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3日
四下里静极了——喧腾的一天过后，这座塔夫利达宫里常有这样的静……又静，又晦暗。仿佛连空气都在歇息，竭力想忘掉那些响亮而撩人的言辞、震耳欲聋的掌声、晃眼的刺激神经的灯光——忘掉这里曾有过的一切……
我有时喜欢在晚间独自一人留在这里。神经安定下来……思绪格外地好……想的东西全然是另一种样子……可以从旁看一看自己……就像人从黑暗里打量一间亮着灯的屋子……
一把扶手摇椅……一把坐着舒服的皮面扶手摇椅。
我面前是巨大的会议厅……长长一列厚重的白柱……不，它们此刻不是白的……半明半暗里，它们此刻是一种谜样的颜色——未知的色调。它们在想什么……它们见过叶卡捷琳娜1，如今在静观“黄色联盟陛下”2……它们还能见证什么？……
今天我作了一次演说……唉，这些演说啊。
——您讲得这样从容……想必这对您毫不费力吧。
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在“哥耳哥达”3上，在我们的神父们一贯称作“崇高讲坛”的这个地方度过的这半个钟头，要付出什么代价？……思想、意志、神经，绷得何等毫不容情……
我上过一回战场——可怕吗？不……在国家杜马讲话才可怕……为什么？不知道……也许因为，听着你的是整个俄国。
不过，也有人来宽慰：
——可给您的报酬多好啊……您一年讲上三四回……就拿四千卢布……一千卢布——出一次场。这差不多是沙里亚宾4的包银了。
说起来，今天沙里亚宾就在旁听席上。什么人没来啊。今天是“杜马大日子”。这就跟马林斯基剧院的首演一个样。马克拉科夫5给我们作了引见。
沙里亚宾就我的演说恭维了我一句：
——能听到纯正的俄语演说，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这句评语叫我受用到了十二分。对我们“基辅人”来说，“纯正的俄语”正是我们的短处……
我们说得不好，带南方口音……可忽然间……
这是小事……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基辅人，也就是说不折不扣的黑色百人团分子，怎么竟落到了下面这步田地：方才有人告诉我，我的演说不会见诸外省报端——没过审查……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天之后，全俄罗斯国土上的打字机小姐们将把它敲出来，以手抄本的形式当作“非法读物”流传……我——竟也成了“地下文学”。荒诞绝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十年前，当我这个怯生生的外省人穿过第二届国家杜马——“人民愤怒的杜马”6——那些恶意涌动的走廊时，这些白柱大概没有注意到我。我挤过那些走廊，为的是登上那座饰着双头鹰的全俄讲坛，说出真正基辅式的轻蔑——对他们的“愤怒”、对他们的“人民”的轻蔑……那个“人民”，在战争7期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嘶嘶地吐着“越糟越好”的毒蛇般的脏话，为了“自由”而渴望自家军队的溃败，为了“平权”——渴望自家舰队的覆没，为了“土地与自由”——渴望自己祖国的屈辱与战败……这样的人民我们恨，也讥笑他们那可鄙的愤怒……“他们”配得上的不是自由，是排枪和绞架……
排枪和绞架果然让他们清醒了过来……于是塔夫利达宫的白柱看见了第三届国家杜马——斯托雷平的时代8……改革的时代……高擎着“一切为了人民——不惜违逆人民”这句口号的时代……我们这些外省人坚定地站到斯托雷平周围，让他得以往庄稼汉坚硬的脑袋里砸进这样的意识：土地，“凭自由”他们是得不到的；抢土地不行——既蠢，又是罪过；土地公社主义必定通向饥馑和赤贫；俄国的得救在于自家的、清清白白挣来的那块土地——在于“独立田庄”，在于当时所说的“独立农庄”；最后，“自由”，人民只能“经由土地”获得——也就是说，要等他学会敬土地、爱土地、勤勤恳恳耕作土地之后；因为只有到那时，他才能从万世不改的斯捷潘卡·拉辛9变成公民……
这些白柱又有多少回看见我们匆匆赶往那座大厅，好在那座永远擎着双头鹰的讲坛上“以言语灼烧人心”10——那些人的头，比萨拉托夫的庄稼汉还要顽硬；那些人虽受过高等教育，却愚钝地不解眼前正在成就的事业何等宏伟，也不珍惜斯托雷平舍身忘我的功业……
斯托雷平以性命作了偿付——因为他碾碎了革命11，而尤其因为：他指出了演进的道路。找到了出路，讲明白了该做什么……基辅的左轮一声枪响——唉，偏偏是我们的基辅，向来是他最坚实的靠山——终结了斯托雷平的时代……基辅洞窟修道院收殓了被博格罗夫12的子弹洞穿的遗体，新任大臣会议主席接过了执政的重担……
不久我就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要出大祸。俄国在无可救药地落后。我们身旁是一些文化高度发达、意志高度紧张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不平等里是不行的。这样的邻居是危险的。必须使出某种巨大的气力。需要魄力，需要创造性，需要发明的天才。我们需要一位国务上的发明家……我们需要一位“社会的爱迪生”13……
白柱也听见了回答：
——他们要求我当一个什么国务爱迪生……我倒是很乐意……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爱迪生，我只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采夫14。
当然，弗·尼是没有过错的。正如那个至今一直出产统治者的阶级，如今不再出产他们，也算不得它的过错……阶级是有过的，可惜——用乏了……
而与此同时，巨大的难关正朝俄国迎面竖起。德国在为自己的人口寻找出路——那人口像涨潮一样增长；也在为自己的能量寻找出路——那能量像风暴一样增强。德国人的眼睛贪婪地盯向东方那片懒洋洋的旷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怎么？！这些不成器的俄国人，一俄亩才收三十五普特粮食？……这简直是耻辱。哦，我们要教教他们，怎样对待俄罗斯黑土这样的珍宝！再说，只要我们对他们宣战，他们立刻就会闹革命。要知道他们那个文化阶级只会唱歌、跳舞、写诗……和扔炸弹。
于是德国上空响彻着一声不歇的黩武叫喊——“东进政策”15，克虏伯16的铁锤沉沉地砸个不停……
于是，该发生的发生了：德国教授们把德意志军队掷向了俄国17……
这时出了奇迹……正是那个在日俄战争期间被“越糟越好”的口号浸了个通透、只在祖国的战败里看见自己“自由”之梦的俄国知识界——忽然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于是白柱看见：1914年7月26日18，在这一天由双头鹰骄傲地擎着的讲坛上，不久前还是失败主义各派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去，用悲壮的言辞许诺：将倾尽全力支持俄罗斯国家政权对德国的斗争……
成功没有伴随我们的武器多久。炮弹不够用了，1915年那场可怖的大撤退19轰然而至。我当时在前线，什么都看见了……手无寸铁的俄国人对德国人“飓风般”炮火的不对等搏斗……当国家杜马再度被召集20时，我同许多人一样，把撤退路上无尽的辛酸和军队对后方沸腾起来的愤懑，一并带了回来。
我到彼得格勒时，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南方某省的代表。我觉得自己是军队的代表——那支死得那样无怨无尤、那样不值的军队；我耳边响着的是：
——给我们送炮弹来。
这怎么做到？
我觉得有一点是清楚的：首先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知识界的爱国情绪。要保住“求胜的意志”，保住继续牺牲的准备。倘若知识界在败绩的作用下重回1905年的老路，就是说重新拾起失败主义的心理——那就全完了……我们不但送不上炮弹，还会有更糟的东西——会有革命。
于是我一到，就给米留科夫21挂了电话。
米留科夫一下子没认出我：我穿着军装。不过，说真的，我也确实变了个人。战争这东西，是要把一切都翻个个儿的。
我同米留科夫素无私交。横在我们中间的是多年的政治仇隙。可7月26日仿佛把一切都抹平了……“一切为了战争”……
饶是如此，我的一句话还是叫他有些发懵：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我是来直截了当问您一句：我们——是朋友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终究回答了：
——是……大概……我想……我们——是朋友。
从接下去的谈话弄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不打算改变航向，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主张把战争打到“胜利的终局”，但是……
——但是热潮退了……败绩起了它的作用……撤退的原因尤其起了作用……于是对政权……这个无能的……没有站到任务高度的政权……有一种最强烈的恼怒……
——您认为事情严重吗？
——我认为局势严重……而且首先要给这股恼怒一个出口……人们期待杜马给国家灾难的罪人打上烙印……如果不在国家杜马打开这个阀门，恼怒就会从别的路径喷出来……杜马必须对那些错误——也许是罪行——作出严厉的评判：正是由于它们，我们不但交出了用血的洪流夺来的加利西亚，而且，谁知道呢，还要交出什么……交出波兰。
——我还没有同自己人商量……但很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是同道……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人，不打算体恤政府……我们看见的惨状太多了……不过这只是一面——可以说，“严厉的呵斥”是必需的……但总不能把精神浇灭呀，得给点正面的东西……得让开战头几天的梦想活过来……
——对……要让梦想活过来，要提振精神，就得给人以确信：所有这些已经作出的牺牲，和将来的一切牺牲，都不会白费……这要从两条路上去做。
——愿闻其详？
——一方面，得让国家视为罪人的那些人走开……得换上另一些人——配得上的、有能力的人，享有社会分量的人，享有——怎么说呢——嗯，社会信任的人——好吧就这么说……
——您是要责任内阁？
——不……我不便用“责任内阁”这个提法来表述这些要求……对此我们恐怕还没有准备好。但要的是类似的东西……总不能当真让老朽昏聩到家的戈列梅金22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政府首脑吧……不能，因为他从机体上——论老迈也好，论僵化也好——都不可能站到必需的要求的高度……西方各民主国推上部长职位的，可是民族的精华！……
——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是这样。——要像您说的那样提振精神、让梦想活过来，就得让人有可能去梦想……我是说，人们梦想着战争的结局，梦想着一旦我们胜利，航向就会改变……期待另一种政策……期待自由……
——作为对牺牲的犒赏？
——不是犒赏，而是胜利的自然后果。如果俄国胜了，那胜利的显然不是政府。胜利的是整个民族。而一个民族既然会胜利，又怎么能拒绝给它自由呼吸的权利？……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治理自己……所以，政权必须拿出证明：它在向民族索取牺牲的同时，自己也准备牺牲掉一部分权力……和一部分成见。
——什么样的证明？
——证明应当体现在某些确定的步骤里……当然，战时不是根本改革的时候，可有些事现在就能做……应当有一个仿佛踏上自由之路的“起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一致吗？……
这回是我没有立刻回答。但终究回答了：
——我个人的想法，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23一样：“庄稼汉与庄稼汉不同。庄稼汉若不把收成喝光，那样的庄稼汉我便敬重。”
——这话怎么讲？
——这样讲：1905年那个拾起失败主义心理的人民，在我看来，除了镇压什么也不配；而1915年的俄国——用同一位托尔斯泰的话说，“彼于无休无止之战阵间，为尔流血，如注水焉，倾之又倾”——配得上踏上自由之路。
这场谈话，可算作后来得名“进步集团”的那个东西的序幕——它的敌人则给它起了诨名“黄色联盟”……
六个党团（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左翼十月党人、地方自治派十月党人、中央派和国家杜马的进步民族主义者24），加上国务委员会的一部分——在一些极其温和的“改革”上联合了起来，那些改革只能算作“踏上路途的起步”……
“集团大宪章”（各党团的书面协议）里那个具有严肃政治意义的段落，用的正是这样的字眼：
“踏上废止对犹太人限制性法律的路途”……
然而这一条，即使是这样的措辞，对集团的右翼也是沉重的。这些白柱多少回看见我们的脸，为“犹太问题”愁得双倍地阴沉……
我们明白，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题目上不可能一言不发。我们甚至珍视这个听上去如此柔和的“踏上路途”……另一方面，就实质而论，也不能不看见如今犹太上层的行止与1905年的区别。
那时候，他们把赌注押在失败主义和革命上……输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屠杀，是行政手段翻新的严酷。而如今，犹太上层把赌注押在了“爱国主义”上……整个俄国报界（它可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的）都在要求把战争打到“胜利的终局”。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理应报以一个给人指望的姿态。
可我的上帝，这有多难。前线滋长着疯了一般的“间谍狂热”，连国家杜马里也有人被搅昏了头。人们不明白：把“后方的犹太佬”摁得再紧些，“前线的犹太佬”也不会停止刺探。也不明白：这些后方的人手里握着一件威严的武器——报刊，而在国家绷紧全部气力的关头，报刊是最最轻慢不得的。
“集团大宪章”里其余的条款简直是与人无害：“农民权利平等”——斯托雷平早已预定了的问题；“重审地方自治条例”——也因贵族的“衰败”而早该提上日程；全然是吃素的“乡级地方自治”；停止对谁也没在迫害的“小俄罗斯报刊”的迫害；“波兰自治”——在德国已占领波兰的当口，纯属书斋清谈……如此而已。可另有一样东西，一切正是从它闹起来的……
这样东西，就是要求把“享有社会信任的”人召来执政。一切都在这上面开了场……进步集团的全部“改革”，实质上都是给太平年月预备的……眼下谁关心什么“乡级地方自治”？——全是些鸡毛蒜皮。唯一要紧的是：谁来当政府？
进步集团组成后不久，曾有过一次谈拢的尝试。
在一个不走运的晚上，我们这些集团派，同政府坐到了一张桌子旁……
什么也没谈成。诚然，有几位大臣分明是向着我们的：他们倾向于让步。
让什么步，说到底？
事情明摆着：得把立宪民主党人请来，让他们组阁。说真的，为什么不这么办？1905年立宪民主党人是失败主义者，同恐怖分子走一条道——那时候请他们，不行。可既然如今他们是爱国者，那就让他们组一回阁好了。怕他们太自由主义？多余：激进派当上部长的，见过；当了部长还激进的，从没见过25……
这一层没人肯懂，立宪民主党人被拒了，于是“这个”一拖就拖了一年多……只有上帝知道会拖出什么来……
是啊——一年有余……
这段时间里做成了什么？
我们到底给他们送炮弹了没有？……
马林斯基宫里的大厅。整个是深红色的。天鹅绒垂到地面，罩着一张张排成漂亮马蹄形的桌子……舒适的圈椅上也是红丝绒……把脚步声吞得一点不剩的软地毯，也是红的。
桌子正中坐着陆军大臣26。在一片黑色的“礼服燕尾”中间，他的银肩章分外扎眼。他右首是白发而面色蜡黄的国务委员会主席27，左首是国家杜马主席——魁伟的罗将科28。挨着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共九位：季马舍夫29、斯季辛斯基30、斯塔霍维奇31、谢别科32、古尔科33、托尔伯爵34、伊万诺夫35，还有谁来着。挨着国家杜马主席的，是杜马的成员——同样九位：德米特留科夫36、马尔科夫（第二）3738、申加廖夫39、米留科夫、奇哈切夫40、利沃夫41、克鲁片斯基42、我，还有谁来着……
主席对面是各部各署的代表。其中有几位将军，最出众的是马尼科夫斯基43——炮兵总局署长。
会议纪律严整，近乎庄严。人们说话不高声，通常也不多话。有时静得能听见那盏华美的水晶吊灯的坠饰在莹莹微颤中轻轻作响。仪态庄重到理想程度的侍者用雅致的杯子分送咖啡。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国防特别会议。1915年，在国家杜马的压力下，成立了这些所谓的特别会议。共有四个：“国防特别会议”（主席——陆军大臣）；“交通运输特别委员会”（主席——交通大臣）；“燃料特别委员会”（主席——工商大臣）；“粮食特别委员会”（主席——农业大臣）44。
这些特别会议，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造得像一座铁匠炉……铁匠——是执掌整个部的大臣。而拉风箱的活儿，也就是“鼓风人”的角色，由我们这些立法两院的成员来干。
陆军大臣作报告……
——近来大本营在核算全线所需的炮弹数量。目前核算已经完成。大本营参谋长来函，请国防特别会议把炮弹生产提高到每月五十个“弹药队”。
与会成员中起了一阵骚动。这可是最要紧的问题。此刻要定下的是事业的规模，从而也是战争的规模。五十个“弹药队”，按每队三万发炮弹的“野战弹药队”计——就是每月一百五十万发。这不少了。可够不够呢？……
“青铜骑士”（人们这样讥称马尔科夫第二，因为他长得像彼得大帝）那颗鬈发的头颅动了起来。他请求发言：
——对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所作的核算，我怀着十足的敬意；尽管如此，我必须声明——但愿他们不要见怪——本次战争已把下面这一条彻底证明了。对一切所谓“专家核算”，都应当像那位东方哲人对待自己的夫人那样处置：把这些核算听完……然后“反着办”。我确信，等到我们能把生产提到五十个弹药队的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份新的公文，里面写着“鉴于技术条件业已变化”，先前的一切核算均告不敷，需将定额加倍。我提议：不必坐等这份必然要来的公文，而是现在、立刻就把大本营的核算加倍，责成炮兵总局把炮弹生产提高到的不是每月五十个，而是每月一百个弹药队。
这项声明引起了长时间的意见交换。国务委员会里一部分习惯了旧官僚纪律的成员，认为对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提案作任何改动都断不可行。可是魁伟如纪念碑的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将科十分起劲地站到了马尔科夫一边——这个人是大自然特地造出来踏平大臣丛林的。罗将科端着他国家杜马主席的威严，那份沉甸甸的架势无人可仿。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训示”大臣，从某个时候起已成了他的一种需要。不过说句公道话，也确实有得可训——想想葬送了多少人、交出了多少个省。声援马尔科夫的还有热忱如火的申加廖夫，他这一回又几乎把所有人感动到落泪。战争期间申加廖夫变了许多。我记得从前他在讲坛上讲话时，那双眼睛有时是何等恶狠狠的……如今这双“恶眼”却常常蒙上一层可疑的水光……而当他讲到俄国时，这双眼睛变得惊人……国家杜马其余的成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沃夫，带着无限善良的微笑和一双狂信者的眼睛；米留科夫，一个地道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却由于造化的某种玩笑而有几分德国将军的相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奇哈切夫，看上去高傲到叫他的朋友们说他脖子上少了一节颈椎，实际上不过是个正派得过了敏的人；还有其他人——全都支持“一百个弹药队”。国务委员会也有几位成员站到我们这边……气派堂堂的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风度翩翩的谢别科，聪明而刻毒的古尔科，还有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季辛斯基——尽管给官僚制度勤勤恳恳当了几十年差，他对世界大战把俄国抛入的新境况，却比旁人更多几分理解——等等……
末了，炮兵委员会主席、前工商大臣季马舍夫说：
——这些都很好，可光想要不够，光作决议也不够。得让这项决议真有可能被执行……我想请与此事关系最切身的炮兵总局署长，最终说一说他的意见：把炮弹生产提高到每月一百个弹药队，可能不可能。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尼科夫斯基将军是个有才干的人。他拿他那个“炮兵总局”施了什么法术，我说不太清，可官办工厂在他手里——连私营的也一样（譬如：我们把巨大的普季洛夫工厂从业主手里收了来，当作采邑封给了马尼科夫斯基）——都在创造奇迹。他长着一颗扎波罗热人的头颅，胆气与狡黠的合金。说话嗓门洪亮而微带沙哑，讲得漂亮极了，尽管他装出一副大兵不会讲话的样子。他起身向陆军大臣请示：
——请允许我报告。
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将军是个聪明、多思的人，一位大外交家。他讲话时总是耸动肩膀、神经质地晃头——这是“抽搐”——个体或宗族走向熄灭的确凿征兆。
他准许马尼科夫斯基发言。
——特别会议诸位成员……我是个丘八——不大会说话。诸位多包涵。事情是这样……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你们要每月一百个弹药队……难……很难，可战争这东西，本来就是用来克服难处的。下命令是你们的事……执行是我的事……你们下令要一百个弹药队——就会有一百个弹药队……
“我们下了令”……
然而，马尔科夫还是算错了……只不过错向了另一边。当我们把生产提到一百个弹药队——而不是大本营要的五十个——的时候，新的指令到了：把生产提到的不是一百，而是一百五十个弹药队。当然喽，“胃口是越吃越大的！”45……
可一百五十个我们也能提上去，而且几乎已经提上去了。但这只是因为：当年我们有胆量“敢有自己的判断”。而我们所以有这份胆量，是因为特别会议由将军们组成，而围着他们的是立法两院最有分量的成员——对这些人，众所周知，律条本不是写给他们的……
总的说，魄力我们是有的。譬如，我们下了四千万双军靴的订货。再“差一点儿”，我们就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了——至少在脚这一头：整个民族都将由国家管穿、管鞋……凭国防特别会议的订单。
在这一面，我们问心无愧。凡是可能的我们都做了……我们那份给军事创造的圣火当“鼓风人”的差事，干得不是出于畏惧，而是出于良心。
可还有另一面……有些时刻，我开始怀疑……在另一件事上——在那件我们约定不当火的鼓风人、恰恰相反要当火灾扑救者的事上——我们履行自己的意愿了吗？我们是在扑灭革命吗？……
诚然，一年多已经过去。革命至今还没有闹起来。1915年可怖的大撤退在俄国激起的恼怒，确实被引进了那个名叫国家杜马的通风口。积沸起来的革命能量，成功地被换算成了言辞，换算成烈火般的演说和精巧的、脆声琤琮的“转入例行议程案”。成功地用“决议”——即对政府的口头申斥——顶替了“革命”——即血与毁灭……
另一件事也一直成功：在这些公开的“严厉申斥”的地基上，同它、同政府，在最要紧的事情上——在对待战争上——保持着一致。成功地让一幅鲜亮的标语牌始终牢牢悬在塔夫利达宫的穹顶上——“一切为了战争”……任凭“青铜骑士”怎么把进步集团叫作“黄色联盟”——这不是实情，因为这个集团是三色的：它是白蓝红的，它是民族的，它是俄罗斯的！
可是……
可是，这枚三色徽记上的红色条纹，是不是正在“逾越本分”地变宽，漫过其余的颜色？
在疑虑的时刻，我有时开始觉得：我们这些立志扑灭革命的消防手，正不由自主地变成它的纵火犯。
我们太能言善辩了……我们在言辞的操练上太有才华了。人们太相信我们的话了——相信政府一无是处……
啊，我的上帝……可怕就可怕在，这是真的：它当真一无是处。
技术方面倒还罢了。当然，我们离英国和法国远得很。拜我们的落后所赐，庞大的俄国军队所牵制的敌军，比按人数摊派本该由它牵制的少得多。不久前有人在特别会议上给我们报告：法国是每两个战斗兵摊一个后方兵。我们正相反，每一个战斗兵摊两个后方兵，也就是差了四倍。因此，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俄国摆出的战斗兵数，比四千万人口的法国多不了多少。这不妨碍我们承受最惨烈的损失。按德国人的计算，俄国到今日为止已损失八百万——阵亡、负伤、被俘。我们用这个价钱换掉了敌方四百万人46。
这份可怖的账单——每换掉一个敌人要搭上两个俄国人——表明俄国的炮灰是何等地挥霍。单这一份账单，就是对政府的判决书。对现在和过去的判决。对我们全体的判决……对整个执政的和不执政的阶级，对整个知识界——它一向活得没心没肺，全不理会俄国在物质文化上落后于邻邦到了何等无望的地步……
我们从前只会“唱歌、跳舞、写诗、扔炸弹”，如今这笔账要用几百万条俄国人命来偿付——几百万条本可不死的俄国人命……
我们不愿也不会去当“爱迪生”，我们鄙薄物质文化。创造“世界级的”文学、超验的芭蕾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可有趣得多了。可如今，清算来了。
“你唱呀，唱个没完……
那就去跳个舞吧”47……
于是我们跳着……“最后的探戈”……在塞满尸体的堑壕的脊梁上……
所幸，“国家”不知道这份可怖的死亡结算：两个俄国人换一个德国人；所以，历史俄国这桩最沉重的罪责，暂时还没有被记到政府头上……知道这笔账的人，都缄默着。因为在这里就不得不牵连到军队。而军队暂时还有铠甲护着，攻讦不到。
对大本营的失着和某些将军的庸碌，“政治领袖们”缄默着。
可是，对政府或许也本该这样？对一切闭上眼——只求它把战争打到底……
即便本该这样，这也做不到了。1915年我们聚到彼得格勒时，已经没有选择。人人都烧得通红，国家杜马若还想让自己那声号召——号召新的牺牲、新的振作——被军队和国家听进去，就必须“给国家灾难的罪人打上烙印”。杜马与军队之间仿佛立了一纸无言的契约：
杜马：我们来骂“他们”，你们就别骂了，你们去同德国人拼杀……
军队：我们会拼杀的——只要你们把“他们”好好地“训”上一顿……
于是我们就“训”。
还不够吗？
糟就糟在：想收也收不住了。
军事上的失利，渐渐扛不动的紧张，分明正在转成拒绝作战的大众疲惫——这一切要求一种格外精巧的内政。
可内政呢？……
这一切图的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总不能一面向国家索取无穷的牺牲，一面又分文不把它放在眼里……不把它放在眼里也行——当你打胜仗的时候：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可“被打败的”是要受审判的，而且审得不只严苛，还极不公道，因为有言在先：“祸哉，败者！”48
得承认这条不公道的法则——“祸哉，败者”；得承认这不公道的势不可免，并按这势不可免去行事。要行事得让自己不但在公正的审判前赎得了身，在不公正的审判前也赎得了身。得给举发你的人塞上一笔贿赂……因为他们握有举发的权柄：每一个举发者身后，是几百万如饥似渴的听众，几百万想得同他一样的人——不，不是一样，是糟糕得多的人。是的，他们数以百万计，因为军事失利属于那类无须宣传的事实……“美誉不出门，恶名传千里”……打了败仗，是要付账的。
拿什么付？……
拿人家肯收的那种通货：得用让出权力来偿付……哪怕是表面上让一让，哪怕是暂时让一让……
知识界借杜马之口喊道：
——你们在葬送我们……你们在输掉战争……你们的大臣不是庸才，就是叛贼……国家不信你们……军队不信你们……让我们来……我们试试……
就算这全不是实情，只除了一条：德国人在打我们——这一条总抵赖不掉……而既然如此，单这一条就足够给俄国一个说得通的答复了……
可以有几种办法：
一、把进步集团——换句话说，把立宪民主党人——召来，让他们组阁：你们试试，你们来治理。
这会闹出什么来——天晓得。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变不出奇迹，可他们多半总能赢下一段时间。等大家弄明白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奇迹术士，几个月也就过去了——而那时就是春天，就是攻势；攻势横竖要定乾坤：得手，我们就浮出水面；失手，横竖一起沉底。
二、若是不肯让权，那就得找出一个斯托雷平第二……得找出一个能在国家面前把智慧和意志亮得锃亮的人……得说出第二声“你们吓不倒我”，漂漂亮亮地驱散杜马，自己来统治——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实打实地——乾纲独断……
三、立宪民主党人不召，斯托雷平第二找不出，那就只剩一条：结束战争。
在这三种组合之外没有路——没有讲得通的路。可实际做的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人不召。杜马不赶。斯托雷平不找。和约不缔。做的是——什么？……
任命了一个“顶替斯托雷平”的——施蒂尔默49。圣彼得堡对此人的评语是这样的：
——一个绝对没有原则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用之辈……
因为那副长相，人们叫他“圣诞老爷”……可这位“老爷”非但“送”不来俄国的秩序，还要把政权最后一点威望给“捎”走……
何况这位“圣诞老爷”，还顶着个德国姓……
自然，间谍狂热是一种恶心透顶、蠢得没边的时疫。我个人不信任何“叛国”，并把同“德意志当道”的斗争看作愚蠢而危险的营生。我试过同它斗，甚至在报上点明：“点巴克福线的人，得记着线的另一头拴着什么”……我想借此说的是：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德国人，就把俄国的每个德国人都当作奸细——须记得黑森的爱丽丝公主50，如今正是我们的皇后……人们把我的意思领会得很透彻，可照样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领头的就是《新时代报》51。
这些都对；可当所有人都在这上头发了疯，当前线新近的失利被归咎于某些将军姓了德国姓的时候，你又不能不把它当回事。这愚蠢得叫人难忍，可要知道，古往今来一切革命，靠的都是某种浑圆的白痴逻辑在推动。
叛国……
这个可怕的字眼在军中、在后方游荡……这还是1914年从米亚索耶多夫52案起的头，如今更是逮谁咬谁。这字眼一路窜到最上层，志愿的猎犬们甚至绕着宫廷嗅来嗅去。仿佛无心之失加给俄国的祸害还不够多，非得再给谁安上一条叛国不可……
而这确确实实像一场时疫。连那些看着还能思想的人，也都魔怔了……
在这片土壤上，集团差点裂开……至少也发出了一声难听的吱嘎……
那是几天前的事……我们在为国家杜马的新一期召集准备“转入例行议程案”。这已成了惯例。惯例还包括：这类议程案由三部分组成——向盟邦致意，号召军队坚定地把战争进行下去，对政府的尖锐批评……
同往常一样，我们聚在第11号房间。圣彼得堡阴沉的早晨，开着电灯。深色灯罩下的灯，温馨地照着铺绿丝绒的桌子……
米留科夫、申加廖夫、希德洛夫斯基53、卡普尼斯特（第二）54、斯科罗帕茨基55、利沃夫（第二）56、波洛夫采夫（第二）57、我。
希德洛夫斯基主持。
宣读了议程案的草稿。里面有那个致命的字眼：政府被指控“叛国”……
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意见。
意见一。请诸位注意“叛国”这个词……这是可怕的武器。把它写进决议，杜马就是给政府一记致命的打击。当然，倘若叛国确有其事，那么无论多么激烈的决议，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态度。可要这样，就得确信叛国实有。眼下关于这事的种种言谈，说到底不过是言谈。谁手里有事实，就请摆出来。闭着眼睛跟进这样的指控，我们做不到。
意见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在跨进一个新阶段……政权没有听我们的警告。它还在推行自己那套疯狂的政策……激怒整个国家的政策……而人们还在向这个国家索取闻所未闻的牺牲……不止如此：任命施蒂尔默，政权是对俄国又下了一封挑战书……这套政策，连同前线的败绩，叫人不能不作最坏的推想……这若不是背叛，那又是什么？把军队的全部努力一笔勾销——靠着有步骤地摧毁那比大炮和炮弹更要紧的东西：摧毁精神，摧毁求胜的意志——这该叫什么？……这若不是背叛，那至少也是这样一串作为：真正的叛贼要帮德国人的忙，也想不出更高明的招数……
意见一。这些都对，可这仍旧不是叛国。如果支持把这个词写进决议的论据仅止于此，那么在我看来很清楚：叛国并不存在，因而必须小心避开这个词。
意见二。这个词全国都在念叨……我们若弃之不用，就没有说出该说的话，没有说出人们等着我们说的话……这将是鸵鸟的政策：国家杜马不说这个词，它照样不会停止在四面八方、在军中和后方被人反复念叨……而我们若出于过分的审慎把头埋进翅膀、闭口不言，那就还要添上一样：人们会说——杜马怕了，杜马不敢说真话，杜马包庇了叛国，杜马自己叛了国……大众的情绪我们改变不了分毫，倒要在国家全部锁扣的崩解之外，把自己也一并埋葬……最后一个人们还肯信的权威将轰然倒塌……对国家杜马的信任将轰然倒塌……这一天一旦到来——而它是必定要来的，倘若我们不把全俄国沸腾着的东西哪怕以缓和的形式说出来——那时这股情绪和这套推想就会给自己找到另一个出口……那时它就要走上街头，走上广场……我们必须说出它，哪怕我们并不情愿……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此刻正处在一条拦住人群的人链的位置上……是的——我们拦着它，可凡事都有个限度……这难熬的局面拖了这么久，不是我们的过错。人群在推我们的背……人家推着，我们就得移动——尽管两脚死死抵着地，抵到力气用尽，可还是得移动……我们若停下不动，就会被碾过、被冲破，人群就会扑向我们终究还在守护的那样东西——我们一面鞭挞、一面申斥、一面责备，却终究还在守护的那样东西……这样东西——是政权……不是掌权的人，而是政权本身……趁我们还在说话，人们恨它，却不动它……等我们一闭嘴，人们就会扑上去。
意见一。我们的意见十分确定：手里没有事实，就不能指控任何人叛国。任何说辞，哪怕再雄辩，也别想把我们从这一点上拽开。何况对这些论据尽可以举出反论，分毫不逊。譬如，就说国家杜马的威信吧：恰恰是当我们容许自己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指控别人卖国时，我们才会失掉它。建立在谎言、欺骗、哪怕只是轻率措辞上的威信，撑不了多久。这我们不干。要玩这局牌，我们只答应一个条件——牌摊到桌面上。要么把“叛国的事实”告知我们，要么划掉这个词。
意见二。事实在我们手里是有的，可出于极有分量的考虑，眼下不能奉告。
意见一。既然如此，我们保留自己的确信。
我们散会去用早餐时，集团吱嘎作响，声音不祥。可餐桌上话头还在继续。
意见一。你们要是想重演1905年的手法，我们不奉陪。
意见二。什么叫1905年的手法？
意见一。就是你们把制造犹太屠杀栽到政府头上的那一套——尽管你们清清楚楚知道：屠杀是自发的东西，犹太人存在多久它就存在多久，俄国政府从来没有制造过犹太屠杀。
意见二。第一，普列韦58制造了基希讷乌59屠杀；第二，您从哪儿看出可比之处？
意见一。从这里：你们杀红了眼，想给政府来一下最疼的，于是没有证据也要指控它叛国。
意见二。证据是有的。
意见一。那就出示。
意见二。我们会出示的——在杜马讲坛上的演说里。
到头来，一个折中的决定占了上风。“叛国”这个词终究写进了决议，但不由杜马出面把叛国加给政府。决议里说：政府的种种作为——失当的、荒谬的、还有些什么的——终于弄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叛国这个致命的字眼60在人们口中相传”……
这是实话……当真在相传……
前天，11月1日，米留科夫发表了他那篇如今已经出了名的演说……演说本身出名，尤其因为它被审查当局查禁而出名。
他出示了“叛国的事实”。
事实不算很有说服力。让人感到施蒂尔默周围围着一群形迹可疑的人物，仅此而已。可问题难道在这儿吗？问题在于：施蒂尔默是个渺小的、不值一提的人，而俄国在打一场世界大战。问题在于：各大强国都动员出了自己最精锐的人才，而我们这儿当总理的是个“圣诞老爷”。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国家的狂怒也正是打这儿来的。
是谁乐意、是谁用得着把人逼到失心疯的地步？！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故意做下的？！
有这么一位舒瓦耶夫61将军——陆军大臣。老头子无疑是好人、老实人……搁在总军需官的位子上，他无疑会“各得其所”，可当陆军大臣……总之，据说他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不知怎么，他听说也有人把他当成了叛贼（其实从没有谁这样想过）。老头子大为委屈，据说见人就念叨：
——我兴许是个笨蛋，可我不是叛贼！……
米留科夫把这句话拿来做了演说的主轴。他每举出一件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就发问一次：“那么这是什么——是叛国，还是愚蠢？”而每一次，这个恶毒的问句都被雷鸣般的掌声盖过……
米留科夫的演说粗粝，却有力。而最要紧的，它同俄国的情绪严丝合缝。倘若凭什么奇迹能把整个国家装进塔夫利达宫这座白厅，让米留科夫对着这片千万人的海洋把演说重讲一遍，那么迎接他的掌声，将盖过马尼科夫斯基将军遵特别会议之“令”造出的“一百五十个弹药队”的飓风般的炮火。
大臣们的席位空着……
今天，当我不得不走上“哥耳哥达”时，它们依旧空着。
杜马倒是满满当当……各党团到得出奇地齐，旁听席上——人挤成了厚厚的流苏。
我望了望空空的大臣席。
——国家杜马的诸位成员。你们亲眼见了，一连许多个钟头，从这座讲坛上向政府掷出了何等沉重的指控——沉重到叫人听着就该毛骨悚然……然而可怖的不在指控……指控从前也有过……可怖的在于：对这些指控没有回答……可怖的在于：这些席位空着……可怖的在于：这个政府连为自己辩护的气力都提不起来了……可怖的在于：这个政府甚至没有到这座大厅里来……而就在这里，当着全俄国的面，它被指控叛国……可怖的在于：对这样的指控——竟是这样的回答……
我指了指大臣们的席位……
这难道不是实情吗？拉丁法谚有云：“沉默者未必同意；然若当言之时而沉默——则为同意……”
这里正是这一款。事情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政府就有义务说话——甚至不是说话，而是回答。而此处的回答，不可能是言辞的。有一类指控，只能用行动来回答……
而这行动只能是：要么政府下台，要么解散杜马。
可既然杜马没人解散，而这个蒙了羞、脸颊上烙着叛国印记的政府又赖在台上，那我们就只剩一件事：用言语烧它，烧到它下台。因为我们一旦闭嘴，开口的就是街头。
我也就照这么说了……
——我们将同这个政府斗下去，直到它下台。我们要在“这里”把话说尽，好让国家在“那里”沉默……我们说，是为了让工人能在车床旁安心干活……让他们给前线浇铸炮弹，不用回头张望——他们知道，凡是该说的，国家杜马会替他们说。我们说，是为了让堑壕里的军队能在前线站定，脸朝着敌人……不必频频回顾后方……后方有国家杜马……它看着，听着，知道，一旦需要，它会说出自己的话……
对，就这样……就这样，我的演说也要由数不清的打字机小姐们敲出来，当作“禁书”……国家杜马做了人们期待于它的事……它对政府雷霆大喝，责令它下台。
“布景涂抹得花花绿绿……
我朗诵得何等慷慨激昂……”62
主啊，难道竟没有人能把人劝醒！……总不能这样啊，总不能这样去激怒人、激怒国家、激怒那个把血流得没边没算的人民啊。难道这血就没有它的权利？难道这些无言的牺牲就换不来一点点发言权？……
施蒂尔默是不是叛贼——有什么打紧。就算他是老实人里最老实的。可是，倘若这个国家——不管有理没理——认死了“享有信任的人”，为什么不试他们一试？……为什么不任命他们？……就算这些“信任之人”是不中用的……可眼下地平线上也并没有“斯托雷平”啊。就算米留科夫是个无用之辈……可他总不至于比施蒂尔默更无用吧……这股死犟劲儿是打哪儿来的？这里头有哪一条讲得通的理由——哪一条？……
要害正在于：眼下正在成就的，是某种超验的非理性的东西……
况且，还有一样东西，叫人双手无力地垂下……
一心要自我毁灭的人，是拦不住的。
有一条可怕的蛀虫，像蠹虫蛀木一样，蛀着俄国这根树干。芯子已经全被蛀空，兴许树干早就没了，只剩一层三百年的老树皮还撑在那里……
而这里无药可医……
这里没法斗……这是那种致人死命的东西……
这致命之物的名字是：拉斯普京！！！63
1916年11月至12月
（续）
彼得格勒嗡嗡念叨的还是那件事。要明白念叨的是什么，就得读一读下文64。
场景：“炉边”。喝着咖啡，纯正的“摩卡”。出场人物：“她”与“他”。她是一位不再年轻的太太，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两位都是极其体面的人，打引号的，也是不打引号的。既是不打引号的体面人，他们的思想方式便超乎粗俗的俄国之上；也是打引号的体面人，他们便只谈眼下彼得格勒“时兴”的话题。
她：这是我从……（此处接上一条由表姐妹和姑嫂妯娌65串成的长长的阿里阿德涅线）那里知道的。我要对您说的是：她非常聪明……她比周围的一切都高出许多。凡是试着同她谈过话的人，都吃了一惊……
他：吃惊什么？
她：就吃惊她那份聪明呀，那份辩才……驳得所有人哑口无言……什么道理都休想说给她听……她尤其瞧不起的，恰恰是我们……嗯，一句话，瞧不起圣彼得堡……有一回有人同她谈起这些话题……试着陈述一些看法……我也说不清，总之是关于俄国人民的……她讥讽地反问：“您这是打桥牌的时候打听来的？是您的表哥告诉您的？还是您的嫂子？”她鄙薄圣彼得堡太太们的见识，认为她们对俄国人民一无所知……
他：那皇后就知道吗？
她：是啊，她认为自己知道……
他：通过拉斯普京？
她：是，通过拉斯普京……可也不光如此……要知道，她同各色人等保持着极广的通信。收到大堆大堆的来信，怎么说呢，都是些最普通不过的小民写来的……她就凭这些信判断人民……她确信，寻常百姓是爱戴她的……至于偶尔有人壮着胆子向沙皇禀报的那些，照她看，全是谎话……您自然知道维公爵夫人的事吧？
他：维给皇后写了一封信。写得非常直白……而她已奉命迁出彼得格勒。这可确实？
她：是的，她，还有他……他？您认识他的，就是那位前农业大臣。不过维写这信并非只代表自己……她在信里说，这是一大批俄国女人的公意……总之，这算是，怎么说呢，一份抗议……
他：信里说到拉斯普京了？
她：那当然……对了，我正想问您，这件事……总之，拉斯普京这个人，您怎么看？
他：我怎么看？……首先我得说，人们传的那些、复述一遍都叫人不快的话，我是不信的。
她：不信？您有凭据吗？
他：凭据？怎么对您说呢……第一，这种事骇人听闻到了这般地步，倒是那些信的人才该拿出凭据来。
她：可拉斯普京的名声呢？
他：名声又怎么样？……这些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狡猾的庄稼汉……在需要有分寸的地方，他守得住分寸……再说，倘若真有那种事……要知道，恨皇后的人那么多……难道竟找不出一个去点醒沙皇的人吗？……
她：可要是沙皇知道，却不想知道呢？
他：倘若沙皇“知道又不想知道”，那革命就躲不过去了。这样的没主见，世人是不饶恕君主的……可我不信——不，我不信。不知道，也许您会觉得这太自负——凭那么短暂的一面之缘就下判断，可我对她本人自有一份亲身的印象，同那种事完全对不上号——不，对不上号。
她：您同她说过话？
他：说过一次。
她：她对您说了什么？
他：有人把我引见给她，说明我是某某省来的。她向我伸出手来……随后我看见的是一双颇为无助的眼睛和一个微笑——挤出来的微笑；恕我这样说，这一笑，她那张英国人的脸忽然变成德国人的了……随后她开了口，语气里像是带着几分绝望。
她：说的俄语？
他：俄语，可带着口音……她问：“你们那个省，它是怎样的？”……这一问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最没料到的就是它。
她：那您答了什么？
他：答了什么？一句套话……毫无准备地要给一个省下考语，谈何容易……我答道：“陛下，敝省的特色是柔和。气候柔和，风物柔和……也许正因如此，居民的性子也柔和……我们那里的民风，比较而言，是平和的。”说到这儿我住了口。可从她脸上的神色我明白，还得再说点什么……于是我做了一件万万做不得的事……因为面对君主本不能发问……而不言而喻，更不能问蠢问题，我偏偏问的就是一句蠢问题……
她：哪儿的话，您会？
他：真的，因为我问的是：“陛下可曾驾临过敝省？”……按理说，皇后到没到过我们省，我本该是知道的。
她：她怎么说？
他：得到的回答相当出人意料……她像是脱口而出：“不，我哪儿也没去过。我在皇村这里待了十年，像蹲监狱一样。”
她：竟至于此？那您呢？
他：这之后我只剩一句话可说：“我们全都盼着，有朝一日陛下赏光驾临敝省”……她答道：“我一定来”……
她：来了吗？
他：没来成……她本该从基辅过来，可斯托雷平遇刺了，这事便作罢了……我们方才说到哪儿了？……
她：您说到，您有一份亲身的印象……
他：对……亲身的印象就是：她既是英国女人，又是德国女人，两者合于一身……她和拉斯普京——不，这不可能……随便什么都行，就不会是这个……
她：那到底是什么？我也不信——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呢？神秘主义？
他：自然……她姐姐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身上也有同样的神秘主义气质；它之所以没酿成对俄国这样可怕的形态，只因为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是另一种性子，不那么专断，不那么执拗。
她：怎么讲？为什么？
他：因为，倘若皇后是柔顺谦卑的……
她：像女人本分应当的那样，是不是？……
他：至少皇后应当如此……
她：皇后比谁都不必如此。
他：不，比谁都十万倍地必须……
她：为什么？
他：因为普天下的男人里，最不幸的就是沙皇。谁也没有他那么多的操劳、那样重的责任……那样沉重的心事。他心境的安宁，应当像圣物一样被守护起来……因为俄国的命运就系于他的平静。所以皇后应当是温顺者中最温顺的——一个不带刺的女人……
她：可惜，这话搁在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身上说不通……她首先就是个挖苦人的老手……
他：是啊，听人说过……
她：她漫画画得很好……您知道——她最爱画的题目是什么？……
他：不知道……
她：她把沙皇画成母亲怀里的“小宝宝”66……意思是，沙皇是个小男孩，由妈妈牵着领着。
他：唉，这可不好。
她：她的口头禅是：“唉，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这话用英语说来另有一种腔调……每逢照她看该办的这样那样的事没人去办，她就说这一句……她责备沙皇软弱……
他：是，这我知道。还在斯托雷平当政的年月就有人这么议论了……据说那时流行一句话：“您到底是不是个君主？”67那个年代有一段逸事，我还记得。据说奥尔加·鲍里索芙娜·斯托雷平娜68在自己家里摆设的宴席，可以说“逾了品级”……就是说，赴她家宴的人佩着绶带，军人不解佩刀……而这排场，据说唯有沙皇的御桌前才配有……这事立刻有人报给了皇后，皇后转告沙皇，还添了一句：“好啊，从前有过两位皇后，如今要有三位了……”
她：这话刻毒……
他：是啊，可惜，这话刻毒……比刻毒还糟……这话俏皮……
她：？？
他：正是，因为王后们的俏皮，从来都要给王国招来一场什么灾殃……
她：可王后总还许可单纯地聪明吧，我希望？……
他：只许可那一种女人的聪明——话说回来，这也是最高一等的聪明——它在任何处境里都猜得出，怎样为丈夫减轻他严酷的劳作……减轻，决不等于插手朝政。恰恰相反，从这种“插手”里只会生出新的难处。减轻，是把那些除得掉的操心事替他除掉……而皇后的第一天职，是对沙皇绝对的顺从……因为她纵然是皇后，也终究只是沙皇的第一个臣民。
她：看来，您是照着《家规》69过日子的？……
他：很有可能……可您自己想想……人们都说，我们的皇后是个大大的“绝对专制派”……极力拥护专制制度……可有谁比她更起劲地在拆这专制的台？是谁当着全国的面对沙皇公然抗命？至少，人人都在这么说……那句话谁人不晓：“宁要一个拉斯普京，不要一天十场歇斯底里”？这句话究竟有没有真被说出口，我不知道，可归根到底这无关紧要，因为全俄国都在说它。
她：那又怎样？结论呢？
他：结论是：症结不在神秘主义，而在皇后的性子。神秘主义本身本不打紧，只要皇后是个“不带刺的女人”。那她就会舍出拉斯普京，哪怕她当他是圣洁的长老。哭上一场，当天就同他分手，就在“猜疑碰到了恺撒之妻”70的那一天。即便不在头一天，那也在第二天——只要她在沙皇脸上瞧见哪怕一丝不悦的影子；因为他的心境安宁最要紧——俄国的命运就在里头……而实际呢——“一天十场歇斯底里”。公然的抗命，对专制君主公开的犯上，还有摆在众人眼前的天大的惑乱……“他算什么专制君主”……于是，连最忠悃……最恭顺的心——那些把敬奉皇位当作第六感官的心——也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渗进了毒素……君主主义的感情被蚀掉了，剩下的只是凭理智信服的君主主义……冷冰冰的、论证出来的……可这只对天性卓绝的极少数人管用……其余的人，靠心活着远多于靠脑。
她：那还用说。
他：这可怕……这简直可怕……
她：可假如她真是落进了拉斯普京的支配呢？要知道有人一口咬定，他是头等厉害的催眠师。假如她相信，他救着皇储，救着沙皇，最后还救着俄国呢……
他：搁在古时候，这种情形有个现成的好字眼。人们会说，是格里什卡给皇后“下了蛊”。蛊要靠祈祷来驱。而祈祷，最好是进修道院去祈祷……
她：修道院？是啊，这样的盘算是有的……可假如……沙皇本人……也中了他的蛊呢？
他：果真如此，那就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完了……可我不信这个……我没有这种感觉……不，沙皇没有中蛊。那些关于“藏地酊剂”71的传说全是无稽之谈……他若是中了蛊，那蛊也是打他自己身上、打他心里来的……
她：怎么讲？
他：外面在闹什么，他不可能不知道……什么话都对他说尽了……他的眼睛是睁开的……可他中的蛊，是一种从里头来的无力。您想想，他只消一次发飙，又费得了他什么？……这个拉斯普京就会渣都不剩……皇后会歇斯底里地闹上一场……可等到歇斯底里地抽搐起来的是俄国，那才更糟……到那时就晚了。而现在……唉，他要是发一次飙该多好！……他要是往桌上砸一次拳头……砸得四下里全都发抖，而要害是，砸得皇后发抖……
她：不——您对《家规》当真是情有独钟。
他：当真。而且我确信，皇后自己在灵魂深处渴望的正是这个。
她：您凭什么这样想？
他：因为所有的女人都渴望一个专断的男人……我知道，您要说这是“庸俗滥调”……可“毋杀人”“毋偷盗”的诫命也是“庸俗滥调”……然而这一类的滥调有个特性：只要一偏离它们、玩起“标新立异”，世界立刻就翻个底朝天。俄国眼看也要翻了……您只消想想这有多可怕。在这片土壤上正上演着怎样一出骇人的戏剧……只为“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的软弱，沙皇每日每时都在侮辱自己的人民，而人民也在侮辱自己的沙皇……
她：怎么会？
他：就这么回事……这难道不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不是对整个民族、尤其是对我们君主派的最大的轻蔑吗，这种“容留拉斯普京”。我完全相信，怎么说呢……嗯，总之，皇后是完全清白的……可拉斯普京终究是个肮脏的淫棍……那怎么还能放他进宫呢——当这件事搅扰着、震动着全国的时候，当它让王朝的敌人得以往王朝身上泼脏水、却让我们这些王朝的捍卫者无从招架的时候……难道就不能体谅一下、所谓“成全”一下自己忠顺臣民的这点好心吗？难道非得把这点心意踩进泥里，非得叫我们替自己的沙皇脸红不可吗？……当着国内的敌人……当着国外的敌人……而顶要紧的……当着士兵们。这还是在俄国有史以来打过的最凶险的一场战争里，是在一切都系于这些士兵心气的当口……您再想想，在这件事上我们何等无力。要知道，这件事连开口谈都不能……军官总不能把自己的连队叫拢来，开讲：“外头关于拉斯普京这样说那样说——告诉你们，全是无稽之谈”……不能，因为单是开这个口，就已经是奇耻大辱。嗯，一句话，行不通。更行不通的是，兴许会冒出这么一个天真的、或装作天真的士兵，问上一句：“报告长官老爷，请问外头关于拉斯普京都说些什么？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呢。”难道要军官讲给他听不成？……可怕，可怕——一根筋变两头堵。而军官里信这些话的又有多少？……
她：何止军官……全圣彼得堡都信。像您我这样解释这件事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的，是那个最简单、最肮脏的说法。
他：是，我知道……而这正是这出戏剧的另一面……这是人民对沙皇每日、每分钟的侮辱……因为这些骇人的传说——人民竟信了这些龌龊之言——是我们全体对沙皇一场沉重而绵延不绝的侮辱……一场无路可出、无处可解的侮辱……他没法解释根本没有那回事，因为他连开口谈都不能……他没法找人决斗，因为沙皇是不决斗的……再说，他又找谁去决斗呢？……找全国吗？……说来自然奇怪，竟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皇后的名节说话……可这大概是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生出这些流言的局面，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于是就成了这个可怕的死结……沙皇侮辱国家——把一个被拿获的淫棍放进那座连最优秀的人都难得其门而入的宫殿。国家侮辱沙皇——用那些可怖的猜疑……于是，维系俄国的百年纽带节节崩断……这一切又为的什么？……为的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的软弱……唉，我的上帝！……
她：怎么？……到底怎么？……
他：就是这个……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制度，是何等可怕……
彼得格勒日日夜夜嗡嗡念叨的，就是这个。然而，尽管有这份不歇的闲扯，关于这个给我们带来死亡的人，确凿可靠的东西我们其实知道得很少。
德国人处在我们的境地，早会创立不计其数的学会、协会，专门研究拉斯普京。我们呢，不但没有从事“拉斯普京学”的学术团体，压根就没人把他好好弄清楚……
何况，同他有任何来往，都被视为头等的有失体统。所以，譬如我，就从没见过他一面。亲身的印象，我没有。
其实，有一份倒会有用。因为这个人身上，无疑有两副面孔。
不过，我对他所知的那一点点，如下。
这是“尔某人”的讲述。他是基辅人，基辅的都很熟他。因为他当过一个民主君主派组织的头领，人们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可依我看，这老头子诚实，不蠢，虽说没有多少文化气。他是这样讲的：
——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还有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圣驾要到基辅来。到前几天，我收到一封电报：“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将住在你的寓所”……在那以前我同拉斯普京并不相识，说句实话，也不怎么高兴。头一条，闲杂的操心事本来就够多了，而我的差事，您自己也知道，本来就不少……因为我身为会长，圣驾过境的时候，得带着我那帮小伙子张罗，叫一切都体体面面……这可倒好，又添一个拉斯普京……再者说，外头把他传成什么样，您也是知道的，可我家里有太太，您知道……可我想，没法子：不接待不行……他来了……还行……举止得体，规规矩矩。一个简简单单的人，跟谁说话都是“你”……我尽我所能接待了他，他马上对我说：“你呀，好人儿，这就去给我张罗一个顶靠前的位置，皇上过境的时候我要在场。”我马上跑去找库尔洛夫72先生……如此这般，是拉斯普京大人要的……给了我一张他用的票，只嘱咐我盯着点儿，别闹出什么事来……
就这样……把我和我那帮小伙子安排在亚历山大街上、博物馆旁边，站头一排……我把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安插在他们中间。又吩咐我的小伙子们，好生盯住他……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敢说，我们，皇上是准会注意到的。因为我那帮小伙子早操练出来了，“万岁”一喊，谁都不可能不回头……喊得由衷——又喊得齐刷刷……果然就是这样。御驾的马车过来了，我的小伙子们吼声一起，皇上和皇后双双回过头来……皇后就在这时认出了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欠身致意……而他，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御驾车马一开始驶近，就在空中挥动起两只手来……
——是祝福吗？……
——对，像是祝福……在头一排站得笔直，两手挥啊，挥啊……不过没什么，车驾过去了……当天就有个军官奉皇后之命到我寓所来找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说是陛下有请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他倒问了一句：“今儿当值的是谁？”那军官说了。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一听就恼了：“去回禀皇后娘娘——今儿个不去……这个当值的是条狗。明儿个我来——就这么回话”……喏，再多的我也讲不出了……他在我那儿住得规规矩矩……后来，事情都完了，道了大谢，就自管走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下面是关于同一件事的讲述，调子却全然不同。
1913年秋天，在基辅，有个我全然不识的人来找我。他自称是邮电文官。那阵子上我这儿来的人很多。我请他坐下，用一副相当疲惫的目光打量他。文官就是个文官的模样，只是眼睛里有点什么叫人不舒服的东西。他这样开了头：
——这些我都在读，读着报纸，就常常想起您……您心里想必不好受吧？
那段时候我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可我还是没弄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便等着下文。
——瞧，您的朋友们都冲您来了……缅希科夫73先生在《新时代报》上攻得很凶……还有别人……朋友反目，这才最难……您自己知道您是对的，却又证明不了……他们就为这个才一齐攻您……可要是能“证明”，这一切就都不会有了，这一切烦心事……
这下我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说的是右派报刊掀起的那场对我的围剿——起因是《基辅人报》不赞成扎梅斯洛夫斯基74和恰普林斯基75的勾当：硬要俄国的司法机器去伺候犹太问题上的政治游戏。总之，说的是我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同道们，借着名噪一时的贝利斯案76对我发起的那场讨伐。他接着说：
——您得把真相“证明”出来……我也知道，人不是贝利斯杀的……可是谁呢？……您得查出来，究竟是谁杀了安德留沙·尤申斯基？……
他望着我，我感到他的目光沉而执拗。可他说得在理。我答道：
——当然，查明是谁杀了尤申斯基，对我，又何止对我，都是要紧的？……可这怎么做得到？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我，像要看进我的脑子里去。我心想：
“好一副叫人不舒服的目光”……
而他说：
——有这么一个人……
——什么人？……
——这么一个人：他什么都知道……这件事他也知道……
我以为他要给我报出个什么看手相的算命婆。可他说的是：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
说得神神秘秘，压低了嗓门，可我一下子没听懂。随后猛然懂了，脱口而出：
——拉斯普京？……
他做出一副宽容惋惜的脸色。
——瞧，连您也跟大家一个样……吓着了……拉斯普京……可他真是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您不信……那您听听这个……有一回他在基辅的时候，我陪他在佩切尔斯克的街上走……迎面来了个婆娘，醉得一塌糊涂……他却给了她五个卢布。我问他：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凭什么给她？
他对我说：
——她可怜，可怜……她还不知道……不知道……她的孩子刚刚死了……回到家——就知道了……她呀——可怜……可怜，我说……
——怎么样，孩子当真死了？……
——死了……我查证过……特意查证的，问了她的住址……还有，皇帝陛下驾临基辅那回，车驾走亚历山大街……我当时同他站在一处……
——站在哪儿？
——人行道上……头一排……什么都看得见，看得清清楚楚……这么着，皇上的马车过来了……皇后认出了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朝他点头……他给她画了十字……第二辆车里——坐的是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就在这时，他，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忽然浑身抖起来……“他后头一股煞气！……煞气跟着他的车走！……跟着彼得……跟着他”……您不信我？……
他的目光沉甸甸的……压在我的眼皮上。我不能说我觉得他在撒谎。我说：
——我没有权利不信您……我并不认识您……
——信我吧，信我……还有，我同他同宿过一整夜，就是剧院那天的前夜……他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睡在隔壁屋里……可整整一夜没让我合眼……哼哼，翻身，呻唤……“唉，要闯祸了，唉，坏事情。”我问他：“您这是怎么了，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他只管念他的：“唉，祸事，死亡要来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您自己知道……在剧院里……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遇害了……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
他的目光把我的眼皮压得那样沉，我竟犯起困来……他继续说：
——您得去找他……找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他什么都知道。是谁杀了尤申斯基，他会告诉您——会说的……信我吧……对您自己也有好处……去见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吧——动身去找他吧……
不对，我这是怎么了？……他那双眼睛的目光“像灌了铅”似的压着我的眼皮……只想睡。猛然间，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耀眼地一闪：他这莫不是在催眠我？……
我用力一挣，激灵一下，从身上甩脱了什么东西。同一瞬间，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您这人的神经可真够紧的，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
我站起身。
——是，我是个神经紧的人……所以我还是不去见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的好，他的神经想必同我、同您一样紧……再见……
他走了，从此再没上我这儿来。可我心里久久留着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有一块神秘之物的残片碰了碰我；倘若我愿意，本可以再多知道一些……
可这个人的讲述，同尔的讲述对得拢吗？对得拢：这个文官可能就是尔某人手下的“小伙子”之一，那几天可能就住在他的寓所里，圣驾过境时可能就站在拉斯普京的身后……
再来一份讲述。讲述者是某位格先生，圣彼得堡人，看来毫无替拉斯普京作宣传的理由。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些：
——我们几乎同时失去了两个孩子。大的女孩十六岁，小的十四岁。我妻子的情形可怕极了。她的绝望近于疯狂。什么法子都帮不了她。她完全睡不着觉。医生们束手无策。我为她怕得要命。有人劝我把拉斯普京请来。我请了。您可以想见：他同她谈了半个钟头，她就完全平静了下来。脸上有了光亮，回到了生活里。随人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那些兴许都是真的；可我对您讲的这件事也是真的：他救了我的妻子。
这样的讲述我听过好几份。可惜姓名都被我忘了，所以不能一一列举；只有格的这一份，我记得分毫不差。
还有一份讲述，里头透着几分神秘……在基罗奇纳亚街男爵夫人的府上——凡属“出众”的人物照例都该在那里出入——坐着格里什卡。是在茶桌旁。坐着，说着一套一套的闲话。忽然不知为什么心神不宁起来……
——坐不住了，好妈妈，坐不住了……
——您怎么了，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
他坐立不安地扭动起来，欠起身，要走。
——您上哪儿去？
——我们得走……冤家来了……朝这儿来了……马上就到……
门铃响了。走进屋来的是玛莎·哈。
这件事是她本人照男爵夫人的话讲给我听的，末了还添上一句：
——我恨透了格里什卡……
——您说，这一切……关于拉斯普京的这一切，到底什么是真的？他当真有影响力？……难道这也当真：他写他那些“鬼画符”，而这些鬼画符竟有同……上谕等同的效力？
维的谈吐雅致里带着粗砺，同内务部副大臣的职位不大相称。
——真的是这么一条……拉斯普京是个无赖，他的“鬼画符”也是写给无赖们的……什么样的败类都有，把他的“鬼画符”当真的败类也有……他也就写给这号人……什么人写得，什么人写不得，他清楚得很。他干吗不给我写？因为他明明白白知道，我会用最难听的话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他要是敢上门，我叫他从楼梯上滚出去。没有什么拉斯普京，分明就是不正经77。我们自己是烂泥，如此而已。对正派人，他没有半点影响。至于人们传的，说他能左右大臣的任命——无稽：根子全不在这儿……根子在于皇储病入膏肓……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逼得皇后往这个人身上扑。她信皇储全凭他才活着……这一整出乌烟瘴气的把戏，就是围着这个开演的……我跟您说，舒尔金，败类——是我们……左派右派都一样。左派，因为他们拿拉斯普京当造谣的把柄；右派——就是说右派里的无赖——因为他们指望他真能办成点什么，就收他的“鬼画符”……可总的说，糟……不能这样……皇储纵然有病，也终归不能放这位先生进宫。可这没指望……说过一百回了……全不顶用……
下面是另一种风格的讲述。
——我昨天同拉斯普京认识了……——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一名记者，对我说。
——是怎么个情形？
——就这么个情形……他朝我看了看，放声一笑，往我肩上一拍。说：“你是个滑头，老弟”……
得说明一句：我这位年轻朋友当然不是滑头。不过是个机灵小伙子，顿河哥萨克出身，上过大学。
——那您呢？
——我就对他说：“我们全是滑头。您，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也是滑头”……——他大笑起来，说：“那走，喝伏特加去。”
——喝了？
——喝了。论酒量他可不是外行……
——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知道吗，就是个狡猾、聪明的庄稼汉，再没别的了……喝酒，大笑……
——都有谁在场？
——人多得很……有人致辞。自然都是捧他的。他倒没什么，听着……只有一回，我的东家——您认识他——讲起什么俄罗斯大地从前昏暗无光，如今太阳终于升起来了——就是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他忽然把人打断：“吹吧，老弟——吹吧——可别吹过了头”……
国家杜马议员卡，显然不为缠住我们所有人的那些成见所苦。昨天他同格里什卡痛饮了一场。
照他讲来——明明白白——伏特加，还有姘头……
——这些“姘头”都是什么人？
唉，偏偏不是半上流社会的交际花。
拉斯普京，是某些追寻……“感觉”的太太们放荡天性的函数。那种随着血统退化一并失掉了的感觉。
退化中的女人常为自己什么也感觉不到而苦恼。“她们不时把这归咎于丈夫是个‘平平常常的灰色人物’。有时倒也真是如此。有些女人的情欲，只有被“英雄”碰一下才会醒来。当然，是当代英雄。因为每个时代自有每个时代的英雄。这大概就是那些能给当下时代生出最合用的后代的人。在这类事情上，女人的本能有时倒走在正路上。她是在不自觉地努力拯救退化中的种族。
英雄并不总是好找。起初从自己圈子里物色的情人，往往同自家丈夫一样，还是灰色人物……于是开始到别的阶层去找，往上找，或往下找……身份低些的，可以往上找，等候自己的“王子”。可那些周围尽是王子的，就只得往下找了，因为自己圈子里的人早经试过——他们太灰暗了，或者不如说太光鲜了，就是说，磨得太亮了。
总之，为了寻觅从更走运的女友们嘴里听来的那种“真幸福”，“躁动的灵魂”们便照韦尔比茨卡娅78的路数躁动起来。每来一个新的“有意思的人”，都给人指望：这一位兴许就是“他”……把他弄到手，可叹，又错了……《幸福的钥匙》没有找到……躁动的灵魂们接着躁动，而且越来越大胆。她们开始蔑视礼俗、阶级畛域、祖传的成见，甚至蔑视审美与洁净的起码要求……
就这样，一路走到拉斯普京跟前。
自然，到这一步，她们早已深深地堕落，走完了上流社会卖淫的长路……
——去的有妈妈，她非常美……娜塔莎，俊得招人疼，我嘛……当然，不俊……
——您是要我反驳一句吗？
——不必……总之，我们三个，还有格里什卡……
——这是在哪儿的事？
——是在大司祭神父家……他圣事主持得非常好，有点像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那样动情，那样诚挚……而且他本来就是个很好的人……常有人对他说：“您怎么不把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请到府上来？”他老不肯，说他们之间没什么可谈……到底还是请了……那一回我们也在……
——那您见到他了？……
——当然见到了，怎么没见……同桌坐着呢……
——他是个什么模样？
——他肩膀宽宽的，红头发，头发油腻腻的……脸也宽……可那双眼睛！……小小的，小小的，可那是什么样的眼睛啊！
——叫人不舒服？
——不舒服极了……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不知是褐是绿，可他一朝你看过来，那种不舒服简直没法形容。娜塔莎也这么说……她后来又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见过他一回，他朝她那么一看，吓得她又跑去吻了一遍圣像……好“净一净”……他穿得倒阔气，绸衬衫，诸如此类……身上像是件掐腰长褂，样样都别致……
——那他举止还规矩吗？
——满规矩的。他一直同神父谈话，谈的老是些灵性的题目……可我要跟您说件事……有这么一位姆-安娜……
——俄国人？
——是啊，俄国人……
——那她怎么叫姆-安娜……
——因为她本来就叫玛丽亚……这是她自己给自己起的叫法……她是佩伯爵夫人的女儿。佩伯爵夫人是谁，您知道吧？
——知道。
——那就好……这位姆-安娜穿一条红裙子，就短到这儿，踢腿能踢过头顶，一头短发，双氧水漂出来的颜色，脸上少不了脂粉，总而言之是个完完全全、完完全全不成体统的女人。她就是俗话说的“放荡到骨髓里”，连脸上都带着这个……您想想，她还出入过宫廷，诸如此类……跟这个好上，同那个散伙，换来换去；末了一路摸到了拉斯普京那里……还有一位——格——她是参议员的女儿……这位稍好一点，可也堕落得很低了……好歹还能同她说说话……就是她对我讲起拉斯普京，说他是个全然特别的人，说他给她那样一种感觉……
——那她……同他……这怎么说呢……有那种拉斯普京式的关系？……
——那当然……她还说，我们的男人全都一钱不值……
——怎么，“我们的男人”她全试过了？
——哦，差不多全试过了……她还说，拉斯普京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东西……我当时问她：“这么说，您很爱他喽，爱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那您怎么不吃他的醋呢？他可是又同姆-安娜，又同别人，同所有人都……”当然，我是个傻瓜……她把我笑话了个够，说我完全是个小傻丫头，还“一惊一乍”……又说这样的人多着呢，一头扎进神秘主义里，什么也不明白，甚至猜都猜不到，拉斯普京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
就这样——喏……
一支由不满于生活、不满于爱情的“躁动的灵魂”组成的轮舞。为寻“幸福的钥匙”，她们有的一头扎进神秘主义，有的扎进淫逸……有的两头都扎……可叹，她们就在民族的峰顶上跳着……跳自己那支可怖的“死亡之舞”79。这是一支世纪初别具一格的“鹤舞”——“大环舞”，或者不如说“恶性循环”80——绕着京城兜着圈子飞旋：从宫殿到大教堂，从大教堂到淫窟，再折回来。这支京城的轮舞，自然而然地把俄国深处——底层里的同类灵魂吸到自己身边……在那里，在底层，这类魔鬼的游戏自古以来、自洪荒难忆的年代起就一直做着——神秘同情欲并举，伪信同真淫交织……那么，这串圣彼得堡的花环——神秘而放荡的花环，吸来了格里什卡·拉斯普京，一个典型的俄国“鞭身派”81，又有什么可怪！……知识界同人民久盼的合流，原来是在这片土壤上成的真！……格里什卡接进了这条链子：一手牵着歇斯底里的神秘女，一手牵着歇斯底里的花痴女，用自己那副双重面孔——术士的一面和萨提尔的一面——点缀了彼得格勒的芭蕾……
可怕就可怕在，这支轮舞跳得离皇位太近了……可以说，就在御座的脚下……凭着这个，格里什卡得以对几位大公夫人施展他那古怪的影响……而后者又把他引到了皇后跟前……
鞭身派信徒未必是白痴……鞭身派信徒也可以是个狡猾的庄稼汉……在什么地方该转过自己灵性面目的哪一面，格里什卡清楚得很……
在宫里，人们把他当作圣洁的长老、行奇迹的人、预言者来接待。
“告诉我吧，术士，诸神的宠儿”82……
皇后不分昼夜、时时刻刻为独子的性命发抖。
术士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答道：
——阿列克谢那孩子，是靠我这罪人的祈祷活着的……我，卑微的格里什卡，是上帝派来护佑他和整个皇室的：只要我同你们在一处，你们就不会有半点灾殃……
“未来的岁月深藏于幽暝，可……我看见你的命数写在明朗的额上……”而当这个人跨进皇宫门槛的时候，谁也没有明白：来的这一位，是杀人的……
他杀人，因为他有两副面孔……
对皇室，他转过来的是“长老”的脸；皇后望着这张脸，只觉得上帝的灵栖在这位圣者身上……对俄国，他转过去的却是那副淫邪的嘴脸，醉醺醺、色迷迷——一副托博尔斯克泰加林里的林妖萨提尔的嘴脸……一切，全打这儿来……
怨声走遍全国，愤愤于拉斯普京出入皇后的内殿……
而在沙皇和皇后的内殿里——是不解，是苦涩的委屈……人们发什么疯？……就为这位圣者在替不幸的皇储祈祷？……替那个重病的孩子——一个稍不小心的动作都会要他命的孩子——祈祷，这竟叫他们愤怒。凭什么？……为什么？……
就这样，这个死亡的使者横在了皇位与俄国之间……他杀人，因为他有两副面孔……因了他的两面，两边谁也无法理解谁……沙皇和俄国，心里的委屈一小时深过一小时，手牵着手，把彼此往深渊里领……
这是在滨河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府邸里……一间宽大明亮的屋子，没有派定的用场，既当书房又当会客室……有时甚至就在这里用早餐，全然是亲密无间的，围着一张小圆桌……
这一回也是这样。喝咖啡的时候，大公说起他究竟为什么把我们——尼·尼·利沃夫和我——请来：
——事情是这样……我刚去过基辅……同太后谈过……她忧心得不得了……外头发生的一切她全知道；多少也是同她这场谈话之后，我才拿定了主意……我决意给沙皇写一封信……写得开诚布公……一竿子到底……我毕竟年长他许多，再说，我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求，可我总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看着我们自己毁自己……我们分明是在往毁灭里走……这一点不容有半点怀疑……这些我全写了……可这封信用不着寄了……我去了大本营，当面同他谈。不过，怎么说呢，为了把话说得更确凿……再说我笔头强过口头……我请他允许我把这封信朗读一遍……我读了……那是十一月一日……
大公把这封信念给我们听。
信里都有什么？……信写得亲切，是骨肉之间的口吻——以“你”相称……信里陈述了大局，陈述了悬在皇位和俄国头上的严重危险。很大的篇幅留给了皇后。有这样一句：“当然，人们加给她的种种罪名，她并不曾犯，而且，当然，她是爱你的”……可是……可是国家不理解她，不爱她，把干预政务归到她名下，一句话，把她看作一切灾祸的源头……
沙皇从头到尾听完了。然后说：
——奇怪……我刚从基辅回来……似乎从没有人像这一回这样欢迎过我……
大公对此答道：
——这也许是因为，您只带着皇储……皇后没有同行……
大公还讲了些别的……许多已从记忆里溜走——我怕说得不准。
末了，利沃夫问：
——殿下，您看，您的话起了作用吗？
大公做了个他特有的动作。
——不知道……也许……只怕没有……可反正一样……我做了……这件事我必须做……
——您要走了？
我正要动身回基辅。普里什凯维奇在塔夫利达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里拦住了我。我答道：
——要走了。
——那么，一路顺风。
我们各自走开，可他忽然又把我拦住。
——听着，舒尔金。您要走了，可我要您知道……记住12月16日……
我看了看他。他脸上的神情，同上一回他向我吐露一桩秘密时一模一样。
——记住12月16日……
——记它做什么？
——到时候您就明白了，告辞……
可他又折回来一次。
——我告诉您吧……对您说不妨……16号我们要杀了他……
——杀谁？
——格里什卡。
他急急忙忙地对我讲起这事将怎样办。随后问：
——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知道他不会听我的。可我还是说了：
——别做这件事……
——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恶心……
——您呀，是个怕弄脏手的人，舒尔金。
——也许……可也许还有另一层……我不信拉斯普京有什么影响。
——怎么？
——就是不信……那些全是无稽。他不过是替皇储祈祷。大臣的任命，他左右不了。他是个狡猾的庄稼汉……
——这么说，照您看，拉斯普京没有加害于君主制？
——何止加害，他简直是在杀它。
——那我就不明白您了……
——这明摆着。杀了他，您什么忙也帮不上……这里有两层。头一层，就是您自己叫作“大臣走马灯”83的那件事。走马灯转个不停，或是因为无人可派，或是派谁都一样不讨好，因为国家在“众望所归的人”上着了魔，而沙皇偏偏对他们没有信任……拉斯普京同这不相干……杀了他，什么也不会变……
——怎么会不变？……
——就是不会变……一切照旧……还是那出“大臣走马灯”。另一层，是拉斯普京拿来杀人的那样东西：您杀了他，也杀不掉它……晚了……
——怎么杀不掉？对不起，请教了……那怎么，就这么干坐着？……忍着这份耻辱。您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不必我说——也不必您听。君主制在灭亡……您知道，我不是胆小的人……吓不倒我……还记得第二届国家杜马吧……那时局面再糟，我也知道我们浮得上来……可如今我对您说：君主制在灭亡，我们大家同它一起灭亡，同我们一起的——是俄国……您知道外头在闹什么吗？电影院里禁映了一部片子——里头演的是沙皇给自己佩上圣格奥尔吉十字章。为什么？……因为一开演，黑暗里就有人喊：“沙皇老爹子挂着叶戈里，皇后老妈子搂着格里戈里……”84
我想说点什么。他不容我开口：
——等等。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要说，皇后同拉斯普京那些话全不是真的……知道，知道，知道……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可这又有什么分别？我问您。您去——证明给人看呀……谁信您？您知道，盖乌斯·尤利乌斯可不是傻瓜：“连猜疑也不许碰到恺撒之妻”……可这儿已不是猜疑……这儿是……
他霍地站起：
——这么坐着不行。反正一样。我们正走向末日。不会更糟了。我要像宰狗一样宰了他……告辞……
到了12月16日那一天，他们当真把他杀了……
这是一次用古罗斯的老办法拯救君主制的尝试：秘密的暴力……
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都是在宫廷政变的标记下度过的。每当“出生的偶然”（克柳切夫斯基85的用语）危及“最完善的政体——一人独裁”时，环绕皇位的某些人便用秘密暴力的方式去修正“出生的偶然”……这种时候，有时不必出人命，有时免不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这类人物变得渺小了……干宫廷政变，他们已经不够格了……作为替代，他们杀了拉斯普京……
目的，这自然没有达到。这救不了君主制，因为拉斯普京的毒早已生效……蛇既已咬了人，再打死它又有何用……
然而，尽管全然无济于事，刺杀拉斯普京仍是一桩骨子里的君主派行动。
人们也正是这样领会它的……
当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那是在晚上），透进各家剧院时，观众要求奏国歌。
于是响起了——也许是莫斯科的最后一次：
《天佑沙皇》……
这一篇祈祷，从不曾有过这样深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