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物产的政策

出仕三河县

庆应四年（1868）五月二十二日离开赤坂的古桥源六郎晖儿，第二天回到家中，此后有一阵子一直待在稻桥村。他一面看着局势变化，一面参加村里的信仰与祭礼活动：六月初一、八月初一作百度参拜，六月十五、十六日办伊势见山御祭，八月初一办官社祭，等等。到八月十九日，赤坂役所来信，命他前去当差。为此赴赤坂的晖儿受命为三河县捕亡方¹御用挂，重又在赤坂供职。这次再出仕，对村里是件该道贺的事；八月二十五日回到家的晖儿，受到村人出迎，还有人提着酒来贺。

九月初一，全村在产神处开寄合，为“为国家安静”祈祷，办了百度参拜与官社祭。九月初五，晖儿记下“十一村村役人小前来送行，送至伊势神峠”——稻桥村组合村是全体出动，庆贺并送他去三河县当差的。在村里看来，晖儿一旦成了新政府直辖县的官吏，就能最早摸清新时代的动向，替大家想出应对的快法子。

三河县捕亡方晖儿一上任，九月初七便赴吉田出差，担起“御东幸御先调”²的差事。他把村里的事交给已满十九岁的长子英四郎，让他“名主见习”，自己则一心扑在公务上。此后晖儿与家人分开，只身驻在赤坂，作为三河县的下级官吏出力。这一段的情形，有史料可证：十一月初三送到稻桥村英四郎、浦四郎手上的一封信里写着——

近日一夜睡在被炉里，手脚冻裂，遂即作罢；并无甚不便，心境好比四十四五岁的人，万望不必挂念。

信里既报了新政下年贡的事、政局的事，也说自己顶着冻裂的手，又拿出年轻十岁以上的劲头在干——这份精神，从信里传了过来。

出仕三河县的晖儿，在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社会认识上有了一次大转折。给他指方向的，是以三河县判事身份到任的土肥大作。大约是明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或十二月初一，日记里有“夜与判事极密恳谈”一条：某夜与判事问答时，判事问三河将来该往哪里走、有什么复兴之策，晖儿答说除了俭省与积蓄别无他法；土肥则讲，应当积极去谋物产蕃殖。日记里没留下问答的原话，但晖儿自己后年回顾时是这样说的：

到亲幕府气氛甚浓的三河赴任的土肥大作，先让人知道有天朝政府在，再表明新政府的方向是推进殖产——国益。某日问起三河的振兴之策，晖儿以“俭勤二字”作答，土肥说这算不得回答，并指出三条：①德川氏的出身地三河，诸藩、旗本、寺社领犬牙交错，人心难以拢成一片；②没有殖产；③不懂经济之道，做事没有筹划。因而说：“将此三条之弊一洗而空，进而繁殖与本地相宜的物产，或许还能胜过他国。”

土肥大作的物产繁殖策

这里要对土肥大作稍作介绍——明治年间晖儿的活法乃至精神，即以富国殖产为中心的那套想法，受他影响极大。土肥出身赞岐国丸龟藩，幕末以尊王攘夷的志士活跃一时，维新后参与直辖县政，明治五年（1872）一月任新治县参事。他是丸龟藩士的长子，安政年间受尊王攘夷论感染而成志士，与长州的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以及土佐藩出身的志士们共谋大事。因这类志士活动，庆应二年被藩里幽禁；御一新的庆应四年（1868）一月解禁后，六月受新政府之命任三河县判事。次年三河县废置已定，他便回藩，任丸龟藩参政，进而升权大参事。他是在离开丸龟的那一段时间里来到三河，为新政定下方向的。

顺带说一句：此后土肥出仕民部省，又以这一身份重新过问丸龟藩政，同包括旧尊王攘夷派在内的守旧派对抗，断然推行了废藩置县。回到中央后他任职大藏省，明治五年一月出任新治县参事。可就在这里，土肥自尽了——剖腹而死，缘由不明。他自三河县时代起就为病所苦，身子垮下来之后，又接连调任，与旧尊王攘夷派积怨，再加上遇袭事件及其处置——这些叠在一起，大概就是主因。

晖儿的“富国攘夷”策

在这时体得了新方向的晖儿，就连对新设的伊那县足助局局长、到任的安井清彦，也在次年（明治三年）一月说过这样的话：“其慷慨非也。我等先前所倡攘夷之说，亦非也。细细想来，欧美各国正该推崇；反倒该憎恶的是士族……”（《古桥翁略传稿》）

这已越出所谓尊王攘夷的思路，讲的是：努力殖产使国家富起来，有了国力再行攘夷——也就是“富国攘夷”。伊那县足助局是新政府直辖县的分局，属新政府的政策执行机关；不过那还是在撤除幕藩体制下各种机构、按新时代重整架构的阶段，土地所有与产业、商业政策都还没有定型。这时的伊那县以及分局足助局，虽也接受中央的指示，却比较能对地方上的动静作出反应，行事贴着当地。在足助局里担实务的官员，如下面的表8所示。足助局的官员多半是从三河县时代一路留任的；支撑他们的，是有着在地根基的

国学者、神官与豪农。他们的处境，是夹在新政自上而下指令的实质——租税增征政策——与当地民众的生计问题之间，左右为难；而身为县吏，头一件要紧事，无论如何是尽快摸清当地实况。明治二年（1869）后半到明治三年、四年的古桥日记，以及足助局的各种日记里，多的是显示三河一带社会动向的记事。

伊那县足助局所见的地方动向

下面就从足助局的日记出发，把足助局所掌握的地方动向描个大概。站在这项摸底工作最前线的，正是一趟趟下乡出差的古桥晖儿；而在此之上形成的现状认识，使晖儿确信：要把混乱动摇的民众生计安顿下来，除殖产富国一途别无他法。

翻足助局的日记，头一个注意到的是村方纠纷的记事多。这类事以“村役人更替”“不归依”³“村役退职愿”“继目愿”“役人”等名目出现，可见村役人这一层正在大规模换班。背后是小前层要求撤换旧村役人，以及不服村役人的动向。三河各村也一样：旧幕府的管辖撤走、转入明治维新政府地方权力之下的过程里，各村都以更换村役人的形式，在自己村里实现着“御一新”。这类事以加茂、宝饭、设乐三郡为多，集中在明治二年（1869）。而在三河，幡豆、碧海、额田三郡却几乎没有记事——地方差异就是这样。又，宝饭、设乐两郡的这些动静，后来连到了明治三年十二月爆发的所谓伊那县骚动上去。

与村方纠纷并列而多的记事，是“难支”“救济”一类。到明治四年为止，各村递上来的难支愿、拜借愿，尤其集中在明治二年。三河各郡按记事多少排下来是：加茂、设乐、幡豆、宝饭、额田；八名与碧海各两三件，渥美郡则一件也无。加茂郡尤其自明治二年起就多。

对这些叹愿，伊那县真正拨给救济或借出米谷的极少，几乎都是训谕了事。古桥晖儿等县吏亲往当地训谕，让人把愿书撤回。晖儿就是为“不予采用”“不予受理”“暂且搁置”“驳回”“申斥其误解”这些事四处奔走的。训谕解决不了的场合，明治四年有过“难支仕法助成”的贷款；其内容是把商法金⁴之类周转过来，让人造纸、栽茶树，好在各村办起殖产。

另外，幡豆、碧海、额田三郡自改归伊那县足助局以后，“难支愿”“拜借愿”一件也没有。缘由不详；大约是从三河县转到伊那县以后，还款条件变严了，这是一个原因吧。

第三类醒目的记事，与助乡、驿递有关。三河各村进入明治后，新受了附属于东海道赤坂、藤川、吉田、二川、白须贺等宿的命令。这实际上就是把助乡的负担压过来，摊派驿递金、附属金，无非是增征。三河县境内，自明治二年四月起，幡豆郡大冢村、千间村、酒手岛村，额田郡毛吕村，加茂郡乙部村等相继以出钱“难支”为由叹愿。对此，县从一开始就用“训谕”“恳谕”让人把叹愿撤回。驿递这件事既是硬加的新负担，此后各村的叹愿就没断过；再与赝二分金⁵流通引起的金札不通用局面纠缠在一起，遂演成严重的欠缴款问题。

与欠缴款并列的，是钱款拖欠的记事，也不算少。其中有的是炭钱未付，有的与买卖有关，但大部分与借款的偿还相干。此外加茂郡多的是质地赎回受阻一案。又有因赝二分金而起的币制混乱，以及伪造、行使假钞一案的审讯，都记得很详。由此可知：这些假钱是混在还债的钱和村里的公积金中花出去的，也有小商贩、农闲卖旧衣者、木匠、日工这些赤贫的人被塞了假钱而拿去使用的。

此外，古桥日记与足助局日记里还有“欠落”⁶呈报的记事。幕末维新的动荡年月里，离乡出走的人一旦音信断绝，村里便办欠落的手续。明治三年以后，也有出外者的回籍申请，以及经府藩县递解、自远方押送回来者的记事。回村的有一百多件，驿递有六十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