必要性。¹⁷

1917年夏，布克什潘在第二期社论《论粮食供应政策的摇摆》中语气转守：他抱怨说，粮食供应领域与其他经济领域不同，人们在指责整个局势时往往没有考虑客观困难，而是将其归咎于国家政权及其政策。他试图表明，如果没有垄断，情况将更加糟糕：价格会飞涨，粮食会更加短缺。目前，“乡村正将自己与城市隔离开来，仿佛要把自己封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之中。”除非有工业品作为交换，否则乡村不会交出粮食，但工人们如果没有立即得到粮食，工业品就无法生产出来。“[也]必须承认地方委员会的明显弱点，[它们]在构成上是五花八门的，在地方粮食供应政策上往往是武断的，而且经常根本不是作为中央国家权威的代理机构存在”；尤其“区委会已经失灵了，因此生产者和粮食持有者仍然像以前一样，几乎没有受到监督或强制。”布克什潘最后警告读者，在当前情况下，即使是最好的粮食供应政策也无法带来饱食。¹⁸

1917年秋，在该期刊的第三期也即最后一期中，粮食供应部官员尼·多林斯基总结了情况：

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的悲剧背景；悲剧已成为我们的日常现实。尽管如此，在这个总体背景下，一小部分现象从日常生活的框架中脱颖而出，我们的意识，尽管对灾难的感知变得麻木，有时也会感受到可怕、命中注定、不可战胜的东西的来临。

在这部分现象中，人口的粮食供应首当其冲。只需读上一小段时间地方和首都的报刊，就会感到通常那些本身足够明确和决定性的字眼，如危机、灾难等等，在恐怖的现实色彩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了。饥荒，真正的饥荒，已经侵袭了很多城镇和省份——饥荒鲜明地表现为营养物品的绝对匮乏，已然引发筋疲力尽和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死亡……

从每天的可怕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要满足民众的食物需求，取决于一系列偶然情况和超出政权控制的因素，以至于连获得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产品都无从谈起。失去了明天能够进食的保证，饥饿的人群寻找有罪的对象。一种原始而激动的心理确信食品本来是有的，[但]贪婪的商人、投机者和交易商将它们藏起来了。搜寻开展起来，几乎总是毫无结果。¹⁹

这些话语并非来自反对派，而是来自官方刊物的篇章，它们表达了临时政府内部的自暴自弃。许多粮食供应官员并未简单地放弃，而是继续寻求途径，以克服多林斯基所称的社会和政治崩溃的自发的漩涡，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韧性。在1917年秋季，粮食供应部内部以及与粮食供应有关的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旨在扭转滑向灾难的趋势。临时政府的最终崩溃意味着这些讨论没有转化为实际措施，因此它们大多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但本研究对它们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标志着一种从征集方案向总督方案的明确转变。

最令人沮丧的是地方委员会未能执行垄断措施。整个1917年，中央派出了特使、指导员、检查员、代表、专员等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以加强对地方活动的影响。1917年8月24日的一项法令进一步收紧了中央的控制：中央有权废止下级机构发布的任何指令，甚至可以把某项具体任务移出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在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前不久，粮食供应部向地方委员会发出了一份通告，概述了两种可能的偏离（借用后来对这类情形惯用的说法）：一方面是未能充分履行上级官员的指令，另一方面是超越其职权，实施地方禁运、固定价格等措施。通告提醒委员会，虽然他们在技术上并非国家公务员，但仍然是官员，因此他们对正确执行粮食供应政策负有责任。由此可见，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偏离将被视为失职行为而受到惩罚。因此，粮食供应部被迫采纳了一年前内务部长提出的论点：由地方活动家执行政策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直接对中央负责。²⁰

中央的改革者也在酝酿对委员会结构作更为激进的彻底改造：“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广泛民主圈层的自治活动和他们的国家意识的押注已经失败……粮食供应机构距离人民越近，就越不关心整体的国家考虑。”为了完成他们的工作，采购机构需要对人民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心理刺激[来产生]这种压力。”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创建自己的采购机构。²¹分配工作可以交给地方政权去做，因为分发不像征取那样，需要那么大的自主权。

在10月举行的城镇联盟会议上，许多自由派改革者对这一背离征集方案的举措提出了质疑。集中采购威胁到一项正在完成的长期改革：把粮食供应的权威移交给新的地方自治会，即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在最初的垄断立法中，粮食供应委员会不过被视为临时机构，只在新的乡村自治结构建立起来之前独立运作。地方自治会在地方层面上扮演的角色与立宪会议在国家层面上的角色相同，即作为推迟社会改革和秩序实施的借口。粮食供应官员们让自己相信，地方粮食供应委员会缺乏的稳定性和权威将由新的全阶级民主结构创造出来。实际上，新地方自治会几乎没有得到人民的效忠。到了秋季，中央政权对地方影响力的用处有了新的看法，并开始拖延将粮食供应实际事务移交给新地方自治会。²²

城镇联盟会议不满于中央对新自治机构缺乏信任，并认为革命成果正在丧失。如果说地方自治会无法得到所有可获得的粮食，那么中央官僚们得到的甚至会更少。一位发言者尖刻地指出，中央派往省份的人员通常并不是第一流的。²³会议的最终决议表明，新的地方机构应继续对采购和分配负责，并对它们履行职责的能力表达了信心。然而，会议被迫承认，过去太多的时候“最民主的机构也不能超越教区的局限”；因此，中央政权仍然必须准备好确保采购任务真正得到执行。²⁴

加强委员会纪律的举措，另一面则是以更受控、更快捷的方式提供物质激励。粮食供应官员意识到，有限的供应无望大幅增加，于是放弃了最初那个以低固定价格保证工业品供应的计划。然而，临时政府迟迟未能形成一套连贯的商品交换政策。在十月份的一次讲话中，粮食供应部官员阿·阿·蒂托夫指出，直接交换是行不通的，因为供应极其短缺。合作的真正动机将继续是“国家意识”和有组织地运用武力。²⁵但工业品仍有其用处：既可作为以合理价格售粮的心理刺激，也可作为在城乡之间平摊代价的公正之举。

因此，这些措施仍属于征集方案的范畴：稀缺工业品的分配是一种姿态，将帮助政府赢得人民的信任。但是分配政策的实际原则显示，临时政府正在超越征集方案。布匹将根据人口分配给各个省份，但首批货物将交给已经交付粮食的省份。在省份内部，只有登记粮食供应或交付粮食的地区才能获得布匹。个人分配将以需求为基础。根据这些原则，布匹供应被用来直接激励交付粮食。该政策仍然相当宽松：分配依旧按人口和需求进行，交粮迟缓的省份，所受的惩罚也不过是晚些拿到布匹。

分配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避免投机行为，即政府发放的商品被高价转售。避免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使最初的分配足够接近实际消费者的需求，以免引起进一步的再分配。蒂托夫在这个任务面前并未退缩：要准备一张表格，展示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下半年所需的物资，根据这张表格发放证书来分配商品。“对于那些能够以其他方式设法解决而不需购买布匹的人来说，将不予发放布匹。”这个声明是对行政能力的荒谬高估：蒂托夫承认地区委员会只是在相互传递货物。²⁶

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对节约稀缺行政资源的必要性表达了更清醒的看法，他是一名高级部级官员，后来成为1920年代杰出的苏联经济学家。粮食供应部只控制了布匹产量的60%。康德拉季耶夫同意普遍的看法，即在政府和私营商业机构之间分割布匹供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两种方法来统一分配：将其完全转给私人贸易，由国家进行比以往更密切的监督；或者将其交给国家。康德拉季耶夫争辩说，该部对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但他本人显然赞成将分配权移交给私人贸易。他强调了把工作交给一个“包罗万象”的政府机构的弊端，并认为把资本主义贸易与严格的国家监督结合起来，适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的监督方法将是连带责任制，这是一种为国家利益组织贸易的方法，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在战后仍然有用。²⁷

这两种方案都对商品交换的恰当角色有自己的设想。征集派认为这是垄断战略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朝社会主义分配迈出的一步。而总督派认为商品交换政策的目的并非为粮食交付提供充分的交换等价物，而是把极其稀缺的工业品扣下，作为对不缴税款的处罚。临时政府的商品交换政策仍处于萌芽阶段，兼有两种方案的浓厚成分。但总的来说，它代表着从交换理念向税收理念的转变。

由于粮食供应官员对国家意识和物质激励都不再乐观，强制激励的角色开始变得更加重要。1917年间，用武力对付粮食生产者的可能性从未被完全排除；尽管起初人们曾希望，俄国民众新生的团结与公民意识的成熟会使武力变得不必要。尤其是在价格翻倍后，粮食供应官员认为（正如有人在11月所说），“所有的道德影响手段已经用尽”：在竭力顾及生产者利益之后，他们现在宣称有权使用武力。²⁸然而，总的来说，临时政府动用武力的尝试大多乏善可陈。大多数类似于九月份在萨马拉发生的事件，当时农民们敲响警钟聚集起来，向政权宣布：“你们只有从我们的尸体上夺走我们的面包。”于是，当地的粮食供应官员和军事分队空手离去，没有得到任何面包。²⁹

临时政府无法有效动用武力，不仅由于内部的顾忌，也由于缺乏适合内政用途的可靠武装力量。³⁰粮食供应官员已经开始感觉到中央民兵的必要性，理由是“有必要把[采购]工作移交给民兵的特别机关，这个机关不应过多依赖民众，而应隶属于中央国家政权的中央机构，因为〔在这一领域〕必须执行一条总路线，而且必须特别坚决地加以贯彻。”。³¹

这方面最紧迫的建议是由军事供应官员提出的，九月时，总供应官博加特科将军主张，部里应派出检查员，赋予其强制地方委员会遵从中央指令的权力。但他认为这些检查员在每个省都需要有总督的支持，而总督应该是得到民众组织充分信任的人，这样他就不会被指控有任何反革命意图。他还应被赋予充分的权威，包括这样一种权力：谁不执行那些关乎共和国存亡的指令，就可以判处其死刑：“如果这样的总督不在当地，我们甚至不能说拟议中的检查员——被授权迫使省级粮食供应委员会立即实施这个或那个措施——有能够迫使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的可能性。”³²  在这个论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派军事官员，他希望获得“民主组织”的信任，但仅仅是因为这种信任似乎对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不可或缺的。他认识到必须重振总督方案，这一见识可上溯至赫沃斯托夫，同时也透露出未来的端倪。

缺乏可行的武装力量并非唯一障碍。马尔托夫斯基在12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在下诺夫哥罗德对农民使用武力的困难。他指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之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问题似乎很简单：从富农—富裕的少数那里没收，分给更贫困的多数，“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就没必要羞愧了。”但如果说对一个主要由净消费者组成的村庄施加武力还算容易，那么对一个主要由净生产者组成的村庄施加武力就会越来越困难，几乎不可能。不幸的是，恰恰是后一种类型的村庄具有普遍的全国意义，因为从消费者村庄征购的粮食大部分将留在该地区。在最好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仅仅展示武力是不够的：士兵勉强服从命令，而农民则是掩藏粮食的专家。通过纪律松弛的地方机构实施这些政策也是危险的。马尔托夫斯基的分析后来得到了事件的证实。³³

尽管周围都在爆发不满，许多粮食供应官员仍在寻求出路。他们痛苦地反思征集方案的基本假设，终于意识到：以现有的交换物品、行政能力和“国家意识”，垄断策略无法奏效。然而，临时政府已经时日无多；要制定一项顾及这些稀缺的政策，只能等到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走完自己那段痛苦的学习历程。

权威问题

粮食供应官员意识到，孤立地改革粮食供应政策永远会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能够命令粮食持有人交出粮食，并在命令未获履行时为其撑腰（强制执行）。这是政治权威的一般问题。” ³⁴从新任粮食供应部长普罗科波维奇的证词中可以看出，临时政府在解决权威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普罗科波维奇对粮食交付尚抱谨慎的乐观，这份乐观却被他在政治上无休止的悲观所抵消。在描述离心力时，普罗科波维奇区分了内战（农民生产者的地区与阶级分离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个体的违法乱纪），尽管两者都代表了相似的理性自力救济逻辑。在谈到库班地区的分离主义时，普罗科波维奇问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在淹没这个国家的无政府状态的海洋中保持完整；他们想要像一座岛屿一样拯救自己。”³⁵

需要的是一个中央权威，能够在必要时通过武力向农民分离主义者展示，“是的，[农民]是工人[和]城市居民的兄弟。” 但是临时政府无力提供这种强制性的兄弟情谊示范。在中央，政治阶层四分五裂，几乎无从组阁。普罗科波维奇抱怨说，政府不是在处理紧迫的问题，而是被迫回应“一会儿是来自右翼的压力，一会儿是来自左翼的压力。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工作。”³⁶在地方上，临时政府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代理人。在俄国各地旅行期间，普罗科波维奇遇到了一位站长，他在两小时前勉强逃脱了被处以私刑的厄运。当地民兵早已被私刑暴民赶跑，全靠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团团围住、结成人盾，他才幸免于难。站长告诉农民和士兵口袋贩子，他们不能用火车把任何粮食运出该地区，这引起了暴民的愤怒；口袋贩子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了正被火车运送的士兵，这些士兵厌倦了坐在火车车厢里，跑出来开始骚动。

普罗科波维奇告诉他在首都的听众，当忠实执行他命令的人不得不承担这样的风险，而他这个部长却无法提供任何保护时，他感到羞耻。他对站长的唯一回应是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允许人们携带五普特粮食作为私人行李。这时，站长眼前一亮，说，是的，也许那会有帮助。普罗科波维奇总结道：“我们必须停止做吹牛大王或者吹牛的副官，因为只要我们还在夸夸其谈，就只能感到羞耻，和我在车站站长面前所感受到的耻辱一样。”³⁷

普罗科波维奇知道临时政府几乎没有机会成为他所认为的必要的“老板”。他甚至宣称，如果他认为布尔什维克能够不冒着引发与农民生产者发生内战的风险，而真正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他就支持布尔什维克。但普罗科波维奇提出的建立在联合基础上的坚固政治权威似乎同样不切实际；当他谈到强制的必要性时，会场上有人合理地问道：“同志们会怎么说呢？”³⁸这一选择，似乎只是：要么没有国家权威，要么以可怕的代价获得权威。

1917年10月底，布尔什维克党试图驯服这场自发的漩涡。粮食供应官员立即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尽管对临时政府感到厌恶，但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只会使情况恶化。然而，粮食供应形势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他们不能效仿许多公务员那样用罢工来迎接新政权。³⁹无论是支持布尔什维克，还是与之斗争，似乎都在加强离心力。

尽管粮食供应官员坚持认为需要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国家权威，但他们觉得试图在苏维埃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权威，是危险而不切实际的。正如阿尼西莫夫在11月份所说的：“我们不能把一个阶级的专政，[说成是]社会的有组织的部分。阶级专政正在演变为每个无产者彼此分离的专政，或一小撮人乃至临时集会的专政。”阿尼西莫夫接着说，必须有一个掌握着有组织强制手段的强大权威；俄国眼下强制手段多的是，有组织的却寥寥无几。⁴⁰

新政权在粮食供应方面也没有任何明智或实际的计划。官员们对布尔什维克在粮食供应问题上的“明显的无知、明显的外行”感到遗憾。这种印象自有充分的根据，因为布尔什维克直到春季才拿出一个连贯的粮食供应计划。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要由政治需求决定：供应“无产阶级中心”，牺牲其他所有人。但粮食供应官员的这种态度也反映了训练有素的专家和官僚（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中的普遍看法，即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任何可行的革命政权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事实上，许多布尔什维克私下里也认同这一点，而列宁发现，在说服党推翻临时政府时，他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胆怯。

因此，粮食供应官员必须在策略上决定：如何最好地抵御布尔什维克制造混乱的威胁。一种可能是粮食供应工作人员将自己纯粹视为技术机构，并向布尔什维克的蛮力低头，把它视为完成工作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格罗曼在11月份的粮食供应官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观点：

如果处于内战状态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把我逼到某个自命不凡的委员代表面前，他自称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要求与我交谈，以免妨碍粮食供应工作，那么我不会不屑与他交谈。如果某个委员来找我，我没有能力用武力驱逐他，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无法进行粮食供应业务，我会对他说：“请坐下。我将按照需要进行业务，如果你愿意支持，就请支持吧。”⁴¹

反对这种立场的与会者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罢工行动。一位发言人告诉与会者，现在不再是专制时代，负责任的工作者不能被当作棋子对待；工作条件是无法容忍的，部里的官员被迫在楼梯间工作；会议无权要求他们眼看自己的公民自由被士兵的皮靴践踏而无动于衷。⁴²

会议的最终决定是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罢工本身不仅几近犯罪，而且会让布尔什维克借机把日益加剧的混乱归咎于破坏活动。⁴³另一方面，粮食供应工作人员无法让自己轻易承认布尔什维克，尤其如果布尔什维克干涉立宪会议选举的话。因为对于粮食供应来说，立宪会议和“广为承认的权威”在技术上是必需的，任何在立宪会议中止后继续工作的人，都不过是照领薪水，于防止饥荒却无所作为。⁴⁴因此，为了既继续工作又对布尔什维克保持独立，会议采纳了格罗曼的一项提议：成立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粮食供应政策，同时保持政治中立。这个想法是保留“国家粮食供应机构的权威”，以便粮食供应工作人员可以坚定不移地工作，直到立宪会议表明其意志为止。⁴⁵

然而，这种中立策略注定失败，因为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将如此重要的粮食供应掌控权拱手让人，而粮食供应官员没有政治资源去抵制侵犯，尤其是因为他们拒绝使用罢工这一武器。从11月到1月底一番复杂周旋，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取得主导地位。⁴⁶

面对社会崩溃的自发的漩涡，粮食供应官员自己是完全无助的。他们在临时政府崩溃中试图改革粮食供应政策，并在随之而来的权力斗争中保持超然，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首先必须解决“政治权威的一般问题”。

地方上的面包与权威

1917年秋季，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党还是粮食供应机构都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任由地方上自生自灭。他们面对的挑战，从粮食供应部9月2日至20日的一份调查中可见一斑：

所有食品储备被消耗殆尽，饥荒正在城中蔓延（奔萨、辛比尔斯克、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阿斯特拉罕、诺夫哥罗德、下诺夫哥罗德、奥廖尔、弗拉基米尔、突厥斯坦）。

将粮食强制征用作为临时干预措施的制度，仍然是实现粮食垄断最实际的方式。（维亚特卡、切尔尼戈夫、萨拉托夫、萨马拉）。

投机行为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扰乱市场（莫斯科、哈尔科夫、图尔盖斯卡亚、库班）。

酿酒业正在增长，严重破坏了供应人口粮食的所有计划（莫吉廖夫、沃罗涅日、图拉、陶里德、维亚特卡、梁赞、坦波夫、赫尔松）。

大规模破坏和暴力决定着当地生活的走向，提出了当地粮食供应机构无法决定的问题（基辅、喀山、巴库、科斯特罗马、奥廖尔、莫斯科、弗拉基米尔、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突厥斯坦、阿斯特拉罕、维亚特卡、斯摩棱斯克、萨拉托夫、叶卡捷琳娜斯拉夫、阿穆尔、萨马拉）。

各种公共团体努力恢复生活的正常秩序：粮食供应委员会、工农苏维埃、市镇和地方自治会、军队苏维埃、医疗协会。

采取了[表明]崩溃的措施：降低口粮配给、派遣特使、发出呼吁、用其他产品交换面包，成立由军事指挥部参与的机动分队。

对价格翻倍的新措施表达了明确的负面态度（顿河地区、萨拉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图拉、赫尔松、坦波夫、萨马拉、阿斯特拉罕、陶里德、波尔塔瓦、叶尼塞、鄂木斯克、库尔斯克）。⁴⁷

北部缺粮省份特维尔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布尔什维克政变后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一边是自力救济的力量，即蜂拥而至的口袋贩子和能抢到什么就抢什么的地方组织；另一边是争取强大中央权威的力量。在政变后的第一次会议上（11月5日至7日），特维尔的粮食供应委员会不得不在完全崩溃的情况下寻找自己的方向。下级的粮食供应机构士气彻底瓦解；来自南方余粮省份的交付已经停止；中央的情况如此不明，委员会因此认定现在还不是派遣他们早先选定的代表团的时候。县级委员会的代表一致得出了悲观结论：

克拉斯诺霍姆县报告，委员会已经失灵。“就在昨天，成村的人出现在委员会面前，迫于群众的压力，我们被迫改变了粮食的定额摊派办法。在县和市里，总共有十五万左右的人在挨饿。面包吃完了，明天该如何生存呢？——我们不知道。”

祖布佐夫县报告：该县的委员会已经停止运作。委员们怯于公开露面。“眼下委员会即将崩溃［разгром］。”

热夫县报告：一个小男孩因为另一个小女孩多拿了一块面包而向对方开枪。⁴⁸

来自动荡中的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难民，早已在加剧外省市镇的困难。委员会的讨论中也透出工人与农民之间惯常的敌对情绪。

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宣布自己超脱于政治。这不是中央那种反布尔什维克的中立，而是源于一种即使政治斗争结果未定也要继续工作的愿望。委员会接下来决定，特维尔省必须自己处理与余粮省份的关系。这必须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财政部罢工，无法再从中央获得资金。一家工厂提出向委员会提供货物用以换取粮食；该工厂所要求的回报是在采购组织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席位。委员会欣然接受了提议。会议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处，在南方设立征收点；征收到的东西一半交给对代表处有贡献的具体组织，另一半交给省粮食供应委员会。

到12月，这个计划已几经修改。代表们发现，南方各省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商品交换；那里的农民仍然想要钱。现在唯一的资金来源是特维尔省的居民本身，因此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解释情况并敦促居民（特别是农民）不要从银行取钱。然而，特维尔农民的怀疑很容易被激起，而且很难平息，（据说）如果按计划把粮食供应转给县地方自治会，农民就会收回他们的钱，说：“我们是相信你们的，但是，地方自治会里都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不相信他们。”⁴⁹

由于乌克兰分离主义的威胁，人们更加渴望建立一个能够处理南方省份事务的中央政权，这似乎使特维尔处于“无助和孤立的痛苦境地”。库德里亚舍夫（省粮食供应委员会主席）认为，北方各省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我们必须去找这个未来的政权，对它说：我们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粮食，请帮助我们用武力夺取粮食。”

后来在辩论中有人反对说，用武力从南方夺取粮食几乎是不可能的，库德里亚舍夫则相当无力地回答说，他指的是有组织的武力。指望靠各省自愿联合来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权，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委员会还意识到，各省必须为依靠自身资源生存做好准备。为了调动内部资源，有人提议进行重新登记。在向农民发出的呼吁中包含着这样的威胁：在饥饿“蒙蔽”粮食消费者的头脑之前，他们最好现在就分享粮食。

在省粮食供应委员会12月会议期间（12月7-8日），与省苏维埃达成了一项安排。库德里亚舍夫主席曾宣布，他们必须决定谁是粮食供应业务的主人。当时有三种选择：苏维埃、口袋贩子和粮食供应机构，后者被视为非政治性组织。库德里亚舍夫承认，政治是难以避免的，就像一只被赶出门，又从窗户飞进来的苍蝇，但他仍然建议，由缺粮省份粮食供应委员会组成的区域组织或许可以平等地与乌克兰打交道。

苏维埃与粮食供应委员会之间的谈判结果与库德里亚舍夫要求的明确选择相去甚远。特维尔决定加入拟议的缺粮省份粮食供应委员会区域组织。还试图把口袋贩子组织起来：正如一位县农民苏维埃代表所说：“只要措施得当，口袋贩运是件好事。”粮食供应组织还同意与省苏维埃密切联系。这种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维埃和粮食供应委员会有着共同的“信仰”：粮食垄断、固定价格以及与口袋贩子作斗争。（对这一共同信仰的表述有不同的细微差别：粮食供应发言人强调的是与口袋贩运的斗争，而苏维埃发言人提到的是与投机行为的无情斗争。）粮食供应机构希望苏维埃分担粮食供应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批评。粮食供应工作者还对地方一级的多重政权情况感到担忧：热夫县的一名代表报告说，除了粮食供应机构外，热夫至少有七位领导，执行粮食供应政策就像在七块尖石之间迂回穿行。

苏维埃方面希望从协议中得到的是，委员会宣布苏维埃主权意味着人民政权的主权，只有苏维埃才能处理经济崩溃问题。省粮食供应委员会确实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又不免加上这样一句话（在苏维埃代表的反对下）：“直到立宪会议建立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国家政权。”尽管粮食供应委员会（其主导方向似乎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地方权力的现实问题，但它仍然不同意在苏维埃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国家政权。⁵⁰

委员会1月份的会议（1月9日至11日）是在立宪会议解散几天后举行的，委员会急于避免卷入更大的政治问题，甚至以多数票同意不讨论政治局势。但在辩论被叫停之前，还是冒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双方一致认为，就粮食供应而言，最严重的祸患是争夺主权所导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但一方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坚定而明确地要求结束内战”，通过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会议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妥协来达成。另一方则认为，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支持现政府：“两种倾向无法共存，政治争吵只能用它开始时的方式来解决。救赎……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它掌握着整个国家的领土。”由于这一政权的唯一现实候选者是苏维埃，提出这一论点的布尔什维克告诉他的听众忘掉立宪会议，并宣布“主权属于苏维埃”。这是对霍布斯算计的异常坦率的阐述，在当时一定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和行动。⁵¹

要有效登记粮食，就得先掌握相关信息；会议接着讨论了获取这些信息的新办法。有人提议利用村里较穷的那一半人获取信息，甚至可能对村里较富的那一半人使用武力。地方代表讨论了他们与所谓的登记－征购委员会打交道的经历，并列举了以下优点：自愿登记是荒谬的，士兵的搜查只能得到“惨淡的结果”，因此唯一有效的信息来源就是饥肠辘辘的同村村民。这些登记－征购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推行的贫农委员会的前身，但其理由完全是出于实际考虑，还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

2月以后，委员会的刊物不再刊载每月例会的记录。之后某期的一份说明报告说，2月份在县一级，3月初在省一级，苏维埃实际上吸收了粮食供应组织。我们还获悉，所有老雇员都留了下来，又补充了来自苏维埃的新人，因此工作没有中断。⁵²最后这句话，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厢情愿。

地方活动家做出了勇敢的努力，他们的许多即兴发挥预示着未来的政策。但是，他们既无力应对加速崩溃的局面，也拿不出协调一致的全国性对策。全国性的回应必须来自一个国家政权。如果布尔什维克想兑现自己对这一政权的主张，他们就不能再拖延，必须对粮食供应危机作出全面反应。

粮食供应专政

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春推出的回应被称为粮食供应专政。粮食供应专政的立法基础是在5月底和6月初通过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法令中确立的，这个时间点让许多人将其视为对失去乌克兰和内战爆发的回应。实际上，粮食供应专政的轮廓从年初就已显现。它的目的是重组权威，以应对离心力：自1917年秋以来，这股力量的强度一直在螺旋式加剧。

布尔什维克给这些离心力贴上了分离主义的总标签。最明目张胆的是农村苏维埃。中央曾致力于将地方粮食供应委员会并入苏维埃系统，作为地方苏维埃的粮食供应部门，但这一政策加强而非削弱了分离主义。地方苏维埃决心保护本地：他们拒绝向本地区以外出口粮食，干涉粮食运输，提高固定价格或完全拒绝粮食垄断。地方政权的行动往往恶化为围绕一车粮食爆发武装冲突。

如果地方苏维埃确实试图代表国家权威，他们也会遭遇1917年粮食供应委员会所面临的暴力敌对。一位观察员在向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权报告特维尔的局势时说：“可以看出，对苏维埃的不满情绪在加剧。在区一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几乎每周都会改选。最优秀的工人要么被赶走，要么自己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以前的农民长老、商人、富农……甚至连党务工作者也被撤职，他们经常受到饥饿和被煽动的群众暴动的威胁”。⁵³

不仅是农村苏维埃，城市消费者也在传播分离主义瘟疫。地方工厂利用自己的产品与农民进行直接交换，或者将物资分发给雇员个人，让他们自行以物易物，或者派遣工厂代表团前往余粮地区。这种群体性的口袋贩运使粮食人民委员部失去了执行集中化的商品交换政策所需的物资，而大量工厂代表自行以物易物，又导致了地方粮食采购的进一步混乱。工人委员会对工厂的革命接管只会加剧中央所认为的不服从。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表明了“权威普遍分崩离析……。许多政权机关没有充分具备国家统一意识和按照国家总体计划行事的紧迫性，现在却站出来提出狭隘、地方性和外行的观点。”⁵⁴

分离主义并不局限于民众。粮食人民委员部也给中央政府机构贴上了同样的标签，尤其是松散地归属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各种产业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各自主管一个产业，与粮食供应当局之间维持着一种不稳固的相互依存。产业委员会需要农业原料和提供给工人的食物，而粮食供应官员需要工业产品来换取粮食。

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从未摆脱猜疑和相互指责，粮食供应官员往往把他们与村庄打交道遇到的困难归咎于产业委员会的“部门主义”。⁵⁵在很大程度上，是粮食人民委员部为产业委员会制定了任务。它的使命是防止城镇和乡村分崩离析；它对产业委员会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动乱时期的优先事项。⁵⁶

如果说政权危机加剧了粮食供应危机，那么反之亦然。在城市，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强烈反弹；在乡村，不仅频繁改选，而且还出现了武装抵抗。据一位苏联历史学家统计，仅在三四月间，就发生了三十多起武装反抗粮食供应政策的事件，主要集中在中部余粮省份。⁵⁷

布尔什维克的对策是粮食供应专政。虽然“专政”一词有很多含义，但在这种情况下，其核心含义并不是剥夺民众的权利，而是统一和整顿所有负责粮食供应的国家机构。自1916年以来，不断有人呼吁模仿德国人在当年5月建立的粮食供应专政。在布尔什维克这里，针对的不仅是粮食供应机构，还有各种分离主义。全俄粮食供应大会于1918年1月宣布了这一双重目标，并决定实施粮食垄断的唯一途径是毫不妥协的中央集权和向分离主义开战。

这一专政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受中央稳固政治权威控制的粮食供应机构。最大的困难来自最底层的机构：在农民人口中创建一个永久而可靠的据点。这个据点是必要的，它可以让粮食供应机构在村里持续存在，这样粮食供应官员就不必再不定期地突然空降。此外，该机构还希望有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它既可以作为粮食登记的眼线，也可以作为独立于乡村粮食持有者的可靠力量来源。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些任务，那就是机构希望在村里建立一个更忠于机构而非乡村的基地。

这一基础的候选者立即浮出水面：“乡村贫农”，也就是说，要被施加压力的人之外的所有人。这种对贫苦农民的利用被笼罩在“乡村阶级斗争”的修辞之下，但（正如瞿鲁巴在7月明确指出的那样）粮食供应官员自己对乡村贫农委员会的政治方面并不感兴趣，而只是对他们的“纯技术性”需求感兴趣。⁵⁸

需要提供物质奖励，为组织争取可靠的基础。布尔什维克看到了武力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重要性。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宣传员罗·阿尔斯基声称：

我们只有成功地给村里提供一些有用的、必要的东西，才能开展反对富农藏匿农产品的斗争。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就能向村庄提出革命要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对村庄使用强制和武力……如果我们不给[任何东西]，我们就无法想象从村里征收粮食。富裕的 [农民] 会想方设法把粮食藏起来。⁵⁹

这项任务要求对商品交换进行集中控制：村庄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交换物品。但是，“为了使商品交换具备有组织的形式，而不是目前可以在单个工厂和企业中看到的自发的和分离主义特征，需要的是一种调控原则，如国家干预”。⁶⁰总之，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组织口袋贩子的口号上：“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止这一自发过程：在国家层面把它组织起来，并将其从一种扰乱粮食供应的手段转变为[确保]粮食供应成功的强大工具。”⁶¹

还可以利用城市消费者建立一支独立于村庄的力量，同样重要的是，这支力量也可以独立于地方粮食供应机构。从粮食供应官员的角度来看，征集城市工人并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工人本质上是进步的革命阶级。然而，这个想法（正如一位粮食供应官员所说）是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狭隘的利益集团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相互抵消。⁶²

因此，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委员亚历山大·瞿鲁巴正确地指出，反对派坚称布尔什维克只依靠武力是不公平的：粮食供应专政构成了一个系统，其任何部分都不可能孤立地生效。它包括对机构的集中控制、物质奖励以及征集城市消费者和贫苦农民。布尔什维克高级粮食供应官员亚历山大·施利希特尔在1月份宣布，粮食供应工作的基础将是“有组织的革命暴力”。⁶³另一种说法是，暴力将用于为组织服务。

这一重组战略的轮廓已在1月份的粮食供应大会决议中显露出来。向分离主义开战意味着在粮食供应机构之外没有独立的采购，各个地区之间也没有独立的货物交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允许缺粮省份苏维埃的代表加入余粮省份的粮食供应委员会。该决议还预示了将征集乡村贫农：“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责成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采取最果断的措施，打击藏匿粮食或拒绝交付的种粮大户。”

粮食供应大会向农民发布的一份公告表明，从粮食持有者手中夺取粮食的直接指令，是如何被裹上一层精心编织的阶级斗争外衣的。公告宣布：“兄弟们，与你们村里的资产阶级斗争吧，就像我们在城里与他们斗争一样。”官方决议所说的种粮大户现在变成了藏匿粮食的“敌对富农”。反对粮食垄断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挑衅。资产阶级试图将当前的粮食供应危机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尽管实际上危机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破坏行为造成的。里亚布申斯基的“饥荒的骷髅之手”也照例登场了。即便如此，阶级斗争的解释还不是包罗万象的。在决议中，家庭私酿伏特加还没有被归咎于富农的阴谋，而是“那些没有正确认识劳动人民利益的无知公民”。⁶⁴

在决议中概述战略是一回事，而真正将制度落实到位又是另一回事。瞿鲁巴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接管临时政府的旧粮食供应部，建立统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而不与以前的粮食供应官员分享政权。在至少得到中央部委本身的承认之前，人民委员要在整个粮食供应机构确立个人权威是几乎不可能的。

粮食供应大厦砌上的下一块砖，是1月底任命列夫·托洛茨基出任促进铁路粮食运输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这项任命的职责范围颇为具体，托洛茨基还是被称为粮食供应专政者，因为他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力。由于他参与粮食供应事务的时间很短，人们大多忘记了粮食供应专政一词是布尔什维克在此时，而不是在五月首次使用的。

托洛茨基上任的直接动因是，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其他更不官方的武装团伙劫持火车，彼得格勒的交付量下降。托洛茨基的计划方案包含了常见的胡萝卜加大棒：他要打击未经授权在铁路上运输粮食，并动员一切现有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商品交换。为了保护火车，由士兵、水手和失业工人组成的“机动分队”应运而生。托洛茨基的镇压行动还包括对口袋贩子采取强硬政策。负责执行打击口袋贩子政策的武装分队显然“优柔寡断”，因此需要特别分队。正如一位立宪民主党（卡德）评论家所说，“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场战争——与铁路乘客的战争”就此打响。⁶⁵

布尔什维克的粮食供应系统最终依赖于几种不同的武装力量。但最令广大民众恼火的那一类，即阻拦人们通过铁路运输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封锁分队，早在五月法令颁布之前就已经成立。对布尔什维克（以及许多其他粮食供应专业人士）来说，向口袋贩子开战是真正执行粮食垄断的必然结果。

下一项重要措施是3月26日颁布的关于商品交换的法令。查阅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措施清单的人可能会推断出，在3月下旬，布尔什维克还在依靠商品交换等和平的物质激励措施，但在六周后的5月份，他们却急转直下，采取了工人分队和贫农委员会等阶级斗争措施。这个结论是错误的。3月的法令完全符合粮食供应专政的战略。它主要针对的是地方政权和工厂在商品交换方面的无纪律和分离主义企图。那些擅自用货物换取粮食的人会受到逮捕威胁。⁶⁶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官员德·帕·马柳廷在和科斯特罗马省粮食供应委员会的一次谈话中，将国家粮食供应系统的不良表现归咎于对个人和团体的半组织化口袋贩运采取宽松态度：“他们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倾听人民的声音，在一段时间内允许人民自主采购，但结果如何呢？最可悲的结果。”以前，每月配额的完成率为40%-50%，而12月和1月的完成率骤降至10%-15%，有些地方甚至降至5%。马柳廷还说：“这不是童话，不是发明，也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因此，对马柳廷来说，商品交换法令是托洛茨基反口袋贩子斗争的继续。⁶⁷

该法令还表明，利用贫苦农民迫使拥有粮食的农民进行合作的做法仍在继续。法令本身只是顺带提到了“征集乡村贫农”，但发给各省委员会的指示坚持认为，工业品不应根据个人交付粮食的多少来发放，而应发给贫农团体，由他们酌情分配。这样做是为了让贫农有动力向富裕的同村人施加压力（因为只有在交付后，整个村庄才能得到货物），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手段（通过控制分配）。地方粮食供应委员会也被敦促“从农村群众中挑选最贫穷的成员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依靠这个小组”。⁶⁸因此，物质奖励不是用来鼓励与实际生产者进行个体交换，而是用来分裂村庄。

尽管周围一片混乱，但粮食供应官员在1918年4月初似乎还相当乐观，就像临时政府在1917年春天的短暂乐观一样。集中化和商品交换已经展开，和平条约和开放内河航运似乎有望缓解之前的压力。正如马柳廷在科斯特罗马的演讲中所说：“我不得不说，苏维埃政权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强大和安全。劳苦大众的事业掌握在可靠而有力的手中。”根据征集方案的逻辑，强大的政治权威将是苏维埃组织享有“充分信任”的结果，使其能够做出必要的艰难抉择。⁶⁹这种安全感（如果它当初真的不只是硬撑出来的门面的话）到5月份就荡然无存了。粮食供应官员非但没有觉得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反而满心焦虑，一意盘算着能否撑到八月、撑到“苏维埃的第一次收成”。虽然他们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们现在最强调的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种安全感的丧失通常被认为是内战造成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并不正确。5月9日，瞿鲁巴在作为新国家立法机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概述了5月和6月的所有措施。他特别提到，将利用工人分队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过“皮肉”激励让富农来交付粮食。尽管匆忙起草的法令是在稍后才提交和通过的，但由此来看全面的粮食供应专政制度不能晚于5月9日。威廉·张伯伦认为，苏维埃政权虽然仍然不得人心，摇摇欲坠，但在5月初似乎没有实际的军事威胁；5月26日在西伯利亚发生的捷克军团起义“急剧改变了前景”。⁷⁰五月份的法令和辩论中没有提到内战压力（撇开“乡村内战”的浮夸修辞不谈）。列宁在捷克军团起义当天即5月26日起草了一份文件，其中建议把军队本身变成一个粮食征收机构，这或许最能证明并非内战威胁导致粮食供应专政：“把军事人民委员部改为军事粮食人民委员部，即集中军事人民委员部9/10的力量来改编军队，以进行一场争夺粮食的战争，并利用6月到8月三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战争。”⁷¹因此，列宁将粮食供应的紧迫性与所有其他军事压力的紧迫性按九比一来划分。

气氛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乌克兰等被切断的地区无法提供粮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打击，但它不一定会削弱布尔什维克的粮食采购。布尔什维克自己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德国占领乌克兰可以被看做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屈服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底气不足，于是他们试图表明，其他地区可以弥补丢掉乌克兰造成的损失。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数据，即使不考虑因和约而损失的地区，仍有3.3亿普特的粮食可供缺粮省份总共3.21亿普特的需求（这还不包括以前收获时剩余的大量粮食）。⁷²

这一相对乐观的前景建立在从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获得大量粮食的预期之上。即使在这些地区因5月底爆发内战而被切断联系之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试图强作镇定。迟至7月9日，瞿鲁巴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强调，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仍有足够的粮食。再加上不久可望从高加索运来的粮食，“即使按照丰衣足食的标准”，也足以支撑过新收获季节之前的短暂时期。⁷³

布尔什维克陷入绝境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无法从仍在其控制之下的民众那里获得粮食。俄罗斯本土的余粮省份，即中部农业区和伏尔加河沿岸省份，传统上一直供应北方缺粮地区，因为外围地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出口。此外，正如布尔什维克自己指出的那样，过去一年多以来粮食供应机构的表现非常糟糕，这意味着农村中仍有相当多前几季收获的粮食。然而，布尔什维克甚至连一小部分可用的粮食都没有得到。这里的失败使人更加怀疑，即使布尔什维克名义上仍控制着外围地区，他们能否从这些地区获得大量粮食。

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主场表现不佳，其基本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布尔什维克既没有建立起可靠的机构，也没有成功地打击分离主义。由于这种失败，1918年4月向乡村大量运送货物等措施甚至可能加强了离心力。地方委员会无法卸货，更无法分配，货物往往落入伪装成粮食供应官员的投机者手中。⁷⁴

使用武力也无法成功地克服分离主义。6月初，奥廖尔省的一个村庄用战壕和铁丝网将自己围起来，一支征购分队被派往该村庄，险些遭到屠杀。⁷⁵俄罗斯各地的村庄也同样试图切断自己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四月暂时乐观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苏维埃制度无法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

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官员的结论是，必须强调能迅速见效的措施。他们的想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极少数富农拥有以前收获季节的大量储备。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故意保持模糊，但此时富农一词似乎仍意味着那些属于农民等级但并非真正属于乡村社会的人。他要么是一个小地主，要么是一个粮食商人，他可能拥有的不仅仅是超出正常消费量的少量粮食，而是以上千普特为单位的巨额储备。瞿鲁巴和施利希特尔都提到了他们在西西伯利亚的经验，在那里他们成功地发现了这样的储备。⁷⁶布尔什维克有可能真诚地希望，少数不受欢迎的人所拥有的大量储备足以让他们渡过危机，而当他们把基于西伯利亚经验的战略应用到中部各省并发动“乡村阶级斗争”时，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

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都将被征集起来，以克服这些巨额粮食持有者预期的抵抗。当时出现的大多数贫苦农民组织实际上都是武装分队，尽管没有系统地用来对付粮食持有者。⁷⁷新成立的贫农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作为工人分队的地方据点，同时也将用于创建纪律严明的机构这一中心任务。这些分队不仅能清除松懈的地方官员，还能为机构的技术任务提供可靠的人员。⁷⁸

5月13日、5月27日和6月11日法令中所有看似新的措施，即对富农施加压力、工人分队和贫农委员会，都包含在1月份概述的最初战略中。眼下的危机意味着需要用武力来迅速取得成果，但粮食供应官员一直都知道，武力也将被用来对他们自己那支不守纪律的机构实施约束。由于行动需要迅速而统一，集中化也可以据此得到辩护：所有三项法令的基调，都是结束地方机构的独立，使其服从于人民委员控制的等级体制。⁷⁹因此，这场危机被用来证明粮食供应官员一直希望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

1917年秋天，当粮食供应和政治权威都崩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希望，或者至少曾承诺，民主苏维埃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央权力机构提供基础，靠粉碎作为这场危机主因的破坏活动来克服粮食供应危机。但事态发展很快表明，除非地方显而易见能直接获利，否则苏维埃和其他地方组织不会为支持新政权做出真正的牺牲。⁸⁰布尔什维克继续用破坏活动和缺乏阶级意识来解释这种无纪律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是霍布斯式抉择和理性自力救济的要求造成的。

中央粮食供应当局把分离主义的浪潮视为对苏维埃主权真正本质的歪曲，它并不意味着“一切权力归本地”，而是指严格执行苏维埃中央政权（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孟什维克轻蔑地指出了这一立场的悖论。新的苏维埃宪法赋予地方苏维埃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而防止当地居民挨饿当然应被视为地方事务。当布尔什维克把大多数农民苏维埃说成是必须清除的富农苏维埃时，他们就是在否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合法性，而布尔什维克恰恰声称自己的权威正源于苏维埃代表大会。

尽管布尔什维克的粮食供应官员对苏维埃缺乏纪律严明的支持感到失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如果可能，他们将与苏维埃一起建设，但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反对苏维埃。他们认为，马柳廷对自行采购所说的话可以适用于苏维埃主权的整体概念：“他们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倾听人民的呼声……但结果如何呢？最可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