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家业与村政

晖儿登场与源次郎

天保二年（1831）二月，五代义教把家政一应事务交给年满十九岁的儿子唯四郎，自己引退。义教本有文化七年（1810）生的长子德四郎，但德四郎已于文政十一年（1828）十月去世，于是文化十年生的次子唯四郎继承源六郎第六代。

德四郎去世的前一年文政十年，做了古桥家家主约五十年、直到因村方骚动而卸任为止做了约三十五年名主的四代义陈去世了。承嗣家督的唯四郎取名晖儿；可从一开始，他肩上就压着一副重担：非把濒临破产的家计重整过来不可。内弟们开分号的计划接连受挫，尤其开油店的那位逃去了江户，欠债转到本家头上；文政十年十二月的一场火烧掉了仓库与马厩，重建又添出九十二两的开销——正是“兄弟共借款还本之资皆系外借，加之焚毁重建等所费甚多，实已极为窘迫”（《历代勘定觉》）的光景。

为应付到期、火烧眉毛的约四百两支付，文政十一年二月办起名为“大黑讲”的赖母子讲¹。古桥家以每份五两、六十二人（六十七份）计三百三十五两作头一期的款子到手，先渡过这一关；可这又成了新的债，自次年文政十二年到天保九年的十年间，每年得担起约四十两的偿还义务。此外古桥家还入了好几个赖母子讲，光是份钱，眼下每年就得支出一百两以上。

当时的古桥家家主义教，是接下文政三年因村方骚动而卸任名主的义陈的家督的，可他自己做名主要到文政七年。如上所述，正当家计困窘之际，文政十年丧父义陈、次年十一年丧长子德四郎，接连打击，人也灰了心。救他出这困境的，是古桥家的别家美浓屋源次郎——他同时是稻桥村的组头。当时源次郎因有商才而被赤坂代官所看中，做着代官所的书役，在代官所的财政上很有能耐；他应义教之请，立刻从本家的还债入手，拟出一份经营重建方案递了上来。

家政改革

文政十一年十一月拿出来的古桥家重建仕法，柱子有三条：①用人尽量裁减；②商业与酿造都要量入为出，不得举债；③还债的钱，用催收那些近乎呆账的放款来充。这些立刻付诸实行。可效果一时并没有显出来，文政十三年的盘存²上，欠债反而增加，已到了要垮的地步。

就在这样的局面里迎来了天保二年。义教决定大胆求变，索性隐居，连名主之职卸掉也不在乎，把重建的事托付给晖儿。

依源次郎的谋划，晖儿自天保二年（1831）七月二十四日起，办了为期一周的家什与铁店存货拍卖。父亲义教起初拘于体面，说变卖家什会伤了家名而迟疑；源次郎劝服了他。源次郎的道理是：如今哪怕做一次大幅赤字的决算，也要紧的是以六代晖儿的名义重新起步；这样五代义教便不受损伤，说是“并无所谓办事不周”

云云。拍卖的结果，来买古桥家变卖之物的多达一百九十三人，卖得的总额合计一百一十四两。买主几乎都是稻桥组合村的人，其中稻桥村来了五十二人——等于本村家家都买了点什么。按人头算不过〇点六两，零零碎碎，数目并不算大；可这场拍卖带来了各样的效果。

古桥家换了家主，还非得把家什与存货变卖不可——给人留下“已经窘迫到这个地步”的印象，效果很大：周边村庄与村人给了他家削减债息、本金分年偿还等种种方便。这一回古桥家一分田地也没有动，就此迈上了还债与重建的路。

要看古桥家着手家政改革的成效，先来查一查天保四年的盘存（《历代勘定觉》）。

改革的成效

资产方面，文政十三年（天保元年，1830）的二千八百四十九两，降到一千二百六十两，不到一半；用于放贷的现金是零。这“典当”一项本该有救济村民生计等融通的功能，可本钱已经见了底。村

里人的债他家也代还过，因此挂着“只贷·挂”的手形依旧很多；而“贷·挂”这一项，把过去的分年摊还、慢慢收回已是竭尽全力，加之酿造不振，新的进货本钱没有，数字便减了下去。不过酒与味噌的酿造，除了闹加茂一揆的天保七年（1836）之外，没有停过工。铁店以及油店、白木曲轮等收购贩卖的商业部门，榨油、制瓦等加工部门则全部废止，因此“杂项”一栏在存货清仓拍卖之后骤减。自耕地收的米用作家人与佣人的口粮；这一改革压下了佣人的数目，两下里就平衡了。实物缴纳的佃租只多了一点，但米价上涨，扣除年贡后的赢余增加了。

极简单地说，这场家政改革以压缩支出为第一要义，因此力行俭省，把家计一年的各项开销压到天保以前的三分之一左右。天保三年的佃租，折钱一百二十七两（其中稻桥村六十三两），扣去年贡与各项役钱七十两，赢余约五十八两；再加上放款分年收回的约十两，共六十八两充作一年的各项开销。此外讲份钱的支出很大：大黑讲每年四十两，别的讲“亲”那一份四十六两五，“子”那一份十四两五，共一百零一两；再加上债息共二十四两、债务分年偿还二十二两，总计一百四十八两的支出。相对地，收入这一头，因商业与加工部门已经废止，只剩下酒、味噌的酿造。天保四年酿酒八十四石、大豆二十石，制造贩卖所得的利润约五十两。对着要支出的一百四十八两，算下来约有一百两要变成债。

为着尽早、至少是眼下解决这一缺口，晖儿先在催收成了呆账的放款上使劲。天保二年到次年，他向加茂郡川口村的领主安藤对马守的代官所提起诉讼；到天保四年六月内济了事，削掉利息共一百零三两，本金加上赊销款六十三两，议定分十七年收回。

即便如此，就收支看债务仍在增加。他便靠着从凤来寺岩本院几乎每年借五十两上下来周转。债务还是一直涨，到天保六、七年到顶，此后慢慢减少；到天保九年付清大黑讲的份钱，总算脱了困。

经营重整

脱开大黑讲份钱负担那一刻起古桥家的经营状况，且举两年后的天保十一年（1840）与再五年后的弘化二年（1845）来看。天保十一年的收入，大体只有作为地主的佃租与酿造这两块：佃租的赢余六十八两，加上自耕的部分超过一百一十两。这一年酿酒与味噌的赢余是八十两，比天保四年多出一倍有余，涨得很快。五年后的弘化二年，虽把自耕部分排除在外，佃租折钱九十二两有余，多了二十四两。味噌的数字缺着，不过从进的大豆一百八十俵、下料六桶推算，赢余当在五十两以上；此外还该有放款的收回等等。收入却只记作一百四十两，想来是为了把支出压紧吧。

支出这一头，天保十一年总计二百零八两，债还没还清；但赖母子的份钱与债息的支付，比天保三年减了一半。到弘化二年，还债略有增加，可同赖母子份钱合起来的数目确实在减。与自耕相关的家人雇工口粮另立一本帐；弘化二年若把支出算作一百四十两，收入当在一百九十两以上，至少有五十两以上的盈余。

就这样，从天保后期起赢余渐增，文政年间的巨债到弘化四年终于还清了。《每年诸入用月割帐》弘化四年条下写着：“……以田地之收供一年用度，以买卖偿赖母子之返金与份钱利息。正月本极歉薄，至当年三月，借款皆已还清……”就是说，用佃租供一年各项开销，用酒、味噌的赢余还债，三月以前便能还清。

弘化四年，他又重新立了年度预算。首先，佃租（作德米）一百一十九两，酿造业的赢余一百一十六两；收入比天保十一年，酒多了三十三两、味噌多了五十两，涨幅很大。这里把自耕部分排除在外，收入仍超过三百两；扣掉年贡各役钱与赖母子份钱，还预计有一百八十四两有余的赢余。他定下的方针是：拿一年利息的一半过日子，另一半转作不时之需的积蓄；对半分开的九十二两一分有余按十二个月摊，一个月的生活费便俭省到七两二分。

此外还有不时到手的赖母子中签款，家计上甚至有了余裕，可以说家政改革是成功了。嘉永以后，在幕末政局紧张、余波传到山村来之前，古桥家的经营根基已经立稳了。

急夫食·安石代·破免愿

从家政改革到还清欠债的过程中，从获得稳定家计的过程中，晖儿都做了些什么？下面就把天保年间他那种以村为中心的行动，举具体的事例，稍细地追一追。

天保二年（1831）着手家政改革，前面已经说过。此后紧接着的一段，大概是全副心思都扑在古桥本家自家的财政重建上，晖儿对村里、对社会几乎不见有什么动作。天保四年七月，属代官领的武节乡六村与相邻的津具村町方、村方八村联名递上年贡石代金纳愿，这次叹愿的惣代是古桥别家、稻桥村组头源次郎担的。同年秋天稻桥村也遭了饥荒，向本家提议并实行对接连冒出来的穷困户发放夫食³与救济米的，也是源次郎。那正是变卖家什之后不久，本家——晖儿在村里的信用还没恢复，只好由源次郎出面张罗。

到天保五年，晖儿才以古桥源六郎第六代的身份，头一回为村里做了件事：在稻桥村共有山林种杉苗。议定植后的抚育等由各户负责，成材后由全村商议出售，并禁止买卖与典押。这是为村的存续而设，作为全村的取极；卖木所得的利益按户均分，用来还债、赎回典物。树要长成得费时日，所以他是说服村人才动手植林的。这里可以看到晖儿的姿态：身为名主，通过提议并推动全村共同去做的事情，来把信用挣回来。

天保七年九月，源六郎作惣代向赤坂代官所递上急夫食愿。这一年八月风雨成灾，本已递过破免与检见愿⁴；一听说邻近的加茂郡闹起一揆与打毁，他先告诫村人不得响应，随即急奔赤坂代官所，递上救济村里的急夫食之愿。途中在乡町足助还撞上了一揆的人群，亲眼看见打毁。他缠着不放地叹愿，终于让代官所答应发给夫食钱。

不料这笔急夫食的发放，因代官所的差错与漏查而拖延下来。于是十一月他一直跑到中泉（赤坂是派出的代官所），措辞很硬地再叹愿：照这样下去，“小前之人日日之夫食即将不继，届时生出何等误解，殊难逆料”，终于把急夫食的借领款弄到了手。在一揆眼看要蔓延过来的形势下，小前若响应，村里就要动摇，家政改革的成果便要付诸东流——他怕的大概是这个。为村里机敏行动的结果，从代官所役人手里掏出了钱，用这钱买了现米分给组合各村。

同七年十月，前述八村的村役人联署递上安石代⁵愿。文中说，加茂一揆的人马向他们各村“若不加入，即当打毁，此话已数度传来”，人心不稳，须尽早对策——这是对代官所近乎恫吓的叹愿；他们因此比别村更早拿到了安石代。

天保八年，一月他加入六村村役人联署的御救安石代愿；八月风雨造成歉收，九月递破免与检见愿时，上津具村役人只领着检见役人去看收成差的田，事情败露。为此他作六村的惣代出面赔罪叹愿。晖儿是替别村役人闯的祸出的面——由此可见他在村内外的信用已经恢复。

天保八年十二月、天保九年一月与二月接连递上御救安石代愿、夫食拜借愿以及当年夫食代缓还之愿，不过无法确认晖儿是否作了叹愿惣代。叹愿的结果似乎被驳回了，当年份的夫食代还是缴了回去。又，天保十年一月，八村村役人联署递上夫食代分三十年偿还之愿；二月同样由八村村役人联署递上年贡缴清延期之愿。

天保七年到十年这几年，晖儿在破免愿、安石代愿、夫食愿——桩桩都关乎歉年村落存续——上头都是叹愿的中心，干得很出色。其中运用的叹愿之术，连领主也不得不认。不过不能不说：晖儿到天保中叶为止的活动，始终是向领主求救济，对村落自身重生的动作还很少。

与信州中马的争讼

天保九年（1838），晖儿做了稻桥村的名主。这前后他并没有在各项叹愿里当惣代；可在对信州中马的诉讼上，他又一次以惣代的身份出面了。

自文政三年（1820）的争讼以来，信州中马的既得权一直被认可着；三州中马当中，武节乡尤其不许承运名古屋、冈崎来的货，处境不利。文政十二年，武节乡野入村与小田木村被控妨碍信州中马通行，以此为契机，他们推组头源次郎为惣代，想排除信州中马的流通垄断而告到江户；结果内济了事，输了官司，武节乡的马稼⁶仍旧没能恢复。

天保十一年，田口乡六村与津具村之间为三州街道的马稼起了争讼，作为参考人的名主晖儿于次年天保十二年赴江户支持田口乡。与此同时，同年二月，他为多年盼着的名古屋、冈崎货的马稼，代表武节乡对信州中马提起诉讼。田口乡的官司在天保十二年六月内济，田口乡也获准享有与津具村同等的马稼。另一头，对信州中马的诉讼，到次年十三年十二月下了裁定，内济成立。这份内济里，武节乡承认信州中马的优势，同时取得了与加茂郡明川村同等的“残货承运”权。这场中马诉讼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受信州中马妨碍的名古屋、冈崎、足助等地的货主与问屋，都支持武节乡的马稼。

马稼的恢复，给稻桥村与古桥家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天保年间荒村化不断加深，稻桥村的马稼已经走不下去，二石以上五石未满的一层开始卖马，到天保八年全村的马减到只剩十五匹。而天保十二年马稼一恢复，天保十四年马稼便猛增到三十二匹。古桥家仍是五匹，二石未满的一层却有了十四匹——可见贫农层里已经早早出现了以马稼为业、专门介入商品流通的人。天保末年，稻桥村与周边村的商品生产铺开来，这一带的产物即货物在增加。

古桥家在这一时期尤其广泛地介入流通，可并没有把经营的重心挪过去，自家的马仍是五匹。然而他之所以在江户待了一年半打官司，是为着给村里摆脱荒废找一个出口。作为武节乡十一村的惣代，他挤进了信州中马一方的流通垄断网，虽不算全面，总归把马稼的权利夺了回来；由此，晖儿在本村以及这一带的信誉也就恢复了。

周边荒村的重整

弘化年间（1844—1848）以后，经营重建并上了轨道，晖儿的活动便不止于稻桥村，向周边各村铺开。这一面固然有应领主即代官方面之请的成分，一面也说明：对古桥家豪农经营的稳定来说，超出组合村规模去伸手已经成了必要。

先是弘化四年（1847）八月，晖儿受赤坂代官所之命，管辖地最近各村的取缔之职落到了他头上。这是被委以祭礼、戏文、狂言等风俗的取缔与农业怠惰的取缔，从而取得了广泛干预各村生活的地位。

嘉永四年（1851），代官所委托他为设乐郡桑平新田这个“极难支之村”办重建仕法。他拟的解决办法是：役所拨下的借领款由前任名主偿还；欠凤来寺的债用卖百姓山（共有木材）的钱还；年贡与村中公费的欠缴部分，由各人各自卖掉自家的马来偿；井堰修筑的钱由代官所出；这村眼下的夫食钱由古桥家施舍十两，另外十两有余以无息分五年借给。其实行由晖儿奔走，大体照这条线重建成功了。这里的用意是：把代官那种只下命令了事的做法改一改，自己也出钱，好让村人生出重建的心气，给全村指出一条靠自力更生的路。

安政元年（1854），武节乡的黑田村、野入村来说要散讲。赖母子对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民有融通的功能，各村入讲的人很多；一旦散讲引起连锁反应，破产者就会接踵而至。于是晖儿对两村缴不出赖母子份钱的农民，共出八十八两有余，无息、本金俟宽裕时再还，把这场散讲挡了下来。当时古桥家自己也入了好几个讲来筹钱，散讲会造成很大损失，还可能牵连酿造与放款的回收——他是这样判断的。

万延元年（1860），赤坂代官所又命他处理加茂郡闲罗濑村名主罢免的呈诉，并办村方重建仕法。欠债累累的名主招来村人不信任而起村方骚动，赖母子讲散讲，伪造字据等等纠缠在一起，村里分裂、诉讼不断，闲罗濑村被称作“本国第一难支之村”。晖儿到赤坂代官所办公，作出裁定并施行仕法：不但换掉名主、让人退还讲款，还具体开出还债的处置、副业的保障等重建办法，把村人往自力更生的心气上引。这正是古桥家仕法的特色。

另一头，经历过饥荒与家计破产的晖儿，一向做着备荒储蓄的准备，在村内村外都讲囤米与备荒。把植林当作储备手段的想法，天保五年（1834）就见得到。天保七年，议定村内每户各育杉苗四十株，自天保九年起往百姓山（共有林）植林，只是还不彻底。天保十二年，改为全村共同育杉苗，把卖苗的钱按门户均分。当年文政年间（1818—1830）那场村方骚动，起因正是共有林风倒木的发卖。为挽回因那场骚动而失去的村中信用，他把共有林定为大家的，为着共同利用而带头提议植林。养成的树终归是要卖的；不过晖儿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始终强烈地着眼于备凶年、备火灾的共同性，并不是那种要靠植林牟利的、以营利为本位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