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洛特、博蒙和我一起去了杜马，杜马对所有人开放。皇宫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警卫室。士兵们随处可见，他们都无拘无束，在肮脏的木桌旁吃饭，或者围着茶炊四散坐在地上。还有一些人仍然拿着武器，睡在堆积如山的面粉袋上，这些面粉是全镇的粮食供应，把周围一切都覆盖上了白色的粉尘。
路易·德·罗宾，1917年3月
1917年秋天，大批铁路运输的粮食停滞在运往彼得格勒的途中。这种运输网络的崩溃是由政治权威的失灵造成的：当局不仅无法阻止东北各省的农民劫掠货物，有时甚至与农民合作，防止铁路系统受到进一步破坏。然而，权威的瓦解又是由粮食供应危机造成的，因为这些缺粮省份的农民看不到任何合法获取粮食的途径。1
因此，1917年的粮食供应危机是整个链条的一环，与运输网络、市场和政治权威等其他环节一起，构成了全社会基础性协调机构的失效，每个环节的失效都加剧了所有其他环节的失效。如果说运输中断是粮食供应危机的核心原因，那么反过来说，粮食供应危机是运输中断的核心原因，也同样成立。
很难为这一连串的社会危机找到一个适当的表述形式。最好采用类似分屏效果的办法，在不同的故事线走向一个共同的高潮时，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焦头烂额的粮食供应官员、愤怒的农民和绝望的消费者。为了表达出动乱时期的感觉，我们还需要用动画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通常的行为法则似乎都不再适用，什么都靠不住，但一切又似乎皆有可能。这个动画世界的灵魂大部分是恶毒的，以致仅仅是度日就往往需要英雄般的努力。由于缺乏这些手段，我们必须按顺序观察俄国社会的不同群体，他们努力将秩序强加给一个失控的世界，而这么做有时甚至把社会解体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推向爆炸的边缘。
对垄断的孤注一掷
从二月革命到夏末的几个月里，决策者不得不一再修正自己的判断：要避免饥荒之祸，究竟必须突破哪一处战略瓶颈。在年初，官员们担心收成的规模，把注意力集中在确保尽可能播种所有的土地上。很快就可以看出，这种担心过于乐观：粮食供应机构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来达到这个特定的目标上限。官员们意识到，他们首先必须把重点放在让农民生产者交付粮食上。但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崩溃，临时政府很难为粮食交付提供物质奖励或强制手段，它只得大量诉诸对忠诚的呼吁和其他理想化的激励手段，而随着年头推移，这些激励越来越不见效。
即使农民交付了他们的粮食，要把它们运到北方的消费中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此前，运输中断这一说法主要指的是铁路，但混乱继续蔓延，现在运输链上可能中断的环节更多了。在过去一年中，交通点和面粉磨坊的储备已经耗尽，几乎所有可用的粮食都在实际生产者手中。但是，用大车把粮食运到铁路站点的短途运输，总是比铁路长途运输昂贵得多。如今转而依赖大车运输，也就意味着：更易受制于雨季，更需增设新的征收点，更难议定价格，也更容易在麻袋这类寻常物资的供应上出现瓶颈。2
铁路系统的崩溃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有效利用内河航运。由于固定价格的最终决策迟迟未定，1916年在提高效率方面没有做多少工作，但粮食供应官员决心在1917年做得更好。问题很严重。对河道交通的管制比对铁路更难，因为河道交通的单位较小，私人业主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当航行季节开始时，优先考虑运输的是堆积了整个冬天的各种货物，而不是新交付的粮食。1917年收成的地理分布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伏尔加河沿岸各省本身收成糟糕。当局以有效利用河运的名义，呼吁伏尔加河沿岸各省暂时勒紧裤带，以换取来自北高加索的粮食，但这种牺牲需要人们对临时政府怀有更多的信任，而这样的信任并不存在。与大车运输一样，河运可能出岔子的地方也更多：从察里津装卸工人的劳动纠纷到内河劫掠。粮食供应官员不幸有机会去验证5月份做出的预测：“如果不利用好1917年秋的通航季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北方地区的饥荒。”3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政府需要三样东西：一套征收和运输粮食的官员机构，关于粮食所在何处的信息，以及促使农民生产者交粮的激励。1917年3月通过了建立粮食垄断的立法，政府的期望即勾画于其中。它指出，全国所有粮食，包括即将到来的1917年收成，现在都属于国家；实际生产者不过是粮食的临时持有人。生产者可保留规定数量的粮食；超出这一标准的所有粮食都将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交付给国家。
强制推行垄断所需的机构，将通过把以前的专员制度彻底民主化来建立。地方机关获得了相对于中央的更大自主权，各级机关也随之扩充，广泛吸纳各公共组织的代表。其结果不是由中央派出的代理人制度，而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粮食供应委员会制度。该机构奉命将全国粮食悉数登记在册，以获取必要信息，确保超出消费标准的余粮如实上交国家。作为激励合作的措施，国家承诺对工业品实行公平的固定价格，并保证其供应。该机构将加快把这些工业品分发给粮食生产者，并协助粮食增产。4
由于政府从来无法实现有效控制，完全的粮食垄断仍然只是一种理想。实际推行的政策，更宜称作国家对粮食贸易的垄断，因为国家掌控着运输，就有可能认真着手取缔私人粮食交易。事实上，假如10月10日章程当时生效、社会力量被征集进地方粮食供应委员会，沙皇的政策本来也会与此相去不远。当里季赫将交付粮食作为一项国家义务时，反对派活动家曾提出抗议，但只是因为政府拒绝扩大国家粮食供应机构以吸纳社会力量。现在，机构的民主化比沙皇政府时期所能做到的更彻底，这些反对意见也就消失了。
粮食垄断是一场赌博，而最大的风险，也许在于把农民征集进区级粮食供应委员会，以此组建一套机构。“法律明确赋予了这些机构一系列职能，粮食垄断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职能被妥善履行”。这些职能包括将可用的粮食登记在册，以及处理接收粮食、把粮食运往中央等技术操作。51917年4月，俄罗斯最重要的农民经济专家之一亚历山大·恰亚诺夫，向那些将协助建立新制度的“文化和启蒙活动工作者”讲课，他用下面这则寓言来说明新委员会被赋予的角色。想象一下，一大片田地上覆盖着零散的麦粒。如果有人想一一拾起，他只能得到几把麦粒，还累得腰酸背痛。但如果他有一支蚂蚁大军，它们可以把粮食聚集成小堆，于是这个人可以把这些小堆收集起来。
蚂蚁的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恰亚诺夫计算过，将有七十个省级粮食供应委员会和七百个县级委员会。由于每个县大约有十五个区，所以会有八千到一万个委员会。假设每个区委员会有十人，恰亚诺夫由此估算出，单是下层机构就多达七万人。他告诉听众，“通读法律条款，你们会看到各委员会必须开展蚂蚁般的庞大工作。
而这项工作必须从村里挤出所有的余粮——村庄必须把所有的余粮献给祖国圣坛。”6
粮食供应官员意识到了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正如尼·斯·多林斯基所说：“在农民有组织的意志——一种自发的国家力量中，我们希望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7在当时的俄罗斯政治词汇中，“自发”和“国家”的组合有一种刻意的悖论气息。自发通常让人联想到俄罗斯人民的这样一副形象：散漫无纪、难以驾驭、狭隘而无政府。根据恰亚诺夫的说法，任务的艰巨性要求把赌注押在征集农民上。必要的粮食供应机构不能“中央通过任命官僚和代理人来建立和启动——国家本身不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只有人民——把自己的粮食供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8旧政权从来不明白，人（国家）必须依靠蚂蚁（农民委员会）来“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最深处”。
依靠农民委员会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恰亚诺夫不得不视而不见：蚂蚁未必觉得，为了人的方便去征粮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在征集农民上押下的赌注输掉了，因为区一级仍然是一个“农民怀疑和分离主义的巢穴”。9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其他新设的地方委员会，几乎旋即便深受“普选的拙劣模仿”之害，结果把农村知识分子排斥在外，甚至连消费合作社管理者这类身怀实用技能的人也不例外。粮食供应官员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村庄大会要求用文化程度更低的人来替换当地农学家。10区委员会即使有能力和意愿，也不可能完成其工作。“民众……警惕地关注着由其选出的这些机关的活动，一旦这些机关试图按照法律或中央政权的指示开展工作，民众就会把他们赶走，解散他们，往往达到打人甚至杀人的程度。”11
区级以上的委员会结构，也远不同于恰亚诺夫曾引以为豪地描述的那种图景。他把这图景称为“巨大的工作系统，巧妙地制定并提供其工作所需的一切。”相反，它是一个大杂烩：有以前就存在的委员会，有革命后一个月内自发形成的委员会，有只是为响应中央电报而成立的委员会，甚至还有试图遵照粮食垄断立法组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从未凝聚成一个工作系统，无论其规模庞大与否。每一级都认为上级委员会或部本身反应迟钝或沉迷于例行公事；每一级都认为下级委员会不负责任、马虎草率。
5月下旬在科斯特罗马举行的省级粮食供应会议揭示了一些紧张关系。县委员会的代表攻击了省粮食供应委员会分配粮食获取权的方式。很快就可以看出，省粮食供应委员会根本没有可作决策依据的真实数据，因此分配就取决于县委员会有多坚持，以及他们的诉苦故事有多令人信服。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这样一种自私：把本地需求描绘得过分凄惨，从而损害了兄弟县份。但省委会的执行委员会也因其“衙门作风”的态度和普遍缺乏领导力而受到猛烈抨击。它则回应说，自己是在为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失败挨责备，那些失败是由普遍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的。12
与委员会等级制度内的纵向张力同样重要的是余粮省和缺粮省之间的张力。余粮省对缺粮省派出的代理人充满敌意，因为这些人抬高价格、扰乱地方组织架构，使当地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工作愈发困难。缺粮地区回答说，一味指望余粮地区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干劲和能力，就等于甘冒饿死的风险。中央官员们倾向于赞同：他们想借助消费者的干劲和执着，让粮食供应机构运转得更有效率。
9月间，省级粮食供应委员会的主席们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来自缺粮省卡卢加的主席出席了会议，并在返乡后报告说，其他省的代表被卡卢加的绝望困境所打动，并承诺提供帮助。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每种情况下，承诺的帮助都是有条件的。只有部里向它下达供应卡卢加的调拨令，波尔塔瓦才会提供帮助；只有送来足够的纸币支付给当地的粮食生产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才会提供帮助；只有部里让卡卢加优先于其他缺粮省，乌法才会提供帮助；只有卡卢加设法收拾本省居民各自外出求粮所造成的乱局，沃罗涅日才会提供帮助。13
依赖感可能很快导致恼怒和敌意。特维尔粮食供应委员会的官方出版物上有一篇文章问道：“特维尔省的粮食供应取决于谁？”它的回答如下：“特维尔省的命运掌握在俄罗斯南部黑土地区的农业者手中。”作者继续强调，问题不在于粮食的短缺，而在于“产粮省份吃饱喝足的人们缺乏自觉的公民义务”。他指出，战前特维尔从南部省份获得了1000万普特的粮食；现在它只要求750万普特，但至今只收到150万普特。14
因此，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分裂也就是农民内部的分裂。在梁赞，南部各县有足够的粮食，而北部各县则在挨饿。北方的农民逐渐对他们南方的弟兄感到愤怒，后者接管了地主的地产，现在却拒绝分配战利品。北方的农民觉得他们有两个选择：饿死，或者南下掐死那里的农民。15
粮食供应机构进一步受到削弱，因为它无从借重粮食贸易专家（磨坊主和商人如今的称呼）的技术能力。粮食垄断的设计者曾希望争取贸易机构，但这一政策陷入了常见的央地冲突。7月27日发给当地粮食供应委员会的一份电报指出，民众和委员会都不愿意使用私营企业。中央政权试图打消这种抵触，辩称这些企业将受到严格监督，从而确保国家意图得到贯彻。此外，这些企业只收取佣金，而不牟取利润；它们不与任何人订立合同关系，只是履行技术职能。
中央的理由很清楚。用一位粮食供应官员的话说，私营机构在革命前后都掠夺了民众，但至少在革命前它还交付了货物。国家现在应该迫使它再次这样做，因为不幸的是，民主制缺乏有能力的人。16但地方官员坚决拒绝让私人商人参与，宣称这些商人先前牟取暴利，早已名誉扫地，根本无法起用。
粮食贸易专家最初接受了粮食垄断；他们之所以日益反对，是因为认识到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获准参与。17他们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当作替罪羊，以至于“有计划地唆使人口中的其他阶层反对[商业阶层]”。一位粮食经销商坦率地说，商业阶层不应参与，因为他们所赚取的将是“饥饿人口的仇恨”。他的同事斥责他，说即使冒着招致民愤的风险也要施以援手，这是他们的爱国义务。18
因此，该机构被它要克服的离心力撕碎了。粮食供应官员也输掉了把粮食登记作为信息来源的赌局。垄断的拥护者们已经把登记看作一种道德上的绝对要求：“农民公民们，请记住，自由的敌人是那些抵制这些措施的人，是那些在车轮上拆除辐条的人，是那些抵制粮食登记的人，是那些向粮食供应委员会隐瞒收成余粮的人，是那些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售粮食的人，是那些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拯救他受尽折磨的祖国的人。”19然而，登记必然失败，不仅是由于技术原因，还因为与民众的冲突不可避免。用伊·西格夫的话来说：
在每个村落、每个村庄、每个定居点对每个庄稼汉进行登记，必须完成多少工作，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时间，需要多大的文员和普查员队伍，以及这支队伍从哪里来？最后，即使在正常时期，也会有多少误解、失误，因而会有抗议、修改、争议、冒犯和愤慨？那么什么时候才进行粮食的[实际]采购呢？20
物质激励本是垄断战略固有的一环，此时也同样迟迟不见踪影。不断承诺提供工业品却毫无结果，这只能算作一种离心力，而不是重组的力量，因为它激怒了农民生产者，给了他们不合作的借口。21
对垄断战略的赌局已经输了，而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1917年，全国开始焦急地等待每个月的粮食采购结果。3月，特别是4月是糟糕的月份，因为春汛造成了运输困难，而且农民们都在忙于春播。5月对粮食采购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月份，有那么短暂的一刻，形势似乎已经出现转机。但事实证明，5月是唯一一个交付量超过消费量的月份。在莫斯科，情况比省城要好得多，但居民的消费量却超过了到货量：整个夏天平均每天到达二十五节火车车皮，而5月每天发放出去的有四十二节，8月则有三十七节。储备几近告罄，9月初，每日口粮不得不从四分之三俄斤面包降到四分之一俄斤。22秋天那场爆炸的舞台就此搭好。
复盘自己战略的残局时，许多粮食供应官员又回过头来，归咎于人民的黑暗。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普尔的一段记述刻画了这些官员的态度：
以真正的俄罗斯方式，[粮食供应官员]建立了一个如此精细和完整的系统，当你在纸上看到它时，你觉得俄罗斯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如果繁文缛节可以养活人，那么俄国人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该计划包括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在城市、城镇和乡村，在这片土地的每个部分。但后来，也是以真正的俄罗斯方式，一些规划者开始感到绝望。在[粮食供应]部与我的翻译交谈的一个人，是一个瘦高的男人，胸膛凹陷，头发相当长，乱糟糟的……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他说，语气中隐含着无望……“我所在的这个部门控制着所有的农业工具，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另一位负责小麦和黑麦，还有一位负责燕麦和干草。后来的计划是将所有的棉花制品也控制起来，还有皮革、燃料和糖。这个计划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从这里指挥工作将需要一支完美的军队。所以我们把事情交给各省的委员会去做。
“我希望会进展得更好，”他继续耐心地说道，“当我们计划的整个机制被理解时。但说实话，我们得到的合作还很少；因为国家对这种社会主义计划完全没有准备。我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是这样做事的。每个人都贪图自己的利益，对国家的考虑很少。我们几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但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在盛行的赞美声中，没有人愿意指出这一事实。我们为人民披上了理想的外衣，而现在我们发现他们浑身赤裸……
“革命向我们表明，此地的文明是厚度不过千分之一英寸的外壳。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担心，我们美丽的革命，就像肥皂泡一样，会突然破灭。”23
我们似乎绕了一整圈：这位社会主义官员在幻灭之中，呼应起了曾被鄙视的里季赫。当有人要求里季赫解释二月革命前夕民众对粮食供应的不安时，他回答说：“先生们，[如果你们问]这种恐慌的原因是什么——很难准确解释，这是一些自发的东西。”24
民众的自力救济
沮丧的官员们，无论政治主张如何，都描绘出一幅民众非理性而自私的图景；然而，只要想一想那些被有教养阶层称作“黑暗的人民”者实际能有哪些选择，这幅图景便开始褪色。1917年间普通人如何抉择，这故事要从一桩令里季赫困惑的情形说起：二月革命爆发前几天，消费者中突然爆发了恐慌。里季赫和彼得格勒最高军事长官斯·斯·哈巴洛夫做出的官方声明强调，市内存有面粉储备，补给正经铁路运抵，而且发放给彼得格勒各面包店的面粉数量没有变化。25
尽管这些声明就其所言而论是准确的，但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哈巴洛夫没有提到，发放给面包店的面粉从2月初开始降低标准，当时城市当局被告知铁路运输暂时不可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这段时间内将不得不靠储备度日。装运虽已恢复，但也只是最近的事。26里季赫更加坦诚，他描述了干扰铁路交通的特殊天气条件；他承认，没有人预料到运送中断会持续这么久。但是，正如政府闭门会议的材料所显示的那样，里季赫在杜马的发言中不可能完全坦诚。粮食运输中断不仅是由于天气状况，也是由于燃料危机，因此甚至连客运也中断了。情况严重到连前线的储备也听任降到了危险的水平。27
在彼得格勒，尽管每日标准刚刚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却没有实行配给制度。政府在通知城市面粉运输中断的同时，建议实行配给制。但在落实这一明智建议时，种种相互抵触的尝试，引发了市政府与里季赫所任命的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专员之间的争吵。（这位官员有一个不幸的德国名字“魏斯”，他和其他大多数高级市政官员一样，上任才一两个月。）这一冲突映射了更大范围的矛盾，也即普罗托波夫和市政府之间在粮食供应事务控制权、特别是工人代表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官员们突然拒绝把自己想省下来的面粉发给工人合作社系统，这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所有这些行动在报刊上都有混乱的报道。28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的居民不仅要应付每天的低标准和没有配给制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还要应付面包店缺乏监督的问题，这使人有充分理由怀疑面包师从中舞弊。29价格变动增加了不安全感；对彼得格勒的大部分工人阶级来说，1916年冬天带来了实际工资水平的首次下降。30因此，民众目睹的是：铁路交通极长时间的中断；燃料危机把俄国许多地方实实在在地拖入黑暗；还有一个满是陌生、远不能让人放心的面孔的政府，连最简单的权宜分配措施都执行不了。导致面包店遭到挤兑、来得太晚的人一无所获的，并不像里季赫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而是一种不幸而理性的自保策略。
二月的日子以女工们的一场罢工开始：罢工因面包分配中断而起，时值国际妇女节。这个事件揭示了民众运动的三股力量：工人和他们既有的斗争方法，消费者和他们不太有组织的施压方法，以及具有激进传统和政治关切的活动家。所有的观察者都焦急地注视着这些力量将如何互动，哪一个将成为主导。活动家敦促示威者不要把愤怒发泄在本身也是受害者的小商贩身上，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罪恶的政府身上。31但政府的攻击者和捍卫者都认为，只要政府成功地凑出一些面包分给彼得格勒的居民，运动就会崩溃。然而，这一主张从未得到验证，因为政府所能拿出的只是重组的承诺。民众运动的口号在稳步转变：从直接要求面包，变为呼吁铲除经济混乱的政治根源。哈巴洛夫将军指出了这个结果：“当他们说，‘给我们面包’，你就给他们面包，这就完了。但当‘打倒专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时，面包怎么能让他们平静下来？”32
在二月，对粮食供应的不安体现在政治纲领中，其结果是专制制度的终结。但在临时政府迅速颁布粮食垄断后，争夺面包的斗争又回到了更个人化的层面，和平与土地问题主导了政治斗争。只是到了夏末，面包问题才再次被纳入一个广泛接受的政治纲领。
然而，个人的选择仍然有巨大的后果。面对霍布斯式抉择的挑战，每个人、每个社会单元各自作出回应，由此形成一种力量对比：或助长离心式的自力救济，或助长社会权威的重组。许多活动家认为，选择的结果取决于个人觉悟，无论这个觉悟是从阶级还是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定义：觉悟越高，对重组的选择就越是毫不犹豫。但这种选择更取决于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具体可能，以及与同处困境者可行的合作形式。
一种熟悉的合作形式是农民村社，即村级协调行动的机构框架。1917年，在斯托雷平土地法长达十年的颠覆之后，村社经历了一场复苏。33这是说得通的：村社当初的发展，部分就是为了让村庄在充满敌意、至多也是漠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自我保护。因此，1917年政治权威的崩溃不仅允许而且几乎迫使村社重新崛起。兰斯洛特·欧文写道，在1917年，“尽管国家处于暂停状态，村社却活了下来，而且很活跃”；也许应该用因为来代替尽管。34农村的其他成分在动乱时期更难存活：地主庄园和分户农民的农场不仅由于全社会市场的紊乱而失去了经济上的可行性，而且由于全社会法律和秩序的紊乱而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事实证明，村社（或更广义地说，村庄大会）是一件有力的工具，能够按自身面貌改造农村。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采用的办法，改自村社内部用来使不听话者就范的传统办法。这些方法从社会压力开始，到撤销保护，再到骚扰和放冷枪，必要时还会发展到公开的恐怖主义。1917年，这些手段不仅用来对付地主，也用来对付那些不肯参加村社责成之斗争的农民。35分户农民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农民内部的斗争有时被称为第二次社会战争，但它不是针对富裕农民的阶级斗争，而是村社针对分户农民的斗争。没有什么理由把分户农民等同于富裕农民，更没有理由把分户农民称为富农。一旦被重新纳入村社，以前的分户农民往往能够在村社议事中施加影响。村社的目的与其说是剥夺阶级敌人，不如说是（用一位农民的话说）“纠正由于斯托雷平土地法而离开村社、成为分户农民的村社成员的罪过和心理”。36
村社作为自力救济机构的重新出现，削弱了那些致力于重组的力量，因为它奉行的原则，就是怀疑非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怀疑任何不会轻易服从村社纪律的人。布尔什维克宣传最成功的时候，靠的不是阶级框架，而是诉诸这种对外人的怀疑。一套给布尔什维克鼓动者的指示是这样写的：
村庄大会应该决定，最贫穷的农民选出的[代表]应该密切关注村里的一切：盯好牧师，这样他就不会用地狱来吓唬那些不要沙皇的人；盯好教师，这样他就不会腐化孩子们[使之相信]在沙皇和地主统治下会更好；盯好职员，这样他就不会和富农一起吸人民的血；盯好医生，这样他就会给农民而不仅仅是富人看病。37
这种怀疑原则使粮食供应官员陷入困境，因为唤醒农民怀疑的不仅是新政府强加的负担，还有它的承诺和急切呼吁。下诺夫哥罗德记者弗·马尔托夫斯基分析了农民观点的逻辑。对农民来说，国家从来不是整体的代表，而是外部的、主要是敌对的东西，它与农民的关系是主人与雇工的关系。国家只有一个农民理解和认可的功能，即保护他们免受内部（罪犯）和外部敌人的侵害：“国家是一支武装力量，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付钱。”马尔托夫斯基认为，其他一切都是由乡绅编造出来，以欺骗农民支持他们。农民阶级对非农阶级不加区分：他们都是靠庄稼汉养活、干活只是做做样子的乡绅。显然，如果国家财政能够付薪给一个年轻女孩，让她坐在办公室里打字，或者站在教室里教小女孩们，那么它的钱肯定多得用不完。因此，他的结论是，欺骗国库或利用国库的施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些施舍本来只是给贫困者的。二月革命后，村子里充斥着各种呼吁，说现在的政府代表了人民主权，但农民看到的还是老一套的乡绅。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显然，乡绅们不再有武力可以支配，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诡计来让庄稼汉养活他们。以国家需要为由而呼吁支持粮食垄断就属于这一类，这些论点越是激烈，农民就越坚信自己的怀疑。38
乡村村社并不只是一种地方自力救济的力量，也并非对一切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索求一概拒绝。但根据国家本质上是保护者的观点，农民生产者把为军队交粮和为城镇交粮明确区分开来。农民懂得，无偿交出自己的粮食来供养军队是必要的，但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如此供养城镇。城镇想要的东西，就得付钱来买。
这种态度激怒了粮食供应官员，他们显然觉得农民太落后了，不知道供应城市是与供应军队同等重要的公民义务。例如，特维尔的农民说他们只按固定价格向军队出售干草，就遭到一位粮食供应官员的严厉斥责：“有必要解释一下……固定价格是由国家需要决定的，农民不是把干草交给军队，也不是交给城镇，更不是交给工厂，而是交给国家。国家把干草送给谁，这与我们无关：它将把干草送给需要的人。如果解释和劝说不起作用，国家就能用武力夺取它所需要的东西。”39
农民对城镇不松口的一个原因是对工人的愤慨：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工资大幅上涨，而农民却只能按低廉的固定价格卖粮；他们还去参加政治集会，而不去制造村庄所需的物品。1917年5月，在科斯特罗马，省粮食供应委员会辩论了是否让城乡的粮食消费标准均等。（科斯特罗马是一个缺粮省，所以农民也从委员会那里得到配给。）工人代表争辩说，农村有鸡蛋、胡萝卜和其他食品，这意味着农民的饮食并不完全依赖面包；平等配给只是意味着农民会把他们收到的一些粮食卖回给城镇。粮食供应官员认为，把现有粮食平均分给每个人，这想法本身就是浪费，因为粮食勉强才够急需者。农民反驳了这些论点，声称自己干活比工人辛苦，在战争中吃的苦也更多；他们还警告委员会，最轻微的不平等都会激起农民的愤怒，可能使一切交付中止。40
在特维尔市单方面提高城市的糖类配给量后，特维尔省也爆发了类似的辩论。辩论涉及与科斯特罗马相同的指控和反指控：收获时节不得不昼夜劳作的农民，与日复一日困守在“那些该死的机器”旁的工人，究竟谁的日子更难熬？农民被他们眼中的城市特权激怒了，说：“工人是农民的孩子，但他们为自己引入了八小时工作制，[从而表明]他们没有想到要帮助自己的父亲。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种种，他们不配多得糖的施舍。”有一类论调毫无策略，势必加深农民敌意；作为一例，笔者可以举出一位城镇代表的断言：战前85%的糖是在城镇消费的。大概，这一比例反映了一种自然法则，农民若违反它就未免太放肆了。41
如果说农民生产者有现成的组织形式来保护自己，那么城市工人则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创造新的形式，并就他们的相互关系达成一些共识。工厂委员会、工会、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政党，凡此种种机构都必须在1917年创建或重建自己，同时不仅要与政府和雇主斗争，还要在彼此之间斗争。最近的调查表明，在这一制度性的洗牌中，霍布斯式抉择，亦即离心式自力救济和向心式重组之间的张力，发挥了关键作用。42工人在重组社会的经济统一方面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既是粮食的个体消费者，又是维持工厂运转所需原材料的集体消费者。在这两种角色中，他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确保自己的供应而损害一般协调机构的运作，还是支持加强一般协调机构的努力，而这样做往往不幸要以自己的供应为代价。
这一抉择的后果直接影响到新机构之间的影响力平衡。1917年，工厂委员会比工会表现出更大的活力，因为它们把粮食供应等问题放在了关注的中心。工会只是通过工资合同间接地对工人获取食物产生影响，然而，随着市场崩溃和通货膨胀抹去了名义涨薪，这些合同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43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为在工厂或其他地方层面保障粮食供应而设立的机构自成一系，1917年的工厂委员会便可视为其中一环。1916年，工人合作社承担了保障供应和监督食品商店的工作，1918年底，工会负责派遣工人分队为国家和各个工厂获取粮食。44这些工厂一级的组织是独立工作还是配合集中的粮食供应机构，取决于体制和政治环境。1917年，工厂委员会往往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为官方粮食供应渠道靠不住，迫使它们自行出击。
粮食供应官员认为他们需要约束工厂委员会和其他地方主义机构，如区苏维埃，但他们也想利用这些进取的消费者组织的能量来加强余粮省的粮食供应机构。45
其他城市居民也转向了一种熟悉的组织形式：消费合作社。动乱时期对合作社运动一如既往地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年里，消费合作社的数量翻了一番，随后又增加到三倍。城市居民将合作社视为抵御高价的武器，也是政府未能保障粮食供应时的一道屏障。另一方面，这种惊人的增长，把新的合作社推离了战前运动的理想。新成员被称为面粉和糖的合作者：他们的目标是食物，而不是社会自我组织的创造性形式。
两种新型的消费合作社也显示出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反向拉扯。一种是封闭的形式，为单一职业甚至机构服务：记者、艺术家、医生、学生、公务员。另一种新的类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悖于合作传统，容纳了所有阶级出身和经济条件的人们。工人合作社向一个阶级的所有成员开放，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它们在战争年代的分量也大大加重。46
许多城市居民没有熟悉的组织形式可以依靠。阿列克谢·佩舍霍诺夫根据年初邻里治理的经验得出结论，其他城市居民缺少这样一个天然的凝聚点，是真正的“散沙般的人”，即使怀着世上最大的善意，也不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散沙般的人”这一说法并非蔑称，而是对那些试图重建新权威的人的挑战：如何将相互之间没有稳定联系的人带入一个新的中心化框架？47
凝聚这些城市居民的唯一机构往往是令人沮丧的排队。一位粮食供应官员写道：“每天看着这些无休止的长队，谁都不能平静地投入工作；看着那些卑微又耐心地站了一整夜，以便能在早上得到一片面包的人们，谁都不能不痛心疾首。”48马尔托夫斯基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记述：排队如何充当民众议论俄国问题根源的论坛。他描述了一个工匠如何对粮食供应局、“同志们”和士兵们指天骂地，或者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工人如何争论二月革命的影响。老妇人一再重复：“伊万·伊万诺维奇总是说，过一个月这些人就要哭喊：还我们老沙皇和面包。”“喝，”年轻的工人反问道，“你个老糊涂，沙皇是让你吃饱饭了还是怎么？”“老沙皇还在的时候可不用排队。”“那你怎么不去给深情地亲吻他呢？”这时，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时间不长。据马尔托夫斯基说，偶尔也会有粮食供应委员会的辩护者，但在这些辩论中，胜利通常属于喊得最执着、嗓门最大的人。49
为了以破坏性较小的方式组织粮食分配，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莫斯科，秋季成立了房屋委员会，负责面包分配；这些委员会是内战时期强制性消费者协会的前身。50地方苏维埃采取的一个更具防御性的措施是：有组织地搜查食品店和私人住宅，抢先制止无组织的打砸抢。51
尽管有这些努力，排队在政治上仍然是一种离心力，助长着针对当局的种种怨恨。正如马尔托夫斯基所观察到的，“任何一个不得不站着排几个小时的队或在城里跑来跑去徒劳寻找面包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可以导致无所不在的恼怒和怨恨状态，也是鼓动抢掠的肥沃土壤。”许多观察家同意约翰·里德的观点，即“黑暗势力”利用排队进行反革命鼓动：“那些在漫长的寒冷时间里排队等待面包和牛奶的颤抖的妇女周围，有神秘人士游走，低声说犹太人已经垄断了粮食供应——当人们挨饿时，苏维埃的成员却过着奢侈的生活。”52列宁也曾试图调动这种怨恨：“‘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53但他上台后发现，要摆脱排队或排队滋生的怨恨，并没有变得更容易。一位目击者描述了一年后在彼得格勒的排队情况：
排队的人大多是全职太太，她们在小商店外等候，门楣上的帆布上印有“第一公社摊位”、“第二公社摊位”等告示……很少有足够的存货，所以人们早早就来了，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人们从这些队列中捕捉到一些谈话的片段。“为什么‘同志们’就不用排队？”一位妇女会愤愤不平地感叹。“犹太人都哪里去了？”“托洛茨基需要排队吗？”等等。54
城市人群所能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是一场地方性的打砸抢。农民消费者被迫在机构渠道之外获取食物，所造成的损害则波及全国。这种新的离心力在俄语中催生了一个新词：口袋贩运。所谓口袋贩子，就是这样一些男男女女：他们前往余粮地区的农村去弄粮食，再把粮食装进麻袋，随身背回家中。指称同一现象的说法还有“朝圣者”、“两脚代表”和“切片者”。这些名字道出了路途之长和所获粮食之少。
口袋贩子的现象通常与内战联系在一起，但在1917年底，它已经具有群众性的规模。大多数历史学家忽视了这一事实，部分原因是人们习惯把农民等同于粮食生产者，把1917年的农民群众行动主要看作对乡绅土地的剥夺。但是口袋贩运是农民消费者的反抗。
口袋贩子是私人粮食贸易禁令下应运而生的走私贩。正如伏特加禁令的情况一样，粮食贸易的禁令，把专业而高效的行家换成了一股民主化而极无效率的业余者人潮。潮水般涌入余粮省的买家很难清楚归类，因为各种类型彼此交融。在光谱的一端是缺粮省各种组织的代理人，他们被派往南方充当催办员。这些代理人可能会接受当地粮食供应部门的约束，或者（更常见的是）觉得不得不自行奔走，从而招致当地当局的敌意。这一类型渐渐过渡为口袋贩子（后者虽然实际上是为自己弄粮，却通常从区粮食供应委员会那里敲诈到了代理证书），再过渡为购粮以图转卖的投机者。通常情况下，口袋贩子和粮食供应代理人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上潦草的签名。在这种情况下，无从分辨黑市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9月，粮食供应部的一名代表尼·舍列梅捷夫写了一份关于卡卢加省情况的描述，希望能让中央官员重新审视他们的基本前提。舍列梅捷夫指出，口袋贩运的兴起有三个阶段。一开始，粮食供应委员会派出指导员，敦促人们配合粮食垄断。起初，这些指导员受到信任，但当委员会未能兑现他们的保证时，指导员变得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落得“在村里远不受欢迎的统计员的名声”。
在下一阶段，粮食供应委员会接到指示，不得再发放那种为个人购粮提供半合法掩护的采购证书。这些指令没有什么效果。区委员会很快就向口袋贩子屈服了；县委员会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在8月底的一次事件后，他们改变了态度。一群人抓住某县粮食供应局的成员，把他们的手绑在背后游街示众，并打算把他们扔进河里。这次事件之后，各县委员会不再作任何抵抗。口袋贩运动的规模开始变得十分庞大，卷入的农民数以万计。
在第三阶段，组建了一支粮食供应民兵。它有一定的效果，但通常只对付得了寡妇或士兵的妻子这类最弱小的口袋贩子。历尽千辛万苦，这些人在旅程终点却眼看着自己的面包被民兵没收。于是就有了他们对粮食供应官员的责问：“现在告诉我们，主席先生，我们该怎么做：出去抢劫，还是谋杀我们自己的孩子？”舍列梅捷夫痛苦地评论说，主席怎么能回答呢？他难道能说：“既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勇敢地、平静地饿死。”不，那得对垄断怀有过分的信心才行。
为了证明垄断是多么令人痛恨，舍列梅捷夫说，有一次，中央的电报被误解为宣布废除垄断：“这个消息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你会认为这是解放农奴。”火车立即遭到大规模的袭击，花了三个星期才使一切恢复正常，或者说恢复到算得上正常的状态。舍列梅捷夫站在口袋贩子一边，他们拒绝安安静静地饿死。为什么他们要为垄断背后的“顽固的教条主义”而牺牲呢？把人们变成连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罪犯和走私者，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55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大多数缺粮省反复发生。马尔托夫斯基描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区，那里本来风平浪静，直到一位知名公民公开说：“一切都完了，每个人只能靠自己”。这一声明引发了恐慌，除农村知识分子外，该地区没有人留下。区委员会对农民非法索要证书毫不抵抗；若有人批评它们的做法，区委员会可以轻易地把群众的敌意引向批评者。委员会甚至给一个大摇大摆走进来、宣布“我有足够的黑麦，但我需要小麦来做馅饼”的富农（马尔托夫斯基的用词）也发了证书。马尔托夫斯基并没有责怪委员会成员，他们都是普通的半文盲农民，也许能去镇上拿食物来分发，却干不了垄断所要求的复杂组织工作。无论如何，被人群践踏的不仅是有组织的粮食供应工作，还有一切文明价值，他们的态度是：“如果没有东西吃，谁还在乎荣誉呢？。”56
口袋贩子的浪潮重创了余粮省。口袋贩子们竞相抬价，使当地粮食供应委员会无从获取粮食。一位部级官员指出，1917年10月，车里亚宾斯克每天提供5万普特，但11月每天只有三四千普特，原因是“整群的农民和穿着士兵大衣的人”破坏了固定价格。57事实上，许多地方开始担心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在西伯利亚的埃列茨克县，充斥着来自卡卢加和斯摩棱斯克的农民，对口袋贩子使用武力得到了当地所有民主机构的支持。然而，即便如此，驻军士兵仍然拒绝没收粮食。58
曾用暴力向本地委员会勒索证书的口袋贩子，在余粮省也毫不犹豫地动用暴力。一位来自特维尔的代表从沃罗涅日归来，描述了这样一起事件：一伙口袋贩子在一个村子里弄到三万五千普特粮食，劫持了一列火车，直到在沿线上游与守备部队士兵发生激战后才被拦下，其中三名口袋贩子被打死。59此外，成群结队的口袋贩子还带来了卫生隐患。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谈到，大批人群，连同妇女儿童，在火车站一带露天栖身，“在可怕的不卫生的条件下，散播各种流行病”。60难怪余粮省会滋生出一种敌意，既针对口袋贩子，也针对那些管不住自己民众的缺粮省。
为应对口袋贩子的暴力，粮食供应委员会越来越多地要求采取强硬政策。10月18日在粮食供应部召开的关于口袋贩运问题的会议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在铁路线上设置封锁分队；（2）简化对火车乘客的搜查手续；（3）限制下级委员会发放证书；（4）打击大城市的公开贸易；（5）广泛宣传向口袋贩子征收产品；（6）加重对投机的惩罚；（7）改善余粮地区的采购。61
许多地方委员会也力促采取类似措施。发到中央的一份电报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当时任乌法粮食供应官员、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粮食供应委员的亚历山大·瞿鲁巴之手。瞿鲁巴说，必须雷厉风行地实施以下措施，必要时动用武力：断然拒绝口袋贩子离开缺粮省，武装搜查火车以驱逐口袋贩子，并对任何发放证书的官员依法惩处。62这些带有内战色彩的建议，放在1917年秋季粮食供应官员的其他建议中间，几乎并不显眼。
当军队的解体使口袋贩子现象雪上加霜时，其破坏性达到了顶点。二月革命使以往那种赋予军队绝对优先地位的双轨制遭到放弃，因为新的粮食供应系统意在照顾整个国家的需要，军队只算其中一个组成部分。63起初，军队的威望似乎有助于加强新的粮食供应机构，因为在说服农民生产者遵守粮食垄断的要求方面，士兵代表最为奏效。64但新的系统无法给军队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个别军事单位开始自行出击。总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之所以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民政问题、要求国防工业军事化，粮食供应形势的绝望正是原因之一。65到了10月，军事当局清楚地看到，即使粮食供应部当真交付了它所承诺的粮食（这几乎不可能），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也已使事实上的复员势在必行。不幸的是，自发的复员往往表现为口袋贩运，因为全国各地都涌现出“大量的士兵，他们有来自军事单位的证书，……他们要求发放粮食供应品和饲料，而不考虑任何官方的分配命令。”66逃兵往往变成全职口袋贩子，靠对抗垄断谋生。士兵口袋贩子是破坏性最强的一种，他们毁坏铁路系统，散播暴力和混乱。革命前的双轨制是一种离心力，但在缺乏能够供应整个经济的中央机构支撑的情况下贸然放弃它，带来的不是重组，而是军队的可怕解体，而军队是统一的政治权威的最后保障。
口袋贩运把霍布斯式抉择的两难表现得最为尖锐。粮食供应官员把口袋贩子自行解决粮食问题的做法，看作机构正常运作的头号障碍。缺粮地区的官员认为，这等于是在说：“首先不要再饿了，之后我们会给你一些面包。”67只有极度的困窘，才能驱使人们在收获季节的高峰抽身出走，像乞丐一样辗转于各粮食供应委员会之间，趁着深夜偷偷动身，强行挤上火车，最后却被余粮省的粮食供应民兵没收粮食。往往只有身强力壮、相对宽裕的人才敢冒这个险，而贫农或寡妇只能靠那点微薄的官方口粮。681917和1918年，经济崩溃这种因人而异的冲击在乡村造成的痛苦，也许胜过由来已久的阶级敌意。
1917年，我们所考察过的所有群体，即农民生产者、工人及其他城市消费者、农民口袋贩子和士兵口袋贩子，都做出了选择，总体上强化了离心力。结果令所有人都不满意，而对于能够重整破碎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新机构，潜在的支持力量十分雄厚。然而，重组不仅需要民众的合作，还需要各领导集团就建立新机构的战略达成一种可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