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历史·人
经济与历史的关联方式，从长期着眼时，与在短期的、具体的事件之中观察时，有相当大的不同。
政治、文化、思想等等，基本上由经济发展的程度与生产的结构所规定——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然而，从短期、微观来看，也必须承认，经济反过来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乃至登场人物的立场与性格的支配与影响。
尤其是政策的决定，容易受到政治压力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每年的生产者米价的决定，向哪个产业发放补贴、向哪个年龄层支付养老金，或者对何种所得免税等等，都可以说是恰当的例子。政治所决定的政策若违背经济的逻辑，终将失败，最终被放弃；但政策在短期内是可以无视经济的逻辑而被决定、执行的。它一旦失败，新的政策又会经由政治程序出现。
从短期的、微观的角度回顾政策决定的历程的人，将会注意到：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反复试错之上积累起来的。笔者在这里想要描绘的，其一就是这种试错的过程，也就是由政治、意识形态与人性相互纠缠而产生的经济政策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政策确实无法仅凭狭义的经济学来阐明。
本书的宗旨，在于多角度地描绘1929年至1931年财政金融政策的动态。不仅要追踪经济的实际状况与政策，笔者还想触及若干问题：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政治动态之中经济政策的地位、历史之中个人的作用等等。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经济过程，与战后增长及其转折的时代并列，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就日本而言，经济问题在政治过程中成为最大的争论焦点，是自昭和初年的这一时期开始的。1882至1884年的松方通货紧缩，曾给农村以深刻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的危机，带来了物价的全面暴跌与企业的破产，但它们都未曾作为政治焦点而表面化。
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井上准之助的大藏大臣，以及围绕他的政界、财界巨星们：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池田成彬、深井英五、高桥是清等人。其间展开的种种事件，是1927年春的金融危机、1929年的解除黄金出口禁令、1931年的满洲事变与重新禁止黄金出口、1932年以后依靠公债的财政膨胀与景气恢复。而其背景，则是自二十年代延续下来、自1929年起加深了的长期化的世界萧条。
为了证明仅从经济的视角观察这一过程是不够的，试举二三例。如后文将详述的，引爆1927年金融危机的，是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的政权之争；围绕震灾票据的各项法案的审议，被选中作为倒阁的手段。尽管底层存在着以台湾银行为首的各银行经营上的不健全，以及与铃木商店等问题企业间剪不断的孽缘，根本性的整理迟早势在必行，但财界的脓疮偏偏在这一时点上溃流而出，恐怕正是出于政治时机的缘故。
又如井上准之助，直到1929年夏即将加入民政党之前，还说解禁是“让肺病患者跑马拉松”，但一入阁就转而主张立即实施，因而受到批判。井上当然必定也有自己的辩解，但那种批判确有事实与之相符，无可否认。担任日本银行总裁时期的井上反而与政友会接近，倾力于“救济不良企业”，即便在野，也因致力于濒危企业的融资与重建而被称作“财界保姆”。而这位井上摇身一变成为财界整肃论者，在一片非难声中推行紧缩政策，试图维持金本位制度。此时井上的态度，可以有种种解释：既可说是站在自由经济立场上守护政策正统的信念的表露，也可说是政治权力意志的化身，又可说是超越逻辑与利害、一意孤行的姿态。
井上辞去藏相之位、继而于1932年2月倒在凶弹之下以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抄录明人夏桂州之语，供于灵前。
临危守节心无改
忍死捐生志不移
据说井上生前也很喜爱这句话，有时还写在题字方笺上赠人；它强调了井上作为有信念之人的一面。对井上而言，恐怕再无胜过此语的安魂曲了。
曾经提携井上的高桥是清，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井上的身影；而解禁政策的善后，再次落到了他的肩上。第四次出任藏相的高桥，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并敢于实行财政膨胀，以应对经济的危机。高桥一度成功了。他不像井上那样把信念与固执表露于外，而是以长久的经验与判断力处理事务。然而军部的预算要求逐年增强，试图与之抗争的高桥，也终于在二·二六事件中追随井上而去。
这些事件已有众多书籍讲述过。搜集资料并无困难。毋宁说，真实的情况是：采择其中哪些、又如何解释，才是问题所在。笔者的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多角度地复原这些过程。
何谓经济政策
在进入现实的过程之前，先就考察各项经济政策时的一般性问题，归纳陈述一己之见，或许较为方便。
第一，如人们常说的，决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政治家的工作，而非经济学家的工作。在战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无论是要防止物价上涨，还是为抵御外国资本的压迫而限制资本自由化，决定这类政策目标的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遏制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日元升值、缓和对外经济管制等目标，情形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所能做的，只是把在那种目标之下采取某项政策时所引发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汇总并列示出来。
试想为抑制物价上涨，而姑且采取冻结大企业工资的政策，其效果如何。与不采取该政策的情形相比，物价上涨率或许会略有下降。但大企业的劳动者会为寻求更有利的职业而纷纷流出。结果，大企业的生产无法如愿提升，成本反而升高。这对于长期降低物价是否算是上策，还是存疑的。进一步说，大企业冻结工资也会抑制中小企业工资涨薪，进而连与制造业工资大致联动的米价也会被压低。然而国内的消费需求与个人储蓄的增加也会放缓，整体的增长将趋于迟缓。企业利润在冻结工资的当口，虽因成本下降而一时增加，但长期看需求趋于疲软，未必能够提高。——以上的议论是在经济逻辑的框架之内进行的。除此之外，工会的抵抗与政治上的紧张当然也必然会发生，但那属于逸出狭义经济学范围的问题，此处姑且不予考虑。
从以上的例子可知，经济学能够从直接与间接两方面分析既定政策的影响。许多政策往往只为追求直接的效果而制定，但其副作用总容易被轻视。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恰恰可以说就在于对这种政策的作用与副作用的分析。此外，当两项以上的政策被提出时，经济学也能够分析各自的作用与副作用，阐明其差异。然而，究竟采用其中哪一个，则是经济学框架之外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并非什么都能从理论上阐明。政策的效果，也有仅凭理论思考无法预测的情形。六十年代若将资本流动自由化，将有多少外资进入哪个产业，理论上并不明了。即便设定诸多假设可以作出大致的预测，在当时的阶段也不可能以此说服所有人。另外，环境不同，同一政策的效果也可能全然不同。例如，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不被认可的情况下，银根紧缩会立即造成金融市场吃紧。然而，在资本流动被认可的情况下，紧缩导致利率攀升时，反而会有外国资金流入，银根迟迟收不紧的情形也是有的。六十年代的西德即是一个好例子，八十年代以后的日本也是如此。这是政策的效果因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实例。
此外，也有政策的大方向并未改变，却因环境的变化而使政策的效果全然不同的情形。大米征购制度从战时到战后，是为确保日趋不足的粮食、抑制米价上涨的政策；而自六十年代起，则可以认为它变成了利用粮食管理制度，使农产品的价格配合一般物价水平而提高，进而以提高农户收入为目的的政策。
由这样的例子也可知，经济政策影响的分析相当困难，仍留有理论上无法预测的一面。然而问题一旦发生，就不能不采取某种政策。政策当局屡屡犯错，也是理所当然的。
据说凯恩斯因屡屡大幅改变自己的学说而常遭恶评。笔者以为，彼时凯恩斯的想法应是：环境既然变了，政策随之改变是理所当然的。凯恩斯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有着超群的直觉。遗憾的是，现状似乎是：政策当局在主张政策之际，除理论的分析之外，还必须具备熟练临床医生般的直觉力。
第三，不仅是短期的环境变化，长时期乃至历史性的状况变化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理论与经验几乎派不上用场。后文我们将要讨论的三十年代前半期的状况，正是这样一种变化的过程。经济理论在那种情形下几乎无能为力。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1936年的事，由此掀起的“凯恩斯革命”成为学界的主流，则是数年之后的事。然而大萧条自1930年已经开始，经“凯恩斯革命”而获得公认的政策，各国早已在不具备理论依据的情况下付诸采用了。当时，连政策当局也被一种想法所支配：这只是一时的处置，经济恢复常态之后即应废止。也可以说，凯恩斯的功绩在于指出：当时的状况并非反常，而是由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常态，在那里采取的政策也是能够在理论体系中得到定位的。经济政策的问题，是由如景气循环般具有反复性质的部分，与如三十年代前半期放弃金本位制那样不反复的历史性变化相结合而发生的，而这就是制定经济政策困难的地方。
第四，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有许多应归因于政策制定者个性的地方。如前所见，决定政策目标的是政治家的判断。诚然，该判断受时代背景与一般性问题意识的影响，并非单凭政治家的个性所决定。然而政治家在给定的状况之下，可以强调某个问题，也可以将其淡化。池田首相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所以引发那样的热潮，无可争辩是“经济之池田”的一手导演。相反，佐藤内阁的“中期经济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后的经济计划之所以没有什么存在感，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将其视作继子般冷落，或在造势上失败所致。
如此看来，可以认为政策制定者的个性与社会状况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政策的一个个环节。第五，正如覆水难收，一度实施的政策必定留下相应的痕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来虽被放弃，但倍增计划热潮所掀起的设备投资与重化工业化的事实无法抹去。下一届内阁将在前内阁的遗产之上构建自己的政策。若是天下太平时代的小打小闹的政策，政策的痕迹或许很小；但在激荡的时代采取的政策，往往给后世留下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问题，在综合思考经济政策时，必须时时放在心上。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昭和初年的经济政策，也应从这五个角度加以审视。唯有如此，才能把经济政策当作活生生的实体来把握。
政策转换之难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经济政策自然并非与政治相脱离的东西。认为每一项政策都能顺应经济的情势、从理论上加以决定，是错误的；其中必然有对整个政治过程的考量在起作用。一经决定的政策遭到变更，对政治家而言有时意味着自杀。
井上准之助之所以试图坚守自己一经定下的政策，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掷骰子之前需要深思熟虑，但掷出之后因情势的变化而改变政策，有时是不可能的。讽刺的是，政策的变更之所以容易，是在独裁者的情形下。彼此敌视的德国与苏联一夜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正因为两国处于希特勒与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之下，即便从根本上改变政策，也不存在反对党与舆论的力量，因而无须担心政权更迭，方才成为可能。在思考经济政策命运之时，这一点给人极深的印象。当存在相对强大的反对党时，任何政权要推翻一经定下的政策，都几乎不可能。
政治上的要求与经济上的合理性，往往无法两立。于是，种种有违经济常理的举措就被强行推行。1930年、1931年的萧条，正是这样的状态。
在明治以来日本经济的历史上，可与此时相比拟的，是始于1881年的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政策。松方借此整理货币，谋求通货价值的稳定与统一。此时物价暴跌，农民的收入急剧减少，其痛苦至深，农民的暴动反复发生。但明治政府镇压了日趋激化的农民与自由党左派，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随着反政府运动的镇压，通货制度的确立也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把松方的币制改革看作纯粹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毋宁说重要的是：借此实现经济上的全国统一，提高明治政府的权威。经济政策无法仅仅停留在经济问题之内——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