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3日
四下里静极了——喧腾的一天过后，这座塔夫利达宫里常有这样的静……又静，又晦暗。仿佛连空气都在歇息，竭力想忘掉那些响亮而撩人的言辞、震耳欲聋的掌声、晃眼的刺激神经的灯光——忘掉这里曾有过的一切……
我有时喜欢在晚间独自一人留在这里。神经安定下来……思绪格外地好……想的东西全然是另一种样子……可以从旁看一看自己……就像人从黑暗里打量一间亮着灯的屋子……
这是一把安乐椅……舒服的皮制扶手摇椅。
我面前是巨大的会议厅……长长一列厚重的白柱……不，它们此刻不是白的……半明半暗里，它们此刻是一种谜样的颜色——未知的色调。它们在想什么……它们见过叶卡捷琳娜1，如今在静观“黄色联盟陛下”2……它们还能见证什么？……
今天我作了一次演说……唉，这些演说啊。
——您讲得这样从容……想必这对您毫不费力吧。
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在“哥耳哥达”3上，在我们的神父们一贯称作“崇高讲坛”的这个地方度过的这半个钟头，要付出什么代价？……思想、意志、神经，绷得何等毫不容情……
我上过一回战场——可怕吗？不……在国家杜马讲话才可怕……为什么？不知道……也许因为，听着你的是整个俄国。
不过，也有人来宽慰：
——可给您的报酬多好啊……您一年讲上三四回……就拿四千卢布……一千卢布——出一次场。这差不多是沙里亚宾4的包银了。
说起来，今天沙里亚宾就在旁听席上。什么人没来啊。今天是“杜马大日子”。这就跟马林斯基剧院的首演一个样。马克拉科夫5给我们作了引见。
沙里亚宾就我的演说恭维了我一句：
——能听到纯正的俄语演说，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这句评语叫我受用到了十二分。对我们“基辅人”来说，“纯正的俄语”正是我们的短处……
我们说得不好，带南方口音……可忽然间……
这是小事……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基辅人，也就是说不折不扣的黑色百人团分子，怎么竟落到了下面这步田地：方才有人告诉我，我的演说不会见诸外省报端——没过审查……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天之后，全俄罗斯国土上的打字机小姐们将把它敲出来，以手抄本的形式当作“非法读物”流传……我——竟也成了“地下文学”。荒诞绝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十年前，当我这个怯生生的外省人穿过第二届国家杜马——“人民愤怒的杜马”6——那些恶意涌动的走廊时，这些白柱大概没有注意到我。我挤过那些走廊，为的是登上那座饰着双头鹰的全俄讲坛，说出真正基辅式的轻蔑——对他们的“愤怒”、对他们的“人民”的轻蔑……那个“人民”，在战争7期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嘶嘶地吐着“越糟越好”的毒蛇般的脏话，为了“自由”而渴望自家军队的溃败，为了“平权”——渴望自家舰队的覆没，为了“土地与自由”——渴望自己祖国的屈辱与战败……这样的人民我们恨，也讥笑他们那可鄙的愤怒……“他们”配得上的不是自由，是排枪和绞架……
排枪和绞架果然让他们清醒了过来……于是塔夫利达宫的白柱看见了第三届国家杜马——斯托雷平的时代8……改革的时代……高擎着“一切为了人民——不惜违逆人民”这句口号的时代……我们这些外省人坚定地站到斯托雷平周围，让他得以往庄稼汉坚硬的脑袋里砸进这样的意识：土地，“凭自由”他们是得不到的；抢土地不行——既蠢，又是罪过；土地公社主义必定通向饥馑和赤贫；俄国的得救在于自家的、清清白白挣来的那块土地——在于“独立田庄”，在于当时所说的“独立农庄”；最后，“自由”，人民只能“经由土地”获得——也就是说，要等他学会敬土地、爱土地、勤勤恳恳耕作土地之后；因为只有到那时，他才能从万世不改的斯捷潘卡·拉辛9变成公民……
这些白柱又有多少回看见我们匆匆赶往那座大厅，好在那座永远擎着双头鹰的讲坛上“以言语灼烧人心”10——那些人的头，比萨拉托夫的庄稼汉还要顽硬；那些人虽受过高等教育，却愚钝地不解眼前正在成就的事业何等宏伟，也不珍惜斯托雷平舍身忘我的功业……
斯托雷平以性命作了偿付——因为他碾碎了革命11，而尤其因为：他指出了演进的道路。找到了出路，讲明白了该做什么……基辅的左轮一声枪响——唉，偏偏是我们的基辅，向来是他最坚实的靠山——终结了斯托雷平的时代……基辅洞窟修道院收殓了被博格罗夫12的子弹洞穿的遗体，新任大臣会议主席接过了执政的重担……
不久我就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要出大祸。俄国在无可救药地落后。我们身旁是一些文化高度发达、意志高度紧张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不平等里是不行的。这样的邻居是危险的。必须使出某种巨大的气力。需要魄力，需要创造性，需要发明的天才。我们需要一位国务上的发明家……我们需要一位“社会的爱迪生”13……
白柱也听见了回答：
——他们要求我当一个什么国务爱迪生……我倒是很乐意……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爱迪生，我只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采夫14。
当然，弗·尼是没有过错的。正如那个至今一直出产统治者的阶级，如今不再出产他们，也算不得它的过错……阶级是有过的，可惜——用乏了……
而与此同时，巨大的难关正朝俄国迎面竖起。德国在为自己的人口寻找出路——那人口像涨潮一样增长；也在为自己的能量寻找出路——那能量像风暴一样增强。德国人的眼睛贪婪地盯向东方那片懒洋洋的旷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怎么？！这些不成器的俄国人，一俄亩才收三十五普特粮食？……这简直是耻辱。哦，我们要教教他们，怎样对待俄罗斯黑土这样的珍宝！再说，只要我们对他们宣战，他们立刻就会闹革命。要知道他们那个文化阶级只会唱歌、跳舞、写诗……和扔炸弹。
于是德国上空响彻着一声不歇的黩武叫喊——“东进政策”15，克虏伯16的铁锤沉沉地砸个不停……
于是，该发生的发生了：德国教授们把德意志军队掷向了俄国17……
这时出了奇迹……正是那个在日俄战争期间被“越糟越好”的口号浸了个通透、只在祖国的战败里看见自己“自由”之梦的俄国知识界——忽然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于是白柱看见：1914年7月26日18，在这一天由双头鹰骄傲地擎着的讲坛上，不久前还是失败主义各派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去，用悲壮的言辞许诺：将倾尽全力支持俄罗斯国家政权对德国的斗争……
成功没有伴随我们的武器多久。炮弹不够用了，1915年那场可怖的大撤退19轰然而至。我当时在前线，什么都看见了……手无寸铁的俄国人对德国人“飓风般”炮火的不对等搏斗……当国家杜马再度被召集20时，我同许多人一样，把撤退路上无尽的辛酸和军队对后方沸腾起来的愤懑，一并带了回来。
我到彼得格勒时，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南方某省的代表。我觉得自己是军队的代表——那支死得那样无怨无尤、那样不值的军队；我耳边响着的是：
——给我们送炮弹来。
这怎么做到？
我觉得有一点是清楚的：首先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知识界的爱国情绪。要保住“求胜的意志”，保住继续牺牲的准备。倘若知识界在败绩的作用下重回1905年的老路，就是说重新拾起失败主义的心理——那就全完了……我们不但送不上炮弹，还会有更糟的东西——会有革命。
于是我一到，就给米留科夫21挂了电话。
米留科夫一下子没认出我：我穿着军装。不过，说真的，我也确实变了个人。战争这东西，是要把一切都翻个个儿的。
我同米留科夫素无私交。横在我们中间的是多年的政治仇隙。可7月26日仿佛把一切都抹平了……“一切为了战争”……
饶是如此，我的一句话还是叫他有些发懵：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我是来直截了当问您一句：我们——是朋友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终究回答了：
——是……大概……我想……我们——是朋友。
从接下去的谈话弄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不打算改变航向，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主张把战争打到“胜利的终局”，但是……
——但是热潮退了……败绩起了它的作用……撤退的原因尤其起了作用……于是对政权……这个无能的……没有站到任务高度的政权……有一种最强烈的恼怒……
——您认为事情严重吗？
——我认为局势严重……而且首先要给这股恼怒一个出口……人们期待杜马给国家灾难的罪人打上烙印……如果不在国家杜马打开这个阀门，恼怒就会从别的路径喷出来……杜马必须对那些错误——也许是罪行——作出严厉的评判：正是由于它们，我们不但交出了用血的洪流夺来的加利西亚，而且，谁知道呢，还要交出什么……交出波兰。
——我还没有同自己人商量……但很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是同道……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人，不打算体恤政府……我们看见的惨状太多了……不过这只是一面——可以说，“严厉的呵斥”是必需的……但总不能把精神浇灭呀，得给点正面的东西……得让开战头几天的梦想活过来……
——对……要让梦想活过来，要提振精神，就得给人以确信：所有这些已经作出的牺牲，和将来的一切牺牲，都不会白费……这要从两条路上去做。
——愿闻其详？
——一方面，得让国家视为罪人的那些人走开……得换上另一些人——配得上的、有能力的人，享有社会分量的人，享有——怎么说呢——嗯，社会信任的人——好吧就这么说……
——您是要责任内阁？
——不……我不便用“责任内阁”这个提法来表述这些要求……对此我们恐怕还没有准备好。但要的是类似的东西……总不能当真让老朽昏聩到家的戈列梅金22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政府首脑吧……不能，因为他从机体上——论老迈也好，论僵化也好——都不可能站到必需的要求的高度……西方各民主国推上部长职位的，可是民族的精华！……
——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是这样。——要像您说的那样提振精神、让梦想活过来，就得让人有可能去梦想……我是说，人们梦想着战争的结局，梦想着一旦我们胜利，航向就会改变……期待另一种政策……期待自由……
——作为对牺牲的犒赏？
——不是犒赏，而是胜利的自然后果。如果俄国胜了，那胜利的显然不是政府。胜利的是整个民族。而一个民族既然会胜利，又怎么能拒绝给它自由呼吸的权利？……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治理自己……所以，政权必须拿出证明：它在向民族索取牺牲的同时，自己也准备牺牲掉一部分权力……和一部分成见。
——什么样的证明？
——证明应当体现在某些确定的步骤里……当然，战时不是根本改革的时候，可有些事现在就能做……应当有一个仿佛踏上自由之路的“起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一致吗？……
这回是我没有立刻回答。但终究回答了：
——我个人的想法，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23一样：“庄稼汉与庄稼汉不同。庄稼汉若不把收成喝光，那样的庄稼汉我便敬重。”
——这话怎么讲？
——这样讲：1905年那个拾起失败主义心理的人民，在我看来，除了镇压什么也不配；而1915年的俄国——用同一位托尔斯泰的话说，“彼于无休无止之战阵间，为尔流血，如注水焉，倾之又倾”——配得上踏上自由之路。
这场谈话，可算作后来得名“进步集团”的那个东西的序幕——它的敌人则给它起了诨名“黄色联盟”……
六个党团（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左翼十月党人、地方自治派十月党人、中央派和国家杜马的进步民族主义者24），加上国务委员会的一部分——在一些极其温和的“改革”上联合了起来，那些改革只能算作“踏上路途的起步”……
“集团大宪章”（各党团的书面协议）里那个具有严肃政治意义的段落，用的正是这样的字眼：
“踏上废止对犹太人限制性法律的路途”……
然而这一条，即使是这样的措辞，对集团的右翼也是沉重的。这些白柱多少回看见我们的脸，为“犹太问题”愁得双倍地阴沉……
我们明白，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题目上不可能一言不发。我们甚至珍视这个听上去如此柔和的“踏上路途”……另一方面，就实质而论，也不能不看见如今犹太上层的行止与1905年的区别。
那时候，他们把赌注押在失败主义和革命上……输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屠杀，是行政手段翻新的严酷。而如今，犹太上层把赌注押在了“爱国主义”上……整个俄国报界（它可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的）都在要求把战争打到“胜利的终局”。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理应报以一个给人指望的姿态。
可我的上帝，这有多难。前线滋长着疯了一般的“间谍狂热”，连国家杜马里也有人被搅昏了头。人们不明白：把“后方的犹太佬”摁得再紧些，“前线的犹太佬”也不会停止刺探。也不明白：这些后方的人手里握着一件威严的武器——报刊，而在国家绷紧全部气力的关头，报刊是最最轻慢不得的。
“集团大宪章”里其余的条款简直是与人无害：“农民权利平等”——斯托雷平早已预定了的问题；“重审地方自治条例”——也因贵族的“衰败”而早该提上日程；全然是吃素的“乡级地方自治”；停止对谁也没在迫害的“小俄罗斯报刊”的迫害；“波兰自治”——在德国已占领波兰的当口，纯属书斋清谈……如此而已。可另有一样东西，一切正是从它闹起来的……
这样东西，就是要求把“享有社会信任的”人召来执政。一切都在这上面开了场……进步集团的全部“改革”，实质上都是给太平年月预备的……眼下谁关心什么“乡级地方自治”？——全是些鸡毛蒜皮。唯一要紧的是：谁来当政府？
进步集团组成后不久，曾有过一次谈拢的尝试。
在一个不走运的晚上，我们这些集团派，同政府坐到了一张桌子旁……
什么也没谈成。诚然，有几位大臣分明是向着我们的：他们倾向于让步。
让什么步，说到底？
事情明摆着：得把立宪民主党人请来，让他们组阁。说真的，为什么不这么办？1905年立宪民主党人是失败主义者，同恐怖分子走一条道——那时候请他们，不行。可既然如今他们是爱国者，那就让他们组一回阁好了。怕他们太自由主义？多余：激进派当上部长的，见过；当了部长还激进的，从没见过25……
这一层没人肯懂，立宪民主党人被拒了，于是“这个”一拖就拖了一年多……只有上帝知道会拖出什么来……
是啊——一年有余……
这段时间里做成了什么？
我们到底给他们送炮弹了没有？……
马林斯基宫里的大厅。整个是深红色的。天鹅绒垂到地面，罩着一张张排成漂亮马蹄形的桌子……舒适的圈椅上也是红丝绒……把脚步声吞得一点不剩的软地毯，也是红的。
桌子正中坐着陆军大臣26。在一片黑色的“礼服燕尾”中间，他的银肩章分外扎眼。他右首是白发而面色蜡黄的国务委员会主席27，左首是国家杜马主席——魁伟的罗将科28。挨着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共九位：季马舍夫29、斯季辛斯基30、斯塔霍维奇31、谢别科32、古尔科33、托尔伯爵34、伊万诺夫35，还有谁来着。挨着国家杜马主席的，是杜马的成员——同样九位：德米特留科夫36、马尔科夫（第二）3738、申加廖夫39、米留科夫、奇哈切夫40、利沃夫41、克鲁片斯基42、我，还有谁来着……
主席对面是各部各署的代表。其中有几位将军，最出众的是马尼科夫斯基43——炮兵总局署长。
会议纪律严整，近乎庄严。人们说话不高声，通常也不多话。有时静得能听见那盏华美的水晶吊灯的坠饰在莹莹微颤中轻轻作响。仪态庄重到理想程度的侍者用雅致的杯子分送咖啡。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国防特别会议。1915年，在国家杜马的压力下，成立了这些所谓的特别会议。共有四个：“国防特别会议”（主席——陆军大臣）；“交通运输特别委员会”（主席——交通大臣）；“燃料特别委员会”（主席——工商大臣）；“粮食特别委员会”（主席——农业大臣）44。
这些特别会议，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造得像一座铁匠炉……铁匠——是执掌整个部的大臣。而拉风箱的活儿，也就是“鼓风人”的角色，由我们这些立法两院的成员来干。
陆军大臣作报告……
——近来大本营在核算全线所需的炮弹数量。目前核算已经完成。大本营参谋长来函，请国防特别会议把炮弹生产提高到每月五十个“弹药队”。
与会成员中起了一阵骚动。这可是最要紧的问题。此刻要定下的是事业的规模，从而也是战争的规模。五十个“弹药队”，按每队三万发炮弹的“野战弹药队”计——就是每月一百五十万发。这不少了。可够不够呢？……
“青铜骑士”（人们这样讥称马尔科夫第二，因为他长得像彼得大帝）那颗鬈发的头颅动了起来。他请求发言：
——对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所作的核算，我怀着十足的敬意；尽管如此，我必须声明——但愿他们不要见怪——本次战争已把下面这一条彻底证明了。对一切所谓“专家核算”，都应当像那位东方哲人对待自己的夫人那样处置：把这些核算听完……然后“反着办”。我确信，等到我们能把生产提到五十个弹药队的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份新的公文，里面写着“鉴于技术条件业已变化”，先前的一切核算均告不敷，需将定额加倍。我提议：不必坐等这份必然要来的公文，而是现在、立刻就把大本营的核算加倍，责成炮兵总局把炮弹生产提高到的不是每月五十个，而是每月一百个弹药队。
这项声明引起了长时间的意见交换。国务委员会里一部分习惯了旧官僚纪律的成员，认为对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提案作任何改动都断不可行。可是魁伟如纪念碑的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将科十分起劲地站到了马尔科夫一边——这个人是大自然特地造出来踏平大臣丛林的。罗将科端着他国家杜马主席的威严，那份沉甸甸的架势无人可仿。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训示”大臣，从某个时候起已成了他的一种需要。不过说句公道话，也确实有得可训——想想葬送了多少人、交出了多少个省。声援马尔科夫的还有热忱如火的申加廖夫，他这一回又几乎把所有人感动到落泪。战争期间申加廖夫变了许多。我记得从前他在讲坛上讲话时，那双眼睛有时是何等恶狠狠的……如今这双“恶眼”却常常蒙上一层可疑的水光……而当他讲到俄国时，这双眼睛变得惊人……国家杜马其余的成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沃夫，带着无限善良的微笑和一双狂信者的眼睛；米留科夫，一个地道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却由于造化的某种玩笑而有几分德国将军的相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奇哈切夫，看上去高傲到叫他的朋友们说他脖子上少了一节颈椎，实际上不过是个正派得过了敏的人；还有其他人——全都支持“一百个弹药队”。国务委员会也有几位成员站到我们这边……气派堂堂的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风度翩翩的谢别科，聪明而刻毒的古尔科，还有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季辛斯基——尽管给官僚制度勤勤恳恳当了几十年差，他对世界大战把俄国抛入的新境况，却比旁人更多几分理解——等等……
末了，炮兵委员会主席、前工商大臣季马舍夫说：
——这些都很好，可光想要不够，光作决议也不够。得让这项决议真有可能被执行……我想请与此事关系最切身的炮兵总局署长，最终说一说他的意见：把炮弹生产提高到每月一百个弹药队，可能不可能。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尼科夫斯基将军是个有才干的人。他拿他那个“炮兵总局”施了什么法术，我说不太清，可官办工厂在他手里——连私营的也一样（譬如：我们把巨大的普季洛夫工厂从业主手里收了来，当作采邑封给了马尼科夫斯基）——都在创造奇迹。他长着一颗扎波罗热人的头颅，胆气与狡黠的合金。说话嗓门洪亮而微带沙哑，讲得漂亮极了，尽管他装出一副大兵不会讲话的样子。他起身向陆军大臣请示：
——请允许我报告。
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将军是个聪明、多思的人，一位大外交家。他讲话时总是耸动肩膀、神经质地晃头——这是“抽搐”——个体或宗族走向熄灭的确凿征兆。
他准许马尼科夫斯基发言。
——特别会议诸位成员……我是个丘八——不大会说话。诸位多包涵。事情是这样……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你们要每月一百个弹药队……难……很难，可战争这东西，本来就是用来克服难处的。下命令是你们的事……执行是我的事……你们下令要一百个弹药队——就会有一百个弹药队……
“我们下了令”……
然而，马尔科夫还是算错了……只不过错向了另一边。当我们把生产提到一百个弹药队——而不是大本营要的五十个——的时候，新的指令到了：把生产提到的不是一百，而是一百五十个弹药队。当然喽，“胃口是越吃越大的！”45……
可一百五十个我们也能提上去，而且几乎已经提上去了。但这只是因为：当年我们有胆量“敢有自己的判断”。而我们所以有这份胆量，是因为特别会议由将军们组成，而围着他们的是立法两院最有分量的成员——对这些人，众所周知，律条本不是写给他们的……
总的说，魄力我们是有的。譬如，我们下了四千万双军靴的订货。再“差一点儿”，我们就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了——至少在脚这一头：整个民族都将由国家管穿、管鞋……凭国防特别会议的订单。
在这一面，我们问心无愧。凡是可能的我们都做了……我们那份给军事创造的圣火当“鼓风人”的差事，干得不是出于畏惧，而是出于良心。
可还有另一面……有些时刻，我开始怀疑……在另一件事上——在那件我们约定不当火的鼓风人、恰恰相反要当火灾扑救者的事上——我们履行自己的意愿了吗？我们是在扑灭革命吗？……
诚然，一年多已经过去。革命至今还没有闹起来。1915年可怖的大撤退在俄国激起的恼怒，确实被引进了那个名叫国家杜马的通风口。积沸起来的革命能量，成功地被换算成了言辞，换算成烈火般的演说和精巧的、脆声琤琮的“转入例行议程案”。成功地用“决议”——即对政府的口头申斥——顶替了“革命”——即血与毁灭……
另一件事也一直成功：在这些公开的“严厉申斥”的地基上，同它、同政府，在最要紧的事情上——在对待战争上——保持着一致。成功地让一幅鲜亮的标语牌始终牢牢悬在塔夫利达宫的穹顶上——“一切为了战争”……任凭“青铜骑士”怎么把进步集团叫作“黄色联盟”——这不是实情，因为这个集团是三色的：它是白蓝红的，它是民族的，它是俄罗斯的！
可是……
可是，这枚三色徽记上的红色条纹，是不是正在“逾越本分”地变宽，漫过其余的颜色？
在疑虑的时刻，我有时开始觉得：我们这些立志扑灭革命的消防手，正不由自主地变成它的纵火犯。
我们太能言善辩了……我们在言辞的操练上太有才华了。人们太相信我们的话了——相信政府一无是处……
啊，我的上帝……可怕就可怕在，这是真的：它当真一无是处。
技术方面倒还罢了。当然，我们离英国和法国远得很。拜我们的落后所赐，庞大的俄国军队所牵制的敌军，比按人数摊派本该由它牵制的少得多。不久前有人在特别会议上给我们报告：法国是每两个战斗兵摊一个后方兵。我们正相反，每一个战斗兵摊两个后方兵，也就是差了四倍。因此，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俄国摆出的战斗兵数，比四千万人口的法国多不了多少。这不妨碍我们承受最惨烈的损失。按德国人的计算，俄国到今日为止已损失八百万——阵亡、负伤、被俘。我们用这个价钱换掉了敌方四百万人46。
这份可怖的账单——每换掉一个敌人要搭上两个俄国人——表明俄国的炮灰是何等地挥霍。单这一份账单，就是对政府的判决书。对现在和过去的判决。对我们全体的判决……对整个执政的和不执政的阶级，对整个知识界——它一向活得没心没肺，全不理会俄国在物质文化上落后于邻邦到了何等无望的地步……
我们从前只会“唱歌、跳舞、写诗、扔炸弹”，如今这笔账要用几百万条俄国人命来偿付——几百万条本可不死的俄国人命……
我们不愿也不会去当“爱迪生”，我们鄙薄物质文化。创造“世界级的”文学、超验的芭蕾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可有趣得多了。可如今，清算来了。
“你唱呀，唱个没完……
那就去跳个舞吧”47……
于是我们跳着……“最后的探戈”……在塞满尸体的堑壕的脊梁上……
所幸，“国家”不知道这份可怖的死亡结算：两个俄国人换一个德国人；所以，历史俄国这桩最沉重的罪责，暂时还没有被记到政府头上……知道这笔账的人，都缄默着。因为在这里就不得不牵连到军队。而军队暂时还有铠甲护着，攻讦不到。
对大本营的失着和某些将军的庸碌，“政治领袖们”缄默着。
可是，对政府或许也本该这样？对一切闭上眼——只求它把战争打到底……
即便本该这样，这也做不到了。1915年我们聚到彼得格勒时，已经没有选择。人人都烧得通红，国家杜马若还想让自己那声号召——号召新的牺牲、新的振作——被军队和国家听进去，就必须“给国家灾难的罪人打上烙印”。杜马与军队之间仿佛立了一纸无言的契约：
杜马：我们来骂“他们”，你们就别骂了，你们去同德国人拼杀……
军队：我们会拼杀的——只要你们把“他们”好好地“训”上一顿……
于是我们就“训”。
还不够吗？
糟就糟在：想收也收不住了。
军事上的失利，渐渐扛不动的紧张，分明正在转成拒绝作战的大众疲惫——这一切要求一种格外精巧的内政。
可内政呢？……
这一切图的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总不能一面向国家索取无穷的牺牲，一面又分文不把它放在眼里……不把它放在眼里也行——当你打胜仗的时候：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可“被打败的”是要受审判的，而且审得不只严苛，还极不公道，因为有言在先：“祸哉，败者！”48
得承认这条不公道的法则——“祸哉，败者”；得承认这不公道的势不可免，并按这势不可免去行事。要行事得让自己不但在公正的审判前赎得了身，在不公正的审判前也赎得了身。得给举发你的人塞上一笔贿赂……因为他们握有举发的权柄：每一个举发者身后，是几百万如饥似渴的听众，几百万想得同他一样的人——不，不是一样，是糟糕得多的人。是的，他们数以百万计，因为军事失利属于那类无须宣传的事实……“美誉不出门，恶名传千里”……打了败仗，是要付账的。
拿什么付？……
拿人家肯收的那种通货：得用让出权力来偿付……哪怕是表面上让一让，哪怕是暂时让一让……
知识界借杜马之口喊道：
——你们在葬送我们……你们在输掉战争……你们的大臣不是庸才，就是叛贼……国家不信你们……军队不信你们……让我们来……我们试试……
就算这全不是实情，只除了一条：德国人在打我们——这一条总抵赖不掉……而既然如此，单这一条就足够给俄国一个说得通的答复了……
可以有几种办法：
一、把进步集团——换句话说，把立宪民主党人——召来，让他们组阁：你们试试，你们来治理。
这会闹出什么来——天晓得。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变不出奇迹，可他们多半总能赢下一段时间。等大家弄明白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奇迹术士，几个月也就过去了——而那时就是春天，就是攻势；攻势横竖要定乾坤：得手，我们就浮出水面；失手，横竖一起沉底。
二、若是不肯让权，那就得找出一个斯托雷平第二……得找出一个能在国家面前把智慧和意志亮得锃亮的人……得说出第二声“你们吓不倒我”，漂漂亮亮地驱散杜马，自己来统治——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实打实地——乾纲独断……
三、立宪民主党人不召，斯托雷平第二找不出，那就只剩一条：结束战争。
在这三种组合之外没有路——没有讲得通的路。可实际做的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人不召。杜马不赶。斯托雷平不找。和约不缔。做的是——什么？……
任命了一个“顶替斯托雷平”的——施蒂尔默49。圣彼得堡对此人的评语是这样的：
——一个绝对没有原则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用之辈……
因为那副长相，人们叫他“圣诞老爷”……可这位“老爷”非但“送”不来俄国的秩序，还要把政权最后一点威望给“捎”走……
何况这位“圣诞老爷”，还顶着个德国姓……
自然，间谍狂热是一种恶心透顶、蠢得没边的时疫。我个人不信任何“叛国”，并把同“德意志当道”的斗争看作愚蠢而危险的营生。我试过同它斗，甚至在报上点明：“点巴克福线的人，得记着线的另一头拴着什么”……我想借此说的是：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德国人，就把俄国的每个德国人都当作奸细——须记得黑森的爱丽丝公主50，如今正是我们的皇后……人们把我的意思领会得很透彻，可照样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领头的就是《新时代报》51。
这些都对；可当所有人都在这上头发了疯，当前线新近的失利被归咎于某些将军姓了德国姓的时候，你又不能不把它当回事。这愚蠢得叫人难忍，可要知道，古往今来一切革命，靠的都是某种浑圆的白痴逻辑在推动。
叛国……
这个可怕的字眼在军中、在后方游荡……这还是1914年从米亚索耶多夫52案起的头，如今更是逮谁咬谁。这字眼一路窜到最上层，志愿的猎犬们甚至绕着宫廷嗅来嗅去。仿佛无心之失加给俄国的祸害还不够多，非得再给谁安上一条叛国不可……
而这确确实实像一场时疫。连那些看着还能思想的人，也都魔怔了……
在这片土壤上，集团差点裂开……至少也发出了一声难听的吱嘎……
那是几天前的事……我们在为国家杜马的新一期召集准备“转入例行议程案”。这已成了惯例。惯例还包括：这类议程案由三部分组成——向盟邦致意，号召军队坚定地把战争进行下去，对政府的尖锐批评……
同往常一样，我们聚在第11号房间。圣彼得堡阴沉的早晨，开着电灯。深色灯罩下的灯，温馨地照着铺绿丝绒的桌子……
米留科夫、申加廖夫、希德洛夫斯基53、卡普尼斯特（第二）54、斯科罗帕茨基55、利沃夫（第二）56、波洛夫采夫（第二）57、我。
希德洛夫斯基主持。
宣读了议程案的草稿。里面有那个致命的字眼：政府被指控“叛国”……
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意见。
意见一。请诸位注意“叛国”这个词……这是可怕的武器。把它写进决议，杜马就是给政府一记致命的打击。当然，倘若叛国确有其事，那么无论多么激烈的决议，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这一事实的态度。可要这样，就得确信叛国实有。眼下关于这事的种种言谈，说到底不过是言谈。谁手里有事实，就请摆出来。闭着眼睛跟进这样的指控，我们做不到。
意见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在跨进一个新阶段……政权没有听我们的警告。它还在推行自己那套疯狂的政策……激怒整个国家的政策……而人们还在向这个国家索取闻所未闻的牺牲……不止如此：任命施蒂尔默，政权是对俄国又下了一封挑战书……这套政策，连同前线的败绩，叫人不能不作最坏的推想……这若不是背叛，那又是什么？把军队的全部努力一笔勾销——靠着有步骤地摧毁那比大炮和炮弹更要紧的东西：摧毁精神，摧毁求胜的意志——这该叫什么？……这若不是背叛，那至少也是这样一串作为：真正的叛贼要帮德国人的忙，也想不出更高明的招数……
意见一。这些都对，可这仍旧不是叛国。如果支持把这个词写进决议的论据仅止于此，那么在我看来很清楚：叛国并不存在，因而必须小心避开这个词。
意见二。这个词全国都在念叨……我们若弃之不用，就没有说出该说的话，没有说出人们等着我们说的话……这将是鸵鸟的政策：国家杜马不说这个词，它照样不会停止在四面八方、在军中和后方被人反复念叨……而我们若出于过分的审慎把头埋进翅膀、闭口不言，那就还要添上一样：人们会说——杜马怕了，杜马不敢说真话，杜马包庇了叛国，杜马自己叛了国……大众的情绪我们改变不了分毫，倒要在国家全部锁扣的崩解之外，把自己也一并埋葬……最后一个人们还肯信的权威将轰然倒塌……对国家杜马的信任将轰然倒塌……这一天一旦到来——而它是必定要来的，倘若我们不把全俄国沸腾着的东西哪怕以缓和的形式说出来——那时这股情绪和这套推想就会给自己找到另一个出口……那时它就要走上街头，走上广场……我们必须说出它，哪怕我们并不情愿……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此刻正处在一条拦住人群的人链的位置上……是的——我们拦着它，可凡事都有个限度……这难熬的局面拖了这么久，不是我们的过错。人群在推我们的背……人家推着，我们就得移动——尽管两脚死死抵着地，抵到力气用尽，可还是得移动……我们若停下不动，就会被碾过、被冲破，人群就会扑向我们终究还在守护的那样东西——我们一面鞭挞、一面申斥、一面责备，却终究还在守护的那样东西……这样东西——是政权……不是掌权的人，而是政权本身……趁我们还在说话，人们恨它，却不动它……等我们一闭嘴，人们就会扑上去。
意见一。我们的意见十分确定：手里没有事实，就不能指控任何人叛国。任何说辞，哪怕再雄辩，也别想把我们从这一点上拽开。何况对这些论据尽可以举出反论，分毫不逊。譬如，就说国家杜马的威信吧：恰恰是当我们容许自己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指控别人卖国时，我们才会失掉它。建立在谎言、欺骗、哪怕只是轻率措辞上的威信，撑不了多久。这我们不干。要玩这局牌，我们只答应一个条件——牌摊到桌面上。要么把“叛国的事实”告知我们，要么划掉这个词。
意见二。事实在我们手里是有的，可出于极有分量的考虑，眼下不能奉告。
意见一。既然如此，我们保留自己的确信。
我们散会去用早餐时，集团吱嘎作响，声音不祥。可餐桌上话头还在继续。
意见一。你们要是想重演1905年的手法，我们不奉陪。
意见二。什么叫1905年的手法？
意见一。就是你们把制造犹太屠杀栽到政府头上的那一套——尽管你们清清楚楚知道：屠杀是自发的东西，犹太人存在多久它就存在多久，俄国政府从来没有制造过犹太屠杀。
意见二。第一，普列韦58制造了基希讷乌59屠杀；第二，您从哪儿看出可比之处？
意见一。从这里：你们杀红了眼，想给政府来一下最疼的，于是没有证据也要指控它叛国。
意见二。证据是有的。
意见一。那就出示。
意见二。我们会出示的——在杜马讲坛上的演说里。
到头来，一个折中的决定占了上风。“叛国”这个词终究写进了决议，但不由杜马出面把叛国加给政府。决议里说：政府的种种作为——失当的、荒谬的、还有些什么的——终于弄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叛国这个致命的字眼60在人们口中相传”……
这是实话……当真在相传……
前天，11月1日，米留科夫发表了他那篇如今已经出了名的演说……演说本身出名，尤其因为它被审查当局查禁而出名。
他出示了“叛国的事实”。
事实不算很有说服力。让人感到施蒂尔默周围围着一群形迹可疑的人物，仅此而已。可问题难道在这儿吗？问题在于：施蒂尔默是个渺小的、不值一提的人，而俄国在打一场世界大战。问题在于：各大强国都动员出了自己最精锐的人才，而我们这儿当总理的是个“圣诞老爷”。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国家的狂怒也正是打这儿来的。
是谁乐意、是谁用得着把人逼到失心疯的地步？！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故意做下的？！
有这么一位舒瓦耶夫61将军——陆军大臣。老头子无疑是好人、老实人……搁在总军需官的位子上，他无疑会“各得其所”，可当陆军大臣……总之，据说他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不知怎么，他听说也有人把他当成了叛贼（其实从没有谁这样想过）。老头子大为委屈，据说见人就念叨：
——我兴许是个笨蛋，可我不是叛贼！……
米留科夫把这句话拿来做了演说的主轴。他每举出一件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就发问一次：“那么这是什么——是叛国，还是愚蠢？”而每一次，这个恶毒的问句都被雷鸣般的掌声盖过……
米留科夫的演说粗粝，却有力。而最要紧的，它同俄国的情绪严丝合缝。倘若凭什么奇迹能把整个国家装进塔夫利达宫这座白厅，让米留科夫对着这片千万人的海洋把演说重讲一遍，那么迎接他的掌声，将盖过马尼科夫斯基将军遵特别会议之“令”造出的“一百五十个弹药队”的飓风般的炮火。
大臣们的席位空着……
今天，当我不得不走上“哥耳哥达”时，它们依旧空着。
杜马倒是满满当当……各党团到得出奇地齐，旁听席上——人挤成了厚厚的流苏。
我望了望空空的大臣席。
——国家杜马的诸位成员。你们亲眼见了，一连许多个钟头，从这座讲坛上向政府掷出了何等沉重的指控——沉重到叫人听着就该毛骨悚然……然而可怖的不在指控……指控从前也有过……可怖的在于：对这些指控没有回答……可怖的在于：这些席位空着……可怖的在于：这个政府连为自己辩护的气力都提不起来了……可怖的在于：这个政府甚至没有到这座大厅里来……而就在这里，当着全俄国的面，它被指控叛国……可怖的在于：对这样的指控——竟是这样的回答……
我指了指大臣们的席位……
这难道不是实情吗？拉丁法谚有云：“沉默者未必同意；然若当言之时而沉默——则为同意……”
这里正是这一款。事情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政府就有义务说话——甚至不是说话，而是回答。而此处的回答，不可能是言辞的。有一类指控，只能用行动来回答……
而这行动只能是：要么政府下台，要么解散杜马。
可既然杜马没人解散，而这个蒙了羞、脸颊上烙着叛国印记的政府又赖在台上，那我们就只剩一件事：用言语烧它，烧到它下台。因为我们一旦闭嘴，开口的就是街头。
我也就照这么说了……
——我们将同这个政府斗下去，直到它下台。我们要在“这里”把话说尽，好让国家在“那里”沉默……我们说，是为了让工人能在车床旁安心干活……让他们给前线浇铸炮弹，不用回头张望——他们知道，凡是该说的，国家杜马会替他们说。我们说，是为了让堑壕里的军队能在前线站定，脸朝着敌人……不必频频回顾后方……后方有国家杜马……它看着，听着，知道，一旦需要，它会说出自己的话……
对，就这样……就这样，我的演说也要由数不清的打字机小姐们敲出来，当作“禁书”……国家杜马做了人们期待于它的事……它对政府雷霆大喝，责令它下台。
“布景涂抹得花花绿绿……
我朗诵得何等慷慨激昂……”62
主啊，难道竟没有人能把人劝醒！……总不能这样啊，总不能这样去激怒人、激怒国家、激怒那个把血流得没边没算的人民啊。难道这血就没有它的权利？难道这些无言的牺牲就换不来一点点发言权？……
施蒂尔默是不是叛贼——有什么打紧。就算他是老实人里最老实的。可是，倘若这个国家——不管有理没理——认死了“享有信任的人”，为什么不试他们一试？……为什么不任命他们？……就算这些“信任之人”是不中用的……可眼下地平线上也并没有“斯托雷平”啊。就算米留科夫是个无用之辈……可他总不至于比施蒂尔默更无用吧……这股死犟劲儿是打哪儿来的？这里头有哪一条讲得通的理由——哪一条？……
要害正在于：眼下正在成就的，是某种超验的非理性的东西……
况且，还有一样东西，叫人双手无力地垂下……
一心要自我毁灭的人，是拦不住的。
有一条可怕的蛀虫，像蠹虫蛀木一样，蛀着俄国这根树干。芯子已经全被蛀空，兴许树干早就没了，只剩一层三百年的老树皮还撑在那里……
而这里无药可医……
这里没法斗……这是那种致人死命的东西……
这致命之物的名字是：拉斯普京！！！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