晖儿与户主义真
晖儿究竟是明治五年（1872）几月几日回的村，说不清楚。明治五年的晖儿日记，只有一月一日到二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两段；义真日记本来就是晖儿不在稻桥村时才写的，明治五年只记了一月二日到一月二十日、三月十八日到五月一日。两份日记叠起来，二月下旬的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五月二日到七月一日仍是空白。晖儿在足助局办公到二月二十三日，这一点是清楚的；而四月二十四日的义真
日记里写着“父（晖儿）中津川出发之前”，据此又可以认为他那时已经回到了稻桥村。晖儿回村的时间，看作义真以额田县第八大区第三小区（原稻桥组合二村）户长的身份动身赴冈崎的五月一日前后，大概最为妥当。回到稻桥村以后，晖儿在把殖产引入这一带、开办乡校与农谈会上很起了些带头作用；不过他是古桥家的代表，家里和公职上的事大半都由已经当了户主的义真承担。晖儿回村的明治五年正好花甲六十岁，加上单看日记就有明治五年十月十七日“晖儿病卧”、明治六年四月十九日“晖儿病卧”这样的记载，他为宿疾“疝痛”所苦，多半时候留在村里、待在家中。因此可以认为，晖儿这边贴着村落与家事，义真那边则历任公职、卷进政治，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行政去把事情办成。晖儿到明治十年代后半，也不过是当上了由他牵头推动的报德会的会长；但在乡里的殖产、山林事务，以及家业经营与家事上，判断与拿主意的中心似乎始终还是他。他早在
明治五年二月就当了额田县第八大区第三小区的户长；明治六年三月因这一带要办地租改正，奉命充地券挂1附属，同年六月充养蚕世话挂，十二月充第九中学区取缔2。次年明治七年八月升第十三大区副区长，赴新城任职；明治八年任第二十三大区区长，明治九年任第十四大区区长，到明治十一年当上北设乐郡长。
义真就这样一路走在地方行政的中心位置上，可是到三十二岁的明治十三年一月，他以父亲晖儿已六十九岁高龄为表面理由辞了职，回了村。同年二月改充北设乐郡御用挂，这一职也在明治十五年三月依本人请求免去；这年五月他并不情愿地当选爱知县会议员，也辞掉了。
明治十六年十月，他参与创办了为对抗自由民权运动高涨而办起来的《爱知日日新闻》，还出了资，可到次年明治十七年四月报纸就停刊了。
此后，明治十九年一月他当选爱知县会议员，同年四月任东加茂郡长，八月转任北设乐郡长，十月又兼东加茂郡长。次年明治二十年十二月，因与爱知县知事胜间田稔意见不合，依本人请求免职回村。随后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任稻桥
村名誉村长，明治二十四年五月任北设乐郡参事委员，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任稻桥村村长，又一次站到了出身村的中心；明治三十年五月因地方制度变更，任稻桥、武节组合村村长。
另一头，明治二十六年七月，他把爱知县内已达158处的农谈会统合起来，成立三河农会并出任会长。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任爱知县农会评议员，八月任马匹调查会临时委员；明治三十年七月任爱知农工银行创立委员，明治三十三年创办稻桥银行，同时成立三河产马组合并出任组合长。义真就这样在稻桥村、北设乐郡以至三河一地的农业与金融上出了大力，于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虚岁六十辞世。稻桥、武节组合村以村葬报答了他的劳绩。
学校设立运动
豪农古桥晖儿与义真父子为了让稻桥组合村二十二村的子弟受到新时代的教育，发起了设立学校的运动。明治五年（1872）七月，他们以古桥源六郎的名义向额田县递上了设立乡学校（乡校）的呈请。呈文站在赞同新政府开化举措的立场上说：为使村中子弟开化，宜把废寺改充乡学校，雇一两
名教师施教，如此则“顽固无学之子弟等亦当渐次进于开化”；至于学校经费，因村贫，可由有财产者先办起一百两的无尽讲3，反复开讲，到第十年便能积下一千两以上，学校自可长久维持；而学校费里的“教师薪给及其他与学校相关之诸开支”，则出于“自费”——也就是由古桥家一概捐纳，故请批准。
晖儿当时已经隐居，所以出面的是源六郎（义真）的名义；同年七月，国学同门佐藤清臣（岩井清臣）来访晖儿并从旁相助，事情在学制颁布之前就动起来了。这是晖儿受了当时以名主、户屋为中心推行的“义校”“乡学校”设立风气的影响，想着在自己的出身村里也办一所学校，遂着手推动的结果。这所乡学校取名明月清风校，于明治五年八月十五日中秋月圆之日开学。学制颁布之后，它也就这样被认可为学校。
乡校明月清风校的设立
出任首任校长的佐藤清臣，是一位以实现维新为志的草莽志士，元治元年（1864）九月奔走志士活动时曾来过稻桥村；到庆
应四年（1868）加入官军先锋的赤报队，伪官军事件时他正在北信活动，最早察觉危险而逃脱，此后辗转各地潜伏。他做过信州户隐神社的学师，致力于神社改革，后来把落脚处移到远州滨松，再迁三河。
这一回，他带着吉田（丰桥）的平田门国学者羽田野敬雄的介绍信，于明治五年（1872）七月三日来到稻桥村，八月做了乡学校的校长。这所乡学校订的课程重实学，意在培养能担起地方开化与殖产的人。佐藤在志士生涯的尽头落脚稻桥村，他所设想的教育，是要把平田门国学、皇学与农学接到一处来办。这种以皇学为中心的教育，同一心要普及文明开化的学校教育，有其对不上的一面。
创办之初的教具、教师薪金、校舍维持费等等乡学校的开支，都由古桥源六郎父子捐资包了下来。此外，明治六、七年学校经费的缺口一百五十圆4、明治七年三月的一百圆，也都是他们捐的。为着这份贡献，同年三月甚至有人提议：把已改称爱知县第九中学区第四十三号小学校的明月清风校，改名叫“古桥学校”如何。在地方上还没人明白办学是一笔先行投资的时候，古桥家率先
掏钱出来，这一点值得注意。
公立小学校的开校
明治七年（1874）八月十六日，乡校明月清风校作为学制下的公立小学校开学。开学式在乡社八幡宫的神前举行——校长佐藤清臣正是该社的神官。这里头映着皇国意识与殖产报国意识：学校要办的，本就是把明月清风校的国学（皇学）、汉学同村人抱团兴产、殖产接起来的那种教育。教员三名，学校开支改由按户数摊派与按反别摊派两法并用的款项加上学生的学费来支撑，公立化就此推进。
可是，小学校制度在政府与文部省那套以近代化、西洋化为鹄的的教则之下日趋划一，地方自有的教学内容遭到否定，一点点消失了。稻桥村也一样，明月清风校时期所主张的“农学物产”科，以及其他科目里含着的皇汉学成分，都不见了。
佐藤清臣判定小学校教育正一步步走向自己教育理念的反面，明治八年八月向晖儿递上辞呈，辞去校长兼训导之职，在小学校之外另开了一所名叫真澄舍的私塾。清臣本想办的是依托村庄、以村为本的子弟教育，于是同小学校教育
分了道。这时晖儿想的，是如何更有弹性地应对这个时代。还要说明的是，两人在学校教育上立场虽异，却并没有就此各走各路；到明治十年代后半，他们的位置又重合起来，佐藤此后通过神葬祭、改良风俗与农谈会活动等等，一直支撑着古桥家对村子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