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的实施

1 井上准之助

其为人

民政党在1929年1月就经党内正式决议立即实行解禁。一旦掌握政权，碍于颜面也必须马上实行解禁。承担这一责任的井上，如后文所述，似乎在组阁之前很久就有人私下同他商谈，请他出任大藏大臣，因此他是肩负着坚决实行解禁的使命入阁的。

井上作为金融家，走过了一条罕见的飞黄腾达之路。他生于大分县的偏僻乡村，经第二高等学校进入东京帝大法学部，毕业后于1896年进入日本银行。据说在二高时代，他曾与高山樗牛争夺首席。进入日本银行不久就赴伦敦留学，后任大阪分行行长，1906年以三十八岁之龄被破格提拔为总行营业局长。这是异乎寻常的晋升。其后一度派驻纽约，1912年出任横滨正金银行副行长，继而任行长八年，1919年任日本银行总裁，1923年任山本内阁大藏大臣，其后一度下野，但1927至1928年间为处理金融危机的善后再次出任日本银行总裁。提拔井上的是高桥是清，因此井上被视为政友会系的人物。正因如此，他入阁民政党内阁格外令人感到意外。可以说，井上在成为滨口内阁藏相之前，已两度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一度出任藏相，身居金融界元老的地位。井上私生活清白，从年轻时起就是勤学之人，直到晚年仍常读英文书籍。在一度赋闲的时期，他曾在东京商大（现一桥大学）和京都帝大作连续讲演，后来留下《战后我国的经济与金融》、《我国国际金融的现状及改善对策》两本著作。但他绝说不上是学者气质的书斋中人。与井上任日本银行总裁时的理事、后来出任总裁的深井英五，以及第一银行的明石照男相比，井上始终是个实务家，毋宁说他的本领正在于政治性的一面。

深井英五对井上的批评

1920年危机之后，财界屡屡陷入危险状态。时任日本银行理事的深井英五，鉴于战后经济的困难，主张宁可收紧金融，以防止景气骤升。恰逢其时出任总裁的井上也赞同这一政策，官方贴现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然而井上另一方面却又大行特别融资，即在大企业濒临破产时特别供给资金的所谓“特融”。深井后来对这一政策这样说道。

“方针并未改变，但单就眼前出现的某一事件来看，予以救济于日本银行而言并非难以承受的负担，也很难说仅此便会使通货状态恶化，而破产的暴露恐将引起周围的动荡，故以此际事非得已为由，发放了特别的救济贷款。所谓特别贷款，超出常规的范围，从维持通货健全性的角度看并不可取，大体容易趋于固定化，有时还包藏着招致日本银行损失的危险。若任其累积，难免对全局产生恶劣影响；但此类措施并非作为原则来认可，而是针对一个个案件来决定的，所以只要有人着重眼前情由提出主张，就直接涉及该案件的范围而言，便没有充分理由针锋相对地反对。于是逐案被拖着走。……救济之上再叠救济，便不知何处方可轻易止步。终于使世间产生了一种观感，仿佛救济财界才是日本银行的主要工作。……可以说，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银行史的主要部分实为救济财界所占据。如茂木商店与七十四银行之例（1920年4月，危机之际倒闭——引用者），尽管日本银行给予了大量援助，终因损失过于巨大而未能免于破灭的也有，但大体上防止了破产，保住了表面的平静。此间日本银行的一举一动皆为财界所重视，在某种意义上，对日本银行而言或许不失为风光的时期。特别措施的正式决定当然均提交董事会议，但其大纲出自井上总裁的腹案，主要由理事麻生二郎氏负责执行。”（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在以上这段长长的引文中，深井委婉然而痛烈地谴责了井上。深井所谴责的，是嘴上说着“方针没有改变”、实则“救济之上再叠救济”、在财界风光活跃的井上，同时也是日本银行原则遭到扭曲这件事。

例如，向台湾银行发放的与铃木商店相关的特别贷款，就是在深井出访国外期间开始的。深井作为正统派银行家，对井上这种政治性的特融有着强烈的反感。深井大概认为，井上是靠扭曲日本银行的政策才在财界取得地位的。而当这个井上要推行解禁政策之时，深井却不得不以日本银行副总裁的身份予以辅佐。况且此时如后文所述，深井对恢复金本位抱有相当深刻的疑问，就更是如此了。

作为政治家登场

姑且不论这些，在结束日本银行总裁和大藏大臣的任期之后，井上一度下野，忙于“为财界奔走斡旋”。大企业间的合并问题、台湾银行的清理、董事人事的撮合，井上虽已是下野之身，工作却很多。1927年田中内阁成立时，井上曾被拟任为大藏大臣（一说为外务大臣），据说他从旅途中打电报推辞道：“紫云英不堪充壁龛之饰”（山下龟三郎《浮沉之间》）。就这样，井上越来越深地倒向政治。这固然是因为政界期待他的手腕，但同时井上自己也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恐怕也是事实。井上在野期间就任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长；金融危机后他只干了一年就辞去日本银行总裁，也是因为他不愿长留金融界，事先同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言明只干一年才就任的。在这期间，井上与民政党的江木翼等人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

有关这段经过，后来出任滨口内阁内务大臣的安达谦藏这样写道：

“一旦大命降下，由谁出任大藏大臣便是大问题。在党内物色，没有合适的人物，滨口也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我暗自为此苦恼。有一天我向滨口进言，起用井上准之助如何，滨口也大致有同意之意，于是我某日在热海山下龟三郎的别邸与井上会面，交换了几个小时财政上的意见，确认他对解禁也表赞同，随即报告了滨口。其后滨口也亲自直接与井上见过面。原本井上是解禁反对论者，到此却幡然改变了主张（此事我后来才详知），财界一方也屡屡攻击其反复无常之处。总之，关于推举井上为藏相，内中有以上经过，附记于此。”（《安达谦藏自叙传》）

井上一入阁就加入民政党，鲜明地亮出了作为政治家的旗帜。

当时的井上，似乎为这样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所支撑：解禁迟早非做不可，而当今政治家中有此力量的唯我一人。他毋宁说是主动求任藏相的吧。

然而井上此前从未主张过解禁立即实行论。他的说法是，解禁是必要的，但实行之前需要相当的准备。实际上在1929年7月1日的《钻石》杂志上，井上还曾这样说过：

押注立即解禁

“……断然立即解禁，商品行情将发生急剧变动。眼下已跌至四十四五美元的汇率骤然恢复平价，进出口商品便要相应下跌。这样一来，一部分人就要大亏。这也是令人不忍的。即使汇率恢复到同样的程度，只要多花时间，商品跌价的损失就能广泛分摊，苦痛便会减轻。以生丝为例，若立即解禁，就只有囤进了大量蚕茧的缫丝业者承担其损失。而若让汇率逐步恢复、然后再行解禁，汇率恢复所造成的损失就由养蚕家、缫丝业者和横滨的批发商分摊。所以苦痛较轻。作为政治家，必须尽量把苦痛减轻。”

此前筹划解禁的片冈藏相，想在解禁之前清理濒临倒闭的银行，结果引发了金融危机。

“癌虽因此切除了，身体却极度衰弱。值此当口，立即解禁那样的猛药使不得。……理应暂且等待身体恢复。”

井上的主张，听起来是说马上实行解禁是办不到的。而正是这个井上，一当上藏相就宣布实行解禁，并于次年1930年1月将其付诸实现。井上常回答说：他是在当上藏相后用半年时间做了准备，所以在野时期的言论与作为藏相的政策并不矛盾。形式上或许确是如此，但正如安达所说，在对当时经济实情的判断上，在野时期的井上似乎要悲观得多。排除这一切，向解禁猛进，其中正有着从银行家变为政治家的井上的一场豪赌，这样说大概不错。

2 解禁的准备

准备从削减预算着手

7月8日，滨口内阁发表了“十大政纲”。其中除刷新对华外交、促进裁军之外，还包括解禁、整顿紧缩财政、不募债与减债、确立社会政策、改善国际借贷、改正关税。解禁的实施至此确定，井上立即着手准备。

第一，1929年度预算虽已在实施之中，仍立即进行了削减（编制执行预算）。执行预算总额为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比当初预算节约九千余万日元。当时众议院中在野党政友会占多数，一旦召开议会自然没有胜算，政府就以权限在我为由，独断实行了削减，在政治上成了大问题。接着政府又计划官吏减薪：月俸超过一百日元者约减一成，低薪者减薪率更低。减薪所节约的预算不过七百万至八百万日元，但政府的盘算似乎是要借此作一场消费节约的示范。对此，各省官僚齐声反对，司法界的法官、检察官发起集体抗议行动，商工省则由年轻事务官岸信介带头，事情闹到这等地步，政府终于不得不将其撤回。不过，减薪在1931年5月再次提出，并付诸实现。

政府打的下一手是补充海外正货。滨口内阁成立时，海外正货为八千二百万日元。于是政府利用夏秋之间贸易转为出超的机会，让正金银行大量买进美元和英镑票据，到11月已握有三亿日元。同在11月，经财务官津岛寿一之手，在英国和美国设定了一亿日元的信贷额度。这是一项契约：此后一年间，政府可视需要在一亿日元范围内向英美金融业者借款。这是为实行解禁后不致立即陷入不得不把巨额黄金运出国外的窘境而做的准备。

为解禁宣传的全国巡回演讲

然而，解禁的另一项准备，是让企业和国民彻底理解解禁的意义，争取国民对政府施策的理解。井上藏相以下民政党干部到全国巡回演讲，力图把解禁普及到国民中去，并贯彻到底。据说井上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讲演时，喝彩声几欲掀翻屋顶，甚至有人计划把井上抛举起来。然而井上演讲的内容与人气相反，相当严厉。1929年9月刊行的井上的小册子《国民经济的重建与解禁》，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财政年年赤字。企业和家庭也同样，收入减少了就理应相应地节约支出，却依旧过着过去的奢侈生活。要重建经济，首先必须节约财政支出、减少公债。进而，日本还有解禁的迫切需要。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我国汇率偏低，汇率的波动给经济带来恶劣影响。然而要实行解禁，就需要相应的准备。

“那么准备是什么呢？政府紧缩财政，国民理解这一态度，也节约消费、振作自律起来，于是物价自会出现下跌的大势，进口也减少到相应的程度。这样一来，汇率便一路上升。……在汇率升上来的时候实行解禁，解禁本身就不会对财界产生任何影响。”

这个议论里有个陷阱。政府、财界、国民全都节约，社会需求自然减退，发生不景气是显而易见的。井上对此只字不提，只说做好准备再行解禁就对财界没有影响。解禁本身或许不会带来不景气，但他没有触及的是：解禁的准备会带来不景气。连井上尚且如此，为宣传解禁政策而奔走的执政党宣讲队中，更有许多人宣传说只要实行解禁，好景气就会一举到来。诚然，东京股票市场在解禁声明的同时已经暴跌，商品行情也在低落，景气后退已经很明显，但一般人中不理解解禁理应带来的不景气的人也很多。

经济问题成为内阁的最高政策，是明治以来的头一遭，其展开的宣传活动足以媲美远在其后的池田内阁收入倍增计划的造势运动。与之并列的主要政策，是使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取得成功。总之，滨口内阁以解禁与裁军两大政策为支柱，开始推进其政策。

3 解禁赞成论

财界主流的正统派意见

解禁政策就这样推进下去，各界对此反响如何呢？赞成论与反对论自然交错纷纭，下面试看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当然，世人谁都想依附权势，反对论为数寥寥，本在情理之中。

先说赞成论。赞成论细分起来，似可分为三类。第一，财界主流的赞成论。这里引用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和三菱银行的山室宗文的意见。这两人同处财阀银行的中枢，对金融政策的发言权极大。山室在1928年1月的论文《金融界当前的诸问题》中这样说道：

“我们倡导解禁，无非是使我国经济界脱离人为的不自然状态，恢复并稳定汇率，按照贸易及其他工商业交易的实际需要调节通货，求得物价稳定，把财界置于巩固的基础之上，以期我国产业的发展。”近来入超的幅度也在缩小，正货外流之虞减少，汇率虽有恢复，财界所受的打击也并不很大；金融危机的结果，不良金融机构的清理已经完毕，银根趋于宽松，也有助于缓和解禁的冲击。可以说，山室的主张极具正统派色彩，并且对解禁的冲击持乐观态度。

（山室宗文《我国的金融市场》续编）

池田成彬自1929年春起赴欧美旅行，在旅途中获悉解禁的决定。当时三井银行在金融危机后存款虽有增加，却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投资对象。据说池田此行正是要亲自考察欧美金融市场以研究对策。池田这样回忆他在伦敦会见米德兰银行麦肯纳时的谈话：

“麦肯纳握着我的手说：‘听说你在日本金融界很有影响力，尤其在三井……是小鸟悄悄告诉我的。’接着他回答我的提问：‘日本何必急于解禁？没有这么急的必要吧？其实英国就是因为急于解禁而失败的。’我便说：‘不，日本若不赶紧解禁，汇率不稳，妨碍产业发展，令人为难。’他说：‘政府自己买卖外汇使其稳定即可，政府也未必就会亏损……总之，日本应当把汇率稳定在四十九美元再解禁，否则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是这么说的。”

（池田成彬《财界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麦肯纳的这番忠告，与津岛寿一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和摩根商会那里得到的忠告如出一辙。

然而池田并不完全赞同这个意见。11月回国时，“藏相井上准之助来访，……说：‘其实就等你回来。欧美对日本解禁怎么看？我想听过欧美的情形之后再公布何时实行。’我就说：‘美国和英国都不大把它当问题，只有麦肯纳先生是如此这般的意见。’把方才那番话讲给他听，又介绍道：‘另外我在纽约见到拉蒙特先生（摩根商会的代表），他说政府若在纽约的银行备好信贷额度、做好黄金外流的准备，解禁也无妨。’然后我说：‘日本若实行解禁，我们银行愿予协助。’次日或第三日，便决定于次年1月实行，这就是当时的实情”（池田，同上书）。井上藏相特意登门相商，足见当时三井银行与池田成彬的威望。

池田原本就是东西两组合银行决意实行解禁的发起人，自然是赞成解禁的。“当时在外资金虽有减少，国内还握有九亿或十亿，所以我的意见是：若不借这个机会断然清理整顿财界，日本的产业就要完了。……日本银行在总裁的讲演里大谈警戒论，可它的真实心思并没有同政府敲定一致，一到紧要关头就拿出救济资金来。这样搞真正的清理是搞不成的。我们赞成解禁，就是主张：政府也好日本银行也好，该出的出完之后就给我真正收紧，实行与之相配的金融政策，先让大家苦上一阵。这样生产成本也会下降。由此重新起步，日本经济也会复苏。——就是这样的想法”（同上书）。在这里，池田虽不像山室那样乐观，但同样主张正统派的意见。

期待强化垄断的财阀

不过，事情恐怕不止于此。山室和池田对解禁理应带来的不景气恐怕都有所预料。然而三井、三菱的根基稳固，不必担心由此危及自身。反而，若不景气下不稳定的企业倒闭，大财阀的垄断地位将得到强化，视情况还可能将其吞并。或者，解禁使汇率稳定之后，也更容易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发现投资机会。在主张解禁之际，这些考虑不可能不曾掠过大银行领导者的脑海。至少，大银行预见到解禁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并在此之上罩上一层正统派经济理论的面纱，才赞成了解禁。

当时，无论学界还是新闻界，都盛行使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词。不过，这个词的含义是否照希法亭所用的那样被理解，却是个疑问。在希法亭那里，“金融资本”指的是金融与产业的勾结乃至一体化。德国的银行深入参与产业设备投资资金的融通，不仅放贷，还介入股票、公司债的募集乃至人事，其结果，银行的命运与产业的盛衰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就日本而言，大银行同样对产业进行长期贷款，而且在部分领域，也存在着产业的盛衰直接关系到银行命运的状况——这一点从前述台湾银行与铃木商店的关系即可明了。不过，台湾银行是特殊的例外，日本的银行并未像德国那样深入产业，而且银行的领导地位比德国更强。产业命运系于银行的一个态度，而银行因此动摇的情形相对较少。像金融危机中被清理的十五银行、渡边银行那样，董事向自己关联的企业融资的“机关银行”另当别论；在包括财阀系在内的当时五大银行中，除对电力行业的长期沉淀贷款外，这种倾向很少。

因此，在慢性不景气之下，五大银行的地位极大提高。存款源源而来，经营基础牢固，产业的命运系于银行的一个判断。新闻界风行一时的“金融资本的横暴”一语，指的正是这种银行的优越地位及其干涉产业界的事实。

所以可以说，在日本，“金融资本”所指的不是金融机构与产业的勾结或一体化，而是金融机构对产业的单方面支配，抑或拥有那种力量的大金融机构本身。这种意义上的日本型“金融资本”以产业界的整理与合理化为目标而赞成解禁，畏惧于此的产业资本则起而反对——把它看作这样一个图式，大约也能成立。

学界与新闻界的赞成

解禁赞成论当然不止这些。学界的绝大多数站在正统派理论的立场上表示赞成。新闻界也是一样。前述反对解禁四人组中的小汀是中外商业新报的记者，但该报社论也赞成解禁；山崎靖纯依托时事新报反对解禁，结果被赶了出来，只得转投读卖新闻。

不过，这些赞成论的特征在于，无不依存于古典的金本位制逻辑，止于理念性的主张——这一点不容忽视。虽有“理当如此”的主张，却对实现过程中伴随的困难和对产业的种种影响几乎未加分析。

4 解禁反对论

转而反对解禁的武藤山治

反对解禁的意见，除已述的石桥、高桥、小汀、山崎四人组的新平价解禁论之外，还有几个流派。与四人组见解最接近的，是曾热烈主张解禁的武藤山治的意见。武藤在阅读石桥、高桥见解的过程中骤然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这一变化大约发生在1929年8月前后。例如同年9月，武藤在《寄望于滨口首相、井上藏相》（《经济往来》1929年9月号）中这样说道：

“井上藏相在就任藏相前不久不是还说过吗：汇率剧变会给一部分贸易商带来巨大损失，汇率恢复应当逐步进行；金融危机之后衰弱犹存，立即解禁的猛药使不得。又要紧缩财政，又不减税，还要节约消费——其结局，显然是欺压中产以下的穷人，把他们充作立即解禁的牺牲品。”

武藤又在另一篇论文（《势力的均衡与群众》，《经济往来》1929年11月号）中这样说道：

国际收支问题、黄金外流、利率、不景气等经济问题，靠解禁不是解决不了吗？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维持金本位也很困难。只要国内产业和物价、利率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国际收支的均衡不能实现，解禁之后黄金就会外流，从而愈发需要消费节约政策、通货收缩和提高利率。其结果，工商业愈加萎缩，生产缩小，成本上升，出口愈加困难。“依我看来，政府这样的解禁，……是所谓政治家的生意，而不是国家的生意。借这次急速恢复金本位而得利的，只是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即那些在欧战中及其后的通货膨胀时期蒙受的损失，能在即将到来的通货收缩时期得到填补、甚而获利的人。与此相反，受害最深的，是占国民多数的中小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以下的国民。这样的国家大消费阶级困顿不堪，国家的实业是无从振兴的。”

这里展开的武藤的逻辑，夹杂着对井上藏相由来已久的反感，略显感情用事，但在对后来事态的预见上并没有错。

实业界也因不景气的现状反对

另一股根深蒂固的反对论，来自苦于不景气的产业界。例如时任富士制纸社长的大川平三郎，就极力鼓吹反对解禁的意见。依大川之见，要改善国际收支，必须发展出口产业。民政党内阁的解禁声明早了约五年。要在五年之内使入超国转为出超国，首先必须实现铁与肥料的自给，并谋求麦类增产、消除外国大米的进口。这个议论明显带有为本行业谋私利的味道，但可以说它显示了当时产业界代表者的危机感。

同样的解禁为时尚早论，也由日本钢管的董事今泉嘉一郎提出过。这类见解在其他一些行业也能听到。在这种场合，反对解禁者大多与本行业的利害紧密相连，因而难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为从理论上论述反对解禁者，财界人士中除武藤之外还有各务镰吉。各务时任东京海上火灾会长，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其地位在世界上也很高，分析力也远超当时的财界人士。他在1929年解禁公布前夕写下《解禁之辩》，试图判断解禁的结果会发生什么。其要点如下：

解禁之后，进口将增、出口将减。在禁止时代的条件下形成的经济界将受到整顿和调节。迄今所进行的整理是以低汇率为前提的整理，解禁之后还要按解禁后的汇率进一步整理。工资和房租理应下降，但那也要经过相当的“争议期间”之后才会实现。企业和财政也不得不收缩。这样不景气将持续下去。不景气持续，资金需求转趋疲软；若海外利率上升，“如水之就下，资金自然呈现流向海外的倾向”。过去的国际收支赤字靠外债支付，若今后不依仗外债，黄金外流恐难避免。

在以上条件下，各务作出如下预想：物价、工资低落，事业缩小，利润停滞，财政紧缩，那么“万事万物为维持通货制度都难免一时的紧缩”。“此一时之紧缩为期几何，须待国民的自觉自制与努力勤勉方能知晓，但至少须以三年为一期：最初三年是受难试炼的时代，其次三年是靠努力勤勉方始望见前途光明的时代，再次三年才是产出光明成果的时代，只能迟迟缓步而进”。（以上铃木祥枝编《追怀各务镰吉君》）

所以，解禁无异于外科手术，必须做好为此付出牺牲的觉悟。不景气的结果还会发生劳动争议，失业者恐怕也会“变成作为破坏性分子而堪忧的流浪之徒，使社会秩序恶化”。法国靠1928年的下调平价稳定了经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也是如此。然而我国的经济本来就是生产没有增长而提高了消费水准，所以即使下调平价，困难恐怕依然存在。总之，现状绝不容易，币制的整顿非做不可，但也要有觉悟：随之而来的困难同样巨大。

各务的议论在当时财界人士的议论中显示了最深的洞察力。各务并不说反对按旧平价解禁，但力陈其冲击之大，暗中寄寓了反对之意。

表现出消极反对的深井英五

深井英五则出于其立场，以极为慎重的措辞述说解禁的困难。

“要以缜密的计划进行坚实的经济活动，汇率保持稳定是所希望的。为此解禁是必要的。再者，解禁也会成为使人心收敛整肃、转向健全方向的诱因吧。

然而其影响，至少一时会给财界的某些方面带来苦痛吧。若出于对我国经济界现状莫名的不满，以为做点别的什么试试局面就会好转，从这种朦胧的感想出发而寄望于解禁，又期待当局总会对其影响设法处置，那么这终究只能说是轻薄的侥幸心、依赖他力主义的持续和发展。我相信不会有这种事，但若万一有之，则非我所能苟同。”（深井英五《作为通货问题的解禁》）

深井也预想到解禁会给经济界带来非同小可的影响。出于其立场，他在不表明赞成与否的情况下，于1928年12月在大阪作了上述演说。

与财界人士感觉不相容的政治家判断

各务和深井的判断，井上不会不知道。他大概也未必像前述山室那样，对解禁的结果持乐观看法。重要的是：即便对事实的预见没有大的分歧，对由此产生的政策效果的判断，井上与各务、深井却有所不同。对井上而言，未必是解禁的冲击越小越好，毋宁说他希望借其冲击使财界重组、实现“合理化”，这恐怕正与金融界的见解相一致。不妨认为，借不景气把不健全的经营和落后的企业整理掉的整肃财界论，就在井上的念头之中，这也不算牵强。在背后推动它的，是池田、山室那样的财阀银行代表；反对的，则是大川、今泉那样与财阀关系浅薄的产业代表。

还可以进一步这样想：各务和深井并未受缚于某种固定的思想——诸如财界该整肃还是不该整肃，或金本位是资本主义通货制度的唯一形态之类。在深井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一种经济理论性的视角：把解禁的效果理解为“汇率的稳定”，从纯经济的角度考察政策的影响，测度打击的强度，再判断是否仍应断然解禁。

与此相对，已把解禁作为党的决议确定的民政党、作为在野党反对解禁的政友会，以及熟知内情而加入民政党的井上——在他们那里，居于首位的是政党的立场，纯经济性的考虑被排到了后面，至少可以看作不过是应予考虑的诸多问题之一。

经济政策既然是“政策”，就是政治的一个环节，不是单凭经济分析的考虑就能了结的。毋宁说，哪怕硬着头皮也要贯彻自己的主张，政治上的胜利就可由此夺得。哪怕勉强、哪怕不合理，政策得以贯彻才是政治家的生命；中途改弦更张，往往意味着作为政治家的自杀。比起冷静的分析，强烈的信念更容易博得满场喝彩，也更合乎大政治家的姿态。

高桥是清的回想

于是就有了接下藏相的井上拜访高桥是清时的一段逸事。高桥是清当时已经引退，很少论及时局，但他曾是政友会总裁，若有人请教，他就力陈保有黄金的重要性，表明内心的反对。高桥在井上进日本银行后不久出任副总裁，是提拔这位才子的人。所以金融危机善后时高桥出任藏相，也把井上安排为日本银行总裁。然而就在滨口内阁成立前的一两天，井上去拜访了高桥。高桥这样回想当时的情形：

“‘同滨口君一谈，为匡正现今的财界，必须靠紧缩政策狠狠逼迫，实行解禁——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所以我决定接受大藏大臣’，他来向我报告。我只是听了听原委，但在分别时对他说：‘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贯彻自己的信念，你固然打算排除万难前进，但切不要忘记走正确而笔直的道路。’”（高桥是清《随想录》）

仍在政坛一线的政友会成员当然力陈不景气将会加剧，反对解禁政策。然而其声微弱，被政府的宣传运动淹没了。

5 解禁的实施

与解禁同时开始的黄金外流

1929年11月，政府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起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原本1917年决定禁止黄金出口时的依据是大藏省令，这次也只需废除这道省令即可，手续极为简单。若改为按新平价解禁，则必须修改货币法，须经国会审议。据说政府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按旧平价解禁，也有这种应付国会的盘算。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1931年1月1日到期的二亿三千万日元英镑公债借新还旧的时期迫近，也是急于解禁的理由之一。无论如何，民政党内阁是赌上自己政治生命来推行这一政策的。

1930年1月11日，政府照声明实行了解禁。前一年秋天的10月，纽约股票市场已经上演了大暴跌。此前夸耀“永远的繁荣”的美国经济，骤然蒙上了阴云。然而没有任何人察觉，这场暴跌正是此后延续数年的大萧条的开端。当时政府认为，纽约利率因股市暴跌而下降，将引起世界性的利率下降，因而即使实行解禁，我国资金因利率差流向国外的危险也减少了，甚至为此感到高兴。所以美国的不景气也完全没有成为变更政策的理由。

然而，刚一实行解禁，黄金的外流就开始了。

在国内把纸币换成金币的人寥寥无几，但国内外银行委托日本银行出售海外正货的却很多。据说其理由是为了偿还国外借款。解禁前在汇率低的时候卖出美元，解禁后在汇率高的时候再买回美元，仅此即可获利。这与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购买美元”是相反的手法，但无论如何，无疑是借解禁大捞了一把。口头上说道义上支持解禁政策，却立即发生这种事，暗示了政策实施之难。（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

半年即达预想两倍的流出额

既然实行了解禁，就无法拒绝黄金的出口和海外正货的出售。为了让政府的政策成功，而要求人们放过获利的机会——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

1930年1月至5月，外国银行兑换了一亿二千三百万日元，加上其他要求，合计一亿九千六百万日元的纸币被换成了黄金；同一时期正货流出达二亿二千万日元；另外1月至3月海外正货的出售达六千五百万日元。这些黄金及海外正货的流出，不仅是投机所致，也因为解禁后汇率稳定而增加了进口。据说解禁前银行方面预计黄金及海外正货的流出为一亿日元乃至一亿四千万至一亿五千万日元，而实际上解禁后半年之内，流出了接近其两倍的金额。

当时政府隐瞒了这一状况。议会在解禁刚过的1月21日解散，2月20日的大选中，执政党民政党获得二百七十三席、政友会获得一百七十四席，民政党大胜；在此期间触及解禁的影响自然是禁忌，还屡屡有人作解禁将使景气好转的演说。然而其影响不久就不得不表面化了。

6 大萧条

给“永远的繁荣”泼冷水

1929年秋发生于美国的大萧条，急速扩大到全世界。而且这场大萧条与以往不同，景气下跌的时期极长，美国的不景气触底是在1933—1934年。以往的危机最长一两年就触底、景气恢复，所以事态不能不说是异常的不景气。下面试就美国的情况稍作考察。

其综合性数字如表2所示，陶醉于“永远的繁荣”的美国经济被抛进了深不见底的不景气之渊。大萧条发生时，谁都以为不过是常见的衰退，无须担心。然而过了1930年进入1931年，景气也全然没有恢复的迹象。尤为惨重的是农业：大萧条以前就在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到这一时期更是被摔打般地下落，种出来的西红柿，运往市场的运费比卖价还高，蔬菜只能烂在地里。

注）倒闭率：30年 12.2%、31年 13.3%、32年 15.4%

U. S. Dep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银行倒闭接连不断，一朝失去全部财产而流落街头者层出不穷，也出现过动向不稳的暴徒群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要求预付将来才支付的抚恤金，进军华盛顿包围国会，拒不散去，最后闹到军队出动。产业界的停滞极为显著，倒闭者相继。据说连福特公司这样的美国代表性企业，在三十年代也几乎连年亏损。尽管不景气日益深刻，共和党的胡佛政府却几乎没有拿出像样的对策。财政支出即使在不景气之下也几乎没有增加。大萧条发展之中，企业投资锐减，失业者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若财政规模与以前无异，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顶住有效需求的减少。然而胡佛政府囿于厌恶增税和政府干涉实业界这一共和党的传统政策，无法打出新政策。直到不景气深刻化的1933年，民主党的罗斯福掌握政权，才断然实行新政的积极政策。

在全世界肆虐

美国的这种状况波及欧洲是理所当然的。如前所见，美国资金流入德国，德国以此支付赔偿，英法也以此偿还欠美国的债，这就是二十年代国际金融的机制。美国陷于大萧条，开始抽回资金，德国立即受到影响，好不容易走上复兴之路的德国经济一转而被卷入不景气。倒闭与失业相继，排除极右与极左的中间派政权失去根基，纳粹与共产党的势力急剧壮大起来。德国的这种状况当然也波及英国和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金本位机制，把各国卷入了惨烈的大萧条。为慎重起见，且看各国生产的动向。程度虽有差别，各国的生产都大幅减少，被视为例外的只有荷兰。而据这个指数，日本受大萧条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最轻微的一类。欧洲受影响最剧烈的是德国。

注）据OCED：“Industrial Statistic”（日本为盐野谷裕一推算）

作为大萧条的对策，各国选择的都是紧缩财政、通过生产合理化扩大出口。各国认为，在袭来的不景气中，既然海外投资不断被抽走，应对之道唯有自力更生。然而在生产已经缩小、失业者正在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和国民若进一步节约、裁减人员，社会需求将愈加缩小，短期内不景气势必加深。这是当时各国同样苦恼的矛盾。早早扩大财政支出、防止大萧条深化的，只有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权。就这样，大萧条在全世界肆虐。如后文所见，国际金本位制终将在其中被放弃；但在其初期，大萧条的深刻性尚未被理解。它固然是一场激烈的危机，却被认为终究不过一时的动荡，没有人想到它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日本的民政党政权，在解禁后的不景气已很明显之后，仍以熬过这场不景气就能开启光明的未来为由，继续推进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