晖儿的著作
古桥晖儿自明治十年代后半起，留下了几种著述。
贯穿其中的，是他作为豪农投向明治维新的那点精神——与地方民众一同活下去。进了明治，他的地主经营照旧维持，加上幕末以来一点点扩大的山林经营，以这两样为底子的将来构想，是同国学式的尊王精神、报德1与勤俭三主义搭在一起展开的。下面就把晖儿的著作逐一看过来。
明治十四年（1881）前后农村的负债显著增加，人们日见疲敝。稻桥村也是这样，茶、养蚕、烟草几项生产一齐走不通了。晖儿等人一面借农谈会想办法，一面受爱知县令指点去了东京，看第二届内国博览会，想找出能带动地方的产业，却没有一样立竿见影。于是势必把指望压到山林——山里的出产上去，想借山林的恩泽找一条自力更生的路。明治初年那番努力殖产、图谋振兴地方的尝试，在地方上是挫折了、失败了；村子和豪农要重新起来，就得有新的构想。而这构想，等于是把明治维新时想要实现的那点精神，照着现实重新拼装一遍。
明治十一年办起来的农谈会，内容不出经验性农事知识的交流；后来老农式经验交流的成分越来越淡，渐渐落进郡县（尤其是郡）的行政轨道里去——这些前面已经说过。地方殖产走不通的当口，豪农古桥晖儿接连拿出意见书和议论地方出路的著述。
北设乐郡殖产意见书
明治十六年（1883）的《北设乐郡殖产意见书》，开篇便说：三河县判事土肥大作曾问他维新改革——克服贫困该走哪条路，他答以“俭勤”，反被规劝了一番，这才醒悟到“殖产”——繁殖物产才是正题。回乡以后，他向村人讲维新开化的时代靠的是殖产，先引进茶树着手栽培，不料明治十一年茶价暴跌，被逼到几乎全废的地步。于是他转而主张，今后当“基于道义”兴办养蚕。这里头仍见得出“富国攘夷”的想头——兴办诸般事业以富国力、以抗外国；而殖产开化并没有让地方和百姓富起来这件事，他并不当作中央政治的失政来看。
殖产一事，到明治十八年他又写了《殖产意见书补遗》。文中说：为殖产富国而开办的农谈会，直接是受了越后豪农桂家的启发；在这之前，他早已因土肥大作的一番话而对殖产开了窍；近来则是三河国吉田的羽田野荣木（敬雄）在《养蚕由来记》里，为复兴养蚕而把向伊势神宫献丝与敬神爱国连着讲，他从中得了力，才把养蚕业推了起来。
一向被人当作山间僻地而“卑视”，是因为没有把殖产做起来。他说，只要“人民而知识开，山林而蕃殖”，好林子自有“收利”（利润）；把山林蕃殖推到全国去，国力就能强，“商业工业之利益亦将由此增加”。到这时，为山林蕃殖而拟的百年植树计划，总算得到了村民的赞同。这正是井山官林决定发卖的时候，殖产的议论迅速集中到山林蕃殖——植林上头。山林由此被认作地方再生、自力更生的着眼处。
《报国捷径》
明治十七年（1884）七月写成的《报国捷径》，是以报德社富田高庆的《富国捷径》为底子，立足三河与北设乐郡一地，把敬神爱国摆到台面上来论的。书里透着一种精神主义的调子：世上的事，只要发自敬神爱国、发自爱国心，就没有办不成的；同时，即便在三河这样最穷的地方，也一直在琢磨什么事业配得上这片国土，其中养蚕自明治七年起就已栽下桑苗。古书里记得明白，三河的养蚕与生丝原本先于别处、品质上乘，却在武家的时代被废了。羽田野荣木（敬雄）等人推进古典解释，县里到明治十一年派下养蚕指导的“教士”，养蚕业于是兴旺；明治二十三年，伊势神宫司厅批准恢复献丝。如今把养蚕制丝办旺，把神事的旧例“御衣祭”2复起来，才算报得神恩。靠生丝出口挣回正金白银，“也就算是爱国、也就算是尽忠了”。
《富国能种播》
明治十八年（1885）的《富国能种播》里写道：明治十二年他为瞻仰东海道御巡幸而动身，途中在伊势贺见岭遥拜伊势神宫，拜着拜着忽然想到，该用的正是神所赐这片土地上相宜的出产——山之幸与海之幸3；北设乐郡“山林原野无从施耕耘”的土地多，想靠田畑“为郡内人民谋活路”难上加难，所以“唯一可倚、可称有力者，独山林而已”。
明治初年的殖产政策底下，他们受行政指点，一直在引进新物产，结果却不称心；到明治十二年主力经营的茶业垮掉的时候，天保年间为着村子拧成一股绳而反复倡说的植林，作为合乎这片地方的山幸，重新进入了视野。国家的政治上，这时也正强调以勤俭储蓄为核心的“敬神爱国”，晖儿接下这一套，把它同东海道巡幸缠在一处，再一次回到了山林之策上。这部著述正面谈百年植树，连第一百零一年起怎样伐木取利也论到了。
明治十八年还有一部《躬行实践》，是五月八日到二十四日参拜伊势神宫御衣祭的日记。他说记下旅中的感想，是想留作日后的参考；不过从文中“晖儿之心事耄矣”“晖儿老耄矣”这类记述看，那时常被宿疾缠住的晖儿，恐怕已在担心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远行。
次年明治十九年，他留下这样一首咏歌。
山即山幸 海即海幸
陈述心绪
都鄙色香 一如梅花 花绽幽香 神之所赐
玉幸兮 但能一循神意而事之 则贫人之世 其可有乎 （《官余集》）
从这里也看得出，晖儿心心念念的始终是怎样让人从贫困里脱出来。
《子孙遗训补遗》与《经济之百年》
明治二十四年（1891）二月，晖儿起草了《子孙遗训补遗》。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月，父亲义教把古桥家的家政改革托付给他；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趁着祖先的祭日，把家财牛马以至一切日常看来用不着的东西尽数卖了。这一回，他念着祖先的心意，单单刀剑没有卖。文中还记着：这场变卖的二十三年前、文久三年（1863）的同一天，他曾把分家、别家等召齐设宴，训示众人——不背祖先遗训、把祖先的教诲守住传下去，才合乎自然之道，也才是我家兴旺的所在，如此等等。这里，他一面回顾自己为古桥家出过的力，一面讲自文久三年起年年举行的祖先祭的意义，主张以祖先祭礼为轴把一族拢在一起。
明治二十五年九月的《经济之百年》，开篇是“治不忘乱，丰当思凶”，是晖儿最后一部著述。他把明治十八年的大歉收算作距天明八年（1788）一百年、距天保八年五十年，忧心麦子结得不好，以七十三岁之身亲自巡看田水、给乡人打气，终因熬不住宿疾“疝痛”而卧床不出。次年十九年，他率村人在月之平栽下树苗数百株；明治二十年又率村人登井山栽了些树，可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他就病倒了，此后病一直未见好，叫人放心不下。晖儿八十岁（明治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九日，为祈愿事成，他约上佐藤清臣、领着村人，自己带着病一路坐在轿里上了井山。搭起祭场行祭，安镇山祇神灵，随后仍坐在轿里到烧畑4农人那边去，看见大豆、小豆、粟、稗、玉蜀黍长得都好，很是欢喜。就在这时他咏道：“为世尽力之心未尝稍懈，只是老来的坡道走得慢了。”
晖儿在离世前三个月，撑着病体乘轿登井山，搭祭场，为农事的收成祈祷、为收成欢喜，还咏了歌。他把这篇文章题作《经济之百年》，读法定为“世渡之本”，而不读作“世渡之道”。这里显出的不是处世之道，而是他自己的一套哲学——活在生产的现场，一路这样活过来。
明治维新之后四分之一世纪，农业与酿造业双双陷入不振，地方殖产受挫；对明治政府一直以在野协力派自处的晖儿，仍旧咬住这片地方，梦想着地方再生，把指望押在山林上。那并不只是育材、伐木、卖钱得利那么一件事，而是连烧畑也算在内，要让这片地方的生产重新活过来，要把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与民俗当回事。晖儿同一轮接一轮扑上来的危机苦斗着，直到死的那一天，都把豪农这条路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