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十年代后半的变动

急转直下的古桥家经营

天保年间以来力行家政改革的古桥家，到弘化四年（1847）已把债务还清——这在“走向幕末政局”一章里说过。此后到幕末，古桥家的经营总体上一路顺当，家产确实在增加；从盘存¹额一年年往上走也看得出来（参见表3）。

古桥家幕末经营的核心是酿酒（含烧酎、味醂、酒糟）与味噌（含溜酱油）。盘存帐上记作“贷·挂账金”的，主要是酒、味噌等酿造品的赊销货款。当时以赊销为主，赊款到期收不回来时，未收的余额便转记到“手形”²一项下；而这一项的数目正在急剧膨胀。

赊款直接反映酒、味噌等酿造部门的经营状况；除典当之外，手形项下的钱款也几乎都与酿造相干。手形与放款增加固然是资产增加，却也带着变成呆账的风险；开港后物价上涨，帐面估值随之抬高的成分也有。不过还款在增加，资金转得动，所以在这个阶段，盘存总额的增长可以说正说明古桥家经营顺当。

按项目细看，古桥家似乎并不把典当这类放贷经营看得很重：幕末的典当与手形利息都不大。那是对周边农民的小额放款，救急补贴生计的意味浓；加之村里的境况已在恢复，典当与手形的进出便都不大。

据明治元年的《金银通用控》，明治元年（1868）不论已还未还，放款总额达五百三十九件、七千二百四十四两，是很大的数目；其中拖过十年以上成了呆账的只占百分之三点六（四百三十三两），还款率很高，可见经营之顺。

酒、味噌等酿造部门也稳定下来：弘化以前不过一百石上下，嘉永以后长到三百石至四百石。到这个阶段，酿酒已脱开加茂郡足助，转而向周边村庄推销，开出了自己的市场；味噌的原料大豆，也改用比信州大豆省脚钱的近处便宜货，同样是在扩大市场。

土地经营方面，安政五年（1858）的持高是本村约四十石、他村约五十四石。这里头绝大部分是化政年间以前积下的，幕末土地所有并没有增加。进了明治，这个势头仍旧延续；古桥家再度积攒土地，要到明治十年代才有。古桥家土地的分布与放款对象地域是重合的：先是本村稻桥村与邻村武节町村，再就是组合村的范围，而且小额居多。土地虽不增，佃租收的是实物，米价一涨，折成钱的数目就变大，地主经营因此更稳。

晖儿还热心于地主自耕³，以天保年间开垦的六郎木新田为中心，明治元年除家人的劳力外还雇了七个人，收米四十一石九斗。

如上所述，古桥家的经营到明治初年一直顺当地展开；可到明治十年代就急转直下了。先兆是明治十二至十三年的物价飞涨。因此盘存的估值虽在增加，可到明治十四年，统计上虽只是停滞，经营的内里却在迅速恶化。松方紧缩带来的萧条压了过来，此后几年间盘存额减掉一半。手形与放款在明治十五年腰斩，内容上又都成了呆账，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只好靠借款来补，借款自明治十五年起急剧增加，把经营压得喘不过气（明治前半期古桥家经营状况的《店卸》帐统计，据乾宏巳先生的成果——参见其《豪农经营的史的展开》第七章）。

下面看一看明治十七年（1884）古桥家的财产状况。此时古桥家的头衔是“专业酿酒　兼业味噌溜”，其“财产”一项分作十条写着：

明治十七年的财产状况

・公债证书　金500圆

・酿酒用房屋买卖价　金500圆

・酿酒用以外房屋买卖价　金1000圆

・酿酒用各种器械买卖价　金300圆

・山地反别52町2反6亩27步　此地价　128圆24钱8厘

・竹林反别2反9亩14步　此地价　6圆99钱8厘

・水田反别15町1反5亩27步　此地价　589圆85钱6厘

・旱田反别6町28步　此地价　495圆61钱

・宅地3反9亩11步　此地价　164圆46钱

・总计反别73町7反3亩6步　此地价　6693圆86钱9厘

・立木估价　金6500圆

此外还写着“储蓄金五千五百圆”，以及“资金（所有、储蓄金）”名下“放款五千五百圆，以资本五千圆运用”（《第一号杂志目录　明治十七年》）。明治十年代的古桥家，以酿酒为家业，味噌与溜酱油定位为兼业，是拥有田地二十一町步余、山林五十二町步余的地主。

松方财政下的金融状况

接下来，看一看受松方紧缩政策冲击那一阶段古桥家的金融状况，取明治二十年（1887）六月末的时点（《金银通用控》）。

古桥家自明治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这一年间的放款总计超过两万

圆。放款对象里，本村稻桥村与邻村武节村占了五分之三以上，压倒性地多；其次是设乐郡各村、周边的东加茂郡、信州下伊那郡、美浓惠那郡等。比起幕末，地域反倒收缩到了周围，当年靠领主米交易联着的远方不见了。豪农式的地域集中倾向在加强，放款也越发零碎，图的不是利息收入，而是补贴生计、加固地缘关系。

作为家业的酿酒，明治初年在一百石级，明治十年代长到四百石级；明治十五年受紧缩影响跌回三百石上下，明治十七年又到六百石级。味噌酿造从大豆进货额看，到明治十四年为止都顺当，明治十五年以后跌到五百石上下。明治十八年以后，酒、味噌、溜酱油的酿造业全都大受不振与萧条的冲击。

地主经营方面，前面说过的古桥家所有的水田十五町步余、旱田六町步余，大半是放出去做佃地的。幕末到明治初年土地所有高变化不大，可明治十二年增到一百六十五石余，明治十七年增到二百一十一石余，长得很快。此前积攒的多是稻桥村与较近村庄的地；明治十七年这一批，大概是美浓中津川、加茂郡川口村等较远处作抵押、担保的田地断当而收进来的。此后到二十年代，田地也几乎没有再增（据乾宏巳先生历年《田畑作上米金控》的统计——参见其《前揭书》第七章）。

这个时点上的放款，是同土地兼并不挂钩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为防止农民卖地没落、为使村共同体安定而放的、补贴生计的款子。至少到晖儿去世的明治二十五年为止，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即便在明治十七、十八年的萧条之下，古桥家也没有过靠增地而寄生地主化的举动，始终是贴着村落的豪农式应对。

向山林经营倾斜

松方正义推行的紧缩财政，加上天候不顺造成的歉收，使明治十七、十八年的萧条把民众生计打到了谷底。松方财政以及随后的萧条，不但把在乡里推进劝业殖产、有志做自立产业担纲者的豪农经营逼到破产，还破坏了村落共同体内部的联结，使荒废的局面愈发严重。正是在这样的局面里，古桥晖儿越来越倚重山林。

山上种了树，山林的恩惠也不会立刻润泽一方——没有那样的速效。晖儿自天保五年（1834）着手井山植林，前面已经说过。那一回是古桥家买下杉苗，说服并不情愿的村人，每户分给五十株杉苗，催他们种下。就那个时点说，晖儿感到荒村之危日深，想借植林谋求村人的共同体式团结——这一层不能否认。此后弘化年间古桥家还清了债，村里安定下来，就不再见植林运动；再往后，不过是从代官所领到木材时被令补种苗木而已。真正把眼光投向山林，是进了明治，井山的御林⁴被编进明治政府官林之后的事。

进了明治，村里头一件动起来的事，是叹愿把山林发还。井山的御林长年种苗、原是共有山林，明治五年（1872）三月被编入官林之后，为着村的发展、农民对薪炭资源的需要，村里于明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递上了《官林发还愿》。这样的叹愿，明治七年六月、七月，以至明治十年三月、七月，接连不断地递。

明治十一年制茶因价格暴跌而走不下去，养蚕也让人觉得悬；在这种情形下，村里越发把宝押在还剩下的山林振兴上。次年明治十二年二月、又加上十四年九月，井山官林发还的请愿一直没停；明治十五年一月、明治十六年一月还执着地一再递上。

看明治十六年一月的《井山官林御下渡愿》：井山“据宽延年中裁许图背面所载，确系将民有地上缴充作官林”，故请照旧发还为民有地。稻桥村又陈述：自古为保水田用水而支出的人夫工钱与水路修缮费，为免村里陷入困窘，遂植树造林、伐木以筹此项费用。在此之上又说：幕政时期的官林制度既已废止，理当发还为民有地。终于在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井山山林的有偿发还争到手了。

发还到手的山林要靠自己的手怎样维持下去？晖儿与稻桥村定下方针，已是明治十八年的事。这一年晖儿写了《植林意见书补遗》，义真写了《山林维持案》。《植林意见书补遗》里说：自伊势见（神）峠遥拜伊势大庙（伊势神宫）之际，得“天神之诱导教示”，谓“人民而智识开，山林而蕃殖，则其利或胜于都会海边”，遂至订下向山林植树的计划。《山林维持案》则说“明治十一年草拟植林之法”，早已想过山林“百年间维持之法”，并称“百年之计虽云久远，岂可不期”。

自明治初年一路做下来的地方殖产，也就是通往民富的路，眼看要断在明治十七、十八年。以这一时点为界，晖儿为中心的古桥家迅速倒向土地与山林的经营——这一段思路，下面接着来谈。那是被逼到危机里的豪农经营，一面与地方共生、一面设法重建的过程；同时也表明：那种想靠地方殖产求得生计安定与提高的豪农志向，依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