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莫洛托夫论苏联的“资产阶级蜕变”
1957年与赫鲁晓夫较量惨败、1962年被开除出党之后，莫洛托夫（从下引言论看）一直想从理论上弄清自己何以落败。这一过程中，他思维方式里此前隐而不露的底子，也就袒露了出来。
莫洛托夫一生活跃，始终戴着一副冷面官僚的不透明面具——二战初那段危急岁月，他与丘吉尔在伦敦秘密会面，正是这副面具叫丘吉尔大为吃惊。到了晚年，他不得不摘下它，言谈坦率到了极点，也往往透着犬儒；当然他自己浑然不觉，因为从不为“资产阶级道德”所累。
想想莫洛托夫三十五年间担任的职务，就会明白这些言论对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本质、演变和崩溃，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莫洛托夫（本姓斯克里亚宾）生于1890年，1921年至1957年间先后或同时担任过联共（布）中央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
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反讽在于：恰恰是左翼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莫洛托夫，而非赫鲁晓夫、也非勃列日涅夫，对这套制度在六十至八十年代走向崩溃的总趋势判断对了；他的判断，与西方苏联学界保守一翼的预言多有暗合。
那就来看莫洛托夫的言论——每段开头标出谈话日期，末尾注明所引那本书的页码（《从解冻到停滞》，Г·В·伊万诺娃编，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90年）。
先说物质刺激、市场和经济核算。
1972年6月21日 “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更好？……更好，因为我们从里到外都让赫鲁晓夫主义染透了。赫鲁晓夫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精气。……赫鲁晓夫不是一个人，我们这样的人多得很，占了绝大多数。……人人都想过好日子——这要求正当；可我们要是现在就把心思往这上头使，我们这些自命为自觉的共产党人，那就是漂进资产阶级的场子里去给赫鲁晓夫帮忙……”（第66页）
1974年8月20日 “你们叫作物质利益的东西，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办法。……（下文莫洛托夫援引列宁，把‘全部国营商业’和‘整个新经济政策’都归入‘资本主义手段’。——作者注）……赫鲁晓夫那号人理解不了这一层，他们的脑子是按资产阶级方式转的。”（第74页）
1983年3月11日 “鲁德涅夫部里（仪表制造部长。——作者注）那套经济核算，新经济政策情绪的拥趸大加吹捧……总的说是好事，前提是别越过某些界限——可这界限到哪儿划呢？我反对把所有部委都改成经济核算的，可不少人正做着这个梦。依我看，这是朝新经济政策退了一步；新经济政策在我们这儿已是走过的一段，但我们没有把它全盘丢掉，而是越收越紧。不这样，就没法走向消灭阶级；要是顺着部委、顺着各个经济部门把链条铺开，那结果当然就是另一个方向，不是我们的方向。”（第71—72页）
可见，莫洛托夫把苏联经济看作资本主义办法与社会主义办法相争的战场。前者，他归入物质刺激、经济核算和一切买卖。后者又指什么？要回答，先得弄清他给“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注入了什么。
那就听莫洛托夫论社会主义的本质。
1976年4月28日 “我琢磨明白了，为什么纲领里要写到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那是1961年11月。……纲领里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了剥削阶级，而阶级要到共产主义才消灭。……因为不论当年还是如今，理论家、领导人和党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党在高高的讲台上喊出口号：‘当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可这离现实太远，远到人民不再相信。‘人民和党一致’这句口号倒是空前地准了：党骗了人民，人民也开始骗党，丢了信念，活儿干得敷衍了事。”（第69—70页）
1981年3月6日 “……政治任务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愿如此——这也得花不止一个五年计划，也许还不止一个十年。”（第72页）
1983年3月11日 “要在一个国家里把社会主义该办的事办成，就得把全部经济转为全民所有。这是头等大事。列宁就此说得又简又明，四个字：‘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话人们不爱提。消灭阶级，纲领里只字未提。可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最难的问题。”（第70—71页）
这么说来，在莫洛托夫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消灭了一切阶级、而不只是“剥削”阶级的社会。建成这样一个社会，又靠什么办法？“资本主义办法”上面说过了。从谈话可以断定，莫洛托夫把计划纪律、领袖专政和大规模恐怖，归入“社会主义办法”。他给这些办法找的理由是：多数民众内心并不接受社会主义（他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
1973年6月6日 “斯大林在世时，形式上人人都跟着斯大林走。可一旦有机会显露本性，多数人就成了反对派。因为领导作用如此之大、个人在这种时候分量如此之重，许多人便闷声不响，跟着领导走，一边嘀咕……”（第60页）
1975年4月25日 “革命扎得这么深，又不是一下子全显出来，没有公开的文件、文章、讲话，可斯大林把这些都掂量在心；当然，30到四十年代直到五十年代推行这套政策时，难免突破形式民主的框框。……正因为斯大林有威望，那段时间里，连那些由软弱、靠不住的人把持的地方，许多事也照样办得稳——只因为人们心存忌惮。这起了作用。列宁时期难道没有这种事吗？”（第63—64页）
1982年10月21日 “我过去维护、现在仍维护斯大林，包括在恐怖那些事上；我认为，没有恐怖，我们就过不了战前那一关，战后国家也就不会有个大致稳当的局面……”（第38—39页）
1971年7月28日 “工人阶级要挣脱资本主义的处境，只能拿牺牲去换；谁要是想不付牺牲，那就该去另一个党报到——和平主义者、懒汉、空谈家和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党。……不愿（作出‘最大牺牲’。——作者注），那就继续当奴隶去吧。”（第68页）
1983年3月11日 论计划纪律：“等到我们把各企业的衔接环节办得及时、不误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上去。纪律正是往这上头引；而且不光是纪律，要紧的是把衔接的关口切实保住，让它们处处按时、按计划落实。眼下还做不到。这事很难。……许多人白白耗着光阴，等人家把干活儿要用的东西送来。……可见这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空谈代替了照计划办事。不过，这也有几分是被逼出来的。我们成天空谈超额完成计划，可这些年计划根本没完成。衔接的关口——在这么大的经济里是难事，可这恰恰就是社会主义……”（第71页）
莫洛托夫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弄清了这一点，他在五十年代初与斯大林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了。
1980年10月16日 “1952年全会上斯大林把我‘整’了一通之后，我的威信受了挫，赫鲁晓夫当选已不由我做主。斯大林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弄不明白。妻子那档子事——也有影响，但我看不是主因。”（第68页）
那主因是什么？莫洛托夫没有正面回答，但综观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曾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农民问题等几个关键问题上，多次顶撞斯大林。
莫洛托夫没提：与他同时被斯大林“整”的还有米高扬——在谈话里，米高扬被描述为先是暗里、后又公开附和赫鲁晓夫的人。然而，斯大林挑中这两位党内最有威望（因为都曾与列宁共事）的政治局委员，当然不是偶然。斯大林的洞察与远见不容否认：他有理由怀疑莫洛托夫“左”、米高扬右，都偏离了自己的路线；预感大限将至，便决意斩断二人通向最高权力的路，从而为威望稍逊却忠实可靠的“中间派”、“斯大林主义者”马林科夫开道。斯大林对“偏向”极其敏感、又惯于“全局”思维，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偏向在国内虽被压住，战后却有了新的强大依托——南斯拉夫铁托的“右派”领导和中国毛泽东的“左派”领袖。
显然，这正是十一月全会那场“清洗”的主要隐因——与会者当时甚至毫无察觉，因为身为马基雅维利门徒的斯大林，是拿工作中细小（且属子虚乌有）的过失来打击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
来看莫洛托夫谈他与斯大林的分歧。
1971年2月19日 “我在原子能委员会、从日内瓦给中央写了封信，说赫鲁晓夫还在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说过，共产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成。我被叫了回去，开除出党……”（第55页）
1975年4月25日 “他（斯大林。——作者注）是伟大的改造者。有些问题上没使足劲，这拖了后腿，这一条对他不利。如今人们又在重犯他的错误，把他在农民问题上的毛病也照搬过来。”（第64页）
1971年7月28日 “不能把问题归结为消费主义。当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连在一起，那是对的；可一旦二者割裂开……是不是什么样的满足都行？不，不是。我们要是把重工业忘了，要是把消灭阶级忘了……我就《经济问题》一书想跟斯大林说几句，可大家全喊‘乌拉！乌拉！’。我的看法是：改善会有的，但宁可慢一点，好让制度得到巩固，好让消灭阶级的事办下去。”（第67—68页）
1977年6月16日 “斯大林最后几年我是失了势的，这您知道，乃至被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我早先就批评过，也当面对他说过。……他不总是同意我，但我得说，同意的时候也不少。”（第69页）
从所引莫洛托夫的言论看，左倾的危险确实存在，何况莫洛托夫并非孤身一人——看来有理由认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政治局委员可能支持过他。
对斯大林而言，右倾的威胁，则不只来自米高扬、赫鲁晓夫和更年轻的领导成员，甚至来自他在镇压一事上最得力的帮手贝利亚。恰恰是贝利亚，1953年3月斯大林一死，就立刻提出种种主张：揭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赦犯人，限制苏共的作用，放缓苏联西部地区的集体化，自由地重审民族政策，放弃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转而促成德国统一，等等。换句话说，是一套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当年夏天，他便以“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遭枪决（拜巴科夫《从斯大林到叶利钦》，第106—108页）。
这么看，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对了：他死后，政治局陷入“左”“右”“中”的深刻分裂，由此燃起的权力之争，除了个人与集团的面相，还有意识形态的一面。
对勃列日涅夫政权及其前景，莫洛托夫的评价极尽怀疑。
1971年7月28日 莫洛托夫批评“消费社会主义”时说：“可消灭阶级在哪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又在哪儿？……没有这些，勃列日涅夫的整套政策都要垮，就像赫鲁晓夫的政策垮掉一样。”（第66—67页）
1973年8月14日、1974年3月8日 “党内还会有斗争。赫鲁晓夫也不是偶然冒出来的。这是个农民国家，右倾势力很强。谁敢保证这些势力不会占上风？很可能，最近一个时期上台的会是反斯大林分子，多半是布哈林分子。”（第75页）
1976年12月7日 “……要做人道主义者，要守法——这就是他们那套道德……不改变制度，人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若把道德用来培养人的良善品性，却让制度照旧——受贿照旧、盗窃照旧，把这些都留着，那这套道德就全烂掉。可我们若提出革命的、砸碎旧制度、把它办彻底的任务，那就得让道德服从于胜利、服从于争取胜利的斗争。……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我们这儿有受贿、有盗窃、有种种乌七八糟的事。”（第76—77页）
（以上为弗·米·莫洛托夫1970至1985年间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多次谈话中的言论。）
2. 苏共中央主席团与中央委员论1965年柯西金改革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
下面这些苏联前党政要人的言论，都说于改革时期。鉴于他们中多数人历来把迎合“党的路线”当作头等本分，就得把这一层考虑进去：到了新时代，他们几乎本能地想把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自己，打扮得比实际上更“反勃列日涅夫”、更拥护改革。话虽如此，唯有这些最高层的要员，才是围绕柯西金改革那场地毯下激烈角力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可他们多数人是否看懂了经济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看懂了改革的经济内涵，这就大可怀疑了。
格·伊·沃罗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1973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2—1971年）。政治局里唯一一个公开反对1968年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人。
“……有一个简单却也许是决定性的事实，怎么也绕不过去：1956年的赫鲁晓夫和1964年的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判若两人，有些地方甚至全然不像。……结果，二十大到二十二大所定改革的阻力——本以为随着所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清除已经除掉——重又占了上风，于是有了1964年十月苏共中央全会上那一对赫鲁晓夫（事态后来表明，还不止对他一人）堪称悲剧的转折。”（格·伊·沃罗诺夫《略忆往事》，载《各民族友谊》1989年第1期）
问：“您今天是否觉得，对这些年（1965—1973年。——记者注）成为停滞的开端负有责任？”
答：“这些年领导层、政治局里斗争多么激烈，可以讲很久。可以翻出我的一批札记和别的文件，谁持什么立场，一看便知。我确信，这二十年（1965—1984年。——记者注）值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斯大林那些年。是的，没有斯大林时期那样的牺牲。可这一时期经济、政治、道德上不流血的损失，并不比斯大林时期小，也许还更大。……就拿经济改革来说，它的基础早在1962至1963年就打下了。领导层换届后，本该由通晓经济、财政，起初又坚决而有原则地行事、在党内有威望的政府首脑阿·尼·柯西金，来充当改革的思想家和‘发动机’。可改革后来众所周知地化为乌有。如今有人说，是部委机关用一道道指令把它扼死的。这当然没错。但还有一层：勃列日涅夫本人既不懂、也不支持改革的实质。在他身边那帮党务干部中间，他对改革本身、对柯西金本人，都毫不掩饰地轻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为此很难受，看来是累了，便渐渐退让。到后来，部长会议上但凡有一丝疑虑的事，哪怕本是再清楚不过的问题，他也撤下不议：‘得跟列昂尼德·伊里奇商量商量。’乃至连那套能在减少用工的同时收到大效的‘晓金法’，也遭到……柯西金的阻拦——他事事都要先对照一下总书记的意思。”
（格·伊·沃罗诺夫《从解冻到停滞——与雷·雷涅夫谈话》，载《消息报》1988年11月17日）
基·捷·马祖罗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57—1978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5—1978年）。
“说什么斯大林分子结成一伙把赫鲁晓夫拉下马，这种讲法没有根据。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去职之路……毕竟是他把勃列日涅夫提到身边的。不过，也许赫鲁晓夫根本没去琢磨周围都是些什么人，因为他一个人替所有人干活儿。……他那套改革（分权、撤销部委。——作者注）当然有合理的内核。我们如今又往回走，虽说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并非偶然。但改革不能这么硬来，这是其一。其二，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照样是那套行政命令的老办法。说到底没怎么变。……因为我们都是这么熏陶出来的。我拿自己来说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泥潭不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开始的，而是更早，根子在行政命令体制里——这套体制斯大林也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从革命前的官僚那里接过来的。赫鲁晓夫时期它一样大行其道，他也是这么个行政官。可我还是很敬重他，敬重他是个肯干的人，这一点和勃列日涅夫不同。
……经济上，我们当时（1964年十月全会之后。——作者注）在柯西金领导下开始琢磨改革，多少把赫鲁晓夫起的好头往前推一推。我们提出给地方政权更大自主权，做着经济核算的梦。说实话，具体细节磨得很苦，因为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不少保守劲儿。但总的说，办成了点好事——第八个五年计划是全国历史上生产率最高的一个，这并非偶然。
……可后来改革一点点化为乌有、散了架，因为它需要有人去争，而列昂尼德·伊里奇并不怎么支持。……我们这位领导人的头等心事，可惜成了树立个人威信。
……他是我们方才说的那套体制调教出来的好学生。他用这套办法，把政治局降为第二梯队，剥夺了它的决定权。……要害在于勃列日涅夫倚靠的是书记处，而非政治局……如今什么都由一帮书记预先定了。那里头有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等人。……政治局只剩下点头的份儿。
……他是个很不称职的领导人。大概正因为心里有数，才嫉妒柯西金。”
问：“赫鲁晓夫的改革、后来1965年的改革，‘栽’在了哪儿？机制里什么不灵？我们着手的改革有些地方还与从前的相呼应，该在哪儿先垫块软草以防摔伤？”
答：“不知道哪位高人能答上来。六十年代是一套条件，如今是另一套。但有一个细节我要讲：所有改革都是被行政命令体制和缺乏公开性削垮的……”
论改革时期：“就说经济改造吧。推得艰难，为什么？我看缘由很多。一头，是旧办法的阻挠，它们还有劲；另一头，是我们对那些已经看清的措施——我指经济核算——迈得太怯。掣肘的东西不少：指令、定额等等。问题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样，出在某个人行政上的昏聩。依我看，缘由更复杂、更深。我估计，市场关系会带来麻烦。市场是客观现实。可怎么在社会主义下用它，没有现成的方子。何况它本身就埋着某些危险。头一个是失业，第二个是居民收入的急剧分化。各群体间的关系会立刻紧张起来，可能闹出社会问题。另一种心理、连同它带来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渗进来。也许我看错了，可我觉得，我们不少共产党领导人是凭直觉嗅出了这些暗礁，才拖着不办。我们的学界也帮不上忙，建议自相矛盾：一会儿要立刻改定价，一会儿又说干脆暂时别动。顺便说，后一种大概更对。看来还是得先把经济里最起码的秩序整顿好。”（基·捷·马祖罗夫《我说的不只是自己——与捷·邦达连科谈话》，载《苏维埃俄罗斯报》1989年2月19日）
彼·叶·谢列斯特，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2—1972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72—1974年）。
论赫鲁晓夫时期的错误：“比方说，如今我明白了，不许人养牲口、养牛、连羊也不许养，是个错误决定。人嘛，总难免犯错。可好事也很多。人们吃得饱，商店里什么都有。如今我还记得：基辅中央食品店的香肠有十来个、十五个品种。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上台后，解冻的幅度很大，可没有进行到底。所以我们走向改革，并非平地起步。顺便说，‘停滞期’这个说法我不认同。退化是有的，社会道德败坏是有的。……头三年，勃列日涅夫还听一听主席团委员的意见，也想钻一钻经济事务，尽管他对此所知甚少。三四年后，他就自命为领袖了。……把国家撂在一边，开始整肃那些扶他上台的干部。……我过去主张、现在仍主张给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行事的自由，给它们自主权，拔掉中央那些堵着、闷死问题、添大乱的塞子。顺便说，国民经济委员会里也有它的合理内核：所有大厂、大企业都归共和国而非中央管。这本是各共和国转向区域经济核算的根基。”
（彼·叶·谢列斯特《人总难免犯错——与弗·博伊科谈话》，载《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0月19日）
尼·格·叶戈雷切夫，中央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2—1967年）。
“就回想一下1965年的经济改革吧。它由柯西金提出，在党内和民间都得到拥护。可渐渐地、而且相当快地，它被化为乌有。嘴上仿佛还在往前走，实际却处处使绊。等勃列日涅夫培植起一圈可靠的人马、彻底感到自己有了底气，他便缚住了部长会议和柯西金的手脚，最终促成尼·阿·吉洪诺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个对他个人忠心耿耿、却不足以胜任如此高位的人。我记得，早在1967年六月全会之前，我就对我们一位作家说过：‘我有种感觉，我们站在了生活洪流的对面，想拦住它。这办不到。洪流会把我们冲走。该做的是站到这股运动的前头，把它导上正道。’我这些‘离经叛道的念头’，叫人捅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里。”
（尼·格·叶戈雷切夫《被派去当大使——与列·普列沙科夫谈话》，载《星火》1989年第6期）
弗·叶·谢米恰斯内，中央委员、克格勃主席（1961—1967年）、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67—1982年）。
“它们（1965年改革。——记者注）只是被宣布了一下，实际上根本没起步。所谓只在嘴唇上抹了点蜜。许诺了变革，随后就用财政部、国家劳动委员会以及别的种种限制、监管机关的指令，把整桩事压死。改革就此夭折。……斯大林式的意识，还会久久地作用于我们。只有提高社会的文化才能根除它，可我们的文化水平还很低。……我们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命令的办法，却恰恰是用这套办法在推行民主和公开性。”
（弗·叶·谢米恰斯内《什么活儿我都拿得下来——与卡·斯韦季茨基、谢·谢·索科洛夫谈话》，载《星火》1989年第24期）
彼·阿·罗季奥诺夫，中央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3—1970年）。
“1964年十月全会之后，他（阿·尼·谢列平，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党政监察委员会主席。——作者注）提出了一份纲领，其精神与字句多半叫人想起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年月。熟悉谢列平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与勃列日涅夫相反，向来是所谓强硬派的代表。十月全会一过，他与当时的总书记便起了分歧，日子一久，分歧愈发尖锐，几近公开。”
“无疑，论素质，他（尤·弗·安德罗波夫）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十月全会之后，恰恰是他、而非别人，提出了最为充实、清晰的行动纲领，这绝非偶然。这份纲领比赫鲁晓夫时期更连贯，依托的是党的二十大路线，纳入了这样一些条目：经济改革，转向现代的科学管理，发展民主与自治，让党专注于政治领导，停止已变得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以及最后，让苏联走向世界市场以接通新技术。
可惜，这些措施……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当时别的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那里，都没得到理解。安德罗波夫这一动作的结果，是他本人被调任克格勃主席……”
“尽管如此，确有一些人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对抗。除了被勃列日涅夫借帮手之手干脆挤出政治局、连同高位一并褫夺（他生怕大权旁落）的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还有一位阿·尼·柯西金。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柯西金在内政上力主经济优先，认为正应以此为本去抬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正是柯西金发起了1965年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报刊上还时有议论，说这场改革据称栽在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对抗上。这一切至少是天真。改革无疑是被‘上头’砍掉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妒忌。
……勃列日涅夫从小针小刺、不懂行的插手，进而转向更见分量的动作，存心要削弱阿·尼·柯西金及其政府的地位。我想起1969年12月那次专谈经济的苏共中央全会。它不同寻常，因为会上多年来头一回如此尖锐地批评政府。剧本倒是老一套：发言者一个接一个，箭头主要射向国家计委，实则瞄准的是政府、是领导政府的柯西金。有些发言……明显带着偏向、过分武断，更要命的是毫无论据、失礼到了刺眼的地步。”
（彼·阿·罗季奥诺夫《停滞是怎么开始的？》，载《旗》198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