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助局回稻桥村
明治五年（1872）三月，古桥晖儿辞去伊那县权小属之职，回稻桥村去了。日记二月十六日一条写着“来了一同免职的通知”，用的是“免职”二字；其实是伊那县足助局撤销这一机构改革，把原属足助局的三河部分划归了新设的额田县。
进了明治五年，晖儿仍在卖力办县里交下来的差事：了结赝二分金案，租税方与纸会所的账目，商法金的清查与征收，辖内各村的穷民救济，等等——
桩桩都办得很尽力。他在伊那县任职期间，以下级官吏的身份把足助局辖下三河各地的动向与问题看了个透；所以足助局一撤，他就回自己村里，打算着手复兴村子。这次归村，不能解释成对县政心生隔阂或失望。
另一头，晖儿的长子义真在这期间，于明治五年二月做了额田县第八大区第三小区（即旧稻桥组合十二村）的户长1；二月初八往额田县出差，顺道去足助看望了晖儿。
进入明治五年，稻桥村已经在按额田县辖下村庄的样子重整体制，于是父子二人合力为村政出力。
晖儿归村后头一件事，是照他在县里任职时体得的三河将来图景，把产业引进这座山间的贫村，做出殖产的实效来。为此他自掏腰包用于殖产与物产振兴：离开足助局时所领的、在职期间省下的二百三十圆，用于物产振兴与贫民救济；又以向爱知县借来的四百五十圆作本钱，买下茶籽分给村民，鼓励他们种茶。
站在“大攘夷”的立场上
晖儿之所以强烈意识到：回到三河山间就非得把地方上的殖产办起来不可——契机如前章所述，是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到十二月间，以判事身份到任三河县的土肥大作说服了他。至此晖儿不再照平田学的尊王攘夷论，对着外国压力赤裸裸地喊攘夷；而是主张开产、殖产，攒足国力之后再去攘夷——也就是所谓“大攘夷”（又称富国攘夷）的立场。他先从制茶下手。
制茶业
明治二年（1869）到伊那县足助局供职后，晖儿试种茶籽，确认哪一种适合本乡的土；明治三年读了岩山敬义的《牧羊建白书》，得知入超这一贸易失衡的实情，遂想到以制茶振兴出口。次年明治四年，他自费买进茶籽八石，分发给村人，又办起纸会社。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明治三年一月，足助局局长安井清彦到任后向他发问，他答说，要革除德川治下的弊政，就得否定攘夷论、实现殖产富国；而为此“反倒非崇信欧美人不可”——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古桥翁略传稿》）。
三河一国，没有像样的产业，诸藩、旗本、寺社的领地又错杂在一起，无论行政上还是民意上都拧不成一股；晖儿主张，唯有克服三河的这般现状、使国富起来，才谈得上攘夷。这想法在土肥大作离开三河之后，他仍旧抱着不放。就连本地闹起伊那县骚动的当口，他也确信唯有开产才有助于民生安定，并向村人这样讲。到明治七年，周边十二村已经种下茶籽二十五石。
明治九年，晖儿又把稻桥组合村之一大野濑村的小木曾利左卫门派到丰桥，学宇治茶的制法；明治十一年再把此人派往沼津学制茶法，还送去内务省劝农局的红茶传习所。
不料殖产刚上轨道，明治十一年茶价就大暴跌了。
据晖儿明治十六年所写的《北设乐殖产意见书——制茶意见书》，明治十一年茶价大跌，村里的茶树栽培迅速萎缩。他反省自己只顾一面倒地讲制茶的好处，没有顾及其中的风险；不过又说：“若循天理而导之以成国益，岂有中途而废之患哉。”由此可知，晖儿是把殖产看作合乎天理的事。正因如此，他才肯出大笔的钱，从豪农这一头主导，要把制茶在村里扎下根来。循着这个想法，同一时期他还着手引进植林、产马、养蚕与香菇栽培。
明治十二年茶价回升，稻桥村的制茶也略有恢复。此时稻桥村的制茶已经普及到全村七成人家在做，以上层农户为主。这一年横浜办共进会2，古桥家送去了茶叶。从当时的文书可知：古桥家经营一町二反的茶园，采茶芽约一百二十贯，共制茶一百二十五斤，经村内茶商销往丰桥、信州、远州。次年十三年，北设乐郡五十三村中已有三十九村种茶，产茶约五万斤。
然而三河（爱知县）的、也就是稻桥村的制茶，终究抵不过大批量生产的静冈茶，日渐衰退。当年为买茶籽借下的钱还不上，连村民那一份也由古桥家垫付；到明治三十三年，古桥家自己也不再制茶了。
养蚕业
说到养蚕：此前桑树不过种在田埂上，因而养蚕与收茧都很少。明治七年（1874），晖儿想重新把养蚕改良一番，请爱知县的劝业系派人到村里来讲桑苗栽种。村里听了讲解，也买了桑苗，可这一回种桑与养蚕仍旧没推开。次年明治八年，从美浓国惠那郡落合村贩来桑苗，劝村人养蚕，却没人应；只好由古桥家自费买下分给大家，桑园（桑田）这才算办了起来——实情就是如此。
再说养蚕：明治九年名古屋开设了养蚕传习所，组合村派一人去学技术；由晖儿主持，明治十一年在稻桥村与武节村办起养蚕场。稻桥村去学技术的，是做丝茧买卖的冈田平三郎。“蚕”字写作“神虫”，夏蚕传习所总算开了起来；这里头一再强调的，是“生丝是出口货，做这一行就是报国”的精神。把茧缫成生丝的制丝场在武节村办成，已是明治十二年的事：从名古屋买来座缲机十八台开设制丝场，而学缫丝技术的住宿生八人、走读生七人，每人得自负二圆八十五钱。
明治十二年名古屋办博览会，稻桥、武节两村所产的成茧与生丝送去参展，得了奖牌。次年十三年，为提高养蚕技术，又把冈田伊三郎派往福岛县磐城郡挂田村举办的火力养蚕法传习会。这笔费用由爱知县劝业课补助，不足的二十余圆由古桥家负担。冈田修完三个月的传习回来后，还专程去访伊势的养蚕制丝人家，一心要把制丝法再提高；明治十四年，他在稻桥村开了一次火力养蚕法的传达讲习会。
养蚕业在爱知县劝业课等强有力的指导之下，以醒悟到殖产之要的古桥家等豪农为推手，在上层农户中推开，办得很起劲。结果明治十四年三重、爱知、静冈、山梨四县共进会上，爱知县在养蚕部门得了一等奖，此外在内国博览会与各种共进会上也屡屡获奖，技术上的长进确有可观。
明治十六年那一年，稻桥村出货的茧是一千贯、值二千五百圆，生丝九十一贯目、值三千五百圆，另有次丝十八贯目、值三百六十圆，都发往横浜（明治十七年《稻桥村商品输出入表》）。按金额算，制丝的产值已经超过养蚕收茧。稻桥村的商品生产就这样通过直接作为出口货的生丝生产，同横浜直接挂钩，迅速发展起来。
农谈会
所谓农谈会，辞书上是这样解释的：老农（笃农）为着“交换、汲取有助于农业改良的知识与经验，用以普及和奖励而开的会议”，“以劝业会、劝业演说会、农谈会、小集会、农事会、农会集谈会、种子交换会，养蚕、木棉、制茶等会话，讲习会话等种种名目召开”，而“农谈会中最早的一次，是明治十一年（1878）在爱知县设乐郡开的”（见《国史大辞典》第十一卷等）。
这里说的设乐郡，就是设乐郡稻桥村；全国最早的农谈会正是在这个村开的。追其原委：后来定居此村的佐藤清臣去越后，拜访蒲原郡新津村的国学者桂誉重时“闻有农谈会之举”，回来讲给古桥晖儿听；于是由古桥父子、尤其是晖儿主持，在稻桥村办了起来。
不过这农谈会也并非单单从豪农们的信息交换里长出来的。当时明治政府汲取西洋农法失败，正转回传统的在来农法，行政上大力推行劝农之策，农谈会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开的；各村还设了“农事周旋人”3。
稻桥村的第一次农谈会开于明治十一年五月初二。农谈会（农会）的规矩是：会员先一同到神社集合，祈祷之后再开会；会上讲的、交流的，都是贴着本地实情的农业具体做法与经验。它的意味在于：明治十一年茶价大跌，刚要扎根的茶业陷入困境，得了行政撑腰的豪农为打开局面，交流栽培经验、谋求技术改良与提高，这才办了起来。
第二次开于明治十二年三月，名目叫“部落农会”。议题是蝗虫等害虫的防治与驱除之法，可讲的只是些经验之谈；稻桥组合村十二村各出一名农会员到场，却还没能把这些经验谈变成全村共有的东西用起来。
为把农会的议决通知到全体农民，议定了这样一条路径：各村会→由十四人组成的部落会→郡会→县会，层层推开。可是在这条路径逐步整备的过程里，“交换农事经验之谈的会”这层色彩反倒淡了下去。由老农立场的晖儿、义真父子主持起来的农谈会，也因义真做了北设乐郡长、改从行政的立场来抓，又因在郡会、县会上讨论时须有共通的议题、议题遂由上头设定，就这样，老农立场能参与的范围一步步收窄，行政方面的主导性迅速加强。
明治十四年以后，松方紧缩政策4使农村的萧条愈发严重，殖产兴业停滞受挫；农谈会里当初那份自主的成分也消失了，越来越带上“把行政对农村的指导贯彻下去的手段”这层色彩，以及精神主义的成分。
烟草
明治三年（1870）的产物呈报里，烟草以五十两居第二位，仅次于菜籽的六十九两。明治十六年稻桥村销往村外的商品中，第一位就是烟草，一万一千余圆，约占商品生产收益的三成；第二位是木材与木制品，一万零五百圆；第三位是酿造品，九千三百圆；第四位是养蚕（茧、生丝、次丝），六千三百圆（明治十七年《稻桥村商品输出入表》）。
尽管在全村的现金收入里排第一，烟草的品质却没有改良过，三河产的价钱一直被压得很低。到明治十年，大野濑村的小木曾一家跑了一趟横浜，查了烟草买卖的行情，想改良选叶的法子；不过这一年没有见效。
明治十二年，熊本县阿苏郡高森町有传习烟草洋叶栽培制造法的机会，爱知县托晖儿推荐人选，他推了押山村的山田庄吉，山田便去熊本受了传习。为把所学用上，明治十四年山田庄吉在设乐郡搭起烟草烘干棚做试验，失败了；次年十五年，山田庄吉又被派往东京的烟草共进会，去查改良之法。
然而物价虽已上涨，三河一带的烟草价钱却在跌，产量一路减少。明治十九年留下一份以大野濑村小木曾一家为人民惣代、呈给爱知县知事的请愿书，说三河的设乐郡与东加茂郡叶烟草产量减少不止，已是束手无策。可见：靠殖产在地方上办起来的出口用商品生产，遇上海外行情变化、外交政策转向，加之奸猾中间商从中作梗，三河山间的农村已难以灵活应变；明治十年代后半，打击尤其沉重。
产马
在稻桥村，江户时代养马是为了耕作；到江户后期，作为运货的“中马”5而养马之风更盛。到了这个殖产的时代，改良成军马就成了课题。
明治十一年（1878），爱知县令安场保和向区长古桥义真谈起改良马匹的事，成了契机。同年四月初，义真在稻桥村提出产马的话题，四月十七日在组合集会上说明了办产马的宗旨，决定着手马的品种改良。县里派骑兵大尉奥田贤英做产马改良主任，从奥州买来种马。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第十四大区改称北设乐郡，义真做了郡长，任郡书记佐藤启行为劝业主任主持产马改良，并在夏烧村开设饲养种马的产马讲习所。同是十一月，定下《产马社中改良》与《产马规则》；明治十三年，产马讲习所自夏烧村迁到段户山。
这是要把一向用于耕田、驮运的马改良成合乎军用——也就是合乎战争之用。呼应国家战时体制而推行的马匹品种改良，把稻桥村又往顺应国策的方向推了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