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負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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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时演讲

1920年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四小时演讲,围绕世界革命、第三国际、改良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展开。

19201014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哈勒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文为德语。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会场左侧雷鸣般的掌声以及“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拥簇下登上演讲台。

党的同志们!今天,我登上这个讲台——这个属于有阶级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大会讲台,心潮澎湃,深感震撼。我们向德国无产阶级学习了许多经验,并且将继续学习。我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汇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更是为了向德国无产阶级及其伟大斗争学习。我们不会忘记,德国无产阶级在两年的革命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不会忘记,德国没有哪一座城市是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流过工人鲜血的。我们不会忘记,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这些无产阶级战士曾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奋斗过。我们不会忘记,德国工人阶级在自己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留下了这样一些足以与世界革命真正的英雄并列的名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有人在此宣称,我们是带着“训令”来的!你当真以为我们傲慢地不愿向其他无产者学习吗?如果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没有那么迂腐。关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关于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有过很多议论,可从来没有人说我们只是些白痴。请相信,我们密切关注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从每一场运动中汲取经验;我们绝不认为唯有自己无所不能,而别人一无所能。

我将尽力汇报我们获得的经验,也将尽力传达已加入第三国际的其他政党对我们的意见。各国的党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部设于我国,赋予我们今日在此发言的使命,这是给予我们的至高荣誉。

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所以,我恳请诸位不要打断我的发言。很遗憾,我的德语仍说得不够好。

同志们!今天的代表大会让我——或许也让许多俄国同志——生动地回忆起我们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同孟什维克决裂之前历次同他们一起开过的代表大会。有太多相似的论辩,相似的气氛。是的,同志们,这进一步证明:这场斗争绝非如某些同志所想的个人意气之争,而是工人阶级必经的斗争,别无他途。我们在各国都目睹了这种国际现象。

正如布尔什维主义,孟什维主义也具有国际性。约十年前,旧社会民主党尚未分裂时的一场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弗里茨·艾伯特曾嘲笑我们俄国的“小宗派”,他说:“俄国的小宗派可真多!”但你看,这些绝非小宗派。它们是伟大的思潮,如今各国工人阶级必须经历同样的斗争。你必须在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间明确抉择。许多右翼同志试图逃避这场斗争,但正如一句俄国谚语:人不能一年过两次生日。你要么支持孟什维克,要么支持布尔什维克。我们必须将此响亮而清晰地宣告。同志们,这次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的党代表大会必须作出明确的决断。我们应当要求同志们抛开一切琐碎、偶然与短暂的因素,努力贴近这些根本问题。

同志们,我们认为——这场讨论再次印证了这一点1——党内存在两种无法调和的倾向。不,不止两种,曾一度甚至有过三种。早在战争初期,当第二国际可耻地崩溃后,我们就已指出:整个现代工人运动将分裂为三种倾向——右翼、中间派和左翼,即共产主义者。

由于历史条件的发展,德国同志最初试图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框架内调和这三种倾向。但如今,德国也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这种调和已不再可能。双方都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你们必须在两种倾向之间作出选择,简而言之就是:改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对极了!”】

这里有人谈论“伪装的共产主义者”。这话是什么意思?目前为止,我以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难道不是吗?为何还要追查“伪装的共产主义者”?我们无需伪装,我们就是公开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你右翼不愿成为共产主义者,那又何必留在共产国际内呢?【说得好!】因此同志们,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伪装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于那些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立场、坚守马克思与恩格斯遗产的人。

孟什维主义或改良主义是国际性现象。在俄、德、法、意、美等国处处可见。同志们,有人在这里提出:难道联合起来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不是更好吗?当然,这样的理想值得追求。可遗憾的是,这在目前还不可能实现。现实是: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公开为共产主义而战,工人阶级就已足够强大,足以令资产阶级屈服。【热烈的掌声】如果工人们仍是奴隶,那正是因为我们尚未肃清自身队伍中腐朽意识形态的遗毒。【雷鸣般的掌声】当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世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胆敢与之抗衡。

看看整个世界吧2。是谁在拯救资产阶级?正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谁领导着法兰西的反动共和国?难道不是那个名叫米勒兰3的前社会主义者?谁在瑞典的君主制下当权?难道不是那个叫布兰廷4的孟什维克?当瑞典国王陷入困境时,他满怀希望地求助于谁?恰恰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当局面失控时,国王陛下就喊道:“布兰廷先生,请您出山吧!”甚至有传言说,陛下承诺,若局势好转,他将亲自加入社会民主党!【笑声】

你自己也目睹了德国的情形。我们非常清楚是谁在德国拯救了资产阶级。卡普暴动中,所有工人阶级政党都溃败时,是谁挽救了危局?难道不是列金5领导的工会领袖吗?在意大利,当工人阶级正像俄国工人在十一月革命6前数月那样,占领工厂、局部掀起革命时,又是谁在那里拯救资产阶级?难道不是改良主义者屠拉梯7、莫迪利亚尼8和达拉戈纳9吗?

倘若资产阶级还能苟且,那正是因为改良派取得了我们队伍中部分工人的信任。英国的情形如出一辙,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思想导向问题。正因如此,双方才会表现得如此激动。这不是暂时的,而是国际革命的根本问题,更关乎全人类的解放。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阶级的思想导向。

同志们,看来我们对此已经达成共识。现在让我们看看真正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我在莫斯科聆听了克里斯平10和迪特曼11的多次演说,在此次会议上也专注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全程都没有打断他们的发言。同时我也密切追踪德国所有日报的报道。必须指出,即使在我们的阵营内部,对于世界革命这个根本问题也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这里虽然谈论了许多内容,但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两篇重要演说中,唯独缺了一个词——“世界革命”。这里根本没有人提及它。同志们!独立社民党右翼那些领袖人物的看法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他们认为革命运动暂时已经过去12,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顶点,此后还得长久等待,才能再往前走。【右派表示反对】

倘若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你们的政治路线就完全站不住脚。唯有基于这个前提,你们的政策才能自圆其说。这与我们在俄国经历过的论战如出一辙,甚至连措辞都几乎完全相同。1905年我们的革命遭受决定性打击时,正是我们党的右翼、即孟什维克13说:革命既已失败,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去建立一个合法、正规的社会民主党,去做改良的工作。他们的口号是:1847年还是1849年?1847年是指革命浪潮到来前一年,1849年是指革命过去后一年。这个口号就是这样铸成的14

布尔什维克则主张:革命并未消亡,必将卷土重来。当然,我们当时无法预料反动局面竟会持续八至十年。但我们始终坚守信念。我们向孟什维克指出:你们根本不相信工人阶级!而同志们,革命终究再次来临——1912年列纳运动15的爆发就是开端。今天你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处境。虽然尚未形成明确表述,趋势是清晰可见的。

今天已有同志引述过克里斯平演说的部分内容。克里斯平同志义愤填膺地表示,这并非指总体形势,而是特指党内。我再次引用他的话,他在你党代表大会闭幕演说中宣称:“不仅在德国,所有国家当前都处于类似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历史阶段。”请各位注意这个表述:“不仅在德国,所有国家。”由此可见,他认为施特克尔16和多伊米希17是坏人、莫斯科的“皮鞭”即将到来等现象,并非某个国家的特殊现象,而是各国的普遍趋势。

克里斯平同志强调他特指党内——即他认为所有国家现在面临的议题,都与1848年后的历史课题完全相同。1848年后,世界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沉寂期。克里斯平断言这样的历史阶段正在重现。这正是贯穿独立社民党右翼全部政治路线的那条红线。历史会证明他们是否正确。【插话声】

我确信,如今仍有大批工人尚未加入我们阵营,正是由于你们不断警告他们要提防“来自莫斯科的皮鞭”。现在就差从莫斯科调遣哥萨克骑兵了。说不定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我深信,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尚未意识到,他们必须将不信任你们的政治作为自身胜利的前提条件。【“不,他们应该对你们保持警惕!”】

在你们的报告中,我们连一句关于世界革命前景的话都没有听到。但国际除了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组织之外,不愿成为任何别的东西。【热烈的掌声】我们被指责为“革命浪漫主义者”。这种说法直接出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辞典。如今同样的指责正来自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

同志们,难道我们真的应该调整整个工人阶级政治策略,以世界革命不会在近期发生为前提吗?我想我们绝对没有理由预设这一点。我并不是说,明天或后天就能确保完全胜利。只有江湖骗子才会说这种话。我们从未要求——也永远不会要求——你们明天就发动革命。【“没错!”热烈反应】我们唯一要求你们的——你们也有权如此要求我们——是有系统地宣传并筹备世界革命,因为这场革命的一切必要前提都已具备。这不是革命浪漫主义者的空谈。必须教育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落后阶层,告诉他们世界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当然不十分熟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运作、内部事务及机密事项。看看你们的报纸,这可是你们宣传的主要工具。我确信,如果你们将百期《自由报》交给任何国家真诚的革命者,把他关进房间说:“在里面待两周,通读这些报纸,然后告诉我:这是号召工人阶级革命的报刊吗?”他定会回答:“不,这是一份镇压革命的喉舌。”【热烈的掌声】

而同志们,克里斯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前提条件说了什么?对此又写了什么?难道我们日复一日听到的,不正是这些条件尚未成熟吗?此次代表大会上有此言论,你们在各处也宣称:是的,我们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但前提尚不成熟。那么,让我们来探讨哪些条件已具备,哪些尚欠缺。

在整个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是否成熟?【克里斯平插话:“当然成熟!”】好,经济前提——即主要因素——已然存在。但我要问诸位:考茨基和希法亭始终宣称主要因素在于生产不受干扰。【希法亭插话:“我从未说过这话!”】不,你说过,甚至在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上也说过。【希法亭插话:“不,不是。”】

并且,考茨基在十本小册子里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正是你们对革命的恐惧。【插话声】我们讨论的并非字面庸俗意义上的恐惧。我不是说你们当中谁个人胆怯,因为我深知,你们中间不乏久经考验的勇敢战士。但你们认为,革命一旦爆发,饥荒与毁灭将接踵而至,俄国的遭遇将重演——而这正是迪特曼同志所不愿看到的。【笑声】

是的,必须明确指出:或许会如此,尽管我们希望德国对你们要轻松得多。你们不必像我们这样对抗整个世界【一片反对声】,只需对抗半个世界。因此我断言,有一条恐惧革命的红线,贯穿了你们的全部政治。【雷德布尔18:“这不是事实!”】很遗憾,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因如此,我们无法共同行动。

我重申:经济前提已然存在。这才是主要因素。难道考茨基不是千百次地写过:我们应当静待革命时机,因为革命后如何组织共产主义?你们的代表不是千百次说过:我们需要的不是消费者的社会主义,而是生产者的社会主义,首先应当提高生产吗?

但同志们,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生产?要在什么基础上强化生产——社会主义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基础?难道你们想先让资本主义站稳脚跟,再把它推倒吗?这正是国际改良主义的根本错误。某些同志产生这种想法是出于良好愿望。他们想保护工人阶级免受饥饿,想让工人阶级避开我们在俄国陷入的那场可怕危机19。然而,他们的做法不自觉地重建了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倒退了十到二十年。

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诚然,我们中无人设想过社会主义会是这般模样,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们当初没有想到,我们从资产阶级手里接管过来的一切,竟是血迹斑斑、举国皆饥、战时耗尽一切、工人阶级被迫忍受可怕的苦难20。我们当初有时设想的并不是这样。过去我们只在书本上研究社会主义。我们曾以为它的实现会容易得多。我们谈论过资本集中、生产力发展。一切都会向前推进——通上电、住上漂亮的房子等等。我们以为一举就能制服资产阶级,所有成果都将落入我们手中。工人们即刻就能松口气,人人都能感受到境况改善。我们曾如此坚信,也常常这样讲。现在同志们,事实并非如此,历史正走着另一条路。【插话声】

即便在今天,社会主义仍不合你们许多人的意。希法亭同志在《金融资本》里不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战前只需没收十大银行,社会主义便可实现?奥古斯特·倍倍尔不是上百次重复过同样观点?他们难道不是都认为社会主义会轻易实现吗?战争打乱了这种盘算。事情并非如此:战争使社会主义提早二十年左右到来;但却是以曲折的形式——每个工人都在忍饥挨饿,每个工人都必须受苦,我们必须经历长期内战的阶段。

我们也不喜欢这种形式,这对所有人都很艰难;但我们必须明白,别无他法。而你们恰恰不愿理解这点。有人说,俄国其实没有共产主义:这里有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却没有面包、没有煤炭,工人阶级正在挨饿受冻!不错,同志们!但如果能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更省力的道路,我们定会带头去走。【“对极了!”,热烈的掌声】

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然存在——这才是关键。【“确实。”】那我们就不该被称作“革命浪漫主义者”。战前,还是革命者的考茨基写过:如果革命此刻发生,也不算太早。而后战争降临,危机急剧加深;我们正大踏步奔向社会主义。此时同一位考茨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却说:“你们对发动革命操之过急了。”战前不算早,现在反倒早了!【雷德布尔嘲讽:“和我们无关。”】

经济前提——我已经重复十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也就是共产党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插话声】当然,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共产党,不可能由任何别的政党来完成。【反对声】我不是在谈论各国历史形成的政党。在某些国家,共产主义政党可能还很弱小,只是个宗派。但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在国际层面上,显然,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来领导。【“对极了!”】

经济前提已然存在。但还缺少什么?缺少的是我们本阶级的思想导向。【“对极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对极了!”】请想想,各国的资产阶级给我们灌输的是何种教育。难道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子女——即便在法兰西“民主”共和国——刚满三岁就要学唱爱国歌曲?学校不也在颂扬拿破仑吗?

我们的阶级处处遭人践踏,而且是被我们自己的代表践踏:我们自己人中的一部分,已经被资产阶级腐蚀、从我们身边夺走、收买过去,凭的是报刊、学校、议会、剧场等等一切手段21。在这个历史时刻,如果受奴役的工人阶级能立即准备行动,那才真是历史的奇迹。但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数十年来尤其擅长从思想上奴役我们。资产阶级单凭暴力维持不了统治,于是靠制造思想混乱来渗透我们的阵营。正因如此,资产阶级竟得逞了,让我们阶级的子弟亲手杀害了本阶级最优秀的战士。

我们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引导全世界数百万劳动群众,使其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获得思想解放,杜绝资产阶级思想渗透。我们要真正组织成为阶级,实现思想上的紧密团结。当前斗争正推动我们达成这种思想统一。【“可别靠斯巴达克同盟!”】22

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可是某些国家的党和工会却是这样23——我们自己的组织在背后捅我们一刀,就像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典人布兰廷那样。意大利如此,德国如此,各地皆然。

请允许我稍作引申。你们提出的决议24中提到工会国际,两次说不可破坏它。天哪!这份决议竟说,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对工会国际的粉碎,已使它自己站不住脚;还说,这个要求会葬送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右派:“完全正确!”】好,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完全正确”,还是只不过“正确”而已。【笑声】

什么是工会国际?它是垮台的第二国际的一块碎片。【左派:“说得对!”】阿姆斯特丹的工会国际——这就是第二国际。我敢说,阿姆斯特丹的工会国际此刻是资产阶级唯一的堡垒。【左派:“说得对!”】

同志们!如今资产阶级已无法通过正面斗争击败我们,因为工人已经觉醒了。但如果资产阶级能倚靠部分工人群众,仍可重创我们。第二国际在政治上已经垮台,在工会方面却还存在;政治上它什么都不是,是个零,是具死尸。可悲的是,所谓工会国际仍具影响力,确实是资产阶级的堡垒。【右派起哄:“一派胡言!”】谁领导着这个所谓的国际?是列金。【“不对!”】是儒奥25。全世界都知道,列金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儒奥是法国资本的代理人。【嘲讽声,现场骚动起来】

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政治。今天坐在右翼的同志们、工友们,我要告诉你,这个工会国际是套在我们脖子上、套在整个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绞索。【左派热烈鼓掌。右派高喊:“胡说!”现场嘈声大作】也是套在你们脖子上的绞索!【左派有人呼喊:“说得没错!”】难道你们还没看够实例吗?这在国际上就像列金的例子一样真实。国际资产阶级不会直接告诉你:“要当心革命!”你们不会相信他们。但所谓的工会国际却能用一模一样的说辞来找你们。

常有人说,我们想要同你们分裂,同自己的阶级兄弟决裂。【右派起哄:“你们就是想!”】是的,我们想要分裂——因为你们不愿同工会国际的叛徒决裂。【“不错。”“千真万确。”热烈鼓掌】

是的同志们,我们说过(而且你们也同意),当今时代、历史时刻的首要任务,是让我们的阶级在思想上明确方向。【右派插话:“我们一直在这样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唯一前提。但在一个由黄色分子、由国际资本代理人领导的工会国际里,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些人把伦敦和巴黎的交易所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右派发出嘘声。有人吹口哨,左派回应:“你们该感到羞耻。”】如果你们是在吹口哨抗议,只能说明你们的无知。

显而易见,所谓工会国际就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武器。确切地说,这是资产阶级手中最锋利、最危险——我还要补充——唯一真正能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左派热烈鼓掌。右派插话:“胡扯!”】治安团、德国的埃舍里希自卫团、白卫军——当然,这些都不是善类,但我必须说,比起所谓工会国际的那些领袖26,他们对我们的威胁要小得多。【“好极了!”左派热烈鼓掌。激烈骚动。】是的同志们,这里的反应,正说明这就是真相。【巨大的喧哗。一片“好极了”。左派鼓掌。右派骚动。】

同志们!当战争来临、第二国际可耻崩溃时,当我们看到第二国际破产并背叛工人时,整个工人阶级的不满比如今这里的情形要强烈得多。我记得当时瑞士同志格里姆2728不愿在他的报纸上刊登我们党的宣言,因为我们说第二国际已经可耻地崩溃、背叛了工人阶级。那时的愤怒风暴比如今猛烈得多。而现在——让我们坦率直言——第二国际难道没有背叛工人阶级吗?它难道没有可耻地崩溃吗?

当我们指控它的领导人时,自然不是针对个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我根本不认识:就个人而言,或许都是很好、很正派的人,他们也许真以为第二国际的这一支是最好的;可这丝毫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本就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29。你们当真认为,第二国际的这一支恰恰是最好的部分吗?不,同志们,它是最坏的,恰恰是第二国际中最恶劣的部分。当我说它是反革命的,你们倒愤愤不平起来了?

同志们,我还要补充一点。你们如此激烈地为阿姆斯特丹国际辩护,这实在令人诧异。必须指出,在莫斯科时,克里斯平和迪特曼从未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不记得这些同志发表过任何类似立场的演说。

相反,他们曾明确表示过反对立场。我清楚地记得——尽管不确定是否仅为私下交谈——曾对克里斯平同志说过:在工会领域如今会出现一个齐美尔瓦尔德,眼下还只是一个齐美尔瓦尔德30,也就是把所有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分子聚集起来31。在齐美尔瓦尔德,我们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但这是凝聚无产阶级力量的起点。如今我们正在工会方面筹备同样的工作。或许进程会更快些,至少我希望不用再耗费两年时间。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建立工会版的齐美尔瓦尔德作为对抗黄色工会的凝聚核心——这正是克里斯平同志和迪特曼同志达成的共识。【右翼传来反对与叫喊:“这完全是两码事!”】这你们可并不知道。

请允许我说明,目前身在俄国的[奥斯卡·]鲁施及其他工会活动家同样支持建立这种凝聚核心。或许它会与齐美尔瓦尔德有所不同【“那是自然!”32】。毕竟,现阶段多数工会领袖反对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同志们,当我说第二国际的残余势力正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时,你们不应将此视为“大逆不道”。我们若支持由列金、儒奥、阿普尔顿33之流主导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就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思想统一。【右派的异议和嘲笑声】

关于这点我就谈到这里。我确信即便再过半年或一年,现在视之为“叛逆”的人中将有半数赞同我们的观点。【右派强烈反对】届时他们将承认,阿姆斯特丹国际非但未能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反而成为其绊脚石。如果各位质疑这点,恰恰印证了我对无产阶级思想状况的判断——而这正是革命的前提条件。

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哈勒代表大会,必须同时考量其他国家的形势。我们为什么要悲观?为什么要将世界革命的前景越推越远?看看现实吧!难道你们没看到过去几周意大利已燃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星火?胜利终将属于他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尤其请你们看看英国局势的发展,容我对此稍作详述。我们都以极大兴趣追踪英国行动委员会34的组建。它的真正意义尚未被充分认识。当战争阴云逼近时,整个英国工人阶级奋起反抗——这个阶级直到此刻还不幸地算不上一支政治力量35。在人类近代史上,我们首次目睹英国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因素——至少是革命萌芽——登上舞台。直到当下,英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股革命力量,这不是贬损,而是事实,每位英国革命者都会证实这点。但行动委员会的组建标志着开端。苏维埃的雏形、第二政府、影子政府——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暴跳如雷的原因。他们叫嚣:“我们有上下两院,如今这些新委员会竟敢插手外交事务,俨然以政府自居。”

同志们,英国的这些委员会确实是一个新政府、一个平行政府的萌芽。在英国,正像俄国革命初期那样,喊出了同一个词——“双重政府”36。那时我们这里也有过这样的双重政府:一边是资产阶级连同孟什维克的政府,另一边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后来则是全国的苏维埃。这意味着,同志们:或今日,或明日,或早一年或晚一年,与资产阶级的冲突终将到来。双重政府无论如何都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垮台。这个词已经在英国喊出来了。我们正目睹英国工人阶级经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剧变。谁领导了这场运动?正是那些著名的英国改良派。【一片反对】同志们,你们无法否认这点——他们确实是英国改良派。正因如此,运动虽暂时消退,但客观上仍未失去其分量。是的,每个国家都在上演同样的剧情。英国的孟什维克被迫发起了布尔什维克运动。客观形势就是如此【左派表示赞同】,而同志们,这也将在德国发生。

你们在一项决议中宣称:“我们将一如既往,今后也践行无产阶级的团结。”37【“那当然!”】你们说“那当然”?真谢谢你们啊!【左派哄笑,右翼起哄:“您是在嘲讽我们吗?”】我这话是诚恳的。正如英国领导人的帮助对我们弥足珍贵,我们也必将珍视并接受你们的帮助——无论它来自何方。即便某些人——委婉地说——带有孟什维克倾向,在这种情势下也应当支持布尔什维主义。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义站在我们的策略和主张这边38。【左派鼓掌】改良派在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面前别无选择。显然,我们正经历这样一个时代——未来将被视为历史插曲——国际范围内部分孟什维克领导人客观上正在协助布尔什维克推动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巨人,工人阶级,已经觉醒,并要求与地球上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实现阶级团结。

我们对工人阶级抱有最大期望——即便在那些孟什维克仍居领导地位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英国,孟什维克正领导工人阶级;其中最优秀的麦克唐纳39就是孟什维克。他此刻正在格鲁吉亚,听到有人攻讦布尔什维克后,竟宣称自己准备成为布尔什维克。这自然是玩笑话;但亨德森40之流中最优秀者仍是孟什维克;他们不得不支持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策略,而且时日愈久,支持愈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若不如此,他们将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工人阶级彻底唾弃。【左派鼓掌】

正因如此,我们对各国的革命运动寄予厚望。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资本主义堡垒的典型国度英国——那里已能清晰感到新纪元的震颤41,无产阶级革命的曙光已然乍现。我确信两三年后,人们会说这是新时代的开端。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这个国际资产阶级堡垒大有可为,因而在所有欧洲国家同样如此。

就拿奥地利来说吧。明日晨起时,你们或许会从早报读到苏维埃政府已在奥地利成立。若真如此,不必讶异,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再看巴尔干:在保加利亚,我们几乎仅凭合法手段就为布尔什维主义赢得了多数支持;在南斯拉夫亦是如此。当地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已经熟透了。【右派起哄:“做梦!”】同志们,幸而这绝非做梦。在巴尔干数国,共产党已通过合法途径赢得多数。在匈牙利,反动派无法永远维持统治。请允许我表达这样的期许:德国革命并未消亡,斗争与决胜时刻终将在此降临。【掌声】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组织,需要一套服务于国际世界革命的策略。而你们的策略恰恰完全缺失这一点。你们的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这绝不能用遗忘或巧合来解释。这种沉默与大会多数派的态度同样绝非偶然。【左派当中传来“好极了!”,掌声雷动】

同志们,为了展开富有成效的辩论——我们必须展开这种辩论,它将在大会结束后继续推进——我们首先必须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你们如果得出世界革命现在已无可能的结论,这本身并不构成罪过。但需要开诚布公地表明立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你们的策略要求对此保持缄默。【右派强烈反对并叫喊:“胡说!”】

同志们,现在我要谈及第二个关键议题——民主。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同样欠我们一个答复。你们始终在回避表态。唯有迪特曼同志稍作提及。他说我们愿保留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迪特曼插话:“我根本没说过这话!”】,因为专政过后民主依然存在42。专政当然只是暂时现象。但迄今为止整个国际都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至少它的右翼领导——是站在民主立场上的。至少到此刻为止仍是如此。【右派的异议和嘲笑:“不,不——这是污蔑!”】

考茨基的所有小册子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而考茨基同志自然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与领导者。【反对与叫喊:“不属实!”】但他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今日你们矢口否认,但同志们,明日你们就不得不承担这套理论的后果,届时全世界都将看清:考茨基现在是、将来仍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精神领袖。你们应当亮明立场,向工人阶级坦承这一点。【“我们在做了!”】可你们方才还说考茨基的影响力已荡然无存。【“无耻!”】这些正是导致我们分歧的核心问题。

现在,我要补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若干意见。

我们时常听到有人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难道不是克里斯平在莫斯科问列宁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属不属于新生事物?须知《爱尔福特纲领》早有相关论述。同志们,克里斯平同志在此表现出怎样的思想倾向?《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谢德曼党不也拥护《爱尔福特纲领》吗?即便是孟什维克也能接受那种程度的专政。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专政43;它是一种形式,不是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中形成的形式,由国际工人阶级亲手创造,也就是苏维埃制度。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能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我们必将热烈欢迎。我们始终强调,各国不必照搬俄国模式,别国工人阶级或许能比我们做得更好。但迄今为止,苏维埃政府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现实形态。“苏维埃”这个词已挂在全球工人阶级口头,深深镌刻在工人心中。我们不愿听你们说,无产阶级专政早被《爱尔福特纲领》预见。我们要求你们明确表态:你们到底支不支持实际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形式已由德国工人阶级在一月革命44中开启,并由匈牙利工人阶级继续实践。

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派代表——的印象是:在这三大问题上,我们与诸位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究竟要不要世界革命、要不要把全部策略都围绕它来制定45,以及在我们如何对待民主、最后如何对待专政上。这就是那三大问题——恕我直言,我们正为它们争得不可开交。

有人在此声称,起初我们在莫斯科的会谈气氛融洽,但后来态度转为强硬,大幅提高了第三国际的入党条件。现在你们试图以狭隘的动机解释这种转变。但是,要解决你们眼中的当务之急却非常容易。我们原本也抱有达成协议的愿望。我们双方都详尽阐述了各自立场。但随着我们越是深入探讨这些决定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根本问题,就越是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之间完全不存在共识。这才是唯一的原因,个人因素与此毫无关联。我们对迪特曼、克里斯平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成见呢?他们又怎会对我们怀有私怨?此前我们甚至素未谋面!不,这纯粹是原则问题的交锋。我们彼此掂量后,都觉得对方分量不足。

似乎同时发生了另一种发展过程——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认定我们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他们自认为已掂清我们的斤两,同样觉得我们分量不足。因此,事情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但双方都必须坦率承认:我们争论的是这三点原则——而非私人恩怨。所以,同志们,在这些原则问题尚未澄清之前,我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正因如此,俄方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对你们辩论沦落到如此低劣的水平深感遗憾。【右派传来插话】我不愿追究是谁的过错。但代表大会已对此作出补救。我们完全无须为辩论的广泛深入感到懊悔。这对德国工人阶级乃至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将大有裨益。

迄今为止我们只讨论了组织层面的条件。这固然非常重要,我们还会继续讨论。但更为关键的是纲领性文件,是根本问题。我们产生分歧不是因为你们要求十八条而非二十一条入党条件。如果分裂终将到来,那必定源于你们在世界革命、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上与我们存在根本分歧。这点必须明确强调。唯有如此,才能充分理解此处所有的发言。

昨日克里斯平声称:“我们在莫斯科表明,只要就条件达成共识,就准备在德国宣传你们的理念。”然而转瞬之间,这里又传出必须在原则上抵制布尔什维主义、视我们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论调。接着又改口说:“要是当初摆在桌面的是十八条不是二十一条,我们早该达成共识了。”

关于迪特曼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极端负面描述,还需补充几句。倘若我们日复一日犯下如此多罪行,每天枪决五百个老翁、五百名妇女,倘若我们真是这般恶徒,那么他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宣布:与这类人同属一个组织在原则上绝无可能。【掌声】既然如此,他也无需像现在这样向我们致意。说真的,人们何必要向罪犯问候呢?【“对极了!”】

同志们,我们曾对孟什维克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们与他们的对话方式已大不相同,由于分裂既成事实,语气变得冰冷许多。他们写下整本整本的小册子,指控某某人偷窃了钱箱,某某人是罪犯,某某人想要无产阶级专政——可到头来,孟什维克总是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非要同我们联合不可!【哄笑】我们对他们说:好吧,既然我们是这样的罪犯,既然我们偷了钱箱,那你们就不该寻求同我们联合,而应当同我们斗个你死我活。

同志们,在国际舞台上,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的是:非此即彼。我们在某份社会民主派的报纸上读到:布哈林同志和我——俄国工人阶级的压迫者46——正在前往德国;我们压迫着俄国工人阶级,是暴君——我们要以暴君的身份前往德国。但如果你们真心认为我们在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认为我们是暴君,那你们就不能心安理得地邀请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寻求同我们联合,不管这种联合附带一个条件、两个条件还是半个条件。

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一个事实:在这些决定性的原则上,你们依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在你们的领导层及党员中间,有五花八门的立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几位领导人支持改良主义,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正确!”】在这三点决定性的分歧上,这些人是反对我们的。【“完全正确!”,也有反对声】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在代表大会面前、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对你们说:我们根本不想来这里发号施令。我们根本不会像你们指责的那样,以为只要在莫斯科按下电钮,全世界的工人就得跟着我们的调子跳舞。我们不是白痴。我们非常清楚:哪怕你们按动一千次电钮,只要工人阶级不愿革命,他们就根本不会响应。【骚动】

显然:是否加入第三国际,应由你们的党代表大会裁断,因为这不会在莫斯科决定,而要在哈勒由德国工人阶级最先进部分的代表来决定。【热烈的掌声】你们现在依然是一锅大杂烩,因为各方在民主、专政和世界革命上依然没有足够明确的认识。我个人几乎不认识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或许我同某几位同志打过一两次交道。但事情一定会按照我所描述的方式发展,因为这是规律。你们中间的一些人终究会加入国际,就像我们的孟什维克中间发生过的那样。孟什维克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比如欣丘克47、布尔金等许多人,现在都成了我们党的一份子。这就是为什么,两年前我们非常平静地告诉孟什维克:你们签署过反对我们的决议。而我们要对你们说:同志们,工人们,我们在这里激烈地互相斗争,但我们也要对你们说:你们也是工人。你们虽然是改良派48

或许要经过半年、甚至整整一年,你们才会转向共产主义。俄国的情况是这样,你们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因此,我们要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承担起责任:我们将把我们的力量、第三国际的力量放到天平上,替它宣告:“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49——在世界革命问题上,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我相信,工人阶级已经投身于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第三国际的事业。现在再也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你们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同志们,请允许我回应克里斯平同志所触及的原则性问题,因为我无法对此置之不理。他提出了三点原则,但依我之见,这些并非关键所在。首先是土地问题,其次是民族问题,第三是恐怖手段问题。【克里斯平插话:“苏维埃制度呢!”】对,还有苏维埃制度。这四点原则必须逐一辨明。

首先来看土地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断言,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制定的土地纲领只会强化反革命势力,而无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土地纲领是为整个国际运动而设,并非仅针对德国,这一点极为重要;其二,鉴于本次会议在德国召开,我们还需审视德国的实际情形是否真如克里斯平所言。

我对德国状况的了解,自然不及克里斯平同志及其他投身运动数十年的德国同志。同志们不妨看看匈牙利的实例。这个案例处处发人深省——我们见证了不同派系是如何在党内联合起来的。在关键历史时刻,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曾尝试与中间派联合。我们对此亦负有责任。当时我们未加反对,以为无需经历俄国式的激烈斗争就能顺利推进。然而匈牙利事件证明:将工人阶级改良派与革命者强行捆绑造成了严重损害,这种联合付出了高昂代价。

回到土地问题本身。不幸的是,匈牙利同志们恰恰采取了某些同志此刻主张的教条主义做法。他们不愿向中农让步,试图保留大面积地产加以社会化,组织大规模生产。同志们,这个错误已由贝拉·库恩同志公开承认,正如瓦尔加50及匈牙利共产党所有领导层干部所做的那样。为什么这是错误的?试想以下情形:匈牙利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只是薄弱的一层,农民群体才是决定性力量。【“完全正确!”】革命爆发后,数周乃至数月过去,匈牙利农民仍未感受到任何改变。农村一切如故。贝拉·库恩领导的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政权虽已建立,农民却没有分到土地51。同志们,这是致命的失误,正因如此,中农阶层才对无产阶级革命无动于衷、充耳不闻。

再看另一个国家。克里斯平同志提到了意大利。他说塞拉蒂同志投了弃权票。这是事实。可是同志们,意大利的事实证明谁对了——是共产国际,还是塞拉蒂同志?我想,塞拉蒂如今已经明白了。你们都知道意大利眼下的局势:中小农民已开始没收土地52。不是吗?【“毕竟是搞社会主义!”】同志们,难道这是反革命吗?不,这恰恰是革命的组成部分!【“完全正确!”】同志们,作必要的调整后,德国同样会出现这种形势。我要问克里斯平同志:如果没有农民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在德国站得住脚?我们不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还必须组建农民委员会。你同意我说的吗,克里斯平同志?【克里斯平:“绝不!”】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认为:无论在德国或其他国家,农民委员会绝对必要。【“完全正确!”】当然,首要任务是团结农业工人,打下稳固的根基。但我们还必须努力在农民中扎下根基,即便最终的决定权当然属于城市的无产阶级。如果说这在俄国这样的年轻国家适用,那么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就更加重要。从长远来看,若不组织小农阶层,就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志们,如果你们不愿吸纳农民阶层,就是在犯致命的错误。我必须指出,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在为反革命铺路。【“完全正确!”伴随喧哗声】你们正在培植土壤,让反革命能够从中招募对抗工人阶级的军队。【“完全正确!”】

同志们,请允许我回顾我们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当时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1905年革命初期我们就说过:我们的全部方针必须致力于引导农民中的革命派别,使他们与工人阶级共同对抗资产阶级。但孟什维克宣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径”。他们不愿与农民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反而主张与自由资产阶级结成“全民反对派”。如今我们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中,恰恰看到了同样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尽管外部环境已然不同。

我们本应深入农村对小农说:无产阶级革命到来时,你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将真正获得利益。我们将免除你们的债务,还将给你们设立农民委员会53。因为倘若革命明日胜利,敌人就能在农民领袖的集会上质问:为何有工人委员会,却没有农民委员会?

克里斯平同志根本上错在哪里?我认为对他而言,世界革命的前景并非严肃的考量。因此他声称农民不属于我们,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同志们,我们今后还会与农民阶层发生很多冲突。在俄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但主要敌人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关键在于历史的教训:革命一旦来临,我们必须设法使中农保持中立,或把他们争取过来。是的同志们,农民哄抢财物固然不好。这不好,应当制止。但这是较小的恶。更可怕的是反革命能从农民中拉起队伍。【“完全正确!”】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胜利,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成功。

在起草土地纲领时,委员会全体同志都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绝非如某些指责所言,是耍琐碎的权术算计。我们力图适应各国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德国也不例外。我们明确表示: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把大庄园和大型地产分配给小农。在这种特定背景下,这完全正确且切实可行。【克里斯平插话:“这是生产方式的倒车——倒退回中世纪!”】

请允许我转向第二点问题。【克里斯平插话:“中世纪的倒退!”】好吧同志们,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中世纪的倒退”。我们能够承受五到十年内无法在农村完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但若我们倒退回资本主义,那才是真正退回中世纪54。【骚动。“不对!”】

当然,要在实践中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还需经历一个时代55。但当前除俄国外的所有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应支持资产阶级这个敌人。为此我们必须争取小农的支持。你们的反对恰恰证明,你们仍未足够严肃地思考世界革命,仍然在重复《爱尔福特纲领》的老调:农民不具备社会主义头脑,他们不属于我们阵营,而是站在对立面成为我们的敌人。

同志们,你们将来的经历,还会与我们当年在俄国同孟什维克打交道时大不相同56。革命前不久,孟什维克也曾把自己打扮成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标榜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拒绝对农民阶级作出任何妥协。而如今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我们能够、也必须迫使富农向工人阶级供应粮食,竟有人反过来指责我们压迫农民57!可见同志们,他们忽而这样、忽而那样58!这里也会完全一样。

当前有人把自己打扮成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借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往后推59。但终有一日他们会质问:“为何要对农民阶级实施这些措施?”而我们将始终坚持:城市与农村的无产者才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承载者。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必须争取一切可得的成果,使部分农民保持中立,并让他们认识到,在苏维埃共和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完全正确!”】

下面谈民族问题。请容我先岔开说一段小小的轶事。我必须告诉诸位,克里斯平同志在这桩恩维尔·帕夏60事件上栽了跟头,栽得不能再惨61。诸位这就会听到62。在民族问题上,有人大肆胡闹,简直闻所未闻63。不仅德国有人在集会上抬出这个“恩维尔幽灵”,瑞士也是如此。我刚收到瑞士同志罗莎·布洛赫64的来信,她问道:“同志,请告诉我,恩维尔真是你们的盟友吗?这个可怕的恩维尔·帕夏真是你们的同路人吗?”此外,我手头有份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由居特勒和科尔署名,其中叫嚣道:屠杀亚美尼亚人民的刽子手恩维尔·帕夏被接纳进第三国际,而身经百战的革命斗士雷德布尔却被拒之门外。

请允许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诸位。【一片喊叫,会场骚动】恩维尔·帕夏出席了巴库代表大会,65但他不是代表。他请求我们给他发表声明的机会,我们没有答应。【听呀,听呀!】于是他请求把他的书面声明记录在案——会议记录我已带来,不久将在德国出版成书,诸位可以一读。这样,我们没有让他发言,而且正是由于我作为大会主席的提议。后来他又请求至少把声明宣读一遍,这我们同意了。声明就在我手上。以下即恩维尔·帕夏的宣言:66

我谨以个人名义,向诸位、并向大会主席团致谢,感谢你们使我今日得以在巴库与各位相聚。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把我们劫掠到只剩一件衬衫还不甘心,它觊觎我们的鲜血,必欲置我们于死地;欧洲的政治又是一片谎言。能在与这一切对立的立场上、与诸位并肩作战,我们深感万幸。

土耳其卷入战争之时,世界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沙皇俄国及其盟友,另一方是同样性质的德国及其同盟。在这两伙之间,我们同沙皇俄国、英国及其党羽搏斗——他们要把我们彻底扼杀、灭绝——因而站到了德国一边,因为德国至少表示愿意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德国帝国主义者利用我们去实现他们的劫掠目的;可我们的心愿,不过是保住自己的独立。

那种把我们从安宁的流亡生活召唤出来、驱我们奔赴的黎波里闷热的荒原、住进贝都因人简陋的帐篷、与他们一同熬过此生最艰难岁月的情感,绝不是帝国主义的情感。我们一心要为的黎波里人保住的黎波里;如今他们历经九年苦战,终于赶走了意大利帝国主义者,我们为此欣慰。对阿塞拜疆,我们同样别无他图。我们认为,阿塞拜疆属于阿塞拜疆人。倘若我们的立场有时显得含糊,那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我身居最要紧的职位之一。我向诸位坦言:我痛悔我们当初被迫站在德国帝国主义一边作战。我憎恨并诅咒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者,正如我憎恨并诅咒英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在我看来,凡是打算让那帮游手好闲之徒坐享其成的人,都该消灭。这就是我对帝国主义的立场。

我向诸位保证:假如今日这样的俄国当时便已存在、并为它今天的目标而战,我们当初也会像现在这样,竭尽全力站到它一边。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我要告诉各位:当我们下决心、着手同苏维埃俄国共同行动之时,尤登尼奇的军队正逼近彼得格勒,高尔察克握着乌拉尔,邓尼金正从南面进逼莫斯科。指挥这些势力、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协约国,龇出了獠牙,得意地搓着双手。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努力要做俄国的朋友。倘若不是黑海的风暴把我顶了回来、折断了我船上的桅杆,倘若不是科夫诺和里加的牢狱、我所乘飞机的失事一再阻拦,我本该在俄国最艰难的时刻就赶到诸位身边,也就用不着在此赘述了。【“简直是霍夫曼将军67在工人集会上的腔调。”68

诸位知道,在这场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角逐中,我们战败了。但从被奴役者的战争这个角度,我并不承认我们是败者——因为土耳其封锁海峡,正是促成贪得无厌的沙皇俄国崩溃、并由一切被奴役者的天然盟友苏维埃俄国取而代之的因素之一。这样,土耳其便为开辟一条拯救世界的新路出了一份力。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场胜利。

如我方才所说,那支如今正同帝国主义英勇搏斗、由农民为之注入力量的军队,并未被打垮,只是一时垂下了手臂。如今,同一个敌人较量了十五年之后,它已在最艰苦的境况中不间断地苦战到第二个年头。今日之战,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眼见东方世界如今已同第三国际结盟、全世界被奴役者都支持他们正当的要求,这支军队满怀必胜的决心。

这场以布尔战争发端的世界大战,其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最紧张的阶段从1914年持续到1917年,如今已告结束。战争目前已进入决定性的时期,必将以被压迫者的胜利告终——不仅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方放下武器,更是它们的彻底覆灭。

这次大会,给为保卫被奴役者而流血的红军、给土耳其的战士们注入了新的力量。这次大会同样将推动这场斗争以正义的胜利告终。把我们引到诸位面前来的,并不只是想在我们已经发动的斗争里为自己找一个支撑。

我们的革命力量,始终汲取自人民,汲取自人民中被奴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农民。我们的产业工人倘若强大,我本会把他们放在首位。可他们也一直与我们同在,全心全意地同我们一道工作,如今依然如此。我们就是这样依靠人民中被奴役的那一部分。我们体味着他们的痛苦,与他们同生共死。

出于对人民意愿的尊重,我们主张给予他们自决权。凡愿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我们便以牢固的纽带同他们结成终身之盟;凡不愿的,我们也愿给他们自主安排命运的权利。这就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反对战争——也就是反对人们为权力而相互绞杀。为求得永久的和平,我们与诸位携手;正因如此,我们如今才不顾一切阻碍,浴血奋战,并将坚持下去。

我们要的是劳动者的幸福——也就是反对投机者,无论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攫取他人劳动的果实。对这些人,必须当机立断地处置。我们要让自己的国家大规模发展农业和工业,享有共同劳动的成果。这就是我们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

我们深信,唯有目标明确的民族才能赢得幸福与自由。我们希望,那种同劳动相结合、能保障我们获得真正自由的扎实学识,能开启我们国家的民智。在这一点上,我们对男女一视同仁。这就是我们在社会政策上的看法。

我向诸位郑重声明:派我作为代表前来的、由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埃及、阿拉伯和印度斯坦各革命组织结成的同盟,在这一点上与诸位完全同心。这一同盟坚信,它必能动用一切革命手段,敲碎这些猛兽的利齿,使它们彻底丧失力量。

为此而举起的双手,正彼此相迎。这场斗争将会漫长,但终将以我们的胜利告终;凡愿与我们并肩工作、直到斗争结束的人,我都要同他握手。我祝他们成功。

被奴役者的同盟万岁!打倒在这同盟面前发抖的压迫者!

这就是恩维尔·帕夏的声明。【众人喧哗】我们是怎么回应他的?难道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他,对他说:“你确是个幡然悔悟的罪人”?绝非如此。我们专门针对他通过了特别决议。【克里斯平的插话:“是政府还是仅仅针对政党?”】这项动议由贝拉·库恩同志和我共同提出,并在大会上以很大多数、甚至几乎一致通过69。决议内容如下:

在受理恩维尔·帕夏关于土耳其民族运动的声明后,大会通过如下决议70

一、大会向全体土耳其战士表示声援,支持他们反抗世界帝国主义、尤其反抗英法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71;世界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东方各民族,使全世界劳动者陷于被奴役的境地。东方各民族大会一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支持那些旨在把东方被压迫民族从外国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普遍革命运动。

二、大会要求土耳其人民不要轻率支持那些应对战争负责之人72。大会郑重声明:当前普遍的民族运动仅针对外国压迫者,民族运动的成功尚不意味着土耳其农民和工人摆脱了一切压迫与剥削。这一运动即便成功,也不会解决土耳其劳动阶级最紧要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也不会扫除东方获得解放的最大障碍,即各民族间的纷争73

三、大会认为,对运动中那些领导人必须特别警惕:他们先前为某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而制造了对土耳其农民和工人的屠杀,从而为一小撮富人和高级军官的利益,双重地招致了土耳其劳动群众的毁灭74。大会建议这些领导人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现在愿意为劳动人民服务【“啊哈!”】,并弥补过去走错的步子。【右派插话:“还弥补!”75】大会建议土耳其和整个东方的劳动群众支持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呼吁土耳其的农民和工人结成自己独立的组织,把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并防止那些企图扼杀解放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勾结本土的富裕剥削者、官僚和将军并对其施加影响76。唯有如此,土耳其劳动人民才能实现从压迫者和剥削者手中的解放【骚动与喊叫:“还有亚美尼亚将军!”77】;也唯其如此,整个国家、工厂、矿山以及国内一切财富才能服务于劳动者、并且只服务于劳动者的利益。唯有如此78

这就是关于恩维尔·帕夏事件的完整叙述。【骚动】恩维尔·帕夏并非大会代表,大会甚至通过了反对他的决议。当然,恩维尔·帕夏是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谋,我们也当面对他点明了这一点79。但请你们记住:亚美尼亚资产阶级也曾是弗兰格尔男爵的盟友。也请你们想一想,所谓的亚美尼亚民主派随时可能对我们发起攻击,而所谓“独立”的亚美尼亚不过是英国资本主义对抗我们的附庸。

在格鲁吉亚,现在确实聚集着不少独立社民党人——我听说考茨基也去了那里80——情形也一样:在这个国家,我们同样看到一个与俄国工人为敌的盟友。【“正是如此!”】军火正经格鲁吉亚运往弗兰格尔部队,所以别再对我们大谈什么亚美尼亚“民主”!它同样是协约国对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如果有人因我们与恩维尔·帕夏的这点“联系”就说俄国革命一文不值,那么我要说:用这种鬼故事或许能吓唬小孩,可若以为能唬住成年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因为你们对民族问题持改良主义态度。我现在就可以证明这点。在独立社民党会议上,希法亭同志轻蔑地提起“希瓦汗国的毛拉”:他说希瓦汗国的毛拉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的潜台词是:这太可笑了——希瓦汗国的毛拉显然不是共产主义者。

但我们第三国际深知,必须真正面向全世界的工人讲话,而不能只从欧洲的视角出发。我们还要以符合其国情的方式,向“希瓦汗国的毛拉”传播启蒙思想。我们要引导他们,号召他们奋起反抗压迫者;除了照我们已经做的去做,别无他途81。我们已经向他们阐明了共产国际的立场。第二国际仅限于白皮肤的人;第三国际不以肤色区分人类。如果你们渴望一场世界革命,渴望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就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欧洲,还必须转向亚洲。

希法亭肯定不屑一顾:都是些什么亚洲人、卡尔梅克人和中国人!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不也把亚洲扶起来,世界革命就不可能实现。那里生活的人口四倍于欧洲,和我们一样,这些人也在遭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和羞辱。我们到底想不想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暴风雨般的掌声】马克思说过,没有英国的欧洲革命不过像茶杯里的风波8283;我们也同样要对你们这些德国的党同志说:没有亚洲的革命算不上世界革命!

这对你们至关重要。看来我也有幸像诸位一样身为欧洲人,可欧洲不过是世界的一小块。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我们感受到了此前无产阶级运动中一直缺失的东西。我们体会到,要使世界革命到来,必不可少的是什么——那就是亚洲被压迫群众的觉醒。迪特曼或许会讥笑我,但我要坦言:当我在巴库看到成百上千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同我们一道唱起《国际歌》时,我眼里噙满了泪水。就在那里,我感到了世界革命的气息。我要着重再说一遍:这不只是欧洲革命,而是世界革命。这是全世界备受压迫的各民族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

克里斯平的观点完全错误,他曾宣称这些不过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对抗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克里斯平插话:“部分是!”】不,这是不对的。正如雷德布尔当年谈及殖民政策时所言,总会有那么一刻,我们的思想将撼动整个世界。现在,我们需要将思想付诸行动,带领各国被压迫者反抗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确实还不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风暴。但我们向资本主义发动的这场风暴必将愈演愈烈,终将席卷全球、解放全世界。同志们,我要重申:没有这样的支援,我们就不可能实现世界革命。彼得格勒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同志曾说:资本主义战争造成了什么结果?是两亿五千万欧洲人压迫着十五亿其他民族。我并非指控我们都是压迫者,但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确实是压迫者。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加入这场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

如果有人讥讽我在巴库郑重宣布了圣战,那么我的原话是:“东方的人民,关于‘圣战’你们听得太多了。1914年,人们也曾对工人说,那场资本主义战争是一场圣战84。东方的人民,那是一场该诅咒的战争;可如今我们提议你们投入一场真正的圣战——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人类的压迫者!”【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志们!这其中可有任何宗教成分?可有任何蛊惑人心的东西?请允许我再向你们转述当时那篇演讲的若干片段。

我在巴库这样说:“每个大资本家式的英国人,不仅迫使成百名英国工人,还迫使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许多其他依附英国资本的国家里成百上千的农民为他卖力85。由此必须得出结论:这五亿受压迫的人口首先必须联合起来;到那时,世上将不再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你们在英国资本家这帮强盗面前低头86

欧美那些较为文明、较有教养、组织得较好的工人,其任务就是帮助东方落后的工人群众87。不应嘲笑他们,不应骄横自大,不应拿自己的优越去夸耀东方农民的落后,而应对他们的无知和落后深感痛惜,并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以凯末尔88为首的那个运动,要把哈里发这个‘神圣’人物从敌人手里救出来。这是那个党的立场。这是共产主义立场吗?绝不是89。全世界共产主义工人的代表们转向你们,在这场艰难然而必要的斗争中向你们伸出兄弟般援助之手。我们坚信,你们一定会接住欧美无产阶级伸来的这只手,并以友好的握手回应90。”

他们同意了这一点,同志们,而这将成为现实。我对你们说过91,马克思和恩格斯铸就了这样一句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身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我们恰逢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幸把这一口号扩充92,进而高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你们的剥削者!”【左派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在这个问题上,巴库的代表们都赞同了我;同志们,对此你们不该发笑。你们不该讥讽巴库大会,可你们已经讥讽得够多了。我在所有报纸上都看到,报上把巴库的“共产主义者”几个字打上了引号。【右派表示异议】党的同志们,你们就是不肯认识到,这是一桩历史性事件93。你们把这次大会看作、甚至有意看作我们政府导演的一场把戏。

党的同志们,那是一次革命行动,是针对英国资本的一次敌对行为,英国政府还为此提出了抗议;我不知道[格奥尔基·]契切林是怎么答复的。可是同志们,倘若我们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政府就这类事情打交道,这并不是俄国工人阶级的过错,而是其他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过错;即便这不算他们的过错,那也是他们的软弱94。【热烈的掌声】

因此我要说,莫斯科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上的决议绝不是后退一步,而是朝着世界革命迈出的巨大一步。【热情的掌声】恰恰在这一点上,克里斯平却说我们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欧美最先进的革命部分,如今正竭尽一切手段使亚洲奋起95。现在就要往前走了,我们将迎来的不只是欧洲革命,而是世界革命。

在巴库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名叫“行动委员会”,由来自二十八个民族的四十八名成员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组成。大会一致决定赋予这两名代表否决权。有人会说:“啊哈,莫斯科的独断又伸到这里来了!”同志们,这可比那种小家子气的“民主”大气得多!它表明:这些东方民族的绝大多数,都理所当然地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当作自己的导师和领袖96,而不是像你们那样,把那些民族当作“希瓦汗国的毛拉”来嘲笑、居高临下地对待。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全是十足的文盲!”97同志们!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彼得格勒如今已没有多少文盲了,再过三年,我们这里将几乎一个文盲也没有98。更何况,正是这些文盲,在1905年和1917年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场革命。【暴风雨般的掌声】

东方的曙光将照耀全人类。我要问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团结东方各民族,而他们自愿选择接受欧美工人阶级领导,这有什么不体面或不可接受的吗?我们必须懂得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而当像希法亭这样的领导同志用“希瓦汗国的毛拉”这种言辞嘲弄他们时,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左派热烈地表示赞同】

这些可怜的、备受压迫的民族,被人坑骗、掠夺、羞辱得如此深重,以至于对任何欧洲人都满怀不信任99。可是共产国际——这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却赢得了这些被压迫民族最深的信任。我们看到,亚洲各民族中先进的那些阶层正走向我们,而不是投奔旧的社会民主党。那么,我们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同志们,我认为错误在你们这一边。狭隘,冥顽守旧,我们随母乳一同吸进去的资产阶级旧偏见,使你们无从争取这些民族、无从同他们一道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正是因为你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情绪100,这种情绪对你们来说压根儿就不存在。【右派群起反对】

若非如此,希法亭嘲笑“希瓦汗国的毛拉”或许还能算作偶然。俄国名将苏沃洛夫曾说:“别老是把‘偶然、偶然’挂在嘴边!要紧的是,你脑袋里究竟有没有脑子!”不,这绝不是偶然。在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站到这样的立场上来:不去讥讽东方各民族,而是把他们扶起来、帮助他们;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党的同志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大家都将落在资产阶级手里。【左派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在巴库,恩维尔对一部分穆斯林群众的影响力极大101,民众在街头亲吻他的手和脚。这自然令人遗憾,我也不讳言。但对穆斯林群众,必须用不同于我们这里的办法去对待102。我们总得懂得去正视东方工人运动一再碰到的种种困难,并把它们清除掉;我们必须顾及这些民族的乡土偏见103。我们在欧洲不也这样做吗?你们顾及宗教偏见时,不正是如此?【右派插话:“不,我们不这么做。”】

党的同志们,我们当初也没料到,东方的妇女有朝一日竟会意识到什么是共产主义104。我若告诉你们:在一场几千人的游行里,穆斯林妇女当众摘下了面纱——你们大概会觉得这是件小事。希法亭这样有学问的社会主义者,对此多半会摇着头说:“哈,这些妇女,还有希瓦汗国的毛拉!”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倘若东方的妇女不懂得自己正遭受压迫、奴役、被偏见缠住手脚,我们就不会有世界革命。

党的同志们!我们做着这样一桩巨大的启蒙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光荣105。这为什么对德国工人就不能接受呢?【左派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同志们,我相信,全世界工人阶级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必须而且应当去做的,正是共产国际将要去做的事106。【热情的掌声】

现在转向克里斯平提及的第三点原则——恐怖手段问题。在我看来,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不过还算重要。

克里斯平说得不错,俄国共产党曾有段时期主张出版自由。党当时坚称,必须将出版自由作为原则维护,而今天党已经放弃了这一立场。这是有益的进步。

如今你们试图区分“暴力”与“恐怖”。在我们看来,这不可能。恐怖是暴力的强化形态,正如内战是阶级斗争的激化形态。内战是阶级斗争的职能,是阶级斗争的顶点与高潮。恐怖是内战与暴力的顶点——此即我们的观点。

克里斯平援引了罗莎·卢森堡同志的话。他引用我们已故导师的句子:“无产阶级共和国无需恐怖;它憎恶并痛恨杀戮人类。”但请听听她接下来的发言:“如果有人认为资本家会心甘情愿地服从议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判决,会平静地放弃所有权和利润,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必须用铁拳和无情的力量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抵抗。面对反革命威胁,必须解除统治阶级武装、武装人民并凝聚工人阶级力量。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世界历史上最激烈的内战,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准备好必要的武器弹药去战斗和夺取胜利。”【右派嘘声:“这正是我们的观点!”】

这也是我的观点。我真想就这个问题与雷德布尔辩论一番。【雷德布尔讥讽:“我很乐意在你之后发言!”】很好,雷德布尔同志,但前提是你必须让我讲完话,而不是每次都打断我。在俄国,雷德布尔关于恐怖手段的声明令我们极其难堪,因为我们曾将他视为久经考验的老战士而深表敬重。【右派哗然】

我刚才宣读的,也是我们在革命初期的看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深知不能否认恐怖。我们知道,马克思曾一再使用“反对资产阶级的平民式斗争”这个说法107。马克思既是集中派,又是恐怖主义者。可见,在革命前和革命初期,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恐怖的,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在实践中,我们一向偏袒巴黎公社的种种弱点108——已故的拉法格同志谈到巴黎公社时曾说:“公社社员都是些太心善的家伙。”109革命初期的我们也正是这样:我们都是些太心善的家伙!我们说,我们厌恶杀人。这在我们口中并不是一句空话。

众所周知,革命当日克拉斯诺夫110将军——他曾为克伦斯基和反革命势力与我们作战——手持武器站在彼得格勒城外,企图屠杀工人。当我们俘虏他时做了什么?我们要求他承诺:“以名誉担保,不再与我们为敌。”他照做了,而我们竟愚蠢地释放了他!唯有列宁对此存有疑虑。我们放走了这个军官!党的同志们!你们清楚他后来纠集反革命军队,让我们付出数万人牺牲的代价。对克拉斯诺夫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仁慈,导致数万同志丧生。

还有更甚者:革命当日逮捕的几名部长,他们曾受英国外交指使,对工人阶级犯下许多罪行。我至今清楚记得马尔托夫如何竭力替这些部长说项。他来到人民委员会议——头一次会议——要求给这些资产阶级部长先生们软禁待遇。我们竟蠢到把他们放了,放走了其中大多数人。111同志们,这些人后来对我们做了什么,你们都清楚。全世界都看到他们后来的行径。当然,我并非指责马尔托夫站在那儿抽着香烟有什么过错。错在我们自己;我们共产主义者心肠太软。

革命初期我们总是如此行事。【“然后你们做了什么?”】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释放了这些部长,除了少数逃脱的协约国间谍。我们都是些心肠太软的家伙。这是无产阶级在国际上的弱点。

同志们,回想芬兰的局势。我与几位芬兰同志讨论过此事。芬兰工人曾掌握政权。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释放了所有资产阶级部长和议员,这些人前往柏林集结白卫军,然后杀回芬兰。你们都清楚芬兰工人遭受的屠杀。匈牙利也发生过类似情形。同志们,德国同样如此。

当你们声称完全赞同卢森堡同志的观点时——我们革命前何尝不是这样想。那是我们革命历程中充满玫瑰色幻想的稚嫩时期,我们曾天真地认为那些人会顺从。【说得好!】为此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经历了数载浴血抗争。因此,雷德布尔同志,当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建立时——我们都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当你们面临这个问题时,我恳请你切勿重蹈我们的覆辙。毕竟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应当相互学习。【“千真万确!”】不是要你们听从我们的“指示”,而是要你们借鉴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的经验,以及——特别是——德国本土的教训。【“好极了!”左派中爆发了掌声。雷德布尔插话:“胡说八道!”】

如果你们不想加入第三国际,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有原则分歧,那充其量也不过是犯了个错误112。这个问题不该拉到“道德还是不道德”的层面上去衡量。这种杀戮,谁也不乐见113——这道理你们自然明白。那么暴力又是从何而来的?是从这场脱胎于战争的革命中产生的。自那场屠戮两千万生灵的战争后,我们都变得冷酷了,不再如往昔般珍视人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血流成河,它的降生注定伴着剧烈阵痛,人性已在战火中异化。【“千真万确!”】我们早已习惯枪炮相向。问题核心在于:我们该用何种手段捍卫本阶级的革命事业,守护人类的未来——该用何种方式保卫我们的生存权利。这才是症结所在。【右派插话:“要看情况!”左翼席哄笑并高呼:“嗨呀!”】

或许从教条主义或学究的视角看,暴力与恐怖确是有区别的。这是学理层面的差异,但问题本质是政治——是压迫阶级如何实施自我防卫。我不希望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玩文字游戏。我们过去遭受的压迫如此深重,组织如此涣散,不使用恐怖手段就难以为继。非但如此,我们还必须运用它。必须认识到这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当形势所需时,我们就要支持使用。

正因如此我才一再说:你们看待世界革命,仍然完全是抽象的114。【喊叫:“哪里的话!”115】你们设想的革命将在百年后降临。你们不愿直面德国当下的现实处境——你们这些德国人早已亲历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

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双星辉映,照耀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天空。可究竟是谁杀害了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他们不是资产阶级恐怖的牺牲品吗?然而在德国——这个每条街道都浸透工人阶级鲜血的国度——我们竟还要从雷德布尔嘴里听到这套说辞。这种意识形态怎么还能冒出来,你们怎么还能心存疑虑116

必须如此时,就非如此不可!117【左派“没错!”】我们从不鼓吹无谓的恐怖,除非有实行恐怖的必要。【右派插话:“所以你们原则上也不支持!”】对的,我们从来不把恐怖当作原则。我已向你们展示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呈现了我们革命的完整剖面。同志们都心知肚明:当我们击溃邓尼金后——这一点必须铭记——我们当即宣布,停止恐怖政策。或许操之过急,但我们确实这样做了。既然如此,诸位如今怎能以此攻击我们?你们怎能对德国工人说:“看看这些卑劣的恐怖分子吧,他们竟把恐怖当作原则!”

不,如果你们真心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就只好把恐怖也一并承受下来,别无他法118;而这绝不是我们的过错——要怪就怪该死的资产阶级【“说得对!”】——他们宁可再屠杀两千万人,也绝不肯放弃特权。这才是看待恐怖的正确角度。

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或许你们会说:“对资产阶级实施恐怖或许是必要的,但对所谓的社会党人则不然。”这一点请容我再谈几分钟。

迪特曼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必要时我可以引用原话——多次提到俄国著名人士维克多·切尔诺夫119。有人认为立宪会议主席是社会主义者。倘若他来到哈勒,想必会受到独立社民党右翼的热烈欢迎。请允许我援引一份文件,你们将从中理解我们为何不得不拿起武器、使用恐怖手段来对抗这类社会主义者。

我只谈一点:1918年社会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国际政治决议——也就是该党党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党代表会议三级机构的决议;维克多·切尔诺夫正是这个党的领袖与代言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卫军正在进攻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局势:我们还没有红军,只有零星武装;布列斯特和约刚签订;协约国势力比如今更为强大;他们派捷军攻打我们,我们既缺粮又遭围攻,处境极其艰难。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我将逐字宣读:

“鉴于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其涉俄政策招致了国家彻底丧失独立、并被强邻瓜分入各自势力范围的危险,社会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20认为,唯有立即清除布尔什维克政府、并由一个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政府121接掌政权,方能消除这一危险。政府在对德战争中,以确保俄国领土完整为前提,承认各盟国的军事支援。如果能在俄国与结盟的武装力量间达成正式协议,保障内政自主与领土安全完整122,则国民大会立法机关授权组建的民选政府可接受盟军出于纯粹战略目的且不带政治目的地进驻俄国领土。”

看吧,社会革命党人竟向协约国提议派遣军队进入俄国领土——打着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政治目的”的旗号,还附加不干涉内政的条件。无需我赘述协约国军队的实际干涉行径了吧。试想这样的场景:当前线每天都有数百位同志倒下,工人阶级正在挨饿,协约国天天用枪口指着我们的脑袋,这时某个社会主义政党居然在代表大会上,决定允许协约国军队进驻苏维埃俄国领土——还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战略”考量才这么做的!雷德布尔同志,我倒要问问您:假如您执掌无产阶级政府,身处此等危局,协约国企图派兵镇压,此时德国有个社会主义政党倡议,“我们该恳请协约国出兵”,您会怎么做?【雷德布尔插话:“当然视他们为敌人!”】

除了暴力手段,对付这些人还有别的办法吗?【对极了!】如果这些人不是阶级敌人、不是资产阶级分子,那他们又是什么东西?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如今连第二国际也退出了。【雷德布尔插话:“还有齐美尔瓦尔德!”】你们必须意识到,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乃至部分第二阶段,切尔诺夫及其社会革命党始终是同孟什维克最紧密的盟友。他们联合组阁,推行同一套政策——他们的部长逮捕了托洛茨基,他们的部长捣毁了我们党的组织,他们的部长镇压了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真面目!【雷德布尔插话:“这些反革命!”】

你们还需要理解这种心理机制。起初,我和最亲密的战友们根本无法相信这些人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自问过:切尔诺夫——这个曾与雷德布尔在齐美尔瓦尔德同我们并肩作战、甚至一度试图加入左翼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我们曾经觉得其中有夸大的成分。我们试图克制,想要同这些势力达成和解。

但革命以铁的逻辑迫使我们分道扬镳。我们终于认清:即便他自称社会主义者,实则是资产阶级代理人——他比任何埃舍里希自卫团都更危险。革命正是如此——它不可能以友善、耐心与和平的方式进行。这是赌上性命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较量。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所谓社会主义政党采取恐怖手段,正如他们曾对我们所做的那样,正如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乌里茨基、重伤了我们的列宁那般。社会革命党正是这样一群人。【马尔托夫插话:“不是!”克里斯平插话:“马尔托夫抗议过了!”】刺杀列宁的凶手正是社会革命党党员。这个女人妄想扮演夏绿蒂·科尔黛的角色,差点夺走了我们的列宁,夺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列宁。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我们衷心希望你们不会遭遇这些,愿你们能有更好的境遇。但如果回顾你们革命的初期,再次考虑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命运,便知这不过是种奢望。你们心知肚明,在座的许多右翼——比如雷德布尔——能活着纯属侥幸。我不必指明谁该为此承担道义责任。

无产阶级革命竟以如此血腥艰难的方式推进,这或许令人难堪,却是无法改变的宿命。关于恐怖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相信,如果全世界无产阶级真正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我们正骄傲地延续着这一传统——如果认真研究了芬兰、德国、俄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革命的尝试与经验,他们就该像拉法格当年告诫的那样,对我们这些缺乏经验的政党说:“同志们,为事业奋斗时切莫过分仁慈。必要时,就采用暴力的强化形式——恐怖手段!”【“好,说得好!”】

我认为已就克里斯平提及的三点原则分歧作出了回应。【克里斯平插话:“苏维埃制度呢!”】现在应要求谈谈苏维埃制度。据我所知,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允许黄色工会的成员加入苏维埃。【克里斯平插话:“不止这点!”】但愿我至少把握住了核心问题,下面试着回答。

先说黄色工会。如果我们把“黄色工人”理解为资产阶级的技术员、受雇佣的技术员,理解为一个小群体,那么当然必须把他们揪出来。但是,如果将“黄色工人”笼统地理解为反动工人的成分——基督徒、其他落后分子等——那么我要说,苏维埃里恰恰需要容纳这些分子。同志们,我们必须组织我们的阶级。这是我们全部活动的基本原则。我们阶级的诅咒在于,部分同志正与我们为敌。在苏维埃里,我们有机会更好地教育他们。你们都认同,英国的行动委员会是重要的无产阶级运动。那里难道没有基督徒工人吗?要多少有多少。所有工人都参与其中。每个城镇都有代表参加;可惜在英国,基督徒工人和落后工人确实为数不少。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最初的会议上,甚至存在反犹主义分子。他们确实在场,有些人至今仍在——这是难免的。不过如果我们实际工作两三年——比如我在彼得堡所做的——这些苏维埃就将成为教育工人的绝佳学府。他们很快会摆脱偏见。苏维埃的理念是伟大的,属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它使我们能教育落后的同志,也使他们有机会每日参与并掌握国家机器。这里的情况也不会不同,你们必须在苏维埃中接纳这些人。遗憾的是他们尚未转向我们,黄色工会的领袖正阻挠他们加入苏维埃。不过苏维埃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磁力,正吸引所有工人的心灵——包括落后工人。我们必须运用这种磁力,将人们团结在周围,以同志式态度对待他们——因为这些落后工人恰恰是我们阶级的诅咒。我们必须教育他们,这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演变为激烈斗争,就不得不彼此对抗——这确曾发生过;但还是必须让这些人留在苏维埃里。当现实如此呈现时,你们必须回应。实践本身会告诉你,必须接纳这些人,在此我想提一下奥古斯特·倍倍尔生前多次强调的话。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德国党的命运,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研读过德国党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内重要理论家的全部论述。【右派插话:“他今天说的话可就不一样了!”】当你们讨论工会问题时,他多少次说过:“是的,我们必须谨慎宽容地对待工会中的基督徒工人,必须争取这些人站在我们这边?”【右翼表示反对。克里斯平插话:“阿姆斯特丹工会!”】你提得对,还有阿姆斯特丹工会!第三国际已决定参加所有工会代表大会,在那里改造工人。但我们当然要与他们的领导人——更准确说是误导人——作斗争。奥古斯特·倍倍尔生前从没说过要对基督教领袖手软!【对极了!】我们从未对那些人手软——但对工人、我们的阶级同志,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同志们——或许你们情况不同——我们没有理由包庇这些人,我们不是教书先生。我们接纳了落后分子。我们甚至接受非党员。有时这些人正是落后分子,正是基督徒。同志们,以我的职务身份,与非党人士交谈的次数远多于党内同志。有时会有人开玩笑说:季诺维也夫“不在党内”!为什么?因为正是这些无党派人士,我们必须争取到身边,以便进行再教育。【右派起哄:“这是清洗!”】

现在谈谈委员会的第二点争议。据我所知,你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党是否必须在工人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我们对此的立场是绝对肯定的。

曾几何时,我们在全俄最先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党员只占2%3%123。我记得当首次决定组建联合政府时,切尔诺夫、策列铁里124等部长到来之际,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们是何等欢欣鼓舞啊——终于盼来了社会党人部长。但是,当托洛茨基想在会上发言、提出一项决议时,他们却连一句话也不让他说125。他们说:“去死吧,我们需要联合政府,需要社会党内阁,唯独不需要内战和恐怖手段。”

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时刻,但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当时党处于绝对少数,但我们懂得如何坚持工作,日复一日地向工人阶级证明我们党的正确性。最终党赢得了苏维埃,推动苏维埃的发展并将继续如此。我不确定你们是否会面临不同局面。或许这里会出现不同的力量重组,或许进程会有差异,但俄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值得铭记。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党,这个政党既要延续苏维埃,也要领导苏维埃。

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讲得非常充分了。不便过多展开,德语演讲对我而言也不是易事,你们或许也感到疲倦了,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此讨论最后一个问题,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插话:“我们还没听到条件!”】首先请允许我谈谈俄国现状。【雷德布尔插话:“国际的集中制呢?”】我马上就要谈这点。

但是,同志们,请先容我就俄国说两句。你们清楚迪特曼同志是如何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声。插话:“说谎!”】争论这一点实在有点滑稽了。因此我提议:如果迪特曼同志有意且条件允许,我们应在柏林或别处的工人大会上公开辩论俄国事务。有人向迪特曼同志开了个恶劣的玩笑:这人提供了一份通篇胡说八道的材料,而迪特曼居然把这种材料传播开来了。他宣称我党31.8万党员是苏维埃干部而不是工人126,断言我党中工人仅占11%,并胆敢声称这些是中央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据。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对此简直束手无策。

迪特曼这样久经考验的政治家,怎能不经核实就发表这样的言论呢?我已准备与迪特曼、克里斯平公开辩论。我还是再申明一遍:俄国的局势糟透了。我们绝不否认这点。面包都吃不饱——虽然现在比之前有所改善,但副食品依然短缺。城里供暖不足,住房条件也很恶劣。物资的缺口很大,但是你们考虑过三年来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斗争吗?【迪特曼插话:“我不是没提过!”】

我们有位同志尝试统计需要对抗的政府数量,有十八个之多:英、法、美、日,此前还有德、奥、匈、罗、波、捷等等。
这还不包括国内的敌人——反革命势力、旧军官与白卫兵。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个政府——除去少数例外,几乎就是整个世界——用枪炮、金钱、密探、头目及一切手段同我们作战。我们必须与整个世界为敌。只是可惜,欧洲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很不理想,无法立即给我们援助。

事实上,我们当时在与几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开战。同志们,现在请看看这幅图景并设想它的样态吧。【右派插话:“听过了,听过了!”】试想一下:工人们罢工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四个月。他们得不到援助,遭受迫害,食不果腹,孩子们赤着脚四处乱跑,家中境况凄惨。这时另一位来自别的城市、别的省份的工人看过眼前的情形后,丢下一句:“我完全不赞同这种做法。”【左派起哄:“说得对!”】

同志们,迪特曼同志的行为正是如此。【左派起哄:“太对了!”】你们可以想见,这种做派在俄国工人阶级中激起了怎样的情绪。我根本不需要解释俄国工人的情绪,我也很清楚,迪特曼的做派,德国的工人阶级是不赞同的。【左派掌声如雷。右翼表示反对。迪特曼喊道:“因为你根本不把我写的东西念出来!”】我想你们都拜读过迪特曼同志的那些文章。我就是不打算宣读。有人提醒我,反布尔什维克的同盟曾将其中的一篇做了标语牌。【右派起哄:“你们也用过!”】

我只想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请将这张宣传标语赠予我们彼得格勒的革命博物馆。我们将用精美的画框装裱,永远铭记它。【右翼再次起哄:“又是列宁!”】同志们,今天请列宁背书的某人说过:“列宁是个聪明人。”我对此完全赞同;他关于革命幼稚病的论述极为精辟。他批评我们党的方式也颇有可取之处。但迪特曼对俄国现状的描述——与之相差何止千里。【左派表示赞同】

现在,请允许我就迪特曼今日宣读的、我对我党的批评意见发表看法。迪特曼认为这些言论是在反对我和我党。不,同志们!这恰恰是为我党、为我这个党员辩护。不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27同志是撰写了被引用的部分【右派:“对啊,对啊。”】,尽管他的话显然是被断章取义了。

事实是,几周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临时大会上,我本人作的报告确实对我党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右派:“对的,对的。”】我确实也谈到,党内生活条件的不平等。请问诸位:贵党内部难道就没有不平等?难道贵党就尽善尽美?【“那根本不是问题所在!”】我确实说过这些,我还提出过更尖锐的批评。但你必须知道,二十五年来,我们在党内始终开诚布公。正因如此——尽管存在某些不足——在俄国乃至全世界工人阶级眼中,我们已然成为——很自豪地说——最强大、最受尊敬、纪律最严明、行动力最强的政党。二十五年如一日的坚持,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同志们,我党在不同时期都曾得过各类弊病,这些完全可称为季节性流感,正如任何政党都会遭遇的那样。但是,我们靠批评治愈了这些流感,过去如此,今后亦如此。

自我们执掌政权之日起,一系列新的症状便开始侵袭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掌权之前从未有过的症状,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政权。当前的流感症状表现为:许多可疑分子混入党内,其中不乏惹人生厌的投机分子。我期望这方面能有所改善,不知愿望能否实现。事实上,匈牙利党的情形如出一辙——大批投机者强行涌入党组织。

但是,想想我们的处境吧。想想看,我们最优秀的同志有三十万倒在了前线。根据统计调查,革命第一年我们就损失了二十八万工人,他们大多倒在军队与一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党的老近卫军几乎全数未能幸免。一塌糊涂,可又能怎么办呢?正是那些久经考验的同志担任苏维埃的干部,被调派到最危险的岗位。我们日日夜夜都在忍痛与最出色、最坚定的同志告别。于是,身经百战的工人核心力量就变得异常虚弱。

不仅如此,即使是幸存下来的我们,也是病患缠身、精疲力竭。有人生病了,我们不瞎,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安心康养。可当我劝一位相识十四年的同志去康养时,他却不肯。他说他要与我们一起尽忠职守、至死方休。

即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三年间承受了那么多可怖的事情、那么多沉重的负担,让我们元气大伤、心力交瘁。——这正是我们在前线依然需要面对的现象。我在报告中指出,在前线,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现得像个共产党员;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这些只是日渐凋零的少数人,绝大多数仍是经得起考验的战士。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在中央委员会闭门会议上,就波兰前线视察作报告时称: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来自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工人宛如幽灵一样。他们承受着骇人的工作强度与匮乏的补给,几乎难以站稳。普通士兵会征用最后一只鹅充饥,但共产党员宁可守着配给粮,即便虚弱至极仍坚守火线——

这就是我们与全世界为敌的真实处境。你们切勿忘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廉价得来的,不愿付出代价的人根本不配发动革命。党内当然有弊病,有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共产党员,摇身变为“苏维埃干部”,便竭尽所能索取特权;还有人过起官僚生活。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我们正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对这些人公开谴责道:此路不通,党决不容许。党的要求是,没有人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官僚,党反对特权——我们如此宣告。如果你觉得我们不知道迪特曼会借题发挥,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清楚地预见了这点,我在每一场群众集会上都重申:同志们,这就是俄国当前流感的疫情。我们在开诚布公地探讨解决办法,这有错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横加指责?这就是所谓的“指示”吗?我倒想领教下,哪个独立社民党右翼分子敢公开这般妄言。【左派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没错,同志们,我们确实从你们——至少是你们中的某些人,当然不包括迪特曼——那里学会了直来直去。【“很好嘛!”左派哗笑】不过,请允许我说说我们是从谁那里学来的:倍倍尔。他经常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这样的公开演讲。那是德国工人阶级最美好的时期,他们拥有这样的领袖,他们无所畏惧,他们的领袖敢于直言。那么我要问: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言的那个人,难道他是懦夫、伪君子、极端集中主义者吗?难道他是独裁者吗?【左派起哄:“肯定不是!”】

因此我要说,同志们:迪特曼用来反对我的那些引述,正是我们党辩护,我们的工人阶级辩护。没错,我们不打算掩盖事实:并非一切安好,发生了很多坏事。但是,同志们,我们想自己治好自己,所以才彼此把实情讲明。说到底,我们是工人政党,这个工人政党的核心是健康的,所以党能够承受批评。最重要的是,党能从这些批评里得出结论:要把事情办好,该做些什么。为此,党已经选出专门委员会,尽快了结这些纠纷。所以同志们,我们会坦然地把这篇演说印出来、散发出去。我们不惧怕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同志会说:“看哪,他们破产了!”好吧同志们,我只能期望各国工人政党都遭遇过如此“破产”!【左派鼓掌】

我注意到一篇文章——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布莱特沙伊德128同志所写——她在文中表示:“我完全理解我们的俄国同志。他们正在艰难地斗争,他们忍饥挨饿,他们渴望迅速得到援助,因此要求我们立即发动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传来的指示。”这位可能非常优秀的同志以善意的口气说道:“没错,我们同情你们,但我们不会听从莫斯科发出的这种指示的。”我想对我们亲爱的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说:同志,不必帮我们,帮帮你们自己吧!【左派爆发持续数分钟的暴风雨般掌声与喝彩。右派发笑】

当然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相信我们理应获得这种帮助。我们当然应该、也必须得到各国工人阶级能够给予的援助。我们的处境的确非常艰难。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是的,最艰难的时刻已过,内战即将结束。我们将转向和平建设。我们拥有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广袤国土,我们拥有具备英雄气概的工人阶级,他们与我们生死与共。我们已经可以说,最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所以同志们,首先关心你们本国的工人阶级吧。129【左派鼓掌】

卡明斯基130同志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不应拿别国的武器到别的国家去搞革命131。但在我们的会议上,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明确表示,党完全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132。我们也必须像国际资产阶级那样,有同等的团结意识,并同样付诸行动。国际资产阶级到别国求援时,从不计较“那是不是我的武器”,只说:“我们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我们有义务彼此扶持。”我们也应当这样想、这样做。

等你们掌了权、有能力援助法国工人阶级,那就不只是你们的权利,更是你们的义务。【右派插话:“那当然!”】你们看,这也成了国际问题。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至今只打过防御战:我们一向要求保持中立133。可如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正迈入新阶段,从历史意义上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国际工人阶级必须从防御转入进攻。今日,单靠彻头彻尾的中立、和平的防御姿态已远远不够——既不够,也不可能够。战斗的工人阶级若要彼此援助,就得明白:我们已经要用刺刀、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准备进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条件问题。【右派嘲笑:“早该谈了!”】我听到了你们有人在说“早该”。原谅我的冗长发言,但正是你们要求我解释几点问题,我还必须回应其他问题——不仅是在本次代表大会之前,今天更是在这个崇高的国际讲坛上作出回答。【左派鼓掌】

同志们,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竟要提出这些条件?提出这类条件并非绝对必要。直到现在,无论在我们自己党内,还是在第二国际内部,我们一向的看法都是:人越多越好!那么,何必要条件呢?倘若国际工人运动里没有这样大的混乱、这样可怕的危机,我们的确不需要任何条件,谁愿意加入哪个党,径自加入便是。可我们的党并不是股份公司,它是战斗的工人阶级各种力量的联合体。所以本可以根本不设任何条件,干脆宣布:所有兄弟党都进来,到此为止。那么,这些条件究竟为何存在?

我们不能忘记,1914年,甚至更早以来,工人阶级经历了可怕的危机。有时,我们都开始淡忘:我们曾陷入帝国主义战争,由此导致了这场大屠杀与可怕的危机。我们曾经拥有千万工人的国际组织,曾经承载着全世界工人阶级最美好的希望。

战争爆发后,我们失去了一切。许多工人埋葬了希望,而卢森堡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在这场可怕崩溃后最奇特的事情,就是我们仍然活着而没有自杀。”然而许多同志选择了自杀。这一切都结束了吗?还早得很!工人阶级曾身处黑暗,在黑暗时代我们相互残杀。数以万计的同志倒在了自己人枪下。如今大战是结束了,我们的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各种思潮仍在泛滥。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设定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块试金石——来证明究竟谁属于我们,谁不属于;谁仍是改良派,谁愿成为革命者。这就是设定条件的原因。条件并非出于恶意或“独裁”的欲望,恰恰产生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如果我们要重建国际,就必须采取这种方式,必须设定条件。【右派插话:“不是这种条件。”】

那么,是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项条件写道:“全部宣传与鼓动都必须真正是共产主义的,并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与决议。”134同志们,我得说,对我们而言,单这一句其实就完全够了。【“对极了!”】——前提是我们有把握,它不会只停留在字面上。克里斯平冲我喊:“可不是嘛!”可正是这位克里斯平,昨天把同志中有这么多“伪装的”共产主义者说成天大的罪行。【右派插话:“伪装的?”】那么是公开的喽?对公开的你们倒没有异议?【“说得好!”左派哗笑】

如果我们的意见分歧,仅仅在于不希望共产党员伪装身份,那么我们的立场就是一致的。但你们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确切地说,有人不欢迎那些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行事的同志。就在今天,这里还有人说这行不通,表示:“这里不是德国共产党,而是独立社民党。如果明天工人们发现,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所有人现在都得加入共产党!’,发现他们不能再自称独立社民党党员,而必须改称共产党员,那我们就全完了。”

克里斯平同志还在波兰问题上质疑我的说法。他说,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声称,波兰工人阶级表现得不好。我必须回应,这是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波兰工人阶级遭到残酷镇压,大批党员被捕遇害,他们确实无法给我们足够支援。但我们始终与波兰工人阶级坚定地站在一起135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恐慌的。同志们,扪心自问吧,显然你们既不是伪装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公开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你们根本不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正因如此,你们根本无法满足第一项条件。在经历这场可怕的危机、目睹第二国际垮台之后,我们负有保持警惕的义务,同志们,我们必须明白空谈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大会的进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你们指责我们在这里制造混乱。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昨天克里斯平说,执行委员会与同志党派的对话方式就像资产阶级政府间的谈判。【右派起哄:“不止!”】正是这位克里斯平,后来却引用了科普136的备忘录,称他的措辞相比我们还算客气。同志们,我们对待政府和对待同志党派的态度截然不同。我们的语言有时显得粗鲁甚至粗暴——或许有时候确实过于粗暴了。但关键不在于“语气”,而在于我们是否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否愿意继续并肩前行。

我们必须逐步制定这样的条件,让每个人提前明确表明立场。所有人都会对第一项条件感到满意。但你们却想用一顶大帐篷把所有人都罩进来,甚至包括第二国际的残余势力。你们要向阿姆斯特丹国际致敬。因此我们必须细化各项条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已被授予全权处理此事。

当我们发现某些情况仅是形式问题,执委会有权对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力量采取最大限度的包容态度。【插话:“你现在才说这话!”】我们愿与志同道合者并肩前行,但绝不与那些另辟蹊径的人为伍。【右派插话:“这算不算附加条件?”】同志们,我刚才说过,这是个人立场问题,执委会有权破例处理。【右派插话:“你要我们接受这种条件?”】普通工人不会从中读出什么“大不敬”,只有职业领袖们才会耿耿于怀。【喧哗】【铃响

这不是俄国人的指示,而是每个国家的共同指示。克里斯平说得对:起初我们并不想要第二和第七条,但大会迫使我们接受了这些条款。【“(卡尔·)拉狄克说他已掌控大会!”】我不知道拉狄克能否说得出这种话。

但凡参加过大会的人都能证实,第二十一条是由意大利同志博尔迪加137提出的。我们虽然接受了这条,但认为博尔迪加同志在议会斗争问题上的立场是错误的。不过在反对改良主义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完全正确且表现出色:大会多数代表通过了这些条件。如果我们需要证明,这次大会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左派鼓掌】

同志们,这里有人谈到偶然的多数——我认为我们同样可以说这里存在偶然且举足轻重的少数派。【掌声】同志们,我们曾指责你们召开本次代表大会太过急躁了。现在你们也认同这个看法吗?【“不认同!”】其实我也不认同。但我知道,讨论进行得越详尽、越持久,就会有越多工人站到我们这边。【“对极了!”】

你们的阵营中曾涌现大量工人,因为你们将讨论局限在组织问题上。【对极了!】因此同志们,我们说博尔迪加和意大利同志们是正确的。显然,这种典型的分裂也会在其他政党发生。可喜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率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这里集结了如此规模的多数派。【“好极了!”喝彩声】比如我这里有一封来自独立社民党左翼工人的信件,上面写着:“我支持莫斯科,难道你们不能为我们重新拟定二十一条吗?”等我们同那些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人斗争到底,就会对真正支持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展现最大限度的包容。【左派鼓掌。右派喧哗:“要分工合作”】

我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另一项指令【“第二十一条”】——我要请求大会,即那些无法接受我们条件的与会代表——能否正式告知我们: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怎样的条件才能被你们接受?你们认同哪些观点?接受哪些条件?【反对声。右派质问:“为什么三周前不告知我们?”】昨日龙格138同志发言时,我就提出过完全相同的反对意见。他立即向我说明了哪些条件是他无法接受的。【“要求收回!”强烈骚动。“怎么不早说?”克里斯平插话:“机会主义的诡辩!”】

克里斯平认为我们的请求是出于对条件的畏惧。我没有任何理由对现有条件不满。我认为,倾听我们的请求与呼吁本就是国际义务。【右派质问:“早该这样,为何三周前不来?”】这份文件你们都很熟悉。作为代表机关,你们理应能够阐明自己支持哪些论点、接受哪些条件。【右派骚动。克里斯平插话:“这太过分了。”“骗子!”】【铃响】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刻意刁难。如果瑞士党决定再次与我们谈判,这确实会显得可笑,毕竟瑞士人已经六次改变决定了。但同志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义务再次展开谈判。我们必将履行这一职责。【右派喧哗。左派嘘声】同志们,这点之前我已经明说了。【[弗里茨·]拉德克插话:“你们比马贩子还恶劣”】139

奥托·布拉斯140(主席):“请让发言人继续发言。【左派强烈骚动。拉德克插话】若不愿倾听,就请离场!【“就是!”“主席对我们指手画脚是演给谁看!”】”

布拉斯:“我已告知拉德克同志,若不愿聆听就请自行离场”。【“做得好!”掌声。左派插话】

季诺维也夫继续发言:

同志们,我有责任向你们转达执行委员会的提案。当然你们完全有权否决,只要你们愿意。希望你们理解我必须履行转达义务。我的任务完成了,希望你们不会因此对我心存芥蒂。

现在进入总结环节。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及与德国党关系问题,我还想补充几点。你们总说受到“俄国指示”的支配。今天甚至有人发表文章,题为“莫斯科的皮鞭”。鉴于我们两国已交战四年之久,依我看,“皮鞭”这个词还是用得更加谨慎些为好。这根本就是民族主义本能的觉醒。

我必须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五名俄国党党员与十三名来自其他党的党员组成141。众所周知,[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作为驻莫斯科代表,相信工人阶级大多会认可她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合格代言人。【“对极了!”】

第二国际总部尚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你们也渴望参与其中。克里斯平同志甚至亲赴琉森参会。142【克里斯平插话:“撒谎!我们是去旁听,而且我在莫斯科早就澄清了,你这是诽谤。”场内骚动】事实就是,你党的官方代表在战后还在继续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对极了!”】怎么回事呢?布鲁塞尔的比利时同志——须知他们只是个小党——实际上居然在遥控你党的事务。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局不经常开会,只有出现重大议题,才会试图绕过执行机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德、法、俄的机会主义者说,主持的是比利时的机会主义者还是别国的,都无关紧要。

最初我们仅计划吸纳十个政党,而今执行委员会已有十三位委员。大会后又新增三个政党,现由十六位代表共同领导。有人提议由俄方接管一切,并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倍感荣幸,不过我们拒绝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新的国际,亟需与各国建立紧密的联系。克里斯平同志可以作证,在莫斯科时常由其他同志主持讨论。如果你想把执行委员会迁到德国或者巴黎,我们带头赞成。这就是我们的明确立场!【“说得好!”左翼鼓掌】这绝非空谈,同志们,说到做到。今天我们很清楚肩上是什么样的重担。我想知道,那些终日索求“信任”的其他国家、其他党派都去哪了?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巴黎公社五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待法国工人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建强大的党的那天,我们自当乐意将执行委员会迁往巴黎。【右翼嘘声:“又在空谈!”】如我所言,这与独裁统治毫无干系。同志们,想想你们给我们安的罪名。我们为什么要实行独裁?你们当真以为,我们觉得只要按下电钮,群众就会跟着跳舞?

有人诬称,我们想驱使德国同志对法开战。【右翼插话:“你就是!”】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在列宁同志的小册子及数以千计的文件中,我们早已阐明:德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或许需要咬紧牙关,但必须暂时容忍《凡尔赛和约》。【“说得好,说得好啊!”】这难道是在逼迫德国人开战吗?【反对声】同志们,我们曾在莫斯科指出克里斯平与迪特曼同志在和平问题上的失误。【“到底什么错误?”】没有立即发动革命的错误。如果那时政权归于工人阶级,那么他们也许不得不签署一份新的《布列斯特和约》。

但权力掌握在谢德曼之流——也就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本就决意媾和,并且早有成算。谢德曼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在最后关头佯装反对,不过是替自己挽尊。直到最后一刻,你们都在竭力为谢德曼签署和约铺路。为什么你们要替他分担责任呢?你们没能实现革命,但你们本应像我们在1915年那样宣告——一有机会,我们就会领导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战争。倘若没有机会,我们就必须隐忍,与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并达成妥协。

问题是,政权并不在你们手里。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同志们,你们恰恰忽略了这点细微差别。我们没有胆量让你们开战。我们很明白战争意味着什么。【左派鼓掌】我们清楚战争绝非儿戏,它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困难,我们也明白工人阶级将承受怎样的苦难。

我们说:首先必须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于《凡尔赛和约》还要忍受多久,这取决于欧洲国际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法国工人阶级能否迅速支援我们。现实就是如此。【反对声】我们从未要求德国人发动战争。【右派插话:“《红旗报》每天都在这么喊!”】绝无此事。我必须说明,我读过德国共产党就和平问题整理的历史文献。这是份卓越的文献,通篇洋溢着科学精神与无产阶级立场。文中申明:我们不为战争负责。当前,我们还有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团结工人反对资产阶级。

我们不要求你们立即发动新的战争,或是明天就实现革命,只希望你们开展日常准备与系统宣传——不是反对共产主义,而是传播共产主义;不是抵制革命,而是宣扬革命。这是唯一条件。

同志们,我在第一封信里就说过了143:执行委员会里不只有俄国人,还有另外十六个党的代表。对此有人答复说,他们全是我们出钱供养的人。这话客气吗?算得上无产阶级的态度吗?【反对声】今天我自豪地说:我们如今终于有能力,在物质上也帮某些兄弟党一把了。【左派:“太好了!”】当年你们——德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以及后来援助我们时,我们的感受,同今天听了迪特曼那番宣传之后的感受,大不相同。这是明摆着的。

当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政府向意大利同志提供资金时,意大利同志为匈牙利人感到骄傲——我们同样如此。同志们,我深信当你们建立无产阶级政府——掌握国家财政时——一定会履行义务援助他人。显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是我们以往在国际里从未有过的组织形式。我们十六个政党日复一日一起工作144,集体讨论每项呼吁,正在缔造一个行动的国际。你们总在空谈“行动的国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纪律的集中制——这算什么行动?不过是空话罢了。

我在莫斯科就党的集中制作用发表过演说。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居然向我祝贺,说这是场精彩演说——堪称独立社民党的演说。【克里斯平插话:“我说这是独立社民党右派的演说!”】我当即询问其他同志:我的腔调很机会主义吗?他们保证:讲得不错,问题不大。后来重读时我也承认,确实不错。

我在这篇所谓独立社民党式的演说中,早就谈过集中制与统一性了。如果独立社民党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我就是独立社民党人。有何不可嘛。【哄笑】为何你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为何要搬出“莫斯科挥动皮鞭”这种说辞?让我转述一段法帝国主义报纸《时代报》——法国资产阶级最精明的喉舌,克列孟梭的机关报——930日借奥尔良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之机刊发的文章,题为《“积极分子”之争》145,你们就会明白这类言论的危险性。文中有一段说:“列宁既已把劳动总同盟逐出共产主义运动、拒绝它加入第三国际,并最终宣布:在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中,工团主义必须被拽到政治社会主义的后面——他这就挑起了争夺工人领导权的两股力量之间的分裂。莫斯科共产党人提出问题的方式,只给工团主义的领袖们留下两种选择:要么向社会主义的暴政屈服,要么同政治社会主义彻底决裂。”

现在又有人声称,我们企图摧毁独立社民党,想要置党于死地。需要这么惊慌失措吗?这不是在破坏或是杀戮。我们只是要求你们不要紧抓那些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愿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分子不放。你们应当甩开这些分子,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过去,我们党内也有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同样经历过自我毁灭与自我清洗。这对我们也不容易。

如今有人指责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退位,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根本无需如此。但我们必须强调:从过去两年的阶级斗争中汲取教训的时刻到了。你们总把“莫斯科的指示”挂在嘴边。可问题根本不在于此。早在独立社民党1919年的莱比锡大会上,就有人怀疑你们中许多人并不愿加入国际——可见分裂的根源不在于“莫斯科的指示”,而在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倾向。【热烈的掌声】现在正是做出决断之时,你们不该站在这里,把责任推到莫斯科提出的条件上。错误的根源另有他处。迪特曼声称,我们不该自称为共产党。我希望德国工人已具备足够的觉悟,不会以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缔造的政党之名感到羞耻。【热烈的掌声】

我们当前的主张是联合德国境内所有共产主义力量:独立社民党、德国共产党,以及——秉承执行委员会决议的精神——我还要提及在许多市镇都有党员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许多城市都有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我坚信他们渴望加入我们,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一员。德国的政党体系即将经历一场根本的革命。一场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重组正在展开。我深信,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工人阶级意义重大——终于,我们可以把一切共产主义力量整合进共产党的框架,加入国际。

请允许我就此结束,从心底高呼:这个统一的共产党万岁——它联合了全世界一切决心投身革命斗争的力量!这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的国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三国际万岁!

【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奥托·布拉斯(主席):“今日议程已结束,明日继续。现在宣布休会。”

晚七时二十分散会

代表们高唱《国际歌》缓步离场。季诺维也夫高呼:“德国无产阶级万岁!”人群中响起欢呼声。

闭幕词

男同志们、女同志们!我不巧着了凉,今天没法当面向诸位讲话。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必诸位能体谅,可眼下也别无他法,只好把这几行字写下来,请人代我把这篇闭幕词念给大家听。

如今,哈勒代表大会全部讨论的结论可以下了。结论是什么?讨论已经摊开来证明:独立社民党右翼领袖加入第三国际,是根本办不到的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提的不是十八条而是二十一条,而是因为唯一要紧的先决条件不具备,那就是:这些右翼领袖对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并非真心当真。这个先决条件不具备,因此、也仅仅因此,我们才走不到一起。独立社民党右翼领袖不愿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这一方也不愿把这些右翼领袖留在自己当中。共产国际派我到这里来,是要促成一场纲领上、原则上的讨论。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逼右翼领袖表态,不能让他们一味纠缠在那些细枝末节的组织问题上,而要在世界革命命运攸关的根本问题上亮明立场。这也正是我们的朋友、独立社民党左翼同志们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们达到了。代表大会的右翼,昨天对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纲领性演说报以热烈喝彩。马尔托夫的演说分作两半。一半是控告苏维埃政府,另一半——用马尔托夫自己的话说——是控告“群众对社会主义即刻胜利怀着幼稚的、宗教式的信仰”,也就是控告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第一半本想做一颗投向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炸弹,我留到后面再讲。先说第二半,那一半要紧得多。在这一半里,马尔托夫所讲的,大体上同右翼独立社民党的代表鲁道夫·希法亭在那篇针对我的演说里所讲的,是一回事。我们责备右翼领袖不懂得同群众一道前进、反而要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鲁道夫·希法亭却把这叫作“在激进上搞肮脏竞争”。

我们必须做的那件大事——怎样领着群众,在他们艰难而饱受苦难的斗争中走在前头——在希法亭这样一位右翼领袖眼里,竟不过是一场鸡毛蒜皮的“激进竞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希法亭也好,马尔托夫也好,根本不懂群众的斗争,他们不和工人群众呼吸同一种空气,他们不走在群众前头,反而想把群众往后推。马尔托夫在演说里一再提到群众这种幼稚的、宗教式的信仰。他把运动最大的不幸看作:照他的说法,工人群众如今在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下变得狂热,竟抱起了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的希望。同志们、女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为群众抱有这样的信仰而叫苦呢?我以为,我们不该为此叫苦。我们不该惋惜,恰恰相反,我们该为此欢欣。无产阶级群众这种所谓幼稚的、宗教式的信仰,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最要紧的革命因素。没有这种所谓幼稚的、宗教式的信仰,没有群众这种所谓布尔什维克式的狂热,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群众这种所谓的狂热,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灵魂,是世界革命最要紧的冲击力。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该叫苦,而该欢欣。马尔托夫和希法亭难道还有别的想头?倘若群众不是满怀热忱、倾尽全副心魂、抱着坚定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必胜信念投入斗争,一场震撼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怎么发生得了,我们怎么赢得无产阶级对全世界的胜利?同志们,我在第一篇演说里就提到过,已故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多少次向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发出过怎样的呼号。你们这些德国运动里的老战士,回想一下吧:奥古斯特·倍倍尔何以叫德国和全世界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如此珍爱、如此亲近?是什么为他赢得了德国和全世界最广大工人群众的拳拳依恋?正是他那炽热的、“狂热的”、对社会主义即将胜利的信仰,正是他那满腔热血而幼稚的——照马尔托夫如今或许会用的字眼——宗教式的笃信:资产阶级的丧钟快要敲响,工人群众必将战胜资产阶级。

同志们!回想一下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奥古斯特·倍倍尔晚年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满怀激动地宣告:“我深信,我们这些今天聚在这大厅里的人,都将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请回想一下,倍倍尔这样的话,每每在德国党内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中激起怎样高涨的热情!同志们,倍倍尔说这话,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几年。后来战争来了,可怕的经济危机来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诸神的黄昏”来了——这正是倍倍尔本人惯用的说法。如今,资产阶级社会的“诸神的黄昏”已经降临,共产主义热情的电流确确实实已经穿过群众,偏在这时候,马尔托夫和希法亭这样的领袖跳出来,要用一盆冷水浇灭所谓狂热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如今竟有人对我们说,群众这种所谓的宗教式狂热是一种反动现象!马尔托夫和希法亭设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怎么个样子?难道他们真以为,只要那些老成持重、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只要有人写出几大卷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或者在国民议会里举行一次表决,社会主义就到手了?不,同志们,只有改良主义者,只有那些根本不懂我们阶级内心深处的悸动、不懂无产阶级群众深沉情感的人,才会像马尔托夫和希法亭那样讲话。不,我们用不着为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幼稚的”狂热信仰叫苦,恰恰相反,我们该为它欢欣。我们该把它推向前去,我们该站到这所谓狂热起来的群众的最前列。因为,同志们、女同志们,这种信念里其实毫无幼稚、毫无宗教成分;恰恰相反,幼稚的是那些人——他们以为,无产阶级革命这样一场大变革,可以撇开广大无产阶级队伍那炽热的热忱而实现;幼稚的是那些人——他们以为,可以不经内战就铲除资本主义;幼稚而深陷改良主义观念的是那些人——他们以为,可以用社会和平主义的手段去搞无产阶级革命;幼稚而带着资产阶级宗教气的是那些人——他们以为,靠所谓久经考验的老策略、靠《爱尔福特纲领》那一套辞令,就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马尔托夫、希法亭,以及一切国家的右翼领袖,都责备群众:

你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抱着太多狂热的信仰!是的,同志们,我看无产阶级群众更有理由把这责备反过来,冲着改良主义者和这一切右翼领袖喊:“听着,你们这些领袖,为什么你们对我们神圣事业的胜利、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的最终目标、对我们的专政、对我们即将到来的最后胜利,信仰太少、狂热的信念太少?”右翼领袖对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毫无信仰。这一点我在第一篇演说里就试图证明过。那么,同志们,马尔托夫和希法亭两人的整篇演说,岂不正是我这个论断的绝好佐证?希法亭和马尔托夫岂不正好证明了,他们当真缺这份信仰?同志们、女同志们,几十年来英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团体,简直可以看作改良主义领袖的典型。这就是费边社,就是改良主义的那批思想家——他们同样厌恶群众所谓的宗教式狂热,想要慢吞吞、轻悄悄地往前挪,其实却像螃蟹一样总在倒退。这些费边分子是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他们相信革命也许哪天会来,五十年后会来,他们正是一群拖延者。他们也巴望群众别走得那么快。同志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流亡伦敦那些年,把英国这一类改良主义者摸得透透的。

我并不是说右翼独立派全是费边分子。我也得承认,右翼独立派内部色调不一,里头也有革命的分子。可是那些理论家,以考茨基为首,如今已经同费边社的思想十分接近了。社会和平主义同费边主义本就是一回事。请允许我引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几行文字14618921231日,恩格斯从伦敦写给左尔格的一封信里(见《恩格斯与左尔格通信集》,第390页),有这样一段,我照原文引述:“费边社是伦敦这里的一个团体(恩格斯的措辞要粗鲁些),他们脑筋还够用,看得出社会变革势不可免,却又断断不肯把这桩天大的事业单单托付给粗野的无产阶级,于是惯于把自己摆到头里去。对革命的恐惧,是他们的根本原则。他们是‘十足的有教养者’。他们倒也下过大力气,在种种垃圾里也弄出过一些好的宣传文字,确实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可一旦他们使起自家那套特有的策略——遮掩阶级斗争——事情就坏了。也正因为阶级斗争,他们才对马克思、对我们大家怀着狂热的仇恨。”

这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话,同志们。恩格斯讲费边社的这一切,我并不想全盘套到今天的改良主义者头上。今天的改良主义者里,或许有些人不该像恩格斯那样毫不留情地去刻画。但即便如此,只要我们留心而仔细地看一看某些右翼领袖对共产主义运动那种赤裸裸的仇恨,就不能不重复一句:对革命的恐惧,事实上如今也是许多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则。是的,同志们,我问你们:马尔托夫的演说,除了透出对那场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某些地方固然残酷却终将解放人类的革命的可怕恐惧之外,还透出了别的什么?希法亭的整篇演说,岂不也透着同样的恐惧?还有一点,同志们。把对革命的恐惧奉为根本原则的,不光是学者、知识分子;不,工人里也有一小撮人把这种恐惧抬举成自己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工人贵族,就是工人当中人数虽少、政治上却很要紧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界定为工人贵族,他们如今是我们解放运动里的反动因素。这样,我就讲到我们讨论中第二个、也是最要紧的一项——工会问题。同志们,我们讨论那两天关键的日子里,恰恰在谈到所谓工会国际时火气最旺、争得最凶,这绝非偶然。它如今是整个运动生死攸关的大事。我已经强调过,在莫斯科,克里斯平也好,迪特曼也好,对我们抨击工会国际,没有说过一个反对的字。如今却变了样,而且分明不是偶然。工人贵族正是在那些老的改良主义工会里找到了庇护所,儒奥之流、列金之流、阿普尔顿之流、奥德格斯特之流、塞缪尔·龚帕斯之流,都是这个工人贵族的思想家。他们越发把对革命的恐惧奉为自己的根本原则。资产阶级里凡是精明些的领袖,对此都看得明白。正因如此,他们才竭尽全力扶持工人运动里的贵族分子,正因如此,他们才把那些老的改良主义工会看作自己的堡垒和靠山。

为免有人曲解,我们要把在共产国际里已经讲过一百遍的话再讲一遍:我们并不说,凡是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会都是黄色工会。绝非如此!我们清楚得很,在这个工会国际里组织起来的成十万、上百万的工人,并不是黄色工人,而是做工的无产者,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罢了。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不是退出工会,而是留在工会里头,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做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有系统地开展反对改良主义的宣传,从而把工会从改良主义那套资产阶级思想、从工人贵族的桎梏底下解放出来。不管出什么事,这件事我们都要干到底。同志们,你们想必已经注意到,工人贵族的领袖如今已经动手把共产党人从工会里开除出去了。英国的工党,说到底是个工会组织,已经决定不接纳共产党人入党。在德国也已经露出苗头:因为共产党人打算在工会里头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就要把他们从工会里开除出去。让他们试试看,把我们开除吧!改良主义者这么干,会把自己的脖子折断。要是列金和他那班同道,或者儒奥和他那班同道,因为共产党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就要开除我们,那我们照样建——必要时就秘密地建,不光对资产阶级如此,对儒奥和列金也是如此。工会会员的群众,就是马尔托夫所说陷在宗教式狂热和幼稚信仰里的那些群众,迟早总归是我们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工会战线上,就等于布鲁塞尔或日内瓦的第二国际在政治战线上。阿姆斯特丹国际是第二国际的一块,处境不同,手段或许也略有不同,但大体说来,对付阿姆斯特丹这个国际,我们终究得用同对付政治战线上第二国际一样的办法。我们在政治战线上几乎已经在一切国家里把工人群众的核心队伍从改良主义底下解放出来,工会战线上,我们也要照样办到。

你们德国人要是当真、当真地、一以贯之地撑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那就非闹到在德国也搞出一个工党式的东西不可,也就是一个含含糊糊、半政治半工会、半议会半经济的改良主义联合体,它推行的是工人贵族的政治,而不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如今德国在工会战线上也将爆发大斗争。对这些路线斗争,我们抱着把握、抱着信心去迎接。这些斗争带来的,不会是工人运动的撕裂,而是巩固,是工会运动从改良主义、从工人贵族思想底下获得的解放。现在请允许我再讲一讲,这里有人拿俄国苏维埃政府说事的那些话。右翼独立社民党在提交大会的决议里声明,它决心今后继续支持俄国苏维埃政府。可它又同时对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这里抛出的一切针对苏维埃政府的指控报以热烈赞同。同志们,你们要当孟什维克,那是你们的正当权利。既然如此,你们大可不必否认,尽可公开讲出来。马尔托夫在这里抛出的那些指控,你们要想懂得,只消听我极简短地讲一讲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是个什么东西。请允许我在这里把孟什维主义的政治履历极简短地勾勒一下。同志们,早在1905年革命之初,孟什维克就背叛了这场革命。还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期间,他们就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所谓立宪民主党人联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人阶级。接着反革命来了。这一回孟什维克更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了俄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出来主张取消我们的非法政党。他们公开要求我们变成一个改良政党。再后来战争来了。除少数例外,孟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核心队伍(马尔托夫当时在流亡)站到了帝国主义战争一边,甚至支持那个打这场战争的沙皇政府,还企图用最庸俗的沙文主义去毒害俄国工人阶级。再后来是1917年三月革命。改良主义立刻同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孟什维克要求把帝国主义战争打下去。他们推行的,绝对就是谢德曼和诺斯克在德国推行的那一套政策。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筹划了1917年那场针对德国战线的著名的六月攻势,这场攻势叫我们搭上了成万俄国工农的性命。孟什维克伙同资产阶级、伙同地主、伙同银行家(例如捷列先科部长)、再加上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所谓的联合政府。孟什维克伙同资产阶级查封我们的报纸,禁掉《真理报》,把我们的组织冲散。1917年七月事变期间,正是孟什维克的联合政府组织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行动。策列铁里等孟什维克部长,要为联合政府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所作所为负责。孟什维克伙同社会革命党人,筹划解除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武装。1917年七月事变里,正是孟什维克联合政府企图把列宁、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我以及其他同志诬蔑成威廉二世德国君主政府的奸细和代理人,并且直接煽动群众反对我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同志遭到逮捕。孟什维克用尽一切手段破坏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一大批孟什维克,即所谓积极行动派,拿起武器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战。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迈斯基,做了萨马拉反革命政府的成员,而且是这个政府的劳动部长。可见孟什维克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暴动期间在萨马拉成立的那个反革命政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履历的大略,它同德国谢德曼党所代表的,是一回事;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正因如此,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如今已经过时了。马尔托夫在哈勒可以从右翼独立社民党那里博得喝彩,可马尔托夫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集会上博不到喝彩,所以博不到,是因为俄国工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孟什维克作为一个整体在俄国所干的,同谢德曼和诺斯克在德国所干的,是一回事。是的,我们不得不对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被消灭,并不单是靠镇压。我们革命头一个时期,对布尔什维主义也施用过最严厉的镇压,可布尔什维主义到底没能被斩尽杀绝。恰恰相反,镇压越厉害,布尔什维主义越壮大。孟什维主义却反着来,因为俄国工人认得清、也痛恨孟什维克那套反革命政策。现在你们该明白马尔托夫这一通指控了:他的党在俄国、在工人阶级眼里已经完蛋,所以才这么疯狂地跳出来反对我们。马尔托夫忘了告诉你们:尽管如此、撇开这一切不谈,他到底还是领到了来开这次大会的护照,虽说我们政府明明知道他在这次大会上会讲些什么。马尔托夫对我们提出的那些指控,我们并不害怕;让波兰资产阶级报纸去转载马尔托夫骂我们的话吧——它们也准会转载——让全世界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都去转载马尔托夫抛出的那些指控吧。可工人会懂得,对这些指控该信几分,不多也不少,正同对谢德曼骂德国革命工人的那些指控该信几分一样。马尔托夫断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过问俄波战争。这是假话,正如马尔托夫所讲的许多别的话一样。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工人发出的第一个宣言,恰恰就是为俄波战争而发的。代表大会确实是不经讨论就这么做了,可那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看得很清楚:这场战争是俄国工人抵御波兰资本家的一场防御战争,全世界工人都应当支援苏维埃俄国。马尔托夫也好,希法亭也好,克里斯平也好,迪特曼也好,都断言我们共产党人想要新的战争,想把德国无产者煽动到一场战争里去。我再声明一遍:这不是事实,上面几位发言人也没能证明这一点。可是,同志们,今天我收到一份从巴黎寄来的、109日的法国社会爱国主义报纸《社会主义生活》。上面写着(译文如下):“加入第三国际,就意味着筹备一场新的战争。”这话是谁说的?是勒诺德尔先生,谢德曼先生的法国孪生兄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右翼独立社民党声明,它今后还要继续支持俄国苏维埃政府。

可与此同时,昨天《自由报》登出了一篇呼吁书,标题叫:“新的暴君。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的求救呼号。”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是些什么人?是同一批谢德曼分子,是同达申斯基领导下的波兰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路的人。这些亚美尼亚的社会叛徒写道——我照原文引述:“亚美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谨将上述事实提交国际社会主义局。”同志们,这所谓的国际社会主义局是个什么东西?就是第二国际的局!亚美尼亚社会爱国主义者直截了当地待在第二国际里。这也合乎逻辑,他们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因为他们是诺斯克之流,因为他们同波兰的达申斯基之流是一回事。嘴上说要支持苏维埃政府,手上却把这篇反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呼吁书登在头条。苏维埃政府这样的“支持”,我们大可不要。亚美尼亚那个所谓的民主派、那个所谓的工人党,不过是协约国的工具。如今《自由报》竟想去给这些协约国的工具撑腰。《自由报》昨天在一篇题为《揭开的画像》的文章里写道:“然而,在他(即我)关于必须唤醒东方被剥削民族、必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那些论述里,他(即我)倒是表现出对亚洲各民族的心理、对苏维埃政策的实际需要都有很好的理解——苏维埃政策需要伊斯兰各民族的起义运动,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我是照《自由报》原文引述的。那么,同志们,我要问:难道只有苏维埃政府才需要伊斯兰各民族的起义运动?德国工人阶级、全世界工人阶级,难道不需要伊斯兰各民族这样一场反对协约国、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起义运动?可见,同志们,在这件事上你们也看清了,《自由报》打算用什么方式去“支持”苏维埃政府。这样的支持,恕我们谢绝。《自由报》既然刊登向第二国际求援的呼吁书,那就证明,《自由报》开始变成第二国际的一个机关报,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了。对此我们心平气和地说一句:世上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已经成百上千,柏林不妨再添一份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它叫自己作《自由报》,往后也许不会永远留在改良主义者手里。现在我讲到末尾,讲到条件问题。希法亭代表右翼递交的那份书面声明,已经第一百次向我们证明:在右翼领袖那里,成问题的压根不是条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工会等等这些纲领性问题。右翼独立社民党既已公开皈依孟什维主义,再同它一条一条地讨论各个具体条款,如今已经毫无意义。希法亭在演说里引用了卢森堡同志1904年、也就是十六年前讲过的话,那时候孟什维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别还很不清楚。这一类引证毫无价值。希法亭要引,倒不如引托洛茨基或许迟至1916年还骂过我们的话,那才更说得通。是的,从前确曾有过一种局面:那时还看不清孟什维主义就等于改良主义,种种革命者对孟什维主义的性质都判断错了。可如今,在革命之中,每天都有成百最优秀的孟什维克分子转到我们这边来。不过,为了对得起我们的导师罗莎·卢森堡的英灵,我有责任把希法亭的说法纠正过来。关于这个问题,罗莎·卢森堡有一份文件,不是1904年的,而是1916年的,那是危机已经清楚、第二国际已经垮台的年头。有这样一份文件,叫作《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纲》,作为附录印在《尤尼乌斯小册子》后面,出自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手笔。其中逐字写着:“三、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重心在于国际。和平时期,国际就各国支部的策略——军国主义问题、殖民政策问题、贸易政策问题、五一节问题——作出决定,并就战时应当遵守的全部策略作出决定。四、执行国际决议的义务,高于其他一切组织义务。凡违背国际决议行事的各国支部,便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同志们,这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卢森堡同志不是反对二十一条,而是赞成二十一条,正像我们一样。

代表大会的右翼若以为,照条件第十七条,左翼独立社民党同志有义务径直转入斯巴达克同盟,那就错了。事情不是这样。这既不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也不是斯巴达克同盟自己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一切共产主义力量来一次兄弟般的联合,而不是简单的转入。右翼独立社民党领袖尽管放心,这场兄弟般的联合将平平稳稳地进行,没有任何纷扰,没有任何口角,没有任何倾轧,亲如同志。二十一条就摆在那里。整个代表大会的进程已经证明,这二十一条达到了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它们帮我们把麦子同糠秕分开;帮我们把一切真正共产主义的力量集合起来。等我们甩掉那些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那些半资产阶级的贵族分子,等我们自己人聚在一起,对于二十一条里哪些应当在实践中修改,我们自会轻而易举地谈拢。可眼下,我们大家结成严整的阵线,站在共产国际全部提纲、全部二十一条的基础上——这二十一条,是国际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制定的。如今,纯净的分野到来了,那么,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随之而来的,一边是一切机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另一边是德国一切共产主义力量的联合。我断言:这次大会是右翼匆匆忙忙召开的,召开时四十五家报纸握在右翼手里,他们把全部辩论都拽到组织问题的层面上,还千方百计曲解二十一条——在这样的局面下,独立社民党中共产主义的那一部分竟然在大会上占了绝大多数,这就证明,在工人即独立社民党党员当中,压倒性的多数站在我们这边。德国如今将组成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共产党,这是这些日子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再说一遍:这个崭新统一的共产党万岁——德国统一的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统一的德国支部万岁!同志们、朋友们、弟兄们!欢迎你们——加入共产国际!

原文说明

本篇以德语原本为底本:G. Sinowjew, Die Weltrevolution und die III.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0(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数字化件 bsb11128140,正文扫描页 7–72)。另以李维斯 2011 年英语本相参校。

本文由王鱼翻译并整理;注疏为译者所加,不赘。

正文完
注释146

注释

  1. 德语记录中是“这场讨论”,英文中则是“你们的讨论”。

  2. 德语记录是“看看整个世界”(Sehen Sie sich die ganze Welt an),英语是“看看全世界的其他地方”(Look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3.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1943),法国政治家。原为社会党人,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资产阶级内阁任商务部长,为第三共和国首位入阁的社会党人,就欧洲而言(除1848年的路易·勃朗外)亦开社会党人入资产阶级政府之先例。后愈益右转,1920—1924年先后任总理、总统,奉行反劳工政策。“米勒兰主义”被列宁多次用作社会党人投靠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生平与右转据莱斯利·德弗勒:《亚历山大·米勒兰:社会主义岁月》(穆东出版社,1977i1899年入阁据莱斯利·德弗勒:《“米勒兰案”:一种新解》,载《近现代史评论》(1963ii。“米勒兰主义”释义据列宁:《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iii。列宁用例据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iv

  4. 亚尔马·布兰廷(Hjalmar Branting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1907—1925年任党主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19203月起首次出任瑞典首相,是欧洲最早的社会民主党人政府首脑之一。192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生平据尼尔斯-奥洛夫·弗兰岑《亚尔马·布兰廷及其时代:一部传记》(邦尼尔出版社,1985v。党主席任期据泽特·赫格隆德《亚尔马·布兰廷及其毕生事业》(蒂登出版社,1928—1929vi。首次组阁据瑞典语维基vii。诺贝尔和平奖据诺贝尔基金会,“诺贝尔和平奖1921”,载“诺贝尔奖官网”viii

  5. 卡尔·列金(Carl Legien1861—192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工会领袖。自1890年起任德国总工会主席长达三十年,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主要奠基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203月卡普政变期间领导组织全国总罢工挫败政变,但事后转而反对革命运动、排斥左派。本次演说后两月卒。生平据安德烈亚斯·米夏埃利斯《卡尔·列金》(德国历史博物馆,2014ix。其为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之奠基据埃多·菲门《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会联合会,1922x。一战立场据默里·布克钦《第三次革命》(康提努姆出版社,2005xi

  6. 此处依德语Novemberrevolution命名(按格里历,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 191711 月);汉语标准译法按俄历作十月革命。

  7. 菲利波·屠拉梯(Filippo Turati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主要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里窝那大会上反对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与莫迪利亚尼等改良派一同被开除出党。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法国。里窝那大会与被开除据保罗·斯普里亚诺《意大利共产党史》(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7xii。流亡据亚历山德罗·斯基亚维《菲利波·屠拉梯的流亡与死亡》(奥佩雷·诺韦出版社,1956xiii。生卒年据意大利语维基xiv

  8. 朱塞佩·埃马努埃莱·莫迪利亚尼(Giuseppe Emanuele Modigliani1872—1947),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活动家,律师,屠拉梯的政治伙伴。意大利社会党1922年分裂时随屠拉梯一同被开除。画家阿梅迪奥·莫迪利亚尼之兄。生平与党派据朱塞佩·西尔卡纳《意大利人物传记辞典》(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所,2011xv1922年被开除据加埃塔诺·阿尔费《意大利社会主义史(1892—1926)》(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5xvi。罗马大会投票据保罗·斯普里亚诺《意大利共产党史》(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7xvii

  9. 路多维科·达拉戈纳(Ludovico D’Aragona1876—1961),意大利社会党人,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19209月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期间,作为工会主要领导人最终与改良派一道以协议形式结束运动,被左翼视为革命形势的扼杀者之一。生平、工会任职与工厂占领运动据弗朗切斯科·马里亚·比肖内《意大利人物传记辞典》(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所,1986xviii

  10. 阿图尔·克里斯平(Arthur Crispien1875—194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主要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加入新成立的独立社民党,19193月起与胡戈·哈泽并列任党的主席之一。1920年与迪特曼一道率团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谈判。本次哈勒代表大会上是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条”的主发言人之一,分裂后领导坚持留在独立社民党的右翼派系,1922年随之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生平、一战立场与党主席任期、赴莫斯科谈判、分裂后归向据保罗·迈尔《新德意志传记》(敦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1957xix。传记专著据哈特弗里德·克劳泽《阿图尔·克里斯平:从斯巴达克派追随者到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社会主义者》(威斯特法伦汽船出版社,2022xx。哈勒大会立场据罗伯特·F·惠勒《“二十一条”与1920年秋独立社民党的分裂》,载《当代史季刊》(1975xxi

  11. 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1954),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主要领袖之一。191811月革命后曾任人民全权代表会议(临时革命政府)成员。1920年与克里斯平一同代表独立社民党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谈判,本次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随独立社民党右翼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生平与定位、人民全权代表会议任职、赴莫斯科谈判、1922年归并据格奥尔格·科托夫斯基《迪特曼,威廉》(载《新德意志传记》,敦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1959年)xxii。哈勒大会立场据安德烈亚斯·米夏埃利斯《威廉·迪特曼》(载“在线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德意志历史博物馆,2014年)xxiii

  12. 德语是“革命运动暂时已经过去”(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vorläufig vorbei sei),英语是“革命运动已经结束了”(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s over)。又德语是“看法朝这个方向走”(die Meinunggeht dahin),英语是“那些领导人物正朝这个方向走”(the leading mindsare heading in this direction)。

  13. 德语是“我们党的右翼,即孟什维克”(der rechte Flügel unserer Partei, die Menschewiki),英语是“有些孟什维克说”(there were Mensheviks who said)。

  14. 德语是“这个口号就是这样铸成的”(So wurde die Formel geprägt),英语是“他们的政治路线就是这样形成的”(This is how their politics were shaped)。

  15. 19124月俄国列纳金矿工人罢工事件。沙皇军队向罢工工人开枪,造成重大死伤;各源数字不一,苏联史学多作约270人死、250人受伤,沙俄官方记录则为372人中弹、其中170人死亡。这一事件成为工人运动复苏的重要标志:此后布尔什维克创办了《真理报》日报,并在主要工业省的杜马工人选民团选举中赢得全部工人代表席位。事件与伤亡据В·И·列宁《列宁全集》(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xxiv。现代研究与工运影响据迈克尔·梅兰孔《列纳金矿惨案与晚期沙皇国家的危机》(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出版社,2006xxv。《真理报》创刊据约··斯大林《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回忆)》,载《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xxvi。杜马工人选举据亚··巴达耶夫《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杜马中》(外国文书籍出版局)xxvii

  16. 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er Stoecker1891—193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1920年哈勒代表大会上支持加入共产国际,1924年起任德国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至1929年)。1939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纳粹杀害。生平、国会党团职务与布痕瓦尔德遇害据安德烈亚斯·赫布斯特《新德意志传记·施特克尔,瓦尔特》(敦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2013xxviii。独立社民党左翼身份与哈勒大会立场据赫尔曼·韦伯、安德烈亚斯·赫布斯特《德国共产党人:传记手册,1918—1945》(卡尔·迪茨出版社,2008xxix

  17.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6—192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活动家。1918—1920年柏林“革命工长”(Revolutionäre Obleute)暨工人代表会议运动核心人物之一。1920年哈勒代表大会上支持加入共产国际,分裂后与保罗·列维同任德国统一共产党两主席,至19212月一同辞职。生平、革命工长运动、哈勒大会立场与统一共产党主席任职据格奥尔格·科托夫斯基《新德意志传记》(敦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1957xxx。德国革命角色据戴维·W·摩根《恩斯特·多伊米希与1918年德国革命》(载《中欧史》,1982xxxi。革命工长运动背景据里夏德·米勒《十一月革命史》(书匠出版社,2018xxxii

  18.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 Ledebour1850—1947),德国社会民主党资深活动家、独立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一战期间是国会内坚持反战立场的少数派议员。19191月斯巴达克起义中被捕、以参与暴动罪受审,同年6月获判无罪。本次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加入共产国际所附二十一条,分裂后领导拒绝二十一条、保留独立社民党名义的少数派(即“残余独立社民党”)。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传记专著据乌尔苏拉·拉茨《格奥尔格·雷德布尔,1850—1947: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道路与作为》(德古意特出版社,1969xxxiii。生平概览与哈勒分裂据亚历山大·米勒、阿尔努夫·施克里巴《格奥尔格·雷德布尔》,载“在线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德国历史博物馆基金会)xxxiv。独立社民党创建与一月起义受审据德语维基xxxv

  19. 德语是“我们陷入的那场可怕危机”(die schreckliche Krise, die bei uns eingetreten ist),英语是“我们在俄国遭遇的那场大危机”(the great crisis we have in Russia)。

  20. 德语是“我们没想到,从资产阶级手里接管的一切竟这般血迹斑斑、举国皆饥”(Wir haben nicht gedacht, daß wir von der Bourgeoisie alles übernehmen, wenn es von Blut trieft, wenn schon alles hungert),英语是“我们没想到资产阶级会就这么把一切交给我们。我们当时正处在血流成河的境地”(we did not think that the bourgeoisie would simply give us everything. We were in a situation where blood had been flowing)。

  21. 德语是“凭报刊、学校、议会、剧场等一切手段”(durch die Presse, durch die Schule, durch das Parlament, durch das Theater, durch alles mögliche),英语是“凭报刊、剧场等一切手段”(by the press, by theatre, by all possible means)。

  22. 德语于插话“可不是凭斯巴达克同盟!”(Zuruf: Aber nicht durch den Spartakusbund!)之后是“于是我们说”(Wir sagen also),英语是“这个问题我稍后再回答”(I shall return to that question)。

  23. 德语是“某些国家”(in manchen Ländern),英语是“全世界”(around the world)。

  24. 德语记录是“你们提出的决议”(die Resolution, die Sie beantragt haben),英语是“你们通过的决议”(the resolution which you have passed)。

  25. 莱昂·儒奥(Léon Jouhaux1879—1954),法国总工会总书记(1909—194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加入法国“神圣同盟”。191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当选副主席(任至1945年)。195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生平据贝尔纳·若尔日、德妮丝·坦唐《莱昂·儒奥:工团主义五十年,第一卷,自起源至1921年》(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年)xxxvi。总工会任职据热拉尔·达席尔瓦《莱昂·儒奥:为自由独立工团主义而战斗的一生》(拉尔马唐出版社,2014年)xxxvii。一战立场与工会国际任职据“拉鲁斯百科全书”,词条“莱昂·儒奥”xxxviii。诺贝尔和平奖据联合国《诺贝尔奖得主百年,1901—2005:从和平运动到联合国》(联合国,2006年)xxxix

  26. 德语记录是“所谓工会国际的领袖”(die Führer der sogenannten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英语是“你们珍视的所谓工会国际”(your beloved so-called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

  27. 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反对左派的革命立场,仅主张和平主义。1917年因“格里姆事件”(被指充当俄国与德国之间单独媾和的秘密中间人)丧失其在国际反战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生平据彼得·施泰特勒《罗伯特·格里姆》,载《瑞士历史辞典》xl。政治定位、齐美尔瓦尔德角色、反对左派路线与事件后影响据阿德里安·齐默尔曼《格里姆,罗伯特》,载《1914—1918在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百科全书》xli。格里姆事件据保罗·施陶弗《霍夫曼与格里姆事件》,载《瑞士月刊》xlii

  28. 德语记录是“瑞士同志格里姆”(der Schweizer Genosse Grimm),英语是“格里姆同志”(comrade Grimm)。

  29. 德语记录是“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本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你们当真以为第二国际的这一支恰恰是最好的部分吗?”(aber das ändert nichts an der Tatsache, daß die Amsterdamer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 ein Teil der II. Internationale ist. Seid Ihr wirklich der Ansicht, daß diese Abzweigung der II. Internationale gerade der beste Teil ist?),英语是“他们或许当真以为第二国际的这一支恰恰是最好的部分”(they might really be of the opinion that this branchis the best one)。又德语是“愤愤不平”(entrüsten Sie sich),英语是“动怒”(become outraged)。

  30.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于19159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事实上瓦解后,反军国主义社会主义者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三十八名代表先在伯尔尼集合,随后赴会;与会者及其后续活动后来被统称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会议通过《齐美尔瓦尔德宣言》,谴责战争,主张工人阶级团结,并要求无兼并、无赔款的和平,同时设立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以列宁为代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会上属少数,反对把和平作为最高目标,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建立新国际的方向;这一分歧开启了第二国际内部革命社会主义者与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之联盟最后瓦解的进程。会议概况、代表赴会经过、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与左派人数路线据贝尔纳·德根、尤莉娅·里希尔斯编《齐美尔瓦尔德与基恩塔尔:乡村里的世界史》(克罗诺斯出版社,2015xliii。代表赴会经过与左派纲领据R·克雷格·内申《向战争开战:列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起源》(杜克大学出版社,1989xliv。宣言内容据《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5xlv

  31. 德语记录是“把所有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分子集合起来”(eine Zusammenfassung aller jener Elemente, die gegen dieSozialisten“ sind),英语是“反对黄色社会主义者”(against the yellow socialists)。

  32. 德语记录是“或许会有所不同”(Vielleicht wird es anders kommen),其后接会场表示赞同的插话 (Sicher!);英语是“或许结果会与齐美尔瓦尔德不同”(Maybe it will turn out differently to Zimmerwald)。

  33. ··阿普尔顿(W. A. Appleton1859—1940),英国工会活动家,英国工联总书记(1907—1938)。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首任主席(1919—1920)。生平据《名人录·已故卷》(牛津大学出版社)xlvi。英国工联任职据艾丽斯·普罗哈斯卡《英国工联总会史,1899—1980》(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82xlvii。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任职据海尔特··胡特姆《阿姆斯特丹国际: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世界,1913—1945》(阿什盖特出版社,2006xlviii

  34. 德语记录用单数,作英国行动委员会(des englischen AktionsratsCouncil of action),英语用复数,作英格兰的诸行动委员会(the councils of action in England)。

  35. 德语记录是“迄今可惜还未构成政治力量”(die bis jetzt leider keinen politischen Faktor bildete),英语则是“一个迄今可惜还不是革命力量的阶级”(a class which until now was unfortunately not a revolutionary factor)。

  36. 德语记录是“英国喊出了与俄国革命初期同一个词——双重政府双重政府无论如何都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垮台”(in England ist dasselbe Wort gefallen, wie zu Begin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das WortDoppelregierung“ Doppelregierung bedeutet in jedem Fall den Krach der Bourgeoisie),英语是“这些委员会是新政府、平行政府的萌芽,英国与俄国一样——双重权力双重权力意味着同资产阶级的摩擦”(the councils were the seed of a new government, a parallel government, in England as in Russia - dual power dual power means ructions with the bourgeoisie)。

  37. 德语记录是“一如既往,我们今后也将践行无产阶级的团结”(Wie in der Vergangenheit, so werden wir auch in Zukunft proletarische Solidarität üben),英语是“正如我们过去所做,我们将继续对苏俄和苦斗中的俄国无产阶级表示团结”(Just as we did in the past, we will continue to show solidarity wi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struggling Russian proletariat)。

  38. 德语记录是“策略和主张”(auf Seiten unserer Taktik und unserer Auffassung),英语是“在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眼光这一边”(on the side of our tactics and our outlook)。

  39.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工党领袖。1924年和1929年两度出任工党政府首相。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转而同保守党、自由党合组“国民政府”续任首相,遭工党开除党籍。组建国民政府与遭工党开除据安德鲁·索普《阿瑟·亨德森与1931年英国政治危机》(《历史杂志》,1988xlix。基本生平据英语维基l

  40. 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1935),英国工党领袖,工党1908—1910年、1914—1917年、1931—1932年三度党魁(工党史上唯一三度任党魁者)。一战中先后入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联合政府,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二国际复活的积极推动者。生平据克里斯·里格利《阿瑟·亨德森》(格雷格出版社,1990li。工党领袖任期据罗斯·麦基宾《作为工党领袖的阿瑟·亨德森》,载《国际社会史评论》lii。一战入阁据克里斯托弗·霍华德《麦克唐纳、亨德森与1914年战争爆发》,载《历史学刊》liii。第二国际重建据维基百科,词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liv

  41. 德语记录是“新纪元的阵痛”(Zuckungen einer neuen Epoche),英语是“新秩序的阵痛”(convulsions of a new order)。

  42. 德语记录是“民主在专政之后依然存在”(weil die Demokratie auch nach der Diktatur bestehen wird),英语则是“民主终将在专政之后到来”(because democracy will come after dictatorship)。

  43. 德语记录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由国际工人阶级亲手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形式,也就是苏维埃制度”(die leibhaftig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um die geschichtliche Form der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e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klasse selbst geschaffen hat, das heißt um das Sowjetsystem),英语是“现实存在的专政由国际工人阶级亲手创造——即苏维埃”(the real existing dictatorshipcre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 itself - i.e., soviets)。

  44. “一月革命”特指19191月柏林爆发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事件时间地点据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魏玛共和国(1918—193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lv。事件名称与定性据德语维基lvi

  45. 德语记录是“尤其在要不要世界革命、要不要把全部策略都围绕它来制定的问题上,在我们如何看待民主、以至专政的问题上这就是那三大问题,我们正为之争得头破血流”(besonders in der Frage, ob Weltrevolution oder nicht, ob die ganze Taktik darauf zugeschnitten werden soll, wie wir uns zur Frage der Demokratie und endlich zur Frage der Diktatur verhalten. Das sind drei Hauptfragen, derentwegen wir unsdie Köpfe blutig schlagen),英语是“尤其在我们对民主问题、以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态度上这就是那三大问题,我们正为之争斗”(particularly around how we conduct ourselves on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and also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se are the three questions which we are fighting over)。

  46. 德语是“压迫者”“压迫”(Unterdrückerunterdrückten),英语是“剥削者”“剥削”(exploitersexploiting);本译据德语原本作“压迫”。

  47. 德语记录是欣丘克(Chintschuk,即列··欣丘克 Лев Хинчук),英语作 Chirkin。又同句德语记录作布尔金(Bulkin)。

  48. 德语记录是“你们虽是改良派,还要过半年或一年才走向共产主义”(Ihr seid zwar Reformisten, und es wird ein halbes oder ein Jahr vergehen, bis Ihr zum Kommunismus kommt),英语则是“你们或许是改良派,可眼下还缺乏清晰的认识。还要过上半年、甚至整整一年,你们才会走向共产主义”(You might be reformists, but there also is still a lack of clarity. Half a year, a whole year even, might pass before you will come to communism)。

  49. 德语记录是“替它宣告: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在世界革命问题上、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und sagen für sie: 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in der Frage der Weltrevolution, in der Frage der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语出路德),英语是“第三国际宣告:它站在这里,绝不动摇”(The Third International declares that it stands here and cannot waver)。

  50. 瓦尔加·耶诺(Varga Jenő,西文常作 Jenő Varga1879—1964),匈牙利裔经济学家、共产国际理论家。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历任财政人民委员、社会生产人民委员、最高经济会议主席。革命失败后流亡苏联,长期主持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1927—1947年创办并主持)。著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等。生平据巴科·阿格内什编《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科苏特出版社,1975lvii。匈牙利苏维埃任职据《工人运动史辞典》(科苏特出版社,1976lviii。流亡苏俄据安德烈·莫门《斯大林的经济学家——瓦尔加·耶诺的经济学贡献》(劳特利奇出版社,2011lix。研究所任职据格哈德·杜达《瓦尔加·耶诺与莫斯科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史,1921—1970》(科学院出版社,1994lx。著作据瓦尔加·耶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lxi

  51. 德语记录是“可农民没有分到土地”(aber der Bauer hat ja kein Land bekommen),英语是“农民什么也没分到,也没察觉有任何变化”(the peasant has received nothing, and hasn’t noticed that anything has changed)。

  52. 德语记录此处有整段论塞拉蒂的话,“再看另一个国家。克里斯平提到意大利,说塞拉蒂投了弃权票。这是事实。可是同志们,意大利的事实证明谁对了——共产国际还是塞拉蒂?我想塞拉蒂如今已经明白了。你们都知道意大利眼下的局势”(Nehmen Sie ein anderes Land. Es wurde vom Genossen Crispien Italien genannt. Er sagte, der Genosse Serrati habe sich der Stimme enthalten. Das ist wahr. Aber Genossen, wem haben die Tatsachen in Italien recht gegebe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oder dem Genossen Serrati? Ich glaube, Serrati hat es jetzt eingesehen. Sie wissen, was in Italien jetzt vorgeht.),英语未记录,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53. 德语是“给予、设立农民委员会”(wir werden Dir Bauernräte gewähren),英语是“建议你们建立农民委员会”(recommend that you set up peasants’ councils)。

  54. 德语是“若倒退回资本主义,那才是真正退回中世纪”(aber wenn wir ein Zurückschreiten zum Kapitalismus haben, dann haben wir den Rückschritt ins Mittelalter),英语是“若退回资产阶级”(if we return to the bourgeoisie)。

  55. 德语是“还需经历一个时代,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es bedarf noch eines Zeitalters, bis wir den vollständigen Kommunismus praktisch verwirklicht haben),英语是“这还要一些时间”(it will take some time)。

  56. 德语是“与我们当年在俄国同孟什维克打交道时大不相同”(Sie werden es noch ganz anders erleben, als wir es mit den Menschewiki in Rußland erlebt haben),英语是“正如俄国那样”(just as they did in Russia)。

  57. 德语是“你们压迫农民”(ihr unterdrückt die Bauern),英语是“我们剥削农民”(we are exploiting the peasants)。又德语是“能够而且必须”(können und müssen),英语未记录,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58. 德语是“可见同志们,他们忽而这样、忽而那样!”(Also Genossen: bald so, bald so!),英语是“孟什维克彻底改了调子”(The Mensheviks completely changed their tune)。

  59. 德语是“有人把自己打扮成纯无产阶级政党,借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往后推”(Jetzt spielt man sich als rein proletarische Partei auf, um somit die Perspektiv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 weiterzurücken),英语是“有人把自己打扮成改良派,借此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往后推”(the reformists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60. 恩维尔·帕夏(Enver Pascha1881—1922),奥斯曼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核心三巨头之一,1914—1918年陆军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的实际决策者,对1915—1918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负主要责任。战败流亡。19209月以代表北非(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名义出席巴库东方民族代表大会。1922年在中亚指挥反苏维埃武装时与红军交战阵亡。生平据M·舒克吕·哈尼奥卢《恩维尔·帕夏》(《伊斯兰百科全书》,1995lxii。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责任据亚当·琼斯《种族灭绝:全面导论》(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lxiii;拉尔夫·亨纳姆、保罗·贝伦斯编《种族灭绝的刑法》(阿什盖特出版社,2009lxiv

  61. 德语是“在恩维尔·帕夏这桩事情上栽了跟头,栽得不能再惨”(mit dieser Enver-Pascha-Geschichte ist Genosse Crispien hineingefallen, wie nur irgendeiner jämmerlich hineinfallen kann),英语是“上了当”(has been taken in)。

  62. 德语此处有一句“诸位这就会听到”(Sie werden es sofort hören.),英语未记录,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63. 德语是“民族问题上有人大肆胡闹,简直闻所未闻”(Mit der Nationalitätenfrage wird ein Unfug getrieben, daß es unerhört ist),英语是“骇人听闻的胡扯”(outrageous flimflam)。德语是“在集会上搬出”(in Versammlungen ankommen)。

  64. 罗莎·布洛赫(Rosa Bloch-Bollag1880—1922),瑞士社会民主党左翼活动家,妇女运动领袖之一,1915年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的组织者之一。生平与伯尔尼妇女大会据安妮特·弗赖·贝尔托:《布洛赫-博拉克,罗莎》,载《瑞士历史辞典》lxv。党派与左翼立场据安妮特·弗赖:《红色家长:约1900年瑞士的工人运动与妇女解放》(克罗诺斯出版社,1987lxvi。妇女运动据维利·沃特伦:《罗莎·布洛赫,示威者与总罢工领袖,1880—1922》,载《革命者与倔强人物:苏黎世人物命运》lxvii

  65. 19209月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旨在向中东和远东地区传播布尔什维克革命思想。大会基本事实据《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巴库·19209·速记记录》(新公园出版社,1977lxviii。大会宗旨据斯蒂芬·怀特《共产主义与东方:1920年巴库大会》(载《斯拉夫评论》)lxix。地理范围据约翰·里德尔编《看见黎明:巴库,1920——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探路者出版社,1993lxx

  66. 恩维尔·帕夏宣言,德语原本印 2 页、约 16 个自然段,季诺维也夫全文宣读;英语仅存一段(“倘若当代俄国”),且经压缩,于引文前另有“声明共三、四页,我认为节选部分段落就可以说明问题”(it is three, no four, pages long; I believe that a few passages from it will suffice)。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67. 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1927),德意志帝国军队将领,1916—1918年任东线最高司令部(Ober Ost)总参谋长,主导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德苏和谈,对苏俄持极强硬立场。战后多次公开主张组织反苏维埃武装干涉,被季诺维也夫援引为德国反共政客的典型。生平、军职与布列斯特和谈据提洛·福格尔桑《新德意志传记·霍夫曼,马克斯》(敦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1972lxxi。东线总参谋长职务据斯潘塞·塔克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ABC-CLIO出版社,2005lxxii。对苏俄强硬立场据福尔克·乌尔里希《神经紧张的强国》(菲舍尔平装本出版社,1999lxxiii。霍夫曼计划据卡尔·弗里德里希·诺瓦克编《马克斯·霍夫曼少将札记》(文化政治出版社,1929lxxiv

  68. 此插话“简直是霍夫曼将军在工人集会上的腔调”,英语记录有此具体话语;德语原本在恩维尔声明读毕后仅笼统记一句插话(Zurufe.),没有记录具体内容。本译依英语记录保留为会场插话。

  69. 德语是“以很大多数、甚至几乎一致”(mit großer Mehrheit, ja sogar fast einstimmig),英语是“或许甚至是一致”(perhaps even unanimously)。

  70. 德语是“受理这份声明之后”(Nach Entgegennahme der Erklärung),英语是“听取之后”(After listening to)。

  71. 德语是“尤其反抗英法帝国主义强盗”(und insbesondere gegen die engl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imperialistischen Räuber),英语是“我们尤其矛头对准法英帝国主义”(we especially turn on French and English imperialism)。

  72. 决议第二条句首“大会要求土耳其人民不要轻率支持那些应对战争负责之人”为当前英语对照文本所有,德语原本决议第二条径以“大会郑重声明”(Jedoch stellt der Kongreß fest)起句、未记录此句;本译姑存之,志其出于英语。

  73. 决议第二条末,德语另有一句“这一运动即便成功,也不会解决土耳其劳动阶级最紧要的土地与赋税问题,也不会扫除东方解放的最大障碍即民族纷争”(Der Erfolg dieser Bewegung hätte die Lösung der für die werktätigen Klassen der Türkei wichtigsten Fragen, der Agrar- und der Steuerfrage, nicht gebracht, und hätte die wichtigsten Hindernisse zur Befreiung des Ostens, also die nationalen Streitigkeiten nicht beseitigt),英语未记录此句,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74. 决议第三条,德语以一整句开头“大会认为,对运动中那些先前为帝国主义集团利益制造土耳其农民工人屠杀、从而双重招致土耳其劳动群众毁灭的领导人,必须特别警惕”(Der Kongreß hält eine besondere Vorsicht in bezug auf jene Führer der Bewegung für geboten, die früher das Gemetzel von türkischen Bauern und Arbeitern im Interesse einer imperialistischen Gruppe herbeiführten und auf diese Weise den Verderb der werktätigen Massen der Türkeidoppelt verursachten),英语未记录此句,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75. 德语是右派插话“还弥补!”(Zuruf rechts: Wieder gutzumachen!),英语是“为他们弥补?”(Make up for them?)。

  76. 德语是“本土的富裕剥削者、官僚和将军”(die einheimischen reichen Ausbeuter, Bürokraten und Generäle),英语是“大农场主”(big farmers)。

  77. 插话“还有亚美尼亚将军!”,德语于“贯彻”(durchsetzen)一词后即出现“骚动与喊叫:还有亚美尼亚将军!”(Unruhe und Zurufe: Armenische Generale!),本译据德语原本将其复位于此。

  78. 决议第三条末句,德语记录有“也唯其如此,整个国家、工厂、矿山以及国内一切财富才能服务于劳动者、并且只服务于劳动者的利益。唯有如此”(und nur dann wird das ganze Land, die Fabriken, Gruben und überhaupt alle Güter des Landes den Interessen der Werktätigen und der Werktätigen allein dienen. Nur auf diese Weise.),英语未记录此句,本译据德语原本补全。

  79. 德语记录是“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使”(der Führer in den armenischen Schlächtereien),英语是“那个领头的屠夫”(the leading butcher)。

  80. 德语记录是“我听说考茨基去了那里”(ich höre, Kautsky sei dahin gereist),英语是“我真希望考茨基去了那里”(I do hope Kautsky went there)。

  81. 德语记录是“除了照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去做,别无他法”(Und das geht nicht anders, als wie wir es getan haben),英语是“此外别无他法”(And that can’t be done in any other way)。

  82. “英国主宰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任何国家——乃至整个不包含英国的欧洲大陆——发生的经济动荡,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卡尔·马克思《革命运动》载于18491月《新莱茵报》第184期。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9/01/01.htm. 原始报刊出处据卡尔·马克思《革命运动》(《新莱茵报》,1849lxxv。英文集本出处据卡尔·马克思《革命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步出版社,1977lxxvi

  83. 德语记录是“仿佛水杯里的一阵风波”(etwa einem Sturm im Wasserglas gliche),英语是“不过只是茶杯里的一阵风波”(a mere storm in a teacup)。本译正文从英语及马克思原文(见内容注82,《新莱茵报》1849年作“茶杯里的风暴”)作“茶杯”,不从德语速记本的“水杯”。

  84. 德语记录是“1914 年人们也曾对工人说,那场资本主义战争是一场圣战”(Auch den Arbeitern wurde 1914 gesagt, der kapitalistische Krieg sei ein Heiliger Krieg),英语是“我们也曾被叫去打一场圣战”(we too were told to fight a holy war)。

  85. 巴库演讲引文。德语记录是“成百英国工人波斯、土耳其、印度等国成百上千的农民”(Hunderte von englischen ArbeiternHunderte und Tausende von Bauern in Persien, der Türkei, Indien und vielen anderenLändern),英语是“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附属国数以百万计的受压迫者”(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English workersmillions of the oppressed of the dependent countries)。

  86. 德语记录是“这五亿受压迫人口”(diese halbe Milliarde der unterdrückten Bevölkerung“在英国资本家这帮强盗面前低头”(vor diesen Räubern, den englischen Kapitalisten, euch zu ducken),英语是“数以百万计为之卖命”(millionsgraft for)。

  87. 巴库演讲一段连贯引文,本译接续不另断引号。德语记录是“欧美较文明、较有教养、组织较好的工人的任务,是帮助东方落后的工人群众;不应嘲笑、不应骄横、不应以自身优越夸耀东方农民的落后,而应对其无知与落后深感痛惜并尽力相助”(Die Aufgabe der zivilisierten, gebildeteren, besser organisierten Arbeiter Europas und Amerikas besteht darin, den rückständigen Arbeitermassen des Orients zu helfen. Man soll sie nicht verspotten, nicht übermütig sein, sich nicht mit der eigenen Ueberlegenheit über die Rückständigkeit der orientalischen Bauern brüsten, sondern ihre Unwissenheit und Rückständigkeit aufs schmerzlichste bedauern und ihnen auf jede Weise helfen.),英语是“不要去充当评判者要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do not wish to sit in judgementstrive to make things better)。

  88. 德语记录作凯末尔(Kemal),英语按今日称呼增补成阿塔图尔克(Ataturk);此人当时尚以“凯末尔·帕夏”之名活动,“阿塔图尔克”姓系 1934 年颁布姓氏法后采用。

  89. 德语是“以凯末尔为首的运动要把哈里发这个‘神圣’人物救出来。这是那个党的立场。这是共产主义立场吗?绝不是”(Die Bewegung, an deren Spitze Kemal steht, will diegeheiligte“ Person des Kalifenbefreien. Das ist der Standpunkt jener Partei. Ist das ein kommunistischer Standpunkt? Keineswegs.),英语是“以凯末尔为首的运动要把神圣的哈里发从敌人手中救出来。这不是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必须把它推向前去”(The movement, which Kemal Ataturk stands at the head of, wants to free the holy caliph from the hands of the enemies. That is not a communist movement. We have to drive it forward.)。

  90. 德语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工人的代表向你们伸出兄弟援助之手我们坚信你们会接住欧美无产阶级伸来的手并以友好握手回应”(Die Vertreter der kommunistischen Arbeiter der ganzen Weltbieten euch die Hand brüderlicher Hilfe in diesem schweren aber notwendigen Kampf an. Wir sind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ß ihr diese euch dargebotene Hand des europä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Proletariats entgegennehmen und mit freundschaftlichem Händedruck beantworten werdet.),英语是“你们应当支持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你们将解放你们自己和我们所有人”(you should support the working class of the worldyou will liberate yourselves and all of us)。

  91. 德语是“我对你们说过”(Ich habe Ihnen gesagt),英语是“我对他们说过”(I have told them)。

  92. 德语是“把这一口号加以扩充”(diese Formel zu erweitern),英语是“传播这一表述”(spreading this formulation)。

  93. 德语是“一桩历史性事件”(ein historisches Ereignis),英语是“一桩世界历史上的历史性事件”(a historic occurrence in world history)。

  94. 德语是“若这不是他们的过错,那就是他们的软弱”(und wenn es nicht ihre Schuld ist, so ist es ihre Schwäche),英语是“若这不是你们的过错,那就是你们的软弱”(if it is not your fault, then it is your weakness)。

  95. 德语是“如今正用尽一切杠杆使亚洲奋起;现在就要前进了”(versucht jetzt, mit allen Hebeln Asien zu erheben. Jetzt soll es vorwärts gehen),英语是“亚洲的觉醒事情将向前去”(awakening of AsiaThings will go forward)。

  96. 德语是“这些东方民族的绝大多数,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当作自己的导师和领袖是理所当然的”(daß der größte Teil dieser Ostvölker es für selbstverständlich hält, daß der vorgeschrittene Teil der Arbeiterklasse sein Lehrer und Führer ist),英语是“最好的部分世界上最好的部分”(best partbest partof the world)。

  97. 德语是“有人说我们都是十足的文盲”(Man sagt uns, wir wären komplette Analphabeten),英语是“文盲是那么多”(There are so many illiterates)。

  98. 德语是“三年后我们将几乎完全没有文盲”(nach drei Jahren werden wir überhaupt fast keinen Analphabeten haben),英语是“这样三年后在亚洲或许也不会有那么多文盲了”(so after three years maybe there wouldn’t be so many illiterate people in Asia either)。

  99. 德语是“被人坑骗、掠夺、羞辱”(Man hat diese armen unterdrückten Völker soviel geprellt, ausgeraubt und geschändet),英语是“被人榨取、掠夺、羞辱”(have been squeezed, robbed and disgraced)。

  100. 德语是“因为你们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情绪”(weil Ihr das Gefühl der Revolution ja gar nicht kennt),英语是“世界革命的情绪”(the sentiment of world revolution)。

  101. 德语是“一部分”(ein Teil),英语是“一大部分”(a large part)。

  102. 德语是“须用不同于我们这里的办法对待穆斯林群众”(Aber die muselmanische Bevölkerung ist anders zu nehmen, als die bei uns.),英语是“但我不愿听说整个穆斯林人口截然不同”(But I do not want to hear that the whole Muslim popula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103. 德语是“乡土成见”(ländliche Voreingenommenheit),英语是“乡土执念”(rural preoccupation)。

  104. 德语是“我们当初也没料到,东方妇女有朝一日竟会意识到什么是共产主义”(wir glaubten auch nicht, daßeines schönen Tages die Frauen des Orients sich bewußt würden, was Kommunismus ist),英语是“我们不解何以一日之内”(we do not understand howin a single day)。又德语是“那些妇女,还有希瓦的毛拉”(die Frauen, und die Mullahs von Chiva),妇女与希瓦的毛拉并列,妇女不属希瓦。

  105. 德语是“这样巨大的启蒙工作”(diese ungeheure Aufklärungsarbeit)。又德语中“党的同志们”(Parteigenossen!)仅出一处。

  106. 德语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必须而且应当做的,正是共产国际将要去做的”(es ist das, was die Arbeiterklasse der ganzen Welt unter Führun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tun muß und soll, was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tun wird),英语是“这正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要做的,正是共产国际将要去做的”。

  107. 德语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平民式斗争”(plebejischer Kampf gegen die Bourgeoisie)、“使用”(gebraucht),英语是“暴力斗争”(violent struggle)、“界定”(defined)。

  108. 德语是“实践中我们一向推崇巴黎公社的种种弱点”(In der Praxis waren wir gewohnt, den Schwächen der Pariser Kommune zu huldigen)。

  109. 德语是“公社社员都是些太心善的家伙”(Die Kommunards waren zu gutmütige Kerle),英语是“公社成员是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

  110. ··克拉斯诺夫(Pyotr Krasnov1869—1947),沙俄将军、顿河哥萨克头领。十月革命当日奉克伦斯基之命率哥萨克部队进军彼得格勒企图镇压起义,兵败被俘。被苏维埃以“军人荣誉担保不再反苏”为条件释放,旋即赴顿河组织反革命武装,与红军交战。二战中投靠纳粹德国担任顿河哥萨克总司令。1947年在莫斯科被绞死。生平、获释与反苏武装、处决据尼··鲁特奇《志愿军与南俄武装力量高级军官传记辞典:白卫运动史料》(俄罗斯档案出版社,2002lxxvii。镇压十月革命据彼··克拉斯诺夫《阿塔曼:回忆录》(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6lxxviii。投靠纳粹据康··扎列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谁是谁》(韦切出版社,2000lxxix

  111. 德语是“请求给这些资产阶级部长先生软禁待遇;我们竟蠢到把他们放了,放走了其中大多数人”(und erbat für diese Herren bürgerlichen Minister Hausarrest. Wir waren so dumm, wir haben sie freigelassen. Wir haben die Mehrzahl dieser Leute freigelassen.),英语是“他们毕竟也是人。好吧,或许该施以软禁。我们竟蠢到把他们放了”(And there it was said that they are people after all. Ah well, maybe they should receive house arrest. We were so stupid to release them)。

  112. 德语是“你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犯了个错误”(so begehen Sie im besten Fall einen Irrtum),英语是“你们犯了个错误”(you are committing an error)。

  113. 德语是“这种杀戮,谁也不乐见”(Niemandem ist dieses Morden angenehm),英语是“谁也不会对杀戮感到心安”(Nobody is comfortable with murder)。

  114. 德语是“这又归结到一点:你们看待世界革命仍然完全是抽象的”(das kommt wieder darauf hinaus, daß Sie über die Weltrevolution nur ganz abstrakt denken),英语是“我已经说过第一百次了”(I am saying for the hundredth time)。

  115. 德语此处有一句插话“哪里的话!”(Zuruf: I bewahre!),英语未记录此句。

  116. 德语两问并举、作反诘感叹“这种意识形态怎么还冒得出来,你们怎么还能怀疑!”(Wie kann da noch diese Ideologie aufkommen, wie können Sie noch zweifeln!),英语是“你们竟然还心存怀疑”(that you are still having doubts)。

  117. 德语是“必须如此时,就非如此不可!”(Wenn es nötig ist, muß es sein!),英语是“如果有必要,那就得去做”(If it is necessary, then it needs to be done)。

  118. 德语是“那就只好把恐怖也一并承受下来,别无他法”(dann müssen Sie den Terror schon mit in den Kauf nehmen, es geht nicht anders),英语是“你们就得忍受它,不可能有别的样子”(you have to put up with it. It cannot be any different)。

  119. 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эсэры)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19175月入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任农业部长(至7月)。19181月任立宪会议主席(该会旋即被布尔什维克解散)。十月革命后支持萨马拉立宪会议委员会(Komuch)等反布尔什维克斗争。1920年离俄,初居爱沙尼亚,1931年定居法国。生年据阿夫鲁斯、古萨科娃、诺维科夫《B·M·切尔诺夫生于何时何地?》(《历史档案》,1998lxxx。职务与党内地位据《1917年俄国政治活动家:传记辞典》(大俄罗斯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lxxxi1920年离俄赴爱沙尼亚据俄新社《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传》(2017lxxxii

  120. 德语是“社会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der 8. Parteitag der Partei der Sozialrevolutionäre),英语是“社会革命党党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the 8th council of the Party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121. 德语是“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政府”(eine demokratische Regierungdie sich auf das allgemeine Wahlrecht stützt),英语是“由普选选出的社会民主政府”(a social democratic government,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122. 德语决议正文作“结盟的武装力量”(die verbündeten bewaffneten Mächte,原书 OCR 讹作 Mäche),即受邀进入俄国领土的盟国(协约国)武装;英语对照本作“非盟国的武装力量”(the non-Allied, armed powers),语义相反。本译据德语原本作“结盟的武装力量”。

  123. 德语记录中党员占比是 2–3%,英语中则记成了 2–8%

  124. ··策列铁里(Irakli Tsereteli1881—1959),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内务部长,代表中派妥协立场。十月革命后回格鲁吉亚,在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18—1921,政府首脑为诺埃·饶尔达尼亚)任立宪会议议员、首席外交代表,曾出席巴黎和会;该国被红军推翻后流亡西欧。政治传记据W·H·罗布尔《策列铁里:俄国革命中的一位民主派——政治传记》(马蒂努斯·奈霍夫,1976lxxxiii。临时政府任职据齐瓦·加利利《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领袖:社会现实与政治策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lxxxiv1917年政治立场据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布尔什维克掌权:彼得格勒苏维埃统治第一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7lxxxv。格鲁吉亚时期据L·萨拉利泽(编)《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18—1921):百科词典》(大学出版社,2018lxxxvi

  125. 德语记录此处主语唯托洛茨基一人:他既要发言、又要提出一项决议,被拒不准发言(ließ man ihn nicht zu Worte kommenihn 指托洛茨基);英语对照本改写为托洛茨基发言、“我”(季诺维也夫)提动议并被噤声两个主语。本译从德语原本,主语统一为托洛茨基。

  126. 德语记录中苏维埃干部的党员数是318000人,英语中则记成315000人。

  127.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y Preobrazhensky1886—1937),俄共(布)党人、经济学家。1919年与布哈林合著、1920年初版《共产主义ABC》。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20年代为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主要成员之一,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1937年大清洗中被处决。俄文传记、处决与平反据M·M·戈里诺夫、S·V·察库诺夫《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个革命者的悲剧》(《祖国历史》,1992年)lxxxvii。英文传记据若·奥普特、让-雅克·马里《俄国革命的缔造者:布尔什维克领袖传记》(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74年)lxxxviii。档案传记据理查德·B·戴、M·M·戈里诺夫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文献集:档案文献与资料·第一卷,1886—1920》(海马克特图书,2015年)lxxxix。《共产主义ABC》据尼古拉·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xc。中央任职据伦纳德·夏皮罗《共产党专政的起源:苏维埃国家中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1917—1922)》(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xci。左翼反对派据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俄的共产主义反对派》(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69年)xcii。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据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xciii

  128. 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1944),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活动家、新闻记者。1918—1919年普鲁士内务部长。1922年随独立社民党右翼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任社民党国会党团领袖之一。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1941年被维希法国引渡给纳粹,19448月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盟军空袭该营所致)。按:英语对照文本使用阴性代词“她”指代本句所引文章作者;德语 1920 年柏林版无此段,所指或为其妻托妮·布莱特沙伊德(同为独立社民党党刊撰稿人),待考。生平总述据保罗·迈尔《新德意志传记》xciv。议会与职务年表据威廉·海因茨·施罗德《德意志帝国议会与各邦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1867—1933)》xcv。流亡、被维希引渡与死于布痕瓦尔德据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基金会《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载“在线德意志历史博物馆”)xcvi

  129. 此段(“当然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广袤国土首先关心你们本国的工人阶级吧”)及其上一段(布莱特沙伊德文章一节)见于当前英语对照文本及其线上转载,却不见于本项目所据德语 1920 年柏林版——该版第 51 页于“遭遇如此‘破产’(Bankerott)”后径接卡明斯基《红旗报》一段(In derRoten Fahne“ stand ein Artikel des Genossen Kaminski),中间并无此两段。

  130. 卡明斯基(Kaminski),波兰共产党人亨里克·斯泰因(Henryk Stein1883—1937)的笔名(斯泰因通行笔名作“东姆斯基”Domski)。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925年一度领导波兰共产党;1919年被捕后移居柏林,为德共《红旗报》撰稿,关切波兰革命与1920年波苏战争。1937年大清洗中遭处决。身份认定据克日什托夫·沃兹尼亚科夫斯基《波兰传记辞典·亨里克·斯泰因-卡明斯基》(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4—2005xcvii。《红旗报》文章据亨里克·斯泰因-卡明斯基《苏维埃革命与和平》,载《红旗报》xcviii

  131. 德语是“不要拿别国的武器到别的国家去搞革命”(nicht mit fremden Waffen in anderen Ländern Revolution machen),英语是“不应当用外国武器去搞革命”(one should not make revolutions with foreign weapons)。

  132. 德语记录是“党完全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die Partei stehe vollkommen auf russischem Standpunkt),英语是“党完全赞同俄国党”(the party is complete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Russian party)。

  133. 德语记录是“迄今在国际范围内只打过防御战”(Man hat bisher nur eine Defensive im internationalen Maßstab geführt),英语是“迄今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只发动过一次攻势”(Until now we have only led one offensive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ism)。

  134. 德语记录是“全部宣传与鼓动”(Die gesamte Propaganda und Agitation),英语是“我们的全部宣传与鼓动”(The whole of our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135. 此段(克里斯平就波兰问题的质疑及季诺维也夫的回应)见于当前英语对照文本,却不见于本项目所据德语1920年柏林版——该版于“必须改称共产党员,那我们就全完了”(dann wären wir verloren!)一段后径接“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恐慌的”(Ich meine aber, das ist nicht so schrecklich),中间并无此段;本译姑存之,志其出于英语。

  136. 维克托·科普(Viktor Kopp1880—1930),苏俄外交官。1919—1921年任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驻德全权代表,是苏俄打破外交孤立的重要操盘手之一,所引“备忘录”系当时苏俄与德方往来的外交照会之一。1921—1923年负责对德经济谈判。生平与驻德全权代表任职据A·A·葛罗米柯、A·G·科瓦廖夫、P·P·谢沃斯季亚诺夫、S·L·齐赫文斯基编《外交辞典(全三卷)》(科学出版社,1985—1986xcix。突破经济封锁与对德谈判据В·Л·切尔诺佩罗夫《外交家 V·L·科普及其在苏联对德政策形成中的作用:1919—1924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下诺夫哥罗德,2007c

  137. 阿马迪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197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7—8月,莫斯科)上意大利共产主义弃权派代表,主张抵制议会、就议会主义问题与列宁交锋。后因“左派共产主义”立场被开除出党,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批评对象之一。生平与身份据安德烈伊娜·德克莱门蒂《阿马迪奥·博尔迪加》(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71ci。卒年卒地据弗兰科·利沃尔西《博尔迪加:思想与政治行动,1912—1970》(联合出版社,1976cii。共产国际二大角色据约翰·里德尔编《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献,1920》(探路者出版社,1991ciii。第二十一条文本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会议记录与文献,1920civ。列宁批评据弗··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1965cv。被开除出党据阿尔图罗·佩雷加利、桑德罗·萨焦里《失败与晦暗岁月(1926—1945)》(蜂鸟出版社,1998cvi

  138. ·龙格(Jean Longuet1876—1938),法国社会党中派领袖。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长女燕妮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法国社会党192012月图尔大会分裂时虽原则上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却不接受列宁所定的“二十一条”,留在社会党继续走中间主义路线。传记主源、一战立场与图尔大会立场据吉勒·康达尔《让·龙格:经受历史考验的一位国际主义者》(雷恩大学出版社,2007cvii。生卒与身份据法语维基cviii。中间派定位据让-马克·比诺、德尼·勒费弗尔、皮埃尔·塞尔讷《百年百社会党人》(格拉菲克—布鲁诺·勒普兰斯,2005cix

  139. 拉德克的实际表述为:“你们比满身马骚的犹太人还要恶劣”。这个带侮辱意味的说法特指历史上从事马匹贸易的犹太商人群体。速记录原文据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哈勒非常代表大会议事速记录(19201012日至17日)》(柏林:“自由”出版合作社,1920cx。速记录重印本据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哈勒非常代表大会议事速记录(19201012日至17日)》(陶努斯与格拉斯许滕:奥韦尔曼出版社重印,1976cxi。词义据“维基百科”,词条“Schimmel(马)”cxii

  140. 奥托·布拉斯(Otto Brass1875—1950),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金属工人出身。1920年哈勒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主持本次大会议程。1920年分裂时支持加入共产国际,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后退党重返独立社民党。生平据格尔琳德·洛伦茨《“指路星”社会主义:雷姆沙伊德工人领袖奥托·布拉斯(1875—1950)及其子奥托(1900—1972)的政治传记》(克拉特克斯出版社,2010cxiii。职业与党历据赫尔曼·韦伯、安德烈亚斯·赫尔布斯特编《德国共产党人:传记手册(1918—1945)》(迪茨出版社,2008cxiv。哈勒大会角色据皮埃尔·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23)》(海马克特图书,2006cxv。主席团结构据本·刘易斯《季诺维也夫在哈勒》,载《工人周刊》(2020cxvi

  141. 德语原本记录执行委员会由五名俄国党成员与十三名其他党成员组成(合为十八人),与下文“现有十三位委员、会后又增三个政党、共十六位代表”的计数相合;英语对照本作“十八名其他党成员”,疑将总数十八误置于他党项。本译从德语原本作十三名。

  142. 琉森指第二国际的残余势力,他们发起了工党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会议于191981日至9日召开。会议定性据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柏林—波恩出版社,1978cxvii。会议时间据工党与社会党国际《1919年琉森国际大会:决议·临时章程》(工党,1919cxviii。会议脉络据维基百科“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条(德语版)cxix

  143. 德语记录径接“同志们,我在第一封信里就说过了”(Genossen, ich habe es schon in meinem ersten Brief gesagt),英语在对应句前增一句“执行委员会这样的组成结构正是事业必将成功的保证”(This composition of our ECCI is a guarantee that things will work out)。

  144. 此处政党数目,德语记录作十六(16 Parteien),与同段前文“另外十六个党”(sechzehn andere Parteien)一致;英语此处改作十七(17 parties)。本译从德语原本统一作十六。

  145. 季诺维也夫所引《时代报》(Le Temps1920930日《“积极分子”之争》)一段,大会官方速记录仅以德语译文录入,未保存所引法文原文;本译据德语原本所录德译转译,所引法文原件无从逐字复原。速记录核对据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201012日至17日)》(柏林:自由出版合作社,1920cxx。《时代报》出处据《“积极分子”之争》,载《时代报》,1920930cxxi

  146. 季诺维也夫此处所记年代与出处有误。所引费边社一段(“对革命的恐惧,是他们的根本原则”“十足的有教养者”“对马克思、对我们大家怀着狂热的仇恨”等)实出恩格斯1893118日自伦敦致左尔格信,而非其所记的18921231日信;所记“第390页”亦随此误。本译按底本忠实保留季氏原记,仅此说明实际出处。实际出处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弗··左尔格(1893118日)》cxxii

文献122

文献

  1. Leslie Derfler, Alexandre Millerand: The Socialist Years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77).

  2. Leslie Derfler, “Le « cas Millerand » : une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0, no. 2 (avril-juin 1963): 81–104.

  3. Editorial note, “Ministerialism (Millerandism),” in V. I. Len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 in Stuttgart,”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1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notes.

  4. V. I. Lenin, “Opportunism,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915),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438–454.

  5. Nils-Olof Franzén, Hjalmar Branting och hans tid: en biografi (Stockholm: Bonnier, 1985).

  6. Zeth Höglund, Hjalmar Branting och hans livsgärning, 2 vols. (Stockholm: Tiden, 1928–1929).

  7. Wikipedia, s.v. “Hjalmar Branting,”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sv.wikipedia.org/wiki/Hjalmar_Branting.

  8. The Nobel Foundati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21,” NobelPrize.org,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21/summary/.

  9. Michaelis, Andreas. “Carl Legien.” LeMO Biografien.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14, 2014.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dhm.de/lemo/biografie/carl-legien.

  10. Fimmen, Edo.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ts Development and Aims.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1922, 5.

  11. Bookchin, Murray. The Thir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Vol. 3. London: Continuum, 2005, 71–72.

  12. Spriano, Paolo. Storia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Vol. 1. Torino: Einaudi, 1967, 223–224.

  13. Schiavi, Alessandro. Esilio e morte di Filippo Turati. Roma: Opere Nuove, 1956.

  14. Wikipedia, s.v. “Filippo Turati.”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it.wikipedia.org/wiki/Filippo_Turati.

  15. Giuseppe Sircana, “Modigliani, Giuseppe Emanuele,”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 75 (Roma: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2011).

  16. Gaetano Arfè, Storia del socialismo italiano (1892–1926) (Torino: Einaudi, 1965), 312.

  17. Paolo Spriano, Storia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Vol. 1 (Torino: Einaudi, 1967), 223–224.

  18. Francesco Maria Biscione, “D’Aragona, Ludovico,”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 32 (Rome: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1986).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ludovico-d-aragona_(Dizionario-Biografico)/.

  19. Paul Mayer, “Crispien, Arthur,”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3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57), 416.

  20. Hartfrid Krause, Arthur Crispien. Vom Spartakusanhänger zum sozialdemokratischen Reformsozialisten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22).

  21. Robert F. Wheeler, “Die ’21 Bedingungen’ und die Spaltung der USPD im Herbst 1920,”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no. 2 (1975): 117–154.

  22. Georg Kotowski, “Dittmann, Wilhelm Friedrich Karl,”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4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59), 3–4.

  23. Andreas Michaelis, “Wilhelm Dittmann,” Lebendiges Museum Online (LeMO),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dhm.de/lemo/biografie/wilhelm-dittmann.

  24.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5th ed. (Moscow: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58–1965), Vol. 21, 247–48, 267, 335–42, 345–46; Vol. 23, 195–97, 296–97, 298–99; Vol. 25, 378–79.

  25. Michael Melancon, The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and the Crisis of the Late Tsarist State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7.

  26. I. V. Stalin, “K desyatiletiyu ’Pravdy’ (Vospomi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5 (Moscow: OGIZ;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47), 130–133.

  27. A. Y. Badayev, The Bolsheviks in the Tsarist Duma (London: Martin Lawrence; Moscow: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2), chap. 1, “The Elections to the Fourth Duma.”

  28. Andreas Herbst, “Stoecker, Walter,”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5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13), 380–381.

  29. Hermann Weber and Andreas Herbst, Deutsche Kommunisten: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1918 bis 1945, 2nd ed. (Berlin: Karl Dietz Verlag, 2008), 489–497.

  30. Georg Kotowski, “Däumig, Ernst Friedrich,”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3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57), 472–473.

  31. David W. Morgan, “Ernst Däumig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5, no. 4 (1982): 303–331.

  32. Richard Müller, Ein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14. Aufl. (Berlin: Die Buchmacherei, 2018), 547f.

  33. Ursula Ratz, Georg Ledebour, 1850–1947: Weg und Wirken eines sozialistischen Politikers (Berlin: de Gruyter, 1969).

  34. Alexander Mühle and Arnulf Scriba, “Georg Ledebour,” Lebendiges Museum Online (LeMO), Stiftung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dhm.de/lemo/biografie/georg-ledebour.

  35. Wikipedia, s.v. “Georg Ledebour,”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Georg_Ledebour.

  36. Bernard Georges and Denise Tintant, Léon Jouhaux, cinquante ans de syndicalisme, tome 1 : des origines à 192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37. Gérard Da Silva, Léon Jouhaux : une vie de combat pour le syndicalisme libre et indépendant —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GT, 1909–1947 ; Président de la CGT-FO, 1948–1954 (Paris: L’Harmattan, 2014).

  38. Larousse, Encyclopédie Larousse en ligne, s.v. “Léon Jouhaux.”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larousse.fr/encyclopedie/personnage/Léon_Jouhaux/126150.

  39. United Nations, A Century of Nobel Prize Laureates, 1901–2005: From Peace Movement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6), 68–69.

  40. Peter Stettler, “Grimm, Robert,” in 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 (HLS), Bern, 2017-11-23.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4516/.

  41. Adrian Zimmermann, “Grimm, Robert,” in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Ute Daniel, Peter Gatrell, Oliver Janz, Heather Jones, Jennifer D. Keene, Alan Kramer, and Bill Nasson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7), https://doi.org/10.15463/ie1418.11052.

  42. Paul Stauffer, “Die Affäre Hoffmann/Grimm,” Schweizer Monatshefte 53, no. 1 (April 1973): 1–30.

  43. Bernard Degen and Julia Richers, eds., Zimmerwald und Kiental: Weltgeschichte auf dem Dorfe (Zurich: Chronos, 2015), 7, 94–96, 98–99.

  44. R. Craig Nation, War on War: Lenin, the Zimmerwald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5, 89.

  45. “The Zimmerwald Manifesto” (1915), in Olga Hess Gankin and H. H. Fisher, 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The Origin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329–333.

  46. “Appleton, William Archibald.” In Who Was Wh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ed via Wikipedia, s.v. “W. A. Appleton.”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_A._Appleton.

  47. Alice Prochaska, History of 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1899–198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49–51. Cited via Wikipedia, s.v. “W. A. Appleton.”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_A._Appleton.

  48. Geert van Goethem, The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The World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FTU), 1913–1945 (Aldershot: Ashgate, 2006). Cited via Wikipedia, s.v.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Federation_of_Trade_Unions.

  49. Thorpe, Andrew. “Arthur Henderson and the British Political Crisis of 1931.” Historical Journal 31, no. 1 (1988): 117–139.

  50. Wikipedia, s.v. “Ramsay MacDonald.”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msay_MacDonald.

  51. Chris Wrigley, Arthur Henderson (Cardiff: GPC Books, 1990).

  52. Ross McKibbin, “Arthur Henderson as Labour Lead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3, no. 1 (1978): 79–101.

  53. Christopher Howard, “MacDonald, Henderso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1914,” Historical Journal 20, no. 4 (1977): 871–891.

  54. Wikipedia, s.v.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bour_and_Socialist_International.

  55.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unich: C. H. Beck, 1993), 54–55.

  56. Wikipedia, s.v. “Spartakusaufstand.”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partakusaufstand.

  57. Bakó Ágnes, ed. A szocialista forradalomért: A magyar forradalmi munkásmozgalom kiemelkedő harcosai.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1975, 737–739.

  58. Munkásmozgalom-történeti Lexikon.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1976, 684.

  59. André Mommen. Stalin’s Economist: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enő Varg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0–45.

  60. Gerhard Duda. Jenö Varga und die Geschichte des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und Weltpolitik in Moskau 1921–1970.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4.

  61. Eugen Varga.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George H. Hann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4.

  62. Hanioğlu, M. Şükrü. “Enver Paşa.” In TDV İslâm Ansiklopedisi, 11:261–264. Istanbul: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1995.

  63. Jones, Adam. 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64. Henham, Ralph, and Paul Behrens, eds. The Criminal Law of Genocid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d Contextual Aspects. Farnham: Ashgate, 2009.

  65. Annette Frei Berthoud, “Bloch [-Bollag], Rosa,” in 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 (HLS), version of December 8, 2017.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9274.

  66. Annette Frei, Rote Patriarchen: Arbeiterbewegung und Frauenemanzipation in der Schweiz um 1900 (Zürich: Chronos Verlag, 1987).

  67. Willi Wottreng, “Rosa Bloch, Demonstrantin und Generalstreikführerin, 1880–1922,” in Revolutionäre und Querköpfe: Zürcher Schicksale (Zürich: Orell Füssli, 2005), 12–17.

  68.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Baku, September 1920: Stenographic Report.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7.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ervyi s”ezd narodov Vostoka. Stenograficheskie otchety (Petrograd: Izdatel’stvo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920).

  69. White, Stephen. “Communism and the East: The Baku Congress, 1920.” Slavic Review 33, no. 3 (September 1974): 492–514.

  70. Riddell, John, ed. To See the Dawn: Baku, 1920—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3.

  71. Thilo Vogelsang, “Hoffmann, Max,”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9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2), 401–402.

  72. Spencer Tuck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War I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5), 555.

  73. Volker Ullrich, Die nervöse Großmacht (Frankfurt: Fischer-Taschenbuch-Verlag, 1999), 541.

  74. Karl Friedrich Nowak, ed., Die Aufzeichnungen des Generalmajors Max Hoffmann, Vol. 2 (Berlin: Verlag für Kulturpolitik, 1929), 366.

  75. Karl Marx,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o. 184, January 1, 1849. Reprinted in Marx-Engels-Werke (MEW), Bd. 6 (Berlin: Dietz Verlag, 1959), 148–150.

  76. Karl Marx,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ol. 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213–215. Also in Marx and Engels: Articles from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205–207.

  77. Rutych, Nikolai Nikolaevich. 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vysshikh chinov Dobrovol’cheskoi armii i Vooruzhennykh sil Iuga Rossii: Materialy k istorii Belogo dvizheniia. Moscow: Rossiiskii arkhiv; AST; Astrel’, 2002, s.v. “Krasnov, Petr Nikolaevich,” 117–120.

  78. Krasnov, Petr Nikolaevich. Ataman: Vospominaniia. Moscow: Vagrius, 2006, 650 pp.

  79. Zalesskii, Konstantin Aleksandrovich. Kto byl kto vo Vtoroi mirovoi voine. Moscow: Veche, 2000, s.v. “Krasnov, Petr Nikolaevich.”

  80. Avrus, A. I., Z. E. Gusakova, and A. P. Novikov. “Kogda i gde rodilsia V. M. Chernov?”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3 (1998): 211–213.

  81. Politicheskie deiateli Rossii 1917: Biograficheskii slovar’. Moscow: Bol’shaia Rossiiskaia entsiklopediia, 1993.

  82. “Biografiia Viktora Mikhailovicha Chernova.” RIA Novosti, May 15, 2017.

  83. W. H. Roobol, Tsereteli—A Democrat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trans. Philip Hyams and Lynne Richards,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1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1–273.

  84. Ziva Galili y Garcia, The Menshevik Leader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cial Realities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85.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86, 117–118.

  86. Levan Saralidze, ed., Sakartvelos demokratiuli respublika (1918–1921): entsiklopedia-leksikoni (Tbilisi: University Press, 2018), 519–520.

  87. Gorinov M. M., Tsakunov S. V. “Evgenii Preobrazhenskii: Tragediia revoliutsioner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no. 2 (1992): 86–105.

  88. Haupt, Georges, and Jean-Jacques Marie. Make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iographies of Bolshevik Leade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4, 192–198. ISBN 0-04-947021-3.

  89. Day, Richard B., and Mikhail M. Gorinov, eds. The Preobrazhensky Papers: Archival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Volume I, 1886–1920. 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 2015, xxi.

  90. Bukharin, Nikolai, and Evgenii Preobrazhenskii. Azbuka kommunizma. Moscow, 1920.

  91. Schapiro, Leonard.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264–266.

  92. Daniels, Robert Vincent.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316. SBN 671-20387-8.

  93. Preobrazhensky, Evgenii. The New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ec Nov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xi.

  94. Paul Mayer, “Breitscheid, Rudolf,”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55), 579–580.

  95. Wilhelm Heinz Schröder, Sozialdemokratische Parlamentarier in den deutschen Reichs- und Landtagen 1867–1933: Biographien, Chronik, Wahldokumentation; Ein Handbuch, Handbücher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Vol. 7 (Düsseldorf: Droste, 1995), s.v. “Breitscheid, Rudolf.”

  96. Stiftung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Rudolf Breitscheid,” LeMO – Lebendiges Museum Online.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www.dhm.de/lemo/biografie/rudolf-breitscheid.

  97. Krzysztof Woźniakowski, “Henryk Stein-Kamieński,” in Polski Słownik Biograficzny, Vol. 43 (Warszawa–Kraków: Instytut Historii Polskiej Akademii Nauk / Polska Akademia Umiejętności, 2004–2005), 84–87.

  98. L. Domski [Henryk Stein-Kamieński], “Sowjetrußland und der Friede,” Die Rote Fahne (Berlin), no. 136, July 22, 1920.

  99. A. A. Gromyko, A. G. Kovalev, P. P. Sevostyanov, and S. L. Tikhvinsky, eds., Diplomaticheskii slovar’, 3 vols. (Moscow: Nauka, 1985–1986), Vol. 2, 100–101.

  100. Vasilii L’vovich Chernoperov, “Diplomat V. L. Kopp i ego rol’ v formirovanii sovetskoi politiki v otnoshenii Germanii (1919–1924 gg.)” (doctoral diss., avtorefera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07.00.15], Nizhny Novgorod, 2007), 356 pp.

  101. Andreina De Clementi, Amadeo Bordiga (Torino: Einaudi, 1971), 1–30.

  102. Franco Livorsi, Amadeo Bordiga: Il pensiero e l’azione politica, 1912–1970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6), 9–24, 451–72.

  103. John Riddell, ed.,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New York: Pathfinder, 1991), Vol. 1, 397–430; Vol. 2, 665–71.

  104. “The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ed. John Riddell (New York: Pathfinder, 1991), Vol. 2, 765–71, Conditions 20–21.

  105. V. 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6), 17–118, esp. ch. 7, n. 5.

  106. Arturo Peregalli and Sandro Saggioro, Amadeo Bordiga: La sconfitta e gli anni oscuri (1926–1945) (Milano: Edizioni Colibrì, 1998), 105–40.

  107. Gilles Candar, Jean Longuet: Un internationaliste à l’épreuve de l’histoire, Histoir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108. Wikipedia, s.v. “Jean Longuet.”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fr.wikipedia.org/wiki/Jean_Longuet.

  109. Jean-Marc Binot, Denis Lefebvre et Pierre Serne, Cent Ans, Cent Socialistes (Paris: Graffic – Bruno Leprince, 2005), 264.

  110. 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 (Berlin: Verlagsgenossenschaft “Freiheit”, 1920), 55–56. Stenographic record: “(Zuruf Radke: Ihr seid schlimmer als Schimmeljuden!) Vorsitzender Braß: (Große Unruhe rechts. Zuruf Radke.) Ich habe zu Genossen Radke gesagt

  111. 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 Nachdruck, Protokolle der Parteitage der Unabhängig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Glashütten im Taunus: Detlev Auvermann, 1976).

  112. Wikipedia, s.v. “Schimmel (Pferd).”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chimmel_(Pferd).

  113. Gerlinde Lorenz,Leitstern” 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Biografie des Remscheider Arbeiterführers Otto Braß (1875–1950) und seines Sohnes Otto (1900–1972) (Essen: Klartext, 2010).

  114. Hermann Weber and Andreas Herbst, eds., “Brass, Otto,” in Deutsche Kommunisten.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1918 bis 1945, 2nd rev. ed. (Berlin: Dietz, 2008).

  115.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trans. John Archer, ed. Ian Birchall and Brian Pear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 5 (Leiden: Brill, 2005;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6), “Brass, Otto,” Biographical Index.

  116. Ben Lewis, “Zinoviev in Halle,” Weekly Worker, no. 1319, October 15, 2020.

  117. Julius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Band 2, 3. Auflage (Berlin-Bonn: Dietz, 1978), 167–173.

  118.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at Lucerne, 1919: The Resolutions,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London: The Labour Party, 1919), title page.

  119. Wikipedia, s.v. “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enkongress (1919),” accessed June 18, 202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er_Sozialistenkongress_(1919).

  120. 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der USPD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 (Berlin: Verlagsgenossenschaft “Freiheit”, 1920), 310 pp. Reprint, Glashütten im Taunus: Auvermann, 1975.

  121. “La querelle des « militants »,” Le Temps (Paris), September 30, 1920. Digitized at Gallic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cb34431794k/date.

  122. Friedrich Engels to Friedrich Adolph Sorge, January 18, 1893. In Marx-Engels-Werke (MEW), Bd. 39.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English translation at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3/letters/93_01_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