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此前我们循着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与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过程，一路看到高桥财政的起步；在这里，让我们重新思考它的意义。就此而言，仅仅在经济政策的框架内思考是不充分的，还必须把它放到政治过程中，进而作为井上个人的人格问题来思考。
首先思考其经济上的意义。若局限于经济层面来看，井上的悲剧在于：尽管古典经济理论正在与现实背离，他仍要强行推行教科书式的经济政策。那正是与井上最亲近的金融界、特别是大银行一致要求的东西，其依据是一种古典的信念：只要把经济界逼迫到痛苦不堪的境地，合理化就会得到推进。
然而，井上政策破产的首要原因，是他没有正确认识全世界的金本位制正面临穷途末路这一事实。
作为国际结算手段的国际金本位制，依靠其祖国英国的细致政策，直到第一次大战为止都得以安然无事地维持，如前所述。英国不在国内蓄积黄金及金汇兑，而是将其再投资于各国，以此维持国际金本位制，并借此采取增加本国投资收入的政策。然而这一体制因第一次大战而崩溃。大战后金本位制虽以金汇兑本位制的形式得以重建，但黄金及金汇兑偏集于美国、其次是法国，英国未能恢复往昔的地位。
英国已无力发挥自身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调节作用，各国都为国际收支的调整而苦恼。美国也未能理解，自己应当代替英国，承担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责任。整个二十年代，国际金本位制一直在钢丝上迈着危险的步子，来势凶猛的大萧条，就要剪断这根细绳了。特别是英国，一面竭力维系国际金本位制，一面在国内投资上落后于德、美，于是在十九世纪以后的经济停滞——也就是增长率放缓——之中，酿成了重大问题。所谓重大问题，指的就是长期性失业增加、设备投资疲软、生产率增长乏力、企业利润下降这一类。这样的经济停滞并不限于英国，全欧洲各国都是如此；至于美国，二十年代也决不是一个没有失业的时代。
这种停滞的事实意味着什么，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未能看穿。就连《自由放任的终结》的作者凯恩斯，其二十年代的议论与三十年代相比也不够彻底；而其他经济学家则试图这样解释失业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因工会的压力而僵化，作为劳动价格的工资变得难以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变得难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
生产的停滞与利润的减少，他们也认为可以用价格机制功能的不充分来解释。其结果，应当采取的政策建议，除了寄望于市场功能的恢复而什么也不做——硬要说的话，就是限制工会的工资谈判力——之外，很难再找到别的。即使在大萧条爆发之后，占上风的仍是这样一种思想：那不过是一时的回落，倒不如听任事态发展；而且发行公债会诱发通货膨胀，因此应当极力压缩财政。
在这样的一般条件之下，井上的财政政策宛如古典派经济学的模范答卷。当然，现实中他也曾投放救济资金、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公债，但从根本上看，井上实施的是一种模范答卷式的政策：笔记整理得井井有条，却几乎没有加入自己的意见。
不过，井上并非仅仅受经济理论引导而实施财政金融政策。在井上、池田等财界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以国际金本位制为基础的英国及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信赖。正因如此，全然未曾预想的金本位制崩溃，成了导致失算的原因。以池田主持的三井银行为首的财阀系各银行，直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为止，一直把巨额资金存放在英国，最终遭到冻结，也可以说是那种过度自信的表现。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的合著认为，井上的解禁政策是追随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这一政策的表现，并评价说，对于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而言，那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政策。在上述意义上，这一评价尖锐地点破了解禁政策的一个侧面。（《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
与此相对，高桥是清并不那么看重金本位制的意义。毋宁说，对高桥而言，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或者说国民所得水平的维持与提高这样的目标受到强烈关注，他似乎坚定地认为，金融与财政应当为此协力。这种想法也表现在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他对井上的答辩中；在这里，让我们从高桥1929年10月就解禁所发表的感想中概括出下面一节。
要讨论紧缩问题，必须分清国家经济与个人经济的区别。假如一个有能力过一年五万日元生活的人，节俭地以三万日元度日，剩下的两万日元存了起来，那么对他个人而言，储蓄增加是好事，但从国民经济来看，由于他的节俭，某处对物资的需求就减少了两万日元，国家的生产力也就相应下降。“因此从国家经济来看，有余力过五万日元生活的人，还是让他过相应的生活为好”。叫艺伎作陪、吃奢侈的饭菜，从国民经济来说，也会成为厨师的薪水，成为食品生产者、运输业者和商人的收入，艺伎的收入也会作为食物、纳税、衣服、化妆品等的代价而支出，所以“那笔钱辗转流传，移到农、工、商、渔业者手中，又在各种产业上发挥二十倍、乃至三十倍的作用”。
若不再到待合茶屋游乐而改为储蓄，这样的经济活动就不会派生。同样，由于紧缩政策，议事堂、内务省、警察厅1等建设工程全部中止；但如果停止进行中的工程，过于急遽而难免产生弊端，势将招来不景气与失业者。工程中止的结果是，承包业者及其雇员、材料生产者、经手材料的商人等相继失业，而且他们购买力的减少还将波及全部产业。（高桥《紧缩政策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随想录》）
这一节中可以看到令人想起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的波及效应构想。而高桥进入犬养内阁之后的政策，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一思想。按照这种想法，将对外汇率维持在100日元兑49美元84.5美分的旧平价解禁，未必是必要之事。通过下调汇率来扩大出口、增大国内需求，反而被认为是可取的政策。这种看法自然通向如下批评：井上的解禁政策人为地把汇率设定得偏高，自招萧条的加剧。据说高桥就任藏相之后，曾邀请主张按新平价解禁、批评井上的石桥湛山、高桥龟吉等四位记者，慰劳他们的辛苦；可以说，高桥的本心正在于此。
对于井上财政，到了战后，更有下村治愈发严厉的批评。在成为所谓“下村理论”出发点的1954年《金融紧缩政策》一文中，他一面考察当时的360日元汇率，一面在与之对比的意义上，对井上财政提出批评。其大要如下。
可以认为，1934年我国经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大体达到了均衡；以此时点为基准计算1928年的购买力平价，则为100日元等于33.4美元。这一计算依据的是1934年的平均汇率每100日元29.51美元，以及1928年的物价与1934年相比日本高14%、美国高29%这一事实。另外，效率工资平价为每100日元16.22美元。井上决定按旧平价解禁时，市场汇率本已从46美元逐步下落，但“未能察觉在世界萧条的漩涡中可能达成均衡的汇率远低于此，必定是井上财政失败的最大理由。……这种实际形势的恶化虽为大萧条所强化，但井上的紧缩财政正是这样一种以如此缺乏现实性的汇率为前提的国际收支均衡政策”。（下村治《为实现经济增长》）
高桥对井上的批评，乃至下村的批评，在今天大概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然而，要期待井上具备那种先见，或许本来就是强人所难。高桥是清的财政政策，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他死后，都被批评为滥支财政、通货膨胀财政。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论说国家对经济政策的积极介入，主张在背负大量失业者的经济中，应当积极扩张财政支出、努力救济，甚至宁可牺牲国际均衡，也应优先国内均衡——那正是在高桥去世之年，1936年。
凯恩斯主张把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影响隔绝开来，无需期待汇率的稳定；然而他的这一构想，在当时也曾成为激烈论难的对象。
即使高桥是清先行实践了其思想的一部分，那也只是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当然并不确信应当长期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要求井上做到那一点，更是本来就办不到的事。
世界资本主义在大萧条中迎来历史性的转折，转向了管理通货体制。解禁政策若在十年前实施，想必会作为贤明之策博得赞誉；却因时机的错位而以失败告终，这只能说是悲剧。
经济政策与政治环境
再让我们在政治的维度上思考这一问题。解禁政策是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以来民政党（当时的宪政会）的主张。也因为怀有与高桥所属的政友会对抗的意识，民政党是正统派色彩极强的财政政策支持者。政党要大幅改变自己的政策，除非特殊情况，是很困难的。继田中内阁之后滨口内阁成立时，民政党内阁背负着必须实施解禁的竞选承诺。同时在外交上，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协调政策是其基调，并处于必须促成裁军条约的境地。民政党内阁的政策决定，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
以滨口首相为中心，井上、币原等人的这一内阁为完成其使命而奋力迈进。断然实施解禁，明知海军军令部乃至其背后整个军部的反感仍缔结伦敦裁军条约，又不惜与枢密院正面冲突而赢得了条约的批准。这一内阁背后确有元老西园寺与宫中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仍不能不说是强推硬干的政治手法。那种强硬，也表现在井上强行推行一度失败的官吏减薪上。然而这种强硬的政治态度，使滨口内阁（后为若槻内阁）树敌众多。政友会时而高呼统帅权问题与军部联手，时而联合枢密院，展开激烈的倒阁运动。政友会忘却了过去对藩阀与军阀的反感，与之携手图谋打倒对立政党，自掘了政党政治的坟墓。陆海军内部也逐渐兴起直接行动的风潮，它化作三月事件、满洲事变、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接连不断的政治恐怖计划显现出来，终于连政治的安定本身也告崩溃。而且可以说，这一时期政党与军部的内部，中心领导力正在丧失。身为首相的若槻在阁内自身动摇，压制不住南陆相；在党内也无法制止安达派的活动。政友会方面，犬养总裁也只能坐视森恪、久原房之助等人彼此反目，又各自与军部联手、急剧右倾。陆军内部，以宇垣陆相为首的当时首脑层在与三月事件有了某种关联之后，不仅再也无力抑制青年将校的阴谋，甚至反而表现出火上浇油的动向。海军方面，伦敦条约缔结之后，首脑层分裂为赞成条约的所谓条约派与反对的舰队派两派，逐步以派阀人事排挤条约派；青年将校中也出现了与井上日召联手、图谋直接行动的人。萧条导致农村与中小企业的疲敝、工人阶级的失业，带来了以其为温床的工人运动激化与无产政党的兴起，但另一方面也成为右翼抬头的温床。各种政治主体各自丧失了领导力，而且统一政党与军部的机制也已丧失。山县有朋等元老死后，无论制度上还是个人层面，都已不存在能统一政党、军部、官僚并发挥领导力的人。已经无力阻止各方各行其是。唯一幸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缺乏那样的力量，也不是那种肯亲自站到台前谋求统一的人。西园寺力图通过支持民政党内阁来维持其理想中的英国式君主制议会政治，但他的力量是微弱的。井上试图实行解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
井上的政策加剧了萧条，因此政治反对势力愈发强大。在这种状况下，经济政策就不再仅仅是经济政策，而转化为赌上内阁与政党命运的焦点议题。就经济理论而言，经济政策本应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即使不改变政策的根本，也应调节其力度。然而，一旦转化为政治议题，经济政策就已随之僵化，即便采取随机应变的政策在理论上是可取的，在政治上却意味着失败，从而陷入这样的矛盾。
井上所处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反对越强，就越必须固执其政策，这就是政治的逻辑；井上在政策上已被逼到骑虎难下的境地。就连像三井的池田成彬这样支持井上政策的人，看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也改变了想法，井上甚至斥财阀为国贼。政治局势时刻变幻，满洲事变违背政治的意愿而扩大，军部缺乏与政治的协调，恐怖阴谋频发，内阁的基础大为动摇。井上必定判断：此时若采取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政策，就是政党的败北，将招致内阁的垮台。解禁政策在政治上不得不维持到最后一刻。
政治家与政策的个性
最后，想谈谈井上个人的性格。据说井上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有时甚至被称为傲慢不逊，是个不肯向人低头的人；即使在处理大藏省事务时，也有独断的一面：召来主管课长亲自裁断，把次官、局长撇在一边。这是一般对井上的批评，但池田成彬等人指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池田这样说道：
“井上离开银行、进入民政党开始搞政治之后，我总觉得他的性格完全变了。在银行做事的时候，他反而小心翼翼，从我们看来该说是消极、软弱。不过从一开始就是才子，头脑相当敏锐。只是总嫌消极，让人觉得差点意思。所以我多次说过：‘你总差点意思，做法是不是有问题’之类的话。但他是那样爽快的一个人，三井银行去借钱，他立刻就说‘好’一口应承。……那股干脆劲儿非常好。只是因为他消极，同伴之间常说，井上还得再强硬一些才行。可他一旦进入政界，搞选举之类，从各种人那里拿了钱，就成了那种做派。相当勉强地把一切事情都强行推进。尤其在针对购买美元的政策上是勉力为之的。所以银行界的朋友之间，至今也弄不明白，井上进入政界后性格怎么会变成那样。但若勉强找条道理的话：他原本是个消极的人，可一旦被逼到那个地步，就自然而然不得不如此。比如针对购买美元的政策，恐怕也是出于自卫才那样的吧；而且到头来他在民政党里保住了相当的地位，那种强硬的做法，也是不得已才变成那样的吧。——不过从性格来说，我不认为他是那样的人。他是非常明敏的人，却是个软弱的人；突然之间不知为何变得像个出奇强硬的人，我想那终究是被逼到那个处境才变成那样的。”（池田成彬《故人今人》）
笔者总觉得这段长引文切中了井上的本质。
总辞职之后，他说“我们做的事情是好是坏，还是政友会的做法才对，我自己也开始怀疑了”；西园寺公望会见辞职前夕的井上时说：“与井上大藏大臣迄今已多次见面，但他常常事后推翻自己说过的话，暧昧之处很多。然而唯独这次，说了极为清楚、条理分明的话。”这些似乎都在印证池田的这段批评。西园寺明知如此，仍将写有“临危守节心无改／忍死捐生志不移”的题字方笺赠给井上遗族。这样看来，井上的解禁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但这一失败实在是由众多因素复合造成的失败。经济政策实施之时，有时会产生当初未曾预料的涟漪，越过实施它的当事人，继续走自己的路。井上准之助的解禁政策，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