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列宁》一书的首要目的，是引导人们将注意力从《怎么办？》中相对狭隘的若干段落，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资料，并为此创造条件。长期以来，人们过于专注于笔者所谓的“骇俗的言论”，若不提供大量历史资料，这一引导便无从实现。篇幅庞大，原因正在于此。本书的一个核心目标破而非立、意在论战：向“对工人的忧虑”这一课本阐释的所有变体发起挑战。然而，一旦移除课本阐释造成的遮蔽，我们将看到什么？笔者想强调书中材料所呈现的四个主题。
第一，是笔者所称的“爱尔福特主义”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列宁本人的深远影响。爱尔福特主义是一套复杂而连贯的思想体系，融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中的世界历史叙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化模式，以及在卡尔·考茨基著述中得到最有力阐发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义。在此类情形中，往往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外人”成为最坚定的爱尔福特派。
爱尔福特主义内在的政党模式，可以用考茨基的结合公式来概括：“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一幅领袖既受启迪又振奋人心的图景。借用考茨基和列宁共有的比喻，社会民主党人传播社会主义的“福音”（good news），坚信工人必将响应。社会主义意识的传播被认为如此强劲有力，以至于工人被赋予了充当全体人民领袖（即“霸主”，hegemon）1的角色。
对俄国人而言，接受这套政党模式意味着一整套政治策略：“在专制制度下尽可能仿照德国社民党建党，推翻沙皇，从而获得进一步向社民党靠拢的条件。”这一爱尔福特式策略影响极为深远：它催生了新型的地下组织；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确立了直至1917年最迫切的目标，即推翻沙皇，实现充分的社民党模式所必需的政治自由；还可以解释该党从地下转入公开后的诸多发展，包括新生苏维埃国家所开展的大规模宣传鼓动运动。
爱尔福特主义的政党模式最初形成于具有相对政治自由的国家。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俄国地下组织如何从一场经验探索中成长起来；这一探索寻求在高压的地下条件下应用爱尔福特模式的途径，由整整一代默默无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的干事共同完成。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逐步建立起的这套创新体制，本身就是新型的地下组织。旧式俄国地下组织以成功实施密谋（zagovor）为目标，以此替代他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群众运动。新型地下组织则力求在沙皇专制下尽可能建立群众性政党。这种地下组织需要一种秘密工作（konspiratsiia）文化，可以定义为“不被逮捕的精妙技艺”。密谋与秘密工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密谋”）代表着两类性质迥异的地下活动。
这种爱尔福特主义式的地下组织（这已不再是矛盾修辞）同样需要某种功能上等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骨干力量（即全职党务工作者）的角色。列宁将这类人命名为“革命为业者”（revoliutsioner po professii，即professionalnyi revoliutsioner）。这一名称和这一类型风行于俄国地下组织的各个派别。无论是秘密工作还是“革命为业者”，都不是布尔什维克派的独有特征。
《怎么办？》提出的并非某种新颖的政党模式，而是党工作者经验创造的一种理想化呈现。1905年，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米·格·茨哈卡亚2描述他阅读《怎么办？》时的反应，强调书中没有什么令他震撼或需要特别注意的内容。尽管如此，他仍深感欣慰：“过去十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praktika）没有白费，它在组织、策略和全党问题上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总结了全俄的实践经验。”3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笔者始终坚持的一点：把握列宁个人观点的正确方式，不是纠缠于“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抽象的泛泛之论，而是审视列宁在1895年至1905年间对俄国工人阶级行动的具体看法。一旦将这些具体看法置于关注的中心，列宁对工人阶级的浪漫乐观主义便一目了然。列宁写作《怎么办？》之时，俄国的革命温度正在迅速攀升，所有观察者都注意到工人斗志高涨。在俄国革命圈子的各种争论中，列宁总是站在最乐观的一方：对工人革命热情的估计，对俄国地下组织潜力的判断，对其他阶级追随工人阶级意愿的预期，无不如此。列宁为什么要争取建立有组织、集中化、高效运转且由内行充任的政党？难道因为他放弃了群众，转而寻找替代品？恰恰相反：列宁追求这一切，正是因为在他眼中，群众正在行动。
最后，笔者认为列宁理解自己的基本立场，并始终忠于这些立场。以为此说平淡无奇的人，读过笔者的批评者的文章后就会改变看法。许多左派和右派都坚信，列宁从根本上反对笔者所说的爱尔福特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如果列宁本人坚持相反的说法，那就是列宁搞错了。还有许多人认为，列宁不断“掰弄棍子”，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通向根本上全新视野的突破：如果不是在1902年发表《怎么办？》之时，就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或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而如果列宁坚称自己才是旧正统的忠实守护者，他的对手才是叛逆者，那么，他又搞错了。
《怎么办？》的标准课本阐释将列宁所谓的“对工人的忧虑”置于核心位置。笔者在写作《还原列宁》时，将课本阐释视为对《怎么办？》、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体阐释框架。《怎么办？》表现了对工人的忧虑，由此推断列宁终其一生都在忧虑工人，进而推断布尔什维主义整体都在忧虑工人。笔者的研究虽以《怎么办？》为核心，但最终的靶标是“对工人的忧虑”这一解读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总体路径。
从批评者那里笔者了解到，课本阐释存在诸多局部应用的变体。例如，罗伯特·迈尔4在《怎么办？》和列宁整体层面都接受“对工人的忧虑”这一路径。据迈尔所言，在列宁看来，凡是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工人，要么已经丧失、要么从未拥有无产阶级的灵魂。这种态度体现于《怎么办？》中那些争议性表述。迈尔与主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怎么办？》并非列宁忧虑最重要或最具影响力的表达。更能揭示列宁情感的线索，是他使用的“腐蚀”（razvrashchenie）一词，表明列宁认为大多数工人的观念已然败坏，因而无法担当革命者。迈尔不过是微调了标准课本阐释。
罗恩·苏尼5接受笔者的论证，即列宁本人并无意在《怎么办？》中传达对工人的忧虑。然而在苏尼看来，列宁本人的意图几乎无关紧要，因为其他所有人（孟什维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乃至执政的共产党）都按课本阐释来理解《怎么办？》。由此，标准的学术化课本阐释完全准确地描述了《怎么办？》的历史影响。
约翰·莫利纽克斯67、克里斯·哈曼8以及程度稍轻的保罗·勒布朗9，否定了课本阐释用于列宁整体的部分，却基本接受其对《怎么办？》本身的解读。在他们看来，列宁是在1905年出乎他意料的工人战斗性的冲击下，才放弃了《怎么办？》中对工人的忧虑。按照他们的叙述，《怎么办？》狂热的布尔什维克读者深受对工人忧虑的感染，以至于在1905年仍抵制让工人进入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委员会！这些作者还复制了课本阐释的另一特征：竭力在列宁与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卡尔·考茨基）之间挖掘鸿沟。
保罗·勒布朗与艾伦·尚德罗10受课本阐释的影响更为隐微。他们虽未将列宁描绘成忧心忡忡、对工人革命倾向抱悲观态度，却仍把列宁呈现为主要致力于保护工人观念免受恶意影响。勒布朗强调列宁主张用长年艰苦的工作教育工人，尚德罗则强调列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争夺对工人的霸权的企图。在笔者看来，他们的描述既准确又具有误导性：准确在于列宁确实持有这些观点；误导在于它歪曲了列宁的独特之处。这些观点不仅为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所共有，列宁的反对者往往强调得更为着力。列宁最具特色的论点和政策，恰恰源于他对俄国和欧洲工人观念现状的热情与振奋。
除了罗恩·苏尼这半个例外，笔者的批评者中无人给予笔者最高的赞赏：承认笔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印证了某位作者的既有信念时，笔者便得到赞扬；人们夸笔者治学勤勉，又温和地指责笔者夸大了自己的原创性。随后人们便告诫笔者，在笔者挑战各位作者长期信念的关键之处，笔者“把棍子掰得太过了”。在这一点上，笔者如同列宁：笔者不认为自己把棍子掰得太过，而是在矫正被他人掰歪的棍子。笔者的批评者也正确地强调了他们与笔者尚存分歧的重要性。这些分歧无一不源于对课本阐释某些方面的持续忠诚，而笔者对这一解读则全盘否定。
笔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这些问题，唯一关心的是忠于证据。遍读批评之后，笔者愈发相信，有意义讨论的最大障碍在于对一系列历史神话的顽固坚守。因此，最有效地利用篇幅的方式，就是总结反驳这些历史神话的证据，并尽可能坚决地要求笔者的批评者正视这些证据。11以下九个专题均在《还原列宁》中有所论述，但每一专题笔者都补充了新的证据，偶尔也纠正了原书中的若干错误。
一、翻译问题
文学、哲学与政治经典著作若源于观念与预设都同我们迥异的文化，翻译时便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亲近法”，力求让译文读起来毫无障碍。这种方法尽量以本文化中的对应词取代异域的习语与腔调，不惜采用近似的译法，绝不保留陌生的外文词语。另一种是“生疏法”，将作品置于其原本的文化背景下，凸显我们与作者之间思维定势的差异，往往以原文保留某些特定表达与揭示性的关键术语。
《怎么办？》已有数个采取“亲近法”的译本。出于各种原因，笔者为自己的译本选择了“生疏法”。罗伯特·迈尔对此极为敌视，认为这种译法抹消了笔者评注的一切优点，并对部分关键术语的译法提出异议。笔者在此引用塔季扬娜·谢斯塔科夫12的话为自己辩护，这位以俄语为母语的评论家曾对笔者的译法表示同情：
李赫没有试图驯化源文本〔原文〕与目标文本〔译文〕，他勇敢地保留了源于外国的要素（即俄语词汇与俄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专有概念）。他并非让读者孤零零面对这些生僻字词，而是一一解释、将它们置于原始背景之中，让读者由此了解二十世纪初俄国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实况。这种译法的特点更像是俄罗斯与德国的翻译流派……
李赫介绍了同一词语的不同翻译方案，解释了自己的选择缘由，充分调动起读者的积极性，让读者参与探索列宁的真正意图以及上世纪初俄国与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我生在俄国，对源文本有着畅通无阻的理解，可以担保：拉斯·T·李赫把握到了列宁所运用的俄语词汇中最细微的含义……
通常在讨论翻译文本时，学者们总会争论“翻译折损了多少内容”。而就拉斯·T·李赫之于弗·列宁而言，甚至可以问：列宁的文本在李赫的“介入”下获得了多大的增益。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在莫斯科长大，自幼不得不反复阅读列宁的俄文著作。我可以说，李赫的著作不仅成功地重新发现了列宁的全部著作，还向这些晦涩的文本注入了生气。他的译文让列宁读起来不仅好辩，更出奇地引人入胜。13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翻译选择实则是出于《怎么办？》学术翻译这一特定目的。笔者认为“革命为业者”比“职业革命家”更确切一些，但在写作与言说中时常不便解释原因，出于方便考虑，笔者仍会使用“职业革命家”一词。“自发的”（spontaneous）在笔者看来是对俄语词stikhinnyi的误导性译法，笔者更倾向于“原初的”（elemental），但由于《怎么办？》一书特有的某些原因（迈尔歪曲了这些理由），翻译该书时无法采用这一译法。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笔者保留了俄语单词stikhinost〔原初力，stikhinnyi的名词形式〕。笔者确信，读者只要完整读过笔者翻译的《怎么办？》，即使不借助笔者的评注，也能很好地把握这个词的含义。而在其他许多场合，笔者不能指望读者如此投入，因此仍使用“自发性”的译法来与读者沟通。14
依迈尔的说法，笔者的译本看则丑陋、听则刺耳，不仅因为笔者语感迟钝，更因为笔者在译文中暗藏了意识形态的意图：
李赫的翻译常常把列宁刚健有力的文字变成歧义丛生的杂乱堆砌。为了让列宁那些骇俗的言论显得不那么骇俗，李赫代之以含混笨拙的表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为了保护列宁不受批评，李赫清洗了列宁文章中的诗性表达。
笔者想，我们在这里看清了迈尔为何对笔者的译法大加鞭挞。他对书中那些骇俗的言论有着一套自己明确的理解，笔者的译文显然削弱了其说服力。那就让我们来比较这样一段文字的标准译文与笔者的译文。笔者选择这一段，是因为艾伦·尚德罗引用这段话的旧译文来加强他对笔者著作的批评（但他既未注明这一事实，也未解释否定笔者译法的原因）。
标准译本：
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与自发性斗争，就是要使工人阶级运动偏离（divert）这种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拼命投入资产阶级庇护之下的强烈引力，并将运动收纳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庇护之下。15
我的译本：
因此，我们的任务，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其一部分是与原初力（stikhinost）斗争。而任务的全部内容，即是推动工人运动偏离自身原初的（stikhiinyi）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是工联主义（tred-iunionizm）拼命使运动接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强力拉拢；任务的全部内容，即是推动工人运动趋于接受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16
笔者的译本无疑更为笨拙，读起来也不甚顺畅。但在笔者看来，更精准的表述足以弥补这些缺陷，还能帮助认真研习列宁的读者避免常见的误读。
译作“战斗”的俄语词是borba，通常在翻译中用来对应英语的“斗争”，如“阶级斗争”（klassovaja borba）。
“与自发性斗争”这一表达往往按照伯特兰·沃尔夫17的方式来解读。按照沃尔夫的说法，列宁自称反对“自发性，即人与阶级保持自身本色的天然自由”。18笔者在译本中保留了stikhinost这个独特的俄语单词。这个词的内涵包括原始性、不受控的冲动、缺乏组织以及无目的的暴力。经过这样处理，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克服俄国工人运动草创阶段原初力的说法，就不那么自相矛盾了。事实上，本文第四节将会指出，孟什维克可能比布尔什维克更加警惕原初力。
笔者用“推动偏离”取代了“使偏离”，前者更接近俄语原文所使用的习语原意（即“偏离正确的道路”）。此外，这种译法让笔者得以点明列宁所建立的一条重要平行关系：“使工人运动背向（otvlech）工联主义”与“使工人运动趋向（privlech）社会民主党”。
“自发的、工联主义的强烈引力”这样的表述纯属背离原意，它等于是在说，是工人自己“拼命投入资产阶级庇护之下”。列宁的表述不是“工联主义的强烈引力”，而是“工联主义的强力拉拢”。工联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扎眼的英语词源向俄文读者昭示了它的外来性质（这也是笔者只把这个术语从俄文转写回拉丁字母的原因之一）。列宁想表达的意思是：工联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否定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必要性；这种意识形态有一种原初的强力拉拢来诱导工人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必须与之斗争。
“庇护之下”是字面说法，笔者按这个习语的实际含义来翻译。这一选择没什么特别需要说明的，但笔者认为这样译更加清楚。19
要真正理解这段话的内容，读者还须了解：列宁从他的抨击对象那里借来“使偏离”“推动偏离”这个词反唇相讥。事实上，关键术语stikhinost之所以在《怎么办？》中如此突出，只是因为这个词出现在一篇攻击列宁派的论战文章中，而这篇文章在列宁动笔写书数日前才出版。列宁唇枪舌剑的论战风格给翻译带来了难题。当时列宁的读者或许会欣赏他硝烟味十足的讽刺，但向当代读者解释这些“哏”时，幽默感就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迈尔进一步指责笔者丢失了《怎么办？》的“诗性”，即激励了许多早期读者的昂扬雄辩。20在笔者看来，这种诗性在列宁乖戾的论战套话中根本不存在，尽管这些套话自有其效力。列宁政治方法的典型特征是将执拗的论战与鼓舞人心的愿景融为一体。论战通常是台前的焦点，而列宁著述中鼓舞人心的部分则较难寻觅。列宁对工人领导反沙皇革命这一愿景的热忱洋溢在他的著述之中，但几乎从未系统阐述过，只是东一处西一处地突然冒出来，往往出现在文章的最后一两段。
严谨的精准翻译同样可以传达出这些更具感召力的段落的效果。列宁真正投入雄辩时，不需要那些专门的黑话，这些黑话往往借自他的论战对象，只在详细辩驳时使用。例如，下面这段《怎么办？》的引文号召地方活动家认识到自己置身于反抗沙皇专制的恢宏征程之中。列宁的表述非常直白，不动用迈尔与笔者所争论的那套论战词汇：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列宁全集》第6卷，第162页）21
二、工人阶级观念的变态
根据罗伯特·迈尔的说法，《怎么办？》中“来自外部”这一争议表述确实表露了列宁“对工人的忧虑”，但列宁很快意识到这种表述并不明智，遂将其放弃。22然而，列宁的观念并未真正反转，因为他“对工人的忧虑”体现在另一系列文本当中，这些文章最早成篇于1899年。隐藏在这些文本中的关键线索是“腐蚀”一词，它有着不同的译法，或译为“变态”，笔者则译为“误入歧途”。因此，按照迈尔的说法，课本阐释对列宁观念的理解是正确的，它犯下的错误只在于把《怎么办？》当成了这一观念的经典表述。
迈尔宣称笔者忽视了相关证据。笔者可以向他保证，笔者以极大的兴致阅读了他那篇挑衅的文章，仔细权衡了他的论点，更研究了他为立论而采用的全部列宁引文。笔者原本在《还原列宁》的初稿中加入了十页篇幅的小节，解释笔者何以用迈尔自己的引证来反驳他的结论。为了不让本书“臃肿不堪”（这是迈尔的说法），笔者在定稿时砍掉了这一节。
在删去的文字中，笔者详细解释了采用“误入歧途”这一翻译的理由。凭借达氏词典（出版于十九世纪）中“腐蚀”一词的释义，加之这个词在当时文本中的用例，笔者确信这个词不仅有“性”方面的含义，还可用来指错误的教义。23笔者追求的译法“既保留了淫秽的色彩，又不过分强调它”。
笔者的目的并不是像迈尔所认为的那样“使列宁的词汇变得枯燥”。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误入歧途”比“腐蚀”在性意味上更加露骨。但大可不必争论如何翻译razvrashchenie。读过迈尔目前的批评之后，笔者认定他经常使用的术语“变态”才是最佳翻译。此外，在查阅现代词典并观察实际用法后，笔者得出结论：“变态”既可以指性放荡，也可以指错误的教义。俄语和英语术语的词源也很接近。
既然我们在英语中找到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对等词语，就让我们转向实质问题。列宁使用“变态”一词，是否真如迈尔所说，构成了一系列结论的证据？这些结论是：这个词暴露了列宁对工人不同寻常的忧虑，导致他认为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没有“无产者的灵魂”，因此将这部分人“撇开”。
按社会民主党自己的说法，其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理传给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而任何时候，都既有已经接受这番道理的工人，也有尚未接受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乐于将前者称为“先进的”，后者称为“落后的”。
当然，社会民主党不是唯一一股试图向工人灌输特定观念的力量。在秩序力量看来，工人原本忠顺，观念天然健全，社会民主党却想将其颠覆，因此秩序力量花费大量精力宣传颠覆性较弱的世界观。社会民主党自然深知这种威胁，也确实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所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常备军不在行伍间，而在新闻界。”24
同样，人们眼中威胁着正确工人观念的力量，也并非只有秩序力量。社会民主党与其左翼对手之间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间，最常见的相互指责就是：自己的对手在腐蚀工人的阶级意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自然都对此感到“焦虑”。他们把灌输敌对观念的企图视为严重威胁，不敢低估其对社会民主党可能造成的损害，并决心全力反击。若就“焦虑”的这层含义而言，迈尔的说辞，即“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或查苏利奇的著作中根本没有这种焦虑的痕迹，无论是在1899年之前还是之后”25，就完全是误导。列宁谈起过一些俄国工人的落后状况，他要求与工人的落后（nerazvitost）斗争、警告不要屈就他们时，绝非孤军奋战。
那么，敌对的、或是误入歧途的反对者，正歪曲着工人的观念；面对这一危险，社会民主党该如何应对？显然，就该挽起袖子，着手向不发达的阶层传播自己认为正确的社会主义道理，并批判他人强加于工人的变态学说。在列宁看来，反击颠覆工人观念的企图需要激烈的论战，而论战对象往往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或同一阵营反对沙皇的革命者。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列宁和他《火星报》同事们毫不留情的文风偏狭得离谱、满是教条、毫无同志情谊。作为回应，列宁以激烈的论战为激烈的论战辩护，正如他在《怎么办？》第一章中所做的那样。列宁写到意识形态“变态”的企图，最常正是在这样的场合：他试图证明战斗性论战的合理性。
列宁一贯自信地认为，这样的论战可以卓有成效且迅速地达到最终目的。迈尔否认这种乐观情绪的存在。相反，他告诉我们，列宁与这类工人划清了界限，将其逐出无产阶级大家庭。任何与列宁意见相左的工人都会以“腐蚀”为名遭到除名。在迈尔看来，“任何工人倘若偏离了列宁首选的立场，都证明自己已经失去了无产者的灵魂，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只有列宁表达了这样的悲观情绪，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出了组织上和战术上的结论”。26
因此，迈尔和笔者对列宁如何看待工人“落后性”的解读有着云泥之别。奇怪的是，我们各自阐发解释所依据的选段却完全相同。迈尔的关键文本之一是列宁作于1899年而未发表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笔者也对这篇文章评价甚高。在《还原列宁》中笔者写道：“这篇列宁早期著作中最有启示性的文章，包含了列宁基本信念中一些最雄辩的论断，我对此文尤为推重。”27
这篇文章清楚表明了列宁对“先进工人”的极度推崇：他们渴求知识，献身于社会主义，在俄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表现英勇，并展现出领导不那么先进的工人的能力。“这是因为先进工人随时随地使运动具有这种性质；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走的，因为他们向工人群众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能力为工人事业服务，取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列宁全集》第4卷，第215页）xx2829
在迈尔看来，列宁关于先进工人的观点无关紧要。可是列宁真的将落后工人斥为不可救药、弃之不顾了吗？恰恰相反，如何与落后工人接触是此文的一大主题。列宁认为，《工人思想报》（1899年全俄唯一一份社会民主党地下报纸）是在面向落后工人传布道理。寻求吸引这部分受众是有价值的，而且确实是“绝对必要的”工作，直到这家报纸提出这么一种纲领性的理念，主张将社会民主主义道理限制在这些水平最低的工人能够立即领会的范围内为止。正是这些纲领层面的主张破坏了它当前卓有成效的工作。
按照列宁的说法，一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报纸应以先进工人为目标受众。先进工人这一阶层的知识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从而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列宁全集》第4卷，第234—235页）。30落后工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报纸难以理解，但这也没什么值得沮丧的。即使在欧洲，许多忠实的社会民主党选民也不看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这只不过意味着，〔接触落后工人〕应该采取其他手段，例如口头鼓动或论当地问题的传单。列宁在此引用考茨基对口头鼓动技艺的“极佳”描述，作为示范。
接触水平最低的工人的必要性，在列宁这里成为〔社会民主党〕走向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又一论据。那些将自己束缚于地方经济斗争的人，“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列宁全集》第4卷，第236页）。31而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个领域彻底出让给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如《工人思想报》），那么落后工人就“很可能”受到各种有害的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
接下来就让我们谈谈祖巴托夫警察工会：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是对工人观念直接且有目的的“变态”举动。祖巴托夫是一位警官，在《火星报》时期试图说服工人，只要放弃推翻沙皇的计划，就可以建立有实效的经济工会。在《怎么办？》中，列宁实际上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欢迎祖巴托夫式的组织，因为这样的组织最终对社会民主党人有利，前提当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做好本职工作，揭露祖巴托夫的变态企图。32
1905年1月，加邦神父的祖巴托夫式组织领导圣彼得堡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演变为血腥星期日的大屠杀。列宁的即时反应是宣称他在《怎么办？》中的论点得到了证实。33由于列宁使用了“变态”一词，迈尔竟引用了以下段落，作为列宁对工人怀有悲观忧虑的证据：
为了通过系统地宣传君主主义来毒害无产阶级，在政府的协助下曾经成立一个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协会，这个协会在运动的低级阶段为组织运动和扩大运动出过不少力。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对祖巴托夫分子说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和它的团结精神将会战胜警察的一切卑鄙奸计。现在发生的情况和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的完全一样。
最落后的工人被祖巴托夫分子拖入运动，这样一来，沙皇政府本身必定进一步推动工人前进，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身将使工人从和平的、伪善透顶的祖巴托夫主义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将胜过祖巴托夫分子先生们的一切“理论”和一切挣扎。（《列宁全集》第9卷，第200—201页）xxiv34
1905年革命后，列宁经常以意识形态变态为喻，描述资产阶级自由派夺取对农民霸权的企图。列宁从资产阶级的变态企图中得出了什么“组织上和战术上的结论”（迈尔语）？列宁的结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任务在于从自由派手中夺取对农民的霸权。这一策略不仅依赖对工人之间社会民主党式团结的高度乐观判断，也依赖农民观念根本上的合理性及其民主性质。面对这整个策略的浪漫主义，孟什维克只能双手一摊。读了下面这段话便可理解孟什维克的反应；这段话与迈尔所引含“变态”一词的句子出自同一段落：
……俄国无产阶级在三年（1905—1907年）中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为自己、为俄国人民争取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争取到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使工人群众摆脱了背叛成性的、软弱得可鄙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为自己争得了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领导权，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它使俄国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获得了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本领，不进行这种斗争，人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获得丝毫重大的进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65页）xxix35
列宁在1914—1918年期间的政治策略，包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同样基于一系列（从革命的角度来看）非常乐观的预设。而到了1920年，列宁确实对如何在俄国开展工作感到了忧虑。这次迈尔的引文（出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倒是恰当的。列宁发现自己处于从未预料到的境地，正是因为先前的一部分关键预设事后证明过于乐观。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清楚表明，如果没有1917年那样的“群众”充分支持和参与，列宁不可能设想一场成功的革命。
标准的课本阐释对“自发性”（也就是原初力）这个词有着某种恋物情结。它不仅坚持认为“列宁与自发性的关系是什么”才是关键问题，而且把列宁并不常用的这个词语当作引出宏大结论的焦点。迈尔则恋执于另一个词“变态”（razvrashchenie），试图以此重建课本阐释。他从自己所认定的这个词纯粹的性意味中得出了宏大结论，却对列宁在含有此词的各处文本中提出的实际论点毫无兴趣。任何真正研究文本本身的人都会得出结论：迈尔的“对工人的忧虑（第二版）”纯属无稽之谈。
三、《怎么办？》与孟什维克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用罗恩·苏尼的话说就是：“非常清楚的是，在关键的1903—1905年间，孟什维克以强劲而令人信服的声音塑造了〔……〕《怎么办？》在西方的学术意义和大众意义。”
在《还原列宁》中，笔者对1904年孟什维克论战与修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当不同的看法。《怎么办？》的课本阐释并非产生于孟什维克的论战；恰恰相反，是学者们将课本阐释强加在孟什维克论战之上，结果是对后者的彻底误读。课本阐释声称，《怎么办？》从根本上导致了1903—1904年的党内分裂。历史学家一开始便假定，孟什维克对《怎么办？》中的异端邪说大为惊骇。与此同时，课本阐释也告诉他们关于列宁论点所需了解的一切，足以让他们推断出孟什维克的观点，几乎不必引证原始文本。
要把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裂的真正性质，就必须澄清这一点。本节将回顾通行说法在事实上所面临的困难。第四节则将考察孟什维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若干真正区别。
课本阐释声称，列宁赞同知识阶层对党的主导。那么，孟什维克就必然敌视布尔什维克对知识分子的颂扬。但笔者列举的证据表明，1904—1905年间发起抨击知识分子领导作用的是布尔什维克，而为此辩护的恰恰是阿克雪里罗得、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等孟什维克的发言人和辩护人。36
课本阐释声称，列宁在原则上反对党内民主。那么，孟什维克就必然在为“民主制度”辩护。但笔者列举的恰恰是孟什维克谴责“民主制度”（即在不恰当情形下援引民主原则）的声明，以及布尔什维克捍卫党内民主的声明。37
课本阐释声称，列宁对“职业革命家”念念不忘。那么，孟什维克就必然谴责职业革命家。但笔者列举的恰恰是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等孟什维克对职业革命家的认可。诚然，孟什维克并不想把党局限于职业革命家，但话说回来，布尔什维克也不想这样做。职业革命家是那个时代所有地下党派的共同典型，在各党中发挥着同等的作用。38
课本阐释声称，《怎么办？》是苏联暴政的蓝图。那么，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攻击就必然是对苏联暴政的预言式抗议。但笔者列举的证据表明，阿克雪里罗得等孟什维克攻击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后者只专注于实现政治自由，而非灌输明确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
课本阐释声称，《怎么办？》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奠基文本。那么，孟什维克就必然从一开始就把论战矛头对准了《怎么办？》及其异端邪说。但笔者列举的材料显示，《怎么办？》在孟什维克论战中的作用既有限又含混。
1903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经济派”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和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攻击了《怎么办？》中骇俗的言论，这是他们抨击整个《火星报》集团的一环。课本阐释确实得益于这种批评。39当时，无论出于信念还是出于维护《火星报》团结，未来的孟什维克领导人都为列宁和他的书辩护。虽然他们很快就对列宁发起了人身攻击，却不愿收回对《怎么办？》的辩护。第九节给出了托洛茨基起草的孟什维克宣言《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的若干段落。在这些引文中，托洛茨基将《怎么办？》视为阿克雪里罗得1900—1903年间观点的表述，尽管粗糙，但仍可接受。按照孟什维克领导人的说法，列宁在1903—1904年的问题在于，他拒绝转向运动当前阶段的新任务。
第二次代表大会整整一年后，即1904年8月，普列汉诺夫才痛下决心：他强烈谴责了《怎么办？》在意识形态上的异端，并（苍白地）为自己先前的辩护开脱。经普列汉诺夫介入，《怎么办？》确实成了孟什维克论战方的常规着力点。然而，据笔者所知，1904年孟什维主义最著名的发言人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从未攻击过《怎么办？》，也从未将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归结于任何意识形态异端。事实上，他在1904年初发表于《火星报》的奠基性文章中，明确认可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40
学者们对党的分裂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伯拉罕·阿舍尔对罗恩·苏尼所谓“阿克雪里罗得精神”的描述。阿舍尔的《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与孟什维主义的发展》（1972年）是所有语种中唯一一部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著述的学术研究。苏尼沿袭阿舍尔的说法，称阿克雪里罗得“把列宁说成以知识分子的党取代工人运动”，并将派别分裂描绘为“党内（暗示也包括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与独裁之间的鏖战”。苏尼所说阿克雪里罗得的重要性不假，但关于其实际观点则完全错了。
这项争端有一份极为相关的文件。苏尼提到，1904年夏天阿克雪里罗得致考茨基的一封信描述了派别分裂的情况。考茨基回信说，他仍看不出任何实质性分歧，认为党的分裂想必出于“误解”。阿克雪里罗得遂写了第二封信，以纠正考茨基对争端的理解。随后，他在《火星报》上公开了这封信，1906年又重新发表。41可以说，致考茨基的第二封信是阿克雪里罗得就党的分裂问题深思熟虑后的权威表态。
没错（阿克雪里罗得对考茨基说），就支持列宁的大多数俄国党工作者而言，分裂是误解造成的。列宁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以组织问题向我们孟什维克叫板，不过是因为他知道在更实质性的问题上捞不到什么好处。并不是说列宁真有什么“组织计划”或什么组织才能。不，列宁的独特之处仅仅在于：蛊惑人心时彻底肆无忌惮。“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准确地利用我们运动的弱点的人，特别是利用我们党工作者的无助感。事实上，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列宁就在系统地利用这一点。”
列宁在其“代办”和“爪牙”的帮助和怂恿下，用关于“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作为一种价值的〕集中制”的“陈词滥调”，企图成为党内多数人的“偶像”，并加剧“他们头脑中的混乱”。这些党工作者似乎无法理解，我们的党仍然过于原始，实行不了真正的集中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少数派的任务就是不断向当地活动家指明这一点。但“列宁之流”的扰乱方法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和正面阐释有计划的抹黑”，正在把党推向毁灭。
亲爱的考茨基，您难以体会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为在西方，党内冲突通常涉及纲领和策略方面的真正分歧。我们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只是“组织恋物癖”，也就是软弱的党工作者可怜的白日梦。其实际结果也无法与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相比拟，后者虽有种种问题，毕竟是真正的革命者。不，俄国党工作者的梦想不过是对沙皇官僚机关有气无力的拙劣模仿。
以上便是阿克雪里罗得对党内分歧的解释。他告诉考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不过是原始国家中的原始政党暴露出的原始问题。列宁是个肆无忌惮的无名小卒，仅此而已；他在侨民中的崇拜者是“代办”和“爪牙”；他在俄国的崇拜者是头脑简单的党工作者，受心理情结困扰，无法领会孟什维克发言人的智慧。42阿克雪里罗得丝毫没有暗示，分裂源于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性分歧，也没有暗示这些分歧根植于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异端。
阿舍尔向读者描述这份关键文件时，却几乎将它完全颠倒：他称这封信强调了意识形态差异，没有对列宁的人身攻击，并把布尔什维主义比作雅各宾主义，等等。43对阿舍尔的整套解释（即“阿克雪里罗得精神”）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由于没有遇到对手，这套解释便产生了影响力。阿舍尔受制于《怎么办？》课本阐释，视之为苏联暴政的终极根源，因而无法理解自己读到的内容。如此一来，列宁的对手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就只能是在反对《怎么办？》所预示的苏联暴政了。44
课本阐释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际解释之间存在鸿沟，马尔托夫1917年后的著作为此提供了又一个雄辩的例证。1917—1918年，马尔托夫撰写了一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其中把《怎么办？》放回其时其地的背景来谈。然而，他1919年完成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一书甚至没有提到《怎么办？》。事实上，马尔托夫对“世界布尔什维主义”起源的解释完全没有涉及战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他所呈现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是急躁的活动家的产物：他们因战争危机而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断绝了联系，受战时心理摧残，转而诉诸“无政府主义－雅各宾主义”式的原初力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顾忌防止彻底放任对这些原初力激情的蛊惑利用。45
课本阐释认为，《怎么办？》是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终极根源。尽管马尔托夫对《怎么办？》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在世的任何人，他解释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时，这一文本却如同福尔摩斯故事里那条没有叫的狗，其缺席本身便雄辩地说明了问题。对马尔托夫而言，《怎么办？》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上的一个脚注，在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欧洲后果时不起任何作用。
四、布尔什维主义的独特性
1901年底，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责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敌对派别对工人运动的原初力过于宽容放纵。在他看来，除非党“直接指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以此将其转化为革命的阶级斗争”，否则工人运动就会误入歧途。当然，工人不需要社会民主党也能开展经济斗争。然而，若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这场斗争就带有原初的特征。工人往往只意识到自己短期的和特殊的利益，其行为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相悖。工人自己要求延长工作时间、不遵守工厂法的情况，过去有，现在也仍然有。他们过去把沸腾的怒火宣泄到犹太人、外国人或其他什么人头上，现在依然如此。社会民主党把这场斗争的指导握在自己手中，大大扩展了斗争的范围，最重要的是，为斗争带来了光明和意识。46
1902年，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先锋主义信条。他告诉工人，敌人，即专制政府和剥削阶级的精英，拥有工人所不具备的经验、知识和组织。个别工人当然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创立必要的社会主义科学。幸运的是，“投身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本身就出自无产阶级的队伍，与无产阶级骨肉相连（flesh of its flesh），利用本世纪的知识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成功地创立了社会主义科学”。只有社会民主党体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科学，“只有这个党才能开创和指导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只有这个党才能在当前的革命时刻指导无产阶级”。47
是谁表达了这种对工人的忧虑、这种对工人斗争自发发展的焦虑？是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48，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主要论战对手，后来又是一位激烈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利奥波德·海姆森对马尔丁诺夫1901—1902年间观点的描述是：“〔他认为〕工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不是让外部的政治行动者向他们发号施令。”49这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为何如此歪曲马尔丁诺夫的观点？原因与亚伯拉罕·阿舍尔歪曲阿克雪里罗得如出一辙：海姆森同样受制于《怎么办？》的课本阐释。根据课本阐释，列宁主张政治目标必须由外部的政治行动者向工人下达。马尔丁诺夫是列宁的论敌之一，批判过《怎么办？》。因此，他必然赞成让工人按自身的“自发”方式行事。
课本阐释就这样在列宁与其“经济派”论敌马尔丁诺夫之间制造出一种大有问题的对比。笔者的两位批评者艾伦·尚德罗和保罗·勒布朗提炼列宁的核心主张时，并未完全摆脱这一框架。
艾伦·尚德罗认为：
承担〔霸权争夺斗争中的领导重任〕，就是采取一种复杂的政治立场：通过诊断和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自发形成，维持工人的自发斗争，并培育斗争过程中萌生的社会主义自觉性的雏形。
保罗·勒布朗则认为：
严肃运用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分析，在其指导下建立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投身高度自觉的、反对一切形式压迫的斗争：这不能指望轻易或自发地产生。它必须靠革命社会主义者最持久、最认真、最坚定的努力才能缔造。工人阶级不会自动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但一个严肃的革命工人政党可以帮助工人发展为这样的力量。50
笔者接受这些表述，它们准确概括了列宁观点的重要方面。现在让我们追问：列宁树为典型“经济派”的马尔丁诺夫，会不同意上述观点吗？完全不会。海姆森笔下的马尔丁诺夫自然会不同意，因为在海姆森的描述中，马尔丁诺夫想让工人自行其是，否认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任何必要性；海姆森所描述的马尔丁诺夫没有理由担心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但马尔丁诺夫本人的马尔丁诺夫肯定会赞同勒布朗和尚德罗的表述；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样坚持的。既然列宁与他最不可调和的论敌在这些基本观点上不谋而合，笔者的结论便是：这些观点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广泛共识，并不能告诉我们列宁或布尔什维主义的独特之处。
尚德罗不同意，他特别指出列宁所谓“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与自发性战斗”。51尚德罗评论道：“爱尔福特主义叙事的逻辑足以延伸至容纳列宁对‘经济派’将自觉性从属于自发性之做法的大量论战，但无法涵盖这一关键命题。李赫承认了这一困难，这要归功于他学术上的诚实。”
笔者的真正论点有所不同。“关于这些骇俗的言论，最重要的一点是：列宁的目的并非提出某个大胆的新命题，而是指控对手拒绝某种普遍接受的常识，好让他们显得极为边缘。”52
列宁关于战斗和脱离的说法果真与爱尔福特主义相抵触吗？列宁当然不这样认为。他立即援引“德国的例子”来说明与自发性战斗的观点。拉萨尔进行了“与自发性的殊死搏斗”，成效卓著。如今，社民党仍在与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如天主教和君主制工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作“不懈的斗争”。53列宁此处“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式的论证风格极为典型。他对1848年后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了如指掌。对马尔丁诺夫和列宁来说，俄国知识分子的一项核心职责就是让俄国工人了解欧洲工人的成就。
考茨基的提法对列宁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提法让列宁看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历史可以看作对《共产党宣言》的确认。然而，据尚德罗说，考茨基本人并未觉得有必要“与自发性战斗”：
从外部将自觉性引入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就爱尔福特主义叙事而言，意味着让工人意识到其实践中已经隐含的运动目标和方向。既然自发的运动与对它的自觉意识（即实践与理论）是一致且和谐的，那么二者之间既无战斗的必要，也无战斗的理论空间。这确实就是考茨基那段著名话语（列宁在《怎么办？》中讨论自觉性与自发性时引用的那段话）的含义。
在最高的抽象层次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声称他们的使命是让工人意识到其实践中已经隐含的目标。考茨基和列宁无疑也这样认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茨基在相关意义上没有“与自发性战斗”，即大力警告并批判工人运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倾向。考茨基系统地论及了一系列此类现象：从农村新工人的不断涌入到工人贵族的形成，从纯粹工联主义（Nur-Gewerkschaftlerei）（主张将工人活动限制在工会范围内的原则）到暴力无政府主义。
在《怎么办？》第一章中，列宁（并非首次）呼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俄国运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政治自由完全缺失，如何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如何实现必要的政治自由？如何让其他阶级视工人为民主斗争的领导者？换言之：如何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实现基本的爱尔福特主义目标？
尚德罗指出，关键突破在于《怎么办？》的第一章。他认为创造性与爱尔福特主义不可兼容。倘若列宁不满足于“正统的严苛条框”或“既有的爱尔福特主义标准”，倘若他对“阶级斗争自发运动中意想不到的创举和多样性”持开放态度，那他由此便超越了爱尔福特主义。笔者认为这对爱尔福特主义的定义过于狭隘。无论如何，正如我们将在第八节看到的，列宁特别赞扬考茨基1899—1909年间的著作，正是因为考茨基对新发展的创造性开放，尤其是他对俄国工人斗争中涌现的创举的赞赏。
在保罗·勒布朗看来，列宁在《怎么办？》中的核心主张是，自觉的革命斗争“不能指望轻易或自发地产生”，而只能靠长期艰苦的努力达到。列宁当然对此深信不疑，但他并非唯一持此信念的人。正如勒布朗所说：“列宁是《火星报》一派领导人中少数准备把这一取向的含义贯彻到底的人。”54如前所述，列宁不仅与《火星报》编辑同仁共享这一取向，也与马尔丁诺夫等“经济派”乃至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共享。但据勒布朗说，孟什维克未能贯彻这一观点的实际含义，也就是说，他们忘记了工人阶级不会自动或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唯有社会主义者坚持不懈的认真努力方能使之成为这种力量。
孟什维克并未忘记这些真理；事实上，他们将这些真理置于批判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心。孟什维克领导人尤利·马尔托夫对事件的典型分析是这样的：没错，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在工人中更受欢迎，但那是因为许多工人落后：他们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因经济拮据而士气低落，如此等等。布尔什维克经不住诱惑，煽动性地迎合工人的错误观念。对此，我们必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向工人阶级灌输正确阶级意识上。
1907年，马尔托夫与其他主要孟什维克（包括马尔丁诺夫）撰写了一份简短的“策略纲领”，这是孟什维克推理方式极有启示意义的样本。55这份纲领虽未提及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对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批判（即对城市民主阶级过于不信任，对农民民主阶级则怀疑不足）。纲领认为，工人自身就持有这些错误的策略观点，因而尚未准备好承担领导俄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言下之意是，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反映了工人的错误观念。
这份纲领提出问题的方式，恰恰是艾伦·尚德罗所希望看到的：
无产阶级只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挺身而出，意识到自己在相互冲突的各阶级之间的地位，意识到自己的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以及通往这些目标的道路，也就是说，只有奉行独立的阶级政策、不服从其他阶级的领导，才能发挥〔领导俄国革命的〕作用。56
不幸的是（纲领接着说），无产阶级并未摆脱“其他阶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偏离自身阶级利益所决定的道路”（这与列宁在《怎么办？》中使用时显得如此惊人的措辞如出一辙）。1905年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未能得到城市民主阶级的支持，对此反应过激，怀着敌意，倾向于低估这些阶级的进步历史作用。加之相当一部分俄国无产阶级仍与村庄保持联系，工人受到了农民暴力和乌托邦思想的浸染。社会革命党的宣传还在工人中间令人不安地持续渗透，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根据这份纲领，来自工人所处社会环境的自发的或是原初的影响，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先进的、先锋的分子（即那些具备足够社会主义自觉性、能把握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人）的充分抵抗。57因此，当务之急是将这些分子凝聚起来，使他们能够共同完成领导群众运动的任务。唯其如此，他们才能抵制独立于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斗争的“自发”出现。
孟什维克的论证听起来应该非常耳熟。它表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坚定的爱尔福特派，但孟什维克对实际发展通常持怀疑态度，布尔什维克则通常持乐观态度。58俄国历史学家N·A·卡扎罗娃最近如此概括马尔托夫的经历：“他深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没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基础，所以他的目标是奠定这样的基础，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发展无产阶级的自我活动和阶级自觉性。”59
笔者与艾伦·尚德罗和保罗·勒布朗之间的分歧，与本文所处理的其他问题不在同一层面。他们两位各自捕捉到了列宁的某些真实而重要的特质。然而，他们一旦宣称已经确定了列宁的独特之处，或者声称列宁超越了爱尔福特派的共识，或者声称列宁记住了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所忘记的东西，就扭曲了历史视角。
爱尔福特主义这样的基础性理念需要应用于经验现实，而如何看待具体事实，则可能产生合理的分歧。对于事实意味着什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典型的乐观派。随意截取一段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论战，你就会听到布尔什维克斥责对手缺乏信心（nedoverie）。60反之，他们的对手则通常强调耐心提升自觉性的必要以及受其他阶级意识形态感染的危险。
五、列宁真的放弃或疏远了《怎么办？》中的观点吗？
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散见于《还原列宁》各处。61阅读了批评者的意见后，笔者意识到有必要更直接地处理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列宁对1905年事件的反应（第七节将讨论此点）。罗伯特·迈尔、罗恩·苏尼、克里斯·哈曼与约翰·莫利纽克斯以及保罗·勒布朗的解释，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1907年，列宁在题为《十二年来》的著作集中再版了《怎么办？》。他在这一版的序言中就《怎么办？》的观点做了几点陈述，笔者将其转述如下：
我在《怎么办？》那段有争议的文字中究竟想表达什么？只要读者领会了整本书的论点和精神，答案便一目了然。正确理解这些文字，就会发现它们只是重申了社会民主主义公认的原则。事实上，这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的基本思想并无二致：“社会民主党应该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党……指导阶级斗争的一切表现……并向无产阶级阐明我们面对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完成它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必须承认，《怎么办？》实际给出的表述确实笨拙，未能特别清晰地阐明这一点。但即便如此，对细微措辞吹毛求疵、引出荒唐结论乃至凭空虚构并不存在的分歧，这种做法很难提升党内争论的水平。即使那些领会了我的意思的人也应该记得，我是在专门回应“经济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正统观念的挑战。我在别处的一贯做法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整体观念做全面的纲领式阐述，但这里绝非如此：我只是强调了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中适合手头任务的那一面。62
列宁还用“弯了的棍子”的意象来表达最后这一点，即回应特定挑战。这个意象出现在一连串论战的起点和终点。要正确解读批评者所援引的几份文件，就必须将它们放回这一论战链条的恰当位置。之所以应当注意下列各篇声明的日期，是因为有一种神话宣称1905年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怎么办？》的观点，而且列宁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
1903年8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报》编辑部一致为列宁的著作辩护，反驳“经济派”的批评。普列汉诺夫特别指出，这本书的矛头指向那些（据称）否认社会民主党领导必要性的“经济派”。对此（普列汉诺夫接着说），列宁正确地强调了领导的必要性。列宁也用“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比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经济派把棍子掰弯了，我们应该把它掰直回来，以使“我们的棍子永远是最直的，随时可以投入行动”。63因此，“把弯了的棍子掰直”这一意象并非为回应1905年的事件或孟什维克批评者而创造的，它本来就是《火星报》全面反驳“经济派”批评的一部分。
党内裂痕出现后的整整一年里，《怎么办？》在党内争论中的地位微乎其微。64终于在1904年7—8月，普列汉诺夫（此时已站在孟什维克一边）调转枪口，以长文攻击《怎么办？》，指责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本小册子恰恰是靠书中最薄弱的部分才受到党工作者的欢迎（普列汉诺夫显然鄙视这些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的表述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而产生（约翰·莫利纽克斯等作者后来沿用了这一观点）。他把列宁的异端与考茨基的正统做了鲜明的对比。普列汉诺夫绝口不提自己当初也曾提出类似观点为列宁辩护，却拿列宁“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比喻来证明列宁已经部分收回了自己的说法：“就是列宁自己……也承认在与经济派的论战中做得太过，‘把棍子弯向了另一边’（普列汉诺夫所加的强调）。”65这里的关键在于“做得太过”（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原话的解读）与列宁实际强调的尽可能把棍子掰直之间的对比。
1904年秋，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作者米哈伊尔·奥尔明斯基评论了普列汉诺夫那些言过其实的说辞，嘲讽他竟然当真以为列宁认为知识分子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工人运动（“人们不得不怀疑，列宁同志怎么会不了解世界上其他人都知道的事情”）。奥尔明斯基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大会上为《怎么办？》辩护时曾说过，书中的思想虽然正确，表述却不太令人满意。66在同一时期的另一本小册子中，奥尔明斯基解释了为什么列宁在《怎么办？》中没有全面说明原初力的作用。列宁和其他《火星报》作者写作时，工人群众比许多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更早认识到反沙皇政治行动的必要。因此，不应把《怎么办？》看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完整教义问答，也不应看成对其作者全部意见的充分表述”。67
1905年初，一个地方的孟什维克委员会发表了一篇攻击列宁的文章，大量依赖普列汉诺夫的那篇檄文。列宁和副手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借此直接回击普列汉诺夫。文章由沃罗夫斯基起草，经列宁修改补充。这篇文章把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描绘斥为纯粹出于派系目的的蛊惑性丑化。面对普列汉诺夫拆分列宁与考茨基的企图，沃罗夫斯基评论道，所谓的“列宁主义异端”不过是对“社会主义主要理论家”（这一措辞意在把考茨基包括进来）、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复述。为支持这一论断，沃罗夫斯基搬出了《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中的段落。列宁在《怎么办？》中论证的精髓、核心，就是结合公式，即“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火星报》编辑部全体在创刊号的联合声明中就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68
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把社会主义思想看成脱离工人实践的东西。沃罗夫斯基回应说，根本没有必要去论证显而易见的道理（括号内的材料由列宁亲自添加）：“如果列宁要在一部讨论‘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69的著作中，去论证思想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进而与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那岂不是太可笑了。”列宁又补充了一句，说他不过是直白地提醒“经济派”，“社会主义者有责任从外部带来〔社会主义〕意识”。70
1905年4月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代表米·格·茨哈卡亚称赞了《怎么办？》，但又补充道：“当然，他也会犯错误，也会有不确切或不成功的提法，他自己毫无疑问现在能够更好地论证和表述《怎么办？》中的那些观点。”（这番话是当着列宁的面说的。）71
1905年初，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诺伊·饶尔丹尼亚发表了一篇攻击《怎么办？》的文章。72饶尔丹尼亚的批判显然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换言之，他是把“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理解成了“做得太过”。
同为格鲁吉亚人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党工作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写了一篇长文回应饶尔丹尼亚。73斯大林为列宁辩护的方式是将列宁的提法与考茨基及《爱尔福特纲领》中的结合公式紧密联系起来（尽管他也赞许地引用了《怎么办？》中列宁所引的考茨基段落，但并未专门将列宁的提法与那段考茨基文字联系起来）。（想到勤勉的苏联读者在1940年代从斯大林那里了解到考茨基竟是何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不免令人莞尔。）斯大林大量运用了一个见于考茨基而不见于列宁的论点，即没有社会民主党，工人“迟早”也会走向社会主义，只是期间要经历许多本可避免的挫折与错误。据斯大林所说，普列汉诺夫1904年的文章是孟什维克绝望搜寻的产物：他们想找到实质性分歧来为自己夺取《火星报》编辑部的行为正名。“他们找了又找，终于在列宁书中找到一段话，一旦断章取义、孤立解读，确实可以大做文章。”74但是（斯大林接着说），只要看看列宁的实际立场就会发现，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并不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列宁。而且不仅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都并不反对列宁的观点。”
斯大林列举了一些关于列宁立场的“谎言”。那么真相是什么？列宁并没有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带给工人。“为什么你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难道你们不知道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先进工人比知识分子更多吗？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难道就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工人运动吗？”75列宁无意把党员身份限制在职业革命家或〔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委员范围内，无意断言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工人运动而产生，无意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提出的党员定义并不妨碍工人入党（斯大林不无得意地就此引用了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话）。76
斯大林对列宁立场的描述是否准确，尚可讨论（笔者认为大致是准确的）。但斯大林的文章表明，像他这样极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按照课本阐释来阅读《怎么办？》的。771905年10月，列宁主办的党报《无产阶级报》讨论了刊载斯大林文章的那份格鲁吉亚党报。列宁亲自撰写了长达整页的段落，评论斯大林的第二篇文章。他称赞这篇文章“对‘从外面带来意识’这一臭名昭著的问题做了出色的阐述”。随后他总结了斯大林的论点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向无产阶级宣扬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会遇到什么？它会遇到〔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本能冲动（vlechenie）。”78换言之，在1905年10月那场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期间，列宁明确支持了《怎么办？》中“从外面带来意识”的论点。
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起点：1907年《怎么办？》的再版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列宁颇为恼火地提到孟什维克把他“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说法曲解为承认错误。恰恰相反，“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怎么办？》是以论战手法纠正‘经济主义’。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任务。脱离这一任务来考察其中的内容，是错误的做法。”79
对这一论战链条有几点评论。承认《怎么办？》片面因而不完整，并不等于承认列宁在整个《火星报》时期的观念也同样片面。列宁撰写了各种主题的文章，展现了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的不同方面，还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制定。事实上，这场论战的所有参与者都忽略了一点：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有一节专门批判那些对群众运动感到绝望的个别恐怖分子；正是在这些篇幅不大却重要的段落中，可以找到社会民主主义结合的另一面。8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卡尔·考茨基在这场论战中充当了所有人意识形态上的金标准：列宁、普列汉诺夫、奥尔明斯基、沃罗夫斯基、饶尔丹尼亚、斯大林，乃至托洛茨基（如后一节所示）。布尔什维克把列宁和考茨基拉到一起，孟什维克则把他们拆开。（特别强调考茨基的结合公式，这或许是布尔什维克论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直到最近，笔者才意识到围绕这整个问题的一个混乱根源。英文版《列宁全集》没有把列宁谈《怎么办？》时所用的“把弯了的棍子掰直”按字面译出。列宁1903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这样译的：
我们都知道，“经济派”已经走到一个极端。要把事情摆正，就得有人朝另一边使劲，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将始终坚决地摆正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扭歪的一切，因此我们的行动路线将永远是最直的、最适于行动的。8182
鉴于“把弯了的棍子掰直”这一比喻恶名在外，标准译本遮蔽了它的存在实属遗憾。不过，这个译本确实准确传达了列宁发言的要旨。列宁的口号并非“把棍子掰弯”，而是“摆正被扭歪的一切”。
由此可见，对“把弯了的棍子掰直”这一说法有两种解释。按孟什维克的说法，列宁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并为此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正当批评。许多年后，托洛茨基也提出了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解释，认为按照列宁的说法：
革命意识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带入无产阶级的……《怎么办？》的作者自己后来也承认了其理论的片面性，因而也就是不正确性……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决裂后，站出来对《怎么办？》发表了迟来却更为严厉的批判。83
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作者，如利布曼、克利夫和莫利纽克斯，至今仍忠于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解读。
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仅包括列宁本人，说来也怪，还包括第二次大会上的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论点是把被“经济派”弄弯的棍子掰直了。因此，列宁承认的不是自己观点的不正确，而仅仅是论述的不完整：他的论述不是、也不打算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的完整“教义问答”。《怎么办？》中的说法并未提出什么新“理论”，而是直白地重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条基本的公认原则。普列汉诺夫的歪曲纯属出于派性的吹毛求疵。列宁笨拙的措辞固然引发了荒唐的误解，但这只是应当道歉和遗憾的事，而非为把要点讲透而系统性夸大的结果。84
总的来说，笔者的论述支持布尔什维克对“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解释，也支持他们对骇俗的言论的定位。当然，《怎么办？》除了这些骇俗的言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论点。（事实上，那些段落是最后关头才加上的。）与所谓列宁在1905年疏远《怎么办？》的神话相反，他实际上在血腥星期日（1905年1月9日）之后相当频繁地肯定《怎么办？》中的其他具体论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祖巴托夫范例：列宁多次提及《怎么办？》对这一问题的讨论；85
以自豪的口吻指出《怎么办？》已经讨论过武装起义的问题；86
列宁（不露痕迹地）自引了《怎么办？》中的说法“没有人，而人又很多”（《列宁全集》第6卷，第122页）〔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里列宁的说法是“人才很多又很缺”（《列宁全集》第9卷，第287页）〕；87
重申了此前关于地下条件下不可能实行选举原则的论断；88
重申了《怎么办？》中呼吁建立从十分宽泛到高度秘密的各类组织的主张，并明确将之与自己在党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党员定义联系起来；89
坚持认为，让工人加入地方委员会的要求反映了自己一贯的立场（见第七节）；
最后，除了1905年的这些评论外，列宁在1907年著作集序言中坚持认为，《怎么办？》并未“夸大”革命为业者的作用。相反，《怎么办？》是针对那些就是不明白〔实际情况〕的人坚持一条必然的真理。这种完成组织任务的“正确方式”如今已为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实际上是所有地下党派）所接受。90
正如罗伯特·迈尔和笔者各自以文献所证明的，91此后《怎么办？》多少被遗忘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列宁去世之后。这一事实与笔者刚才所描述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完全吻合。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1905年之后谁还有理由去读《怎么办？》呢？这本小册子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也没有提出任何在布尔什维克教科书（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找不到的观点。它复述这些基本的公认原则时诚然有些笨拙，书中实践层面的论点也已相当过时。何必还要去论证党报是建立尚不存在的党中央机关的好办法？《怎么办？》在当时是一本好书，但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把一些基本的社会民主主义真理运用于特定形势，而现在的任务是将这些真理和其他真理运用于当前的问题。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对《怎么办？》的看法：既非令人尴尬之物，也非创始文件。
六、列宁真有一套“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领导理论吗？
每一位论战者都是瞄准对手说话的。
同样，每一位政治领袖在特定时刻倡导特定政策时，所用论据只会凸显该政策的优势。如果有人想了解某位论战者或政治领袖的世界观，却把某一次论战或政策鼓吹视为其实际观点的充分表达，那是不明智的。正确的做法是考察其全部著作或全部领导活动。
这些都是历史阐释中非常基本的规则。对于违反这些通则的做法，理应提出强烈的抗议。但这种抗议无须也不应建立在所谓列宁独有的“把弯了的棍子掰直”方法之上。在这方面，列宁的论战和政策倡导并无特殊之处。笔者在第五节已经表明，列宁用“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比方，说的是阐释中最基本的公正。他想表达的是：写《怎么办？》时，笔者是在掰直特定对手弄弯的棍子，笔者倡导的是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特定政策，任何负责任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这种情况下，不参考更大范围的证据就推断出一整套世界观，既不准确也不公平。
托尼·克利夫和约翰·莫利纽克斯等作者赞同普列汉诺夫对“把弯了的棍子掰直”这一比喻的解读：列宁承认自己做得太过。他夸大了自己的观点，采取了极端立场，执着于一个方面而不顾其余：
事后，〔列宁〕会说：“我们矫枉过正了，把棍子弯过头了。”他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的做法有误。为了打赢当日的主要战役，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他总是把当下的任务说得清清楚楚，用最朴素、最沉重、最专一的锤击式口吻反复重申ad infinitum〔无休止地〕。之后，他便着手恢复平衡，先把棍子掰直，再向另一个方向弯过去。92
莫利纽克斯还告诉我们，列宁这种所谓的做法是件好事，是革命政党领导人必要且有效的工具。不夸大其词、不紧抓一点不放，就无法克服普通党员的惰性。弯棍子、做得太过，就像谚语里的“敲驴脑袋”：你首先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一旦把积极分子推向一端，他们难免做得太过，于是又必须从另一个方向夸大和偏重，把他们拉回来。
克利夫说，这正是列宁的做法。在《还原列宁》中，笔者回顾了克利夫对1895年至1905年间列宁的描述，93指出他笔下作为领导人的列宁形象颇不光彩。2008年“马克思主义”大会上，约翰·莫利纽克斯对听众说，笔者之所以反对克利夫的描绘，是因为它表明列宁改变过想法，并照例提醒笔者说，因形势所需而改变想法并没有什么错。
这一误解迫使笔者更详细地说明克利夫笔下列宁形象的缺陷。一年一年地追踪克利夫笔下的列宁，我们发现他在根本问题上来回摇摆、反复无常。早在1895年，这个列宁就在宣传“阶级意识，包括政治意识，从经济斗争中自动发展”。94到了1899年：
正是担心1899年下半年兴起的俄国“经济主义”和德国修正主义会危及运动，列宁才再度掰弄棍子，从自发的、日复一日的、零散的经济斗争转向组织全国性的政党。95
然而同在1899年末，列宁“与他后来在《怎么办？》中关于自发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意识之关系的说法产生了尖锐的矛盾”。96到了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把棍子直接弯到机械地夸大组织”的地步。然而，这一做法“在实际操作中相当有效……当下的必要之举是至少在群众中有政治意识的那部分人中间激起对政治行动的热情”。列宁把一两年前的观点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克利夫不得不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教：“许多经济斗争确实会引发政治斗争。”97
但在那个当口，棍子真的需要这样掰弄吗？群众真的缺乏政治行动的热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克利夫自己告诉我们：“列宁在《怎么办？》中猛烈抨击的‘经济主义’在这本小册子问世之时已然式微，实际上早已寿终正寝……1901—1903年间，在政治上积极反对沙皇制度的主要就是工人。”98到了1905年，“列宁唱的是完全不同的调子……不幸的列宁不得不说服自己的追随者反对《怎么办？》的路线……现在，列宁的措辞与《怎么办？》中的表述截然相反。”99
这种对列宁的描述，主要问题在于不准确。列宁并没有持有这些极端立场，当然也没有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列宁在任何时候都清楚，经济斗争往往会带来政治斗争，在俄国尤其如此。列宁在任何时候都赋予社会民主主义带来组织与洞察的关键作用。克利夫的错误与许多学院派史学家如出一辙：只盯住列宁的某一句话，懒得查看上下文中的论述，更不用说通读全文了。这种做法用在列宁等信奉爱尔福特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上尤其成问题，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打一场两线论战，既反对那些把希望寄托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上的人，也反对那些把希望寄托在脱离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运动上的人。
为便于讨论，不妨假设克利夫的描绘是准确的。即便如此，克利夫笔下的列宁也令人难以恭维，理由如下：
掰棍子的人似乎有两种：一种是操纵者（有意夸大以引起活动家的注意），一种是自欺者（真心实意地从一个“操作上有效”的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笔者不确定哪一种更不堪。无论如何，克利夫笔下的列宁属于自欺者。
连克利夫自己也承认，列宁采取的各种立场都不正确。阶级意识不会从经济斗争中“自动”发展。机械地夸大组织的作用，这种立场站不住脚。排斥工人进入地方委员会，这种政策也无法辩护。事实上，这些立场不只是不正确，而是既极端又相当愚蠢。
正如克利夫准确指出的，1900至1903年间工人的迅速政治化是俄国政治的关键性发展。《还原列宁》也证明，1901年论战的各方都把工人运动这一新阶段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克利夫却用工人需要政治化来为列宁1902年著作中的夸大辩护。照这么说，列宁竟如此不明就里，恰恰在不需要掰棍子的地方掰了棍子。
克利夫让我们原谅列宁所持立场的不足之处，理由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把棍子一下子掰过去”在“操作上”有好处。但他忽略了掰棍子在操作层面的诸多坏处。首先，如果列宁在《怎么办？》中的立场果真如克利夫所说那般极端，这就给他的派系对手提供了正当的话柄：列宁做得太过，对经济主义反应过度了。普列汉诺夫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列宁的掰棍子让自己的支持者头脑混乱、陷于守势。100
若克利夫的说法可信，列宁掰棍子在操作上还有另一个坏处：布尔什维克的党工作者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工人排斥在地方委员会之外。事实上，他们对这一政策如此执着，到了1905年春天连列宁都无法把棍子再掰回去。拜列宁所赐，1902至1905年间的布尔什维主义在组织方面客观上排斥工人。
1905年革命正酣之际，列宁不得不浪费宝贵时间，去清除自己此前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遗祸。
尽管克利夫笔下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呆板而不够聪明，但即使是这样的人，迟早也会把列宁的每一次新劝告当作又一次掰棍子，觉得没什么好激动的。掰棍术似乎注定收益递减。
笔者正是由此得出结论：过于频繁地诉诸“把弯了的棍子掰直”式的解释，“最终使列宁看起来像个相当无能且前后不一的领导人”。101克利夫笔下的列宁没有任何明确的主张，而他这样来回折腾追随者的习惯，即便不论其中的轻慢意味，在实际操作中也弊端多多。
列宁用掰棍子的比喻为《怎么办？》的理论公式辩护，认为这些公式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真理不完整但彻头彻尾主流的阐述。列宁认为自己有责任掰直别人弄弯的棍子，但他并不认为“做得太过”是领导工作中必要或值得称道的一部分。
七、“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怎么办？》与1905年革命
关于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与本派党工作者的关系，人们常常讲述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怎么办？》的课本阐释。不妨给它冠以一个贴切的标题：“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故事大意如下：
列宁的《怎么办？》于1902年出版，宣扬了对工人自发性的不信任和对党内民主的怀疑。这本书成功地（也许太成功了）将这些态度灌输给了地方布尔什维克。然而1905年工人的革命战斗性证明列宁的论点站不住脚。列宁本人倒是足够开明灵活，承认了这一点，其著述的基调也随之彻底改变。他破天荒地主张招募工人进入地方党委，并把党内民主扩大到切实可行的最大限度。
不幸的是，其他布尔什维克并不具备这种灵活性。地方布尔什维克党工作者仍然忠于《怎么办？》，因此在1905年与列宁殊死搏斗，援引《怎么办？》来反对偏离了航向的作者本人。列宁不得不与自己的党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斗争。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工人进入党的委员会而奋争，但未能如愿。1905年11月，列宁重新发起攻势，呼吁敞开党的大门。
这个故事一望可知预示了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与“庸人”和“党内官僚”的关系。两个故事里，伟大领袖都因党的中层干部迟钝、缺乏想象而沮丧，渴望越过保守因循的党工作者而与群众联合。那么坚持“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这一叙事的作者往往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塞尔·利布曼、托尼·克利夫、约翰·莫利纽克斯、克里斯·哈曼和保罗·勒布朗。笔者把活动家道统的作者算作课本阐释的支持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坚定信奉，尽管他们总体上拥护列宁。如果列宁在1902年对工人忧心到了那种地步，以至于只有1905年火山般的事件才说服他允许工人进入党的委员会；如果他把类似的忧虑如此彻底地灌输给了追随者，以至于他们到1905年还执意将工人拒于党的委员会之外，那列宁可真是忧心忡忡到家了！当然，活动家的叙述接着会告诉我们，伟大领袖列宁后来如何超越了这些局限，并且（颇为顺理成章而又不无反讽地）在1905年克服了自己的忧虑，尽管他的追随者仍在流露着自己的忧虑。
“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故事还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它与标准的反列宁学院派叙事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这两个故事里，列宁都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唯一缔造者，这一派的成员据说以《怎么办？》所宣扬的观点来界定自身。列宁的追随者（笔者差点说成列宁的衙役）完全不能独立思考，其观念的任何改变都只能仰仗“上面”（即第六节讨论过的“把弯了的棍子掰直”的方式）。
这个故事的要素在学院派学者那里也能找到。102例如利奥波德·海姆森就谈到了“列宁沉醉于自发的劳工运动”以及列宁对党的看法由此发生的“巨大改变”。笔者过去和现在的回答都是：列宁在1905年或许确实是醉了，但他此前也绝非清醒。103活动家派作者与海姆森等学院派史家之间的重叠并非巧合，因为活动家派讲述的故事直接取自学院派历史学家，而这些历史学家实际上强烈反对列宁主义。
这一认识纠正了笔者在《还原列宁》中的论述，因为笔者当时彻底误解了这个问题的学术史。托尼·克利夫自成一格的脚注标注法误导了笔者，让笔者以为他查过俄文原始资料，因此把他当作主要的对话者。现在笔者意识到他的论述并无独立价值。
本案事实如下。1963年，约翰·基普104出版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基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但对列宁本人怀有强烈敌意。1051967年，所罗门·施瓦茨出版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1905年时施瓦茨还是布尔什维克，但不久即转投孟什维克。他的著作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一部专著。
1973年，马塞尔·利布曼出版了《列宁治下的列宁主义》。利布曼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这个故事的真正创作者。由于无法获取俄语资料，利布曼很大程度上依赖基普和施瓦茨，尤其是在叙述第三次大会的戏剧性事件时。利布曼把他们的材料编织成一个故事，其对布尔什维克党工作者的敌意远甚于他的两个主要来源。在利布曼笔下，列宁在1905年全年都是布尔什维克派中一位孤立的智者。利布曼对布尔什维克党工作者的轻蔑态度与他对孟什维克活动家的赞赏形成了鲜明对比。利布曼罗列的佐证轶事和他引用的列宁语录构成了此后活动家道统叙事的基础。
1975年，托尼·克利夫出版了《列宁：缔造政党》。克利夫沿袭了利布曼的故事，同时也直接回溯到基普和施瓦茨。没错，是直接回溯。基普是这样描述第三次大会上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的（实际上毫无事实根据）：“他们援引《怎么办？》强调，在接纳工人进入〔党的〕委员会的问题上要‘极其谨慎’，并且谴责‘同民主制度虚与委蛇’的行径。”到了克利夫那里变成了：“他们援引《怎么办？》强调，在接纳工人进入〔党的〕委员会的问题上要‘极其谨慎’，并且谴责‘同民主制度虚与委蛇’的行径。”106没有脚注，没有出处。克利夫用好几页的篇幅描述第三次大会的辩论，其间大量摘录，均以脚注注明了俄文原始资料。整个章节几乎是逐字逐句从所罗门·施瓦茨那里搬来的。107
任何人只要翻看克利夫传记中相关章节的脚注，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克利夫查阅过1920年代许多冷僻的俄语资料之类的文献。这些出处中只要有一条不是转引自二手文献，笔者个人都会感到惊讶。笔者无意把或许并不适用的学术标准强加于克利夫。然而必须认识到，活动家叙事，特别是关于第三次大会的部分，源自约翰·基普和所罗门·施瓦茨实则严重失真的解读。
约翰·莫利纽克斯、克里斯·哈曼和保罗·勒布朗，正如他们对本讨论会的投稿及其他地方的论述所表明的，也坚定地支持“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叙事。108笔者给本已很长的书增加了第九章，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该章记录了布尔什维克对《怎么办？》的实际解读，并指出了克利夫及其他活动家派作者在第三次大会问题上的错误。个中原因笔者只能猜测：笔者的批评者中竟无一人承认这些论证的存在，更遑论回应。因此笔者必须再次尽可能有力地讨论这个问题。
1905年真的从根本上调转了列宁著述的基调吗？
约翰·莫利纽克斯写道，1905年“面对俄国工人阶级宏大而自发的革命成就，列宁著述的基调完全改变了”。109如前所述，利奥波德·海姆森也持相同看法，他谈到“列宁沉醉于自发的劳工运动”。莫利纽克斯和海姆森提出的问题是：1905年列宁关于工人的言论与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怎么办？》措辞的含义是否一致？不如换一个更好的问题来问：1905年列宁关于俄国工人的言论与他此前关于俄国工人的言论相比如何？这个更具体问题的答案散见于《还原列宁》各处。将这些材料汇拢起来，我们看到如下图景：
1896年，彼得堡工人发动了震惊俄国社会的罢工。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0
1900年，哈尔科夫工人举行“五一”示威，开启了俄国工人运动政治抗议的新阶段。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1
1901年二三月间所谓的“春季事件”中，工人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2
1901年5月，罢工工人与警察展开了一场恶战，这就是著名的“奥布霍夫保卫战”。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3
1902年11月，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工人示威演变为大规模总罢工。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4
1903年夏，大规模罢工席卷南俄各城市。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5
1905年，罢工和示威浪潮在十月大规模总罢工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中达到高潮。列宁有何反应？这些事件表明，俄国工人正在迅速走向自觉的反沙皇革命行动，令怀疑论者瞠目结舌。薄弱环节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我们辜负了工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加倍努力，带去启蒙和组织，让工人的革命热情更见成效。116
与过去几年相比，1905年列宁的评论真的显示出基调的彻底转变吗？绝非如此。1905年列宁因工人的战斗性而振奋，而此前自1895年起每一次工人展现战斗性的迹象都同样令他振奋。列宁满腔热忱地坚信工人的革命热情，这与他坚持党的必要性并不矛盾。二者本是同一种立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布尔什维克从列宁那里学到了“对工人的忧虑”吗？
我们已经考察了列宁在1905年以前的观点与他革命期间的观点之间的连续性。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布尔什维克的党工作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果真是从列宁或《怎么办？》那里习得了“对工人的忧虑”这种态度的吗？笔者在书中讨论了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马·利亚多夫、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伊·伊·拉德琴柯、米·格·茨哈卡亚等人的观点：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都是激进分子，都是列宁的崇拜者（尽管他们不愿像阿克雪里罗得和后世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自视为列宁的“衙役”），都是《怎么办？》的认真读者。他们的观点为“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提供不了任何支持。
这里再举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1904年，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作家米哈伊尔·奥尔明斯基勾勒了列宁的“政治面相”。117对我们眼下的问题而言，关键不在于他对列宁的描绘是否充分，而仅仅在于列宁的一位热忱追随者在1904年秋（即1905年事件之前）就以这种方式描绘列宁。奥尔明斯基引用了列宁的以下言论来支持他的赞美之词：
1901年列宁写道：“我们亲眼看到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prostonarode）群众奋起投入斗争，而革命者却没有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总部。”118（《列宁全集》第5卷，第5页）
1902年列宁批评了“不恰当地过分地采用选举原则”。奥尔明斯基特意强调了“不恰当地过分地”的字眼，以此表明列宁并不反对选举原则本身。119奥尔明斯基进而引用列宁的话说，“工人对活跃的革命工作疏远”是目前党组织的主要弊病之一。
1903年列宁断言，“为了不只在口头上成为群众的党，我们就应当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应该采取行动“要使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他们的无产阶级的辨别力也能给我们这些‘领导人’一些教育”。列宁还坚持认为，“〔……〕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党内〕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120（《列宁全集》第8卷，第87—88页，引文有删节）
奥尔明斯基引述的这些列宁语录向我们展示了真正激励党工作者的东西：不是“对工人的忧虑”，而是对工人革命热情和党的历史使命的信心。
奥尔明斯基继而预言，如果列宁行事始终如一，与其公开发表的文字相符，那么只要情况允许，就可以指望列宁主张扩大选举原则。他注意到列宁1903年呼吁在党内广泛推行公开原则（glasnost），以与秘密工作和策略保密相容为限。奥尔明斯基本人则认为，党内新闻自由的原则现在就应该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推行；否则，当整个俄国赢得新闻自由时，党自身就将声誉扫地。
在整本小册子中，奥尔明斯基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对党内民主的看法。他坚持，对于任何一位一贯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党性与党的民主组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党的理想应该是“集中化的民主”。诚然，地下环境迫使人们做出许多痛苦的妥协，但这就更需要坚持一切可行的民主程序。奥尔明斯基深信，“在基督再临以前”，党是不会抛弃民主原则的。
回顾党的历史时，奥尔明斯基坚持认为，工人比知识分子中的“经济派”更迅速地走向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工人自己抓住了第一个机会走上街头公开示威，尽管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还持怀疑态度。在奥尔明斯基看来，《火星报》主义的胜利与其说归功于《火星报》的天才编辑，不如说归功于俄国工人自身对变化环境的反应。121
米哈伊尔·奥尔明斯基到了1905年会对列宁的观点感到惊讶或不安吗？列宁真的需要让奥尔明斯基摆脱其关于党内民主和工人招募的“宗派”和“精英”观点吗？几乎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课本阐释还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故事，对列宁最坚定追随者的观点都提供不了哪怕一丝线索。
第三次大会（1905年4月）上列宁与党工作者的交锋
根据“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说法，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情形如下：列宁看到1905年令人惊异的工人战斗性要求转变观念，因此他，也只有他，坚持让工人进入党的委员会。其他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死活不同意，因为他们仍然忠于《怎么办？》，甚至援引这本小册子来反对困惑不已的作者本人。反工人的党工作者轻松获胜。122
事实记录所呈现的情形则是：在大会上，列宁炫耀自己已发表的著作，说这些著作证明他是唯一一位始终公开呼吁向委员会输送更多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其他发言者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辩论中没有提及《怎么办？》。参加大会的所有人都同意地方委员会需要招募更多工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招募。列宁和波格丹诺夫联合提交的决议受到党工作者的批评，因为它只是肯定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目标（招募工人），却未说明方法和途径。最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人（近来走访过俄国多个地方委员会的活动家）反对列宁的决议，认为它在当前并不可行。列宁的决议以微弱票差被否决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并非孤立无援），大会就这个议题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将工人招募与具体的解决方案挂钩。123
活动家道统将第三次大会描绘为列宁与因循守旧的委员派（komitetchiki）之间的斗争。然而与会者之一马·利亚多夫（他不是委员派中人）在1911年回顾时对大会态势持截然相反的看法：“看看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你立刻就能看到当时基层人员（nizy）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他们的领袖。”124
反驳有关第三次大会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标准说法极为重要。任何人如果坚持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之一把地方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变成了工人进入党委的狂热反对者，那他就不理解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关于党的改组的文章（1905年11月）
1905年底，刚刚抵达俄国的列宁写了一篇关于党组织的文章，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党的建制：更全面地实行选举原则，更大力度地招募群众入党，让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更加公开，等等。125这篇重要文章遭到种种滥用，为“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故事张目。
首先，列宁的口号经常被当作其党组织观点发生根本转向的证据，而这一转向的起因则是他对工人战斗性的新热情。126这种解读建立在对历史情境的根本误读之上。1905年10月，沙皇发表了一道宣言，给予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这道宣言，加上来自下层的广泛压力，促成了一个非常短暂的局面，后来被称为“自由的日子”。列宁在文章的开头写道：“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已经争取到了。”127（《列宁全集》第12卷，第77页）既然事实上的政治自由已经获得，党的组织也理应随之发生巨大变革。
这是一种新立场、新态度吗？当然不是！笔者在书中这样总结列宁1905年前的政治策略：“让我们建立一个尽可能像德国社民党的地下组织，这样我们就能推翻专制制度，获得我们所需的政治自由，进而建立一个更像德国社民党的政党。”在那短暂的辉煌一刻，政治自由似乎已经赢得，列宁立即行动，兑现他的革命筹码，将党建立在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更高效、更大众化的基础上。正如笔者在《还原列宁》中所说，列宁“就如何在地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党给出了建议，但他之所以追求一个有效的党，是为了能够永远抛开地下的窒息气氛”。128
也有人把列宁的这篇文章与第三次大会的故事挂钩，暗示他与“党的机器”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斗争。129克利夫是这样描述的：“放弃斗争不是列宁的作风，在第三次大会之后几个月，也就是1905年11月，他以更猛烈的姿态回到了这个问题上。”130
事实恰恰相反。列宁在1905年11月的文章中说：“〔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向承认，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131（《列宁全集》第12卷，第78页）再看勒布朗，他引用列宁11月的文章后接着说：“在1905年4月的第三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委员已经起来反抗这种想法。”132于是，列宁对早期布尔什维主义连续性的肯定和他对第三次大会的明确认可就被扭曲成了它们的反面。
列宁在1905年4月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许多党工作者发生冲突的问题，与1905年11月面对的问题有本质区别。春季的问题是，在秘密工作型地下组织条件下如何让工人进入地方党委。秋季的问题则是，在政治自由迅速扩大的条件下如何让工人作为一般党员入党。
最后，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被认为否定了列宁的早期观点。列宁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133（《列宁全集》第12卷，第80页）正如克利夫和勒布朗所断言的，这一说法真的是把弯了的棍子从列宁的早期立场“掰”了回来吗？134即使纯就措辞而论，列宁1905年的表述与他在《怎么办？》中的表述也没有本质差别。列宁在《怎么办？》里说，虽然“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135（《列宁全集》第6卷，第40页）是“完全正确的”，但社会民主党并不因此免除其领导职责。从实质上看，1905年11月的声明反映的恰恰是列宁毕生的信念：工人有能力接受社会主义道理。
莫利纽克斯在文中引用了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说法：工人阶级全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发展出工联主义（tred-iunionist）意识。他随后评论道：“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事实（有巴黎公社为证），列宁也在1905年亲眼确认了这一点，由此在当时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
这个观察颇为奇怪。无论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是1905年的工人战斗性，真的向我们展示了工人不靠社会主义者就领悟了社会主义吗？到1871年，社会主义者在巴黎至少已经工作了一代人之久。至于俄国，莫利纽克斯本人也陈述了列宁对此事的看法：“列宁所设想的革命时期的开放式扩张，只有建立在党事先的坚实准备基础上才有可能。”136
克里斯·哈曼认为1905年11月的文章证明了列宁的革命性，因此（在哈曼看来）列宁的政治观点是非爱尔福特式的：“这也是为什么列宁在1905年如此执意斥责老党员，让党向新生的革命工人阶层敞开大门。李赫承认事情确实发生了，但他似乎受到自己‘爱尔福特主义’论题的裹挟，极力贬低这一事件的意义。”这种说法有三重误导。首先，笔者没有贬低这篇文章的意义，而是视之为笔者对列宁总体看法的重要印证。137其次，列宁在政治自由条件下呼吁实行党内民主，这正源自他的爱尔福特主义观点。再次，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斥责党员，文中他说自己“深信”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们会接受这些建议。138
1905年列宁对《怎么办？》论点的支持
与列宁在1905年疏远了《怎么办？》的神话相反，他实际上在血腥星期日（1905年1月9日）之后相当频繁地支持了《怎么办？》的许多具体论点。除了第五节处理过的问题，我们还发现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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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怎么办？》对祖巴托夫式警察社会主义者的“放马过来”态度。1905年，列宁多次提及他在《怎么办？》中对这一话题的讨论。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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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怎么办？》已经触及武装起义的话题而自豪。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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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明确标注地）引用了自己在《怎么办？》中的说法，“没有人，而人又很多”（《列宁全集》第6卷，第122页）〔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里列宁的说法是“人才很多又很缺”（《列宁全集》第9卷，第287页）〕。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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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此前的论断，即选举原则不可能在地下条件下实行。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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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怎么办？》中建立从非常宽泛到非常秘密的各类组织的呼吁，并明确将其与另一项肯定联系在一起：肯定自己在党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的著名党员定义。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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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认为自己要求工人加入地方委员会反映了长期秉持的立场（如本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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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除了1905年的这些评论之外，列宁在1907年文集序言中坚持，《怎么办？》并未“夸大”革命为业者的作用。相反，《怎么办？》针对那些根本不明白的人，坚持了一条必要的真理。这种完成组织任务的“正确方式”现在已为社会民主党两派所接受（不妨补充一句，也为所有地下政党所接受）。144
列宁与党工作者们
一些活动家派作者所讲述的“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交锋”的故事，现在需要用一个全新的故事来替代，即“列宁与党工作者们”。这个故事大致如下：
到1902年，经过全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集体而匿名的工作，一种新型的地下组织已在俄国诞生：这种组织建立在对爱尔福特主义原则富有想象力的调适之上，以适应沙皇俄国的陌生环境。列宁的《怎么办？》为这些地下机构描绘了一幅理想化的图景，并以这样的愿景激励地方活动家：有了工人的革命热情，他们可以在领导工作中创造出“奇迹”。布尔什维克党工作者选择列宁作为代言人，因为他是最了解他们实际问题的侨居领袖，对他们能够完成的任务也抱有最乐观的期望。
列宁和党工作者都将1905年的事件视为对他们总体观点的巨大肯定。他们把赌注押在工人身上，赌工人能充当俄国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他们看来）这个赌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905年，领导者与政党之间的互动很复杂，时有冲突，但总体上富有成效。双方谁也没有垄断这种互动的主动权。有时列宁表现出侨居领袖脱离俄国现实的症状（如他在1905年4月不切实际地要求立即大规模招募工人加入党的委员会）。有时领导者和地方人员的热情则相互促进。丝毫不存在列宁与党工作者长达一年的斗争。
列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否定《怎么办？》的论点，也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其著述的基调。恰恰相反，他在一整年里明确赞同《怎么办？》的论点。1905年11月，他在短暂的“自由的日子”中呼吁实行彻底的党内民主，从而印证了自己的爱尔福特主义立场。
革命后的岁月（1907—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主张1905年革命肯定了“老《火星报》”（即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裂之前的《火星报》）的政治和组织观点。列宁认为，《怎么办？》简练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的许多方面。他抨击一切企图清算革命前地下党遗产的人。
八、列宁与“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
列宁在《怎么办？》定稿之际，临时加入了卡尔·考茨基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及其与列宁观点的关系引起了大量关注（本次研讨会便是明证）。笔者那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焦点从列宁为某场一时之争而临时征引考茨基，转向考茨基在列宁革命生涯整个头十年（1894—1904）的观点中所扮演的角色。
列宁革命活动有三个关键组成部分，深深扎根于考茨基的著述之中：
结合公式（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如第五节所示，列宁把《怎么办？》中的措辞视为对结合公式的笨拙复述。事实上，这十年间列宁一切纲领性著作的核心都是结合公式。在列宁看来，结合公式是“卡·考茨基对《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再现”。145
政治自由的首要意义。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写道，基本的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的光和空气；谁阻止无产阶级为赢得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谁就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146考茨基阐明了无产阶级为何需要政治自由：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教育自己。正是对政治自由的迫切需求，使俄国社会民主党成了革命政党。
霸权方案，即由俄国工人领导全体俄国人民推翻沙皇。霸权方案从一开始就是列宁观点的组成部分，但它成为列宁政治活动的核心，则是在1904—1914年这十年间。因此，考茨基在1905年革命期间及其后俨然成了荣誉布尔什维克。147
以上三点是列宁政治观点的核心，在这三点上，列宁对考茨基的思想债务是明白无误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自考茨基。恰恰相反，论对经典作家著作的全面掌握，列宁出类拔萃。148列宁既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读考茨基，最终得出结论：考茨基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在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最具实际意义的那些问题上。
笔者对考茨基作用的探讨，恰好撞上了左派中根深蒂固的愿望：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挖出一道尽可能深的鸿沟。为了绕开令他们不便的事实（列宁本人从未意识到存在这样一道鸿沟），许多左派作者诉诸列宁“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与考茨基决裂的说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反列宁的学者殊途同归，后者有自己的理由把鸿沟挖得又深又宽。
约翰·莫利纽克斯以令人赞赏的明确态度阐述了这一立场。列宁“先是出于本能在政治上反抗，继而在哲学上反抗了”考茨基的思想立场。149不错，“列宁这一时期及整个战前时期的著作中，援引考茨基作为马克思主义权威之处不胜枚举”。150列宁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任何根本方面偏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统”。151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性、宿命论和消极性，并未引起列宁的注意。然而，“1914年，列宁对考茨基、倍倍尔之流豁然开朗，理论上的清算随之而来（参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哲学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许多著作）”。152
笔者在书中指出了这类措辞的逻辑意涵：要么列宁误解了考茨基，要么列宁误解了自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论断招致了哈曼、勒布朗和莫利纽克斯的大量批评（莫利纽克斯虽然是笔者这番话名义上的靶子，却以同志式的态度作了回应）。153
笔者的批评者指出列宁后来与考茨基决裂了，并大致提出了如下论点：列宁在1914年果断地与考茨基决裂，这一决裂导致了对考茨基主义的全面否定。那么，李赫为什么要在早先阶段所谓的逻辑困难上大做文章呢？当时两人的道路才刚开始分叉，列宁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也许李赫把列宁呈现为爱尔福特派有一定道理，但他只盯着这个较早的时期，结果把“棍子弯过了头”。他忽视了后来的决裂，从根本上歪曲了列宁与考茨基的关系。
笔者的批评者在这一点上质疑笔者是有道理的，因为笔者在书中确实未曾谈及1914年以后列宁与考茨基的关系。笔者能否迎接这一挑战，还有待检验。1914年，列宁对考茨基其人及其当时著作的态度发生了剧变。但这种变化仍然让最切题的问题悬而未决：列宁是否改变了对考茨基战前著述和战前观点的看法？据托尼·克利夫的说法，列宁“不得不承认，他对卡尔·考茨基的赞许是错误的，错得离谱”154，这不仅针对考茨基其人，也针对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事实上，列宁是否真的承认过自己误解了考茨基的理论框架？还是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肯定了恰恰相反的判断？
列宁初次感受到他所认定的考茨基背叛的冲击时，在致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比任何人都厌恨和鄙视考茨基，厌恨他那龌龊、肮脏、自满的虚伪嘴脸。”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尤其是托洛茨基1932年引用过）。155然而，对于那些关注列宁与考茨基之间思想联系的人来说，更具参考价值的无疑是列宁几天后致施略普尼柯夫的另一封信中的话：“请务必找来重读（或者找人翻译给你看）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看看〕他在那里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写了些什么！然而看看他现在是怎样卑躬屈膝，把这一切统统否认的！”156
为了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回答这一根本问题，笔者编制了一个数据库，收录了1914年战争爆发后列宁对考茨基战前著述的全部评论。笔者要感谢笔者的批评者，是他们促使笔者编纂了这批材料，笔者由此获得的研究线索足够用上很长时间。157在此，笔者只谈主要内容。
列宁提及“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的次数实在惊人。笔者已收集到八十余条评论，来自1914年至1920年的每一年（此后列宁的这种执念减退，正面和负面的评论都不多了）。其中大部分只是顺带提及考茨基曾是一位令人钦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一些实质性的讨论。158列宁就广泛的问题援引考茨基，提到的考茨基著作能列成一长串（大部分出自1899—1909年这十年）。很多时候，列宁新近重读过相关著作。由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列宁在1914年后就“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所发表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成果，享有事后回顾的优势，并且建立在对相关文本的最新研读之上。
从这些材料中浮现出怎样一幅战前考茨基的肖像？下面这幅画像完全根据列宁1914年与考茨基决裂之后的言论绘成：
卡尔·考茨基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最权威的理论家，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导师。他对《资本论》的通俗阐述具有经典地位。他是最早详细驳斥机会主义的人之一（尽管在发起进攻之前有些犹豫），并持续积极地反对机会主义，断言如果机会主义成为德国党的正式倾向，分裂就势在必行。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从他那里学到了辩证的策略方法。只是在国家问题上，我们才看到他有一种倾向：局限于一般真理，回避具体讨论。
考茨基也是二十世纪初革命发展的可靠向导。他关于土地问题的鸿篇巨制至今仍然有效。他正确地诊断了民族问题（相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他坚持认为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并预言了战争与革命之间的联系。
考茨基与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他本人对俄国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并赞同布尔什维克关于1905年革命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俄国革命工人热切地阅读他的作品，他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影响都大。对欧洲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这种热忱，是布尔什维主义后来革命身手不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上便是列宁笔下“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的画像，他从未偏离过这幅画像。当然，这幅画像需要从1914年后列宁对考茨基当时著述的大量抨击中剥离出来。英文《列宁全集》的读者也很容易被列宁反对“kautskianstvo”（考茨基做派）的论战所误导。然而，英文版将kautskianstvo译为“Kautskyism”（考茨基主义），其实这个词并非一个“主义”，也就是说，它并不指“与考茨基相关的思想体系”（列宁本可以使用kautskizm，这是俄语中完全合理的新造词）。kautskianstvo的实际含义是“在革命危机中像考茨基现在那样行事”，更确切地说，就是用革命辞令来掩饰拒绝以革命方式行动。因此，列宁把这个词用在当时观点与考茨基完全不同的人身上。例如，这个词就曾用在列夫·托洛茨基和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身上。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1916年的托洛茨基是kautskianets（像考茨基那样行事的人），而1906年的考茨基反倒不是。159
克里斯·哈曼写道：
然而，一旦政治生活的常规节奏被巨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危机所撼动，教化式的方法就会模糊“将抽象原则应用于现实”这类重大问题。正是这种模糊，解释了为什么俄国那些自认为是“考茨基派”的各色人等可以在1904—1906年和1912—1914年采取截然相反的实践政治路线，以及为什么接受了考茨基派理论方法的革命者在1914年8月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明确地与之决裂。160
这段话在三个方面造成误导。如果我们按照列宁1914年之后的用法来使用“考茨基派”，那么1914年之前没有人自认为是考茨基派。如果我们按照哈曼显然意指的“与考茨基共享同一理论方法的人”来理解“考茨基派”，他的说法同样具有误导性。从1905年起，考茨基实际上与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更为接近，而非与孟什维克。两派都清楚这一点。最后，笔者怀疑是否真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年后明确与“考茨基派理论方法”决裂了，即使他们确实与考茨基本人决裂了。列宁当然没有这样做。
另一个容易忽视的因素是：即使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考茨基作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地位依然延续。矛盾的是，就在考茨基撰文猛烈抨击苏维埃俄国的同时，他的战前著作在那个国家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受尊重。如果列宁真的意识到自己从根本上就不赞同战前的考茨基，那么他显然有义务引导党员摆脱这种大错特错的世界观。毕竟，考茨基的著作是战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乳汁，列宁本人就强调过这一点。
列宁非但没有承担这项任务，反而在向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同情听众阐述主张时，继续援引考茨基的著述。列宁在以下场合使用考茨基的战前著作来支撑自己的论点：1917年1月对瑞士工人的讲话，1917年4月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1917年11月的农民代表大会，1918年4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1919年3月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1919年5月的成人教育大会，1920年列宁五十岁生日庆典，以及1920年的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161
莫伊拉·唐纳德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附录，列出了在苏维埃俄国出版的考茨基著作，由此可见考茨基的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延续到了何种程度。唐纳德告诉我们：
列宁1924年去世时，他的藏书中考茨基的著作比任何其他作者（无论俄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多，仅次于他自己的作品。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所列八十九种书目中，1918年以后的苏联官方出版物多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在国外或俄国出版的书。162
“叛徒考茨基”，这个称呼绝非随意选择。所谓叛徒，是指背弃了自己先前所捍卫的真理的人。列宁称考茨基为叛徒，同时也是在宣示自己对这些真理的持续忠诚。列宁几乎从未改变对考茨基著述的看法。他初读时喜欢的内容，一直喜欢下去；初读时不喜欢的内容，也一直不喜欢。
因此，想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挖出一道鸿沟的人，无法逃避这个两难困境。如果列宁从根本上反对考茨基在其大量战前著作中表达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那么在列宁的整个革命生涯中，要么列宁误解了考茨基，要么列宁误解了自己，或者两者兼有。那些想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挖出一道鸿沟的人，必须声称（而且必须拿出证据）：要么他们比列宁更了解考茨基，要么他们比列宁自己更了解列宁。
鸿沟挖掘者的另一种策略，是把考茨基描绘成平庸的老朽，与那些血管里流着赤色热血的革命者毫无共同之处。克里斯·哈曼把考茨基描绘成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了几本入门教科书、此后便靠吃老本过日子的人。莫利纽克斯告诉我们，考茨基把思想与社会实践完全割裂开来，他把社会主义者的工作看成是再现工人阶级的现状，如此等等。163
以《怎么办？》中的考茨基引文为例，莫利纽克斯得出结论说，在考茨基看来，科学的发展“完全与社会生活隔绝”。164哈曼把考茨基描绘成停留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同样与事实相去甚远。正如笔者的数据库所揭示的，最令列宁印象深刻的考茨基著作，恰恰是1899年至1909年间的那些，原因正是列宁认为考茨基以革命的方式回应了二十世纪初的新发展。靠贬低考茨基来抬高列宁的做法，很容易弄巧成拙。在2001年埃森举行的列宁研讨会上，斯拉沃热·齐泽克几乎找不出足够刻薄的词语来表达对考茨基的蔑视，尤其针对其1902年的《社会革命》一书。然而，列宁本人对《社会革命》的推崇是有据可查的，而且持续了一生。165
可喜的是，莫伊拉·唐纳德、保罗·布莱克里奇、艾伦·尚德罗、保罗·勒布朗、让·迪康热、丹尼尔·盖多和笔者本人等作者正在掀起一场令人鼓舞的潮流，重新审视考茨基。166笔者预测，那些受意识形态驱使、要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挖出一道深不可逾的鸿沟的人，很快就会落进史学的故纸堆。
九、托洛茨基的见证
笔者的批评者提出的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是托洛茨基与考茨基的关系；这种关系多年来自然有所变化。
考茨基在其科学与文学活动较早（也较好！）的时期所写下的一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布尔什维克后来的政治策略在理论上的彻底正名。167
1904年，身为孟什维克主要代言人的托洛茨基发表了一本猛烈抨击列宁的小册子，题为《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与前面一节讨论的普列汉诺夫反列宁的文章大致同时出版，但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即便对托洛茨基的论点有影响，也极其微弱。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托洛茨基就《怎么办？》发表了一篇评论，重复了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我们将依次审视这两份证据。
仔细重新检视了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中涉及《怎么办？》的内容之后，笔者发现必须纠正自己书中对此问题的说法：“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将对《怎么办？》的批评局限于对列宁的一些附带之词的零星抨击。”168实际上，托洛茨基颇有保留地赞扬了《怎么办？》，认为它是对当时（1902年）需要做什么的有用陈述。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的问题在于他拒绝继续前进，这一点从他1904年那本论述党的危机的极端反动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暴露无遗。
《我们的政治任务》有一种奇特的人格分裂。小册子前半部分是一场关于1904年应当做什么的相对冷静的论战。托洛茨基有意以大会前那段时期的成就为基础继续推进，而非简单斥之为错误。小册子后半部分则是一场相对失控的论战，灵感来自刚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读到这些畸形、堕落、蛊惑人心的句子，多么令人愤慨啊！……的确，没有人能比列宁更玩世不恭地对待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了！”）。169后半部分还充斥着对本党多数党工作者的怨毒。有关《怎么办？》的评论大多出现在相对冷静的前半部分。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前半部分的总论点可以概括为：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说的就是对的。在旧《火星报》时期（1900—1903），阿克雪里罗得最了解运动的任务，他定下的基调为其他编辑所遵循。1903年，阿克雪里罗得意识到是时候继续前进了，并设法将这一认识传达给了未来的孟什维克（通过面对面交流，而非发表文章）。不幸的是，列宁不再以阿克雪里罗得为师，固守旧《火星报》的观念，以反动的顽固裹挟了党内的多数。一旦少数派能够按照阿克雪里罗得的路线重新调整党的方向，事情就会拨正过来。（这种叙事还顺便为一个自称少数派的团体控制党的官方报纸提供了理由。）
托洛茨基将《怎么办？》纳入了这一叙事，如《我们的政治任务》中以下段落所示：
“任何向工人运动的原初力磕头的行为”，《怎么办？》的作者说（他以此普及了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在加强”。170列宁的“组织计划”（如果我们记住的不是他《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那种官僚气十足的文字，而是《从何着手？》这样的文章或《怎么办？》这样的小册子）当然算不上什么重大发现，但它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把未来党组织的分散要素汇集起来，从而使制定广泛的政治任务成为可能，应当“从何着手”、“怎么办”？……我再强调一遍，所谓“组织计划”所包含的（列宁自己在从事进步工作的时候也明白这一点）不是党的建设本身，而只是一架脚手架。171
当列宁把〔他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原初的（stikhinyi）”和“自觉的”要素之间关系的荒谬表述安在考茨基头上时，他只是用粗疏的笔触勾勒了自己那个时期的任务。172
在最后这句评论中，托洛茨基是说，考茨基不必为列宁理论上的粗疏负责。这句话也许显示了普列汉诺夫反《怎么办？》文章的影响；那篇文章鲜明地对照了考茨基的正统与列宁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馆（马克思主义文库）提供的英译本非常不准确；哈曼受其误导，错误地宣称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中批评了考茨基。173
托洛茨基（并不准确地）认为列宁在1902年推崇知识分子，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毛病，与列宁1904年攻击知识分子时的“堕落的蛊惑”相比不值一提。正因为托洛茨基赋予知识分子以突出地位，列宁对知识分子的挑衅才尤其令他怒不可遏。托洛茨基以讽刺性的愤慨拒绝了列宁1904年的建议，即无产阶级可以“给它的‘知识分子’上纪律课”。相反，托洛茨基说，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无论好坏）的领导下，才能接受政治生活的教育”。174
1939年，托洛茨基在撰写斯大林传记时回到了《怎么办？》的话题。托洛茨基将斯大林描绘为十足的地方性党工作者，此人在1905年为《怎么办？》辩护，尽管“《怎么办？》的作者本人后来也承认了自己的理论因片面而不正确”。175托洛茨基在此对列宁1903年“弯了的棍子”之说，采用了标准的孟什维克式解读。因此，托洛茨基1939年的评论未给讨论增添任何新内容。
考茨基与“不断革命论”
1906年，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翻译并评述了考茨基的开创性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176托洛茨基不仅宣布考茨基的观点与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一致，甚至承认考茨基享有优先权：
如果读者肯花时间读一读我的《总结与展望》，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毫无理由反对我所翻译的考茨基这篇文章中的任何观点，因为两篇文章的思路完全一致……
考茨基不愿将无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统治称为专政。我通常也以同样的方式回避这个词，但无论如何，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内容在我这里和在考茨基那里是完全一样的……考茨基极少谈论辩证唯物主义，但运用其方法分析社会关系却做得极为出色……
况且，这也不是考茨基第一次表达这些想法。他只是在这里〔这篇文章中〕将这些想法汇集到了一处。177
在托洛茨基自己的《总结与展望》（1906年）中，与考茨基的联系同样清晰可见，因为托洛茨基在多处整页整页地引用考茨基。在引述了考茨基1904年关于俄国确有现实可能在国际社会主义中起带头作用的说法之后，托洛茨基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位理论家写下这些话的时候，革命究竟会在俄国还是在西方率先爆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1781908年，托洛茨基在给考茨基的一封私信中说，考茨基的《动力与前途》“是对我本人观点最好的理论阐述，让我在政治上深感满意”。1791922年回顾往昔，托洛茨基在一段评论中重申了这种一致性，其精神接近列宁对“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的态度：
当时，考茨基本人完全认同我的观点。180一如（已故的）梅林，他采纳了“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而如今，考茨基追溯既往，加入了孟什维克的行列。他想把自己的过去拉低到他现在的水平。但这种篡改只能安慰他模糊不清的理论良心，却在白纸黑字面前碰了壁。考茨基在其科学与文学活动较早（也较好！）的时期所写下的一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无情否定，也是对布尔什维克后来的政治策略在理论上的彻底正名；而今天，以考茨基为首的蠢材和叛徒却指责布尔什维克是一群冒险家、一帮煽动分子，是“巴枯宁之流”。181
像莫利纽克斯和哈曼这样的左派作家，同样想“把考茨基的过去拉低到他〔1914年后〕现在的水平”。不仅如此，他们还声称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他们同样遭遇了白纸黑字的障碍。
在1906—1907年，与考茨基的联系是一笔财富。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这一联系日益成为包袱。因此，托洛茨基1922年那番毫不含糊的声明是一个异数；他更多的时候是以最勉强的方式描绘考茨基与1905年革命及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特别是，托洛茨基把考茨基说成不过是一个“有才华的评论家”，被1905年俄国革命短暂而肤浅地激进化了；这种论调在今天的左派中很常见。托洛茨基在1906—1908年间显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不过也许他后来改变看法有比论战便利更充分的理由。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考茨基的回顾性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列宁的著作中，似乎找不到“被1905年激进化”这种说法的任何踪迹。恰恰相反，列宁笔下的考茨基，以创新的革命洞察力回应了二十世纪初欧洲乃至全球范围的新发展。
战前托洛茨基与考茨基的私人关系
190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托洛茨基个人与考茨基的关系远比列宁密切。他定期与考茨基通信，实际上是考茨基了解俄国事务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这颇令列宁恼火）。他是考茨基的杂志《新时代》的固定撰稿人，伊萨克·多伊彻对此描述道：
〔托洛茨基〕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这些友谊和联系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在考茨基的月刊《新时代》和有影响力的社会党日报《前进报》上，他经常介绍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并从自己的角度解释其内部分歧……托洛茨基的写作风格不拘教条、富有魅力、具有欧洲气派；他对德国读者的吸引力是其他俄国社会主义者望尘莫及的。而他的德国朋友则偶尔向他的俄国侨民报纸投稿，帮助其发展。182
1914年3月，托洛茨基的杂志《斗争》发表了如下声明：“今年10月16日，考茨基将迎来六十大寿。各国社会主义者将在这一天向第二国际最杰出的人物致敬。俄国工人肯定不会忽略这一天：考茨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最好的朋友。”183
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评论中，丝毫没有传达出这种亲密关系。他笔下的自己很快就看穿了考茨基那种表面的善意，此后便用轻蔑的目光和讥讽的微笑注视着他。184托洛茨基的回顾性评论似乎不够坦诚。
托洛茨基论考茨基的“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
正如托洛茨基自己指出的，他在战前与德国党的关系比列宁更为紧密。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他在1914年后对考茨基的剖析中，对考茨基在德国党内所扮演角色的批判比列宁的著作更为深入。据托洛茨基所言，考茨基用概括性的革命言辞掩盖了德国党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随着党的公开分裂，这一手法再也行不通了。考茨基个性中“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加上他的处境，意味着他无力以革命的方式独辟蹊径，于是他逐渐崩溃，变成了一团犹豫不决、惶惶不安的混乱。因此，1914年后的考茨基只是“半个叛徒”。他固然背弃了自己“原则上的革命思想”，但对他先前“实际上的机会主义”却一如既往地忠诚。185
这里不是评价这种解释的地方；笔者觉得它富有洞见，但“因片面而不正确”。就我们的讨论而言，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列宁没有这样的理论。托洛茨基的观察无法告诉我们列宁是如何看待问题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托洛茨基对考茨基为何跌落神坛的解释，完全不支持“列宁豁然开朗”的说法。事实上，在托洛茨基革命后与考茨基的全部论战中，笔者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托洛茨基对考茨基概括性的革命言辞本身有所异议。相反，他强调“曾经有一段时间，考茨基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导师”，考茨基“不知疲倦地捍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性质”。186考茨基的言论在客观上确实是虚伪的，因为德国党未能践行这些主张，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党理应践行。
列宁与托洛茨基革命后对考茨基态度的比较
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托洛茨基和列宁意见一致：他们都把考茨基视为其战前“原则上的革命思想”的叛徒。如果今天的崇拜者告诉他们，他们当年未能理解考茨基的战前著作，列宁和托洛茨基会怒气冲冲地哼道：“我们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他自己没有做到他所宣称的。你为什么要替这个人辩护，无视证据硬说他前后一致？”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申明了自己与考茨基战前著述的一致性，但涉及的思想范围和力度各有不同。考茨基1906年的文章《动力与前途》对两人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尽管他们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87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托洛茨基对结合公式的投入不像列宁那样深，也不像列宁那样关注考茨基后来关于殖民主义、民族自决和“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述；这些论述见于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及其他许多著作。托洛茨基对考茨基的投入程度不及列宁；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1914年后，列宁在“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和精力远比托洛茨基多。
托洛茨基对考茨基跌落神坛的个人和体制原因有一套更完整的理论。因此，他补充了一个限定：考茨基只是半个叛徒，因为他忠于自己先前“实际上的机会主义”。列宁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
总结
这篇文章旨在破除若干历史神话，这些神话妨碍人们全面否定对列宁观点的“对工人的忧虑”式解读。所谓列宁排斥那些观念已经“变质”的工人，与所谓孟什维克的乐观主义之间的不准确对比，1905年去布尔什维克化的叙事，尽可能割裂列宁与考茨基的企图，所有这些问题都阻碍着人们对历史上的列宁形成更具经验基础的理解。
笔者用如此多的篇幅与课本阐释的残余作斗争，可能让人误解笔者与本次《历史唯物主义》研讨会其他参与者的关系。也许除了罗伯特·迈尔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从根本上否定课本阐释。188当前批评笔者的许多人已经为这场好仗奋斗多年。本文通篇，笔者只引用了批评者那些笔者不同意的段落。任何读过研讨会其他稿件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稿件也包含了对《还原列宁》的一些非常慷慨的评价，对此笔者深为感激。事实上，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笔者感激之情的表达，因为笔者相信，所有批评者都和笔者一样，希望把列宁的面貌搞清楚。
展望未来，笔者要强调，《怎么办？》的课本阐释如同一面哈哈镜，扭曲地映照着远为广阔的议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分裂的性质，秘密工作型地下组织作为俄国历史要素的作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对1917年革命及其后果的真实影响，仅举三例。所有这些问题都为笔者和同行史学家提供了重新思考、重新审视的广阔空间。
笔者还认为，笔者与活动家传统的作者之间的许多争论并无必要。由于各种偶然的原因，这些作者最终接受了一些历史神话，而这些神话原本出自政治观点迥异的学院派史学家。这些神话完全可以抛弃，丝毫无损于活动家传统的政治价值。讽刺的是，亲列宁作者如此狂热捍卫的这些神话，最终反而玷污了列宁的形象。如果列宁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如果他建立了以猜忌党内工人为原始印记的派别，如果他终生推崇一个消极、机械的宿命论者的著述，那么列宁就愈发难以令人钦佩了。活动家传统在对待列宁的问题上有很大的优长，唯有重新审视这些多余的立场，才会变得更加有力。
原文说明
本文译自：Lars T. Lih, ‘Lenin Dispu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8, 3 (2010): 108–74, Leiden: Brill。
本文由王鱼翻译并整理；脚注中署“——译注”者为译者所加，其余均为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