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愿与诉愿的日子

饥荒的回忆

刚要进入天保年间的时候，古桥家正处在家业经营最艰难的关口。文化年间挨过小作骚动的顶撞，文政年间的村方骚动更把它逼到了退出村役人之位的地步。此后虽已复任名主，村中信用的跌落却是明摆着的。贫困化步步加深，贫农与极贫农压倒性增多，阶层分化如此，文政末年的古桥家显然已近乎破产。

在这样的家计与村况之下，晖儿于天保二年（1831）以十九岁之龄代父主持家政，同时以父亲的名义充任名主。他先以当主的身份把家政重建纳上正轨，同时对贫困加剧、村落共同体行将解体的危机迅速作出应对，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去重整村政；古桥家由此挽回了在村中的信用，也握住了领导地位——这些前文都已说过。

晖儿本人后来所回忆的“天保体验”，看去像是在回忆饥荒，其实核心大概是饥荒造成的家计崩坏，以及克服这一崩坏的那段苦日子。此后这段体验在晖儿的人生里被一再反刍，而始终贯穿其中的，是“村落不安定，自家也无从安定”这一典型的村方地主想法；这种以村落共同体为中心的取向，同他作为村落领导者的自信与责任意识互为表里。豪农晖儿的行事方向在天保年间就已成形，那么在此后开港、对外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它又会展开成什么样子呢？下面就通过晖儿几件有代表性的行动来看。

另外，以下的分析材料以晖儿留下的“杂记”“日记”一类为主。为了具体把握古桥家的动向，本书着眼于日记史料；至于古桥家的日记，通篇按年逐日的形式要到庆应二年（1866）才有，此前的部分则利用所谓杂记一类。

佩里来航与对政局的危机感

在佩里来航所象征的那股外压直接压上来之前，晖儿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代官所是幕府设在当地的派出机构，三河这边是赤坂代官所，他代表村落一年要去上几趟，同代官以下的官员都有来往。世局一步步走向开国，他原先只盯着家计与村方危机的关切，也就跟着牵动出对国政的危机感。对晖儿来说，代官所拿对外危机作由头催缴上纳金，等于逼他改掉那种狭义的村落本位关切，一步步把眼睛转向国政层面的课题。

晖儿留下的“异国船一件”文书里，头一件是嘉永三年（1850）五月稻桥村组合八村村役人呈报的在村铁炮清册。这些在村铁炮村里存了很久，径直把它们看作村方的武备是有问题的，但呈报的用意大概是：紧急时它们也能转成武力。只是附记里写着“箭术等无人习练”，这才是实情。异国船到来的冲击之下，豪农们也从此不断把村方的武备放在心上了。

一般地说，这与村方阶级对立的激化相呼应，为豪农阶层备武的意味日渐加重；不过如后文所述，稻桥组合村是山村，村方重整村落的办法又下得早，所以并没有因为佩里来了就立刻摆出鲜明的对外姿态。话虽如此，佩里来航这件事的影响还是波及了这片山间的农民，成了引动他们关心政局的划时代事件。

上纳金的要求

这一时期有稻桥村的《村用留》¹可据。这是晖儿身为村役人的记录，嘉永三年（1850）起的记事里，写着村落共同体所办的植树、山林修整、井堰修理、开山道、割草、贷放储粮、向凤来寺借款、村中祭礼、寄合、赖母子停会等事；而嘉永六年条下，八月十九日一条写道“因异国船事，奉命以金代纳者改运米上缴，遂叹愿”。这大概是九月十五日启程赴赤坂的晖儿，针对代官所催献金一事，叹愿不要摊派会拖垮村方的上金。他九月二十五日又去了一趟赤坂，十月四日回村。同役所几番折冲之后，十二月一日拿到了“异国船渡来上金御差纸”。

赤坂役所催缴上纳金的事，另有次年嘉永七年二月的《申渡》为凭。文中说：“近年异国船屡屡渡来，视其情形将起何等变革实难逆料；为在内海修筑御台场，其余种种也所费浩繁”——正当这样的时候，此前不曾向村里催征上纳金，须念作“仁惠”而“深怀感激”，视为“御国恩冥加²”，为报此恩当缴上金。又说：远州与三河两处，一因“并无身家相称之人”，二因“近年歉收相继、村方困穷”，上金之命一再延后；而今异国船已到浦贺，“无支撑管辖的栓木”，故“若有人深加体察、愿怀感激之心缴纳上金者，可具报前来”。措辞是稍稍客气些，骨子里仍是役所拿对外危机作背景，向辖下各村伸手要钱。

对此，同年二月各组合村分别寄合，连同小前的连印请书，把上金办成了。这段前后的情形，从《村用留》里摘出来是：

一月十三日：“听闻异国船渡来。”

一月十九日：“发出组合回文，因武节一件与异国船渡来，起了争执等事。”

二月八日：“组合寄合，奉传异国船上金一事，本村评议。”

二月九日：“已向上述小前传达。”

二月十七日：“异国船上金由御代官传达，调印已毕。”

等等。顺带说一句，一月十九日所见的武节一件，是这年一月起于邻村武节町村的、要求更换村役人的村方纠纷。看样子，它是以“对外危机日紧，不是闹纠纷的时候”这样一句话被压下去的。

②按郡上金按村为单位办理，赤坂代官所的索金广泛下到辖内各村；村方交上去的请书，如表4“御国恩冥加金上纳表”所

示，接近二百两。表4里点名列出的，是村役人、地主、医师等人，也就是豪农这一层“身家相称之人”。他们是被指名要钱的，有力的豪农于是缴出大数目：二川宿善藏四百两，乘本村八左卫门三百两，东上村弹左卫门一百五十两。古桥晖儿是三十两，五月一日赤坂役所手代开的收据至今还在。他另外禀报说，日后一旦有需要，随时可以再拿出五俵米。或许正因如此，稻桥组合村摊到二十五两，其中稻桥村只摊一两一分三朱；村内则由二十二人各出一分到一朱，事情就此了结。

对于这样的上金，代官所在安政二年（1855）九月赐下了“御褒美银”。数目小得很，但佩里来航以来的对外危机感，在统治者主导下走完了“索金→响应缴纳→赐下褒奖”这样一个循环。到这一步为止，无论古桥晖儿还是这一带的豪农，对外部消息都还是被动的：接到代官所等统治一方递来的信息，再照着应对——这就是当时的实情。

安石代的叹愿

幕末开港以后的古桥晖儿，在以减轻村方年贡负担为目的的叹愿上很见积极，比如请求御救与安石代³。安石代的诉求，早在宽政年间与文化年间就已作为诉愿斗争展开过。宽政二年（1790），稻桥组合的野入、川手、中当、稻桥、押山、黑田、武节七村惣代向江户勘定奉行递上愿文；只是那时年贡折钱缴纳（即石代纳）尚未施行，遭奉行所驳回，没有下文。

接下来的文化年间，是在天候失常、稻蝗成灾、收上来的尽是瘪米之后，被逼到墙角才动起来的——起于文化五年（1808）十二月。这一回，安石代连同分十年左右按年摊纳的请求同样没有被采纳；但代官所的态度反倒让农民更抱成了团，进了次年，安石代之争便正式展开。文化六年二月，各村分别向赤坂代官所要求：按三州五处（吉田、冈崎、西尾、新城、田原）的平均上米价再打八折折钱缴纳。自这一步起，出面的惣代是古桥源六郎（此时是晖儿的先代义教）。结果这一要求又被代官所驳回，于是终于把官司打到了江户。

江户的官司又添上了上津具村的町方与山方。同年六年二月，他们向勘定奉行递了箱诉⁴；

再到次年正月，源六郎与上津具村町方名主政右卫门向勘定奉行柳生主膳正行驱込诉。这一回愿书仍被打回直辖的赤坂役所，没有得到受理。文化八年九月，他们又趁勘定奉行柳生行经中仙道时行驾笼诉；到次年，稻桥村组头弥次右卫门（代源六郎）与上津具村町方组头喜兵卫（代政右卫门）更在江户向老中牧野备前守行驾笼诉，一步步升级上去。稻桥组合各村此前缴年贡一向被强令运米上缴，可山间地出的米品质差，只好另买米来替换，这一转手必然亏折，数目还不小；求石代纳的心思由此越积越重，终至于直诉。直诉虽做了，结果并没有回报，石代纳没能实现；不过同年九年十二月，为在江户买米上缴所亏的钱，准许借领六十七两。这对此后的叹愿倒是个好消息。

背后有惣百姓连印撑着的这场广泛诉愿，终于换来文化十年十二月的准许：自当年应缴份额起，按远低于三分之一价的价折钱缴纳。人在江户的源六郎义教带着正式通知书回了村。自文化十年准了石代纳，年贡缴纳上农民一方的课题就变成如何把石代的价压得更低，所谓石代纳叹愿也就一路持续下来。

到了因歉收而缴纳年贡为难的文久二年（1862），已任稻桥村名主的源六郎晖儿，再一次代表八村农民奔走于诉愿。

文久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晖儿参拜过氏神，在全村相送之下离开稻桥村，经加茂郡九久平抵赤坂宿，在这里向中西大人（大概是代官所的元缔⁵）商量叹愿的事。有人对他说，就算再往上走到今川要作的骏府代官所，也未必见得着人；他还是执意东行。在大井川遇上“川支”（涨水断渡）滞留了两天上下，八月二十日到了骏府。他献上酒料金二百疋，多方设法，叹愿总算被收下，大意也得了准：上纳金的一半二百两分五年无息摊纳，余下一半里再分一半由晖儿代缴，另一半则“蒙代官大人御救”。事毕，晖儿向代官服部献上二两、向饭田献上三两等等，随即动身回程。路过赤坂时向元缔把一件始末说了一遍，闰八月一日回到村里。就这样，在开港之后田地歉收、米价腾贵、村方眼看要起波澜的当口，晖儿出面做了惣百姓的代表，连私财也搭了进去，奔走诉愿，终于逼得代官所一方让了步。前一年文久元年，他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想在村里组织农兵，却挨了村民的恶言，组织不起来（见晖儿自己的记录《积小录》）。有了这次教训，他不再先去宣讲政局危机，而是优先举起全村共通的课题——安石代，站到惣百姓的最前面。

去骏府的两个月前，即文久二年六月，晖儿还去中泉代官所叹愿过一回。那次中泉代官告诫他：本官自会尽力救济村方，故不可让小前们因为远州一带已经施行的安石代是“骚立”的结果、因而“误解”生事。而晖儿向代官所陈说的是：为了村里不出困穷之人，也为了求得没有骚动的太平日子，正该施行安石代，好让村民打心里感戴“御仁政”。

再有，晖儿求安石代的举动，庆应元年（1865）、二年也还看得到。身为村方地主，他盼的是村落太平；为了村里不出困穷之人而请“御救”，为安石代而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