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禁止黄金出口

1 购买美元问题

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各方同时引爆

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政府为研究对策连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

紧接其后的9月21日，英国停止黄金出口，宣布脱离金本位。随之，不仅以英镑为结算手段的英国殖民地、属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同时脱离了金本位。这给我国造成了严重影响。

我国之所以恢复金本位制度，原本是因为确信世界存在重建金本位的趋势；既然作为其中心的英国抛弃了金本位，那么过去一年多所受的种种苦楚，就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何况，如前所述，以三井银行为首，三菱、住友等财阀系银行当时都把相当规模的资金放在英国。以三井银行为例，它从1931年初开始向利率相对较高的英国和德国投资，直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之前，始终不断向海外投资；截至9月21日，持有七千一百四十六万日元的英镑。其投资方法是先买入美元，再预先卖出远期美元作抛补，以求安全，同时将这笔资金转往伦敦。

据说，只要以英镑安全为前提，这一机制就是最有利的做法；但英国停止金本位，意味着存放在英国的七千万日元遭到冻结。然而，在美国卖出的远期美元仍须支付，因此三井银行一得知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便在21日至25日的五天里，买入了二千一百三十五万美元的美元资金。同样在海外投资的三菱银行、住友银行也出现了类似动向。此外，以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为首的外国银行也争相涌向横滨正金银行，把日元换成美元。据说此时卖出的日元总额约为七亿六千万日元。

英国脱离金本位后，我国对美元的需求之所以一下蜂拥而至，并非都像三井银行那样出于实际需要；也有不少是出于这样的盘算：我国迟早也会脱离金本位，届时对美元汇率必定下跌，到时候再买回日元，马上就能获利。池田成彬后来辩解说，三井银行的做法全都出于实际需要，丝毫没有投机成分。但即使池田的辩解属实，也不能认为其他美元买盘完全没有投机意图；而且正如今天一样，按当时的商业习惯来看，利用汇率的变动牟利，也毫不稀奇，也是常识。在这里，且插录池田以及大矢知升、小汀利得等人的一段回忆。（池田《财界回顾》）

池田　解禁这件事是失败了。不过，若要认真贯彻下去，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时，日本也应当停止，那才是正理。

小汀　1931年9月21日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时，我们这些再禁论者一面高奏凯歌，一面议论说，井上真是个走运的家伙。这是因为：日本虽然还能坚持，但连金本位的老家英国都这样做了，那就没有办法；如果说日本也停止，在政治上就是漂亮地抓住了机会。

大矢知　英镑区全都重新禁止了吧。所以只剩日本和美国。我一接到英国重新禁止的消息，便想到正金银行一定会停止出售外汇。停止出售才是理所当然，没有停售就太奇怪了。因此，我到东京站迎接池田先生，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些才到总行。听说正金在卖，所以我们已经买下了，我便说“那很好”，放下心来，把刚才的情况报告给池田先生。

池田　我这个被称为购买美元元凶的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没想到大矢知君会特意到车站来接我，只问了他要去哪里，真是晴天霹雳。不过，他说已经买了美元，我便认可那是理所当然的处置。

发展为道德问题，攻击财阀愈演愈烈

为了击退再禁论，政府以井上的名义声明维持金本位。其理由是：英国之所以不得不停止金本位，是因为信用扫地，无法避免黄金一举外流。然而，我国财政基础坚实，维持金本位毫无障碍。也就是说，找不到改变解禁政策的理由。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井上命令横滨正金银行按照需求出售美元。井上的想法是，对美元买盘要多少就卖多少，但金本位始终维持，绝不让投机者最终获利。因此，他一面让银行抛售美元，一面为了挫伤美元买盘的势头，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从资金方面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对方主动提出把一度买进的美元卖回给正金银行——也就是想把局面引向所谓协议平仓。日本银行领会其意图，于10月5日一次性把官方贴现率提高二厘（0.73%）。当时，《朝日新闻》特别点出三井财阀，激烈攻击财阀购买美元，企图在重新禁止后再买回日元，以获取巨利。至此，原本属于经济问题的美元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舆论指责说，不顾国家危机，投机购买美元，使财政和金融陷入危险，这算什么事；必须埋葬国贼三井财阀。这里也存在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矛盾。单从经济逻辑来看，英国脱离金本位，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产生购买美元的投机。要想防患于未然，可采取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国也效仿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只要不重新禁止，产生购买美元的投机就属当然；如果仍要维持金本位，就必须一面出售美元，一面做好准备，承受由此造成的国内金融紧缩、利率高涨和国内萧条加剧。在持续恶化的萧条中进一步收紧银根，会把许多产业推入深渊。为避免这种结果，就只能在金本位的发源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之际，我国也随之重新禁止。然而从政治上看，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意味着摘下民政党政权的头号招牌；对井上来说，这将造成无异于政治自杀的结果。青木一男（时任大藏省国库课长）这样说：“可以想见，在井上先生看来，这个问题是他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顶住政友会及其他方面的反对而实行的。因此，一旦转为重新禁止，便会有投降敌营的感觉。再加上他那特有的自信力作为支撑，我想他便坚定了百折不挠的决心。”（青木《圣山随想》）经济上看似最善的政策因政治理由而得不到采用，并由此产生不愿见到的结果，这并非始于此时；但事态的严重程度，恐怕可以说是空前的。

正因如此，井上无法下决心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而试图彻底维持金本位。然而，这股气势正从内部逐渐瓦解。

2 陆军的压力与协力内阁运动

安达内相的妥协使内阁动摇

满洲事变的爆发和英国停止金本位，在政治上引起了剧烈动荡。即使是把通过解禁与裁军实现的国际协调作为不可动摇政策的民政党内阁，其内部也无法掩饰动摇。

震源是内务大臣、党内实力派安达谦藏。安达为应对这一形势变化，企图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同军方妥协，并通过政党联合改变政治体制，乘此时势扩张势力。若槻首相一度似乎也大幅倾向于安达的主张。其中的情形，就让安达本人来说吧。

“1931年9月21日，《朝日新闻》以大字特报，称英国已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我当时忙于监督全国县会议员选举等工作，但看到这则报道仍大为吃惊。既然英国采取这样的政策，我国便不可能独自维持解禁政策——这一信念在我心中涌起，于是决心向若槻首相提出劝告。

于是，次日22日上午，我到首相官邸会见若槻，说道：对财政经济大家而言，这也许是完全外行的想法，但我深忧难抑，斗胆陈述鄙见，希望求得您的同意。此事并非别的，正是黄金问题。昨天的伦敦电报报道，英国已断然重新禁止。英国既然再次采取此举，我国显然无力独自继续解禁；若任其发展，正货将源源外流，没有止境。处此之际，虽然这是极难处理的问题，但我认为除断然下决心重新禁止之外别无他法。尊意如何？对此，若槻挥动右手，压低声音说：这是秘中之秘，但我认为正如你的意见。不过，此事暂且要请你绝对保密。我不胜快慰，心想他不愧是精通财政的大家，便郑重承诺保密后告辞。

此后三四天，我没有拜访若槻，而是暂且静观；但没有任何消息，心中不安，于是再次前去拜访，询问此后的情况。他却仍然只是重复上次的话，完全不得要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因此我想，若槻是否先把此事同井上大藏大臣商量了；又或者商量之后，遭到井上的强烈反对，才开始犹豫不决。遗憾之至的是，我完全没有掌握任何可供判断的材料。”（《安达谦藏自叙传》）

若槻首相认为应当追随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这是一个重大事实；但关于这一点，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确证。若槻的自叙传《古风庵回顾录》对此也只字未提。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安达的回忆完全没有根据。恐怕应当认为，若槻曾同井上商议重新禁止，因井上反对而作罢。

井上对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毫不退让；但内阁内部一旦出现再禁论，他便只能显得越来越孤立。

满洲事变的扩大与十月事件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满洲事变仍接连扩大，毫无止境。关东军一旦开始作战，便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内，把长春以南满铁沿线的中国军队全部赶走，此后仍没有停止前进。政府于9月24日正式声明不扩大方针，南陆相也在内阁会议上一再声明不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但事态仍日趋扩大。关东军对陆军中央的制止充耳不闻，接连制造挑衅性事件。

例如，张学良被赶出奉天后，把大本营移到了锦州；尽管日本政府向各国保证不会进攻该地，10月8日，关东军仍派飞机轰炸了锦州。此外，11月4日，日军与满洲军在北满嫩江附近发生冲突，事变也以此为契机延烧到北满。事件的扩大，几乎全是关东军板垣、石原等人阴谋策划所致。当时隐居北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帝），也因关东军的暗中策划被秘密转移到旅顺，准备在独立之际让他发挥作用。

国内方面，十月事件败露。参与三月事件的桥本欣五郎等陆军中央佐官级军官是核心，部队所属军官和民间右翼也参加进来；他们计划于10月20日前后的某一天出动军队发动政变，一举暗杀首相以下各阁僚以及政党、财界首脑，建立革命政权。预定由当时深受青年军官信赖的荒木贞夫中将担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由桥本欣五郎担任内务大臣。桥本以下众人以维新志士自居，连日在新桥、赤坂一带豪饮游乐，因而很容易引人注目。参与军官中也有人担忧事态，向上级告密，主谋者于是被拘押，事件未及发动便告终结。然而，陆军首脑层已无法处分他们，反而把事情处理得极轻，摆出一副姿态：正因为现在的政治败坏，才会出现这种事；既然思想动机纯粹，就不应给予严厉处分。实际上，桥本以下十名军官只是在旅馆软禁了一段时间，随后便被从中央调往地方。

若槻首相的辞意与阁内动摇

满洲事变处理失败，又产生购买美元问题，在内部也无法处分十月事件有关人员。至此，若槻内阁看来已经走到尽头。安达逐渐倾向于同政友会组成联合内阁，建立举国一致体制。自从前述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意见被若槻压下之后，安达的想法似乎便迅速改变了。再加上若槻当时已被内外的剧变弄得疲惫不堪，“不止一次、两次，而是数次向我（安达）透露辞意；甚而至于露骨地直接向我恳求，无论如何请接我的班”（《安达谦藏自叙传》）。

在此期间，安达逐渐加强同政友会干事长久原房之助的联系，在联合内阁的构想上越陷越深。这个计划也传到了若槻耳中，10月底，若槻一度转而赞成该计划。11月1日，安达与若槻商量后，把联合内阁的构想告诉了进京的元老西园寺。当然，井上和币原反对这一构想；政友会中，犬养总裁以及森恪等人也是强烈反对者，因此构想不可能原样实现。井上、币原轮番劝说若槻，极力主张：既然目前实行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最善的，就反对组成联合内阁、改变这些方针。11月下旬，若槻要求安达中止协力内阁运动。然而，安达此后仍继续同久原商谈，并如后文所述，埋下了若槻内阁总辞职的祸根。

井上为维持金本位而倾注最后努力的这一时期，除了面对政友会的反对，也是他同软弱的若槻以及坚持协力内阁论不让步的安达相对立的时期。不过，井上并非没有支持者。如后文所述，即使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财政政策仍得到以西园寺为首的政治中枢的支持。

至此，政友会明确下决心倒阁，或者联络陆军省、参谋本部的佐官级军官，或者深化同安达一派的合作，制造内阁内部的不一致，其运动愈演愈烈。

3 井上的抵抗

强势抛售，迎战美元买盘

面对这一危局，井上藏相以始终强硬的姿态应战。如前所述，他一面命令正金银行向美元买盘抛售美元，一面于10月5日把官方贴现率提高二厘，随后又在11月4日再次提高二厘。官方贴现率如此迅速地提高，造成了金融紧缩、市场利率上涨、有价证券市场暴跌等重大影响。井上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时期提高官方贴现率会使萧条更加严重；但为了对抗美元买盘，已经别无手段。

井上之所以下决心提高官方贴现率，是打算通过提高利率，抑制资金流向海外的高利率市场；同时通过收紧银根，使美元买盘手头窘迫，迫使其进入协议平仓。此外，正金银行无限制地向美元买盘出售美元，也是根据井上的指示。正金银行若卖出巨额美元外汇，结算时就必须运送黄金，或者在海外买回美元。如果在结算前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美元价格便会上涨，正金银行自然会遭受巨大损失。之所以甘冒这种危险仍要出售美元，是因为井上下达了指令。因此，若槻内阁倒台时，井上为救济正金银行，制作了一份文件，说明“正金银行的统制售汇（奉大藏省之命统一对外售汇），是因执行国策之必要，由大藏大臣下令实行的；双方已有谅解，结算如有必要，准许运送正货”，并把它移交给了继任的高桥藏相。

总之，井上以严厉态度迎击美元买盘。仿佛要乘胜追击，10月10日，在政府同十五名实业界实力人士举行恳谈时，他发表演说，表明维持金本位的信念。随后，11月6日又召开第二次恳谈会，重申虽然发生了购买美元，但维持金本位仍是可能的。实业家们发表了如下“关于拥护金本位制的协议”。

“英格兰银行停止买卖黄金后，尽管我国的国际借贷关系顺利，但由于我国正货流出海外的金额极为庞大，仍有人对我国金本位制提出种种议论。然而，目前不仅不存在必须禁止黄金出口的理由，贸然实行还会因外汇行市下跌和剧烈动荡，使我国经济界的根基发生剧变。尤其鉴于目前满洲事变导致国际政局严重，我国国民此时必须认识拥护金本位制之必要，并为实现这一目的，官民一致协力。”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三井方面的团琢磨、池田成彬，三菱方面的木村久寿弥太、串田万藏、各务镰吉，住友方面的八代则彦、小仓正恒等财阀系代表，也网罗了大阪、名古屋等地的代表。第二次会议的声明文，则由乡诚之助、池田成彬、八代则彦、稻畑胜太郎四人起草。

被称为购买美元祸首的池田参加了这次会议，甚至起草声明文，不免令人感到奇怪；但也可以认为，政府已经被迫做到这种地步，以夸示财界与政府意见一致。

政友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决议

仅仅四天之后的11月10日，政友会决议应立即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井上立即发表维持金本位的声明，并给驻外财务官发去同样主旨的电报，指示他们向各国政府转达我国维持金本位的意向。11月24日，井上又前往大阪，反复宣讲维持金本位。首先，他在日本银行分行面对他所信赖的十几名财界人士，表明了所持信念。

“维持金本位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对于购买美元这种非国民行径，我已经准备了一切对抗措施。提高利率是其中之一，横滨正金银行的无限制统制售汇也是其中之一。我有信心通过金融和经济压力消除购买美元。……”。

（《昭和大藏省外史》上卷）

接着，井上在近畿无尽大会发表演说；25日，又在关西银行大会、大阪经济会以及经济更新会主办的藏相招待茶话会上演说，全都以激烈的语调宣讲维持金本位。井上当夜启程返回东京，次日早晨到兴津拜访西园寺公，似乎陈述了强硬主张。西园寺对原田熊雄这样说：

“到目前为止，我同井上大藏大臣已经见过很多次；但他常常事后推翻自己说过的话，暧昧之处很多。不过，唯独这一次，他说得非常明确，很有条理。看来他下了极为坚定的决心，准备强行推进。”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

如前所见，井上对协力内阁运动表明了强烈的反对意志。关于这一点，时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把他于11月17日同近卫文麿、原田熊雄、伊藤文吉三人一起与井上聚餐时的谈话记录如下。

“井上藏相对当前政局的意见是：近来提倡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或政民联合内阁，都不是足以掣肘并统制军部的强有力内阁，毋宁说是向军部献媚之物。思虑国家前途，绝不能赞同。若再任由军部无视国际关系推进其计划，国家必将濒临灭亡。现政府虽然力量微薄，总算正以各种手段控制军部活动。因此，虽极受军部恶评，也无可奈何。眼下无法想象能实现比这更强有力的内阁。不过，如果能够看到成立一个确可统制军部的强有力内阁，那正是此时尤其可喜之事，我并非不愿支持——以上是他大致吐露的意见。”（《木户幸一日记》上卷）井上的强硬众所周知，但这段谈话的最后一节相当微妙。他说，如果能压制军部，就支持这样的内阁；当然，这种内阁的出现事实上不可能，但同时，井上或许也终于不得不承认若槻内阁已经走投无路，才用这种表达吐露了真实想法。这样解读也并非不可。同一场合，井上还这样说：

“政友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声明，实在岂有此理，太不像话。可以说，这就像一家银行准备开业，却事先广告说：我们这就开业，但一开业就立即停止支付。若要重新禁止，就应当在实行之前保持沉默，到时候果断一击，这才是正道。”（《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

这番话表面上是在批判政友会，但也给人一种感觉：井上心中关于重新禁止时应当如何行事的腹案，在无意中流露了出来。先前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时，还留下一段未必准确的说法：井上对若槻首相说，“如果我认为重新禁止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便不会受以往立场的束缚，而会率先举起旗帜；在那之前，我们就始终坚持维持金本位。”把这些情况合在一起看，就可以想见井上内心的苦恼有多么深。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与井上亲近的人们也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国维持金本位制已经困难到了何种地步。

深井英五的回忆

深井英五回忆说，英国脱离金本位，是“世界潮流的转变；因此，我国也应当在那之前断然改变方针，这才是明智之举。作为事后的判断，这一点没有争论余地”。我国国内保有的正货虽然减少，但仍然充裕；贸易已经改善，国际收支也保持均衡，因此不能断言维持金本位绝无可能。然而，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售美元，以回应美元买盘，同时加强金融紧缩。这会进一步激化萧条，所以已经超出单纯货币政策的范围，成为政治判断的问题。

“以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为重要政纲而上台的内阁，不能轻易抛弃这一政策，这一点也必须谅解。总之，由于政府坚持固守方针，横滨正金银行继续统制售汇。日本银行虽然采取金融紧缩方针，但这会使已经苦于萧条的财界更加萧条，因此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甚至存在这样的矛盾：一面提高利率，一面又试图通过提供产业资金来放松银根。当时向国外汇款的需求已经超出利率核算的范围，仅靠提高利率无法阻止。必须达到使资金筹措发生困难的程度才会有效；但政府担忧萧条，没能贯彻到那一步。想必另有原因，但也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体认，坚持金本位制方针在货币政策上所应遵循的道理，以致向国外汇款的需求滔滔不断，统制售汇的远期合同不断累积。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单从货币政策出发，也不得不忧虑正货准备的前途而重新考虑。10月4日，井上先生希望在私邸闲谈，我借此机会，携带着当时为了纵览大势而编制的统计表，把它拿给井上先生看，促使他加以考虑。两人对坐约两个小时，闲谈和沉默占了更长时间，其间彼此含蓄地交换了意见。我不知道自己的意思究竟有没有传达给他。”（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

深井含蓄地说明了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必要；但不能认为井上没有理解。然而，井上并不想下决心改变政策。时任大藏省国库课长的青木一男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青木奉特命赴满洲出差，反复思考了这一问题；回国后，他向井上报告满洲事变的前景，同时谈到这个问题，直言认为事已至此，应当重新研究。大臣或许会感到遗憾，但“这一切都是没有预料到的外部事件突然发生所致；即使改变政策，我认为也不是大臣或内阁的责任”。井上立刻说了一句：“连你也这样想吗？”此后便沉默不语。据说青木感觉自己仿佛听到了“布鲁图斯，连你也这样吗”，从此再没有提起此事。连深井、青木这样的人都在考虑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必要，这对井上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可以认为，井上一面在政治上摆出强硬姿态，一面仍在苦苦思索究竟应当怎么办。

4 第二次若槻内阁的垮台

犬养内阁成立

若槻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总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始终坚持推进联合内阁论，而一度赞成此论的若槻又听从井上、币原等人的意见，重新决定维持现内阁；安达于是回到私宅，不再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终于造成阁内不统一。由于安达闭门不出，临时内阁会议开到深夜。先是内阁书记官长川崎，随后文相田中与藏相井上前往安达私宅，要求他递交辞呈，但安达没有答应。当时，首相无权罢免阁僚，而且内阁会议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因此，只要有一人反抗首相，除总辞职外别无选择。

11日若槻内阁总辞职后，元老西园寺公于次日进京，奏请由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继任首相。犬养一接到组阁大命，便选定声望很高的原政友会总裁、原首相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已经引退的高桥，就这样再次出面应对这一难局。13日犬养内阁成立，当天便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民政党内阁的解禁政策未满两年便宣告终结。犬养内阁任命深受青年军官尊敬的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又任命同军方关系密切的森恪为书记官长。政局在这一天发生了根本变化。

犬养内阁的成立及其政策留待后述；这里先更详细地看一下若槻内阁终结的事实。按安达的说法，若槻一度企图成立协力内阁，却中途变节，这是导致这一事态的最大原因。他还说，中野正刚等人不守秘密，向各方面泄露计划；富田幸次郎甚至同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交换文书，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然而，即使若槻没有变节，这个计划也很难实现。如前所述，政友会未必赞成联合，民政党内部的大势也是反对；因此必须说，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很少有实现的可能。话虽如此，到了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若槻内阁已难以长久维持。它既无法压制军部，萧条又日益严重，若槻内阁的不受欢迎也尽人皆知。原田熊雄说，西园寺常说“若槻就不能照这样好好干下去吗”，他则回答：“如今人们只要听到若槻、币原的名字，心情就不会好。总之我认为，此时必须使气氛为之一变。”（《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因此，若槻内阁寿命不长，是可以预料的。只是此时必须考虑的，只有12月12日¹这个总辞职时机的问题。

政变背后暗中活动的投机势力的图谋

卖给购买美元一方的美元，都是年内交割的。政府认为紧缩的效果已经显现，宣布既有合同的协议平仓，只限于12月15日以前提出申请。这个决定于12月10日见诸报端。因此，美元买盘通过协议平仓向政府屈服的期限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如果美元买盘是出于投机而不断买进美元，那么只要不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不仅无法获利，还会把利息等全部赔进去。所以，美元买盘要想获利，无论如何都必须在15日以前促成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为此，又必须在那天之前使若槻内阁垮台。据说正因如此，美元买盘向安达和久原提供了巨额政治资金，以协力内阁运动为名，一举推翻了内阁。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真相仍不清楚。只是内海丁三留下了一段片断记忆，说当时安达派的聚会场所，是一位同政界、财界关系很深的某大实业家的私邸。（《三井银行购买美元事件》《文艺春秋》临时增刊）

这种推测作为故事来说，确实十分巧妙。被称为购买美元祸首的是三井，而三井同反对党政友会的领袖个人关系很深，可以想见政治资金曾以某种形式流动。即使不直接交付现金，也可以让对方开票据或借据，把钱借出后不再催讨；也可以用真品的价格买下赝品古董。总之，认为美元买盘以某种形式向安达、久原一派输送资金，促使他们强行在年内倒阁，这种解释仍有成立的余地。当时，政治评论家马场恒吾向1932年1月4日的《朝日新闻》投寄了一篇题为《左右政局的人们》的文章。

“二三十年后的日本人，会怎样看待这次从若槻到犬养的政变呢？当一切杂音消失、脱离利害感情时，只会留下一个记忆：这次政变促成了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财阀由此赚了几千万日元。日本永久失去金本位制，恐怕也正是由此开始。

那是一场巨大的投机。他们预见日元行市下跌、美元行市上涨，卖出三亿多日元，买进美元。如果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使日元行市下跌两成，就能赚到六千万日元。如今已经跌了两成以上。

买进美元之后，要把利润拿到手，就必须促成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然而，民政党内阁坚决不肯实行。为了让政府重新禁止，就必须发动政变。政变果然发生了。作为政变结果而出现的政友会内阁，在就职当天便重新禁止黄金出口。那天，某财阀的董事甚至给自己大楼里的服务员、勤杂工都发了庆贺的小费。被卖出的是日元，被买进的是美元；被卖出的是内阁，被买进的是内阁。也就是说，被卖出的是日本，被买进的是美国。而平日最喜欢摆出忧国者面孔的，正是这伙人。”暂且不论马场的文章是否揭示真相，它确实表现了当时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西园寺并非不知道这种意见。原田熊雄说，西园寺反而认为财政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比以满洲事变为中心的外交问题更加重要。“不管人们如何批评若槻内阁的外交，原则上还是币原的做法更好。财政也因萧条而困难。即使国民中到处有人批评政府消极、没有起色，大体上说，井上的方针终究还是不错吧。”西园寺抱有这样的感觉。因此，若槻内阁总辞职时，他似乎也曾考虑只接受安达的辞呈，把其余辞呈全部驳回，让若槻内阁继续存在。但据说他担心，如果采取这种手段，官僚、军部和政友会就会团结起来，不仅攻击政府，还会攻击宫中天皇身边的近臣，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原田熊雄辩解说，考虑到那样做会给宫中招来恶评与恶感等后果，即使是财政政策和外交方针的变更，也不得不容忍。

对于试图维持大正民主式自由主义天皇制的西园寺来说，必须避免宫中受到伤害。说得更刻薄一些，他是宁可牺牲理想的政策，也要避免批评波及包括自己在内的天皇与宫中。笔者读到《原田日记》中的这一节时，总不免产生复杂的感慨。

5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与井上之死

高桥出任藏相与深井的进言

12月12日，接到组阁大命的犬养退出宫中后，造访高桥是清宅邸，请他以藏相身份入阁。高桥也没有二话，当即接受。前一天，内阁下台一经确定，井上便托付关系亲近的《国民新闻》记者唐岛：“我有一件事拜托你。你到高桥是清先生那里去，同他谈各方面的问题，好吗？”唐岛直觉到内阁即将崩溃，继任者将是高桥，便去拜访了他。会谈后的印象是：这位老人什么都不知道。井上皱着眉头说：“这可难办了。”随后沉默片刻，又说：“英国有一句话：不要以国家为牺牲来赚钱。日本的财界若不格外注意，可就麻烦了。”（唐岛基智三《井上藏相的回忆》《昭和大藏省外史月报》）

井上卸任藏相时，眼前的急务是处理他命令正金银行进行的统制售汇善后事宜；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另一方面，高桥是清接待了日本银行副总裁深井英五的来访。深井的判断是：维持金本位已不可能，我国也必须借这次政变之机脱离金本位；但与此同时，维持币值稳定仍是日本银行的使命。于是，深井同病中的土方久征总裁商议后，于12月12日下午到赤坂宅邸拜访高桥是清。深井把当时进言的内容概括如下。

“我先询问了政变的方向。高桥先生说，虽然尚未确定，但如果组阁大命降给犬养，自己应当会被推荐为大藏大臣。于是我先说明，既然如此，事情极为紧急，请他姑且当作假设听取，然后进言了以下两点。

一、过去政策的得失暂且置之不论；人心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已经绝无可能继续维持金本位制。因此，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宜尽快断然实行，组阁之后，即使是深夜，也应立即发布命令。

一、按照今天的形势，仅靠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恐怕难以收拾局面。因此，如果宪法上允许，应尽快以紧急敕令停止兑换。

我说明以上两点是土方总裁和我的共同意见，请求把它作为燃眉之急加以考虑。随后，我又另以个人的意见，提出以下两点供参考。

一、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为妥当地维持通货价值，防止人们对通货的信用发生动摇，货币政策必须更加慎重；原则上绝不能因为摆脱了金本位制的束缚，便忽视对通货发行的节制。

一、视外汇行市的走势，或许有必要以立法实行外汇管理。

我个人意见中的两点，并非需要立即提出方案、当即决断的事项；但伴随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我希望他尽早把它们作为问题放在心上。”（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

深井进言的要点是：维持金本位制已经不可能；如果稍有迟延，要求把纸币兑换成金币的申请便可能蜂拥而至，因此在停止黄金出口的同时，还必须放弃金本位制本身。高桥接受了这个进言，但对于意味着脱离金本位制的停止兑换，感情上似乎难以接受，主张设法采取别的办法，避免使用“停止兑换”这一表述。高桥曾在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并参与甲午战争后金本位制的确立；对他而言，亲手停止金本位实在于心不忍。

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

总之，高桥听了深井的进言后确定了方针；次日13日，到亲任式结束时，他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高桥在记者团“问题的交叉火力”面前毫不畏缩，

“会重新禁止吗？”

“会。”

“那么，之后也会停止兑换吗？”

“会。”

他以这样的语气，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重大方针。“记者们只得扑向电话机，向总社大喊：‘号外！’”（今村武雄《评传高桥是清》）。当天夜里的内阁会议决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制度上改为大藏大臣许可制，但实质上等同于禁止）；17日，又公布了停止兑换的敕令。脱离金本位制度，随着政友会内阁的成立一举实现。

井上准之助只能默默看着这一变化向前推进。井上辞职后不久，大阪的伊藤忠兵卫进京拜访了他。伊藤在井上任职纽约期间成为知己，又作为后辈得到井上提携，可说是井上的亲信之一，也是不久前在大阪日本银行听过他热烈宣讲维持金本位的人之一。然而，此时的井上没有平日的气概，说了这样一段反省的话：“解禁的成败如何，后世的历史自会评说。我们做的事究竟是好是坏，抑或政友会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我已经开始感到怀疑。”伊藤说，他听到井上亲口说出这番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昭和大藏省外史》上卷）。井上或许是承认自己的努力已化为泡影，多少有些感伤；或许是重新深切感受到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错位。这位被称为强硬之人、信念之人的井上所说的话，被隐藏了三十多年，直到1967年3月出版的前述书籍中才终于公开。然而，井上没有闲暇始终沉浸于感伤。安达离去后，井上成为民政党首席总务，也是众人一致认可的下一任总裁。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主张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激烈谴责政友会的政策。

高桥与井上的论战

转入攻击的井上，其发言中最有分量的，是1932年1月21日在贵族院同高桥藏相展开的论战。高桥说：滨口内阁以解禁为主要政纲，强调财政紧缩、整理国债、节约消费。我国经济界因此日益深陷萧条。制造东西便招致损失，卖出去又进一步招致损失，这样的物价下跌是不健全的状态。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战后财政整理，专心恢复金本位。结果，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物资供给与国民购买力之间失去了平衡。物价异常下跌，产业衰退，失业者增加。大萧条就是这样发生的。我国却在这一过程中实行了解禁。我们当时虽然反对，但既然已经断然实行，便没有争论余地，只能暂时静观。然而，萧条愈发激烈，正货外流，产业极度不振，社会思想上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财政也因岁入不足，不得不靠增税和公债来弥补。“前内阁的解禁政策以及此后的财政经济政策，全都事与愿违，我国国民经济极度困惫，陷入了前途黯淡的状态。”

于是，现内阁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相信这是匡救时局的第一步；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无论当局喜欢与否，都已经处于很难继续维持金本位的形势。”高桥以上述内容作为前提，进而论述：我国正货准备已经减少，美元外汇统制售汇的总额达到七亿五千四百万日元，其中两亿多日元尚未结算。因此，即使现在也不得不继续运送黄金。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此前被不正常地抬高的外汇行市下跌，物价在国内上涨、对外下跌，从而刺激产业，贸易也已好转，出现了打破萧条的曙光。对此，井上从议席上站起来，提出紧急质询。第一，高桥藏相说维持金本位已经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解禁后，正货确实外流了，但另一方面，以外币支付的证券也在增加。这与英国一下子流出四十亿日元外国资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根本不存在任何无法维持金本位的理由。第二，政府针对美元买盘的对策正在稳步奏效；如果按照原有政策继续推进，协议平仓完成后，也许就不必再运送黄金。然而，政府却在12月13日禁止黄金出口，反而因此产生了运送黄金的必要，不是吗？美元买盘也因此获利。这难道是正当的施政吗？第三，即使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在世界萧条之下，出口也未必会增加。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不可能是恢复景气的特效药。

也就是说，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在政策上完全没有必要，政友会却把它付诸实行。

高桥站起来答辩。按今村武雄的说法，他的答辩“相当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高桥说：您似乎认为金本位是国民或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使这一点正确，维持金本位靠的是国力，勉强实行解禁是错误的。欧洲新兴各国之所以采用金本位，是因为需要引进外国资本。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日本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却并未感到什么不便。

认为不是金本位国家就无法立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井上君自己在担任大藏大臣之前，不也反对立即实行解禁吗？有人说，本来只要完成协议平仓，就可以不必运送黄金；但不能说购买美元全都是投机，因此是否果真如此，当然还是个问题。如果那时不重新禁止，我国的正货还会进一步外流。如果维持金本位并收紧银根，农山渔村的人们就会遭受更大困扰。今天，各国都采取“把本国产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把贸易放在第二位”的国策。我国也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外汇行市应当根据一国的经济实力来决定——这就是高桥的答辩。

高桥的答辩大而化之，有时甚至包含超越逻辑的部分。然而，这一议论是高桥一贯的主张，也是他过去担任藏相时不实行解禁的理由。此时，对萧条感到厌倦的国民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高桥的主张。这场论战刚一结束，众议院便解散，选举战开始了。

井上遭暗杀与高桥的追忆

井上作为民政党首席总务，被任命为选举委员长。民政党把“重建金本位制”列为第一条口号。井上立即站到选举运动的最前列，不仅发表声援演说，还亲自撰写小册子《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与我国财界的前途》，详细说明他向高桥质询的内容，日夜奔走不息。

1932年2月9日晚八时左右，井上前往为民政党候选人驹井重次举行的演说会声援，在本乡追分的驹本小学后门下车时，一名男子从人群中冲出，用手枪对准井上，接连开了三枪。井上当场倒下，随即被送往东京大学医院的青山外科，但于当夜八时十五分去世。

暗杀井上的，是名叫小沼正的二十二岁青年。小沼是日莲宗行者井上日召的门生，也是血盟团的一员。血盟团以井上日召为盟主，高呼国家革新，计划以“一人一杀”的方式，打倒数名被视为误国的特权阶级代表人物的政界、财界巨头。这个集团随后又刺杀了三井的团琢磨；井上日召被捕后，又发展为一部分海军士官暗杀犬养首相的五一五事件。井上准之助就这样结束了六十四年的生涯。

井上去世后，高桥是清发表了悼词。其末尾一节如下：“现内阁成立、交接事务时，我见到井上君，他说：‘我实在担心这个难局究竟会怎样，有时甚至睡不着觉。’这是我间接听来的话：据说井上君担任大藏大臣时，曾对自己信任的官员说：‘如果我被杀了，就立即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看来井上君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听过井上君演说的人说他‘实在傲慢’，但在我面前从来没有那样。我本期待他今后积累各种经验，成长为出色的人物，实在令人惋惜。”（高桥是清《随想录》）

6 高桥财政的方向

积极财政使景气恢复

井上之死，使解禁政策彻底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高桥，在1932年夏天的临时议会上，一举下决心增加财政支出。在满洲事变的影响下，军费从1931年的八千七百万日元膨胀到二亿五千万日元；为救济构成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深层根源的农山渔村，预算也一下膨胀起来，从1931年的十四亿九千万日元一举增加到十九亿五千万日元。

这种膨胀全都必须靠发行公债来弥补。全部公债先由日本银行承购，再在金融市场宽裕时转售给民间，这就是日本银行承购发行。它把当时极度匮乏的资金输送到民间，确保政府所需的财源，并降低市场利率，堪称“一石三鸟的妙手”（深井英五）。凭借这一政策，沉滞的经济界开始逐渐恢复。当时，高桥同日本银行合作，极力降低利率，扩大通货发行量，抑制增税，专心致力于恢复景气。

另一方面，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以后，对美汇率持续下跌，到1932年底眼看要跌破每一百日元二十美元的关口。高桥此前没有采取任何外汇对策；但为了防止资本流向国外，他首次着手管理外汇，制定《防止资本外逃法》，对此加以规制。1933年又制定《外汇管理法》，以谋求外汇行市的稳定。大约一年内，外汇行市从每一百日元约五十美元下降到约二十美元，降幅达六成；随后在略低于三十美元的水平稳定下来。我国的出口由此迅速增加。

可以说，这些措施决定了“高桥财政”直到1936年高桥遭暗杀为止的方向。高桥提出的方针是：暂时扩大财政支出，放松银根，对外防止资本外逃，并把外汇行市稳定在低位。管理通货制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采取这些政策后，经济稳步恢复。出口的恢复尤其显著，国内景气也随之好转；在各国都为萧条所苦时，日本景气已明显回升。

与此同时，国内金融趋于宽松，资金周转变得容易，大银行对产业的支配也逐渐减弱。军需等各类新需求出现，使重化工业的利润增加，新的设备投资接连展开。这一方向与井上财政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就是这位高桥，后来也因削减军费而招致军部怨恨，最终在二二六事件中追随井上而去。

军部势力抬头与政党地位下降

从政治上看，犬养在五一五事件中遇害后，政党的政治地位大幅下降，再也无法组阁。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芳泽谦吉慨叹，满洲事变以后的政治，已经到了受日本最大政党——陆军——的意向左右的地步；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切政策都不能无视军部意向的局面。军部的要求接连累积：或者干预外交政策，阻止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以举国一致为名，要求实行包括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被告在内的大赦；或者以反对天皇机关说为名策划倒阁。军部展开了超出明治宪法框架的政治行动。五一五事件后的斋藤、冈田两届内阁，都试图抵抗这股激流。高桥作为两届内阁的支柱，同军部周旋，试图防止军费扩大；又由于他曾在原内阁时代主张废除参谋本部等缘故，招致军部反感，终于倒在凶刃之下。

关于继井上之后高桥的政策和行动，这里没有篇幅详述。以下仅在同井上政策的对比中，间接论述高桥财政的意义，以此结束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