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下的日本

1 产业合理化

合理化的烽火来自美国

1930年1月，在实施解禁的同时，政府设立了临时产业审议会，又以商工省为中心设置临时产业合理局，试图推进产业合理化。

所谓“产业合理化”，原本是指发端于美国的、为进行大量生产而改善和改良生产体制的做法。泰勒制和福特制堪称其代表性的例子。例如福特制，从汽车零部件生产到组装，全部工序都由连续不断的流水作业完成，汽车生产效率大幅提高。高效率、高工资是福特的口号。

在这些事实的刺激下，合理化运动在战后的德国也兴盛起来。当时德国的合理化运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改善：第一，统一工业产品的标准规格；第二，改进作业流程、研究作业时间、按工序使生产效率均衡化等；第三，消除动力浪费；第四，充分利用研究成果与机械；第五，改革经营组织；第六，节约因盲目竞争及消费而产生的成本；第七，作业的专业化；第八，节约劳动力。由此，一场主张我国也应学习这一先例的全国性宣传运动开始了。

然而在德国，除上述本来意义上的“合理化”之外，以排除竞争、抑制过剩投资、维持销售价格为目的的垄断组织，其形成也在显著推进。联合钢铁股份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 A.G.）是其代表性的例子，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企业超过七十家，除克虏伯外，网罗了德国的主要炼钢公司。另一个例子是以染料为中心的化学工业中的I.G.染料工业股份公司（I.G. Farbenindustrie A.G.）。I.G.是以巴登苯胺苏打公司为首的六家大企业合并而成的托拉斯，其触角不仅遍及化学工业全领域，甚至伸到轻金属和人造石油。然而，通过企业合并来建成托拉斯或康采恩并非总是可行。卡特尔趁机得到了强化。到二十年代后半期，钢铁、染料、煤炭等行业产量的90%以上，电气机械、电力、海运等行业产量的80%以上，都被置于卡特尔的支配之下。

临时产业审议会的答复

德国的先例成了临时产业合理局的基本参照。生产流程合理化自不必说，还必须按各个产业推进企业合并与卡特尔化；这种想法被置于当时合理化政策的中心。

例如，临时产业审议会答复说，官营八幡制铁所与民间主要炼铁公司有必要实行大合并。此外，政府还向该审议会询问：既然似乎有必要“对我国产业各部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加以统制，使之在当前的平时经济之下能够经受住国际经济竞争”，并“促进各种产业中企业的合并、联合，对中小企业加以适当的统制”，那么应对哪些产业施以何种统制才好。对此，审议会答复如下：“鉴于我国产业界极其无统制的实情，此时谋求企业统制的彻底，最为紧要。而谋求企业统制，首先应把重点放在生产者身上，宜依靠其同业者的组合团体或协定。……然而，作为当前我国产业合理的方策，仅靠修改该法律（《重要出口品工业组合法》）尚有不足之处，为谋求重要产业的统制，作为临机应急的措施，亟须新制定一部关于一般统制的法律。”

借助这一声势，1931年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部法律不是通过企业合并，而是通过卡特尔来达到上述目的，其特色在于：政府指定的重要产业（纺织、钢铁、水泥、制糖、制粉、造纸、电石等）结成卡特尔时须向政府申报；必要时，政府还可强制未加入卡特尔的局外企业加入。政府试图以法律为后盾，通过卡特尔压制企业的自由活动，取得产业统制的成果。

相继结成的卡特尔

应对不景气的卡特尔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说1932年主要行业的卡特尔有八十三个，其中四十八个是1930年以后结成的。这里举几个卡特尔的例子。以机制纸为例，在1930年以后的不景气中，各公司停止三成五的生产，实行限产（操短），但市况毫无好转。到1931年末，操短率竟达五成五这一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从1931年初起，各公司就根据价格协定封存库存以谋求提价，但受来自加拿大、瑞典一带的倾销影响，价格还是垮了下来，各公司被逼到利润几乎为零的地步。

水泥行业也有类似问题。这一产业从昭和初年起就急剧扩张设备。企业实力比较接近，竞争十分激烈；技术进步迅速，采用新技术者占据优势；再加上过去需求增长迅速，业界掉以轻心。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急剧扩张。大萧条发生后，销售卡特尔先是在地方层面、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严格实行生产限制，最终甚至缔结了禁止一切设备扩张的协定。其效果也显现出来：尽管供需关系在恶化，水泥价格仍从1931年1月的三日元十七钱，逐步抬高到11月的三日元八十钱。

另一个特殊的例子是硫铵。大战以后，采用战后欧洲发展起来的卡萨莱法、克劳德法以及东京工业试验所（东工试）法的工厂接连新建；即使在大萧条之下，硫铵产量仍在增加。然而在这一时期，以德国IG、英国ICI为中心的国际氮卡特尔试图向日本市场倾销，硫铵市价急剧下跌。为此，日本的三大厂商组成氮协议会，与国际卡特尔的代表赫尔曼·博施谈成了协定，但因其中含有抑制日本硫铵出口、每年进口二十万吨外国硫铵、阻止日本国内出现新企业等屈辱性条件而未能正式签字；次年又以较为缓和的条件达成了为期三年的协定。与此同时，业界在国内也结成卡特尔，努力维持价格，结果国内行情暴涨。也就是说，价格从1927年的每吨一百二十六日元，变为1929年的一百日元、1930年的九十日元、1931年的一百二十一日元、1932年的一百七十日元。如此剧烈的价格变动，正是卡特尔效果的体现。

企业合并与裁员的浪潮

除卡特尔之外，企业合并也发生了若干起。六大纺织之一的大阪合同纺织并入东洋纺织、王子制纸确立对富士制纸的支配权等，是其中显著的例子。其中多数是财阀系企业吸收吞并非财阀系企业。谴责财阀横暴的声音也终于高涨起来。

与这种产业组织化并行，各企业也分别推进自身的合理化。为降低成本，最初采取的措施是裁员、压低工资。尤其在工人流动性很强的煤矿和纤维产业，这一倾向十分显著。

煤矿引进了长壁采煤法这一新生产方式。过去，长长的坑道像蜘蛛网一样布满地底，几名工人（多是夫妇、父母子女等）钻进狭小的采掘面，在承包的工棚或工头（纳屋头）的管束下低效率地采煤。如今，这种面貌焕然一新。首先，采煤地点集中到煤层条件有利的采掘面，众多工人在长长的采掘面上一齐作业的长壁式采煤变得普遍。随之，坑道也经归并裁撤，总长度显著缩短。在这一时期，对工人的管理也几乎全部改为公司直辖，劳动生产率大增。

自1929年禁止未成年人和妇女下井以来，这种变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坑内作业也从此时起加快机械化。采煤由一把镐头改为使用炸药和采煤机械，坑内搬运也从人力改为溜槽，进而转向皮带传送机。这种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煤矿产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没有明显增加，但工人人数大幅减少，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棉纺织业也是如此。恰在前一年，一再拖延的工厂法开始施行，妇女的深夜劳动遭到禁止；以此为契机，棉纺织业也到了应当大幅改良生产技术的时期。由于在不景气下实行限产，产量必须减少，人均生产率则必须提高。长期停滞的纺织技术也终于开始更新，引入精纺机的高牵伸化、标准动作与作业研究、恒温恒湿设备等新技术。率先迈出这一步的是当时新兴的吴羽纺织，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然而，仅靠技术合理化终究无法完全应对不景气。进入1930年以后的不景气期，各公司首先削减工人，推进裁员与工资下调。以传统温情主义标榜劳资关系圆满的钟纺淀川工厂，也正是在此时发生了后文所述的大罢工。从图表（图1）也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合理化的猛烈程度。即使各工厂没有像钟纺那样爆发大规模罢工，也都采取对离职者一律不予补充、大幅压低新录用者工资等办法，努力降低成本。

连比较稳定的煤炭和纺织业尚且如此，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事态就更加严峻。在机械工业和钢铁业，企业接连倒闭；没有倒闭的企业也只能靠裁员、减资应对不景气，已是竭尽全力。我国的合理化运动，看起来简直成了裁员的代名词。

（注）　据梅村又次编《农林业》（长期经济统计9）

2 农村的穷困

跌价与增产的恶性循环

因大萧条而陷入最悲惨境地的是农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产品价格长期持续低落，农家为避免收入因此减少，反而持续增产，结果跌价愈发严重，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持续。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农产品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日本的农产品中，除蚕茧外具有国际商品性质的很少，但一旦外国米价格下跌，内地米价格自然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廉价外国麦和大豆的进口，也会压低国内价格。此外，自吸取1918年米骚动的教训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奖励外地（台湾、朝鲜等当时的殖民地）的稻作，采取从那些地区移入品质接近内地米的大米的政策。以朝鲜为例，大正中期的移入量约为二百万石，而到昭和初年，每年有五百万至七百万石移入内地。

这样，农业条件虽在不断恶化，政府却并未打算对此直接采取保护政策。当然，如果生丝商因生丝跌价而濒于破产，也曾出现设立收购机构加以保护的动向，但政府并未采用直接救济穷困农家的政策。

最大的受害者是养蚕农户

然而可以说，农业受到大萧条的影响最早。美国是生丝最大的出口对象，它被卷入大萧条后，生丝出口锐减，价格暴跌。农家因此遭到沉重打击。当时在野党政友会在攻击政府的宣传册《滨口内阁所推行的不景气政策的实相》中这样写道。虽有夸张，但即使打对折来看，其中所写的也是骇人的窘境。

“农村的穷困疲敝，已是无须再说的天下周知的事实。去年7月2日，一听到内阁成立的消息，米价便一下子跌了两日元，其他谷物、蔬菜等也随之如吊桶坠井般暴跌。加之解禁断然实施于美国不景气这一对我国生丝业而言最糟的时期，因此蚕茧价格跌破生产成本，每贯三日元六七十钱，有的地方甚至一日元八十钱，这是日俄战争时期两日元九十钱档、1915年欧洲大战时代三日元七十钱档以来的最低纪录。然而今年春茧产量为五千二百七十万贯，比去年增加四成二。本来没有其他现金收入途径的农家，越是不景气，而且土木工程之类的公共事业这一副业被叫停、那方面收入越是断绝，就越把劳动的余力投向养蚕，所以茧产量越发增加。为此茧价愈发低落，全国养蚕户二百三十万户，户均二十三贯，仅得七十日元上下；再扣除蚕种、木炭、桑叶费用，余额几乎为零，连工钱也出不来，结果等于白干……。

城市近郊的农村历来种植面向城市市场的蔬菜，获得比较宽裕的收入，但今年由于城市购买力锐减，蔬菜价格暴跌得完全不成话。从近郊装满一卡车运到市场，付了汽车钱之后几乎什么都落不进腰包；近郊农民半是自暴自弃地异口同声说，把长好的蔬菜就地埋掉当肥料还强些。”

农家的收入来源也与后文所述的失业有关。土木工程、打零工等副业收入减少了。由于纺纱和缫丝业不景气，女儿也无法再外出到工厂做工。为此农家多陷入赤字，负债也急剧增加。根据有关1929年现状的调查，每户负债据称约有八百至九百日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向摇会（赖母子讲）或高利贷的借款。在被债务折磨的农家中，不少人被逼入苦境，只得以数百日元预借款把女儿卖到花街柳巷，充当为期数年的卖身佣工。与此同时，不带便当的学童和长期缺课的儿童等，也表明农村的穷困实在严重。小学教员是町村的雇员，其薪俸的来源是地方税。由于农家收入减少，接连发生地方税滞纳，结果有些地方发不出教员薪俸，有些地方还决定削减教员薪俸。

以这种穷困为背景，佃农争议也激化了。农民组合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最高潮，地主也团结起来组织地主组合，与之对抗。佃农争议的件数逐渐增加，并在这一时期达到最高潮；新潟县木崎村争议那样的历史性争议，也发生于这一时期。

以女儿卖身为代表的农村穷困，自然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青年军官参与政变始于1931年的三月事件，也大多出于这种朴素的正义感：他们在教育农村出身的新兵时，听到其出身家庭的窘境而心生同情，又觉得照此下去后顾之忧太大，无法建成强大的军队。

3 中小企业的危机

销路狭窄与融资匮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小企业显著增加。战后，在商业、重工业的分包关系以及出口杂货工业等许多领域出现了新企业，激烈的竞争反复上演。对中小企业而言，与产品销路同样迫切的是金融问题。

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在当时明显增加。以棉业为例，过去出口棉纱，从大战期间起，棉织物出口增多。其织物的生产者多为中小企业。被称为出口羽二重的丝织品和针织品也是如此。以爱知县为中心的陶器也是如此。玩具和杂货也不例外，罐头等食品的出口额也不可小觑。所以当时的出口甚至可以说是由中小企业支撑的。当然，这样断言也有问题。以棉织物为例，原料棉纱是大纺织公司的产品，把它制成成品的最后加工才是中小企业的工作；但无论如何，依靠低工资工人的中小企业站在出口第一线，这是无可争辩的。

在国内，国民消费资料也依然由中小企业生产。当时的日本人还很少穿西服，几乎都以和服度日。无论是爱知县知多和大阪府南部的白棉布，还是前桥、桐生、伊势崎、八王子等地的铭仙，尾张一宫附近的毛织物，久留米、松山等地的絣织，以及西阵的御召等，几乎都是地方中小企业的产品。此外，味噌、酱油、酒等也几乎都是各地酿造业者的产品，龟甲万、山佐那样的大资本所占的比重还很低。在这些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有许多批发商介入。企业的流动资金也多靠批发商的预贷。增加了的中小企业，大体上是依靠不断膨胀的国内消费和出口才得以成立的，金融上依赖地方小银行和批发商金融等，但在这一时期被逼入了极度的苦境。

金融危机以后，地方银行的资金流向大银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充分融资，这是理由之一。随着银行合并的推进，小银行消失，中小企业在融资上就更加困难。大银行心存顾虑，不肯轻易向中小企业放款。再加上大萧条造成出口不振和国内需求锐减，中小企业遭遇了严重危机。前面引用的政友会宣传册举出几个实例批判政府的政策。

陷入危机的中小企业实例

例如西阵织物的情况。“西阵织虽是京都特有的产业，其疲敝之状令人不忍目睹。1921年高达八千二百万日元（七百六十万件），到1929年降至五千六百万日元（九百二十万件）。件数增加虽也有多用人造丝的缘故，但足以知价格下跌之甚。……（1930年）三、四、五月因春季货品一度有活可做，六月以后逐渐不景气加深，产品价格仅及去年的六成半，倒闭者接连不断；即便不然，经营困难，虽略降消费税标准价格，仍不堪重税负担，所谓弃业夜逃之多令人吃惊；从业者工钱，优秀织工最盛期每月三百日元（平时一百日元上下），本月已降至每月三四十日元左右。拖欠房租者不在少数，甚至耳闻子女做出不堪之事。”

大阪搪瓷铁器的情况。“我们的同业者，大阪、兵库、三重一府二县合计有二十七家工厂和约八千名从业者。从业况看，去年为止每年出口七百万日元，今年如各位所见是火灭了一般的不景气，看作减半也差不离。上述出口额之外，内地需求每年约计二百万日元，但受如上影响，内地需求也遭减半的打击，价格下降了一成五至两成。然而前述二十七家工厂中八家已经倒闭消失，现在剩下的，要关闭又没有解雇职工的遣散费，可要关闭职工会闹事，只得无可奈何地被拖着，尝尽没落的悲哀。”

和歌山县黑江町漆器制造业的情况。“国内屈指可数的漆器原产地、所谓黑江涂的产地黑江町，从业户数约二千户，有二千四五百人从事此业。受到现政府节约消费、“别买东西”政策的打击，尤其解禁后的不景气极为严重。组合中也有以隔日停业谋求减产的，但就事业性质而言隔日停业几乎等于全休。因此产量减至上年的四成，金融途径完全梗塞，进入今年后货物完全卖不动。今年六月以来由町营实施失业救济土木工程，每天役使约三百人，但因原本是做家庭工业的技术工人，两个人拉一辆小车。目前让他们从事小学校园垫高地面、海岸填埋等土工，每天抽签决定上工，但再过二十天这项救济事业就将结束，之后的救济办法毫无着落，町当局者痛心不已。……融资困难自不待言，而由于前景看不到销路，批发商已完全废除预贷通融。一位师傅（制造业主人）最多拥有十五名工匠，因是专业技术工人，转业困难，必须保障其复业。”再举一例，爱知县知多郡的漂白棉布业者的情况。“做棉布漂白的是承包业，一家之内雇入多数工匠以承包经营业务，但以今日的不景气，几乎全部处于失业状态。工匠与其他工人不同，按数年合同主要从鸟取县地方雇入，所以虽说没办法，也难以突然解雇。总户数虽有八十二户，但尽管有上述情形，完全废业者已达二十五户。好景气时代一百反以七日元左右承包，如今只能拿到两日元七十钱左右。一户使用十名左右工匠时，年收入曾有一万日元左右，现今不足其三分之一。日薪约八十钱至九十钱。现在计算原料，每百反需：漂白粉四十五钱、苏打灰十五钱、石灰五钱、食料三十五钱（每百反）、诸税十钱（每百反）、电灯动力十钱、消耗品费十五钱、煤炭四十五钱、晒场租金（柴年贡）四十钱、百反人工钱八十钱至九十钱，合计需三日元十五钱。而承包价只有两日元六十钱，则每百反亏损五十五钱。漂白业者解雇远地雇来的人太惨酷，所以尽量再困难也雇着；但若今日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终究顾不得许多，全部沦为失业者的一天终会到来。”

中小企业对策以卡特尔为中心

关于中小企业的不景气，还有许多例子。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在失业状态下维持生活。不能因为景气不好就不干了。也许有人弃业夜逃，但也有人明知不景气仍重新开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数量并不减少，反而还在增加。面对这种状况，政府采取了若干政策，其代表性方法与对待大企业一样，是让其结成卡特尔。

临时产业合理局选作中小企业合理化先驱的，是条纹三绫制造业。三绫是过去曾用于军人衬衫等的厚棉织物。价格原为一反七八日元，此时只剩三日元左右。虽说是一反，幅宽二十七英寸（一英寸为二点五四厘米）、长三十码（一码为九十一点四四厘米），相当于窄幅织物五反。三日元销售额中，原料费占两日元三十钱；留给工资和利润、打包费、运费以及对方国家进口税的，合计只有七十钱。商工省注意到这种状况，让其组织工业组合，实行生产数量统制，并斡旋出口的共同销售。这项计划如愿以偿，价格恢复到五日元左右，出口反而增加。另一个成功事例是棉绉布（绉布）。这里也实行了大致相同的生产调节与共同销售并获得成功。继此之后，棉法兰绒、出口羽二重，纤维以外的搪瓷铁器、陶瓷器也进行了某种统制，取得了成果。然而总体来看，实行统制的只是一小部分，中小企业仍未能摆脱不景气。

在国际与国内都持续不景气之时，整体需求在减少，靠一时的政策无法拯救整体，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如前所见，明知不景气仍开业的业者在增加，就更是如此。在不堪忍受不景气的中小企业主中，盼望无论如何也要打破现状、出现新政治局面的人多了起来。同一时期，纳粹在德国兴起，其支持基础中多是中小工商业者、工匠阶层等所谓旧中间层，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日本，为军部侵略满洲及其对华强硬论喝彩的声音也出自这一阶层，这也不容争辩。不景气就这样在社会内部孕育着炸弹。

推定失业者数

注）据日本统计研究所《日本经济统计集》

4 失业的增大

知识阶层的失业是一大特征

不景气之下失业者增加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当时的失业统计并不充分，从事调查的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准确反映失业的实际状况。这里姑且看一下其数字。

从1929年到1932年，即使按这项统计，失业者数也增加了约二十万人，失业率也从4.3%跃升到6.9%。当然，也有这项统计无法反映的失业状况。以大阪府为例，府厅调查的失业者数为八千余人，而大阪市社会部的数字为两万六千六百九十人，后者是前者的三倍以上。大阪府的数字与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数字几乎一致，所以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日雇劳动者。另外，群马县的统计看来也只覆盖了实际情况的三分之一左右。失业者中也有几种类型，如日雇劳动者、工薪生活者、一般劳动者等，各自的失业状况也不相同。以大阪市为例，每天早晨五点半，就有一千二三百名日雇劳动者聚集到三处职业介绍所。但真正获得工作的只有一百人上下，九成以上的人都会落空。即使得到工作，一天的工钱也只有一日元二十钱到一日元五十钱，还要靠它连同落空的日子在内，与家人度过数日。因此，据说许多人连廉价客栈也住不上，只能露宿野外。

注）内务省社会局调查

然而，当时失业问题最显著的特征，是所谓“知识阶层”的失业问题。有这样一个说法：东京市社会局为了给知识阶层失业者提供工作，于1930年5月决定录用七百余人作为官厅的临时帮手，结果有五千八百五十七人应聘，难以取舍。在这种情况下，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就职门路。1930年5月，对资本金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和各官厅进行调查的结果，大致如下。在官厅方面，二千二百七十一名报名者中录用了二百三十四名，合格率约为10%。在大公司方面，三百二十五家公司中，完全不录用应届毕业生的占52.8%，超过半数。在录用学校毕业生的单位中，中学和小学毕业生也比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多；而且与录用人数相比，报名人数逐年增加。名为“大学是毕业了，可是……”的流行歌由此出现，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报考人数在这一时期逐年减少，也正是以这种情形为背景的。

劳动条件的削减与钟纺的罢工

随着工厂关闭和规模缩小，解雇件数也增加了。即使未被解雇，劳动条件也接连遭到削减。当时压低劳动条件的方法包括：降低奖金、推迟加薪、缩小加薪幅度、减少各项津贴等变相的工资下调；以及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休息日等方法，即使日薪或时薪不变，也能削减支付总额。

被称为日本第一企业的钟纺，也在1930年4月爆发了大罢工。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给职工七成、事务员六成的战时津贴，公司因不景气宣布全部废除，改发相当于基本工资三成的临时补贴；这对职工来说，相当于工资下调约两成四。劳动者在各工厂向公司请愿，要求保留战时津贴，但未获采纳，最终爆发了历时三个月的大争议。本来，钟纺以家族主义、温情主义著称，完全看不到劳动运动。但一旦进入争议阶段，就出现了解雇主谋者、瓦解罢工队伍、据守食堂、袭击董事私宅等极为激烈的行动。钟纺尚且如此，1930、1931年达到了战前罢工与闭厂（lockout）的高峰。为便查考，这里把当时的工资与劳动争议的数字汇总于图4、图5。

从图中一看便知，工资下调最激烈的是工人流动性强、相对不需要熟练技能的纺织工业和煤炭工业。相反，工资下调幅度相对较小的是需要熟练技能的重工业部门，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5 政治动荡

伦敦条约与统帅权问题

在剧烈不景气表面化之前的1930年2月，执政党民政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时，政策当局恐怕还没有预料到不景气会以如此猛烈之势袭来，财界也没有表现出对井上财政的不满。只是在政治方面，剧烈动荡反复发生。1930年2月，关于海军辅助舰艇的裁军会议已在伦敦召开。民政党政府把达成裁军与解禁并列为政府最大的政纲，因此为实现裁军倾注全力，并向伦敦派出了以前总裁若槻礼次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当时我国的要求是：辅助舰艇保有量达到英美的七成，同时增加大型巡洋舰和潜艇的保有量；这一主张很早就已公开。

然而1930年3月末，代表团发来了最终的请训。据称，谈判结果是：总吨位虽确保了略低于七成的水平，但在大型巡洋舰和潜艇方面，除非按美国六成的水平妥协，否则预计无法避免决裂。政府向全权团发出回训，令其按此方针签字。

对此，执掌海军作战的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即使不惜决裂，也应坚持大型巡洋舰和潜艇的要求。但海军内部也有谋求圆满收场的动向，海军一度表示接受，事情进入了发出回训的程序。然而其后，军令部方面声称从未同意过回训，问题在政治层面扩大了。

问题的焦点在于，围绕这一决定，究竟有没有侵犯统帅权。根据明治宪法第十一条，作战用兵之事由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施行，政府不得插手，即所谓统帅大权。军令部方面的说法是：兵力数量的决定虽然主要由政府负责，但统帅部也参与其中，所以未经其同意就在条约上签字，是侵犯统帅权。对此，政府方面的见解是：根据同第十二条，兵力数量的决定是在听取统帅部意见之后由政府决定的，所以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也符合当时宪法学的通说。因此，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问题，但由于政友会把它带入政争、企图倒阁，事态也就势必复杂起来了。

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以及鸠山一郎、内田信也等人相继发难，追问按照该条约确定的兵力数量能否保障国防安全、条约是否违反宪法。海军内部甚至东乡元帅也批判条约。事态纷乱，给一般人留下了滨口内阁违反宪法实行裁军的印象。右翼团体也乘机鼓噪起来。议会结束后，批准条约还须经过枢密院审议。其副议长平沼骐一郎和精查委员长伊东巳代治，正是此前在金融危机之际搞倒若槻内阁的祸首。这一次，他们也想在审议条约时将其否决，以此倒阁，并与政友会串通一气，暗中活动。然而政府态度强硬，压服枢密院强行通过。其背后有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对英美协调论；西园寺激励内阁说，如果枢密院始终不肯改变反对态度，那就罢免持反对意见的顾问官，改组阵容后重新审查即可。此时，预料内阁将倒台的美元买盘也在增加。

抬头的右翼与滨口首相遇刺

这样，裁军条约的成立虽是滨口内阁的胜利，但侵犯统帅权的宣传却激起了国内青年军官、右翼团体等的激愤。

围绕伦敦条约的统帅权问题发生后，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活动骤然活跃起来。原本，实行解禁就是以遵从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为目的，缔结裁军条约也是为了与英美密切协调，所以这两项政策基本上具有共同的性质。遵从世界既成秩序，并在其中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是滨口首相以及币原外相等人共同的想法。西园寺支持这一点，也是因为认同这一思想。据说西园寺常说：“日本正是因为参加国际联盟也好、裁军也好，与英美协调，才能握住世界政治的指挥棒之柄。像法国、意大利那样吊在指挥棒的梢头是不行的。”

井上强硬推进金本位制复活，也与这一思想相连。然而，右翼和军人反对这种想法，认为应一举打破国内国际的既成体制，他们的活动从这一时期开始激烈起来。

在当时普遍的不景气中，右翼势力逐渐增强。接近大川周明、北一辉的势力各自窥伺时机；血盟团事件的井上日召也从茨城县来到东京，加深与青年阶层和年轻海军军人的联络。海军上层分裂为条约派与舰队派，反条约的舰队派势力增强。由于农村的贫困，入伍的士兵们连安下心来过军队生活都做不到；目睹此情的年轻陆军军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一心认定照此下去军队的基础将被破坏、应当实行国家革新。恰逢其时的伦敦条约问题，似乎起到了把四分五裂的右翼势力团结起来的作用。

在这样的状况下，滨口首相在东京站遭到右翼一名青年的枪击，身负重伤。币原外相被任命为临时首相代理。币原是出色的外交官，但作为首相代理的手腕却不甚高明，政情愈发陷入混沌。在野党政友会把议会审议拖入混乱。其直接原因是，币原在就伦敦条约与国防问题接受质询时所作的答辩中，含有让天皇承担国防责任的内容，被指为不敬；议会为此中断审议，争吵了将近两周。次年1931年3月，滨口因病未愈辞职，若槻礼次郎再次接任民政党总裁、首相，延续了内阁。

被暗中掩盖的三月事件

在这样的状况下，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身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要职的二宫治重（参谋次长）、杉山元（陆军次官）、建川美次（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矶国昭（军务局长）等人，与以大川周明为中心的右翼携手，抬出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企图发动政变。他们以政界混乱惨不忍睹、照此下去国家前途堪忧为名目，联络一部分工会和右翼团体组织示威队伍，包围国会，要求解散议会、内阁总辞职，成立宇垣内阁，由军方掌握政权。大川等人姑且不论，其他军队高官对这件事有多大积极性，目前尚无定论；但至少建川和小矶一度当真，宇垣似乎也并非完全不感兴趣。

然而，这一事件未及实行，就因宇垣下令中止而被不声不响地掩盖了过去。当然，责任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所谓三月事件，就是此事。不过，事件虽然中止，演习用的三百枚炸弹已经落入大川一派右翼手中，军方后来不得不为收回它们煞费苦心；而且因为中止实行，右翼对宇垣的谴责极为激烈。另外，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中层军官组织的“樱会”（领导者为桥本欣五郎中佐），其成员开始酝酿撇开高级军官的武力行动计划。

另一方面，在关东军中，一项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两参谋为中心，通过谋略制造事端、赶走满洲的中国方面实力人物张学良、一举把满洲变为领土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桥本等中央军官集团与板垣、石原等人之间，有着秘密而密切的联络，据说反复讨论的是：先在国内推翻政府、断然实行昭和维新，还是先在满洲起事，再扩展到国内各地。陆军内部的这种动向几乎不为政府所知。连消息灵通的西园寺元老的秘书原田熊雄，都是到入夏时才第一次知道三月事件；国内外的阴谋就在上层尚未察觉之时急速发展。此外，据说三月事件还有在野党政友会的森恪牵涉其中。政友会的急进派或许也不惜以近乎政变的方式谋取政权。

就这样，在国内的不景气与军部纷乱躁动之中，解禁政策继续执行。作为经济政策的解禁问题，逐渐只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