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开端

1 金本位意味着什么

出乎预料的井上藏相就任

1929年7月，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内阁成立，井上准之助出任大藏大臣，这是一项出乎预料的人事安排。当时正值政党内阁的全盛时代，人们都认为除陆、海军大臣之外，阁僚理应全部起用党员。滨口却偏偏延揽金融界出身的井上担任藏相，这是因为滨口首相打算把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作为新内阁的基本政策。

解禁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以来的悬案。历届内阁几度想处理这个问题，也曾数次着手准备，但每一次都未能实现，可谓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滨口既然下决心处理这个大问题，就认为大藏大臣的位子不能交给外行。

金本位制度的机制

所谓解禁究竟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有些烦琐，还是得先简单说明金本位制的含义。所谓金本位制度，就是以黄金作为国内货币价值基准的制度。日本自1897年至1917年维持了这一制度，规定一日元合黄金二分（0.75克）。任何持有纸币的人，都可以在日本银行把纸币换成金币。因此，国内货币的供给量，由日本银行持有的黄金量决定。实际上，日本银行并不会把这么多黄金全部放在金库里，有时也会以外汇形式存放在伦敦或纽约（海外正货¹），但原则上黄金才是货币。

自十九世纪初英国采用金本位制度以来，欧美主要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各国货币虽有日元、美元、英镑、法郎等各自的单位，其价值基准却都是黄金。因此，一日元若为黄金0.75克，则一美元约为黄金1.5克，一英镑约为7.5克，各国货币的价值都可以还原为黄金重量。一美元约二日元、一英镑约十日元，各国货币的汇率就是比较各自的黄金价值定出来的。而在金本位制下，纸币可以自由换成金币，金币和金条也可以自由输出。虽说是金本位，国内流通的也并非只有金币。可以说，金本位制的根本在于：货币价值与黄金挂钩，纸币可自由兑换黄金，以及黄金出口自由。

黄金出口之所以实际发生，基于如下理由。比如，假定只有日本与美国之间进行贸易。日本进口时，向海外支付日元计价的汇票或先前收到的美元计价汇票；出口时，则收到美元计价汇票或先前支付的日元计价汇票。于是当日本入超时，日本对美元计价外汇的需求增加，美国对日元计价外汇的需求减少。因此，美元与日元的交换比率会向不利于日元的方向变化。按金本位时代的含金量比较，100日元应合49美元84½美分。可是日本一旦入超，这一交换比率就会跌到该水平以下。那时对日本来说，必须比基准多付日元，所以还不如直接把黄金运往海外划算。具体来说，出口黄金要花运费、保险费等成本，但存在这样一个水平：即使支付了这些费用，出口黄金仍然划算（黄金输送点）。金本位时代，这一水平被认为是49美元38美分。日元汇率跌破此点时，黄金出口就会发生。当然，日本出超时，黄金就会按相反的程序流入日本。于是，汇率以基准汇率为中心，只能在上下黄金输送点的范围内波动，接近于固定汇率。从国际上看，也可以说金本位制度就是黄金作为国际交易结算手段而移动的制度。姑且称之为国际金本位制。

国际金本位制的功能与本质

然而，在金本位制下，国内货币量与黄金挂钩，因此随着国际交易带来的黄金出口或进口，国内货币量就会随之缩小或增大。这当然会对国内景气产生广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际交易的状况立即反映到国内金融、进而反映到整个景气，正是金本位制度的特色。于是，金本位制中产生了“自动调节作用”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国入超，黄金就会流出，国内货币收缩。于是信用趋于不足，利率上升，国内物价下跌。其结果，出口增加、进口受抑，国际收支好转，黄金流出停止。进而转为出超，黄金再度流入。货币因此膨胀，信用扩张，物价上升，景气恢复。也就是说，只要金本位制的机制忠实地运转下去，一国因景气过热导致的物价上涨、或因萧条导致的物价下跌，都会通过黄金的流出流入，被自动调节到国际水平。

当然，这种看法潜藏着种种疑问。第一，金本位制下并非始终只发行与黄金持有额相称的货币。现实中存在纸币的超限额发行等若干例外规定，黄金保有量与货币量并非完全一致。第二，黄金开始流出、利率一旦上升，以高息为目的的外国资金就会流入，黄金的流出往往因此受到抑制。

此外还有第三个更为实质性的理由。作为十九世纪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中心的英国，在国际收支上始终收大于支。具体说，英国的贸易虽是赤字，但运费、保险费等贸易外收支却是大幅顺差，弥补贸易赤字绰绰有余。一国的国际收支若常年顺差，其他各国的国际收支就只能是赤字，否则账目合不上。平均来看，英国把顺差部分全部投向海外，弥补了其他国家国际收支的长期性赤字，维持了金本位制度。

金本位的发源地是英国，但防止他国金本位因黄金流出而崩溃的，同样也是英国。然而英国的海外投资又会生出利息，英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因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向英国借款或引进英国企业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英国抬不起头来。所谓英国的帝国主义，可以说就是以海外投资为支柱的对世界的支配。它与英国扶持起来的国际金本位制互为表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金本位制运转良好、自动调节作用发挥效力，事实上是大有疑问的；认为它是靠伦敦金融市场的行动来支撑、来维持的，恐怕才更接近事实。

关于英国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有一个难以忘怀的插曲。高桥是清是为筹措日俄战争军费远赴欧美、成功募集九亿余日元外债的人。其事迹在《高桥是清自传》中有详细叙述，但当时日本的地位与信用低下，募债极其困难。第一次募债好不容易谈妥时，日方提供了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即便如此，连亲日的美国人雅各布·希夫也对日本的信用表示怀疑，逼问担保是否可靠。这时，担任发行团干事的巴林商会代表雷维尔斯托克勋爵只回答了一句：“军舰！”金本位、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三者，仿佛就凝结在这一句话之中。

对金本位的信仰招来了悲剧

那么，国际金本位制真正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它是迫使国内物价向国际物价看齐的机制。国际收支的赤字总归会产生黄金流出与物价下跌，顺差则会带来黄金流入与国内物价上升。而且以数十年为期来看，十九世纪世界黄金生产量被认为与世界工业生产大致按同一比例增长，因此生产与货币量大体成比例，物价水平大体维持不变。可以认为，国际金本位制的效果正在于此。

国际金本位制还是一种不仅支持黄金、也支持贸易与资本移动自由的制度。为促进贸易自由，必须撤废关税及其他阻碍贸易的诸种制度，但十九世纪的现实仍是高关税壁垒林立，并未出现理想的自由贸易。不过，与第一次大战以后对贸易和资本移动的诸种限制相比，可以说大战以前的限制要小得多。

在上述意义上，国际金本位制具有现实的功能。但国际金本位制之所以被强有力地维持，与其说是由于这种现实功能，不如说是由于对自动调节作用的信仰。正如已经看到的，国际金本位制内含着种种问题，实际上只有依靠英国的经济实力才能运转，却被误认为是理想的制度——第一次大战后的悲剧，其原因正在于此。

2 日本的金本位制

在出超之中脱离金本位

甲午战争获胜时，日本从清国得到了约三亿六千万日元的赔款。1897年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就是以这笔赔款为基础的。其后日俄战争之际，如前所述，仅军费就发行了约九亿日元的外债。因此，日本的国际收支仅外债的本息支付就是沉重的负担，第一次大战前的我国苦于长期性国际收支赤字，更陷于不得不再以外债填补赤字的困境。

然而，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大战使状况为之一变。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出口余力荡然无存，只有日本和美国独占了亚洲、非洲的巨大市场，形成庞大的出超。日本的杂货和纤维制品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奸商趁机出口用浆糊粘上纽扣的衬衫是在这个时期，船舶、机械等首次得以出口也是在这个时期。

大战期间的出超约二十八亿日元，黄金收入部分约二十亿日元。不过那些黄金并非实际收到，而是以英镑、美元的形式堆积在海外；总之，我国此时一举由债务国转为债权国。然而就在出超正酣的1917年，我国禁止了黄金出口，脱离了金本位制。

据说此时禁止黄金出口的理由是：各国在战时都禁止黄金出口，因而担心上海、香港一带的投机者从日本带走黄金；汇率异常暴涨；美国也禁止了黄金出口，于是出现了虽是出超、黄金却在流出这种反常状况，等等。

但据说还有一个更具政治军事性的理由。世界大战之下，我国也不知何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到那时，存放在外国的正货之类是靠不住的。“今后黄金不再放出，唯有加紧积蓄”（当时的大藏大臣胜田主计）。

对华政策妨碍解禁

1918年，大战结束。当时日本的黄金状况，即使立即解禁黄金出口也没有问题。日本银行持有的黄金为四亿六千万日元，与大战前持平，但海外持有的外汇已超过十三亿日元。事实上，与日本同样在大战中积蓄了巨额外汇的美国，已在1919年6月解禁了黄金出口。然而日本没有解禁。当时原敬内阁的高桥是清藏相，后来回顾其理由如下。

据高桥说，当时政府与军部的对华政策相当“咄咄逼人”。事实上，原敬内阁仍在继续西伯利亚出兵，对中国也曾召开第一次东方会议，讨论长期计划。高桥反对以武力侵略，认为“支那如今虽是国乱混沌，但终有国情安定之时到来，到那时为了治国安民，要修铁路、兴产业，首先需要的就是钱；支那这样向外国寻求巨额资金，并不是遥远将来的事”。“而且到那时，日本必须做好准备，能够立刻贷出五六亿日元。”否则中国就会向英国或美国借钱，在经济上被人征服。“存放在海外的正货，一旦有事完全靠不住，所以对内地持有的黄金要极力增殖，控制其流出”，因此没有断然实行解禁。（高桥是清《随想录》）所以，我国在大战中禁止黄金出口、战后又没有断然解禁，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理由。西伯利亚出兵的背后，可以认为，出兵当时的寺内内阁和陆军的腹案里，含有趁革命之机把东西伯利亚变成领土或保护国的打算；而不期待中国实现国民统一、反而想乘其内部抗争攫取权益的想法，也写在原敬的日记里。但是，这种“咄咄逼人”的想法，在国际政治的潮流中被击碎了。《凡尔赛条约》高倡民族自决。围绕日本占领山东，中国五四运动高涨，朝鲜展开了三一万岁运动。西伯利亚出兵也丧失了大义名分、一无所获，只得撤兵；最后由《华盛顿条约》（1921年）实现了大幅度的军备缩减。取而代之的，是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会议外交时代。

大危机使经济上也陷于困难

阻止解禁的政治理由如上所述消失了，但那以后，这回又因经济上的理由无法解禁了。这是因为，我国经济界在1920年遭遇了大危机，再叠加解禁的冲击已变得危险；而且此后入超连年持续，我国的正货准备额开始急剧减少。如表1所示，我国持有的正货以1920年末为顶峰开始骤减。日本银行持有的黄金减少不多，海外正货减少的势头却十分惊人。而且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入超进一步增加，我国不得不再度发行外债。那是用于国内复兴和投资的资金，同时兼作补充国际结算资金之用。关东地震刚过就发行的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美元公债，因为是六分半（6.5%）的高利债，甚至被称为国辱公债；当时国际结算状况已经恶化到不得不忍辱发行的地步。由于黄金出口被禁止，汇率也急剧下跌且动荡不安。对美汇率在关东大地震之前，维持在一百日元兑四十七—四十八美元一线，但震灾之后，特别是从1924年3月开始急剧下跌，同年十一月跌到了三十八美元半的水平。此后自1926年起虽重又转向回升，但对美汇率的波动相当剧烈。在这种状况下实行解禁是困难的。就这样，我国的解禁接连撞上障碍，一拖再拖。

表1　正货现有额表　（单位：100万日元）

注）据大藏省百年史编辑室《大藏省百年史》别卷

话虽如此，原内阁以后的若干内阁也曾筹划解禁，做了准备。例如，1922年至1923年加藤友三郎内阁的市来藏相着手解禁准备，抑制通货增发，打算等汇率回升后实行解禁。然而，时任政友会总裁的高桥是清提出异议，又须等待贸易转为出超，如此迁延之间，内阁倒台，关东大地震发生，机会就这样失去了。接着1926年，若槻内阁的片冈直温藏相看到汇率回升，定下解禁的方针，为此着手清理国内金融机构，却引发了后述的金融危机（1927年3—4月）而下台。

因有这些原委，解禁成了我国经济界的悬案。

3 海外恢复金本位

热那亚会议重建金本位制

这里把目光转向海外，看一看恢复金本位的经过。美国1919年恢复金本位之后，欧洲各国战争创伤未愈，无法立即恢复金本位。但战后苦于急剧通货膨胀的德国成功稳定了通货，于1924年恢复金本位；继之英国于1925年，法国最晚，于1928年下调平价后恢复了金本位。日本在1929年明确提出解禁的方向、1930年1月断然实行解禁，也可以说是被这一世界潮流推动的。大战结束时，能否恢复金本位是个大问题。被课以堪称天文数字的三千亿金马克赔款的德国自不待言，即使是战胜的英国和法国，海外投资也大幅减少，而且背负巨额债务，偿还无望。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战后一跃成为债权国的美国向德国放款、使其产业复兴，扩大德国的出口，以其收益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拿到赔款来维持进口，并偿还战时以来欠美国的债务——这种国际资金流动形成之后，金本位的恢复才走上轨道。在此之前，因为无法恢复金本位，诸如另造国际货币、以实物为基础进行国际结算之类的种种荒唐方案横行。在混乱中指出金本位恢复方向的，是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货币的决议。

热那亚会议的决议就货币问题声明：应以重建金本位制为最终目标推进经济复兴。与此同时，还附加了两个重要的新提案。

第一是：通货扩张、通胀加剧的国家，未必需要维持大战前的货币单位，也就是说，可以下调一货币单位所含的黄金量（平价下调）。第二是：虽说是金本位，中央银行往往无法准备正货，因此也可以兼采金汇兑本位制的主旨，即以维持金本位的国家的外汇充作货币发行准备。

恢复金本位与平价下调

其后，各国迅速开始恢复金本位，战时通胀加剧的各国，按照上述第一案下调平价后恢复了金本位。例如德国，把旧一万亿马克换成一地租马克，并规定一地租马克所含黄金量与旧一马克所含相同。也就是说，承认在恢复金本位时，旧一马克的价值已经跌到了一万亿分之一。虽没有这么极端，但许多国家恢复金本位时都下调了一单位货币所含的黄金量。例如意大利下调到一百分之二十七发行新里拉，法国下调到约一百分之二十发行新法郎。这种下调平价后恢复金本位的方法，当时称为按新平价解禁。

与此相反，按与大战前相同的含金量实行解禁，称为按旧平价解禁。实行按旧平价解禁的代表性国家是英国。对金本位的发源地英国来说，下调英镑的价值之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当时英国的汇率已经下跌。按旧平价一英镑兑四美元八十五美分，当时已变成四美元三十美分上下，即下跌了约 10%。在这种情况下若按旧平价解禁，汇率就要上调约 10%。也就是说，英国出口品的价格将被抬高 10%，进口价格将被压低 10%。英国产业出口困难，遭受了重大打击。尤其煤炭业引发了大问题，1925年至二六年间，竟酿成约六个月的总罢工。凯恩斯在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声明恢复金本位后，立即写下《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展开反对论战，但没有效果。

成为潜流的“回归正常”

如上所述，虽历经曲折，接近战前的金本位制恢复仍在国际上推进。这一潮流的背后，潜藏着美国哈定总统提倡的著名的“回归正常（come back to normalcy）”思想。大战之前万事顺遂。如今诸多困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战争这一不幸事件搅乱了世道。只要恢复战前原样的制度，必定会再度顺遂——这种思想被普遍接受。然而事实上，仅靠恢复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黄金过度集中于美国就是一例。美国的国际收支在战时战后一贯是大幅顺差，加之随着各国偿还大战期间所负债务的进展，黄金急速流入。

英国为了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曾把国际收支顺差的几乎全部再投资于海外，美国却没有照此办理。美国并未充分理解昔日英国所扮演的支撑国际金本位制的角色，也不打算继承这一角色。金汇兑本位制的必要，也正是从这一点产生的。各国国际收支因此愈发不稳。如前所见，美国资金经德国流向英国、法国，再回流美国这种复杂的国际资金流动之所以产生，根本上也是因为各国如上所述都没有了余裕。于是，一国的国际收支危机会立即波及其他各国——例如美国若从德国抽回资金，英国、法国也会立即受到影响——这样的机制已经成立。

美国的这种政策，法国也起而仿效。1928年恢复金本位之后，法国同样开始蓄积黄金。国际金融的流动愈发像危险的走钢丝。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然而当时察觉其危险性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

4 解禁是耶非耶

三足鼎立的解禁论争

解禁作为十年来的悬案，到1930年1月付诸实施之前，自然有种种议论。为简明起见，把这些议论按1927年春金融危机的前后分开，梳理其来龙去脉。如前所述，1923年，当时的加藤友三郎内阁的市来藏相准备解禁，却因内阁更替和关东大震灾而受挫，其背景正是围绕解禁的赞成与反对两派议论交织成的漩涡。当时的代表性议论，大体可以分为按旧平价解禁论、按新平价解禁论和解禁反对论三种。不过按新平价解禁论迟至1924年3月，才由《东洋经济新报》主笔石桥湛山首次倡导，所以姑且放在后面，先来看关于按旧平价解禁的赞成与反对两派议论。

忠实于教科书的按旧平价解禁论

市来乙彦就任加藤内阁大藏大臣不久，即于1922年9月召集东西两地的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举行了关于解禁的恳谈会。当时的与会阵容，很能显示当时财界的势力配置，很有意思，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三井、三菱的代表团琢磨、木村久寿弥太；金融界的代表池田谦三（第百银行）、小山健三（三十四银行）；代表纺织业界的富士纺的和田丰治和钟纺的武藤山治；代表贸易业界的岩井胜次郎（岩井商店）、原富太郎（经营生丝出口的原合名）。此外还有日本银行正副总裁井上准之助与木村清四郎、正金银行行长儿玉谦次，其余是大藏省和农商务省的相关官员。这里没有一名重化工业的代表，产业界代表只限于棉纺业，贸易业界代表却有两人参加，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作为显示当时财界各产业地位的材料，也很有意思。

那么，席上的议论，大体上是一边承认解禁的必要、一边认为为时尚早。当时汇率在四十八美元上下，市来似乎认为，若因贸易好转再回升一些，解禁就有可能了。

然而，席上唯一主张立即实行解禁的，是钟纺社长武藤山治。当时武藤是号称日本第一优良公司的钟纺的社长，同时又倡导必须把实业界的意见反映到政治中去，1919年创立大日本实业组合联合会，出任委员长，积极发表政治言论。这里介绍一下他的意见。

大战以来我国物价不易下跌、产业界苦于不振，是因为“战时异常膨胀的通货难以收缩”。通货之所以膨胀，是因为日本银行囤聚了大量正货。若解禁黄金出口，通货就会收缩，物价就会下跌。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汇率低落，我国进口品偏贵，消费者被迫购买高价进口品，这是社会正义所不能容许的。而且汇率低落使进口品偏贵、出口品偏贱，对国民经济整体也是损失。若实行解禁，一时虽会陷入不景气，但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增进效率、厉行节约，战后经济的重建也才能完成。早日实行解禁，正货一时虽会流出，但物价下跌、出口增加，最终也能获得经济稳定。若拖延解禁，正货只会一味流出，最终恐怕会坐失解禁的时机。（《关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建议书》，《武藤山治全集》第四卷）

武藤的这一主张，与1929年井上准之助作为大藏大臣所阐述的内容几乎相同。其思路正是当时经济学教科书的原样照搬。只要国际金本位制顺畅运转，只要各国经济朝着国际均衡运动，武藤的议论就不得不承认是正论。但是，伴随解禁而来的物价下跌与萧条，恐怕会使许多不堪承受的企业破产。武藤的这一议论，对其危险极为乐观。事实上，武藤背后的大日本实业组合联合会，是以大阪的大纺织业者和贸易商为中心的组织，是对萧条有强大抵抗力的群体的集合。武藤当时反对把限产作为纺织业界的萧条对策。他认为，既然是自由经济，通过竞争产生胜者和败者是理所当然；限产破坏了这种功能，所以反对。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个背靠优秀公司、主张教科书式理论的优等生的影子。武藤关于解禁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与此类似的优等生逻辑。

维护产业利益与解禁反对论

与背靠优秀公司的武藤相比，代表不久即将倒闭的铃木商店（神户的贸易商）的金子直吉，主张彻底的解禁反对论。在金子看来，当时产业不振的原因在于利率高。英国定期存款利率是 2%，贷款利率约 4%。我国定期存款利率是 6%，贷款利率在 9% 到 12% 之间。要降低利率，除了增发通货别无他法。这样一来，企业经营好转，新的设备投资得以进行，成本下降，物价反而会下跌。说收缩通货物价就会下跌，是谬论。

因此，若解禁黄金出口，萧条会愈发深刻，经济界的恢复无望。不仅如此，连已经在进行的海外正货出售也应停止，转而蓄积正货。增发通货、停止出售海外正货，汇率或许会下跌、国内物价或许会上升，但进口受到抑制、出口增加，国际收支将获得均衡。产业由此发展，利率一旦下降，产业界的负担就会减轻，有价证券的发行也会变得容易。（金子直吉《经济野话》）

金子直吉的意见，本就近乎偏激之论。无视国际上恢复金本位的潮流，谋求增发国内通货、禁止出售海外正货，在国际上会被视为等同于破产的状态。更何况，其提倡者既然是金子直吉，那就不得不说，这种议论终究难以被人当真看待。金子先前创立国际汽船，受政府援助，把濒临破产的旗下东洋汽船并入其中，从而免遭损失。此外，他还向台湾银行借了巨款，铃木商店的盛衰已到了足以左右台湾银行命运的地步，这一点部分财界人士也很清楚。这样的金子所提倡的议论没有被人当作一回事，是理所当然的。不过，金子的意见确是代表萧条之中一般产业和重工业利益的率直愿望，这也是事实。解禁失败之后，高桥是清作为藏相推行的政策，相当程度上与金子的意见相似。十年前的偏激之论竟能成为当局的政策，虽是国际环境变化使然，但也可以说，经济政策之难正象征于此。

宪政会内阁的解禁准备

关于解禁，像武藤和金子那样从产业立场明确表明赞成或反对的例子反而很少。问题主要是从国际金融的侧面来把握的，人们是在其中窥伺解禁的时机。

然而如前所见，关东震灾之后汇率暴跌，解禁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震灾之后，复兴所需的进口增加，出口却衰退了，我国的外汇状况显著困难。政府在英国和美国募集了五亿五千万日元外债，并出售海外正货等，稳步采取了入超对策，但维持汇率变得困难了。其实震灾之后，政府定下了把汇率维持在四十九美元的政策，继而改为维持四十七美元半，动用海外正货买入日元外汇，但到1924年3月，这种操作也难以为继，此后汇率急剧下跌。

此时出现的是两种议论：一种把汇率下跌的原因归之于禁止黄金出口，主张通过实行解禁来恢复汇率；另一种则把跌落后的汇率看作实际行情，主张按现在的汇率下调日元价值来实行解禁，即按新平价解禁论。1924年3月以后，汇率到十一月跌到了三十八美元的水平，因此若在这个时期按49美元84½美分的旧平价实行解禁，产业界当然会陷入剧烈的混乱。所以，立即实行解禁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但是，正因为禁止黄金出口才招致如此程度的汇率下跌，所以应当推进解禁准备、使汇率恢复到平价水平的意见骤然增强。1924年以后，加藤高明的宪政会内阁沿这条路线推进了政策。这届内阁的滨口藏相为防止汇率下跌，出售海外正货，十四年九月更实行黄金输送，以图恢复汇率。因此，十四年二月汇率转为上升，十五年二月恢复到了四十五美元。这样的对策，可以说是以按旧平价解禁为目标的政策的体现。

倡导按新平价解禁的四人组

在汇率难以维持的十三年三月，《东洋经济新报》主张按新平价解禁。我国的一百日元，或许曾经有过能在美国买到近五十美元东西的购买力，但如今已没有那样的价值，大幅下跌了。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十三年三月的汇率既然处在四十四美元的水平，就应当把日元的黄金价值下调 10% 左右来实行解禁。按新平价解禁论的背后，有着当时金融学的世界性权威、瑞典的古斯塔夫·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说。以石桥湛山为首，高桥龟吉等几位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这一见解。按新平价，可以在不给国内经济以打击的情况下实行解禁。然而这一意见在当时几乎被无视。实行解禁时下调平价，关乎国家威信；当前的低落不过是震灾以来的一时变化；汇率虽说下跌，也不过 10%—20%，那种程度的话用不着下调平价——这类见解占了上风。此后，始终倡导按新平价解禁的，只有石桥、高桥加上小汀利得、山崎靖纯这几位经济记者，即所谓的按新平价解禁四人组。

5 金融危机

紧缩政策下倒闭频出

1924年成立的宪政会内阁，持续采取了以解禁为目标的政策，前已述及。在推进汇率上调的同时，国内也必须做出相应准备。若实行解禁之后入超仍持续，国内的黄金转瞬之间就会流出。为此，必须节约消费，以压缩国内对进口品的需求。政府决定率先紧缩财政、节约不必要的岁出。在这个过程中，若干企业的破产相继暴露出来。

当时产业界受到第一次大战后萧条的打击，背负着不良资产、出现赤字，却仍粉饰资产负债表、靠吃老本虚发红利（所谓“章鱼配”）的企业极多。资产负债表的粉饰手法，古今相去不远：销售虽少，却上调不动产的账面价值以挤出账面利润，或上调库存品的价格，是惯用手段。但那样的粉饰不可能永远持续，破产或减资的企业接连出现。而且当时的银行，除部分大银行外，实质上近乎个人经营的居多，银行资产被套牢在与董事相关的事业中的情况很多，因此那些企业的破产立即左右了银行的命运。在银行和企业经营如此恶化的状况下采取紧缩政策，到处暴露出烂摊子，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1925年，大贸易商高田商会破产。这家企业在贸易投机上受到重创，最后想借入政府资金救急，却被拒绝融资，终于倒闭。同为1925年，政府对殖民地的纸币发行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责令其清理不良债权、停发红利，另一方面大幅降低政府资金的利率，帮助它们重建。对铃木商店等组建的国际汽船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置。然而，许多企业的伤势已经深到靠那种程度的政策无法复原的地步。其中最大的，是台湾银行与铃木商店的关系。

银行与不良企业的孽缘

神户的铃木商店，原本不过是经营台湾砂糖和樟脑的小贸易商，但自明治末期起逐渐做大，特别是第一次大战期间急速扩张，大战中其年销售额甚至超过了三井物产。主持它的，就是前面说过的掌柜金子直吉。膨胀起来的铃木商店把事业范围扩展到一切方面。贸易方面综合商社化，经营各种商品自不待言，贸易之外，还把手伸向了克劳德式氮工业、东洋制糖、帝国人造丝、播磨造船等制造业，1927年当时，拥有直系三十五家、旁系三十家子公司。其中也有一部分成绩良好的，但资产状况不良的也很多；本业贸易则因国际商品价格下跌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其全盛时代，各银行争相希望与铃木交易，但随着其资产状况恶化为人所知，各银行渐渐开始抽身，最后只剩台湾银行一家背负对铃木的贷款。台湾银行也不是不知道铃木商店的窘境，早就想斩断这段孽缘，但一抽身铃木就会倒下，贷款的回收就无望了，所以无奈只好追加贷款，实情似乎就是如此。1926年末，台湾银行的贷款总额为六亿余日元，其中三亿五千万日元是对铃木系的贷款。而存款仅一亿余日元，其余大部分靠日本银行借款和短期拆借（call，来自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周转。当时金融虽然松弛，台湾银行却始终拆借巨款。据1926年11月的数字，台湾银行拆借的款项似乎接近两亿日元。

类似的关系也见于十五银行与川崎造船之间。松方正义的长子松方岩是十五银行的行长，次子幸次郎是川崎造船所的社长。十五银行的股东大半是华族，成了宫内省的金库。这家十五银行约三亿八千八百万日元的贷款中，贷给以幸次郎的川崎造船为首的松方一族的资金达一亿四千二百万日元，其大半处于无法回收的状况。贷款之外，十五银行还持有松方一门不良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三千万日元，其时价仅六百万日元。

另一家不良企业的代表性案例是渡边银行。渡边一族是东京市内的大地主，自己经营银行，又成为各种公司的大股东进军实业界；但因萧条和震灾，银行资金被套牢，于是动员关联公司的资金和信用，挪用于银行的资金周转。例如渡边六郎既是银行的行长，又是东京乘合自动车（青巴士）的社长，据说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时，他竟让青巴士发行二百万日元的公司债，把这笔钱挪作银行的融通资金。

某小银行的内情

据说，当时倒闭的某小银行的行长后来讲述了如下内情，为这类银行的危机作了注脚。“首先，手头现金仅勉强维持小额特别活期存款（现在的普通存款）支取所需的额度；所持有的有价证券，除挪作吸收拆借的担保、或备作赶赴日本银行时之用以外，大抵是连担保都指望不上的不良公司股票。所以，计入决算报告的有价证券估价虽相当高，实际顶用的金额约只有一半。其次，与资本金相比，存款较其他银行已达到相当的比率；我接手经营时，还有陆续存入的，设在某偏僻新开发区的支行的存款，常使总行金库很是热闹。尤其定期存款中，有景气时代与家父共事的人、及其关系中的资产家之类，大约存款额的三分之一似乎是固定无妨的。再查贷款方面，内情难以判明，账簿与实际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尤其收作担保的东西，似有中途被掉包的，冒出全然不同的有价证券；工厂担保、不动产担保之类，其牵强之处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来。信用放款的票据类也计入了相当金额，其大半是融通票据，可以办理再贴现的商业票据极少。而且活期透支若无其事地进行着，问经办人员，说是家父指示，这家店与那家店各有若干若干的透支无妨云云。不过，即使是相当可疑的贷款，利息倒都按期日支付，似乎已成习惯，这方面暂时尚无须担心。另外，银行所有不动产的估价我无从知晓；据说估到了相当极端的价位，高达接近资本金的一半。”（绪方润《银行破产物语》）

金融界的清理整顿与震灾票据处理

以上所见的企业经营恶化和银行经营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1926年就任大藏大臣的片冈直温，决意实行解禁，另一方面得知这些银行资产状况之糟，大吃一惊。若置之不理，它们必将在解禁后必然到来的萧条中破产。片冈下定决心，把整理金融界作为解禁的前提条件。

当时恶化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诸种问题中，最急需整理的是震灾票据（关东大地震受灾票据）问题。关东大地震时，政府以敕令暂缓支付震灾地区开出的票据，其后对这些票据由日本银行随时办理再贴现，防止了财界的危机。震灾地区的企业和商人靠日本银行的信用得到了救济。到1923年12月末的期限为止，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近四亿四千万日元。然而其后到1926年末，许多企业已经恢复，半数以上已经结清，但日本银行仍手持两亿七千万余日元的票据。震灾后过了三年多仍未结清的这些票据，大半是缺乏支付能力的。

为了准备解禁，片冈藏相认为应当把震灾票据处理干净。说起来好听，其提案的内容是：震灾票据中被认为实际无法支付的一亿日元，由政府以公债向日本银行提供担保；其余一亿七千万日元部分，政府把同额公债贷给持票银行，让票据发行者分十年偿还——所以实质上是把两亿七千万日元无法支付的票据原封不动地用公债填补，是一项救济不良银行、不良企业的政策。而这两亿七千万余日元震灾票据之中，竟有九千二百万余日元是铃木商店系的票据，其次是久原房之助系的票据。持有震灾票据的银行，以台湾银行一亿日元、朝鲜银行一千五百万日元为首，特殊银行共一亿二千二百万日元，其余普通银行约八千五百万日元。

因此，说这个法案实际上的着眼点在于救济铃木、久原等，以及救济其债权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也并无不可。但若预料解禁后萧条将至，片冈认为必须救济这些企业和银行。铃木商店原本就与当时的宪政会内阁渊源很深。金子直吉与宪政会领袖滨口雄幸等人有深交，也是后藤新平政治资金的来源。因此，片冈的铃木救济，难免有会被疑为出于党派私利与权谋的一面。

不过片冈说，他考虑的重心与其说是台银、铃木，不如说是中小银行的清理。按片冈的打算，法案通过之后，先把持有震灾票据的十一家烂账累累的银行暂且救济，再彻底整理，另建新银行予以合并。总之，片冈为法案的通过四处奔走。私下拜访在野党政友会的田中总裁、说明财界整理的必要时，田中回答说：“经济上的事我不懂，但听了你的话全明白了。确实，不管谁干，总得闯一次难关。我方恐怕也会有相当多的议论，不过那我会设法摆平。”

实际上，法案提交议会之后，起初也是平静的，看不出会引发大争论。但当时议会的情势微妙，执政党宪政会是少数，在野党政友会和政友本党势力很大。为此，年初三党首举行会谈，约定时值大正天皇谅暗（天皇服丧）期间，应慎于政争；但政友会方面解读，其背后有着议会闭会后把政权让给政友会的默契。

点燃危机的片冈藏相失言

然而其后宪政会接近政友本党，两党联手被公之于世，政友会遂断然转为攻击，抓住适逢其时的震灾票据法案作为攻击目标，说这个法案是救济政商的法案，要求公布震灾票据发行者和持票银行。一经公布，不良企业和不良银行的内幕就会一下子暴露，政府当然不能答应。不良银行之一渡边银行无法结清票据交换的差额，行长走访大藏次官说明此意，是在1927年3月14日。片冈回答在野党议员质问时说，因为诸君闹得厉害，金融界陷入不安，渡边银行不得已停了业——这是当天下午的事。然而渡边银行一度提出停业之后，钱凑齐了、结清了交换差额，但称既被大藏大臣那样说了，已无法营业，从第二天起停了业。所谓片冈藏相的失言，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后金融不安加剧，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之间，中井、左右田、村井等五家银行停业，挤兑频发。然而三月二十二日，反复争执的震灾票据法案总算通过了贵族院，挤兑一度平息。

然而该法案通过时，贵族院附加了附带决议。一是关于该法案的运用，设震灾票据委员会，进行严正公平的审查；二是为特别巩固台湾银行的地位，特设调查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台湾银行的内幕如前所见危险万状，仅靠这个法案的担保还不能说安全。据说，知悉内情的井上准之助等人向贵族院私下陈说、说明法案的必要，才附加了这一附带决议。

法案通过后的三月二十四日，台湾银行决定今后不再对铃木商店新增贷款。由于上述附带决议，政府已决定不抛弃台湾银行，因此它放了心，想斩断与铃木商店的孽缘吧。

四月一日，这一事实一经报道，财界为之震动。铃木商店旗下事业的资本金超过四亿日元，借款据说达四亿五千万日元。若这些无法回收，影响会波及何处，难以估量。台湾银行首当其冲，拆借回收蜂拥而至。三月初以来半月多，一亿三千万日元的拆借已被收回，剩下的近两亿日元也被催逼。此时最早收回拆借的是三井银行，一举收回了三千万余日元。台湾银行自然手头拮据，除了依靠日本银行的放款别无他法，但其放款到四月十二日总额已超过两亿五千万日元，日本银行提出，没有政府的担保，无法再继续放款。

围绕救济台湾银行的博弈

政府为救济台湾银行，想让日本银行放款，拟定了以两亿日元为限为其担保损失的紧急敕令，提请枢密院咨询。明治宪法之下，遇有紧急而无法召集议会的场合，政府经枢密院同意，可以公布代替法律的敕令。

然而，这一敕令未能获得枢密院的同意。当时掌握枢密院实权的，是副议长平沼骐一郎、伯爵伊东巳代治等人，他们与政友会联络密切，企图通过否决此案谋求内阁倒台。片冈走访伊东私邸，说明敕令的必要、恳请通过时，伊东不作答复，指着壁龛的挂轴和摆设，说那是雪舟的什么、这是南京古渡的什么，用一通古董话把他打发了。（片冈直温《大正昭和政治史的一个断面》）

另一方面，平沼骐一郎会见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问台湾银行若倒台会对财界有什么影响。池田回答：“内地也好，外国也好，台湾银行不行的事尽人皆知，不会有人在那里存款，倒了也没多大影响。”（池田成彬《故人今人》）从台银抽回拆借、早就抑制对铃木商店融资的池田，这么回答毋宁说是理所当然的。亲政友会的平沼就把这一句话当作唯一的经济知识，走进了枢密院的议场。议场上，特别是伊东对政府的攻击猛烈至极，称紧急敕令目前尚非真正紧急、不能认可，并抓住当时随中国北伐而起的在留日侨遭暴行事件——南京事件——攻击外交的失败。其间还流传着会后走廊上币原外相捋起袖子说“要干一场吗”的插曲，最终敕令案被否决了。

四月十七日夜，若槻宪政会内阁终于总辞职。日本政治史上，因经济问题受挫而被迫总辞职的内阁，说这恐怕是第一例也不为过。四月十八日，台湾银行终于停业。与此同时，此前经营状况恶化的近江银行等，停止支付的接连出现，二十一日十五银行倒闭，金融危机达到了极点。所有银行都遭挤兑，被储户的长队包围。日本银行为此把手头的纸币贷给各银行，到二十一日库存纸币见了底，十五银行停业后，对愈发高涨的挤兑风潮已没有任何手段。东京、大阪的银行在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不得不自发临时停业。

另一方面，组阁的大命降到了政友会田中义一总裁头上。田中为了对付这一危机，起用前首相高桥是清任大藏大臣，谋求渡过危机。高桥首先以紧急敕令实施了三周的延期偿付（moratorium，短期支付缓期令——五百日元以上的支付全部顺延三周，银行取款也限制在五百日元以下）。枢密院这次也认定为紧急，没有再提异议。

政府在此期间召集临时议会，对日本银行许诺为渡过金融危机在五亿日元以内担保损失，使其为救济金融机构大幅放款；对台湾银行许诺两亿日元的损失担保，合计通过了担保七亿日元损失的大胆方案。延期偿付实施后第三周的五月十三日，各银行在窗口把从日本银行借来的纸币堆成小山开业，但已无人来取存款，金融危机至此总算收了场。

金融危机留下的伤痕

然而，金融危机留下了巨大的伤痕。第一，此前缓慢推进的中小银行清理一举加速。因挤兑被取出的现金，在危机平息后重又回到了银行，但存款的去向是当时五大银行（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为首的一流银行。五大银行的存款激增，而中小银行、地方银行的存款减少了。其结果，大银行的优势愈发强化，发言权也更大了。

第二，在金融危机中停止支付的不良银行自不待言，幸存的中小地方银行也不得不接受整理。先前停业的近江、中井、村井等银行，削减资本金、董事献出私财、存款的大半也被削减，另建昭和银行予以合并（1928年）。十五银行实行减资并由董事献出私财，冻结了大半存款，接受日本银行八千万日元低息资金的融通，单独复业。台湾银行为填补三亿一千万日元的亏空，减资至三分之一，靠日本银行及政府的借款补充手头资金，不久复业。台湾银行一案，储户分文无损，而且只是行长换了人，董事未被追究责任。而未停业的银行，也迅速接受了整理。前年即已准备、四月修正的银行法，设置五年宽限期，不承认资本金一百万日元（东京、大阪为二百万日元）以下的小银行，因此中小银行急速被大银行吸收、合并。

第三，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和中小银行的倒闭或合并，给中小企业的金融带来了巨大影响。倒闭或被吸收的中小银行，长年从事中小企业金融，因此中小企业因其消失而在金融上大吃苦头。例如近江银行作为近江商人的银行，与织物业界关系深厚，其倒闭不仅使业界的存款化为乌有，还使其失去了融资的门路。在东京下町拥有势力的中井银行、村井银行的情形也一样。由于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和十五银行大幅融通资金，金融总体上虽是松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却反而更苦了。

以解禁为目标策划的震灾票据整理，就这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机，把片冈藏相的解禁政策吹得无影无踪。田中内阁忙于收拾金融危机的残局，根本无暇顾及解禁；而高桥藏相原本就是解禁反对论者，前已述及。金融危机平息后接替高桥的藏相三土忠造，对解禁也同样持慎重态度。就这样，解禁作为悬案，其解决被暂且搁置。

6 从田中内阁到滨口内阁

民间接连的解禁决议

1928年10月，东京、大阪两地的银行公会作出了“政府应立即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决议。其理由大致如下。第一，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汇率波动剧烈，相关业者无法制定确定的计划，深感困扰。第二，世界列强都已实行解禁，我国不能独自持续这种反常状态。第三，不能坐等低落的汇率回升，最迟到明年的进出口转换期（贸易季节性转为出超的时期）之前，应公示断然实行的日期。第四，断然实行解禁之时，紧缩财政、控制公债发行自不待言，还须立足于“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及一般国民一致勤俭节约的旨趣”，务使没有通货膨胀之虞。

这一决议中，作为因汇率波动而受恶劣影响者，可举生丝业者。生丝出口在夏至秋之间迎来最盛期，一到那时贸易转为出超，汇率上升。可是，假设汇率上升，比如一百日元兑四十五美元的回升到了四十八美元。生丝出口的约定若以美元进行，生丝业者到手的日元价值就会减少。因为约定时的四十五美元值一百日元，而升到四十八美元时收款，就是 100日元 × 45/48 ＝ 93.75日元，到手只有这么多。对此大为吃惊的生丝业者，早在1928年5月就自发召开了业内大会，决议要求解禁。

生丝业者的决议姑且不论，面对主要银行一致的决议，政府也不得不有所动摇。政友会内阁也逐渐开始考虑解禁了。但是，当时政友会的田中内阁倡导积极财政、扩大财政规模，再加上忙于收拾1928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参谋等人制造的炸死张作霖事件的残局，并不具备骤然改变财政政策的力量。不过，这届田中内阁到翌四年五月，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解禁，着手了准备。

当时驻伦敦的财务官津岛寿一，接到了回国命令，并受命探询为解禁设定信贷额度（credit）的可能性。津岛立即与英美金融界的首脑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谈。此时，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表示意见说，强行抬高汇率来解禁，会有物价暴跌的打击，这一点应予警惕；美国的摩根商会也把同样主旨的备忘录交给了津岛。但英美金融相关人士大多似乎赞成解禁。津岛怀揣这些情报横渡太平洋，在船上听说田中内阁垮台、滨口内阁成立了。

政友会的微妙立场

三土虽做了上述准备，却对此严守秘密。为此，乡诚之助、团琢磨、井上准之助三人代表财界探问其真意时，三土回答说：希望尽可能在条件稳妥、不必勉强时解禁，但不会轻率实行。1928年10月银行公会决议时，股票暴跌，五月也有解禁的流言传出，股票、商品市场暴跌。三土回答财界代表质问的发言，被认为是出于稳定市场的意图。

只是这里引人兴趣的是，井上准之助加入了拜访三土的代表行列，而且担当了向记者团传达不立即实行解禁这一意见的角色。井上此时看来也是赞成三土意见的。而这位井上仅仅两个月后就成为解禁政策的中心人物，不得不说实在微妙。

田中内阁的垮台，是因为首相曾上奏天皇，要把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人交付刑事处分，却迫于自家政友会和陆军的压力，想以行政处分了结，因而失去了天皇的信任。捂盖子蒙混过关的政策，招致了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愤怒，田中失去了信任。所以政变突然而起，由反对党民政党组了阁。

只是，这里只想补充一句。河本参谋虽被撤换，但当时，在满洲，关东军的中坚参谋们正以石原莞尔中佐为中心，制订以武力占领满蒙的计划。河本参谋的处分问题不仅决定了田中内阁的死命，而且此后不断累积的关东军的谋略，日后将夺去民政党内阁的生命。而且这种动向绝不限于关东军内部，并在陆军中层骨干中赢得了不少响应者。在试图乘上世界经济潮流的解禁政策和参加裁军的背后，反抗既有世界秩序的陆军阴谋正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