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超宽松货币政策与第三轮“结构改革”（2013～2019年）

2012年12月的大选以自民党的大获全胜告终（自民294、公明31、民主57、维新54）。从反对“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改革”的小泽集团退出民主党（2012年7月）前后起，大势似乎就已经注定。据说，官僚们（尤其是经济产业省的官僚们）开始频繁出入自民党本部，惹人注目。2012年9月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之后，势头更甚（轻部谦介《官僚们的安倍经济学》）。在官僚们看来，仿佛“属于我们的春天回来了”。据说安倍总裁本人也在2012年秋，给身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打国际电话，征询“有人说用货币政策来运营经济是违背常识的，您看怎么样”（同书）。安倍政权复活的准备似乎正在稳步推进着。

1 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的三个特征

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

最早推出的政策是“面向日本经济再生的紧急经济对策”（2013年1月11日内阁会议决定）。

“以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摆脱长期持续的日元升值与通缩萧条，力争扩大就业与收入”——其中早早地就打出了“三支箭”政策。“安倍经济学”这一称呼当时尚未使用，但文中还写入了“重启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这个在民主党政权下沉睡了三年的会议，就此复活。

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政策

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几乎没过多久就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它有三个特征。这就是：⑴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政策，⑵为企业服务的政策，⑶丢掉了人们的生活视角的政策。

首先来看“安倍经济学”这项政策⑴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这一点。

在有关第二次安倍内阁经济政策的早期文件中，着墨最多的是《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基本方针》，2013年6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

即便带着“为什么非要搞安倍经济学（以‘三支箭’为核心的政策）”“靠安倍经济学真的能够实现日本经济的再生吗”这样的问题意识去读这份文件，其中也找不到任何答案。完全看不明白。

文件开头写道：“以1990年代初期的泡沫崩溃〔注……顺便一提，泡沫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气泡，所以它不会‘崩溃’，只会破裂或者消失〕为重大节点，日本经济从那时到现在的约二十年间，总体上只得安于低经济增长。”“回顾这期间的宏观经济运营，政府采取了景气对策以及促进金融机构处置不良债权等一轮又一轮的政策应对，日本银行也实施了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等等……然而，……始终未能走出低增长与通缩。”这些只是陈述事实的文字。为什么二十年间总体上只得安于低经济增长，为什么政府的政策不奏效，怎样做才对，这方面的分析一概没有。

没有任何这类分析，文件里就突然出现了“三支箭”政策。

文件接着写道：“安倍内阁将把处于相互补强关系的‘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即所谓安倍经济学）合为一体，以不同于以往层次的力度强力推进。……要实现摆脱长期通缩与景气低迷，必须立足于对停滞二十年的反省，采取与以往在质与量上都不同层次的应对。”

实施与以往在质和量上都不同的政策——所以应该会奏效，这里所说的仅此而已。这样真的会奏效吗？没有任何证明。

若要谋划摆脱长期停滞的方略，通常首先要①分析和考察：长期停滞因何发生，其原因是什么。接着②分析：此前的政策为什么不奏效，是否切实针对了①中析出的原因，并思考不足之处在于质（政策是不是搞错了方向），还是在于量（是不是本应用更大力度推进）等等。经过这样的论证之后，③才会推出新政策（即认为这样应当会奏效的政策）。这才是常理。

安倍内阁没有经过这样的步骤，就突然端出“三支箭”政策，说这与以往相比在质与量上都不同，所以应该会奏效。我因此认为它是一项缺乏科学分析与逻辑思考的政策。

为企业服务的政策

接下来是⑵为企业服务的政策这一点。

“面向日本经济再生的紧急经济对策”中有一节提出，要力争建成“全世界企业最容易开展活动的国家”，手段是“综合运用财政、税制、管制改革、货币政策等工具”。

不禁要怀疑自己的眼睛。

确实，（如第六章所见）“结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响应财界的要求、为财界（换言之即企业）服务的政策。但是，其执行者们（小泉首相、竹中大臣等人）并未公然说出“为了企业”。他们（至少表面上）是用“为了日本经济”“为了日本经济的再生”之类的说辞包装起来实施的。堂堂正正地把建设“全世界企业最容易开展活动的国家”、把“为了企业”列为经济政策目标的，恐怕安倍首相是第一人。

要说坦率倒也确实是坦率，但这样真的好吗，我不免这样想。无论如何，为企业服务的政策，这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二个特征。

丢掉了人们的生活视角的政策

再者是⑶“人们的生活视角的缺失”。

安倍首相在就职时的施政理念演说（2013年1月）中，把“处于危机状态的我国现状”概括为“四大危机”。所谓“四大危机”是：①“日本经济危机”、②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迟迟未获推进这一“复兴危机”、③“外交与安全保障危机”、④“教育危机”。后面两项对危机的把握确实很有安倍首相的风格，但姑且不论，在他数出的这四项“危机”之中，并没有“人们的生活危机”。

距离“派遣村”的严酷境况过去才不过四年，现实却是超过60%的家庭诉说“生活非常困苦”或“有些困苦”（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13年）。看来，人们的生活之艰辛，并未进入安倍首相的意识之中。

后文将会谈到，这种“人们的生活视角的缺失”，正是安倍经济学一直未能取得成果的一大原因。

2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①——围绕“大胆的货币政策”

下面来看安倍经济学的各项政策。

说到安倍经济学，这个词有时指“三支箭”政策（狭义），有时指安倍内阁经济政策的整体（广义），这里取广义来把握，对其主要政策逐一考察。

首先是有代表性的政策“大胆的货币政策”。

为让日本银行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

安倍总裁提倡“大胆的货币政策”，并在选战中一直把实施该政策作为头号招牌，可真当选就任首相、要着手实施政策时，却横着一大障碍。那就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日本银行。即《日本银行法》在其第一条规定：“日本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以发行银行券并调节通货与金融为目的。”其第三条还规定：“日本银行在通货及金融调节上的自主性，必须受到尊重。”这里所说的“通货及金融的调节”就是货币政策。第一条与第三条规定的就是：货币政策由日本银行实施，日本银行可以自主实施政策。

安倍首相想要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不同意就实施不了——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应对，安倍首相首先想到的似乎就是修改《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日本银行的高管……在任期内，不得违背其本人意愿予以免职。”要修改这一条款，重新规定为：不遵从政府意愿的日本银行总裁，可由政府予以免职。

2012年11月16日，在众议院解散后的记者会上，自民党总裁安倍说：“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新型金融，……把修改日银法也纳入视野……将实施以往自民党从未挑战过的大胆的货币宽松。”自民党的竞选公约（11月21日公布）中也写道：“把修改日银法也纳入视野，建立政府与日银加强协作的机制。”

确保中央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这一规定，是汲取了二战期间的教训制定的：当时各国中央银行顺从政府的意愿大量认购国债（结果政府得以筹措到军费），国民却在战后饱受剧烈通货膨胀之苦；许多国家都设有这类规定。《日本银行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也是为了确保中央银行应有的样子（独立于政府决定货币政策的权限）。哪怕要修改这部法律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自民党总裁安倍的意向。

然而，结果对日本银行而言（对日本国民而言也是）幸事一桩：《日本银行法》最终未被修改。

其一，2013年1月22日，政府与日本银行的磋商达成一致，日本银行作出政策决定，将此前作为“物价稳定的参考值”“1%”的提法改为“物价稳定的目标 2%”，并与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关于此事，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后来写道，鉴于“明确亮出主张的政党获得了国民压倒性支持这一事实”，他“判断不得不拟定某种共同文件”（白川方明《中央银行》）。安倍首相未经修法，就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其二，2013年3月，日本银行两名副总裁五年任期届满卸任，与此同时，原定5月任期届满的白川总裁也辞了职。安倍首相由此得以任命赞同自己政策的黑田东彦（原财务省财务官）为总裁，并任命两名同样赞同其政策的人物为副总裁（按规定，日本银行总裁与副总裁须经国会同意，由首相任命）。

就这样，日本银行在新总裁黑田手下，开始实施秉承安倍首相意旨的“大胆的货币政策”（此后，黑田总裁在五年任期届满后仍被安倍首相再次任命，“大胆的货币政策”在2019年的今天仍在实施）。

“大胆的货币政策”的实施

下面来看黑田总裁就任后的日本银行。

2013年4月4日，日本银行宣布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即黑田总裁所称的“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将其主要内容浅显地概括一下，就是：①从民间金融机构大量买入其持有的国债（规模达到使日银的持有国债余额每年增加50万亿日元），②同时增加ETF（股价指数联动型上市投资信托）等的买入，③其结果，使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每年增加约60万亿～70万亿日元。

这项政策究竟有多么“超常规”，看看此时日本银行发表的资料（图表8-1），就能想象一二。

（出所）日本银行《关于导入“量与质的货币宽松”》（2013年4月4日）附件资料

也就是说，是要把2012年末约为138万亿日元的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增加到2013年末的200万亿日元、2014年末的270万亿日元。

日本银行的意图是：手头资金增加了这么多，民间金融机构自会据此放贷，民间经济主体（企业与个人）持有的资金量（货币供应量）也会增加，增加的资金会流向消费与投资，民间经济活动将活跃起来，物价也会上涨。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银行正为实现消费者物价上涨率2%的目标而努力，民间的企业与个人也会渐渐相信物价上涨率终将达到2%，心想：赶在物价上涨率达到2%之前，进一步增加消费与投资。这就是日本银行、也是安倍首相所描绘的剧本。

此后，日本银行又实施了“‘质与量的货币宽松’的扩大”（2014年10月），将基础货币增加额目标从每年70万亿日元上调至80万亿日元。进而导入了“附带负利率的量与质的货币宽松”（2016年2月），对2013年4月以来的宽松所供应的资金中仍留存在日本银行（作为各金融机构的活期存款）的部分，收取0.1%的利息，以此谋求将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从日本银行活期存款中驱赶出去。

这些“大胆的货币政策”结果如何？　只能说是惨败。

（注）以2013年＝100计算的指数

（資料）日本银行《金融经济统计月报》

来看“大胆的货币政策”导入后第五年即2018年的实际结果（图表8-2），民间金融机构的保有资金余额（基础货币）从2012年末的138万亿日元按计划增至2018年末的504万亿日元，达到3.65倍，但民间企业、个人持有的资金量（货币存量）仅从862万亿日元增至1014万亿日元，只有1.2倍左右。GDP也未见多少增长。

（注）2008年12月16日以后，美国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为0～0.25%，准备金存款的付息利率为0.25%。2010年10月5日以后，日本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为0～0.1%左右，补充活期存款制度的适用利率为0.1%

（出所）日本银行《经济·物价形势展望》（2012年10月）

（注）1．基础货币占GDP比重

2．基础货币为银行券发行额、货币流通额与中央银行活期存款之和

3．日本、欧元区的2012/3Q名义GDP为2012/2Q的数值

（出所）同图表8-3

也就是说，日本银行不断向民间金融机构供应资金，但这些资金并未从金融机构流向民间（企业与个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大胆的货币政策”实施之时，日本的货币环境无论与美国相比还是与欧元区相比，都已处于宽松状态（图表8-3、8-4），民间本就有充足的资金。在此基础上再获供应资金，民间也几乎没有借入的必要。当时的情形是，金融机构想贷也贷不出去。

3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②——“机动的财政政策”“增长战略”及其他

本节讲“第二支箭”。

虽在辞藻上冠以“机动的财政政策”，其实质却是“根据需要扩大公共投资”，而这一政策，安倍内阁一上台就接二连三地付诸实施。

第一，编制了以总额达10万亿日元的巨额公共工程追加为支柱的2012年度补充预算（2013年1月）。其结果，2012年度补充后预算的规模超过100万亿日元，仅次于东日本大地震之年（2010年度）的107万亿日元与雷曼冲击次年（2009年度）的102万亿日元，位列史上第三，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

接着，将2013年度预算编为92.6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年初预算增加2.5%）的大规模预算。公共工程相关费用列入了5.3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5.6%）。

第三是2013年度补充预算。编制了总额达5.5万亿日元的大规模补充预算。其中心仍是公共工程。

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从GDP统计来看，2013年的公共资本形成（政府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率（实际）高达6.7%（图表8-5），并将2013年的GDP实际增长率推高至2.0%（与政府消费支出合计的公共需求贡献度为0.6%。图表8-12）。

随着安倍内阁的登场，“第二支箭”在营造“景气变得好极了”这一印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因财源等问题而放不出箭来的“第二支箭”

然而，“第二支箭”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扩大公共工程引发连锁反应（建筑工人就业扩大、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增加，建筑行业的设备投资增加）之类的事情并未发生，公共投资此后也没有持续增加。建筑行业把公共投资的增加视为暂时现象，既没有借此机会增加正规就业，也没有购入建筑机械和车辆等来应对进一步的需求增长。

此外还有财政上的制约。安倍内阁方面似乎也认识到，由于民主党政权时期（2012年12月）开始的景气回升已得到确认，“第二支箭”的作用已经结束。2013年公共投资的同比增长率实际高达6.7%，2014年降至0.7%，此后或转为负增长（2015年、2016年、2018年），即便增长也不足1%（2017年）（图表8-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图表8-12）。

“减税”与“放松管制”，内容丰盛的“第三支箭”

“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第三支箭”，可以说正是为实现“安倍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便于企业活动的国家”——而射出的“箭”。“第一支箭”“第二支箭”旨在实现眼下的目标、让日本经济走上“再生”之路，可以说是实现短期目标的“箭”；与之不同，这支箭可以说是实现长期（终极）目标的“箭”。

这支“箭”列举在与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同时设置的“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本部长＝安倍首相，成员＝全体国务大臣）所制定的“增长战略”之中。“增长战略”始于2013年的“日本再兴战略”，此后依次为“日本再兴战略修订”（2014年、2015年）、“日本再兴战略”（2016年）、“未来投资战略”（2017年、2018年）、“增长战略执行计划”（2019年），名称逐年稍有变化，每年制定。

看最初的“日本再兴战略”（2013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其中提出了①通过实施“日本产业再兴计划”，强化产业基础；②通过实施“战略市场创造计划”，以社会课题为跳板创造新市场；③通过实施“国际展开战略”，夺取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这“三个行动计划”，并记载了实现各项计划的具体战术与战略等。这一“战略”逐年根据实绩重新打磨，一直延续到最近的“增长战略执行计划”（2019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

在此期间提出（并付诸实施）的种种政策（即“第三支箭”），实在无法在此尽数列出，而且我认为也没有这种必要，所以这里只选取我认为主要的几项，附上简单的注释。

（资料）财务省网站

①法人税减税

日本的法人税（实际税率）过高，希望下调（应当下调），这是经团联长期以来的主张。想必是接受了这一主张，第二次以后的安倍内阁从2014年度起连续下调法人税率，2018年度降至23.2%。实际税率（与属于地方税的事业税合并计算的税负担率）降至29.74%，进入20%～29%的区间（图表8-6）。经团联还进一步要求将实际税率下调至25%。

（注）税与社会保险费两项负担占扣除前利润的比率

（资料）财务省《2010年度税制改革大纲·参考资料》

不过，“日本企业的税负沉重”这一说法，是经团联拿表面上的实际税率（图表8-6）与他国比较提出的主张；也有调查结果显示，若把税制上的特别措施（投资税额抵免等优惠措施）考虑在内，并将社会保险费合并计算进行比较，日本大企业的负担比欧洲企业轻（图表8-7）。这是财务省委托大型会计事务所所做的调查，按行业算出了主要企业的负担率；调查虽然稍旧，但其趋势想必与现状并无不同。

②创设国家战略特别区域制度

安倍内阁在成立伊始的2013年就制定了《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着手创设“国家战略特区”。关于创设该制度的目的，首相官邸网站上记载：“实现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所必需的大胆的管制·制度改革，创造出‘世界上最便于经商的环境’。”其中还写道：“以往的特区，是由地方政府·团体向国家提出计划，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型的管制改革尝试。而国家战略特区，则是由国家主动参与对象区域的选定，以快速的态势突破岩盘管制的机制。”

（出所）首相官邸网站

截至2019年3月，全国有十个地区（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等）被指定为“特区”（图表8-8。加计问题所涉的广岛县·今治市也是其中之一），在城市开发、医疗、教育、护理、保育、农林水产业及其他各种领域实施放松管制。可以说，其目的就是要把岩盘管制蛀出一个个缺口，最终导向废除管制吧。

③放松劳动管制（制定“役使方式改革”法）

安倍内阁于2018年6月通过了《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对加班时间的上限加以管制；②将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的专业职业排除在劳动时间管制的适用对象之外（引入“高级专业人才制度”）；③消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不合理的待遇差（“同工同酬”）等。安倍内阁最初想要纳入的“扩大裁量劳动制”，因政府提交的统计资料存在重大错误而被剔除；但即便如此，此次法律修改仍可能给劳动者今后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对资方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的——毋宁说，称之为“役使方式改革”才更为贴切。

也就是说，①关于加班时间，此前一直交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法律上并无管制。设置管制可以视为一个进步，但其上限允许的时间实在太长，存在让劳动者被迫工作到“过劳死”边缘的危险。又或者，即便发生了过劳死，也可能因加班时间在法律框架之内，而使资方得以免责。顺带一提，《劳动基准法》第一条规定：“劳动条件必须满足劳动者过上作为人应有的生活之所需”“本法所定劳动条件的基准是最低基准，因此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必须努力谋求其提高”。此次允许长时间加班的法律修改，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

此外，与许多按日、按周、按月设定加班时间上限的欧洲国家相比，此次修改对劳动者而言严苛得无可比拟。

其次，②“高级专业人才制度”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年收入1075万日元以上的人。然而，立法时定下的基准，在法律制定之后（朝着对企业有利的方向）逐步放宽，是常有的事（近年就有派遣劳动的先例）。适用对象有可能逐渐扩大到收入较低的劳动者。

③“同工同酬”本身固然好，但令人担忧的是，它可能通过压低正式员工的待遇来实现。工会固然需要奋力争取，但对“将非正式员工转为正式员工”的运动，也必须投入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④新设外国劳动者接收名额

安倍内阁改变了政府此前除专业、技术领域（研究人员、工程师等）外不接收外国劳动者的方针，设立“特定技能一号”及“特定技能二号”的名额，宣布专业职业以外也可接收劳动者，修订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2018年12月公布，2019年4月施行）。

（注）“基于身份的在留资格”指永住者、日本人的配偶等、永住者的配偶等、定居者

（资料）厚生劳动省《关于外国人雇佣状况的申报情况》

“特定技能一号”是指具有“属于应确保紧缺人才的产业领域、需要相当程度知识或经验的技能”的人员，“特定技能二号”是指具有“熟练技能”的人员。前者的在留期限累计五年，不允许家属随同；后者可更新在留期限、可携带家属。接收行业为护理、餐饮、建筑等14个行业，接收名额为五年约34.5万人。

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关于外国人雇佣状况的申报情况》（2018年10月）），调查时点约有146万人在日本工作（图表8-9）。其中，“技能实习”原本以“在日本接受研修后回国运用所学技术”为宗旨，是一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制度，但在现实中却被强烈批评为“成了以低工资驱使外国人劳动的制度”。“被迫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长时间劳动”“这是侵犯人权”等调查报告为数众多，日本律师联合会“要求改善的建议书”、工会“要求彻底重审的意见书”等也已提交给政府。

随着新接收名额的扩大，这种无视人权的雇佣会不会被扩大再生产，结果会不会导致劳动者整体劳动条件的恶化——正因为防范对策尚未充分备好，制度改革就以临阵磨枪的方式仓促进行，着实令人担忧。至少对于技能实习生的劳动条件，理应尽快开展切实的实况调查并研究改善对策，这是最低限度该做的事。

⑤致力于“社会（Society）5.0”

“增长战略”于2017年更名为“未来投资战略”。此后引人注目的，是“社会（Society）5.0”一词的频频出现，以及为实现“社会5.0”而提出的众多建议与对策。

先说“社会5.0”这个词：政府把不远的未来描绘为“通过高度融合‘网络空间（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现实空间）’的系统，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课题解决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Society）”，并将这样的社会命名为“社会5.0”（内阁府官网）。

这里之所以定为5.0，似乎是因为它是继狩猎社会（社会1.0）、农耕社会（社会2.0）、工业社会（社会3.0）、信息社会（社会4.0）之后的“新社会（社会5.0）”。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政府、企业、个人都必须加以应对，为此就需要“结构改革”——这就是政府的主张。评论就免了。

⑥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

安倍经济学继以“三支箭”为核心的“第一阶段”之后，还有所谓的“第二阶段”

这么一说。

2015年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的安倍首相举行记者会，称安倍经济学进入了“第二阶段”。

“目标是‘一亿总活跃’社会。……为此，将射出新的‘三支箭’。第一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劲经济’。第二支箭，‘编织梦想的育儿支援’。第三支箭。……是‘通向安心的社会保障’。……〔第一支箭的〕目标是‘战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希望提出实现GDP 600万亿日元的目标。……第二支箭是……实现希望出生率1.8。……第三支箭是……‘护理离职为零’……希望正式着手建设工作与护理能够兼顾的社会。”

听了这番话，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豁然明白。说是三支箭，可这些不全都像是靶子（目标）吗？箭在哪里？

说到底，为什么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怎么样了，又打算怎么办？

这是一场让人顿时冒出这些疑问的记者会，不过，过多地从逻辑上深究也不一定有意义。

面对预计最迟次年夏天举行的大选，这番话或许就是意在抛出抢眼的目标（GDP 600万亿日元、出生率1.8、护理离职为零之类的华丽目标），把选民的视线从“第一阶段”几乎毫无成果的安倍经济学身上引开。

心里刚想着“接下来……”，箭就出来了。

那就是记者会后匆忙设置的“一亿总活跃国民会议”（由13名阁僚与经团联会长、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等“15名有识之士”组成）汇总提出的《为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应紧急实施的对策》（2015年11月）。为实现三个目标该做些什么，大大小小合计约200支箭被罗列出来。

那么，结果如何？

“第二阶段”的目标，截至2018年一个也没有达成。

・GDP 600万亿日元→2018年的GDP约为550万亿日元。要达到600万亿日元，至少还需要六年。

・出生率1.8→2018年的出生率为1.42，与召开记者会的2015年的1.45同样低迷。

・护理离职为零→2017年为9.9万人（总务省《就业结构基本调查》），距目标还很远。

GDP姑且不论（本来也不是越大越好），要提高出生率，需要大幅提高年轻人的工资、缩短过长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营造能够生儿育女的生活环境），但这些完全没有做。而且，要实现护理离职为零，需要大幅改善护理保险制度，却反而推行了相反的政策（把护理保险制度改坏），所以说未能达成也是理所当然。

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实在是一场闹剧。

⑦上调消费税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关于上调消费税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早在民主党政权时代法律已经制定、轨道已经铺好。安倍内阁只需照此实施即可。

话虽如此，上调消费税却进展艰难。第一次于2014年4月按预定从5%上调至8%，但按法律预定随后应于2015年10月实施的第二次上调（上调至10%），却①在2014年11月被推迟一年半，延至2017年4月；接着②在2016年6月又被推迟两年半，延至2019年10月。两次推迟，想来都是出于对迫在眉睫的国会议员选举的影响的顾虑。

经过这样的波折，法律预定的第二次上调（上调至10%，食品维持8%）的时间定在了2019年10月。景气形势极为严峻，但或许也是因为眼下没有大型选举，这一次付诸实施了。

（注）1．2018年度及以前为决算，2019年度为年初预算

　　　2．1988年度的＊号为物品税

（资料）财务省官网

至此，1989年4月以3%开征的消费税率，在开征三十年后的2019年10月达到了10%。这期间的消费税税收，从全年消费税税收完整入库的1990年度的4.6万亿日元，增加到2019年度（预算口径，计入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这六个月的税收）的19.4万亿日元，算下来增加了约15万亿日元（图表8-10）。到能够预计增税后全年税收的2021年度，消费税税收将大大超过20万亿日元，无疑会成为国家一般会计中最大的一项税收。与“按负担能力负担”这一近代国家税收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的“不公平税制”——消费税的税收成为最大的税收，就是这么回事。该说是事态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还是该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税制也已颓废到了极点。消费税税收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法人税税收却大幅减少（图表8-10），每每看到这一现实，这种感受就愈发深切。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依据民主党政权时期由民主、自民、公明“三党协议”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扎实推进（图表8-11）。也就是说，一方面削减各种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增加使用者的个人负担，两者并举，是朝着“谋求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方向的“改革”。

此外，安倍内阁在《基本方针2015》（2015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中，确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今后的具体措施，其中写入了：①医疗·护理提供体制的合理化（＝通过强化竞争体系降低提供成本），②促进社会保障的产业化（＝营利企业进入医疗·护理业务领域），③公共保险制度（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的进一步“改革”。①提出“〔通过有张有弛的资金分配等〕重点支持致力于改革的都道府县”，也就是说，研究一种以削减了医疗费·护理费的都道府县为样板、让其他都道府县向该样板靠拢的机制；②提出“促进企业等与医疗机构、护理服务机构、保险人、保育服务机构等合作，扩大新服务的提供”；③提出“公共医疗保险”、“就公共护理保险研究将其适用范围合理化〔＝缩小〕”等等。

（出所）全日本民医联（全日本民主医疗机构联合会）事务局编“学习会资料”

对使用者而言，局面看来会愈发严峻。

⑧TPP、对美谈判等

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第七章所述，开始朝着参加的方向行动的是民主党政权。自民党（安倍总裁）在2012年12月的大选中表明了反对参加的姿态，但在夺取政权后的2013年3月，安倍首相正式宣布参加谈判，改变了态度。

另一方面，在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当选、于2017年1月就任的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美国退出了TPP协定。

如前所述，此前主导TPP谈判的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日本（民主党政权，恐怕最初的安倍内阁也是）受到美国的邀请，可以说是碍于美国的情面参加了谈判。这是因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农牧业大国都参加，TPP又标榜原则上关税为零，人们认为参加这样的TPP，日本农牧业所受的打击会太大（过大）。

然而，美国退出后将会如何，安倍内阁的应对备受关注，但日本（安倍内阁）反而积极对其余十个国家做工作，开始推动由十一个国家成立TPP。

想来，对参加TPP是积极还是消极，以国家为单位来区分就会搞错，事情就是这样。积极派是出口产业、出口商社之类，消极派是面向国内的产业，再加上工会、消费者，我想大致可以这样区分。总之，出口产业等会因对方国家关税归零而大获其利，国内产业反而遭受打击；工会方面，内外竞争激化，令人担心劳动条件恶化；消费者方面，则会在食品安全等方面产生不安（TPP的目的不只是零关税，还把各种管制、各种制度的一体化作为重大目标，比如让食品安全及其他规则也在成员国之间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利害对立不存在于各国之间，而存在于各国内部，就是这么回事。

这样解释的话，日本政府（安倍内阁）从TPP加盟的消极派变成积极派的理由，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其立场从重视农牧业和国民生活，转变为重视出口产业（比如汽车制造业）。

而这一TPP于2018年12月生效。生效才半年，就已有报纸报道说，牛肉、猪肉、奶酪、水果等的进口明显增多。影响要到今后才会显现。

另外，至于退出了TPP的美国，特朗普政权要求与日本举行双边谈判，安倍首相应允，谈判开始，并以安倍首相全面接受特朗普政权主张的形式达成了协议。

国会审议还在后头，但对日本的农牧业而言，还有，在确保人们的生活安全等方面，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

4 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政策启动至今，已经过去六年多。在这一政策下，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首先来看景气的动向。

景气已处于即将进入下降局面的状态

用景气动向指数观察这期间景气的走势（图表1-1），从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之初（2013年1月）到次年的2014年3月，扩张势头强劲。其背景是：①在仍是民主党政权的2012年11月，景气的下降局面结束，景气回升，转入上升局面；②与此同时，因景气下行而中断的雷曼冲击后的复苏动向重新启动；③安倍政权扩大公共工程的政策使需求膨胀（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的效果）；④出于对货币大宽松政策效果的预期，股市走高、日元贬值加剧；等等。此外，从2013年末到2014年初，由于预定自2014年4月起上调消费税率，还出现了突击需求。

但是，这一势头只持续到2014年3月。2014年4月景气动向指数大幅下挫，此后一直保持在下挫后的水平（其实还略有下降），直到2016年秋前后。其后也曾有过一段略有回升倾向的时期（2016年秋至2017年），但2018年起再度转为下降走势，直至今日（2019年夏）。

以上看得稍细了一些，但粗略来看，总之就是：自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率以后，景气下挫，至今几乎呈持平状态。

这期间，政府的景气判断（见于《月度经济报告》的景气判断）一贯是“景气正在缓慢回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景气呈持平走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夏以来，指数虽呈锯齿状波动，但趋势上正在走低。其背景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华强硬姿态，美中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开始蒙上阴影。虽说这取决于今后两国关系如何变化，但日本还有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10%）这一问题。

在2019年秋这一时点，应当认为日本景气正处于即将进入下降局面的状态。

（资料）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

GDP实际增长率六年间年均1.0%

下面用GDP统计看看逐年实际增长率的变化（图表8-12）。增长率最高的是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的2013年，为2.0%；此后0%档的年份与1%档的年份交替排列，总体为低增长。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六年间（2018年对2012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0%。

在成立后不久的2013年，安倍内阁在《基本方针》的开头这样写道：“以19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为重大节点，日本经济在迄今约二十年间，总体上甘于低经济增长。这期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GDP）增长率为0.8%”。也就是说，安倍内阁的六年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按需求项目来看，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民间消费支出增长率之低，二是出口增长率之高。

首先看民间消费支出，从2012年的292万亿日元（实际值。按2011年价格换算。下同）到2018年为300万亿日元。六年间仅增加了8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5%。若剔除虚拟房租（假定自有住房者支付了房租而计入GDP消费支出的部分）这一假定计算的部分，看实际消费额（“剔除虚拟房租的家庭消费支出”），则从2012年的235万亿日元到2018年的238万亿日元，六年间仅增加了3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3%。

另一方面看出口，从2012年的73万亿日元增至2018年的93万亿日元，六年间增加了20万亿日元。这期间实际GDP的增加额为36万亿日元，其中55%来自出口的增加。这里再算一下剔除出口的GDP实际增长率，六年间平均为0.6%。这与第五章所见小泉内阁执政下的五年间（2001～2006年，图表5-18）的数值几乎相同。也就是说，依旧依赖出口的经济、依旧消费不振的经济仍在持续。

（资料）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企业利润增至1.7倍，支付人工成本仅止于1.05倍

消费不振的背景是收入增长乏力。要看收入，原本用同一GDP统计中的雇员报酬即可，但作为其数据来源的《每月劳动统计》的数字存在统计造假问题、缺乏可靠性，所以这里改用其他统计来推测。

首先，用《法人企业统计年报》（财务省）看企业支付的人工成本总额。由于最新统计只到2017年度，这里给出2017年度对2012年度之比的数字（图表8-13）。法人企业（剔除金融、保险业）的人工成本支付总额为206.5万亿日元，比2012年度增5%；这期间消费者物价上涨了4.3%，按实际看几乎持平。民间消费支出仅止于极低的增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用国税厅《民间工资实况统计调查》（这一统计也只公布到2017年）来看“工作满一年的人的平均工资”，2017年为432万日元，比2012年的408万日元增5.9%；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1.4%，年均增0.3%，与前面看到的消费支出（剔除虚拟房租）年均增0.3%大致吻合。

总之，（这毫不奇怪）消费不振的背景是工资（从企业角度看是人工成本）的低增长。

此外，既然看了法人企业统计，顺便把企业经常利润与支付股息的数字也列出来（图表8-13）。2017年度的数字是：经常利润增73%，支付股息增66%。安倍经济学“成为世界上最便于企业开展活动的国家”这一目标，似乎正在稳步实现。

5 安倍经济学失败了，但似乎仍将继续下去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即将满七年。从统计看，六年的结果已经出齐，在此应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

只能说是失败了。

认为其失败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它至今未能实现自己提出的政策目标。

增长率目标与物价上涨率目标均未能达成

安倍内阁将“摆脱长期通缩与景气低迷”即“日本经济的再生”视为经济政策的课题，并提出要以安倍经济学完成这一课题。提出的目标是名义增长率3%、实际增长率2%。即《基本方针（2013）》中这样写道：

“今后十年间（2013年度至2022年度）平均而言，要实现名义GDP增长率3%左右、实际GDP增长率2%左右的增长。到2010年代后半期，争取实现更高的增长”。

结果如何（图表8-14）。按逐年数字看，①名义增长率超过3%的年份只有一次——只有受上调消费税率影响而名义GDP膨胀的2015年——。其余五年远未达到3%。2013年至2018年六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7%。②实际增长率达到2%的年份只有一次，其余年份停留在1%档或更低。六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两者都是大幅低于目标的实绩，“到2010年代后半期争取实现更高的增长”也无从谈起。

（资料）内阁府《国民经济核算》、总务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另外一点，③关于克服通缩，日本银行提出了消费者物价（剔除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的上涨率达到2%的目标。在“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启动时”（2013年4月），原本说要“以两年左右的时间为预期，尽早”达成，但至今未能实现，这一点众所周知（图表8-14）。

如上所述，安倍经济学未能达成自己提出的目标。这正是只能将其评价为失败的原因所在。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认为安倍经济学失败，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说到底，一切经济政策都应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为目标。一项政策若使人们的生活变好，就应视为成功；若使之变坏，就应视为失败。这种评价在短期内难以做出，但安倍经济学自政策启动以来已经超过六年。

这六年多来，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这就是问题所在。

指标多种多样，这里以总务省《家计调查》中的工薪家庭（两人以上家庭）为对象，将2018年的数字与2012年相比，结果如下。

①户均可支配收入按月换算（以下同），2018年为45.5万日元，与2012年的42.5万日元相比，六年间增加3万日元。增长率7%。这六年里，消费者物价受上调消费税的影响上涨了5.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收入六年间仅增加1.6%。

②消费支出2018年为31.5万日元，与2012年的31.3万日元相比只增加了2000日元（0.6%）。把物价上涨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消费减少4%。也就是说，工薪家庭在安倍经济学之下，六年间实际消费下降了4%，生活也就相应地变穷了。

③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低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也就是说，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在下降（2012年73.6%→2018年69.2%）。这意味着即使收入不见增长，各家庭也在压缩消费、转作储蓄，即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在加剧。这正是安倍内阁改坏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影响：消费增长乏力，也给景气带来了恶劣影响。

④话虽如此，压缩食品支出总有极限，结果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消费支出）显著上升（2012年23.2%→2018年24.2%）。

⑤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家计调查》中从低端算起20%——第1分位——的家庭），2018年的医疗费、教育费支出均较2012年压缩了10%。这些已经足够了吧。安倍经济学给工薪家庭带来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众多民众正苦于生计。

不得不说，安倍经济学失败了。

安倍经济学为什么失败了

安倍经济学为什么失败了？明确的理由有两个。

其一是，“三支箭”全都是脱靶之箭，没有触及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与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如前所见，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在于消费增长乏力，其背景则是工资的下降与增长乏力。无论怎样放松货币（“第一支箭”），也无论怎么想方设法让企业赚钱（“第三支箭”），只要工资不涨，日本经济就不会有“再生”，也无法摆脱通货紧缩。此外，扩大公共投资（“第二支箭”）在弥补消费不振造成的需求不足这一点上，算是“三支箭”中飞得相对接近靶心的一支，但无奈还有财源问题，箭数有限，效果也只能是暂时的。

其二是，安倍经济学对民众生活的走向漠不关心。本来需要的是提高工资等改善生活的政策，它却反其道而行，持续采取伤害生活的政策（上调消费税、改坏社会保障制度等）。

搞不好是理所当然，这样还能搞好、取得成果，那才叫奇怪——这就是安倍经济学。

尽管如此，安倍内阁并不承认安倍经济学显而易见的失败，而是不断变换花样（准备了“役使方式改革”“社会5.0”等新的障眼法），似乎仍打算把安倍经济学继续下去。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成“世界上最便于企业活动的国家”，在实现之前都要继续下去——是这个意思吗。

6　今后的经济与人们的生活，会怎样？　该怎么办？

假定安倍内阁还将再持续一段时间，经济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那么无论对日本经济还是对民众的生活，都几乎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了。

上调消费税将使景气进一步恶化

景气正在缓慢下行，前文已经看过（图表1-1）。若再加上消费税率上调（至10%，2019年10月）的恶劣影响，再加上中美经济摩擦导致中国经济减速（乃至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则景气进入下行局面将不可避免。即便是被认为描绘了乐观情景的“政府展望”（2019年7月内阁会议通过），也预计2019年度（2019年4月～2020年3月）的GDP实际增长率为0.9%，与2018年度实绩（0.7%）持平。据被认为更为客观的OECD展望（2019年5月），日本2019年的增长率为0.7%，2020年为0.6%。

在“结构改革”之下，日本经济已经变成了“景气变好工资也不涨”的结构，而“景气变差工资就会下降”的结构依然如故。今后民众的生活将更加严峻。

此外，安倍经济学对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恶劣影响。在并非“工作方式改革”而是“役使方式改革”之下，劳动现场恐怕会更加严酷（长时间劳动常态化、正式员工待遇下调，等等）。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之下的福利服务恶化、个人负担增加，等等。

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问题：安倍经济学终结之时迟早会到来，那时必将产生的诸多问题该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安倍经济学终结之时发生的问题

可以说，安倍经济学是一种拖延矛盾型的政策。第一个代表性例子就是“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银行在未能见效的情况下一味堆积的供给资金量（基础货币），到2019年3月末已超过500万亿日元，正逼近GDP的100%（政策发动前的2012年末为140万亿日元，约为GDP的30%）。这要如何收敛、如何正常化？正常化过程中利率上升在所难免。从消费者物价上涨率2%左右的现状考虑，目前0%区间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势必向1%左右攀升。其结果将是已发行国债价格的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持有国债的金融机构（包括日本银行）遭受巨额损失。此外还有利率上升引起的股价下跌（正因为是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价，甚至有可能暴跌）。

再有，新发国债（为筹措当年财政支出而发行的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负担增加，等等。隐患无穷无尽。

安倍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的应对也一直向后拖延。这是第二个代表性例子。

（资料）财务省官网

显而易见的例子是防卫相关费。年年增加（自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的2013年度起，到最新的2019年度为止连续七年）（图表8-15①）。此外，货款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拖延下来的欠账越滚越大，“后年度负担金”年年膨胀（图表8-15②）。2019年度的后年度负担额超过5.3万亿日元，已经超过了年度预算额（5.26万亿日元）。今后的防卫相关费势必进一步膨胀。

（资料）财务省官网

关于财政重建，安倍内阁最初经内阁会议通过了“面向当下财政健全化的举措等——中期财政计划”（2013年8月），一直以“中央与地方合计的基础财政收支，到2015年度将赤字占GDP之比较2010年度减半，到2020年度实现盈余”为目标。

截至2019年度的实绩如图表8-16所示，“到2020年度实现盈余”这一目标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安倍首相在此期间似乎也没有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想必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基本方针（2018）》中重新提出“扎实致力于经济再生与财政健全化，以2025年度中央与地方合计PB（基础财政收支）实现盈余为目标”，将目标达成年度推迟了五年（而目标达成多半是安倍内阁下台之后的事）。

不过，要在这一年度达成目标，也只能认为极为困难。据内阁府提交给“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关于中长期经济财政的测算”（2019年7月），若经济增长率按安倍内阁迄今的实绩（实际增长率1%～1.3%，名义增长率1.5%左右）计算，2025年度的基础财政收支赤字，中央与地方合计将占GDP的1%多（仅中央则接近2%）。

若增长率超过名义3%、实际2%的政府目标，则另一项测算结果是“2026年度收支大体均衡”。

财政重建也很可能被进一步推迟。

对于“今后会怎样？”这一问题，只能回答：“只要安倍内阁继续执政，就没有变好的前景。”所能做的，只有“尽量阻止情况变坏”

的吧。针对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只能寄希望于与之相关的市民和工会等各自的努力。

如何才能改善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才能改善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一问题，可以给出若干积极的答案。

第一，必须大幅上调工资，并从根本（抜本的）上改善劳动条件。

第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好。要紧的是，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变好了，日本经济也会随之变好。

先看第一点。工资下降（通过民间消费支出的增长乏力）拉低了日本经济的增长率，这一点前文已经看到（第六章、图表6-15①②）。日本工资增长率至今依然低迷（图表8-17）。1997年至2015年间，欧美主要国家的工资上涨了50%～80%，唯独日本一国的工资下降了10%左右。2015年至2018年间，日本的工资也转而上升，但其上升率不足3%，低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5%～8%的水平。如果这一偏低的工资上升率得到改善，日本相对于美国、欧盟偏低的增长率（图表8-18）也会提高。

也就是说，日本处于一种得天独厚的状况：人们的生活变好，经济也会变好（反之未必成立）。

（注）将含加班费在内的民间部门总收入换算为每名劳动者的金额

（资料）“OECD” “Hourly Earnings Private Sector index, SA”

关于第二点，前文已经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在安倍内阁执政期间尤其如此——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压低了消费倾向，从而抑制消费增长，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完全有可能遏制近年来的这一趋势，甚至扭转这一潮流。

在这里，让人们的生活变好，同样会带来日本经济的好转。

改善人们的生活是可能的

问题在于，上调工资等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是否可能。

这里的答案是：完全可能。

第一，劳动条件的改善与企业的支付能力密切相关。从近年来的收益水平之高、留存收益之多来看，企业整体完全具备这一能力，应该无需证明。如何让其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而吐出这些收益，或者说这些留存收益，这是政治问题；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推动低工资的非正规就业者实现正规就业（加强对非正规雇用、派遣劳动的管制等），办法多种多样，吧（顺带一提，对于中小、小微企业这类缺乏支付能力的企业，眼下需要由政府提供支援，中长期则需要改善这些企业与交易对象大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等）。不过，在此仅指出一点：企业整体的支付能力是充足的。

第二，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问题在于财源。至于财政问题，桥本内阁、小泉内阁这类“结构改革”内阁曾以强烈的意愿（在错误的方向上）致力应对。安倍内阁虽然似乎并未正面应对财政问题，但在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后，同样有对财政问题的考量。

本书在此前的各章中已经看到，这些“结构改革”派内阁应对“财政问题”的做法，给日本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严酷的影响；但至于应如何看待日本的财政问题，则尚未论及。

因此，本书最后设置第三部“第九章”作为独立的一章，就日本的财政问题展开论述，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