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井上的政策
激起波澜的井上财政演说
1930年在不景气中过去，1931年春季的议会出现了如前所见的混乱，与此同时，围绕财政政策的论战也是火花四溅的激烈之争。尤其是政友会前藏相三土忠造与井上之间的论战，针锋相对，内容丰富。井上财政演说的大要如下。
由于1930年度的萧条，财政收入预计也将显著减少。租税及其他经常收入将减少一亿五千五百万日元，即便把其他收入合并计算，也将减少一亿四千九百万日元。因此，政府决定制定与减收相适应的岁出计划。作为伦敦裁军条约的结果，海军扩张计划被削减，1931—1936年度之间定为五亿零八百万日元，政府又进一步节约，定为三亿七千四百万日元，把一亿三千万日元有余转用于国民负担的减轻。这样，岁出预算总额为十四亿四千八百万日元，比上年减少一亿六千万日元。既然如此削减财政支出，整顿精简行政、财政制度，推迟新的事业，也就在所难免。不过，为了救济失业，计划以发行一千二百万日元铁路公债为首，开展以公债为财源的公共事业。此外，为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贷出存款部资金二千五百万日元，并作为农山渔村失业的救济资金，贷出七千万日元有余。
目前的不景气确实深刻，但自1930年11月前后起，世界性萧条也告一段落，预计不会再有更深的下滑，“我们认为正逐渐走向正常的状态。当然，这个不景气会不会突然转为繁荣，谁也不能预料，但我认为今天经济界正以逐渐稳健的步伐，在各方面显现出恢复的倾向”。当前应采取的政策，唯有进一步推进产业合理化，通过降低成本，创造新的需求，增加生产。解禁后的黄金外流相当激烈，1930年中，日本银行的正货准备减少了二亿五千万日元，但另一方面，我国的银行、公司购入了约一亿日元的外国证券。贸易状况也恶化了，但那是由于商品价格下跌，数量上并没有多大减少。因此，国际收支、贸易两方面都不必过度悲观——他这样说。
政友会抨击其过于乐观
井上的这篇演说，可以说作为政府当局，倒是坦率地承认了财界的不景气。然而，代表在野党政友会的三土理所当然地予以反驳，抨击政府的见解过于乐观。
其要点是：现内阁的财政政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政府犯了四个错误：解禁既勉强又无准备；作了紧缩节约的宣传；对世界性萧条的预测和对银价暴跌的预测均告失误。不景气正是这四个因素叠加而发生的，但尤其是前两项，不得不说政府完全搞错了政策。关于景气动向，政府把物价和股价一时止跌说成是景气恢复的征兆，但那只是政府一时命令日本兴业银行等强行融通资金所致，不景气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善。
就预算来看，政府的岁入估计也过大，财源不足，正用短期的大藏省证券敷衍一时。裁军带来的节约也决不算大。一面说不发行公债，一面却把公共事业费的财源依赖于公债。这不得不说是财政紊乱——如此等等。井上逐条反驳，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今天重读这场论战，当然不能断言双方孰胜孰负。可以确定的是，井上明确表达了将解禁政策坚持到底的态度。
即便不景气在国际上日益严重，它也不会无限持续下去。随着景气恢复，自己的财政政策终将得到回报——井上在这一时期是这样确信的。三土指出在大萧条开始的时候实施解禁，时机不当，这是正确的；但1930年初，谁也未能预测到如此严重的大萧条，这也是事实，井上无法接受三土的主张，也是理所当然的。
1931年度预算靠执政党的力量总算通过了，但到1930年度末（1931年3月31日），岁入远低于预算，产生了一亿二千万日元的缺口，而且清楚可见，即便扣除岁出的节约，仍将产生四千八百万日元的缺口。井上不得已发行该数额的公债，填补财政的亏空。政友会对此猛烈抨击，论战再度上演，但井上不肯承认自己方针的错误。
呼吁紧缩财政
1931年的经济，就这样继续按井上的方针推进。井上为了表明将以与此前相同的想法强行推进财政与金融的态度，于1931年4月在地方长官会议和全国无尽集会所做了两场演说。这里以无尽集会所的演说为中心，概括一下当时井上的想法。
井上首先主张，1930年秋以后，财界的状态已趋于稳定。从1930年5月到9月前后，不景气急剧加深，那是解禁当时自己所未能预料的。生丝从一千日元跌到五百日元出头，这样的物价暴跌把整个经济打入了危机的谷底。但此后价格也趋于稳定，经营优秀的企业中，生产成本少则下降二成五，多则下降三成五左右。由于不景气，降低工资、裁减人员等这些在平时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得以做到了。无论什么产业，到了不景气的时候，除了削减成本、调节生产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妙策。若考虑将来，仍有一些产业成本削减得还不够。在未将其充分整顿淘汰之前，不可能经得起国际竞争。政府的财政也是一样，在不景气之下，光靠政府扩大岁出的话，“世人就不会行动。……人心的劲头若不用到这上面，就收不到实效”。
外国的状况也与日本没有丝毫不同。物价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已跌回大致大战前的水平。然而，对未来的不安已不多见了。最困难的，恐怕是从海外引入的资金被抽走、金融陷入窘迫的德国。这样想来，“从世界的总体大势来说，这个不景气急剧转为繁荣的时代虽然不会到来，但我认为今后也不会再怎么坏下去。我认为会渐渐好起来”。
也有人问，政策上难道没有应对这个不景气的手段吗。“然而……人的力量这种东西，在违背自然之力时，是非常无力的。顺着自然之力行事时，没有比人的力量更强大的了”。经济政策恐怕也是一样。今天是应当整理的时代，是收拾摊子的时候。“这样做，降低生产费，去除浪费，稳稳把住，使自己的事业能够自立，那么时势一旦转变，利润率就会比以往大大增加”。只是，把它整垮不算本事，用金融手段让它勉勉强强活下去，才是现在唯一可行的政策。美国胡佛的景气恢复对策也全部以失败告终，反而有残留害处更大的倾向。
澳大利亚由于持续采取既不减工资也不造成失业的财政政策，其中一个州新南威尔士停止了公债付息。联邦政府代为承担，说是要履行付息，但其信用已经扫地。到了那一步就本利俱失。“今天的日本正处于非常重大的时机，在这种时局下，全体国民必须脱胎换骨，觉悟到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是虚假的，从此顺应世界大势而获得新生，大干一场”。
不顾反对削减官吏薪俸
1931年，岁入低于预算也几乎已成定局。于是进入新的年度，政府立即着手行政、财政的整顿，决定实行约一亿日元的节约。其内容大致是：通过恩给、补助金、官吏薪俸、工资的削减挤出四千万至五千万日元，其余五千万日元靠省的撤并、局课的整理等行政整理和物件费（办公物资经费）的削减。这些问题无一不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官吏薪俸的削减，是此前已经失败过一次的问题，预计会进展艰难。官吏减俸的程度，在从首相减两成到月薪一百日元者减为九十五日元（减五分）的范围内实施。然而反对运动十分激烈。特别是夹在铁路从业人员的强烈反对与政府方针之间的铁路事务官们，竟落到全体向大臣递交辞呈的地步。法官、检察官的反对也很激烈，因此司法大臣定下了法官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减俸的规定，采取逐个征得同意的做法。这样实行减俸，节约也不过约一千万日元，但政府总算达成了夙愿。减俸旋风不仅限于中央官吏，也以同样比例适用于府县、市町村的吏员。小学教员最高减一成、最低减五分的减俸得以实施。
为了行政整理，撤并省的计划中，提出了废除拓务省、降格为拓殖局，以及合并农林省和商工省成立产业省的方案。各省对此反复强烈反对，还发生了夹在中间的江木铁道相辞职的一幕，但最终因反对，产业省的设置被搁置，只有拓务省的降格得以实施。由此产生的预算削减额仅五十万日元，几乎没有实效，但井上借此表明了政府的紧缩态度，想来意在追求精神上的效果。
强行推行的平衡预算案
恩给法修改问题，由于恩给领取者主要是旧军人，在陆海军省与大藏省之间激起了激烈的摩擦。井上的提案是：军人出身的恩给领取者一般年纪轻轻（陆军军人平均三十四岁，海军军人三十岁，而一般文官四十七岁）就开始领取恩给，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想让军人恩给也向文官靠拢，但陆海军对此强烈反对，结果不得不作出不彻底的妥协。
军备整顿问题也成为藏相与陆海军摩擦的原因。当时陆军中央部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兵器的发展，正在谋求充实装备，但由于迟迟拿不到预算，正在推进一项计划：由军队自行缩小军备，如废除近卫师团、把第十六师团移驻朝鲜，用由此省出的预算来充实装备。关于这一点，井上从财政的立场表示反对。他虽对陆军的提案表示赞成，但一旦实施，1932年度就需要增加相当可观的支出，因此希望把计划推迟一两年。井上一度征得了南陆相的同意，但“陆军大臣遭到小矶军务局长和经理局长的反扑，再次来到我（井上——引用者注）这里，说‘虽然一度答应了，但部内怎么也摆不平……’之类的话，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井上谈话，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
在编制1932年度预算时，井上也采取了强硬态度。也就是说，他不采取由阁议决定大纲、各省据此提出概算要求、再与大藏省交涉编成预算的做法，而是不交阁议、不承认概算要求，由大藏省制作概算，从一开始就强行推行。结果，井上编制的1932年度预算案比1931年度节约一亿二千万日元，为十三亿三千万日元有余。井上试图编制一份避免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平衡预算。这样一来，政府岁出在一切方面都被迫大幅节约。就这样，井上强硬地推进自己的政策，咬紧牙关，相信总有一天形势会大大转变，景气恢复，自己的政策得到回报。而且，即便有在野党和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反对，金融界和学界也一致给予井上支持，因此他的地位和自信无可动摇。支撑这一点的支柱之一，就是构成财界中枢的大财阀的支持。
2 财阀的动向
从一部连载小说看对财阀的攻击
1930年1月至6月，《东京朝日新闻》连载了细田民树的小说《真理之春》。小说在未完的状态下结束了连载（后来在《中央公论》连载后篇），其主要理由，似乎是由于原型人物池田成彬的抗议。在这部小说中，池田成彬以生野齐信这个名字登场，任谁都能立刻看出原型。他是财阀的象征，其家庭充满丑闻，在东京和镰仓拥有豪华的宅邸，被描绘为掌握财界生杀予夺大权的典型财阀代表。例如书中写道，他的小女儿是富家阔少们通宵达旦的暧昧聚会的常客，而那位小姐已经结婚，池田愤慨也情有可原。然而，这部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引起轰动之作，自有其理由。
如前所见，以三井为首，三菱、安田等诸财阀在大战结束后的时期稳步创办新企业，或者把二流以下财阀旗下的企业收归自己手中，进而以电力公司为首，通过金融对系列外的大企业也施加强大的支配力。其中三井物产等，通过中间商从农家垄断收购鸡蛋，又通过同样的中间商兜售鸡饲料，一手经办日本贸易的两成上下，还掌握着王子制纸等大厂商众多产品的一手经销权，凡此种种，都被视为财阀恶劣面的代表。
财阀的说辞及其信念
因此，《真理之春》中那种虚实夹杂的对财阀的攻击，具有强烈打动读者的力量。然而，财阀的主事者并不打算回应这类批判。或许他们心里自认并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
例如三井财阀的总帅团琢磨，在王子制纸要合并富士制纸和桦太工业组建大制纸托拉斯时始终反对，据说那是因为担心三井系完全独占一个产业会成为问题；据说他对三井物产从军舰到鸡饲料无所不包的经营方式也持反对态度。
池田成彬也是一样，主观上似乎并没有通过三井银行支配产业界的野心。池田本人有一份题为《财阀的事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将来》的草稿，据说写于对财阀的攻击激化的1932年夏前后，其中这样说道：
“日本所谓财阀所关联的事业范围极为广泛而且复杂。涉及工业、商业、金融、保险以及其他众多领域。又，我相信财阀过去对日本产业贡献的功绩也很大。在尚未发展的产业界供给资本，供给所养成的人才，支持即将倒塌的产业并引导其走向恢复，或者完成非大资本则终究无望成立的事业……。而看财阀成就这一大业的经营路径，主要是取得多数股份成为大股东，或以其他方法选出代表董事，掌握经营的实权，依自己的信念经营事业。……
经济界持续繁荣、财富普遍分配的时候不会发生议论，但若不然，财富分配出现失调，贫富之间产生悬殊，议论就会发生。也就是说，贫者无论怎样劳作也赚不到钱，甚至衣食之资也得不到酬报，或者想劳动也难以找到工作，只得加入失业的群体……。
财阀也依凭自己财力、人力的优越力量，以自己的信念经营事业，成就今日之大，其间毫无愧疚之处固然是当然的，但目睹社会四周的形势如同今日，不仅不能徒然安然自处，我认为对自己的立场也有再三反思的必要。……
再就财阀的银行业进一言：以往银行业经营者的信念，在于任何时候都要备齐能够完全应对存款支付的准备。这个信念极为强烈，其间既无私情，也无权力的压迫。而欠缺这一信念的银行经营者大抵都失败了。然而在日本，财阀支配的银行在最近数年间，存款、贷款及其他数字都有异常的发展，于是把巨额的资力收入掌中，一举一动对产业的影响极大，从而直接或间接波及社会民众利害之处不少。看到这种情形，银行经营的方法也不应再如往昔那样，仅以存款支付准备这一个方面为满足。”（今村武雄《池田成彬传》）关于财阀的过去，池田反而高度评价了其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相信“毫无愧疚之处”。他只是说，由于不景气而出现了失业和贫富的差距，这才是问题。特别是财阀系银行的信念，在于“任何时候都备齐能够完全应对存款支付的准备”。银行的行动仅仅以这一件事为目标推进，结果却是“把巨额的资力收入掌中”——他这样说。确实，不能放任贷款的呆账不管，于是让企业发行公司债收回贷款，进而强令清理债务，干涉董事人事要求更换经营者，视情况还要求企业整理合并。那是业务上自然的演变，并不是作为财阀统一的战略方针来做的——池田想必是这样考虑的。
财阀银行押注解禁的盘算
这种想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是理所当然的，其本身不该受到非难。只是当企业巨大化、拥有了独占性的支配力而仍固执于这种常识时，其影响过于巨大，就有可能给整个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财阀系企业经营者的意识与社会一般的认识之间，就这样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财阀系银行积极支持解禁，前文已经述及，但其背后暗藏着这样的意图：利用稳定的汇率关系，或者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有时则把国内资本运用到海外。当时的三井银行正为如何运用迅速增加的存款而苦恼。在三井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曾认真讨论过，但因调查等方面的困难，最终确曾被搁置。三井银行也确曾一手承接大阪市市债。其他银行即使没有这样显眼的活动，也同样在为游资的处理而苦恼。可以说，解禁为此创造了绝好的投资机会。
我国的利率从1930年到1931年上半年呈略微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进入1931年后，投资完全停滞，金融松弛愈发明显。三井银行见此形势，购入了相对有利可图的外国短期证券。1931年3月至9月的购入总额达一千二百三十三万英镑（合一亿二千万日元有余）。大银行一面利用金本位制度获利，一面继续忠实地支持解禁政策。1930年，经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斡旋，有人提议安排池田与西园寺会面。两人会谈是在1931年6月。此时池田就解禁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讲起，说本应紧缩的地方，由于政友会内阁和日本银行一拖再拖，才造成了如今的停滞，“我的意见还是与民政党相同，即便此时给工商业带来相当的不景气，也无论如何应当解禁，同时政府财政也必须采取紧缩方针。必须实行解禁，把方针引向那里。——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这些话我讲了大约三个小时”。
西园寺一言不发地听完这番话之后，问：“高桥先生的政策错了吗？”池田答道：“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许会有工商业者来说，搞解禁国家就会垮掉之类的话，但日本不会因为那种事而垮掉。工商业不振、不景气到来，世间会骚动起来吧，但那种程度的忍耐是必须要有的。不这样，日本的财界就无法重振。”
（池田成彬《故人今人》）
财阀就这样一面高举古典资本主义的逻辑，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并以同样的逻辑支持了井上的解禁政策。对于针对财阀的攻击，他们还没有到认真对待的地步。
右翼、军人与池田的立场
不过，池田并非没有意识到外部、特别是右翼和军人的压力。“三月事件”当时，池田和平沼曾把桥本欣五郎叫来，听他讲俄国的事情。可是桥本把俄国撇在一边，始终都在攻击资本家。
“‘我是陛下的军人。政府说的话我可不听。政府有什么为难的时候，或许会来要求派兵，但我不答应。不过若是陛下的命令，我就出动。’他就是这样说的。那时我是第一次见到桥本，旁边的人介绍我说‘这是三井的池田’，桥本就说‘我们开枪的时候，可不会拿民众当对手’，然后朝我这边瞪了一眼，那态度简直像在说，要打的就是你们资本家。……后来慢慢听他说下去，稍稍试探了一下，发现这种倾向在军人中间相当浓厚。”（《故人今人》）
当时“三月事件”和桥本主持的“樱会”的内情还不为人所知，但池田已经嗅出了军中向非法运动倾斜的动向。他回忆说，见到西园寺时，他曾再三力争：您一定要见一见少壮军人。
然而，即便存在一部分这样的动向，它已经成为难以控制的潮流——这一点不用说池田，就连西园寺也没有察觉。“三月事件”的领导者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处分，稳坐要职，伺机在满洲起事、推行国内革新。
对这种形势的误判，在政治上也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并使财阀成为非难的靶子，这将在后文看到。
3 德国的金融危机与英国脱离金本位
超出预料的欧洲危机
另一方面，大萧条朝着远比井上和池田的预料更为深刻的方向发展。1931年3月，德国政府备妥了紧急处分令，布吕宁首相打算前往英国，商议如何渡过这场危机。当时德国经济已濒临破产。如前所见，当时的德国主要依赖来自美国的资金流入，推进国内投资，改善贸易并支付赔偿。然而，大萧条以后，各国的海外投资急剧减少，德国由于海外投资被突然抽走，暴露在无休无止的危机之中。要渡过难关，唯有延期支付赔偿一条路。布吕宁的访英，正是为了请求暂缓支付赔偿。
试看1929年、1930年、1931年1月至5月的英国海外投资数字，分别为六千九百万英镑、七千万英镑、三千五百万英镑，1931年的锐减十分醒目；美国的情形也一样，以年初五个月的合计，从1930年的六亿美元锐减至1931年的二亿一千一百万美元。面对看不到新投资、唯有资金回收格外醒目的状况，德国努力设法防止资本流出。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把官方贴现率从5%一举提高到7%，但仍在一个月间丧失了十二亿马克的正货准备。1929年各银行合计有八十五亿马克的短期借款，到1931年7月已减少到三十五亿马克。资金被如此迅速地抽走，国内金融骤然收紧，银行也不得不陷入难以兑付存款的境地。
奥地利的大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停止支付是在1931年6月。大银行停止支付自然引起连锁反应，德国遭到猛烈的金融危机的袭击。以达纳特银行为首，大银行相继停止支付，德国政府终于实施了高强度统制：由国家实行外汇管制，禁止资本流出。6月2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致信美国胡佛总统，屈膝恳求救济。
“从过去数日的事态可以清楚看出，全世界已丧失对德国经济组织的信赖，认为在难以背负的重荷下喘息的德国经济组织已无法履行其功能。外国给予我们的巨额信贷已被提走。仅在过去的数日之间，德意志帝国银行就不得不向外国支付其黄金准备及汇兑资金的三分之一。作为这些事实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经济生活被迫进一步大幅紧缩，已包含产业劳动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失业者人数势将进一步增加。从劳动的意志、能力以及德国国民的训练来看，可以相信德国国民能够忍受任何困苦，履行本国所背负的债务。然而，为使德国国民鼓起勇气直面现实生活，并维持全世界对德国债务履行能力的信赖，救济德国实在是燃眉之急……”。（东京政治经济研究所《世界政治经济年鉴》1931年）
英国金本位制的崩溃
胡佛总统立即对此做出回应，提议：美国政府把外国政府对美国所负债务的追收宽限一年，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把赔偿和战债的追收延期一年，在此期间努力使经济恢复——这就是著名的胡佛延债令（Hoover Moratorium）。
对此法国当初面露难色，但7月2日缔结了美法协定，表示同意。由于这一延债令，世界经济似乎骤然稳定，看到了恢复的曙光。然而那是错觉，以达纳特银行为首，各银行停止支付接连不断，德国经济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危机。
胡佛延债令以失败告终时，陷入危机的是英国。投向德国的各国资金，由于停止支付和外汇管制，如今已完全被冻结；但各国资金往往不是直接投向德国，很多是经由英国投出的。因此，从德国抽回资金的浪潮转而袭击了英国。经由英国投向德国的主要是法国、瑞士等诸国，现在为了确保其安全，它们打算把存放在英国的四亿英镑资金抽走。英国经济顿时陷入危机。
伦敦虽说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却没有足以承受那种规模支付的准备。英国政府为支付借入了五千万英镑的信贷，但那在短短十天内就消耗殆尽。
当时的英国处于以麦克唐纳为首相的第二次工党内阁之下，面对这场金融崩溃，要求成立举国一致内阁的呼声高涨，内阁总辞职了。然而，工党的主流反对联合内阁，麦克唐纳等人退党参加举国一致内阁——这一政治危机也是其中的一幕。然而即便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危机也未能缓和。英国政府原打算将其作为暂时性措施，于9月21日停止了金本位。由此，把英国资金带往海外的动向被遏制了，但同时，存续了一百年以上的英国金本位制也在这里结束了其漫长的生命。
如前所见，英国是金本位制的发源地，也是其保护者。英国的海外投资一直以支撑世界诸国金本位制的方式运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实力虽有所下降，伦敦仍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地。这样的英国无法承受急剧的资金流出而脱离了金本位，可以说意味着世界各国金本位制的终结。实际上，日本于这一年的12月，美国于1933年，法国于1935年各自停止了金本位，此后金本位最终未能恢复。
然而，在英国停止金本位之日，能够读出这一长期趋势的人很少。井上的悲剧从这一天开始。
4 满洲事变的爆发
全面展开的军方阴谋
如前所见，在满洲，以板垣、石原为中心的阴谋策划也终于全面步入轨道，开始推进。统治满洲的张学良政权与日本方面之间悬案堆积如山，而且新的问题又接连爆发。
其中最大的，是被称为万宝山事件的朝鲜人农民受压迫问题，为抗议此事，朝鲜出现了对中国人施加暴行等动荡不安的气氛。此外，这年6月，正在视察兴安岭方面的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被中国军队杀害的事件，愈发刺激了关东军。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关东军的参谋之间，无论这些事件发生与否，看准时机起事、把满蒙变为领土的准备已经在进行。例如1931年5月，板垣对新近进驻满洲的第二师团的高级军官发表演讲，在明确表明其决心之后，极言道：为了在国防上、又在确保产业资源上，与世界大国并驾齐驱前进，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它变为领土。万一不幸，我国放弃满蒙，就只能沦落为比利时、荷兰那样的小国。另一方面，中国的现状是内乱不断，各地实力派割据，看不到作为国家的统一，民众无法安居乐业。把满洲变为我国领土，也有助于民众安定其生活。当然，实行这一政策时，美国很可能进行强烈干涉，但我国海军拥有将其击破的力量。由于伦敦条约，越往后海军力量的差距只会越大，所以要开战的话，反倒是越早越好——他这样说。
石原怀有一种数年来酝酿的“世界最终战”的战争哲学。1931年4月，石原力主：在数十年后应当进行的、为了世界统一的最终战争中，日本要战胜美国，首先必须把满蒙变为我国领土，对内进行政治、经济革新，建立不败的体制；关东军的参谋部也由与石原的思想共鸣的人构成。这一构想，在中央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有赞同者，桥本欣五郎等急进派自不必说，军务课长永田铁山等人也知道计划的大纲。奉天的关东军兵营里已经悄悄架设了二十八厘米炮。
此外，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与关东军取得联系，在奉天附近起事的同时，策划在被朝鲜北部和苏联夹峙的满洲间岛省，通过密谋制造事件，使朝鲜军出兵。政府对此完全没有察觉。
只是，曾与民政党合作的宇垣离开陆相之位、南次郎就任陆相之后，可以感觉到合作的体制一点一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31年8月，南在军司令官及师团长会议上做了训示，并将其公开发表。
其内容是：陆军自行制定了裁军计划，但这是军队最低限度的要求，为其实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竟有“处于门外无责任位置的人乃至不深切关心国防的人，动辄把军部看成是对国家现状盲目而悍然提出不当要求”的人，岂有此理。此外，满蒙问题在帝国的生存发展上占有极为重大的位置，事态却在向恶化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国际政局的变化、伴随我国民元气萎靡而来的国威的衰退，以及中国排外的国权恢复思想和经济力向满蒙的发展。军人必须愈发尽奉公之诚，在教育和训练上倾注热忱与诚意——大意如此。
政友会支持军方的强硬态度
“门外无责任的人”对军备插嘴岂有此理的发言，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驳。此外，触及满蒙问题也是对主管外交的外务省的无视，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币原外相在阁议上向南提出了强烈抗议。然而，若槻首相担心非难此事会引起阁内分裂，真相似乎是表面上谁也没有提出质问。此外，由于训示中有“军人应主动把这些主张之所以正当的理由，在军内外彻底贯彻”的一节，于是拨发了若干预算，现役军人到处演说满蒙的危机和国防的强化。
而且，陆军的这种强硬态度博得了在野党政友会的喝彩。政友会派遣首席总务森恪等人前往满蒙，进行了实地调查，其结论是：中国政府蹂躏我国在满蒙的权益，正在进行敌对行为。若照现状发展下去，日本就不得不从满蒙收手。要不收手，除了动用国力别无他途。森回国之后拜访南陆相予以激励，说“陆相的训示，一点儿也算不上激烈，也算不上越权行为。……我对您关于满蒙问题的认识完全赞同。请务必好好干”，暗中煽动陆军与政友会携手，谋求内阁更迭。森此时似乎探知了关东军幕僚的阴谋，写下“抚剑间岛夜，天将明”这样一句杀气腾腾的诗句。
恰逢地方议会选举正在举行，据说森恪与陆军省的小矶军务局长携手，采取的办法是，师团的军事演讲会一结束，就连同场地和听众一并接管，宣传普及国防，同时使选举朝着有利的方向展开。
满洲事变爆发，形势骤变
这种情势隐约传到政府和元老西园寺公望耳中，政界上层的忧虑之色渐浓。特别是西园寺与天皇的侧近联络，策划由天皇分别召见陆海军两大臣，就军纪松弛严加训诫。9月11日，大臣被天皇召见并受到告诫。此时，南陆相反复辩解，说什么会管束年轻军官的抱团啦、不干涉外交啦、会取缔军人的演说啦。此外，在事发当地奉天，军队的频繁活动和浪人挥金如土日益显眼，阴谋的事实已很明显，奉天总领事把这一情况电告外务大臣，币原以此诘问南。南于是下令特派参谋本部的建川少将前往当地平息事态，但建川把这一使命泄露给了桥本等人，桥本等人以电报通知关东军，把日程提前实施阴谋计划。
建川抵达奉天、暂且在料亭歇脚的9月18日夜晚，以奉天郊外柳条湖的满铁线路被受命于板垣、石原的一部分部队炸毁为信号，满洲事变的火被点燃了。当天夜里，奉天的日本军就歼灭了当地的中国军队，接着战火接连向南满洲一带蔓延。政府在批准既成事件的经费支出的同时，决定了事件不扩大的方针，传令速归驻屯地，但一心要实现当初计划的关东军有时无视中央的命令，在吉林和哈尔滨利用浪人制造事件然后出兵，中央的权威荡然无存。特别是9月21日朝鲜军企图擅自出兵满洲时，中央一度严加制止，但最终若槻首相批准经费的支出，追认了擅自越境。
满洲事变就这样发生了。国际合作与通过解禁同世界经济保持协调这一民政党内阁的方针，因大萧条而受挫，如今又因满洲事变而不得不大大动摇。1931年的夏天，是这几捆炸药被点上火的时期，进入9月，它们以满洲事变和英国停止金本位这一戏剧性的形式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