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首要事务在于我们的粮食供应问题，俄国将面临一项关于经济成熟度和组织能力的考验。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1917年4月
随着1917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下诺夫哥罗德的马尔托夫斯基表达的感受：临时政府不是一个新秩序，而是一个无形的过渡时期，是二月前已经开始的“国家有机体的瓦解”的延续。1政治的瓦解可以用数字来体现：临时政府持续了237天，其中有65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组建内阁。政府空缺的时间累计起来，比二月到十月期间四届内阁中任何一届的任期都长。
1917年3月的粮食垄断立法既是对政治权威危机的回应，也是对粮食供应危机的回应。立法本身也许不能很好地指导实际的粮食供应政策，但那些攻击垄断、为垄断辩护的论据，确实揭示了征集派的观点：他们正力图在强大的离心力面前，重建政治阶层的团结与经济的统一。
垄断立法是旧政府下自由派－社会主义者达成共识的结果。这种共识的象征是，在二月革命的头几天，杜马特设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各自的粮食供应委员会合并。这一合并预示着日后的联合；两位主席辛格列夫和格罗曼曾在沙皇特别会议上共事，有此经验，合并便顺利许多。2
催生垄断的共识，在革命前的一份文件中就已清晰可见。1916年12月，格罗曼为城镇联盟安排的一次会议准备了一份报告。尽管沙皇政府当时禁止就粮食供应问题召开任何会议，但格罗曼报告的主要论点还是被联盟的执行委员会所接受。城镇联盟是一个自由派组织，而格罗曼很快就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在粮食供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因此，他在1916年底的报告显示了双方后来发生分歧的出发点。3
格罗曼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经济困难归结为一个基本的缺陷，即“全体国民经济生活和国家经济对战争需求缺乏自觉的适应”。由于粮食供应问题只是这种总体危机的一种表现，“旨在缓解危机的措施体系和组织机构都必须是总体措施体系和综合组织机构的组成部分”。这项改革需要克服四个独立特别会议并存所造成的不团结。单一的供应部既供应军队与民众，又管制经济的一切方面，从而消除双轨制。
这个管制结构的工作是通过征集的方式“协调”国家所有中坚力量的活动：“必须放弃自由贸易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组织体系，其构成原则是来自公共机构与合作社、工业、贸易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占主导地位。这些组织将加入到为公共机构、合作社和贸易组织提供服务的任务中——要么是在支付佣金的基础上，要么是作为一项公共责任的任务。”这种征集有两个指导原则：其一，私人利益服从国家整体的要求；其二，依靠各阶层人民的自发行动。在格罗曼的思想中，这两个原则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加强的。
在粮食供应政策领域，凡生产者不曾自愿交付的粮食，政府均有权征购，而且这项权力将得到系统而全面的行使。虽然粮食交付是强制性的，但当局将尽量为自愿交付提供物质奖励，并将动员工业界为农业人口提供工业品。地方上的粮食供应机构仍将以与咨询机构合作的专员为基础；但咨询机构将包括公共组织的广泛代表，而且专员必须通过这些咨询机构行事，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格罗曼的1916年方案中，设有委任专员，这是它与实际的粮食垄断立法之间唯一的重大区别；但格罗曼建议的主旨显然指向全面民主化。
格罗曼给城镇联盟的报告显示，粮食垄断不仅仅是对粮食供应危机的回应，也是重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一种尝试。国家的全面经济管制将克服军民之间的双轨制，使因国家一再索求而支离破碎的经济重归统一。就政治制度而言，格罗曼认为，战争大大加剧了以前存在的不团结，但粮食供应危机却提供了一个契机，可借征集社会力量来缔造新的团结。
有时会有一种说法，认为临时政府的自由派多数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采取了垄断的做法。尼古拉·苏汉诺夫在回忆录和1930年孟什维克审判中都这样断言：“格罗曼是战时共产主义的作者。他是什么时候宣布的？他在二月革命后不久就宣布了。他掐住宪民党辛格列夫的脖子，从他身上榨出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要素，即粮食垄断。”4实际上，辛格列夫长期以来一直是征集方案的倡导者。1916年9月，他曾呼吁实行粮食垄断，1917年2月，他呼吁与农民建立更直接的伙伴关系。1917年5月，他评论说垄断决策得到全体通过，并预言国家垄断将日益普及，成为对抗“自力救济”瓦解性影响的一种手段。粮食交付的暂时改善使他能够辩称，“国家理解其领导人的声音，公民情感正在增长”，所需要的只是政府以“有组织的回答”与农民妥协。5即使在幻想破灭之后，辛格列夫仍然在一个越来越敌视宪民党人的环境中，为工农业的国家管制而努力奋斗。6
尽管有这种共识，粮食垄断很快就成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反对临时政府的象征。在格罗曼看来，对垄断半心半意的实施证明了临时政府乃至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漠不关心和实际破坏。”7格罗曼对形势的判断与1916年保持一致，尽管他放弃了像“相互依存”和“平衡”这样的修辞，转而主张需要管制来消除超额利润、改善工作条件，借此进行一些低级的煽动。8
1917年，格罗曼的观点中新出现的是一股巨大的热情，这使他淡化了实际问题。他现在觉得，他的全面经济管制计划有机会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正因为此，他对临时政府的批评，反倒比当年对沙皇政府更为尖锐。当瑙姆·让西对格罗曼的大胆计划表示怀疑时，格罗曼会抱怨说：“让西身上没有发生革命。”在回应让西的疑问“谁来制定计划？我没有看到有能力的人”时，格罗曼轻描淡写地说，“你和其他人。”1925年，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回首往事，引用格罗曼的话说：“在整个国民经济得到管制之前，我不会分发哪怕一双鞋。”格罗曼的许多行为显示出他不适应革命政府的日常即兴工作。这一年晚些时候，作为彼得格勒粮食供应委员会的负责人，格罗曼拒绝以高于固定价的价钱收购粮食，理由是这样做会进一步扰乱经济和粮食垄断，从而使彼得格勒委员会在粮食竞争中严重受挫。9
格罗曼立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孟什维克成员的身份，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紧凑而和谐的苏维埃经济学家团体”。欧内斯特·普尔在莫斯科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总部与格罗曼的一位追随者有过一次交谈：
我在一栋大楼里找到了他，大楼长长的黑暗大厅里挤满了士兵和平民，男人，男孩以及女学生。有些人端着托盘，上面放着茶杯，所有的人都在快速而又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们来找的那个人是一个瘦削、笨拙的家伙，红头发，雀斑，面色苍白，一副毫无灵气的样子，直到他谈起他的话题。但是那时我就忘了他不悦的声音，只看到了他热情友好的微笑。
他说：“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在一个伟大的全国计划下进行的，这个计划通过委员会覆盖了每一个村庄。”他展示了一张俄国地图，上面布满了委员会——用成千上万个各种颜色和大小的斑点来表示。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计划……
“我们只需要有耐心，”他说。“你们走在莫斯科街头，发现物价仍然很高；你们看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而当他们进去时，却发现里面没什么东西。但是当我们的整个计划付诸实施，我们的政府管制我们的生活时，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在这样的工作中，你不能指望速度，因为我们必须在人们的旧思想中植入新观念，而这需要时间。而且，邮政和铁路也很慢，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总之，你必须让整个系统运转起来，才能真正成功地使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得以实现。这里的情况可能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情况更加糟糕。我们至少已经开了个头。”10
格罗曼对形势所作判断的力量展现在5月底的粮食供应大会上，尽管格罗曼本人即使在社会主义圈子里也已经被视为左翼反对派的一部分。这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苏维埃的大量代表。11大会认为粮食垄断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摆脱生产和分配的无政府状态、托拉斯和辛迪加以及自由贸易，并根据国家任务、在国家的监督下，甚至在国家的直接指导下来运行生产组织的时机已经到来。”正如莫斯科粮食供应杂志的编辑所说，“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因为革命的抽象，而是因为紧迫危机的实际情况。
因此，大会的关注点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粮食供应政策。大会有一个运输分会，一个专门讨论农业生产的分会，一个工业分会（主张对所有消费品实行配给，作为以直接交换取代贸易的一步），还有一个讨论利润和工资管理等事项的社会分会。这一年晚些时候，社会主义批评家指出，临时政府及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者未能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造成粮食供应困难的原因：只有向农民提供工业品，垄断才会成功，而这唯有借助全面的国家管制方能实现。12
正是这些雄心勃勃的主张，而不是实际的粮食供应政策，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对。一位激烈的批评家伊·西格夫谴责了“把每个人的日常经济生活登记在册并置于国家的官僚主义监督之下”的企图。西格夫继续争辩说，“历史上没有一条法律是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近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也许还会有不少个月，垄断的积极分子才会最终羞愧和绝望地承认，他们无力摆脱当下开始扎根的混乱和弥漫全俄的困惑。”13
尽管修辞激烈，但即使是西格夫也不主张恢复无管制的粮食贸易。右翼对粮食贸易垄断的批评，事实上几乎从未意味着对自由贸易的辩护。在粮食供应问题上，对财产的意识形态态度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成为分歧的核心问题。财产概念决定了农业基本资源的获取和工业权威关系的本质。相比之下，没有人关心中间商的财产权。国家对粮食生产者的要求要么被视为一种税收，要么被视为一种强制交换，这两种都是传统所能接受的对财产的限制，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围绕粮食供应政策的争议更多的是关于国家方法的权宜性和公平性，而不是它调动粮食的权利。
许多自由派活动家确实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破坏公民纪律的学说，因为它鼓励阶级自私、工人的过分要求，以及对国家计划的乌托邦式的期望。有些人，如宪民党工业贸易部长弗·阿·斯捷潘诺夫，认为官方对社会主义的拒绝可以强化“国家意识”。但即使在坚持私有财产原则的同时，斯捷潘诺夫也认为，现有的情况“将使私人利益的自由发挥（在正常条件下是允许的）变成经济混乱”。14斯捷潘诺夫对社会主义的谴责，并不意味着为自由放任辩护，也不意味着拒斥广泛的国家管制；它更多是表达一种挫败感，而不是一种积极的方案。
尚未重组的政治阶层
由于一方呼吁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另一方则要求拒绝社会主义，原本关于粮食垄断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共识似乎已经分崩离析。然而，很难确定这一争端对实际的粮食供应政策意味着什么。粮食供应政策上有两个关键争议：一是在国家监督下使用私人贸易机构，二是拒绝提高3月份宣布的粮食价格。在这两点上，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保持了整个夏天，至少在中央发言人的声明中是这样。15
原来的政策共识可能为粮食供应问题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双方选择了强调最容易产生分歧的主题。1917年4月，恰亚诺夫认为，政治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在政治建设领域……几乎一切都在我们的能力和人类法律的力量之内”。到5月底，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仅需要单一的计划，还需要执行该计划的单一意志。”16恰亚诺夫已经认识到，政治阶层的团结是比任何特定政策细节上达成共识更根本的挑战。
二月革命前夕，国家杜马的一场辩论揭示了政治阶层不团结的一些根源。当彼得格勒的群众要求得到面包时，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能反应是呼吁征集社会中坚力量，具体而言，就是将彼得格勒粮食供应的控制权移交给当选的城市当局。这一行动不仅可以确保更好地监督分配，而且使这些当局有权要求民众以有纪律的方式挨饿。17
对这一政策措施的一致支持掩盖了政治观点上的深刻分歧。左翼宪民党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这样的乐观自由派认为，地方精英可以处理这项工作；他强调了“自我管理理念的创造性和组织性作用”，以及地方民众对市政管理的信任。涅克拉索夫的宪民党同僚辛格列夫对自由派精英在混乱条件下的运作能力更加悲观，并警告说，鉴于普遍的崩溃，放权给城市可能只是为不可避免的粮食供应困难推卸责任的一种方式。18
像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这样乐观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可以表示相信，人民的自我组织将克服饥饿产生的自发力量：“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不要等待许可，去建立公共和工人组织；要求把你们的生存问题、你们的营养组织问题交给你们。”即将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尼古拉·齐赫泽注入了悲观的音符：“先生们，我们对目前运作的城市自我管理并不十分推崇，但即便让城市自我管理，当群众通过自己的组织细胞施加压力时，它也会被迫按照群众的利益行事。”因此，甚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被视作一种可能性之前，这种不信任战略已经成型了，不久将导致主权的分裂。19
即使二月革命之后，政治阶层仍在努力维持至少尚能共事的团结。“那个时代最具悲剧性的文件之一，”布克什潘写道，“是经济理事会和经济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该委员会被赋予全盘经济管制的责任。会议记录显示]政府成员、经济学家、来自旧政权的资深官僚以及[相互敌对的]革命力量的代表试图寻找最大公约数，以便共存并制定有效的政策”。20但在强大的离心力面前，这些努力显得那样软弱无力。
对征集方案的基本共识可能反而加剧了政治阶层内部的离心力。当征集方案未能奏效时，双方都没有真正审视其背后的假设；相反，他们抱怨与国家政策缺乏“自觉”合作，而这一缺失又被归咎于对手在道德与才智上的缺陷。自由派指责阶级自私、知识分子的蛊惑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指责资本家的破坏活动、官僚主义的胆怯和自由贸易的乌托邦。归咎他人，总比承认这一点来得容易：征集方案未必克服得了理性自力救济所带来的离心力。
政治阶层内部的不信任，又因在如何控制民众压力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分歧而更趋严重。社会主义者认为改革是政治重组的必要前提；而自由派则认为重组完成的政治权威必须先于改革。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社会主义者仍然忠于征集方案，而自由派则表现出对总督方案的偏爱。21
到5月下旬粮食供应会议召开时，这种分歧对粮食供应政策的影响已经公开化了。辛格列夫虽然相信国家管制，却认为依靠民众的感激之情并不明智：“不管群众表现的信心多么坚定，他们向临时政府发出的通电拥护，都是空话。”他对政治阶层的团结持悲观态度：“在地方上，要么没有[合格的]人，要么他们忙于争吵，互相抓捕，给共同事业带来混乱和瓦解。”俄国能从危机中走出来，“不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不发生无政府状态，不发生社会崩溃、破产和流血”，将是幸运的。22
辛格列夫的分析得到了普罗科波维奇的支持，他在粮食供应大会上说，鉴于国家权威摇摇欲坠，格罗曼的国家广泛管制计划过于雄心勃勃。（虽然普罗科波维奇严格说来算是社会主义者，但人们认为他的立场比大会的共识更靠右）。普罗科波维奇的观点得到了弗·伊·阿尼西莫夫的支持，他拒绝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民主等在左右翼都时髦的术语，但仍然认为无组织和多重主权是关键问题。这些论点无济于事：大会压倒性地支持格罗曼的观点，即国家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成功的经济管制。23
这种关于国家有力管制与坚守政治权威谁先谁后的争论，可能已经悲剧性地偏离主题了。经济上的崩溃妨碍了民众需求的满足，政治上的崩溃妨碍了权威的重组。瓦解的连锁反应似乎是不可阻挡的。
未播种的土地：一个案例研究
到目前为止，笔者已经分别研究了1917年危机中相互交织的各个环节。在现实中，粮食供应的困难、民众的自力救济行动，以及未能为政治阶层创造有效的团结，都相互影响，加剧了危机。这种互动可以在对未播种土地的政策中看到。
在这一年年初，粮食供应官员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所有可用的土地是否都将得到利用。正如恰亚诺夫在1917年4月所宣称的那样，“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俄国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俄国的民主制度及其地方机关是否能应付春播？……我们现在的成败与其说取决于前线，不如说取决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取决于被播种的土地。”24这种关注的结果之一是希望避免在农村发生破坏性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保护地主。但更强烈的愿望是确保未播种土地能被任何农民利用，这意味着授权农民委员会接管私人财产。这种双重关切在1917年4月11日题为“作物保护令”的立法中得到了体现，该立法明确地将其保护地主财产的承诺与坚持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联系起来。未播种的土地将被强制转让给地方委员会。25
对这一立法的评论历来强调其对地主的关心，但对农民来说，接管未播种土地这一使命是有意义的，他们借此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反过来，中央各部也不觉得自己可以从充分利用土地的必要性中退缩，即使他们开始担心土地被侵占。7月，三位社会主义部长维克多·切尔诺夫（农业）、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内务）和阿列克谢·佩舍霍诺夫（粮食供应）发出通知，警告不要非法夺取土地，但这三位部长都感到不得不重申，“地主不利用闲置土地和田产是不允许的”。26月底，佩舍霍诺夫又颁布了一项关于“强制最大限度利用”农业设备以及土地的法令。地主组织对这一法令提出抗议，认为它侵犯了财产权。27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动员的官僚们有时可能会保护地主的财产，但他们对地主的财产权并不特别感兴趣。
在未播种土地的例子中，为抵御面包危机而采取的行动加剧了权威危机。细究围绕未播种土地的修辞，会显露出又一重悖论：政府官僚和农民似乎在用同一种语言交谈，而社会主义者和地主则用另一种语言。
可以区分两种修辞：一种基于财产，一种基于资源利用。财产的视角主要着眼于人这一主体，追问他们之间的适当关系应当如何：它应该基于某种分配平等的原则，还是应该基于契约与法治？利用的视角主要着眼于现有的经济资源，并询问如何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
农民和官僚都对利用的修辞感到更自在。相比于任何个人权利，农民村社一直对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更感兴趣，因为在恶劣环境中求生存的根本要务使然。28只有履行了利用自己体力劳动能力的义务，才能获得正式的村社成员资格。俄罗斯国家的代表也一直主要关心资源的调动，而这种观点在总体战的压力下得到了加强。
相比之下，无论是地主还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用比较陌生的财产权修辞来说话。布尔什维克和地主对农业发展的看法有一些惊人的相似点，因为他们都认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自然是主导大型生产单位的生产性资产阶级和无财产的农业劳动阶级之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口号不是为了阻止这种发展，而是为了加速其进程。29唯一的不同在于：在布尔什维克对地主实行革命剥夺之后，资产阶级的角色不是分给地主，而是分给农民。这一区别当然绝不细小。
社会革命党人似乎更接近于利用的视角，因为在他们的修辞中，财产的语言似乎自行消解：土地成为无主财产。然而，社会革命党人仍然以平等分配和建立兄弟关系的方式，而不是充分利用资源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导致他们对1917年的现实情况没有太多可说的。30农民活动家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套话，作为他们声明的前导，然而随后便以更自然的口吻说起了村社地方主义和［资源的］充分利用。
关于未播种土地的修辞冲突显示了1917年危机所带来的一些限制和机会。农民的修辞使未耕种土地始终是问题的焦点，既体现在地方层面上，农民借它为自己针对特定地主的诉求辩护，也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农民委托书》等纲领性声明中，这些声明成为最初布尔什维克土地立法的基础。在这些声明中，将所有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的激进要求，完全是基于充分利用所有土地的必要性。31在村社治理内部关系的农民习惯法中，播种他人土地的人能要求与土地所有者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最终产品，这违反了普通法学的原则。321917年，在政府的邀请下，农民对地主也应用了这个标准。
在如此偏重利用立场的修辞氛围中，政府官僚们为财产权辩护，很难说得令人信服。对于辛格列夫和斯捷潘诺夫等本质上坚持利用立场的宪民党官员来说，政治上的困境甚至更加严重：在工业和农业领域，自由派的天然选民采取了财产视角，而采纳利用视角的，则是自由派几乎无从争取的那部分选民。
地主们的弱势地位在他们的修辞中暴露无遗：对私有财产的防御性坚持，听来难免显得软弱无力。33 在俄国贵族口中，西方资产阶级的财产修辞听起来很奇怪；“地主”这个词本身就道出了一个历史时代：封地是作为专制政权的赏赐而存在的，交换条件是政治忠诚与服役。就在所有交战国政府都在史无前例地侵犯私有财产时，地主组织希望临时政府宣布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34
粮食供应危机强加的充分利用标准，损害了地主的利益。市场的崩溃，既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使他们失去了流动劳工、人工肥料等必需的资源。他们自己从未拥有过充分利用自己土地资源的机械，而只能依靠租赁农民的机械。35在战争期间，地主开始依赖国家提供的劳动力来源，如战俘；这种依赖当然不符合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现有战俘的分配不公，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此，在战争年代，地主播种面积的下降比例是农民的两倍。地主便以一种否定的形式行使财产权：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土地，直到对方开出满意的条件。农民认为拒绝耕种相当于战时的工人罢工；他们强烈反对这两种做法的合法性。36
布尔什维克对财产视角的固守，也成了其计划的绊脚石。列宁坚持从阶级和财产的角度，而不是从村社或充分利用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世界。他认为，尽管农民自己对此事有不同看法，农民革命的客观内容却是土地国有化，这是一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他也承认，这项措施对绝大多数农民并无实质利益，因为它意味着把土地分配给那些控制其他农业生产手段（如牲畜或机械）的人。贫穷的农民从这种政策中获得任何利益的唯一途径是保持每个地主地产的完整，并在农学家的指导下在那里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选择成为国家而不是其他农民的工资劳动者。农民之间的内部冲突将成为未来的问题，而这将以阶级为基础。列宁并未提及村社与分户农民之间的冲突。37
虽然农民愿意听从布尔什维克对立即行动的鼓励，但他们继续依赖与布尔什维克的处方相去甚远的制度和世界观。1917年下半年，列宁放弃了大部分关于农民内部动态的计划，只是简单地使用了贫苦农民这个词，而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及时的调转口吻”，使列宁得以借农民革命来支撑布尔什维克起义。38只要他对农民所要求的不超过他们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的新简化方案就足够了。
在修辞背后，政府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困境：它必须依靠农民在粮食供应问题上的合作，同时又否定了农民长期以来在土地问题上的渴望。它必须同时赋权与镇压。即使政府放手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它也无法摆脱困境。在政治中，感恩是出了名地靠不住的力量：当布尔什维克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时，他们仍然面临一项任务，即建立有效的政治权威，以动员所需的农民资源。39为了重组经济和政治权威，临时政府需要激励措施，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却没有可用的手段：政府无法为农民提供交换物品，也无法惩罚他们强占土地。40它必须依靠劝告，甚至连它的动员修辞也成了双刃剑，容易反过来对付自己。
然而，利用的修辞也确证了农民和政府之间存在的共同价值观。无论是在1917年还是之后，观察者常常觉得利用的语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虚伪的：临时政府用它来保护地主，而农民则用它来剥夺地主的土地。41毫无疑问，农民自己常常阻止地主利用土地，然后将地主的不作为当作剥夺的借口。但对一种修辞的虚伪操弄，并不减损它的重要性。尽管农民和官僚之间争论不休，但他们使用的是彼此理解的语言，并共同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方面，播种面积的下降几乎停止了。42在这个大体上以经济瓦解与政治冲突为底色的年头，这一积极成果值得铭记。
1917年的危机所带来的悖论，在阿列克谢·佩舍霍诺夫身上交汇，他是粮食供应部的社会主义部长，曾捍卫自由派观点，并在后来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创建粮食供应部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让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负责粮食供应。这个部门是由旧的粮食供应特别会议及其秘书处组成，此后独立于农业部。这种新安排部分由于粮食供应机构的规模，同时也是由于联合政治的需要。自由派政治家不会容忍农业部长切尔诺夫控制粮食供应和农业，而社会主义政治家则坚持要将这个新职位给予一个社会主义者。43
佩舍霍诺夫是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这是社革党的一个分支，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团体中最温和的。44佩舍霍诺夫最初的任务是执行格罗曼—辛格列夫关于粮食垄断的共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派观点，认为民众的无纪律而非精英的破坏行为是成功的主要障碍。尽管佩舍霍诺夫同意重新建立有效的国家权威的优先性，但他对临时政府仍然感到失望：它没有展现出“不畏压力的系统性坚持，［也］没有展现出处理这个‘脏活’的坚定决心。”令他厌恶的是，政府似乎满足于劝告和拖延的借口。他对时局的沮丧如此之深，终于在1917年8月辞去内阁职务。虽然列宁政府于1922年将他流放，在后来的几年里，佩舍霍诺夫却深感有必要为布尔什维克辩护，他认为尽管他们的方法残酷而荒谬，但他们至少成功地恢复了自1917年2月以来俄国一直缺乏的国家权威。45
政治阶层重组了吗？
所有政党（当然无政府主义者除外）都同意需要重组一个坚定的政治权威。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政治方案，该方案概述了一种重组策略，既能够让民众理解，又为政治阶层的团结提供了基础。这个政治方案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破坏活动。
当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协调机构无法正常运作时，基于阴谋、刀刺在背和其他形式的故意不当行为的理论往往会大行其道。破坏活动的理论并非布尔什维克党的专利。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保守派圈子一直担心德国对经济的控制。犹太人是另一个受到广泛攻击的目标，不仅黑色百人团如此，沙皇将军们也认为，在前线地区根除犹太人口，并驱赶大批难民东流、以加剧后方地区的混乱，是明智之举。46自由派反对派也半信半疑地相信，并全力利用对高层圈子中的德国同情者的怀疑；米留可夫等人在1916年底的演讲煽起了这些怀疑，他在演讲中质问政府的政策究竟是愚蠢还是叛国。
粮食供应困难增强了破坏活动理论的吸引力。即使在革命之前，彼得·司徒卢威观察到粮食供应问题使沙皇的政治顽固性看起来像是一种“有意设计的政策，旨在制造无法克服的内部困难”。47革命后，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都倾向于通过谈论“黑暗势力”的鼓动来解释粮食垄断的失败，尽管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破坏活动一词。如果说非精英阶层大量使用破坏活动理论，那也是在受过教育的领导人的指导和榜样下进行的。
破坏活动成为粮食供应困难的通俗解释，而将这一解释表达得最有力和连贯的党派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将破坏活动作为其政治观点的核心主题，并将镇压破坏活动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关键要点。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的整体观点是一种激进版的征集方案，强调民众参与和国家的广泛管制。48列宁在国家经济管制的愿景上刻意地毫无新意，宣称布尔什维克想要的并不超出沙皇或德国政府认为是必要的程度，或者说最多是1917年春季苏维埃中的温和多数派采取的经济计划。49
在布尔什维克对粮食供应危机的回应中，经济分析是次要的，只需从别处搬来一些含糊的套话。在五月份的粮食供应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并未提出任何替代的经济方案。其发言人弗拉基米尔·米柳京附和了格罗曼提出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大会决议的最后投票中弃权，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提出的措施唯有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权威才能实现。50
对于问题“为什么农村没有商品，城里没有面包？”，布尔什维克回答的重点在于政治分析。51列宁强调在国家管制的内容上达成的共识，以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对所有相关人士来说都是明确和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情况越来越糟，而不是好起来呢？他的答案是，麻烦来自于那些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的破坏活动，因为任何有效的管制意味着利润的限制和商业秘密的终结。因此，解决危机所需要的不是专门的经济措施专家，而是政治意志和决心的专家。
这一分析在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小册子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在承认战争是答案的一部分之后，雅罗斯拉夫斯基进一步断言：
“原因在于资本家、工厂主、厂长、地主、银行家及其走狗们故意扰乱了整个经济生活；生活成本高昂、物品短缺和面包短缺的原因在于面包和商品被故意藏匿在仓库和储存点，矿山和工厂被故意关闭（以及运输系统被故意破坏）。所有这些都是故意为之，目的是让饥荒和贫困的骷手紧紧扼住工人阶级的喉咙（正如里亚布申斯基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52
在解释这种故意破坏行为时，布尔什维克将他们自己强烈的政治焦点投射到对手身上：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认为，地主要求高价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两倍或三倍的现金，以满足他们获取财富的渴望，不，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破坏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团结。
破坏活动是短缺的原因，因此解决办法是强有力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对所有仓库、商品库房、地下室、地窖和粮商仓库进行全面的搜查和登记，就会发现[隐藏的]储备远远超过流通量。但这种搜查和登记必须在各处进行。粮食供应委员会和苏维埃迟早必须这样做；最好是现在而不是将来。”53
破坏活动理论还使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重建社会的任务变得全无窒碍：“我们必须从寄生虫和投机商的手中剥夺交换事务，将整个分配事务交给民主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社团和合作社。农民和工人必须自己[建立起]城乡之间的交换框架。那样就会有廉价的面包，就会有廉价的商品。”54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修辞表明了为什么1917年许多观察家将布尔什维克斥为不负责任的煽动者。然而事态似乎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分析。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著名莫斯科实业家帕维尔·里亚布申斯基的讲话。里亚布申斯基长期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沙皇制度的领导人之一；他是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公共组织对当局的态度一半是合作、一半是反对。这次讲话中包含了一个在革命时代变得臭名昭著的词汇，即“饥荒的骷手”；它出自对苏维埃的一场激烈攻击：
“我们的商业和工业阶级将坚持到底，不期望任何回报。但与此同时，我们感到当前无法说服任何人或影响处于领导地位的人。
因此，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必须等待——我们知道生活的自然进程将继续下去，不幸的是，它将严厉惩罚那些破坏经济规律的人。但是当我们不得不为了说服一小群人而牺牲国家利益时，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可饶恕的。这就像我们在前线不得不承受的牺牲。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及时改变他们的信念之前，必须摧毁几支军队，使我们勇敢的军官们受苦。因此，先生们，我们被迫违心地等待；如果说我们还没有陷入灾难之中，俄国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灾难，一场经济和金融的崩溃，只有当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时，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们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实际准备好，使我们的组织能够应对形势。
我们感到我所说的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幸的是，在人民恍然大悟，意识到各种委员会和苏维埃的成员都是虚假的人民之友之前，有必要让饥荒和贫困的骷手扼住人民的咽喉，俄国的土地在他们同志式的拥抱中呻吟。目前人民还不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很快会明白，并会说：‘离开，欺骗人民的家伙。’（热烈的掌声）……
一切纯洁而清白的都被诅咒，所有有文化的人都被抛弃，互相仇恨和狂怒占主导地位，甚至对国家的存在、荣誉和团结也没有责任感。何时才会涌现，不再是昨天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俄国公民？让他快点来吧。俄国在等着他。我们听到周围那些嘲笑不愿说出祖国这个词的人的撒旦般的笑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当一个新的动乱时期正在接近时，国家的一切文化中坚力量必须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让坚定的商人本性展现出来。贸易界必须拯救俄罗斯大地！”55
尽管里亚布申斯基的演讲措辞激烈，但它算不上破坏活动的有力证据。根据里亚布申斯基的说法，商业阶级看到国家正走向灾难，但他们的警告之声未被听取；人们必须通过痛苦的经历才能认识到他们曾听从了错误的领导人。显然，在这里并没有呼吁采取任何行动使粮食供应恶化；实际上，演讲的要点是，尽管遭受敌意对待，商业阶级必须继续努力帮助。然而，在俄国人民看来，里亚布申斯基想让革命挨饿的意图却是再清楚不过了。正如一项关于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苏维埃研究指出的那样，里亚布申斯基的“饥荒的骷手”在文宣中经常被引用，因此为群众所熟知；它比任何其他论点更好地证明了与饥饿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56
破坏活动的说法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有巨大的优势，因为这将他们与其他俄国政党的常见话语联系起来，同时强调了他们的独特性。布尔什维克可以辩称，广泛的经济管制显然是现实可行的，而不是过于雄心勃勃；否则，它不会得到大多数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许多自由派的认可。格罗曼和他的朋友们亲自记录了执政精英拒绝采纳解决危机的步骤。政治含义很明确：一个有勇气、有担当、能使拒绝[采纳经济管制]变得不可能的政党，就能不太费力地克服危机。57
破坏活动论很容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修辞来包装，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得以表达民众深切的怀疑与愤怒。58反过来，破坏活动理论也不可或缺，它支撑着这样一个立场：阶级斗争是对迫切实际问题的充分回应。在1917年的秋天，列宁断言：“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59只有当经济和行政上的解决办法已经可行、却仅仅因阶级利益而未被采纳时，这些话才有意义。
任何一种版本的征集方案，也许像大多数民主理论一样，都包含着大量的不信任和怀疑。60在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版本中，征集方案的动员范围，比革命前反对派所倡导的受过教育的“中坚力量”要广泛得多：“[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61这一步骤不仅出于通常的原因（结束不负责任的政府、获得社会的信任和合作），还因为新的国家权威可以像无产者一样行事，向破坏分子展示自己是认真的。
列宁在1917年秋季对武装起义的呼吁中，坚持认为果断的暴力行为是必要的，这已被证明是他的重要主题。62在经济领域也能找到同样的坚持。在讨论面包配给的时候，列宁揭示了其潜在动机：强调“可以把对付[经济]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63暴力是最明显的果断行动形式，而明显的果断行动，几乎可以单凭自身解决危机：既激发忠诚与信心，又迫使昔日的破坏分子就范合作。这种推理支持了列宁的观点，即苏维埃可以成为重组政治权威的坚实基础。苏维埃从这个被赋予的角色中获得了声望：苏维埃政权这个词的力量，与其说来自“苏维埃”一词，不如说同样甚至更多地来自“政权”一词。64
对于佩舍霍诺夫来说，矛盾之处在于，在短期内，布尔什维克是一股破坏性的政治力量，但它是唯一可用的、有能力重组政治权威的力量。破坏活动的观点助长了这种矛盾。对破坏活动的指责进一步撕裂了俄国社会，而把经济困难归咎于破坏活动的信念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政策选择。但破坏活动的观点把反对、甚至只是单纯的不合作都视为犯罪，这给予了布尔什维克必要的道义热情和民众支持，以完成并超额完成恢复秩序和重建政治权威的任务。破坏活动将布尔什维克在政治重组上的敌人（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与布尔什维克在经济重组上的敌人（被称为投机分子）联系在一起。远远超乎人们认知的是，革命在民众心中的意义准确地概括在第一个苏维埃秘密警察契卡的全名中：肃清反革命、破坏活动与投机特设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