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金的札记《往日》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注意。要给它以正确的评价，必须一方面考虑到俄国资产阶级在1905年之后所完成的演变，另一方面考虑到《往日》作者的阶级出身与阶级地位。
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俄国资产阶级经历着迅速成长与政治上自我组织的过程。在这些年里，权力仍旧握在贵族地主集团手中，而这一集团本身在战争年代正经历着等级土地占有的解体与衰落，同时也经历着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成长。与此相应，在资产阶级实行政治上自我组织的同时，贵族地主集团也在分化，从它那里脱落下来的那个资产阶级部分则与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合流。在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这一过程进行得格外急剧，格外显著。这一过程的终点，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无论是资产阶级从前的、老资格的政治代表，还是新近这些年才转到它这边来的地主与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罗将科和舒尔金，都同样坚决、同样尖锐地出面行动。
舒尔金的札记涵盖了自1905年革命以来的时期，其可注意之处恰恰在于：它描绘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过程，描绘了民族主义贵族地主集团转型的过程。在这一方面，舒尔金札记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因下面这一点而愈加突出——札记作者本人就出自贵族地主集团的极右翼。
君主派与民族主义者、国家杜马议员舒尔金，是极右的、不妥协的贵族反革命的一位有才华的演说家与政论家。舒尔金在自己的一次演说中说：“无疑，大土地占有，不管人们就此说些什么，不管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就此编造些什么，无疑，大土地占有是最有文化、最发达、最独立、也最有能力从事社会活动的成分。领地土地占有始终扮演着那个被称为人民的庞大数目的首脑角色。”
作为六三体制1的思想家与斗士，舒尔金敏锐地反映着贵族地主集团处境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战争驱散了幻想，把专制制度赤裸裸地摆在了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面前。
君主制与专制制度以自己的政策非但没有促成、反而妨碍了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胜利。与此同时，经济等级基础也在开裂、动摇。这首先在君主派的队伍中带来了深刻的失望。“不由自主地，”舒尔金写道，“在最忠诚的……最忠顺的、以敬奉皇位为第六感觉的那些心里，不由自主而又不可避免地渗进了毒素。君主主义的情感被腐蚀殆尽，剩下的只有出于信念的君主主义，冷冰冰的、理智的……”
但阶级对比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只是失望，它同时也提出了行动的问题、斗争的问题。舒尔金同立宪民主党人走上了妥协的道路，他精力充沛地参加了进步集团——照他在一次演说中的说法，那是“民族斗争的集团”。在同资产阶级紧密结合的同时，舒尔金不仅创建并组织起力量，用以保卫资产阶级的阵地、抵御正在解体的专制制度；他还预见到革命，把全部力量都投进了同革命的斗争，而且即使在这里，在革命前夜，他所想的仍是如何同革命作斗争，并且显露出不俗的战略才干。照舒尔金的想法，必须砍掉革命的头。舒尔金预见到资产阶级、进步集团有取得政权的可能，他对申加廖夫讲：“要站得住，就得先取一段冲势……您知道，在游艇上……比方说，您正走左舷抢风，在转到右舷抢风之前，还得再往左压一压，才能把速度提起来……如果政权落到我们头上，那就得靠把进步集团向左扩大来寻求支持。”申加廖夫问他对此究竟作何设想，舒尔金说：“我会把克伦斯基请来……让他当司法部长，比方说……必须把首领从革命手里夺走。”
这种把问题作策略处理的提法，舒尔金在二月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当人的浪潮淹没塔夫利达宫的时候，舒尔金头一个念头是机枪。可是那些日子资产阶级手里并没有机枪，只好没有机枪将就着办。资产阶级同起义的人民面对面地单独留了下来。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已经逼近政权，同时又惧怕革命、否认革命、同革命作斗争，它不得不推行积极的政策，不得不亮出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在革命最初的雷声中，资产阶级曾试图同专制制度谈妥，并借从它手里夺来的让步抽掉革命脚下的土壤，使革命分化——这一尝试没有成功。
舒尔金亲历了尼古拉的退位，随后又亲历了米哈伊尔的退位。资产阶级以罗将科和舒尔金为代表，把退位问题当作一项策略措施提了出来：这项措施解开他们的手脚，平息革命洪流。退位本身对它来说不是消灭君主制的行动，而是保全君主制的行动，是为支持和捍卫君主制而聚集力量。
凡此种种都表明，舒尔金的回忆录何等值得注意。但它们在历史上的这种引人注目之处，同时也提出了它们历史可靠性的问题。舒尔金的《往日》不是质朴无华的叙述，不是在事件发生的当口草就的札记，也不只是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正如书名本身所指明的、正如内容所指明的，它是对个别片刻——日子——的描写，是一部有明确计划、有精心构思之结构的作品。《往日》是一部完整的、贯穿着同一个思想、同一种情绪的文学作品。
舒尔金在《往日》中并不掩饰自己的阶级同情与阶级期望。《往日》中所描写的事件，正是罗曼诺夫王朝君主制的积极拥护者与捍卫者所理解、所感受的事件。这并不降低、反而提高了《往日》作为历史史料的价值，但这也要求人们更加批判地对待舒尔金所讲述的一切。这里既有由舒尔金的阶级本性可以解释的感知偏误，也有由舒尔金的阶级目的所引起的缄默之误。但是，如果把《往日》同其他资产阶级回忆录作者所提供的东西加以比较，特别是在《往日》谈到专制制度最后几日和当时资产阶级策略的那一部分，就不能不承认：舒尔金对事件的描绘相当准确。
资产阶级借罗将科（《国家杜马与1917年二月革命》）、希德洛夫斯基（《回忆录》）、罗蒙诺索夫（《1917年三月革命回忆录》）、纳博科夫（《临时政府》）、米留科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之笔，陈述了自己在二月的日子里的作用。
把舒尔金的证词同资产阶级其他代表人物的证词加以比较和衡量，应当指出：舒尔金《往日》中对当时资产阶级作用的描绘，同其他资产阶级回忆录作者所给出的描绘是吻合的。舒尔金写得更鲜明、更形象、更尖锐，但这一头与那一头说的是同一回事。资产阶级并不希望革命，它同国内革命情绪的增长作斗争，企图在整个战争期间通过杜马、用一篇篇演说把革命说下去，给革命情绪找一个出口，一直拖到前线的“胜利”为止。
资产阶级怀着敌意迎接了革命，并在二月的日子里把全部力量都用来消灭革命、使革命分化、把力量从革命手里夺走。它手中没有军事力量，就把全副精力用来弄到、取得、组织起这种力量。资产阶级为君主制而进行的积极斗争，根源即在于此。舒尔金亲历了整整一系列在其他回忆录作者笔下少有着墨的事件。在描绘情绪、事件的总体节奏、总体调性方面，他同资产阶级回忆录作者是一致的，但他终究不忘强调：写作的是他舒尔金，一个君主派，而他那些如今正维护着他的路线的同盟者，仍旧是他们本来的那副样子——米留科夫之流……
有时记忆会辜负舒尔金，他把细节和事件的进程弄混；有时他又对它们避而不谈，不把姓名说全，但总的调子始终不变。而就整体而言，舒尔金给历史学家提供的东西非常多。这里的一切，直到措辞为止，都是完成了的、完整的。这部书鲜明地展示出：“旧制度”究竟由哪些人构成，什么样的人同它血肉相连，谁在为它斗争、如何斗争、用什么手法、以什么方式斗争，以及资产阶级的拥护者们如何理解为“它”而进行的斗争。舒尔金的札记无法转述，也不可能转述。必须把它读一遍、再读一遍，才能明白：那些在二月革命时期宣布“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人，那些从临时政府成立这一事实本身就看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反对工人阶级的阴谋中心已公开存在的人，是何等正确。
谢尔盖·皮翁特科夫斯基
札记作者——舒尔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1878年生，贵族，奥斯特罗格县库尔加内村2的地主。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黑色百人团的君主派报纸《基辅人报》的撰稿人与出版人。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君主派。
关于舒尔金，参见德·扎斯拉夫斯基的小书《黑色百人团的骑士瓦·维·舒尔金》。往昔出版社，列宁格勒，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