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计划经济的历史审视

前言

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教研室，多年来研究本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尤以苏联时期为重。仅近年就出版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与理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及战后本国经济思想、西方关于苏联经济发展的种种构想的论著。

本教研室的尤·雅·奥尔塞维奇教授与休斯顿大学（美国）保罗·格雷戈里教授合著、专论苏联计划演变的这部研究，把我们对祖国经济史的认识又往前推了一大步。无论学生还是资深学者，凡有心的读者都能在书中读到翔实的材料，看清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计划机制的种种特点。

这部论苏联计划经济演变的书，问世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动荡时刻。俄罗斯的经济思想正一点点走出危机。由国外理论的应声虫定调的时期过去了；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家需要一套自己的、独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当口，许多人的目光转向过去、转向计划经济，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式的那一套：那时我们过得不富裕，却多少有个着落，更要紧的是安稳。

然而，奥尔塞维奇和格雷戈里在书中对苏联计划所作的回溯分析试图说明：把指令计划当作一套统一的关系与制度重新搬回来，是没有前途的。两位作者有力地证明，以指令计划为底座的国家社会主义¹经济体系，其崩溃并非偶然。要害在于：指令计划当年虽能举国之力办成一批要务，例如建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却始终没能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即便在最精巧、最发达的形态下，它也反映不了当代科技进步的需要：因为科技进步是分散的、多样的，也是多变的；计划经济同样不能准确反映居民现代需求的变化，没有为价格问题、为计划优化标准的取舍给出最优解。两位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重回指令计划体制，非但治不好我们的经济，反会把旧病一并带回来——普遍短缺、比例失调、官僚化。

两位作者批判指令计划，却不等于把计划管理的一切要素一概抹杀，不同于我们那些“休克疗法家”对计划那种一味否定的偏颇态度。尤·奥尔塞维奇和保罗·格雷戈里的研究，为将来一套有效的民族经济模式备下了不少建材。俄罗斯模式的根基，看来会是一个去垄断的竞争市场。但其中也给若干自觉作用于经济的手段留了位置：预测（计划工作的起步一环），制定并实施局部的优化计划（生产布局、运输、燃料动力平衡等）。两位作者执着地贯穿着一个要紧的想法：一家企业不可能同时被计划与市场两套杠杆和激励所驾驭，两者之中，必有一个压倒另一个。可这两套办法是能分到不同经济部门里去的，正如中国的做法：消费部门彻底市场化，军工和燃料动力综合体一类，则首先依靠国家的长期专项计划。读者还能在书里读到不少有见地的建议，谈如何把俄罗斯经济从十年休克改革后的惨境里拉出来。其中尤为醒目的，是书第二部分一位国家计委²负责人在访谈里讲到的那套“十点纲领”。

历史从来离不开人。在尤·奥尔塞维奇和保罗·格雷戈里这部专著里，经济史的人物一面写得相当丰满：既写出苏联和苏共最高层人物对计划工作的影响，也收入了五年计划主要制定者、国家计委领导人的访谈。近些年，有人想叫我们习惯一种想法：偷窃与贪婪根除不掉，人性本来如此。人性确实矛盾，也确实没被彻底看透。可书中摆出的事实叫人信服：在一定条件下，经济领导者里会出现这样的人，既有专业本领，又正派、诚实，把工作、事业、全民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书里正是这样写我们那些高层计划工作者的——柯西金、拜巴科夫……可惜对沃兹涅先斯基³着墨稍少。

尤·奥尔塞维奇和保罗·格雷戈里两位教授这部书，是作为教学用书出的，首先面向学生。但它的内容，凡研究经济和历史的人都会感兴趣。两位作者再一次证明：教材也能写得引人入胜、读来轻快，同时不失深刻的见解与理论的概括。

第一部分　分析

引言与概要

本文的选题，也许会叫人纳闷。指令计划体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于苏联和东欧轰然倒下，西方某些国家用过的那套特殊的准计划式国家调控，更早十年就已偃旗息鼓；这么看来，计划问题仿佛可以永远合上了。

然而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国民经济计划是否可行、有无效率，本属经济理论中的“永恒”问题之一，每逢特定的历史机缘，便又一次显出现实分量。1998年俄罗斯市场化改革明明白白的失败已成公论，再加上亚洲、拉美许多国家的处境，都让这个问题重新有了实践上的尖锐性。

“市场还是计划”之争已持续一个半世纪，其间染上过种种政治色彩。马克思主义许诺在否定市场的基础上建成计划经济，它的“新古典”对手则断言这样的经济根本办不到。本世纪初，“新古典派”内部又起了分裂：著名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1908年用数学证明，只要计划者去模拟市场定价，中央计划也能有效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勒纳、泰勒和兰格从实践角度修正了他的论证，盼着在“市场社会主义”体系里把计划与市场糅合于一体⁴。

米塞斯对他们一概痛加反驳，认为计划官僚体制堵死了一切有效经营的可能；他的追随者哈耶克更补上一笔：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⁵。

这场争论里，谁对了？——马克思、巴罗内、勒纳，还是米塞斯？若把半个世纪来众多西方学者研究苏联东欧计划体制史的成果通览一遍，结论恐怕相当含糊⁶。诚然，计划体制显出过足够的生命力，一度让一部分观察者觉得它比市场更可取；二战后欧亚不少国家的市场经济里，也成功用上了某些计划工具。反过来同样成立：计划体制越来越不得不借用市场体系的种种工具、办法和经验。可总的算下来，比起当代市场体系，它终究暴露出官僚做派、浪费、低效；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它还被当作社会政治奴役的杠杆。

如今还可以再添几笔。资本主义到底没有把工人养成自己的“掘墓人”。恰恰相反，事实表明，工人一面对资本主义提出更高要求，一面却不愿同它分手。倒是计划体制养出了大队的工人和厂长经理，亲手把它钉进了棺材——正如苏共把一千八百万党员，养出了几乎同样多的离心者，从普通党员直到最高官员。

可是，可是，还是可是……（如诗人所言）。问题依旧悬着：计划体制的当代命运，究竟是因为它注定要伺候“苏联式”那套特殊历史制度，还是计划原则本身遭了挫败？

战后头几十年，“计划热”席卷许多国家，妨碍了对计划之可能与失败作不带成见的分析；八十年代起，又刮起一股反向的风。我们认为，要从科学上回答上面那个问题，不妨换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考察战后苏联计划体制的历史：弄清楚为发展、完善这套体制做了些什么，结果如何，又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史学界对苏联经济改革史的兴趣，这些年非但不减，反有增强之势。这一点，В·В·德罗兹多夫的史学专著《苏联经济改革（1953—1985）：国外学者的看法》（莫斯科：经济统计信息出版社，1998年）便是一个佐证。

不妨先把话说在前头：战后苏联为改善计划体制着实竭尽全力了⁷，全靠这个，它才支撑了这么久。等到看清它没有前途，便从1984年初起，相当果断却又小心地给它“松闸下坡”⁸。自然，还要按拜占庭的路数⁹，拿“加强集权”的高调来掩饰这场退却。要不是凑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这副危险的政治混合，给苏联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了引爆的雷管，计划体制原本大可在201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寿终正寝。

本研究所依据的，不只是已刊的材料（官方出版物、经济学家的著作、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有同一批苏共前领导人和政府成员的谈话。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近四十年间，亲身投入过改革¹⁰。

除了上面所说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历史命运，本书还讨论了若干更具体的经济史问题；在苏俄历史最近这一个半十年痛苦而失败的改革映照下，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量。

其中之一，是计划的本性问题：苏联体制到底是真正的计划，还是仅仅是中央管控？我们的回答是：计划在苏联管理体制里，始终是一种工具；但计划决策与管理决策之间的比重，在集权体制转型的不同阶段并不一样。总的趋势是，计划从管理的根基，一步步退成一种协调手段——去协调各部门、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所下达的、五花八门的纲领与管理决策。

另一个需要历史眼光的问题，是管理高层真实的动机。战后几十年里，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意识形态动机越来越流于形式，个人前程的盘算反成了主心骨¹¹。然而，官僚的私利之所以能撑住计划体制，只在他还能从“集权”这一实用原则里为自己谋利的时候¹²。

研究还发现，统治精英的经济素养总体上明显不足。这种不在行，表现为两副面孔。整个战后时期，苏共领导层和政府中的多数，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主张强化集权的经济体制、反对分权。至于改革者（赫鲁晓夫、柯西金，以及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他们其实是被逼着把自己的改革主张强加于保守的多数；可彼此再有不同，每一个都明显欠缺对集权体制改革之复杂与艰深的把握。改革者自己也没跳出集权的意识形态¹³。

结果，所有苏联改革，纵使其中一些起初见了好处，最终都以失败收场。话虽如此，每一轮改革都各按各的方式，摇撼并掏空着集权体制。

在这一切之中，苏联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理一支，起了什么作用？西方学者的著作对实际推行的改革有没有看得见的影响？这些问题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但要记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流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的书，就已用俄文大量印行；论苏联经济的书，则只印给几百名领导干部和学术图书馆的“特藏库”。

这些著作无疑起到作用了，只是作用渐进而曲折。这影响表现在：苏联多数经济学家和经营者本就倾向强调商品货币关系、价格、利润在计划体制中的分量，如今这一倾向有了学理上的支撑；体制的反对者多了起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那种水火不容的对立松动了；领导层里也萌生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否当真无可置疑的怀疑。

数理经济学家最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引渡人。他们的影响首先见于定价实务。他们说动了领导层，使其正视不同产品相对稀缺的程度；也见于计划中数学模型的运用。多数数理经济学家原则上并不反对中央计划，只是批评它现行形式与方法的种种弊病。

现实里的计划

“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一样，是个抽象的概念。拿它们做教学、训练之用，自然有益；可要真去掂量、比较两者的长短，就只能把实在的历史形态、而非理想模型放上天平。

“计划体系”四个字，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为免含糊，我们先讲定：本文所谓“计划体系”，指这样一种国民经济，在其中起决定作用（但不一定是唯一作用）的，是相互衔接、对企业下达的中央指令任务，任务或长或短，配以中央统一调拨的物资（部分还有劳力和资金）供应与产品销售。国家社会主义各国行的正是这样一套体系。

要看活生生的计划体系，至少得顾及三个方面：组织架构、编制计划的方法、以及执行计划的方法。

苏联计划的组织架构，中心是国家计委，外加各综合经济部门和另一些主管机关的计划单位（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国家物价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劳动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等）。

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经济机构，大体复制了中央综合经济机关的格局：每一个都设有计划处、财务处、价格处、劳动工资处、供销处。专业化总局和地区总局，也有相似的经济机构。大中型企业及其联合体的经济管理结构，又照着行业部门和总局的样子搭起来。

还得补一句：这套体系起于国家计委，也终于国家计委，因为国家计委本身就是由行业司和综合司组成的。地方计划机构（加盟共和国、州、市、区）结构相仿，主要是靠本地和调入的资源去满足居民需求。（1957至1964年国民经济委员会¹⁴时期，情形大不一样。）

可见，计划的组织架构像一条闭合的链子，穿透全国经济的每一个最偏远的“角落”，而且搭建得能从职能、行业、地域三个剖面把经济一网打尽。

马克思可曾料到，他的计划经济设想会孕出一座庞大的官僚化金字塔？他自己可是一再痛斥官僚，斥它总把自家的私利装扮成全民利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本文一位作者在给苏联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讲课时，提请听众注意马克思著作里一处自相矛盾：那些著作通篇贯穿着以计划取代市场的必要，却连一句也没讲过计划经济该如何搭建、其中有没有行业和地方机关的位置。

听众一时哗然，却无从反驳：马克思¹⁵确实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撇开了。只能推想：马克思看不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组织结构上有什么大差别。在他的想象里，中央计划机关大概只是生产“自治公社”的一个不起眼的中介，而绝非压住几万乃至几十万个毫无权利的“劳动集体”的那座官僚的胡夫金字塔之巅。

现在转到远景计划的编制流程。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解冻”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常来苏联，其中不少人那时正对这个问题着迷：他们在找计划作业的逻辑次序。

让他们吃惊的是，根本找不到：计划编制是在计划体系的所有环节里同时开始的。企业、各行业及别的主管部门、国家计委，各自独立拟出下一个五年的初步设想，眼睛首先盯着自家工作中暴露并积下的那些问题，大体守着已成定势的增长速度。

企业首先竭力论证：要扩大物资技术供应，要新建住房和别的社会文化设施，好把稀缺的劳力招来、留住。

行业部门则把劲头集中在一处：靠预算去添置新产能，尤其是新建企业。这上头，部门背后有地方苏共领导的有力支持——后者能不能铺开“共产主义建设工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威望和前程。不难想见，企业、部门和地方官僚的利益所向，从一开头就把计划引向粗放增长，引向几乎一切资源的短缺。

经济的短缺，在计划流程里留下了这样一处“不合逻辑”的印记：企业和部门得提前好几个月向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报送资源申请，而那时生产任务还没批下来。换句话说，在定下给企业、部门派什么任务之前，计划者先想知道，它在计划期内能“消化”多大体量的资源。说到底，计划首先不是从居民和国家的最终需要出发，而是从企业和部门要的资源量出发。

当然，提交主动性计划方案的运动，向来是“上头”张罗的，必报项目里照例列着新产品、新技术、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材料、降低成本等条目。可在这一环上，企业和行业总把自己的方案压到一个稳妥的最低限，因为他们凭经验早知道三条真理：其一，最终计划会把义务留给你，却不拨技术腾挪所需的资源和时间；其二，押注于深层而非表面的科技进步，风险不小；其三，万一成了，挣来的财务好处差不多全得上缴预算。

在计划体系里，名副其实的科技进步，只在它本身成了一种特殊“竞赛式”生产的主产品时才有可能——这种生产，唯一的标准是结果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不计代价。它只存在于某些行业里少数实验性企业：所谓“中型”（即军用）机械、飞机制造、原子能、航天、生物化学等。

企业的计划方案，经部门调整、汇总、补充后报到国家计委，在这里与计委自己的方案撞个正着——计委的方案首先是冲着缓解几样长期的主要短缺去的：投资、材料、劳力、粮食。计委手里的主要工具，是一套经批准的计划定额，各部门和企业也得照着办。把这一堆彼此抵牾的信息“消化”出来的产物，便是《五年计划编制指导方针》的初稿。

这份草稿里，已经以掩饰的方式预置了那些事先定死、“碰不得”的指标——军工综合体的产品与服务增长，以及援助国外盟友的产品。至于别的关键指标，恰恰是初稿出来之后，才开始在“国家计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这个三角里一遍遍打转，原文常被改得面目全非。对计委的典型要求是：提高增速；在不削减投资的前提下另寻扩大消费的余地；给某些地区或行业追加投资，又不动别人的。

国家计委拼命顶住党、部门头面人物的压力，论证这些要求根本办不到¹⁶。可它处境的可悲在于：经济里没用上的巨大潜力，人人都看得见——闲置的产能、停工的工地、糟蹋的原料能源、薄弱的专业化、低劣的产品、不得已的大修、不合理的运输，等等。每回编计划都好像觉得：把这点潜力调动起来，万事就都解了。偏偏“近在肘边却咬不着”，每过一个五年，“潜力”这个黑窟窿就更大一圈。而苏共中央硬压下来、指望把它“动员”起来的指导方针，照旧脱离实际。

从理论上批判计划体制的经济学家，通常盯住一点：企业“从下面”报给计划者的信息，出于私心被扭曲了。可这样就低估了一个更要紧的扭曲因素——“从上面”对计划者施加的政治压力，逼着把计划指标、首先是增速往高了报。斯大林修订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时如此，戈尔巴乔夫编制1986—1990年计划时仍是如此。

政治局批准指导方针草案后，这出戏的第二幕——真正编制五年计划——便开场了。它的实质是：国家计委把指导方针定下的任务量和资源，分摊给各行业、各地区主管机关，后者再分给企业。

这第二幕完全配得上“诸神与泰坦之战”的名号：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把够得着的政治和专家支持悉数搬出来，咬到最后一口也要证明，唯有再多拨资源，才完得成指导方针。计委却不得不狠心砍申请，常常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可砍的时候，分量重的与其说是论据，不如说是政治游说的相对实力（苏共中央各行业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等等）。

接着，厮杀又向纵深转移，到行业内部和地区内部，政治、官僚和个人因素依旧夹杂其间。

到头来，指导方针里以不切实际任务的形式埋下的产出与资源之缺口，以及由此在下达给执行者的计划中生出的短缺，被“摊”到了整个国民经济身上。可这一摊显然并不均匀，主要听凭非经济力量的摆布。

严肃的经济学家对五年计划的看法各不相同：一种把它首先当政治文件、当经济的总方向；另一种则照字面，把它当必须执行的法律（形式上也确是法律）。实际上，它介于二者之间¹⁷。

柯西金时期，曾一再设法把计划编制本身理顺、纳入某种合法的规程，可问题终究没解决¹⁸。

要是把五年任务平摊到各年硬去完成，那是行不通的——它内部本就年度不衔接。所以真正管用的工作文件是年度计划，再辅以企业同商业机构之间关于供货的具体合同¹⁹。

执行远景计划的流程，就在于这桩纯经验性的工作：编年度和季度计划，再据此订立具体的供货合同。说到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体现的是各部门、各地区当前计划的相互衔接，这衔接由国家计委和物资供应委员会²⁰不间断地去做。实际年度计划的指标，通常同五年计划里的分年度任务出入很大。

这种出入，不只源于五年计划内部那一大堆不切实际，还来自外部条件的频繁变动：收成的丰歉、政治路线的转向、突如其来的经济运动、国际舞台的风云，以及各行业各地区相对地位的挪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不断变化的局面里，一套庞大、集中而又训练有素的计划（即着眼于未来某段时间——年或季度）机关，持续地把零散的经济决策流加以协调，其分量并不亚于（甚至重于）计划本身的存在。

指令式的五年计划与当前计划管理在苏联经济中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问题很复杂，需要专门研究。复杂就复杂在，这关系受多重因素左右，历来在变。五年计划即便在镇压体制下、在“任务不惜代价都要完成”的口号下，通常也完不成。但偏离的程度各不相同，这不仅看外部条件，还看计划体制本身制度结构的变化。镇压体制下，国家计委把计划与管理两职合在一身，直接指挥各部委；赫鲁晓夫时期，它变成协调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中心；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复设的部委越来越我行我素，计委的作用实际被收窄——五年计划的地位也跟着下降。

这惨淡的收场，尼·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的报告里勾勒得很清楚。总结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时，他说：“纪律和秩序松弛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要求和责任都在下降。随意修改计划成了普遍做法。这些年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对它来说，完成计划是经济生活的法则与常规。”²¹

在揭出苏联计划体制内在矛盾的同时，也得为它说几句公道话。倘若姑且把它的任务定为“有计划性”，并把后者理解为朝着某些合理目标平衡而最优地发展，那么计划体制在苏联社会里就像个异己之物，遭到四面八方的猛攻，首先是政治、军事、经济官僚这三股“建制”势力——每一股都想把它化为自己的工具²²。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优化”的主要内容，是协调统治精英几大集团（党政官僚及其地区派系、经济官僚、军队将帅、专政机关）的长远利益，至于抬高人民福祉，不过是个派生的标准。至于计划的平衡，破坏它的主要根源在执行环节：既有统治集团之间和内部的利益之争，也有计划体制本身的弊病（下文再说）。

计划体制的潜力，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计划体制有多少潜力没用上，这问题从体制诞生之初就缠着苏联领导层。二十年代末甚至拟过“反损耗控制数字”，1930年莫斯科“计划经济出版社”还出过一本《国民经济中的反损耗斗争》。可后来官方宣布，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能把一切生产潜力都用得合理，这议题便越来越少摆上台面公开讨论。

然而损耗照旧存在，而且越积越多，增速常常超过经济本身的扩张。于是“未用上的潜力”这个说法被搬了出来——给经济损耗另立名目，好在讨论时少担些意识形态的风险。（要说明，这里指的不是经济上的保险储备或计划储备，而正是损耗。）顺带一提，要看清当年关于“潜力”与损耗讨论之广及其术语，К·Б·列伊基娜专著里那份相当完备的书目很值得一看²³。

“潜力”问题的大讨论起于赫鲁晓夫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编制七年计划之际，到六七十年代仍很热烈。有意思的是，讨论到七十年代末，“损耗”一词越来越多地与“潜力”并提，随后又重回台前（下文再说）。可即便这样讨论，仍隐含一个意识形态前提：计划体制只要在组织上加以改进，就能用上自己的“潜力”、消除损耗。

官方对可动用“潜力”总量的估算，大概最早见于财政部长阿·兹韦列夫的文章《内部潜力——为七年计划服务》。按1959—1965年七年计划，总投资应达2万亿卢布；据兹韦列夫估算，其中约一半即1万亿，打算靠动员“潜力”挤出来。这笔额外积累拟从以下途径取得：降低生产成本（更好地利用原料、材料、燃料等），压缩规模庞大的在建工程，减少未安装设备的积压，等等（《真理报》1959年1月24日）。这一估算等于间接承认：计划经济每年因经营不善要损失约1400亿卢布；按当时生产资料的价格看，这个数目可与同等数额的美元相比。

这些“潜力”当真用上了吗？损耗减少了吗？1970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的一本二十二位专家合著《集约化与经济潜力》（克拉索夫斯基主编）让人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十年过去，“潜力”非但没减，反倒大了。

谈到矿产开采加工中的损耗，书中一位作者写道：“这些损耗的持续上升令人忧心。1940至1967年间，矿产平均损耗率：烟煤开采从18—20%升到30%，铁矿石从12—15%升到25%，有色与稀有金属矿石从10—12%升到15—20%，钾盐升到50—60%，云母高达90%。”石油、天然气情形相仿——实际采收系数0.37远低于平均计算值0.5，便是明证²⁴。这位作者想把结论说得缓和些，便补充道：矿产开采年损耗共6亿吨、加工年损耗共3.5亿吨，其中“经济上无理由的损耗”分别为1亿吨和5千万吨²⁵。

水这种资源的惊人超耗，也有数字为证：技术规范定下全国平均每吨钢耗水115立方米，实际却耗去250立方米；生产氮肥、合成纤维、电力时的耗水损失更大。用水不收费，于是18—20%的水利系统产能空转²⁶。

书中还指出：1959—1965这七年里，工业、建筑、农业的设备总量翻了一番，使用效率到头来却下降了。上述部门里，每一卢布设备价值产出的总产品，1965年比1958年少了21.5%；计划末几年，未安装设备的结转量平均每年还增加约30%²⁷。这一切难道不正说明“潜力”在扩大、而非被用上？

书中作者还把过高的物耗（尤其机械制造业）、落后的总体经济结构、工业产出跟不上科技革命、许多企业设备技术水平低且开工不足等等，统统算作“潜力”。换句话说，不只直接损耗，凡计划经济落后于世界水平之处，都被他们记进了这个体制的“潜力”账上。如前所说，到七十年代末，这些“潜力”越来越多地被叫回它的本名——损耗。1979年，苏联中央统计局科研所制定了《物质生产领域损耗与潜力计算的标准方法》，把损耗定义为未被利用、未充分利用或未最优利用的生产可能性。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克·列伊基娜认为这一定义过窄。在她1980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减少国民经济损耗——提高效益的重要潜力》一书中，她写道：“广义的损耗，合乎这一概念的本意，刻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未实现的可能；它是劳动者物质文化需求实际得到的满足，与依现有生产资源本可达到的满足之间的落差。”²⁸既然人所共知需求“满足得很不令人满意”，那么这个定义里其实暗暗断定：不只计划体制，连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如今俄罗斯姑且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效率，都很低。

计划体制与镇压型政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立在驱动人的种种动机和人本身的品性上。一个人的动机、能力和取舍，在很大程度上由他所处的那个具体社会决定。

战后四十年间，苏联社会换过三副面孔，可分别叫作镇压型、动员型和常规型。这三种同源的模式各有各的来路，每一回又都以一场特有的危机收场。

三种模式的大致时段可以这样划：镇压型一直行到1953年年中，随后逐步拆解，同时由动员型取而代之；转折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动员型行到1964年秋，随后是柯西金改革²⁹的年月——这场改革客观上违着改革者本人的意愿，充当了从动员型通向常规型的过桥；这里的转折可算1968年，当时在计划与市场两条现实可走的路里，断然选了前者。常规型一直撑到1984年，此后又被逐步换成准市场型；自1988年起，这一替换实际上越来越不受控，转折发生在1989年末——人们迟了许久，才公开承认转向市场已不可免。那时占上风的已是企业（而非国家）的利益和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中央的管控已经失掉，市场迅速生长，却是半自然、犯罪—官僚、带破坏性的畸形之态。

有一种看法：苏联经济体系自1917年诞生起，就一直处在长期危机里。若把危机理解为天生的矛盾、其累积终将把体系拖向灭亡，那这话不错。可若“危机”指的是没有生命力，即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既不能运转也不能发展，那这个用法反会妨碍我们看清真实的历史。活物一落地，体内的生物钟就开始倒数；但只盯着这只钟，是读不懂这个生命体如何演化的。

镇压型体制的社会经济逻辑是：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的本原同“资产阶级”的本原之间仍在“打仗”；后者指物质利益、商品货币关系、私有制冲动等。要给前者开路，就得发展生产力，一面利用、一面又限制并挤掉后者。这一层没有明说，可斯大林战后整套经济政策都透着它：压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地，抽干集体农庄，对城里的货币收入严加配给，用税收掐死一切个体经营³⁰。这套内政同外交紧紧相扣。斯大林早就料到，西方民主的影响一旦同国内“资产阶级”倾向合流，会危及政权，所以早在战时就着手为转向闭关自守和侵略性民族主义铺路（官方反犹、立法禁止同外国人通婚，便是这套政策的典型表征）。还在1946年，斯大林就郑重宣布：共产党人应当把资产阶级丢下的民族主义旗帜捡起来扛上。

计划被当作政策的头号工具。战后头两个五年计划，可看作斯大林式“劳动意志”的典型一例。这种“意志”立在很强的动机上。我们所说的动机强度，指的是负面结果（完不成计划）所受的惩罚，与正面结果（超额完成）所得的奖赏，二者之间的落差：负面结果可能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受审、坐牢，正面结果则是勋章和升迁。说到底，国家把劳动力看作“社会的”、也就是自己的财产，有权按己意去塑造、调动和使用。

在“镇压型”计划体制下，向工人“施压”的首先是行政方面——国家计委、各部委、厂长和别的“上司”，背后靠着镇压机关。党自然也不袖手，但它的活动是从属的、“服务性”的：那个时期，党在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既不参与制定、也不参与修改计划、法律、规章和定额，只帮行政方面去落实。作为行政意志的执行者，党也有自己的“帮手”——工会、共青团和别的群众组织。

但党同时还得盯着经济行政方面的举止，盯着它是否完成计划任务和定额，盯着企业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党组织的信息经区委、州委定期汇到党中央机关，这帮着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把住对厂长、部长的干部之权。

计划体制缺一套经济上的反馈——这是它的根本弊病。带着这一弊病，体制竟还能运转，令人费解。可一旦把这些算进去：经党组织、经克格勃众多线人、经一丝不苟的统计与财务核算而上行的强大信息流，就明白这套体制里确有一种独立于行政的反馈，虽不够灵、也易失真。这反馈，对行政方面又是一重压力。

在这种情形下，对计划的头号要求可归成一句话：“计划要紧绷”，即只有把一切力量和资源用到尽、逼到可能的极限才完得成。要编出这种对执行者显然危险的计划，编制过程就得同执行者隔开，立在某个独立的基础上。

担此基础的，本应是一套包罗万象的定额体系——几乎一切产品的“国标”，以及与之相连的单位劳动、材料、能源消耗、机器设备磨损、极限负荷等等。稳健的经济学家主张这些计划定额按经验和平均统计来定；早在战前，要求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绩算进定额的极端派就同这些“保守派”展开较量，并且赢了（看来少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忙：斯大林话里露骨地暗示，保守派“挨了一顿揍”、被“请出了国家计委”）。

可“先进”定额放到整个经济上，显然不切实际：实践中导致质量下滑、计划落空，甚至出事故。于是战后下了大功夫去搭定额的“科学”底子，核心是一种折中的“中等先进”路数。

定额不是枝节，而是纯粹形态下计划体制的“细胞”。国民经济计划里相互纠缠的核心问题——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技术进步、列宁所说的“劳动与消费的尺度”等等——都浓缩在里头。倘若真能定出解开这些问题的定额，就能凭它让一个自我发展的计划机体运转起来，内里自带一套激励和标准。（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着手那项工程浩大、含数万条目的尝试，去推行包罗万象的“先进而有科学根据的统一定额体系”，而且也只上了它的第一批³¹。）

可显然，一个既“科学”又切合实际、却又脱开市场价格的计划定额，本质上是个无解的难题。这是因为科技进步、成本与需求的变化既不确定又不匀称，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的条件更是变化无穷。指令式地定下定额、拿它当编制和执行计划的底子，固然方便计划者去拼经济比例，却也人为地拖慢并扭曲了自然的发展。计划的“自我实现”根本谈不上：计划的编制和执行，自始至终都在党和国家机器及“积极分子”的强力挤压下、在专政机关对上上下下一切人事一切事务的不眠监视下进行。外有“冷战”、内有不止的镇压，更助长了这一局面；后者还被说成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必然。

计划既然立在技术定额和与之紧连的物资平衡上，骨子里便仍是实物计划。价值平衡（居民货币收支平衡、对外贸易平衡）不过是零星的补充。显然，实物计划势必同呈几何级数复杂起来的国民经济相撞，事实也正是如此——计划的崩溃在酝酿。

然而转向以价值平衡为底子的计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这个准备。二十年代，苏联曾是研制价值型计划平衡的先驱，可后来这些工作被搁置了。三四十年代，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和经济宣传，整个建在否定“计划社会主义经济”里还有价值这一范畴之上。

伟大领袖在这件事上也未曾懈怠。总结1951年那场有名的经济讨论时，他承认了一个明显却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社会主义经济里，价值规律照样起作用！（其实他1940年就第一次这么讲过，只是当时战事在即，这一划时代的发现没掀起多大波澜。）原来计划离不开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几乎无以应对——毕竟“全民”所有制本是否定价值的。为掩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处明显的漏洞，斯大林外交辞令般地把价值的顽强归到集体农庄这些“所有者”头上；后来表明，信的人不多。多数人看得明白：症结在计划体制本身、在国家所有制本身的矛盾里。

斯大林把价值规律推到经济生活的前台，自然不是凭空玄想。战后他很看重稳住卢布——1947年那场成功的币制改革、随后国营商业里一再下调零售价，都是证据。借中国人的说法，伟大领袖打算“两条腿”走向共产主义：一条腿是镇压，一条腿是坚挺的卢布。

可这场以广用价值指标开场的计划改造，一开始便碰了壁。前二十年里建起的成千上万家企业、整批整批的工业部门、几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当初一概没拿成本、资本密集度、利润、盈利率这些价值标准来衡量。按平均化指标一算，自然一部分盈利、一部分亏损，而且差得很大、几乎填不平。这种情形下，价值指标意义有限，对计划也助益不大。雪上加霜的是，价格政策有意把一类商品（消费品）的价猛抬、另一类（生产资料、武器、童装、文化用品）的价压低。

这一层斯大林同志也早料到了——难怪他的格言是“领导就是预见”。还是在1951年那份结论里，他提醒经济学家别把企业盈利率这个指标看得太重，因为另有一种“更高的盈利率”——从整个国民经济看的盈利率。换句话说，一家实际亏损的企业，从“更高盈利率”看可算高收益，反之亦然；各种产品也一样。

那计划者究竟该照什么办，这神秘的“更高盈利率”又体现在哪些标准里？新的理论解说虽多，落到实处的结论仍无新意：这最高的奥秘只有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才参得透，由它们去批那又长又自相矛盾的计划指导方针。这么一来，价值指标的引入虽给计划添了工具，却也添了新的杂乱，并没把计划目的何在这个问题讲清。（下文谈国民经济最优标准时，还要回到这一点。）

总的说，把社会当作阶级与民族永久厮杀的角斗场、关着几百万囚徒、强迁着几百万人，这条路终究把镇压体制逼向了全面危机。1946年的旱灾把国家推到饥荒边缘，集中营里暴动渐多，对战时擢升的领导干部、对知识界——对一切倾向重大变革的人——又掀起了残酷的镇压³²。到五十年代初，经济虽已从战争废墟中重建起来，却明显过度紧绷，濒于崩溃；1953年，饥荒的威胁再度逼近。

镇压体制的崩溃，意味着计划所倚的那套动机、所服从的那些优先（尤其是造出火箭核力量）陷入了危机。但计划体制本身仍在长大——这一时期出现了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这类跨行业管理机关，国家计委本身也从“国家计划委员会议”³³改成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动员式计划与寻求经济刺激：赫鲁晓夫的改革长跑

1953年斯大林一死、贝利亚旋即被擒被枪决，镇压体制便开始一点点拆解，一直拆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几百万受迫害者从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放了出来、得到平反；农民终于开始拿到身份证；工人和职员的工时缩短，换工作也不必非经行政方面同意；通过了养老金法；免费住房的建设大规模铺开。中央和地方的党机关、经济官僚的上层，从专政机关的监控下解脱出来；专家和管理人员大批入党，使党的成分愈发驳杂，日后又助长了几乎遍地的钻营与腐败³⁴。

这些变动以及别的变动，把一个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编制和执行计划靠什么动机？整套计划体制的机制又当如何？

既然负面动机（怕受罚）骤然减弱，首先就得同样骤然地加强正面动机——物质和精神刺激。马林科夫总理主张，先靠重新分配投资、加快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推行经济核算³⁵来创造条件；他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赫鲁晓夫，则主张靠改组、靠把农业和整个食品体系振兴起来。

随赫鲁晓夫一同得势的那种社会风格，可以叫作动员型：靠加紧共产主义宣传、靠让千百万人的大党“民主化”、靠几乎不停的改组、靠借用西方的成就，去求得生产和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

在根本变了的社会条件下，计划的本性问题也重新摆上了台面。计划到底是国家强加给执行者的一条规范，还是执行者因为对自己有利而自愿担起的一束相互协调的义务？前一种情形里，计划撇开执行者的意愿来编，事后或许（也不是对所有人）多少配上一点物质刺激基金；后一种情形则应反过来：凡对国家有利的，就该让每个执行者也有利；凡对执行者不利的，就不该硬塞给他。

这里不妨简短说说赫鲁晓夫及其周围人大体的经济思路。被他击败的对手马林科夫，照他自己承认，是技术官僚式、也就是行业式的管理和计划路数的拥护者；在他手里，“超级部委”——把几个相近行业拢在一起、由能同国家计委领导“平起平坐”的大人物执掌的机构——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赫鲁晓夫则天生是个民粹派；他透过农业这面镜子看经济，深信不解决粮食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他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迈不开步。赫鲁晓夫是个别样的共产主义者，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等同于人人吃饱。难怪他爱说一句话：“意识形态就是一锅炖肉。”³⁶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成败首先系于两条：提高鼓励性的收购价，给一点支配资源的自由。后来类似的路数也渐渐挪到了工业上。

这个问题得细说几句。赫鲁晓夫在农业上的那些改造，相关文献很多，可它们的意义常被片面看待、因而被低估。在我们看来，从苏联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些改造最要紧的结果，是它们打破了统治精英、首先是苏共中央委员们那套定型已久的经济思维。没有五十年代的农业改革，就没有六十年代后半的柯西金改革，而后者又埋下了根，到八十年代抽枝为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的改革、到九十年代长成向市场的过渡。

苏联的统治精英，首先就是那三四百名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无论分量还是人数都占绝对主导的，是各州委、各加盟共和国党委的书记。这些书记——不管在工业区还是农业区——日常最操心、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同一个问题：怎样喂饱自己辖区里飞速膨胀的城市和工人镇的居民，怎样完成规定上缴全国基金的粮食。一次又一次的歉收，把局面逼到了危急。

正因为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又逢歉收之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大胆地把农业问题推到经济政策的中心、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他才赢得了地方书记们的拥护，随后在最高权力之争中战胜了马林科夫——后者倚靠的是精英中部委—技术官僚、首先是工业的那一派，又明显低估了粮食问题的尖锐。

要弄懂战后几十年苏联管理经济的办法，就不能不顾及统治精英那套在集权计划下牢牢成形的经济思维，及其艰难的转变。这套思维彻底排除企业经营自主（即市场）的可能；它甚至不承认需要那样一种价格——能让每一种计划产品都有利可图（即在计划本身之内给企业一点经济刺激）；它至多容许对个别工人按劳动成果给极有限的物质刺激（在计划平均工资上下20—30%的幅度内浮动；1956年工业里的工资改革正与此相合，那次改革猛抬了基本工资的分量、压低了奖金在工人收入里的分量）。这套思维，既靠党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喂养，也靠那套刚性而包罗一切的计划的逻辑喂养。

赫鲁晓夫在这套思维上凿开了一个口子，办法是利用既成的死局：尽管农业生产急需稳住、增产，可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的“双重政权”时期（1953年秋），重工业和军工的高层官僚绝不会容许大幅动用自己的资源去补别处。作为出路，赫鲁晓夫抛出了一个在既成计划思维看来近乎悖论的公式——继续支持重工业（以及军工，虽没公开讲）的加速发展，而农业的振兴则靠在那里引入物质刺激、改组管理来办³⁷。

随之而起的、按苏共中央指令在报刊和党的会议上对那些“蹩脚经济学家”的围攻——他们竟敢追随马林科夫，对“第一部类优先增长”这条铁律的不容置疑生出疑问——意在显示赫鲁晓夫意图之严肃、他对斯大林军事工业卫队那种教条式的忠诚，并把这支卫队同“机会主义者”马林科夫隔开³⁸。马林科夫就这样被巧妙逼到墙角，最终（1955年1月）不得不缴械。

还在大权独揽的一年前，赫鲁晓夫就开始为那场气势磅礴的垦荒大业铺路。1954年1月他递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札记里，暗暗批评了马林科夫那个有名的论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并提议开垦1300万公顷处女地³⁹⁴⁰。可一旦成了一元化的领袖，赫鲁晓夫到1960年逐步把垦荒扩到了4180万公顷。可见，解决粮食问题的赌注，到底还是首先押在重新分配资源上，押在国家计委那套“凡事靠给特别短缺的部门加新投入、求其粗放扩张”的老解法上。

这是不是说，赫鲁晓夫1953年9月断然主张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物质刺激、扩大经营自主，转眼却又把它撇下了？恰恰相反。套用诗人的话，赫鲁晓夫可谓“尼基塔，悖论的朋友”。他用自己的腾挪在政治和经济里制造死局，再把一些在主流思维看来近乎悖论的方案当作出路抛出。譬如，他把够得着的资源统统集中到东部垦荒上，反倒更逼着把元气大伤的苏联欧洲部分的农业，转到经济刺激上来。

也正因为引入物质刺激、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自主的具体举措，虽然来得杂乱、相互矛盾，却在整整十年里朝着一个方向一浪接一浪，我们才有理由把它们叫作战后第一次经济改革（这么算，六十年代的改革是第二次，八十年代的是第三次）。而且我们往下会看到，这次改革对于理解计划与市场之冲突的那些根本教训，并不比第二、第三次改革的教训分量轻。第一级上就没能汲取这些教训，已经注定了第二、第三级改革的失败。

那么，1953年农业的任务并不难说清：在既有资源下增加总产量，并把它的结构调到合乎国家需要——也就是抬高食用粮、畜牧产品、经济作物等的比重。

为办成这些，1953年决定：提高畜牧产品、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收购价，降低每公顷的交粮定额，对机器拖拉机站的作业定下固定的实物报酬，大幅削减畜牧产品义务上缴国家的定额，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置办自家牲口的积极性⁴¹。

这样一来，那种压低价格、随意（近乎余粮征集制）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拿走产品的做法受到了限制，生产上有了物质利益可言（此前实际等于没有）；自留地经济的空间也略有放宽。

1956年，苏共中央通过了两个相互抵牾的决议。第一个给集体农庄庄员按月发现金预付，为此须从集体农庄货币总收入里拿出不少于25%，其中含交售、收购、合同订购所得的50%⁴²。这第一次为集体农庄庄员定下了定期的（虽有起落的）货币报酬，使他们的处境向国营农场工人靠拢。可第二个决议⁴³却打压了自留地经济：宅旁地被削，个人可养牲口的数目被减，集体农庄里义务劳动日的下限和产量定额却抬高了。

照形式看，这两个决议本该像胡萝卜加大棒那样彼此补充：既抬高在集体农庄劳动的诱因，又逼庄员多干公家的、少顾自家的。可这一来，集体农庄同自家经济之间一条早已成形的重要的非正式联系被破坏了。庄员历来把“有权使用一块够大的宅旁地、能让自家牲口上公家牧场（再靠半公开从集体农庄捎回的饲料喂养）”看作自己在公家经济里劳动报酬中必不可少、往往是主要的一部分；几乎不花钱地动用集体农庄的机械和运输办私事，也算在内。

第二个决议把这条联系卡住了，骤然压低了在集体农庄劳动的积极性。国营农场的情形大体也是如此。国家西部农村人口往城里的外流加剧，与此同时，城市、尤其是靠集市过活的小城市，食品供应猛地变坏。

1958年又来了一连串新举措，意在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加强刺激：机器拖拉机站被撤销，其农机卖给了集体农庄。同样要紧的一步，是废掉余粮征集制的遗产——那套四级收购体制和同一产品的四种价格。（1958年以前，并存着对集体农庄明显亏本的义务交售价、接近收购产品成本的价、合同订购的低盈利价，以及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实物报酬——后者的计价向来偏高。）

新的收购体制规定：集体农庄按统一价（再按区带分档）把产品卖给国家。但每个集体农庄收购的数量和结构，仍照旧按每公顷定额由中央来计划⁴⁴。

尽管有上面这些扩大物质刺激的举措、往后也是如此，集体农庄头上“自上而下”的严控始终未松。可赫鲁晓夫和中央领导又一再宣告必须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和首创——他们很清楚，没有这些，有效发展就会受阻。

这一矛盾的症结何在？研究者举出种种缘由，来解释为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始终没拿到真正的经营自主：意识形态成见、怕社会分化、不懂计划的本性，等等。

我们看，缘由其实更朴素、更平实。凡熟知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人，都能不难答出：一旦撤掉计划—行政的管控、放手让它们完全自主，多数农庄的产量会陡然下跌。

要拦住这种下跌，就得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好几倍，容许亏损户破产、容许失业。可即便如此，增产的前景仍很可疑。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极特殊的社会经济造物，世界史上找不到对应：村社、合作社、地主庄园、意识形态化的公社，几种成分混杂在一起；而在“集体农庄章程”这层划一的形式外壳下，藏着无穷无尽的非正式关系，连相邻的两个农庄都能成经济上的两极。“老”农业区里的国营农场也大抵如此，何况其中多数是战后把落后的集体农庄并起来建的。

还得添上几样社会因素：普遍的酗酒，村里人口的老化，年轻男子（退伍后）进城、劳动以妇女为主，相当一部分庄员明显的依赖心态，农庄管理层里非法侵占的习气，等等。

总的说，哪怕物质刺激足够，多数集体农庄按其内在本性也并不以“靠提高效益把自身收入、遑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着力。收购价上调、发了现金预付、收入随之增加，许多庄员把这当作减少自身付出的借口，只有明显的少数才把它当作多出力的诱因。

我们这里不去追问：能不能把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内在本性改造到这般地步——让它们变成在市场自由下对经济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理性经济体。即便这在理论上办得到，这道工序也得花上多年功夫、巨额资财，且产量要长期收缩（至多不过是停滞）。

正因如此，赫鲁晓夫一面稳步扩大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物质刺激，一面并不放松对它们的计划—行政管控，反倒发着高烧似的一再寻找、试穿新的管控形式，想把它从镇压—官僚式的，改成专业—民主式的。实践表明，这道题近乎“化圆为方”。于是赫鲁晓夫成了一个不被理解的改革者。

现有文献里，常把赫鲁晓夫的种种改组说成轻率、仓促、自相矛盾、没有统一构想的试验。表面看确实如此。所以“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因为官僚厌倦了他那杂乱无章的反复更张”这一结论，听来也颇像真的⁴⁵。

可实际上，赫鲁晓夫是有一套战略的——把镇压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成它的另一种、更文明些的形态；这套战略他执拗地推行，原则上也大体奏效。1964年赫鲁晓夫模式收尾时的国家社会主义，同1952年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大不一样，而且各项都朝好的方向转变。然而赫鲁晓夫的战略虽在中期内有效，到头来却是条死胡同，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断然拒绝”消化科技革命的成就、拒绝长成共产主义。

要懂这套战略，得顾及赫鲁晓夫接手那套体制里的权力结构。自三十年代历次大规模“清洗”干部以来，党就不再是执政者，而主要成了领袖个人专政的意识形态与组织附庸——这专政倚靠的是专政机关和经济官僚。

要终结官僚的僵化、把社会拨上动态发展（在赫鲁晓夫看来即“共产主义建设”）的轨道，就非得从根本上更换执政力量不可。在把克格勃控制住之后，赫鲁晓夫把自己最要紧的战略任务看作：从那个强大而盘根错节的部委官僚手里夺回实权，交给党。

可经过斯大林专政那些年，党自身也官僚化了，内里结成了两套异质的结构：一套是封闭抱团、享有特权的党机关（地下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官僚化漫画版），另一套是几十万个各自为政、毫无权利的“基层组织”——其书记实际由党机关挑选、任命。

于是赫鲁晓夫下一项战略任务，便是改造党自身、让它民主化。说到底，这是同一项战略任务的两个不同侧面。

赫鲁晓夫想同时达成这两个目标的办法是：逼党在各级直接去抓经济、对经济状况负全责。这一办法本可申请专利，要不是它早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就已为人所知的话。

赫鲁晓夫盘算的是：党机关在操办活生生的经济工作时，不但会挤掉并降服经济官僚，自身也会被改造——换掉干部成分，同党的基层组织合流，借它们的干劲把生产提上去。

当然，赫鲁晓夫不光出于实用的算计。须知，他坚信能够也必须在二三十年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话还写进了1961年通过的新党纲。而马克思学说众所周知认为：国家是强制的机器，一到共产主义，这机器就该消亡（至少其对内职能如此）。党，正是被指望来保住对社会集中管理的——同时把强制的工具换成说服。

由此可知：要懂赫鲁晓夫改革的总逻辑、它的成与败，就只能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三面合在一起看，而不是像专家们多半那样分开看。

先说明一点：赫鲁晓夫办成了一场别样的政治变局——党，原先不过是极权体制的一根杠杆，如今掌握了全权。然而赫鲁晓夫的办法是把双刃剑。让党机关直接卷进经济活动，固然有助于它部分地去官僚化，却同时也使它去意识形态化——这对赫鲁晓夫、对整个体制，最终都是致命的后果。

来看为实现这套战略所采取的几项最要紧的具体举措。它们起初针对农业。

先是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继而是1954—1955年的一批决议，集体农庄生产的管理实际交到了机器拖拉机站手里，而机器拖拉机站又直接归区党委管。每个机器拖拉机站辖区派一名专门的区委书记，站长和分驻各农庄的一批指导员都归他管。形式上是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完全听命于区党委的区执委，拿到了农业生产的计划权。

这些举措，开了剥夺一度强大的农业部管理职能之先河。1958—1962年的改革把它接着往下推：机器拖拉机站被撤，农业部的主要职能被分摊到国家计委、物资供应委员会、财政部⁴⁶。各州党委则负责组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局，每个管理局辖几个区，要靠分驻的指导员去“分管”具体的农庄⁴⁷。据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前第一书记说，事情正朝着彻底撤掉区党委、把它们变成上述管理局下属处室的方向走⁴⁸。这一连串改造的“压轴”，是1962年11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把整个党的结构按生产原则重组⁴⁹。这是对“挖壕固守”的地方党官僚一记重击，分量不亚于“国民经济委员会”那一击之于中央经济官僚。

把州党委拆分为工业与农业两套，后来被评作糊涂的空想。可对照上面讲的总战略、再算上1957年起工业管理从部委制转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制的进程，按生产原则重组党其实顺理成章。赫鲁晓夫像头熊似的，一径去折强大官僚的脊梁。

赫鲁晓夫对工业管理的改造，比农业晚了些，大约在罢黜马林科夫一年之后。这套战略下第一步要紧的，可算1956年5月中央全会关于把若干工业部门划归各加盟共和国（即实际划归地方党机关）管辖的决议，前后共划了约一万一千家企业。

1957年2月，工业的部委管理体制开始被连根改掉，代之以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体制。多数国民经济委员会虽把两三个州的工业拢在一起，却在各方面都受制于州党委；1962年11月又设专门的工业州党委，更把这种依附加重了。可以推想，赫鲁晓夫若不在1964年被推翻，他下一步大概是把国民经济委员会界内的工业州党委并起来、再让国民经济委员会听命于地方党机关——多数加盟共和国起初正是这样做的。

很值得玩味的是，第一次认真推翻赫鲁晓夫的尝试，不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而在1957年6月，即用国民经济委员会取代部委的决议出台四个月后⁵⁰。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上，赫鲁晓夫同对手争了将近三天三夜，那里“赫鲁晓夫派”是少数；这场较量在中央全会上收场，赫鲁晓夫倚靠朱可夫元帅和将帅们赢了。

苏共中央主席团前委员、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尼·阿·穆希金诺夫这样讲这场争论的实质：“首先，莫洛托夫一伙要求把二十大决议的落实压下来，因为报纸和广播上已经开始闪现他们作为镇压罪魁的名字……第二个要求，是限制党及其中央的作用。这个机关，照他们看，该管党内事务、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至于全国一切生活和活动的领导，应交给政府。这一伙里没有一个党务工作者，全在部长会议及其机关供职，绝非偶然。第三个问题部分由第二个引出：他们批评赫鲁晓夫，说他把什么都‘分给了加盟共和国’，从而限制了中央。最后，第四个问题关乎赫鲁晓夫本人的举止，指责他有时行事不合一个党和国家领袖的身份……”（《论据与事实》1989年11月4—10日，与德·马卡罗夫的谈话）

可见，在这场争论里，“保住部委体制全权”这一要求，同“停止批判斯大林主义、恢复联盟集权”两个问题纠结到了一处。这是一次为极权模式延命的尝试；后来莫洛托夫在同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几次谈话里，试着给它找了套理论根据⁵¹。

至于用国民经济委员会取代部委的经济结果，评价至今很不一致。这场改革的一些当事人认为它相当成功⁵²，另一些人则以为正因为它“经济才走向崩溃”⁵³。真相多半是：不同地区、行业、领域的情形并不一律，有失也有得；最终的账要等将来才算得清。但毫无疑问，转向国民经济委员会，意味着集权计划的一场严重危机⁵⁴。

地方党机关把农业、继而工业揽到掌控之下，这是过程的一面；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想改造并把那些留在中央的职能性（即非行业）国家委员会、首先是国家计委，纳到苏共中央机关之下。起初，中央“技术官僚”的影响还很强，赫鲁晓夫只能不走直线、而走折线，这又一次造成他行事自相矛盾、没有章法的假象。

1955年，国家计委实际被一拆为二，只给它留下远景计划，当前计划（年度、季度计划）的职能交给了新设的国家经济委员会⁵⁵；后者自1956年12月起，作为经济管理机关被摆到了各部委之上。

看上去事情在朝进一步集权、并把当前计划合到一个强力机关里走。可才过两个月，1957年2月中央全会就作出决议：撤销部委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组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当前计划职能还给国家计委——同时在国家计委里组起强力的行业司，司长享部长之衔。既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酝酿不出经济政策的急转弯，那就可以推想：猛抬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作用（甚至连它的设立本身），有一个策略上的用意——在彻底撤掉行业部委和“超级部委”之前，先从“上头”束住、削弱它们盘根错节的权力。

这么看，1956年12月中央全会决议所定的猛抬国家经济委员会作用，是一记双重打击：既打部委，也打国家计委。而且，事情不止在于把后者的职能限到远景计划（如我们所见，那不过是个短暂的腾挪）。问题摆得深得多、广得多——要改的是计划的内容和方法本身。

国家计委是斯大林经营模式那股惯性的强力载体，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客观上正冲着这股惯性而来。这次大会的悖论在于：它在政治上同斯大林主义决裂，却又“按斯大林的路数”给1956—1960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定了基本任务——“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保障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各先进部门的进一步增长，振兴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次序一目了然——重工业、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消费摆在末位。

赫鲁晓夫改革活动有一个要紧的特点：制度上的改造，他通常都紧扣着给被改的机关派下十分具体的实务任务。自1956年12月中央全会起，第六个五年计划便成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和修订、继而推倒重来的对象。不久它实际被废，代之以编制一个新的远景（七年）计划。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件事久久办不成，直到1959年2月党的非常二十一大，才批准了1959—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数字”。

这个（七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可引述如下：“全面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各部门，大幅增强国家的经济潜力，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里摆在首位的目标，是把国民经济平衡好（“全面”“各部门”）；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而不是“最终”提高。这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次序有原则性的不同。

关于那个被废的计划，后来有种种说法，甚至有人说：那计划编得很好，废它是赫鲁晓夫专断的结果。可问题的实质不在它比前几个计划是好是坏，而在计划的内容和方法已同社会的新局面尖锐相撞。

在这个意义上，七年计划——无论就目标还是就编制方法——都意味着同过去的决裂（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总框架内，能决裂到何种地步算何种地步）。

其一，它提出要丢开那些绷得过紧、因而引出比例失调的任务，转上平衡增长的轨道。

其二，七年计划不再宣布某些行业优先于另一些，而是力求把经济发展优化，总的朝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其三，编制七年计划时，国家计委被迫摒弃那种惯性做法——把既成的经济比例照搬到计划的增产和投资分配上，被迫另寻别样的结构方案。

其四，因组建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编制计划工作的重心被挪到了地区⁵⁶。

七年计划的编制，伴随着“上头”对国家计委的批评——批它僵化、官僚、脱离各地区经济、不谙业务，以及由这一切而来的计划没有根据⁵⁷。

当然，上面说的那些目标、那些弊病的克服，在编制七年计划时也只做到了一部分。可“坚冰已破”，国家计委这条笨重的大船到底动了起来。

至此，我们简略看了赫鲁晓夫领导层如何应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三重问题——管理、计划、物质刺激；但末一件只看了农业。那么工业里的物质刺激又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了能进而回答史家所提的后续问题：1965年柯西金改革，该看作赫鲁晓夫政策的延续、发展，还是否定？

上面在农业的例子里我们看到，赫鲁晓夫断然主张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物质刺激，却同样断然地主张保住集权的管理和计划——不过是去官僚化的形态。他一再表态赞成工业里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核算的发展；在他手里，工业改革的试验和讨论也开了头。

但同时有充足理由推断：他不会赞成给企业以真正的自主——哪怕是局部的，正如他在十年改革里始终没把这种自主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下文我们会表明：1965年柯西金改革，就其构想而言，是踩在赫鲁晓夫政策备好的地基上、却跨过了那道赫鲁晓夫本人多半不敢跨的原则界线——它实际把相当一份真正的自主给了企业。至于实践中柯西金改革不久被逼退守、困在集权计划和管理的框架里、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周围人复辟的那种高度官僚化的形态里，那是另一回事。

不管它的作者们怎么想、怎么说，柯西金改革的纲领，不只给工业、而是给整个社会指了一个发展方向，这方向意味着同赫鲁晓夫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决裂。它意味着事实上放弃“共产主义建设”的尝试，把重心从组织—意识形态的杠杆挪到物质刺激上，立足于效益和有差别的福利。

换句话说，柯西金改革纲领的出现，说明赫鲁晓夫那套“动员”政策，已不合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在苏联内外渐渐成形的那一整套条件和问题。

赫鲁晓夫究竟为何、被哪些力量推翻，什么起了决定作用——“少壮狼群”的密谋、他自己过分的自信、作为领袖的潜力耗尽、“个人崇拜”、内外政策的失误、社会对改组的厌倦？争论至今未息⁵⁸。

我们看，直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同党官僚的冲突。这冲突自1961年通过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起就在酝酿，到1962年按生产原则改组党机关时尤其激化。这冲突势所难免，它源自向官僚宣战的动员体制本身的逻辑。同样在劫难逃的，是这一体制最终的失败——因为官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而赫鲁晓夫并不打算跨出后者之外。

赫鲁晓夫一面同“斯大林卫队”较量、要把党机关从“党的惩戒之剑”（内务部—克格勃及其检察院等爪牙，被人不无阴郁地这样戏称）的监控下解放出来，一面又借改组实际把一切经济、苏维埃机关和军队都压到这个党机关之下；只要他这么干，党机关纵然担子和责任越来越重，也照样撑着他。

可一旦自觉成了国家全权的主人，党官僚就想要一套合乎自己新地位的政策：权力最大、事务和责任最小。它不愿用二十年去建共产主义，不愿在“进一步党内民主化”口号许下的干部大洗牌的威胁下去抓经济、去为这一切负责。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反赫鲁晓夫“政变”的积极和消极的参加者（也就是全体政治局和中央委员），都竭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正是他们给勃列日涅夫、给到头来的停滞时代开了路。他们援引“1961年后赫鲁晓夫的蜕变”，援引自己个人对进步变革的向往，说这有别于当时还藏着的、保守而权欲熏心的勃列日涅夫和阴谋家苏斯洛夫等人的图谋⁵⁹。可他们异口同声指责赫鲁晓夫“毁了党”时，不经意间泄露了共同的头号恐惧。症结正埋在这里。

赫鲁晓夫确实改了对“党内同志”的态度，公然把自己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民族之父”摆到他们对面；下乡时宁可同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而非州委书记打交道。这岂不正是因为他在为铲除党官僚铺路？

当时一千二百万党员和能动民众中的多数，对赫鲁晓夫和他的政策虽带几分批评的揶揄，总体却抱着好感和同情：此人为众人的福祉操劳，尽管并不总能成事。可1964年10月党官僚推翻赫鲁晓夫，社会反应相对平静，因为不管官方怎么宣传，许诺、期待同人民福利的实际所得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叫人觉得扎眼。赫鲁晓夫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建设”，可压成一句公式：“党管经济，加物质刺激。”这公式不到十年便耗尽了自身的潜力。

1965年柯西金改革：赫鲁晓夫改革的延续还是否定？

工业中有一个痼疾：固定资产、尤其是原料、半成品、能源的使用效率太低。随着易得资源见底，粗放增长的危机在酝酿。所以推翻赫鲁晓夫后，新领导层把效益问题摆到了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经济政策的中心⁶⁰。他们看到的提效之路，是把产品品种计划同一套行业盈利率定额接到一起。

换句话说，当计划成本定额越来越难订、它已失去约束力、又被一犯再犯时，便请出物质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保证计划完成得有效益。

这正是柯西金—利别尔曼⁶¹经济改革最初的构想，它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里酝酿成形。1963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惨剧震动了政治局：它表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靠“计划性”地抬高产量定额来强压单位劳动消耗，会招来公开的暴动，尤其当它撞上零售价上调的时候。

改革于1965年9月29日和10月4日正式宣布⁶²，并在1966—1968三年里一以贯之地推行。它的直接结果明显是好的，可就战略而言，它给计划体制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出自两点。

其一，集中的计划任务始终没能同物质刺激、同企业自主有机地接到一起，二者越往后越对立、越彼此掣肘。其二，改革第一次在苏维埃政权的年月里，催生出“企业”这个经济范畴——一个同国家相分离的集体经济利益。

略加简化可以这么说：改革前，单个工人的收入并不取决于本企业的经营成果，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劳动是“直接社会的”，即直接同整个社会相连。改革之后，厂长也好、工人也好，都已用“我们”（即本企业的劳动集体）和“他们”（即国家计委、部委、别的企业）来想问题了。

当我们说的是动辄成千上万人的劳动集体（定调的正是它们）时，这种思维之变绝非小事。目光长远的列宁一如既往地把话讲得尖锐而超前：企业的自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死。他写道：“凡是直接或间接把单个工厂、单个行业的工人对其特殊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的，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弃……”⁶³。从改革开始，到承认企业有真正的自主，还得再过四分之一世纪。所以，要说1966至1968年间冒出了新的社会阶级，未免夸张。但在原有的阶级——工人和厂长——身上，一种新的心理、新的行为定式正迅速成形。给集权指令计划掘墓的大军那时就开始集结；二十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这支队伍事实上的头领，正是六七十年代当过“乌拉尔重机”厂长、后来做了总理的尼·雷日科夫。这同时也意味着党的根基——工厂党组织——的瓦解。

现在细看：为什么改革终究没能把指令计划同利润刺激、企业自主接到一处？这是失误、不彻底、恶意，还是外部情势的结果，抑或显出了二者原则上的不相容？

改革把企业的主要计划指标从总产值⁶⁴换成了已实现产品量。换的要害，不在于剔除了在制品和压在仓库里的产品，而在于实际把这个计划量分成异质的两块：一块由中央指令填，一块由企业相对自主地填。指令填的，限于一份以实物计的最重要产品清单——这些产品直接或间接同军工、能源、运输、建筑及另几个关键行业的需要相连。其余的销售计划量，则由本企业同用户的合同产品来填。当然，多数情况下买家手中握着计划机关就该企业未来产量“自由”那部分发的“调拨单”，可企业确有实实在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品种、交期及完成订单的别的条件，包括“额外开支”的补偿。

价格仍是计划的，但企业能就产品品种和成本结构，按是否有利大幅腾挪。

工资总额仍是中央计划的指标，但在此框架内，企业影响劳动力的人数、构成和平均工资水平的权大得多了。

改革的作者们把利润宣布为企业工作效益的主要指标。为保证每个“正常经营的企业”都有利可图，进行了一次批发价改革：多数行业（含采掘业）的新价，能让这种企业按其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算出15—20%的利润⁶⁵。

每个企业都被指令式地计划好利润量和盈利率，以及从利润里向预算缴的款（主要是约6%的生产基金占用费）。

为让企业有兴趣完成、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定了从利润向企业各基金提取的计划定额：发展基金、物质奖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与住房建设基金。提进这些基金的，约占利润的一半。

可见，改革就其构想，不仅给了企业经济上（这里不谈行政、政治、法律上的）较宽、较自由地支配一部分自家产品和自家资源需求的可能，还嵌进了一套很强的诱因机制，逼着把这些可能用到提高职工福利、企业技术发展上去。

除此之外，企业还拿到一项极要紧的权——可灵活支配自家相当一部分生产基金：它能自己定哪部分设备和存货是多余的，把它们卖给本部委内别的企业；本部委内没有“自家”买主时，卖给别的部委的企业、集体农庄、合作社（但不卖给个人）⁶⁶。多余的房屋、构筑物，企业可出租（租金形式上只以折旧额为限）。

可以归一句：改革的方案走得够远，若彻底落实，会长出一个准市场，足以充当经济的第二个独立调节器；可它又没远到去消灭第一个调节器——集权计划，甚至根本没立这个目标。然而显然，随着改革深入，后者自身注定要变成准计划。中央手里只剩三根像样的计划杠杆：最重要产品的任务；集中投资的计划量及由它形成的产能；计划价格。

两个调节器能不能协调地运转，还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冲突？改革的历史表明，现实是冲突日益激化；只是其中掺进了许多旁出的因素，它们把冲突的实质搅得模糊，虽然各有各的分量。

这些因素里，首先要点出意识形态的：改革那几年，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隆重通过、宣布1981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党纲还管着事。共产主义原则同改革原则相左，给改革派的活动添了难。说到底，工人对岗位的终身权、要求人人同时提高福利、对私有制的否定态度——这些以及别的流行的“共产主义”定式，同集权计划很合拍，却同改革的新标准合不来。

更大的障碍，是已成形的苏共政治权力垄断体制。改革提出了挑选经济领导者和执行者的根本新标准——不按对党的领袖和体制的个人忠诚，而按效益；而这被人（不无道理地）看作在动摇威权权力金字塔的根基本身，看作六十年代就已分明显露的民主倾向滋长之险。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再度震动政治局，使那些怕削弱对社会一切方面、特别是对集权计划之集中管控的人，地位骤然加强⁶⁷。

改革又一个旁出的障碍，是行业行政管理企业那套体制的复辟。部委官僚连同地方党政官僚，给企业压上干部管控和种种“自愿”义务的担子，妨碍它们有利可图地经营。

报刊上一再有人提议，把部委的“总局”也转上经济核算，让其官员的工资取决于所辖企业的盈利。这种“资产阶级”本原显然钻进集权的堡垒本身，改革的反对者视之为对“政治领导经济”的威胁，改革者则予以支持。

往下会看到，部委经济核算的落地有双重后果：其一，它打击了企业的经营自主；其二，它加速了官僚上层的“资产阶级蜕变”，为集权体制逐步腐烂、并在八十年代末解体备下了条件⁶⁸。

那么，上面列举的及类似的障碍，是否足以解释六十年代末起经济改革的大幅收缩？我们看，它们不过是助推了这一进程。从事实分析里应得出另一个结论：改革倒退、指令计划复辟的主因，是一个纯经济的事实——一家企业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异质的调节器；正如一辆汽车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司机、两个方向盘。

那么六十年代末，当第二个调节器渐成气候时，准计划同准市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一，关于“最重要产品”的集中指令计划，要求同样指令式地保障能源、原料、半成品、设备、运输等等，以及配套社会设施的劳力——而且要质量更好、按优先序供给。改革中开出的一大片分散决策的天地，瓦解了这套优先制，加剧了短缺。在仅军品就（据不同估算）占国民生产总值17%到40%、连同别的“最重要产品”不下三分之二的情况下，客观上摆出了一道两难：要么靠刺激性价格、即按市场的路子去保障国家纲领，要么退回包罗一切的计划。对前者，无论就思维、就组织、还是就物质资源，领导层和社会都全无准备。于是顺第二条路逐步倒退在所难免：计划里以实物计的产品品种指标一年比一年多，还塞进了降低物耗的直接任务。

其二，以盈利率指标为基础大力强化物质刺激，使居民对消费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骤然扩大，也使企业对住房及别的社会建设所需材料、设备、服务有财力支撑的需求大为增加。此外，许多企业为自身的更新和技术发展，对设备和熟练人手提出了需求；分散投资很快超过了集中建设。

满足这些需求，要求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使用的宏观比例、整个经济结构来一番根本的挪移。国家领导层准备好迎接这种根本挪移了吗？

当然也做了不少：1965年伏尔加汽车厂的加紧兴建开了工，别的生产家电、文化用品的企业或建或扩，合作社住房建设也在发展，等等。可这些举措不够，而且明显来迟，因为它们本身就要时间和资财去走投资周期。何况军工和重工业的游说集团不容资源被深度重分。

于是宏观短缺越积越多，隐性通胀也随之滋长，化作种种形态，侵蚀着经济。要克服这种由两个异质调节器并生的特殊的总短缺，同样有两条路：一条是逐步丢开计划价、容许公开而不均的通胀，即仍旧转向市场，并明白这个调节器随后会引出比例的根本挪移；另一条是退回对居民和企业货币收入来源及其物资保障的集权计划——这条路上靠限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避开深度的结构挪移和集权计划的进一步腐蚀。

领导层走第二条路，自在情理之中。这时，盈利率指标、企业刺激基金、基金占用费等价值杠杆形式上并未废，而是被别的指标和指令“补充”。

具体说，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同平均工资增长之比，又被塞回了计划指标；从物质奖励基金里按最终成果发奖金，定了上限。

企业为住房及别的社会建设挣下的钱，因缺材料、缺人手、缺设备，很大一部分用不出去；到年底，这些钱便被收进预算。

企业的发展基金，实际被并进了国家的投资计划。

最后，企业利润的主要部分缴进预算，不再以生产基金占用费的形式，而以收取“利润自由余额”的形式。

结果，企业的工资基金和利润被卡进了刚性的计划框架、大受限制。物质刺激就这样渐渐不再充当生产的第二个独立调节器；可与此同时，它也丢掉了自己大半的刺激之力。

其三，价格问题。改革的实践表明，在两个调节器并行的条件下，这问题原则上无解。

计划价得在整个远景计划期之前一次定死，否则刺激机制不灵。可时移世易，工艺、生产组织以及真实需求都不均地变着，于是短缺的、合算的、不合算的产品群必然形成。若干产品生产相对不合算，会引出比例失调；换句话说，在计划价下，刺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同产品品种的指令任务相抵触，而这机制越强，这种对抗越烈。

价格问题的另一面，是同一行业里各企业单位产品的当期成本和资本成本相差悬殊。这落差一部分源于自然条件，但多数情形下，是因为几十年里苏联的增产靠新建、而在役企业仍守着旧技术旧办法。改革前不下三分之一的企业是计划性亏损的，另有同样多的几乎不赢利，可这无人过问；恰恰相反，重工业、机械制造的不赢利，被看作压低其产品价格、从而刺激投资的一个因素。

批发价改革定下一个统一的、约15%的行业平均盈利率，并没解决低效企业的问题。要让它们也转上完全经济核算，就得给它们定个别价、以保证那个总盈利率水平。可这意味着它们这种产品的价，比行业平均高出许多。

同一产品多价并存，引出一串相互矛盾的后果：买方企业的成本出现参差；按抬高的价销货，只能靠强制——靠计划或短缺的压力；这些价本身把落后固定了下来。总的说，多价并存一面加剧对指令计划的需要，一面又妨碍在计划里使用价值指标。

可见，在价格这条线上，刺激机制同样同指令计划相抵触：统一价瓦解这机制，多价并存则瓦解价值计划、把人推回实物计划。

来作个小结。经济改革的实质，是逐步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由此长出一个准市场调节器，与计划调节器起了冲突。这经济冲突到1968年也许还没到顶点，但那时已显得相当分明。它本可顺着指令计划被腐蚀、市场被加强这条线再自发演下去一阵，却被那些上面所谓旁出因素的作用打断、并以收缩改革的方式了结。

略往前说，提个问题：1965年改革那条主要的经济教训——指令计划同一家企业之内的经营自主原则上不相容——汲取了没有？

柯西金没再做这种尝试，有理由认为他汲取了这个教训。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根本不同的路——把企业分作两群：主要服从指令计划的（军工、重工业、基础设施），和面向市场的（消费品）；看来中国的改革者也汲取了柯西金改革的教训。倒是十五年后（自1983年起）试图让这场改革复活的苏联新改革者，没汲取应有的教训，一意孤行地再踏旧耙，落得众所周知的灾难性结局，下文还要说。

但这里有必要再看柯西金改革一个极要紧的侧面——它是一次从集权体制向市场过渡的大（虽被打断的）试验。原来，尽管内里满是矛盾，这场改革既没拉低生产水平，也没拉低生产效率；恰恰相反，从推行的第一年起，它就带来利润的显著增长，助推了经济增长加快。

这场改革是自筹资金的。设想是：转入自主经营的企业动员内部潜力，由此得额外利润，其90%留归企业支配。一开头，奖励基金就有多达50%靠这个来源形成。这些企业1966年的利润比1965年增长23.3%（同期全工业利润增长10.6%），其中约51.5%靠降低成本、48.5%靠产品销售增长⁶⁹。

而推行改革的整个1966—1970五年计划，就成果论，是苏联历次五年计划里最成功的。这就是一堂关于“转型危机”是否非有不可的实地课：原来从集权体制向市场过渡，不仅可以不亏，还能高赢利——但须守一个必备条件：在企业处于“双轨”（指令—市场）运行的整段时间里，对这些企业的行政方面和它们的“劳动集体”，须保持严的内外管控，以守住异质“轨道”之间在资源、产品、收入分配上划定的界线。

这种管控要求坚强的政治权力、严的法治、一支人数众多的合格监督队伍。显然，它不可能长久有效。于是问题就在：有没有原则上的决心继续向单轨制走，又有没有在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为此备下必需的前提。

常规运行模式：计划方法的进步与社会的退步

把指令计划同企业自主接到一处的尝试失败了，这并不意味着一概丢开经济核算、丢开物质刺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计划体制若不倚靠这些杠杆，便根本无法运转。但1968年以后，话题已只剩一个：让经济核算服从指令计划。

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益和工作质量之作用》的决议里，三分之一篇幅是第三部分——《关于发展经济核算、加强经济杠杆与刺激的作用》。这一部分把七十年代的做法固定下来：评判企业经营成果，“首先”看计划完成情况⁷⁰，三项刺激基金的形成又挂到这个指标上。换句话说，受物质奖励的，恰恰是那种会替自己定个轻松计划、再把它完成的企业，而不是那种揽下紧绷的计划、担起创新风险的企业。

计划同物质刺激的恶性循环就在这里。物质刺激若能助产量和质量增长，前提是计划事先在“上头”行政杠杆的压力下编就。企业自己在定计划量上的分量越大，完成计划所得的物质刺激就越变成增长的刹车。没有刺激不行，有了刺激又后患丛生。难怪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心都压在完善指令计划上，想从这恶性循环里寻条出路。也难怪伴随上述决议下发的五十份单独的方法指示、规程和细则里，列在第一、第二、第四位的是：《关于确定计划紧张度的办法》《关于生产联合体（企业）护照》《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体系》⁷¹。后一项本想作为一个统一体系，把整个国民经济、各类作业、各种消耗、各行业的生产需求一网打尽。这真是出了一道工程浩大的难题：要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编制之前，按统一方法、在中央（各部委、各主管机关和国家计委）订出并批准几万乃至几十万条“对每一种可再生产品”的定额⁷²；此外还把厚望寄托在自动化核算系统和计算技术上。

七十年代我们上面叫作常规期。社会生活里保守与停滞占了上风，在这种局面下，体制退化与腐烂的进程渐渐得势：官僚结构的“僵化”，纪律与权威的下滑，信息的失真，依赖与冷漠的滋长，腐败和影子经济的蔓延，等等⁷³。

效益指标的恶化、增速的下降，本可能猛烈得多，社会体制本可能在七十年代末就崩溃，若没有几样起反作用的因素。其中第一样得说是发展指令计划体制那些颇见成效的努力。七十年代可叫作指令计划的蜜月——它在这个社会里几乎触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甚至开始越出这极限，想从指令式的变成某种质上别样的计划。这里实践又撞上了一批后来表明无解、却全然不同的矛盾。这十年的教训，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比上一个十年的教训逊色。

这一时期计划发展的诸多方向里，我们只看三个：平衡法，预测，规划。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计划领域里科学成就和储备本身，而是它们到八十年代中期为止的实际运用。

苏联平衡法计划的研制有很长的历史（始于二十年代初），五十年代有许多科研机构卷了进来。1958年苏联国家计委编出了1959—1965年的预测平衡，又在备1961—1980年的。但这一领域质的飞跃在1968年——编出了国民经济部门间平衡表，并实际用于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编制。部门间平衡表对计划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把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引入这一领域的大门敞开了，从而能在短时间里高精度地处理此前无从处理的信息量。

在这个共同底子上，研制并推行了生产布局、运输、燃料动力平衡等局部的优化计划。七十年代建成并投用了苏联国家计委的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它实际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数学平衡模型，比斯通的剑桥模型、克莱因的宾夕法尼亚模型晚出不少。但与那两个偏重预测的模型不同，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是用来对国家计划方案（即指令式的定向任务）做多方案计算的。

这一领域的进步，从下面这点可见一斑：到1986—1990年五年计划的计算时，已用上了该系统的“中央任务综合体”，把它综合和行业子系统的254项任务集合到一起。

五年计划越来越切合实际，还因为把科技进步、人口、自然资源、需求等长期趋势算了进去。终于承认：预测不是计划的对立面（斯大林如是“教导”），而是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

1972年第一次研制出苏联到1990年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其视野后来扩到2000年、乃至2010年，它实际上是一份预测。该纲领含27个方向，几百家科研院所参与编制。上面提到的1979年7月12日中央和部长会议决议，定下了远景计划新的三级程序：先由科学院、国家科技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编制二十年（按五年分段）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报国家计委和部长会议；再由国家计委会同各部委据此编制十年发展基本方向草案，第一个五年还要按年细分；最后国家计委据此草案、经部长会议批准后，编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按年分配⁷⁴。八十年代中期通过了《苏联1986—1990年及200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这份文件把五年的指令和十五年的预测合到了一起。

国民经济越复杂，找出并落实那些当下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有中心意义的优先任务，就越棘手。这类任务通常带跨行业的性质，要求大的结构挪移。要解决它们，就得克服行业主管部门对计划编制和执行的惯性影响。规划－目标法的推行正是为此而来。到八十年代初，研制了一批目标综合纲领，可没有一项彻底完成；它们撞上了那套支配物资和财力的既成管理体制。

计划里的社会任务尤应一说。把这些任务作为计划优先纲领之一单列出来的必要，形式上早就承认了。还在六十年代，就用计划指标“合理消费预算”编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综合计划》，作为五年总计划的一部分；后来这部分被扩充，以图把计划的一切社会方面都囊括进来。七十年代甚至有人提出，把社会目标定为计划的头号优先，那会给整个计划赋予别样的成色。

可实际中样样相反，社会纲领照旧按“剩余原则”去落实。

靠完善计划，尽管有强大的负面趋势在作用，仍在几个优先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原子能、统一电力系统的建立、航天、军工、机械制造的某些行业、教育、卫生、住房建设。总的维持了经济相对的平衡，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有所增长。

但与此同时，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仍相对偏低，专业化薄弱，行业结构“沉重”而不合时宜，基础设施发育不全；而最要紧的，是生活水平在多数居民看来明显不令人满意。把国外（哪怕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这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苏联体制不会合理用上现有潜力一比，不满和恼怒便有了养料。

那么，是什么妨碍这个全权的计划体制去解决上述问题？

上面已说过，1968年后物质动机骤然削弱，导致计划在质和量两方面长期完不成、又一再向下修订。

但还有别的缘由，使计划里一开头就埋进了不少用学术话说叫“非最优”、其实就是错误或扭曲、自我毁坏的决定。

这些缘由里，首先要算优先序问题在最优状态下实际无解。苏联计划历来是宏观优先同微观优先交战的战场。增长速度、“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国防、国际威望等宏观优先之间的资源之争，同国家真实的社会经济需要没多大关系，而是由中央和地方统治官僚的几大集团在争。留给解决真正最优问题的资源，所剩无几。

从那个一败涂地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不顾事实把它宣布为“我们最好的五年计划”）起，国家就开始公然寅吃卯粮⁷⁵。

价格问题在指令计划框架内也无从最优解决，这立刻把任何计划计算的效益大幅压低。

当代科技进步因其分散、多样、多变，也不可能成为指令计划的对象。

居民现代需求的发展，除了有限的一组基本需求，同样很难在指令计划里得到反映。

计划者把主要心力投在比例问题上，可它也解得很粗略。以价值指标——不管是那臭名昭著的“总产值”、“已实现产品”还是“定额净产值”（定额增加值）——为基础的计划，保证不了实物比例；而“按实物”的计划，又只能覆盖生产和需求的一小部分。编年度计划时，苏联国家计委只能编出约2000张平衡表，其中含1200张设备平衡表⁷⁶；要相对完整地覆盖，得几万张实物平衡表才行。折中之路——按大类品种的价值计划——既管不了专业化，也管不了技术进步，这两个问题始终大体没解决并非偶然。换句话说，计划体制无力在微观层面解决最优比例问题。

就此而言，看看七十年代计划者自己怎样提出宏观与微观层面计划最优标准的问题，颇有意思。比起斯大林那神秘的“更高盈利率”问世之时，不确定少了些吗？国家计委副主席阿·巴丘林1973年写道：“国民经济的最优标准——在积累基金正常容许增长下国民收入尽可能最大的增长，同企业层面的标准——在价格稳定下总成本最小或净收入最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作者接着的逻辑是：企业净收入（即利润）既取决于企业的工作成果，也取决于国民收入中按劳分配那一份的宏观决定，所以利润不能当微观层面的最优标准。“因此，国民经济的最优标准，在企业层面更应由净产值的动态来体现……”⁷⁷于是，宏观层面国民收入最大化、微观层面净产值（增加值减折旧）最大化——这便应是计划优化“一以贯之”的标准。

阿·巴丘林从这立场出发，批评有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把国民经济标准同局部标准对立起来⁷⁸。但巴丘林同时承认，落实这“无矛盾”标准的路上有障碍：微观层面是“盈利率水平的巨大差异”，要克服它，就得“完善批发价”、“为各产品引入最优盈利率的客观标准”——可这道题解得了吗？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最大化的标准“刻画不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切方面，包括其社会一面”。巴丘林也顾及“按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采用别种标准的可能”⁷⁹。

于是我们可以断定：对计划者来说，“最高”优化标准的不确定，斯大林之后过了二十年仍然存在。说来悖谬，计划的最优标准到头来仍是……计划本身，确切说，是苏共中央每回按一套变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任务编出的计划指导方针。

1979年决议想在实践里推行定额净产值（与增加值相近）这个指标，结果停在纸上——它实际只落了个计算用、即信息辅助的角色，没成为评判企业和部委经营的真标准⁸⁰。

引进计划实践的那点科学成分，撞上了官僚管理结构的对抗。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叶的苏联经验，把指令—官僚式计划能力的极限、它显眼的失败，看得分明。与此同时，也展示了科学计划方法的潜力——这潜力能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全然不同的社会里实现：在那样的社会里，计划不是指令式的，而是预测—建议性的，能担起社会与全国的职能（譬如把长期的现代化、生态、科教、社会保健、国防等等全国和局部的纲领统起来），不去顶替市场，而是倚靠市场。

七十年代末计划体制所处的经济政治局面，在上面已提到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益和工作质量之作用》决议里有特别的反映⁸¹。这份1979年7月通过的文件，是柯西金主持下备出的最后一份，半官方地被解作1965年所开改革的第二阶段。

决议的取向，从它的名称、从随附的一包48份“方法指示”和“细则”都看得出。择要列几条：《关于确定计划紧张度的办法》《关于编制解决区域问题的目标综合纲领……》《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体系……》《关于最高质量等级产品的计划与核算办法》《关于在计划中编制和运用（定额）净产值指标的办法》《关于确定每卢布产品长期工资定额的办法》《关于把部委转上经济核算办法的办法》等等。特别突出的是关于计划与刺激加快建设（首先是在役企业的改建和技术改造）、以及关于组建生产联合体的指示⁸²。

按新程序，企业的经济核算如今要服从部委的经济核算，整套物质刺激体系都摆去为指令计划服务，而指令计划又配上新指标和长期定额。然而这整座金字塔立在一个越来越摇晃的底座上：计划完不成，年中又一再“修订”、多半往下调，好让部委和企业在减产时仍保住同样的收入。

国家计委某些领导后来的话表明，七十年代对企业的放松是有意为之，为的是在计划框架内给企业一点自主⁸³。

这局面的悲喜剧，从上述决议里这一句威胁可见一斑：“各部委和主管机关：保证批给生产联合体（企业）和组织的年度、季度计划之稳定，不许把计划往下修订到实际完成水平以下。规定：凡发生此类修订，经其批准下调计划任务的部委、主管机关及别的管理机关的领导，按既定程序追究纪律和物质责任，联合体、企业和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则扣发奖金……”⁸⁴

于是，从前坐着铁腕“人民委员”的那些办公室，到了七十年代已坐着这样的共产党部长——非得“拿卢布敲打”，才能从他们那里要出些东西来。可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

这份决议通过六年后，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了一本书，其中评了它的执行程度⁸⁵。书中指出：远景计划和当前计划的编制没守住规定的期限，新计划指标的研制没完成，投资领域里规定的计划和刺激形式迟迟没转过去；决议规定的经济核算形式，很大程度上只落实在形式上——这指的是部委经济核算和联合体（企业）之间长期直接联系的建立。

于是有一问：指令计划的实践，为什么不只抵抗那些公然同它敌对的市场经济成分，连那些本想加强计划体制本身的变动也抵抗？书中援引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的官方评价，作了这样的解释：“……经营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完全克服那种在‘重数量评价甚于质量评价’的时期形成的惯性、传统与习惯之力。”⁸⁶

“主要原因”看来不在“惯性”，而在于1979年决议的作者给自己出了一道无解的题（正如1965年已有的那样）。决议的激情在于：要克服苏联同世界发展的差距——那里科技革命已走得很远，需求和经济结构在迅速变。发展越有活力，其不确定、其多变也越大。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经济体制须有特别的灵活、机变、快速，须有强的物质刺激（奖与罚），须有参与者的自主与首创。这一时期，连一些坚定的计划拥护者，在非正式的会上也提出丢开远景（五年）计划、只留当期（年度）计划。本文一位作者，正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次这样的讨论的参加者，会上作此提议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处前处长格·米·索罗金教授。

与此相反，决议却规定要抬高五年计划的作用、加强它的刚性：推行长期定额，长期（多年）的直接合同联系，扩大实物计划任务的品种，等等。这些规定合乎指令计划的逻辑，却同经济实践相左；而实践之所以抵抗，并不只因为它“惯性”。党官僚那个官方宣告的梦——“把科技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的优越结合起来”——到头来无从实现。可直到1989年，人们还一意孤行地想把它变成现实。

改革：致命的傲慢

1998年8月俄罗斯三重崩盘——股市垮台、国家财政破产、银行及整个信贷货币体系瘫痪——之后，1992—1998年“休克”改革的彻底失败，连它的拥护者也无从否认了。

这场失败的缘由何在？为什么偏偏选了那条通向崩盘的改革之路？

我们这里把社会学的解释撇在一边——照那种解释，被选中的总是把相争的精英集团引向发财和掌权的那条路，不管远景如何，哪怕对这些精英自己、对整个民族都可能是毁灭性的。这种解释纵然要紧，我们仍立足于这一点：居民对改革的初始条件、全国目标和实现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官方权力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能够给自私的集团利益的破坏之举套上缰绳。

不仅如此，可以认为，这三个前提——弄清初始数据、目标和方法——是任何经济改革成功所最低限度必需的（虽不充分），不论说的是1965年、1987年还是1992年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那句有名的话——改革的目标和方法要“在行进中”弄清——当然同拿破仑的名言“先打起来，再看怎么办”是一路。可惜，天才同他的效颦者之间的差别，注定了崇高与可笑之间的距离——只一步之遥。

那么，1965年改革的作者和参与者，对初始情势、目标和方法是怎样理解的？这理解恰当吗？此后有没有分析过改革失败的缘由？

由此引出第二问：1985—1990年“改革”时期推行经济改革时，1965年改革的失败被汲取了吗？这些新改革的失败又由什么决定？它的缘由分析过没有？

1992—1998年推行“休克”改革时，1965年改革和“改革”时期的负面经验被汲取了吗？这些改革的作者对初始情势、方法和目标有恰当的理解吗？

先从1965年改革的目标说起。如前所述，这场改革的初始纲领实际押注于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在它每一个经济细胞里都把两个相反的本原糅合于一处：指令计划，同以利润为导向的自主。这是押注于在每家企业里把国家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结合起来。用二十年代的话说，这是要让市场长进计划体制、让“资产阶级合作”长进社会主义。

1965年改革的设计者们，显然不懂这两个异质本原不相容、因而所立目标不切实际。他们相当真诚地以为：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它们以利润为导向，引出的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非市场⁸⁷。所以他们断然否认自己倾向市场。其实，苏联领导人直到八十年代末，对市场是什么都毫无概念，要么把它等同于商品货币关系，要么等同于资本主义。1992年后俄罗斯政治家的脑子里，这同样的一团乱麻也仍旧留着。

对初始条件（同所立目标相对照）的理解，同样不足。计划体制顺理成章地催生出一套反市场的组织技术结构（官方话语称之为“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并把它看作“正在建立的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这个“基础”的特征是：企业之间装备和效益悬殊，巨型企业的垄断，半成品生产专业化薄弱、最终产品多样化薄弱，高技术和最好的资源集中在庞大而保密的军工里，企业身上长满昂贵的社会设施，等等。改革者看不出有改造这个“基础”的必要。难怪1965年改革一开头，被点名为其障碍的，竟是小企业数目太多！⁸⁸

显然，要为企业摆脱部委不断的再分配活动、获得经营自主创造条件，先得把它们真实的起跑线拉平：把成千上万亏损企业至少提到低盈利水平，对一些企业加以现代化改造、给那些经营半自然经济的封建—工业混合体拆大、重组；还得拿严厉的制裁护住企业、不受不守信供应商之害。这些一样也没做。相反，打着加快科技进步的旗号，办起了企业联合体，许多还是徒有其名。企业照旧自产自用各色东西——从包装到工具、机床——加强自己对物资供应委员会的“自给”，又压低了盈利率。

结果，财务自主成了一句空愿，因为盈利企业的利润照旧被用来扶亏损企业，把物质刺激掏空了。

企业建起的物质奖励基金明显不足（占工资的10—20%），可要把它大幅抬高，就得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比例朝消费品和服务大改一番。这也没做。

企业建起的社会发展基金，对提高劳动效益帮助不大，因为它首先按家庭状况、工龄、参加社会活动等等来分。

由上可知：1965年改革推行的方法，从一开头就既不合苏联的初始经济条件，也不合改革方案里实际定下的目标。那是一套在反市场的旧实物结构和旧组织结构框架内、局部地再分配经济权利、义务和财力的方法，根本没认真去改这些结构。

所以，这场改革——就其旨在保障企业自主、以利润为导向的那一面而言——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

这看上去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相左：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就成果论，是苏联计划史上最成功的。可主因并非企业的经营自主（它根本没来得及发育），而是物质刺激用得相当广、计划有所改进、对外贸易增长。别忘了，这是“狼狗难辨的黄昏时分”：国民经济委员会给地区经济注入的那股势头还没耗尽，新复设的部委还没来得及官僚僵化，许多人也还没忘掉自己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事。

那么，“改革”时期制定经济改革时，1965年改革的经验是怎样被汲取的？

先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85—1990年）、这一时期经济改革的主要作者和组织者尼·伊·雷日科夫的说法。要记得，雷日科夫电焊工出身，从轮班工长一路做到最大的机械制造厂“乌拉尔重机”的厂长，后任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作为主管经济的苏共中央书记（同戈尔巴乔夫一道），1983—1984年着手制定并部分推行了新一轮改革。

下面引雷日科夫的回忆录《改革：背叛的历史》（莫斯科，1992年），其中他把自己八十年代的活动看作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延续。

“……我们1983年并非经济改造的开路先锋。据我所知，六七十年代这样的尝试有过两回，两回都由阿列克谢·柯西金发起……依我看，他梦想把经济从意识形态的强大压榨下拽出来。可惜——命该如此。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作者注）和他的战友们笃信意识形态至上，顺便说，他们不喜欢搞分裂的人，这一点柯西金后来在自己身上痛切体会到了。

1965年柯西金经济改革给打滑的国民经济一记实实在在的推动。……人们想要的是正常的生活，不在光明的未来，而在今天……

我那时在‘乌拉尔重机’干活，柯西金改革亲身领教过。开头开得好，照那时候说算大刀阔斧；企业拿到了前所未闻的权，喘气松快了……人也松快了：涨上来的工资不坠口袋。

改革六十年代末被公然、猛烈地拧紧。还是在底下、在生产一线，这感觉格外分明、格外难受：刚喘上气，氧气管又被拔了。从国家的高天上动手的，是那些一开头就不接受新东西的人，那些一眼就在经济改造里看出对所爱体制之政治稳定的危险威胁、只等着由头来把这威胁掐死的人。由头来了。1968年春，‘布拉格之春’，把意识形态的卫道士和台柱们着实吓了一跳。也确实有可怕的：恰恰是经济的民主化，必然拖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我不知道，也许这都是我的臆测，可我想，捷克斯洛伐克也把柯西金本人吓着了。”⁸⁹

雷日科夫这些关于1965年改革被收缩之缘由的说法，同六十至七十年代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们的说法没有原则区别⁹⁰。可在回忆录的另一处，雷日科夫又像是顺带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解释。说到1984年1月1日启动的国民经济试验的得失时，雷日科夫说：“让大家发愁的是，弊端里有些足以把经济改革的理念葬送掉，正如它们当年葬送了65年的柯西金改革。可叹，我们很快就明白：把企业放出去几分自由，要是不接着把整个经济机制的结构从下到上一并改了、要是不认真抓国民经济的科技这一面，根本就办不成什么大事。……柯西金和他的支持者当时手伸不到样样事上——他们的手干脆被剁短了。我们本该汲取前人的惨痛经验。”⁹¹

这里雷日科夫说的，已不是改革“夭折”的政治、意识形态缘由，而是系统经济性质的缘由：可以推想，他指的是企业自主同指令计划、同部委管理、同既成技术结构不相容。然而有一问在所难免：这更深的理解，是属于回忆录写成的1992年初，还是属于评判新试验的1984—1985年？

答案应在雷日科夫政府备出的那份文件里——正是它直接开了苏联“苏维埃式经济”瓦解的头：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国营企业（联合体）法》。

按这部法律，企业活动的根基仍是五年计划，但只是形式上的，因为法律实际引入了二元——指令式命令同自由之间某种平起平坐。法律第十条规定，五年和年度计划含内容异质的四组指标：不带指令式的产量和最低效益控制数字；“强制性”的国家订货（产能和住房投产、科技进步纲领、国防、农业及别的优先产品供货）；按地区分档的长期经济定额（税、工资基金、刺激基金等）；集中拨款和物资的限额⁹²。

同时，法律（第十七条）实际引入了三种异质的定价：集中定价、合同定价、“自主”定价。合同价以集中价为基底，但给了企业大幅偏离它的权⁹³。

法律规定，“企业、联合体内结构单位、生产单位、车间、分厂、工段、农场和小队的领导，以及工长和班组长”（第六条）按竞争选举产生，事后由上级领导批准。企业同部委被摆到平等相互负责的关系上，企业取得了就部委向仲裁法院起诉的权⁹⁴。

由上可见，企业相对国家计委和部委拿到了相当而真实的自主；不仅如此，企业里的权力——连同动用财力和别的资源的可能——转到了“劳动集体”手里。

雷日科夫政府这样去汲取1965年改革的惨痛经验，把国家计委、部委、连同厂长的权削减得既急又不可逆，以至于他们形式上已无从“掐死”“劳动集体”企业的自主。可实践中他们照旧这么试，利用的是这一点：1986—1990年带指令式的五年计划没被废，对部委和企业仍有约束力。

把法律从1988年1月1日付诸施行的同时，政府又指望靠强制性国家订货、中央拨款和短缺资源的限额、经济定额、对相当一部分产品集中定价这些杠杆，保住对企业的集中管理。

于是，又一次在纸上把企业自主同集权“调和”了。可生活里，国家计委和部委又为扩大、收紧国家订货而激烈争斗，只是力量和权利的对比已不利于它们：中央的行政“进攻”招来企业越来越多的怠工和自行其是，而这冲突的结果既不是命令体制的复辟、也不是转向市场，而是经济和法律的混乱、犯罪活动的膨胀⁹⁵。

法律的作者们，显然不懂在1987年年中已成形的那个具体环境里——在“民主化与公开性”条件下，国家社会主义此前被压住的一切最尖锐的矛盾都浮上了水面——引入这部法律会有怎样根本的后果。这种不懂，从国家计委一贯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可见一斑：为这部法律各条款一般地、以及针对具体部委和领域的运用，细细订出了几十份方法、细则、规程⁹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简直像一篇篇幽默小品。

通过的这部法律，是1987年初起政治局内部“部分保留‘强制性’计划”的拥护者同反对者之间那场斗争的“纸面”妥协。雷日科夫写道：

“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法律草案准备和讨论期间——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组里，还是在政治局会上——争论得最频繁、最激烈的。那时就已有左翼激进派，要求干脆丢开计划的理念，劝说生产者自己很快会把一切理顺、彼此谈成互利的关系，全国性的任务则会自行解决。在政治局上持这种观点的，譬如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撑他们。我守着自己的立场，从没动摇过——至今也是：新花样再诱人，也不该急。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喀尔巴阡到萨哈林、辽阔无比的国家，至今还受着‘行业病’和悬而未决的地区问题之苦，这些矛盾正认真酝酿着！政治局里有一部分委员撑我——尼古拉·斯柳尼科夫、列夫·扎伊科夫等等。”⁹⁷

分水岭看来主要在“理论—意识形态家”同“实践家”之间。这方面，雷日科夫回忆录里这一段很有代表性：

“在一次激烈、火爆、没完没了（有的日子一坐七小时，吵到骂起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我请戈尔巴乔夫单独见我一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说，‘您为什么不信那些走过国民经济漫长艰难学校、从下到上一路走来的人？难道我们这些实践家，比那些从教科书里认识生活的人更保守？——还是他们自己编的教科书？’戈尔巴乔夫避开了正面回答。”⁹⁸

随后两年——1988年和1989年——的事态，足以判明在每家企业里把集权同自主接到一起的这场新试验究竟成败如何。

早在1988年，经济就开始逐步解体，起初表现为比例失调加剧、批发价不均而失控地上涨。这年获准的合作社又加重了这些进程：成千上万家合作社由“上头”及其亲信径直办在国营企业里（甚至办在苏联政府门下），用种种手段把国家的资源抽入私囊。

货币工资和别的收入失控地涨，而零售价不动，于是国营商业垮台、“黑市”成形。

尽管如此，生产还在凭惯性增长。许多行业的减产从1989年开始——那时《企业法》⁹⁹在整个经济里真正发挥作用，从车间到部长会议的各级经济不只丢了可管理性，更丢了任何一个共同的调节器。1990年，下滑已蔓延到整个国民经济，公开的瓦解开始了。

雷日科夫说1988年“……我认为，给国家、从而也给它的经济的瓦解，添了一记强大而不可逆的推动”¹⁰⁰，这话不错。可他并不把这一推动同《企业法》、同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失误相连，反倒把新改革的失败归因于政治不稳的加剧、民族冲突和罢工。

来引几段雷日科夫自己事实上推翻自己解释的话。“法律一公布，叫嚷声不少：说是把集中计划换成了硬性国家订货。我今天承认，我们当时确实做得过硬了……”¹⁰¹于是，计划同自主的“最优结合”没成，成的是“劳动集体”同政府之间公开而长久的冲突；其间手脚不干净的厂长，把“劳动集体”的一切苦难都推给吃亏的国家订货和中央权力。

往下读雷日科夫：“我认为，我们还有一错，是把企业领导民选的问题一刀切地定了下来。……回头看，我以为，全苏选举企业和联合体领导的运动，成了往后各级人民代表选举运动的一场预演。胜出的往往不是能干的，而是会说的；不是务实的，而是会漂亮地、大把地许愿的；不是行家，而是民粹派。”¹⁰²一句话，全国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来了一批不胜任的人、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他们乐得迎合“劳动集体”不切实际的要求、从中渔利。随后，同一类民粹派和腐败分子又钻进了一切选举出来的权力机关。

雷日科夫在“乌拉尔重机”干了四分之一世纪，本该懂得：正是企业，构成了国家不只经济上、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根基。失掉对企业的集中管控，意味着整个体制末日的开端。靠这部法律，“劳动集体”挣脱了厂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权力。就在那时，这些厂长和“集体”已自行其是地把企业资源“私有化”起来——套用雷日科夫的话说，他们求的不是“干得更好”，而是“挣得更多”。混乱的局面那时就开始显露。但那时国民经济里还有巨大的物资储备（单是主要生产行业，商品物资存量就超过3000亿卢布¹⁰³，按当时的价比同等数额的美元还多；后来它们将被投机的飓风席卷一空、盗运出境）。

不过，雷日科夫认为，注定1987年改革失败的主要错误，是没有立刻大幅提价。

“现在我要触一触几乎最痛的一个问题——对我、对我总理生涯的收场而言。说定价。我有把握地认为：对我们这些改革派，主要错误就是恰恰在这个对改革最关原则的问题上，把改革给扯断了。许多工业部门、尤其农产品加工，都在亏本经营，国家重重地补贴每一只面包、每一瓶牛奶、每一根香肠。87年秋，我们一再提出定价改革：咱们转到批发、收购、零售的新价上去吧，补偿措施都想周全了。咱们从说到做吧，别再空谈改革、空谈即将进入市场了。回我们的却是：等等，别急，时候未到，人民不会理解我们。说这话的不只有政客，还有学者——他们先前还断言，不改定价，清晰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谈起。

我没坚持。这是一个大错。”¹⁰⁴

设想提价真办了。这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当然，行业、地区间的矛盾会缓和些，倒卖原料、燃料、半成品的骗局会不那么有利可图；可国家订货的集中定价仍在，上面所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也仍在。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批“改革的工头”汲取1965年改革的经验了吗？

汲取了，但只汲取了一部分——只在他们能正确理解的限度内。而许多地方，他们把这经验解错了。这都表现在哪儿？

首先，他们竭力把经济改革路上的意识形态禁忌、政治管控、行政限制搬开；与此同时，又抱着对社会主义玫瑰色的信念，外加一个错觉——以为“苏联人民”同官僚上层一样忠于社会主义。改革者对国营企业里“生产民主”那种天真的向往，根子就在这里。

1965年改革者的实际目标是给计划体制补上一个“被截短”的市场，而1987年改革的实际目标，则是建立一个计划—市场体系。可两方都未曾真正弄懂：国民经济规模上的市场机制是什么，它须由哪些必备要素组成、如何运转，又怎样同计划机制接到一起。所以改革者的目标始终模糊不清。直到1989年底、向市场过渡成了新政府纲领的头号“题目”时，它仍旧模糊。

“这个题目叫市场经济；正是国内极度激化的经济局势，逼我们把经济根本改革的问题，定为1989年12月12日开幕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头号议题。我们得去建立我们没有的市场结构，那时连对它们的概念都模模糊糊。”¹⁰⁵

《企业法》的作者们正确地断定：相比柯西金的方案，应当把企业自主大大扩展。但他们仍困在一条柯西金改革的经验并不支持的教条里——指令计划（或“订货”）同一家企业内的自主决策“平起平坐”地相容。他们解错的不只是“苏联”经验，还有国外经验（譬如法国计划调节市场的经验）。

“改革的工头”从1965年改革的“工头”那里，承袭了同一种不懂：在指令计划基础上有机长成的那套经济的物质结构（行业的、技术的、技能的、组织的），同正常竞争性市场的基本要求，根本不相容。

他们同样很少懂得、很少顾及经济那套反市场的非正式制度结构（它同物质结构直接相连、甚至“长在一起”）。这指的是对他人财产（包括设备、材料）、对劳动、对纪律、对义务、对自家和别人收入、对社会保障等等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态度。

由这种不懂，引出了所用的改革方法。无论按1965年的方案还是按1987年的法律，企业活动实际都被分作两块：一块留在严的集中管控下，另一块适用别的法律和财务规则，容许自主决策、容许在企业之间和同商业之间建立直接的“横向”联系，即推定中的市场形成。

政治局里“理论家”同“实践家”关于改革方法之争，归结为：前者看到指令式同自主之间危险的对立，主张彻底丢开“上头”的管控；后者无视这种对立，援引自己的经验警告说，不保住这种管控，苏联经济干脆会垮。

显然，两边都对，后来的事态也证实了这一点。苏联经济改革的死胡同正在于此，从中没有轻巧的出路。改革者——无论理论家还是实践家——的不幸在于：他们找的是一条轻巧的出路——政府颁布新的通则，改革的实务问题便自行解决。

而问题真正的解法是：随着企业自主的形式框架扩大，去创造市场竞争的物质和制度前提（靠企业的现代化、转向、重组，人员再培训，交易所网络、立法和仲裁，中小企业的技术和财务基础等等）。

改革者不懂、也许是不愿懂：没有足够激烈的市场竞争，无论“物质利益”、利润还是私有化，都建设不起来。唯有竞争，能有效顶替指令计划充当经济的根基和调节器。可苏联经济里没有竞争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说来悖谬，这些条件得有计划地去造。1987年，为此万事俱备，独缺统治官僚的理解和意愿。

须指出，1987年法律的若干根本缺陷，后来移植进了雷日科夫政府1990—1995年那个分两阶段的“激进改革”纲领——该纲领1989年底通过，1990年便因三重因素而流产：纲领自身的内在矛盾、民族分离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但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的题目了。

第二部分　访谈

1. 1965年与1987年改革的路线之争：访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瓦·安·梅德韦杰夫

奥尔塞维奇：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您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经济“尖锐期”——1987年至1990年——担任过最高领导层成员。同时，您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一直从事紧密结合现实的研究。一些回忆录写道，您入政之前“只从书本了解经济现实”，这成了您与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分歧的根源。这种说法准确吗？在政治局里，懂经济理论的，几乎只有您一个人；这是否也令“实务派”不快？

梅德韦杰夫：这种话雷日科夫本人确实说过，也显然是他的看法。但分歧的根源并不在“只读书”，而在对经济改革性质与内容的理解。雷日科夫及政治局中一些人当时认为，问题在于把既有计划经济“完善一下”；而我与（亚·）雅科夫列夫、（爱·）谢瓦尔德纳泽，稍后还有（尼·）斯柳尼科夫——他们也都是政治局成员——持不同意见。我们代表的是经济学术界多数人的立场：必须对指令体制做出根本性变革。

奥尔塞维奇：在指令体制中，通常谁分管哪一块，就被视为谁最懂那一块——哪怕成绩并不佳。或许雷日科夫也自认为是最懂经济的人？

梅德韦杰夫：我名义上并不分管经济。起初作为书记处书记，我分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后来进入政治局，主要抓意识形态。但凭着我的专业与工作经历，我实际上承担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助手与顾问的职责：参与提出主要构想、拟定与通过决策、起草重要文本，并组织经济学家参与这些工作。1987年六月全会的筹备亦如此。

奥尔塞维奇：雷日科夫反复强调，他在改革讨论中倚重自己多年“治厂理政”的实践，而他的反对者据称缺乏这种实践。

梅德韦杰夫：我在1968年于列宁格勒进入党务工作之前，有17年的科研与教学经历，与经济实践密切相关。自毕业论文始至各本著作，都是在调研基础上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刺激》（1967年在列宁格勒大学答辩）就建立在对1965年改革在列宁格勒工业推行进程及其初步结果的分析之上。我还直接参加了企业层面的经济试验。问题不在“谁更了解实践”，而在“如何理解与评估实践”。

奥尔塞维奇：“实务派”和“学者派”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视角，是否一开始就种下了分歧的根？

梅德韦杰夫：这也不排除。哪怕经济运行得并不好，“实践”也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系统。从单个企业到整个产业、再到部长会议主席，直接为连续运转负责的人，心理上倾向于履行“维护”的职责：由于其工作性质，力图修修补补，同时守住基业。作为长期研究实践的理论工作者，我却很清楚：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整个经营方式的性质。

奥尔塞维奇：实务派对理论派的“恼火”是存在的（您和雅科夫列夫皆属此类；不过他虽是院士，却并非经济学家）；雷日科夫也写过，政治局就改革问题的讨论有时会“骂起来”，需要戈尔巴乔夫出面安抚。

梅德韦杰夫：雷日科夫大概指的是他自己的骂。按政治局的会议规范，我当时作为书记处书记，不可能对坐在总书记右侧的政府总理（部长会议主席）破口大骂。倒是雷日科夫常常克制不住。至于当时对政府的“抨击”，来自坐在总书记左手、与雷日科夫相对的（叶·）利加乔夫¹⁰⁶。但那另有其因：“党的二号人物”试图对政府加以控制，这引起部长会议主席的强烈反弹。

至于务实派对理论家的反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许多经济领导人对经济科学，特别是理论，普遍形成了轻视和傲慢的态度。科学本身对此也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加批判地看待实践，而理论建构又与实践脱节。但是，当学者们认真研究经济并提出改革建议时，最好的情况是得不到重视，更常见的则是呵斥：别多管闲事，还会被戴上“修正主义”、“反苏维埃”等政治帽子，同时口头上又总声称“经济科学亏欠实践很多”。

奥尔塞维奇：这么说雷日科夫的反感并非特例？可雷日科夫毕竟不还是让著名理论家（列·）阿巴尔金出任了他的副总理，负责改革设计吗？

梅德韦杰夫：阿巴尔金参与了1987年改革的准备工作，也维护了我们共同的立场。他进入政府是1989年中期在与戈尔巴乔夫协调后由雷日科夫邀请的。当时“要根本改革”的理念已获得广泛社会认同，雷日科夫身陷反对派的强力围攻，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奥尔塞维奇：看来，“实务派”与“理论派”的交锋也许让雷日科夫“学会尊重理论”，并非毫无影响。可惜在任总理“学习”的时间，代价不仅是岁月，更是人民物质与精神资源的消耗，以及国家正常发展的机遇之失。但在谈及1987－1989年政治局讨论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六十年代：如果充分汲取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经验教训，1987年的讨论会不会有不同结果呢？

梅德韦杰夫：也许会。我和同事正是基于对柯西金改革艰难且最终未果的经验分析。我提到过的博士论文工作就是例证。我在1967年答辩博士论文时，正值改革高潮期，也遭遇了保守派的阻挠。把“物质刺激”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企业经营自主性与经济独立性”相联系的提法，引起了传统经济学家的反对。对他们而言，物质刺激只与按劳分配、与集中计划相关，决不与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相连。我论文在最高评审委员会的两份官方评审中有一份是否定的，耽搁了相当长时间，最终还是通过了。

奥尔塞维奇：雷日科夫也不可能不考虑“柯西金改革”的经验吧？毕竟他当年是最大企业“乌拉尔重机”（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的厂长。

梅德韦杰夫：那家厂被称为“重型机械制造的旗舰”，雷日科夫也被认为是优秀能干的好厂长。但让我们仔细想想，当时典型厂长的立场：一方面，他当然赞成在产量、品种、定价、利润支配等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在普遍短缺条件下，他又希望保留以固定计划价格提供的、由中心保障的原料、燃料、电力等资源的计划性供应。二十年后，这种双重性也体现在作为“老厂长”的雷日科夫担任政府总理时的立场上。

奥尔塞维奇：能不能据此断言：正是厂长群体阻止了“柯西金改革”向更大企业自主权、向市场方向推进？

梅德韦杰夫：厂长的矛盾立场当然会影响部长与州委书记们的情绪，但关键仍在最高领导：他们支持哪条路线，为哪些利益创造优先条件。毫无疑问，柯西金是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的。

奥尔塞维奇：但这一方针没能充分实现。

梅德韦杰夫：问题是，不改造中央经济领导体制——比如计划层级的粗放化与合并、价格形成与物资供应的分权化、集中财政流的收窄等——就不可能真正落实企业自主权。最高领导没有走这一步，于是改革难免受挫。企业有了“生产发展基金”，但却买不到新技术，那又有什么用？同理，住房建设基金也被“集中分配的建设指标”锁住。

奥尔塞维奇：不在中央管理机关推行改革的理由呢？

梅德韦杰夫：要维护国家经济管理完整。还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允许动摇其基础……诸如此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被用来为彻底叫停改革提供借口。

奥尔塞维奇：戈尔巴乔夫如何评价柯西金改革？他是1978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进入政治局。

梅德韦杰夫：他肯定1965年改革的初衷，认为应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从企业一直到国家计委与政府，整体改造经营机制。但进京后，他与柯西金的关系并不轻松。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他提出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者的激励与维持价格平价（工农产品价格比）的建议；柯西金以财政负担过重为由不赞成，后来颇费周折才找到解决方案，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有详细叙述。

奥尔塞维奇：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官方支持改革，后来却转而反对？

梅德韦杰夫：知道高层运作的人都清楚：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总书记时，并不具备治理经济与管理所需的知识，这一点无法与极其称职、经验丰富、威望甚高的柯西金相比。起初，他根本离不开柯西金，也根本无法反对柯西金做的事；同时，他也明白，政府已准备好的改革可用来巩固“后赫鲁晓夫时代”的体制。随后，在确立个人一元领导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尽力削弱柯西金的权威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支持：政治局中不属于“南派”团体的人逐步被清洗；他指派其亲信基里连科通过中央委员会统揽主抓经济，又向部长会议安排了自己人吉洪诺夫作为柯西金的第一副主席；“不驯”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被撤，列宁格勒的托尔斯季科夫也被调离，换上唯命是从的格里申与罗曼诺夫。就这样，权力斗争的宿命拖累经济发展，延宕了整整二十年——最适合在苏联推进根本性改革的时间段就这样错过了。

奥尔塞维奇：回到1987年，为什么您认为当时的改革环境不如1965年？

梅德韦杰夫：到八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状况要复杂得多。柯西金改革是在持续增长中推进的，改革本身也刺激了增长——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经济指标是五年计划里最好的。而戈尔巴乔夫团队启动改革时，已是十五年的“社会－经济停滞”之后：增长持续放缓，至八十年代初陷于停滞；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亦告停止；纪律与效率下降，腐败与酗酒蔓延。部长与厂长们越来越依赖以石油出口换回的进口设备，而不是国内技术进步。安德罗波夫“整顿纪律”的措施（工作时间从餐馆、澡堂、商店的排队中把干部召回）也无济于事。

奥尔塞维奇：但1985年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新领导层上台，本身不是改革的关键契机吗？

梅德韦杰夫：是的，从这一点看，确实出现了推行改革的极为有利条件：当权派有明确的改革取向，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支持。遗憾的是，这种支持大约只维持了三年到三年半。而改革实际上在第三年才开始，为时已晚，且很快在左右两方面遭遇抵制，政治局势随之再度恶化。

奥尔塞维奇：可不可以这样总结：1965年改革就其时代而言构想正确，但尽管产生积极经济效果，最终却成了高层权争的牺牲品；1987年改革则未能充分考虑新的社会现实，虽起初有政治支持，最终却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后果。您怎么看？

梅德韦杰夫：不完全如此。1965年改革确实死于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但“微观改、不改宏观”的不成体系，也是其易被保守派推翻的重要原因。1987年改革则不同：其构想更为系统与激进，覆盖了经济机制的全部职能与层级。说它带来“负面后果”是没什么根据的，因为改革在主要参数上根本没有真正实施——既因启动滞后，也因政治斗争的急剧激化，这一次不只在最高层，而是蔓延到党内与整个社会。

奥尔塞维奇：转到1987年改革在领导层内部的实质经济分歧。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梅德韦杰夫：几乎所有关键议题都被反复讨论：从企业自主权的边界、计划与管理体系，到价格形成、财政与信贷。分歧实际上是两种路线、两套改革构想的碰撞。雷日科夫及其支持者的立场，与“柯西金改革”的基本原则区别不大：保留指令计划指标、固定计划价格、资源的集中分配，同时在“编制计划、决定品种与价格、缔结合同”等方面为企业扩权。我们则认为，在1987年的条件下必须走得更远：以经济手段为主，逐步以“指导性计划”替代指令计划，过渡到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与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等。国家应通过长期有效的经济规范、对社会重要产品的政府采购，以及财政－信贷杠杆来实施调控。

奥尔塞维奇：这些措施同时会触动管理机关庞大的官僚利益吧？

梅德韦杰夫：对，这会使臃肿的官僚式经济管理装置、众多行业部委与机构“失去用武之地”。本质上，这是推动“国民经济商业化”的阶段。以今天对市场改革的认识看，当年的一些设想当然显得不够、甚至天真；但关键是要启动运动，让实践自行校正路线，并引导我们理解下一步的改革。

奥尔塞维奇：谁支持雷日科夫，谁又支持你们？雷日科夫在回忆录里称，政治局内（尼·）斯柳尼科夫与（列·）扎伊科夫支持他，而在您这边的是雅科夫列夫；他把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描述为“游移不定”。

梅德韦杰夫：政治局讨论，即便最尖锐，也很少走到“举手表决”。通常由总书记作总结：或按修改后的版本通过，或退回重拟，下次再议。在所有议题上，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阵营分布”。多数情况下，国家计委主席（尼·）塔雷津与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沃罗宁跟随雷日科夫；（维·）沃罗特尼科夫与扎伊科夫在许多问题上也支持他（斯柳尼科夫后来改变过立场）。

至于戈尔巴乔夫，把他的立场说成“游移不定”是不公允的。他明确支持在经济上进行深刻变革，支持进步的企业家与学者。最终，1987年六月全会对相关问题的定性，正是沿着这一路线做出的。只是，出于他的风格，他不愿“膝下折人”，而是反复花时间去争取理解与共识——于是才有政治局的“马拉松式”讨论，以及与厂长、部长、党务负责人们的无数次座谈。

奥尔塞维奇：当时是围绕一份统一的改革文本博弈，还是有不同方案并行？通常这个级别的领导即使在闭门会议上也会依据准备好的材料发言，而不会即兴发挥。

梅德韦杰夫：关键文件的准备是这样组织的：在莫斯科近郊的“沃林斯科耶－2”疗养院，由一组学者与党务干部在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下起草改革的理念基础。成员包括（尼·）安奇什金、（阿·）阿甘别扬、（列·）阿巴尔金，以及西塔良、莫任等；还不时邀请其他学者专家、部长与经济部门干部。我本人几乎全程在场。（亚·）雅科夫列夫与斯柳尼科夫常来，最后阶段（尼·）雷日科夫与塔雷津也加入。戈尔巴乔夫至少每周来一次，有时把我们叫到斯塔拉亚广场（党中央办公地）的办公室。最后形成了总书记在全会上的报告与完善后的改革构想草案。

政府一边，雷日科夫主持起草了关于改革具体问题的一揽子“党中央－部长会议联合决议”，并对《企业法（草案）》做了修改。两套材料的对接通过工作会与政治局会议推进，前后约四个月，几乎每次政治局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对接最终并未完全到位：从精神到若干具体问题，党中央－政府的决议都不够“激进”，因此全会对它们只是“原则同意”。

奥尔塞维奇：那么最终谁的改革方案获胜了呢？如果相信雷日科夫的回忆录，胜出的正是他那种“指令计划+企业自主”的二元路径。

梅德韦杰夫：说他“胜出”并不妥。只能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了某种折中与不够连贯。但主要问题的定性，还是按戈尔巴乔夫与支持他的那一派的“激进立场”解决的。若是雷日科夫“赢了”，那为什么他主政的政府没有全力推动既定决定的落实？反而表现出迟缓、犹疑、拖延，甚至采取与全会决议相抵触的做法？

奥尔塞维奇：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

梅德韦杰夫：我来讲具体些。这些在当年的厂长们中间是“常识”，对其他很多人也是。政治决议明确，来自上级的“控制性数字”（产量等指标）对企业只是“指导性”，非强制。但1988年计划编制时，部委与地方机关在国家计委与政府的纵容甚至鼓励下，仍竭力抬高企业生产与销售指标。实践中政府采购的理念也被彻底扭曲：我们原本设想其覆盖面平均不超过企业总产出的20－25%，并对企业更有利，且以竞争方式分配；结果三条没有一条做到。国家计委以“部长与厂长的愿望”为由，将政府采购扩展到几乎覆盖企业的全部产品。

奥尔塞维奇：这是在生产领域的。在流通、定价方面又如何？

梅德韦杰夫：从集中分配转向生产资料批发等进步举措被各种方式拖延。对1987年改革的“致命一击”出现在价格领域：有人提议只调整批发价，不动零售价，并以“社会舆论”为辞。谁都知道，任何零售端的价格上涨，即使完全补偿居民的损失，也是不得人心的事。最终，价格与定价体制改革被封堵——经济改革的“承重梁”被抽走，改革随之注定失败。

奥尔塞维奇：那么，1987年后，指令计划体系还在吗？

梅德韦杰夫：不能这么说。旧体制已经名誉扫地，不可能维持——它开始自行瓦解；但新型经营形式又没有得到保障。这正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国民经济失调、甚至那个不完善的市场也瓦解了的原因。

行政性收入控制取消了，新的市场机制却未建立。企业获得了在物质与金融资源之间进行再分配的广泛空间：按国家采购的低价计划渠道获得的短缺资源，被高价倒卖；企业纷纷“挂靠”的合作社也在推波助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介甚至“空壳”。在国家价格仍冻结的前提下，工资在未增产的情况下上调，导致商品消失、“黑市”扩大与隐性通胀。民众不满理所当然上升，反过来又助长了反对势力。

这里有必要回到斯柳尼科夫的立场。他作为时任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经济部的工作。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1987年上半年他支持雷日科夫；到1988年，改革受阻的后果已显而易见，他转而对政府工作持批评态度，并在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文件，揭示国家财政恶化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

奥尔塞维奇：您认为，如果1987年的经济改革能够落实，就能避免后来那么严重的负面后果吗？

梅德韦杰夫：毫无疑问。像某些论者那样，把1987年改革视作危机加剧的原因，是倒因为果；真正的原因是对改革的阻断。向市场过渡当然会有阵痛：不适销的、没有需求的产品产量要下降；军工经济的“去军事化”会很棘手；但总体上，国家有可能在政府调控的作用下维持市场均衡。

奥尔塞维奇：您的构想与1992年的“休克疗法”本质区别在哪？

梅德韦杰夫：区别是根本性的。简言之，可强调三点。第一，我们主张以市场为基础，但保留国家的调节与引导作用，用经济杠杆维护市场稳定并落实社会、投资等发展项目。第二，我们赞成尽快赋予企业商业自主、放开批发与零售价格，但在产权形式改革上主张渐进与谨慎，坚决反对挥霍人民的财富。第三，国内市场对外资与外来竞争的开放应分阶段推进，随本国企业竞争力增强而推进；我们无条件优先支持本国生产者，保障就业与居民收入。1992年的“崩塌式”改革的“总工们”把这些原则统统抛弃，斥之为“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复辟。

奥尔塞维奇：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的主要原则进入了雷日科夫政府在阿巴尔金参与下自1989年中期起草的“转向市场”方案？

梅德韦杰夫：是的。但新方案是在经济与政治形势显著恶化的背景下拟定的——在阿巴尔金与（尤·）马斯柳科夫的努力下，方案符合形势、更具市场导向；雷日科夫的立场似乎也被形势推向更现实的方向。可当时他“代表官僚利益、阻滞改革”的形象已牢固。方案的起草与讨论是在反对派喧嚣、要求政府下台的浪潮中进行的；又出现了（斯·）沙塔林－（格·）亚夫林斯基的“替代方案”。改革问题沦为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以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政府的下台收场。

奥尔塞维奇：如何理解1990年末戈尔巴乔夫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基本同意叶利钦推动的“五百日”计划（带有“休克”色彩），另一方面又以“完全保守派”的（瓦·）帕夫洛夫替代了“半个保守派”的雷日科夫出任总理？

梅德韦杰夫：需要澄清几点。就经济层面，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政府方案与“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不可调和，他甚至略倾向“五百日”——我赞同这一点。但“五百日”中的若干关键之处令他无法接受：回避政治联盟（联邦－加盟共和国间）的议题，贬低经济联盟的功能（如放弃联盟税收），以及如同列车时刻表般的“过分具体化时间表”的不切实际等。这些点上我也同意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因而他主张把两套方案整合，并事实上促成整合，最终方案得以通过。

至于帕夫洛夫，事后看，这个任命并非良策。但当时他在经济界口碑比较“进步”，在政府内部支持阿巴尔金与马斯柳科夫，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中也有威信。再者，戈尔巴乔夫希望稳住国家财政——而叶利钦当时鼓动“不向联盟预算纳税”，加速了财政崩溃。

奥尔塞维奇：1989－1991年，苏联的经济与政治事件高度纠缠，很难区分因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哪一个是主导因素——经济还是政治？究竟是民族分离主义拉来了经济混乱与危机，还是经济衰败推动联盟解体？

梅德韦杰夫：在您提到的那个时期，即改革的末期，主导权已经转到政治因素手里——不仅是民族分离主义，还有国内政治斗争的整体尖锐化。它导致事实上的“双重政权”、法治的动摇与经济的瓦解，阻塞了经济改革的推进。

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视野看，依我理解，国家总体危机的根源仍出在经济。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的领导层没有捕捉到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折，仍沿着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前行；当然，来自历史的“威权体制”这一政治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负面作用。

2. 国家计委也曾力挽狂澜：访斯大林时期的石油工业人民委员、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39至1985年间在位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拜巴科夫

1998年底，莫斯科“石油天然气出版社”推出苏联计划事业元老尼·康·拜巴科夫的新书《从斯大林到叶利钦》，在俄罗斯引起轰动。不只因为书中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更因为这是一位苏维埃政府老臣对国家往事与今日处境、对何以走出灾难的一番沉思。

奥尔塞维奇：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今年三月您满八十八岁，可要在俄罗斯科学院石油天然气问题研究所的办公室碰上您并不容易——您常在国内外出差。看您桌上堆得满满的材料，今天也很忙吧。

拜巴科夫：前些天刚从阿塞拜疆回来。一些媒体、尤其是《独立报》，一直在那共和国身上煽情，特别是借着石油开采前景。我桌上正整理下一本书的材料——写阿塞拜疆的。1941年我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前线燃料保障全权代表，我可以作证：没有阿塞拜疆、没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我们打不赢德国法西斯。重提这段历史、说给俄罗斯和全世界听，正是我的责任——因为我这个俄罗斯石油人就在那片土地上生、在那片土地上长，父母是巴库工人，也安葬在那里。至于前景，作为专家我认为，阿塞拜疆近海还会发现大油田。至于俄阿关系眼下的难处，是要去克服的。

奥尔塞维奇：您的《从斯大林到叶利钦》是一幅幅历史画面，指向的却是今日的俄罗斯。您怎么看今天俄罗斯经济的状况？

拜巴科夫：是一种混乱无序地挥霍国家财富的状况。可别误会，这根本不是市场。读读老亨利·福特，您就明白什么是文明的市场、其中集中管理又起什么作用。首先，国家应当管价格——我强调，是价格；我们那些蹩脚改革家不懂这一点。至于怎么管、用什么办法管，那是另一回事。

奥尔塞维奇：不瞒您说，您把价格摆这么重，让我有些意外。如今国内外都流行一种看法：成本、价格、财务对计划体制并不重要，那本是个实物为主的体制。三四十年代，您从一名普通的石油工程师一路做到斯大林的石油工业人民委员，这个行业的成长是您一手促成的。请问：价格、成本、融资在行业发展里起过要紧的作用吗？还是说您作为领导，主要靠技术革新、开新油田、组织改造来解决问题？

拜巴科夫：这两者分不开。我书里写过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一幕：我提出冶金部长捷沃相供应的钻杆质量不合格，争论很激烈，最后以斯大林指示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从不可动用的储备里拨300吨钼给冶金部门收场。是什么说动了斯大林？是我那组数据——钻井每出一次事故，要赔上几万卢布。再举一例。把苏联铁路从蒸汽机车转向内燃—电力牵引的纲领，是国家计委按赫鲁晓夫绕过卡冈诺维奇下的秘密指示拟的，底子就是经济效益计算、就是煤炭工业的成本节约。开垦处女地、在陶里亚蒂建汽车厂的投资效益计算，后来也都应验了。这些是成功的例子。也有算错的：卡马兹汽车厂花了设计的两倍；贝阿铁路¹⁰⁷的效益计算出了错。再一例：我主持反酗酒委员会时，依经济计算建议用优质的“卡普里姆”伏特加替代普通伏特加，以减少对酒精的总需求；更早我还促成阿布劳—久尔索高级香槟厂数倍地扩产——人所共知，英国女王点的正是这款香槟。可这些经过财务核算的投资，全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的反酗酒运动¹⁰⁸不分青红皂白地一笔勾销，而且是不顾国家计委的意见硬办的。

奥尔塞维奇：西方甚至提出过一整套理论，说计划体制有“软财政约束”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中央银行想给部长、厂长印多少钱就能印多少。具体到您——身为部长，您感到过缺钱吗？

拜巴科夫：石油工业不论战前战后都飞速发展，给国家财政带来巨额收入。可您要明白——倘若我们在找油、采油的方法上犯了战略性错误，倘若不在成本上精打细算，那既不会有这些收入，也不会有充裕的拨款。所以正确的说法是：石油工业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之所以要什么有什么，是因为它经营得高赢利。

可整个国民经济里，既有赢利的部门，也有因种种缘由亏损的部门，那就得另有一套办法。国家计委四个主要综合司之一，就是投资司，它把有限的投资基金按行业、按五年、按年度往下分。要是“软约束”理论的作者们见过这个司同各行业、各地方机关之间年年上演的硬仗，就不会有那么天真的想法了。这个强力的司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投资严格控制在国民收入划出的那一份之内。

奥尔塞维奇：可持这种看法的人援引计划体制的三点：其一，给各行业的投资不按其盈利率来分；其二，几乎一切商品都短缺，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其三，存在隐性通胀。

拜巴科夫：咱们反过来看。如今苏联解体了，有一点格外清楚：国家几乎每个地区都继承了一套多行业的发达工业。要不是我们一以贯之地推行行业与地域两面的投资政策，这是不会有的。国家计委四个主要综合司里，还有物资平衡司和地区计划司。在扶持赢利行业增长的同时，投资也得一并解决行业间的比例和各地区均衡发展的问题。当然，这种跨行业、跨地区的资金再分配会、也确实招来过不满。可比起今天这种“每个地区、每家企业‘有多大能耐就抢多少主权’”的局面，难道不强得多？

至于短缺和隐性通胀，我这么回答。计划在一切实物和价值参数上历来都是平衡的——这由我们内部的“总参谋部”、即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司负责。短缺的源头，是某些部委完不成计划。典型的情形是：铁矿项目投产误了计划期，便顺着链条引出矿石、金属、建筑构件、管材、设备等等的短缺；连年歉收，又拖出居民对食品、毛织品、皮革、亚麻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奥尔塞维奇：难道政府不曾时不时给国家计委派下任务——去另寻财源以扩大投资、填补预算赤字？

拜巴科夫：这种任务自然派过。可我觉得，这里头藏着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误解。我们不像如今某些政府那样在账目上做手脚、“凭空变钱”。国家计委找的从来是实在的资源。比如靠多出口能源；或者，惭愧地说，靠扩大酒类的生产和销售；又或者靠多从企业利润里提取。唯一带点“纯财务”色彩的，是允许中央银行动用储蓄所里居民的存款，去贷给企业作流动资金。除此之外，要么是增产，要么是实物资源的再分配。

奥尔塞维奇：我觉得，不只西方经济学家，连国家计委的人也明白慢性短缺对经济的破坏。这里有个明显的矛盾：计划是平衡的，可经济里供求之间仍存在大面积的失衡。难道不能在计划里预留专门的“反短缺储备”、设一种供应不足时自动压缩需求的机制，来避免它吗？

拜巴科夫：“压缩机制”是有的——有一套规矩：企业在计划期内没用掉的专项拨款，要收回预算。可这帮助不大，因为短缺的主因在别处，在国家计委之外，我甚至要说，在整个计划体制之外。就七十至八十年代而言，这个主因可用两句话概括：执行纪律的下滑，以及“寅吃卯粮”的倾向日盛。国家计委力图顶住这些破坏性趋势——困难的总根子正在这里。

奥尔塞维奇：照您说的，是否可以理解为：苏联经济每个时期的短缺，内涵各不相同——斯大林时一样、赫鲁晓夫时一样、勃列日涅夫时又一样？

拜巴科夫：粗略说，是的。再添上戈尔巴乔夫时期那种格外尖锐的短缺。而叶利钦时代难道就没有短缺？产量跌了，我们把消费砍掉两三成，却仍旧寅吃卯粮、坐吃山空。国民经济里的短缺巨大，只是它是隐性的，就像从前的通胀是隐性的。把计划体制毁了，换来的不是平衡，而是实际短缺的猛涨。

奥尔塞维奇：这么说，短缺的根子要到社会本身、到它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里去找。顺便说一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诺奖演讲里，正是从这一立场批评西方政府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其要旨可归成一句话：不该寅吃卯粮、花得比真正挣来的多。不过，对计划体制还有一项也许是决定性的指控：它依赖一套刚性的价格体系，不顾供求关系、不顾商品的相对稀缺。有人认为，正是集中定价催生了短缺。

拜巴科夫：不瞒您说，定价历来让国家计委操心。我们很清楚，原料和能源的计划价压得过低，妨碍我们去降物耗、降能耗，加剧短缺。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低价刺激了加工业、运输、市政服务、建筑的快速增长；可后来，它阻碍发展多于促进。我们大概错过了那个该转向灵活价格的历史时机——也就是第八个五年计划、柯西金改革那几年。但这是否意味着要干脆放弃对价格的计划性调节？

如今我们已亲身领教了世界价格的“自发”涨落：七十年代油价一下蹿了两三倍，又骤跌，此后大起大落。今天我们又见证能源和原料价格的一次猛跌。这种波动，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工业乃至整个经济——除非这国家有自己又大又护得住的内部市场。

可见，对基础商品的价格作计划性调节是必要的，但它一定要顾及商品的相对稀缺，并能灵敏地帮着化解短缺。

奥尔塞维奇：这种调节不该只靠行政手段吧？把国家物价委员会从国家计委里分出去、变成一个单独的官僚机关，是不是个错误？

拜巴科夫：很可能是个错误。定价不该同计划分家，这两件事该相互勾连。我记得，学者、尤其是数理经济学家，当年对此批评得最尖锐。既要用直接限制涨价的办法，也要靠调节市场关系、靠计划比例去间接影响价格。

要说明，我们国家计委从没忘记自家经济是商品经济，一直力求把实物比例同以价格表现的价值比例配平。如今俄罗斯的自由派改革者却反对一切价格调节。

把苏联积累下来的、对商品货币关系作计划管理的巨大经验一概抛掉，本身就是一种反常而有害的立场。只有那种残缺、不在行的领导，才会出于意识形态把内行的经验弃之不顾。想想列宁二十年代初的做法吧。计划管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全世界公认的、克服危机的手段。

奥尔塞维奇：这么说，经济是一回事，意识形态是另一回事。那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还是垮了？难道它不是建在某些意识形态原则上的？

拜巴科夫：它首先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目的性”上。八十年代根本没有什么计划体制的崩溃，那是戈尔巴乔夫和他在苏共中央的那些人编出来的神话，好为他们蓄意拆毁计划体制辩护。他们受了西方政客的摆布，到头来自己彻底垮台，还把整个经济一道拖进了瓦解的深渊。

奥尔塞维奇：那么，几千万党员当时在哪儿？您书里写道，腐烂的过程在苏共内部早就开始了。

拜巴科夫：别怪罪整个党。苏共是个复杂的肌体，绝大多数党员是忠于人民利益的老实人、苦干者，我自己一辈子也是这样的人。但那时我们有很多没看明白。如今我认为，赫鲁晓夫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把党的大门向一切管理者、专家不加甄别地敞开。他的本意是好的——提升党组织的胜任力，好让党直接掌起整个国民经济。可实际上，随着诚实而在行的人一道涌进党来的，还有一批本事不大的钻营者，他们把全副气力都用在不惜代价往上爬。据我观察，到七十年代末，这种不大胜任的钻营者，在中央、在政治局、乃至在某些部委里，已经为数不少。1991年秋，他们轻轻松松就改换了门庭，有些人还当众撕了党证。

奥尔塞维奇：会不会正是因为更早些时候，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莫洛托夫连同赫鲁晓夫本人和别的许多人，把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清除掉了，才让不胜任的钻营者得以占了上风？

拜巴科夫：是赫鲁晓夫、后来又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事情说得好像受镇压的全是无辜者。其实，列宁去世后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三十年代还在延续，双方都来势汹汹。党确实濒于分裂，虽说这一点不是人人看得见。悲剧在于，许多没参与、却被诬陷的无辜者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譬如季诺维也夫就不能这么说。可像国家计委主席、大经济学家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被贝利亚诬陷的。作为许多事的亲历者，我确信大规模镇压的主要罪责，首先在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这些人，在阿塞拜疆的巴吉罗夫、乌克兰的赫鲁晓夫等人身上——是他们夸大危险、向斯大林施压、要求扩大镇压。斯大林当然脱不了重责，可事实是，他还尽力约束过这些同僚的“热情”。我自己三十年代也险些做了巴吉罗夫的牺牲品，离被捕只一步之遥，是远东的军旅生涯救了我。后来在卡冈诺维奇手下当副手、再到当部长时，我都设法搭救同事，虽然多半没成。

奥尔塞维奇：今天的人难以理解：在大规模镇压之下，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多数人，何以仍旧信党、信斯大林？连受害者中都有人至死不弃这份信念。原因是什么——是高明的宣传？是恐惧？是内战留下的那股戾气？

拜巴科夫：这三样都不是主因。信任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作——全党和它的领导、政府为建设强大的经济、国防、发达的教育卫生而做的那种紧张、不间断的工作。我在书里写了自己当石油领导时几桩惊心动魄的事，就是要让人看看斯大林是怎样日复一日地处理棘手的国计民生难题的。我想，别的经济口的人民委员，也都有关于他的故事可讲。可惜，史家、作家、回忆录作者至今没能写出斯大林活动这最要紧的一面——或是没看懂，或是不愿写，或是写不出来。而缺了这一面，别的一切也就看不明白。别的党的领导人也一样日夜拉着这辆重车：凶悍的卡冈诺维奇管能源交通，阴鸷的贝利亚是我们原子能事业的组织者。党和人民都知道这些。所以，纵有许多沉重，他们仍旧信、仍旧忍、仍旧干，挺过了战争的考验，又把国家从废墟里托了起来。

奥尔塞维奇：历史不可简化——您的书正说明了这一点。把历史简化得荒唐，今天我们就是在愚弄自己。但请容我说一点观察：一本书越贴近真实的历史，就越“独立”于作者自己的评判。我在您书里就读到了这样的印证——在建起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这座大厦的同时，恰恰在它的地基底下埋下了几颗延时的地雷与炸药：人民对那些本不必有的牺牲挥之不去的记忆，对建设者本身那套严酷的官僚监控体系，以及经济军事化那副不堪重负的担子。

拜巴科夫：这问题不新。我就照自己的理解来答。三十年代、战争年代、战后重建时期，我国人民懂得严酷的限制、懂得绷紧一切力量的必要。而从1953年夏起，马林科夫、继而赫鲁晓夫，开始一以贯之地推行——借用您问题里的话——“排雷”的路线。党经受住了二十大对我们而言堪称“信念考验”的那一关。另一回事是，赫鲁晓夫在这条路上犯了一些根本性的失算，日后都显了出来。在我自己分管的那部分工作上，我也按自己的理解同这些失算抗争过，结果自然吃了败仗，被“送去再教育”——发配到克拉斯诺达尔。五年后又被调回。

奥尔塞维奇：您指的是1957年您公开主张保留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行业原则、惹得赫鲁晓夫大动肝火那件事吧？在问具体问题之前，请先给我揭开“拜巴科夫之谜”：将近半个世纪，您都同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这些人危险地共事，却不逢迎、不谄媚，还常当面对他们讲些不中听的话。别人这么干会丢官、甚至丢脑袋。怎么能几十年逆流而行，还一直留在领导层里、而且是在原则上截然不同的几届领导层里？

拜巴科夫：因为在我的立场、我的发言里，没有一丝私念——既不为我个人的利益，也不针对具体某人的好恶，没有半点钻营或排挤，只有事业的利益，只有对局势冷静的分析和具体的建议，外加持之以恒的苦干。这些，人们不仅看得懂，也感觉得到；而且他们看到，我对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是真懂。这就是全部的“谜”。谁愿意，尽管拿去用。

奥尔塞维奇：那么斯大林对人民委员那句有名的要求——“公牛般的神经，加上乐观”——又怎么说？

拜巴科夫：这是每个部长都该有的最低限度。可单凭它，要跑完这场马拉松显然远远不够。您注意到叶利钦的部长换得多快了吗？走马灯似的。因为他们追的是那个被官方喊出来的口号——个人发财。留得下来的，是想着干事、而不是想着讨好“老板”或从中渔利的人。

奥尔塞维奇：现在说具体的。您一再表明自己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行业式的计划管理。1957年，您在自己出任主席的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里设了行业司，惹得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不满。不仅如此，在一次全苏会议上，您还同赫鲁晓夫当面争执——对他来说，撤掉行业管理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可当赫鲁晓夫把您本人作为惩罚发配去当克拉斯诺达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时，您在那里把地区经济治理得很有起色，这岂不等于把您自己那套行业原则给驳倒了？

拜巴科夫：这是个原则问题，触到我“经济哲学”的根本。先说一点：我不反对国民经济委员会、也从不反对，因为我认为管理应当靠近生产。但同时我不能不看到，苏联经济的前途首先取决于两个进程能否办好：科技进步，以及大型专业化生产的建立。一旦把“行业”作为计划管理的特殊对象丢掉、把一切经济权力都集中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到头来这两个进程都会受阻。赫鲁晓夫只看到行业部委的反面——它们的官僚主义、结构上的保守、它们同“个人崇拜”的历史瓜葛，却不愿看到改造它们、改变它们职能的可能。这暴露了赫鲁晓夫的不在行，也暴露了他的民粹。我认为，赫鲁晓夫被推翻之后，棍子又朝另一头弯过了头——干脆把国民经济委员会全撤了，而且又是出于政治考量。

再说我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工作。五年里，我们差不多重建了一套强大的制糖工业，又把天然气产量翻了好几番——两样都是按全苏联的需要来布的局。所以这里我也没改自己的看法。倒是别的许多国民经济委员会只顾本地，拖欠对外地区的供货，这种地方主义动摇了计划纪律。地方权力过大，会瓦解统一经济，正如后来复设的部委权力过大同样在瓦解它。

奥尔塞维奇：看来，不只是部长们，连苏共中央里不少人也反对撤销部委？这个问题不只有历史意义。近些年我们也作过不少一时冲动的民粹决定，事后想来只觉羞愧。

拜巴科夫：反对的人当然不少。可反对者明显缺胆量、缺力量。为了把这个错误缓和一些，我提了个折中：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按州、而按大区来组建，再设一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¹⁰⁹来统管它们。勃列日涅夫赞成，可赫鲁晓夫断然否决了——他是个走极端的人。倒是他在苏共中央机关里设了庞大的行业司，反倒助长了党自身的官僚化。

奥尔塞维奇：关于赫鲁晓夫怎样被罢黜，写的人不少，甚至有部电影，把历史真实同动作片、滑稽戏搅在了一起，两边都画成漫画——意思是瞧瞧那是个什么样的政权。今天电视上的《木偶》¹¹⁰把我们的当政者刻画得更夸张，但其作者并不自命在讲历史真相。我的问题是：地方上的经济领导——厂长、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赫鲁晓夫是什么态度，拥护还是反对？

拜巴科夫：我承认也有拥护者。可我确信，多数人还是反对。这倒不只因为赫鲁晓夫某些惹人反感的个人缺点（自负、专断、文化不高等等），更因为他把不停地改组当成解决经济问题的头号办法。在这种走马灯般的反复变动和惶惑里，要办成大事变得很难。尽管赫鲁晓夫也确有不少成就，例如在农业的物质刺激、开垦处女地、住房建设、铁路从蒸汽牵引转向内燃和电力牵引等方面——这都是人所共知的。

奥尔塞维奇：赫鲁晓夫一去，领导层的局面变了，您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请去当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您书里写柯西金的篇页温厚而敬重，写勃列日涅夫则多有批评；可“柯西金改革”那一节又分明显出，您对这场改革有所保留、而且至今如此。这两者怎么调和？

拜巴科夫：您这问题背后还藏着一问：莫非我——连同勃列日涅夫——是改革暗里的反对者？不，不是。事情远比如今描画的复杂。

先说我对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的看法。在我看来，评判一个国务活动家，头号也是决定性的标准是他的胜任力。柯西金极其在行——这一句就够了。勃列日涅夫则明显差些，何况他也不怎么用心去增长才干。他别的种种优点——和善、随和、稳重——补不了这个短板，有时反倒把它衬得更显。勃列日涅夫意识到柯西金高出自己，而他权欲极重，便把众人对柯西金的敬重视作对自己地位的威胁。勃列日涅夫拿我当“柯西金的人”，可我虽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怀有好感，却从不是任何人的人。我是石油人，是部长、是国家计委主席、是党中央委员，也就是说，我就是拜巴科夫本人。我自觉这一生，算是驳倒了法国人塔列朗¹¹¹那条主旨——非得依附某个集团不可。

再说1965年改革。这件事上，国家计委领导层是毫不含糊地支持柯西金的，是他的依靠。勃列日涅夫也支持——他意识到物质刺激的作用。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支持，改革根本无从谈起；别忘了，改革的拥护者在政治局里并不占多数。政治局里反改革的多数派由波德戈尔内¹¹²挂帅，他的姿态相当咄咄逼人。比如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扬言：“要这改革干什么，我们这样走也不赖。”这些部长和中央委员当然知道，其中一部分人也分担着这股抵触情绪。所以改革从一开头就是顶着反对者的压力推行的。而这桩事又复杂，对苏联经济还是全新的。改革推行中，潜藏其中的矛盾显露出来——我们国家计委不久也感觉到了。可我承认，要既化解这些矛盾、又不伤及改革，我们没能做到。

奥尔塞维奇：众所周知，改革给了企业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您看，1965年那会儿，柯西金和别的改革者是否抱着这样的目标：最终在苏联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也就是有竞争、有定价自由、有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

拜巴科夫：我们的目标是严肃的——在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达到优质商品的充裕。为此可以容许竞争、容许定价自由、容许设备买卖；但同时要把公有制和计划管理保住，当作经济的根基。这么说，我们明白应当形成一个市场，但是个受国家严格调节、服从总体计划任务的市场。不是社会为市场，而是市场为社会。

奥尔塞维奇：可这个目标没能实现。有人把它归于计划与市场总体上不相容，有人归于力图保住对企业之权的部委官僚的抵制，有人归于军费的压力，有人归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您认为失败的主因是什么？

拜巴科夫：首先，如我已说过的，只要方法得当，计划和市场是能结合的。至于别的缘由，那都存在。但我想特别提请注意一点：改革推行中暴露出，它带来的收益几乎全集中在一头——在企业手里；而对居民、对国防等的财务义务这副担子，则整个落在国家身上。这种内在于改革条件里的失衡，催生了一股反向的趋势——财政机关对企业刺激基金的侵夺。这种“财务进攻”自然动摇了改革的根基。而行业部委呢，又既没能、也不愿改掉对企业那种命令式的管理作风。

奥尔塞维奇：财政部的人这么“侵夺”，有没有过硬的理由？

拜巴科夫：有。许多拿到自主权的企业，相当一部分利润不是靠真把工作做好挣来的，而是靠抬价、靠降质压成本、靠变卖国有财产——商品物资存货和设备。看来财政部本该预见到这一点、去改革利润税制。这不是说要像如今这样几乎把利润全抽走；而是该依法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合理、公道地分配利润。那样就不会有这种荒唐事了。

奥尔塞维奇：看来财政部、行业部委之所以能对抗改革，是因为它们在苏共中央各部、尤其在政治局里有靠山？

拜巴科夫：是的，如我所说，政治局里一批委员不支持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他们格外活跃，竭力让勃列日涅夫相信，那国家的政治危机正是经济改革所致。从那时起，勃列日涅夫开始对改革持否定态度，而柯西金没有足够的支持去坚持。其实那场危机另有缘由。匈牙利在卡达尔¹¹³治下十年的经验表明，推行得当的经济改革会巩固政治权力。今天中国的例子也说明了同一件事。

奥尔塞维奇：那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政府呢？他们1987年通过《企业法》、自己动手推行经济改革时，从柯西金改革的经验里汲取了什么教训？

拜巴科夫：我不会把戈尔巴乔夫同雷日科夫绑得这么紧。雷日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之前，是我在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席，管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再往前是重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更早是“乌拉尔重机”厂厂长。什么是经济真理、什么是人民利益，他懂。可他落进了戈尔巴乔夫及其身边那些人不停的压力之下，而他们一心要学西方。

由此也就答了您的问题：1965年改革的经验，被他们解错了。第一，宣称改革据说证明了集权计划同企业经营自主不相容——结论是：拆掉计划。第二，改革据说证明了行业管理多余——结论是：打倒行业经济机关。第三，经济改革同苏联政治制度不相容——结论是：把它也毁掉。这种对改革经验的解读，同事实没多大关系，结论就更不沾边了。

奥尔塞维奇：可您书里又印证了一桩史实：推行改革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就经济成果论，是苏联历次五年计划里最好的。改革一收，成果就坏。这岂不说明，政治和意识形态、集权计划和部委管理，恰恰正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

拜巴科夫：这种看法如今很流行，可它同样是个错误的简化。1966至1970年为什么最好？这里有好几个因素在一起起作用：在推行改革的同时，行业管理在恢复，集中计划在大为改进，加上被撤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留下的那股地方首创精神还很强；再添上政治和干部的稳定。还别忘了，那时国内还有未用上的劳动力后备。要是依第八个五年计划的经验作客观而非有倾向的结论，那么它恰恰指明了一条把计划与市场、行业与地域管理结合而非对立起来的路。根本的失算在于：没有顺着这条路再往下走。

奥尔塞维奇：是否可以说，1987年改革（《企业法》）是对一种片面倾向的反弹？这种倾向是在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收缩柯西金改革之后冒头的，即偏向计划集权和部委行政那一头。

拜巴科夫：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是个反弹，可棍子又猛地朝相反方向弯过了头，而且重犯了1965年改革那个主要的经济错误：把收入留给企业、把支出留给国家。1988至1989年商品需求猛涨，货架空了，隐性通胀起来了，国库也空了，戈尔巴乔夫只得低三下四去乞求外债。

奥尔塞维奇：这已经是1991年那些致命事件的经济序幕了。可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并非始于戈尔巴乔夫，而是早在七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当政时就开始了——这一点您书里也讲得很清楚。

拜巴科夫：我书里讲的略有不同。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里，苏联经济仍在增长，人民福利仍在提高。所以，无论第九、第十还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都谈不上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

我书里说的是困难、负面趋势的出现和累积，而我们一直力图克服、也确实克服着。增速确实在放慢，可那是增长的速度，不是下滑——下滑是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才开始的。何况那时我们的增速不低于西方国家。所以“民主派”报刊上那些关于“恶化”的鼓噪，除了叫它对现实的宣传式歪曲，没有别的名目。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虽缓慢，却在上升，到八十年代中期，比如今高出一倍到一倍半，更别提那时根本没有当今这种贫富之间野蛮的鸿沟。国防也强到没人敢动我国和我们盟友的利益与尊严的念头。哪像如今——面对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行动，我们只能摆出一副尊严受辱的样子，向联合国申诉，而在我们无力的处境下，联合国也同样无力。

奥尔塞维奇：请容我细问一下，是哪些困难和负面趋势拖累了经济发展？有一组缘由您已点过——经济机制里“掉了”几个必需的环节，比如企业的经营自主和地区的首创。还有哪些要紧的毛病妨碍了发展？

拜巴科夫：短短一席谈，对这么大的问题只能笼统地答、拣要紧的说。我们当时那套机制，粗略说就是：集中计划，加上面向计划的物质刺激，加上经由部委的行政管理。要让这样一套经营体制有效，得有两个战略前提：第一，计划要最优，并以科技进步纲领为基础；第二，要严格遵守计划的执行纪律。

先说第二条。从七十年代初起，越来越多的部委完不成年度计划任务，而为了把奖金一分不少地拿到手，便跑来向国家计委请求下调计划任务。这通常发生在十二月，所以我们国家计委给这些求情者起了个外号叫“十二月党人¹¹⁴”。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部委在编计划时压低自己的能力，又拖延对协作方的交货期。一句话，经济纪律在下滑。这股风从哪儿来？某种程度上是从苏共中央领导层的工作人员那里、从中央行业司的“游说者”那里、从勃列日涅夫身边那些人那里来的。他们事业上才干不足，便靠对自己庇护的人和缘、对懒散者宽纵来弥补，而后者也就坐享其利。经济管理体系里的责任感落了下去，结果也跟着坏了。这种事就在我眼前持续了许多年。

奥尔塞维奇：这不只导致数量指标变差，也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吧？您书里有一段，我得说，称得上是史诗般地描写了国家计委同部长会议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较量。

拜巴科夫：别夸张，我可同时也是柯西金的副手。不过我不否认，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我的支持下，确实给部长会议主席和主席团某些成员添了不少烦恼。柯西金当然知道经济纪律在滑坡，也尽其所能地同它斗。但他想不到事情会闹到食品和工业品大规模造假的地步——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为了那点轻巧的财务好处和好看的计划数字，竟做出这种事来。国家计委的人揭出来的那些事实，把柯西金惊得目瞪口呆。

奥尔塞维奇：柯西金的处境可以理解。一头，是国家计委把不堪的现实摆到他面前；另一头，在既成的条件下，他又做不到该做的事——上政治局当面对勃列日涅夫说：瞧瞧你一味迁就纵容，落到了什么地步。我忍不住要发一句议论：对恶的纵容，永远是回旋镖。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总统对腐败的纵容，反弹回来打的正是总统权力本身。

拜巴科夫：柯西金当然在勃列日涅夫面前提过这些问题。可他每次都撞上围在总书记身边那帮抱成团的逢迎者。别忘了，勃列日涅夫最后几年病势沉重。至于国家计委，我们从不以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间打楔子为目的。可我们觉得，把生死攸关的问题——无论多么不中听——直截了当摆到部长会议和政治局面前，是我们的本分。可惜，政治局往往一项实际措施也不采取。

实事求是地讲，我还得请您注意：在同柯西金的争执里，国家计委并非总有理。有时反倒是他对，是国家计委领导出了错、或没做到家。这既涉及一些大的技术问题，也涉及经济问题。我们都努力改正自己的失误。

奥尔塞维奇：现在请转到科技进步的问题。当代文献里普遍有一种看法：正是集中计划成了科技进步的刹车。可您书里恰恰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表明，国家计委、您本人，是把推广创新看作头等大事的。我从科学院的同行那里也知道，国家计委定期办科技成果展，您本人就站在展台前同专家一起，当场拨出不小的款子去扶持有前景的项目。那到底是什么妨碍了先进技术的推广？是谁在妨碍？

拜巴科夫：就拿我扶持果蔬臭氧保鲜技术那件事来说吧，可以看出，出来作梗的是某些部委的工作人员和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有的人根本惧怕新事物、回避风险和责任，有的人则被嫉妒、或不肯承认自己旧错误的心理攥住了。可这问题意义重大，事关每年制止以十亿计的产品损失。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爱沙尼亚著名发明家欣特¹¹⁵的悲剧命运，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结构材料。尽管我竭力相助他和他的研究所，他还是因为一些形式上的财务违规被判了刑，死在狱中；研究所被解散，尽管它的成果已经证明对国民经济有利。这一切是谁干的？爱沙尼亚共产党的领导层。他们看不惯这位发明家不好相处的性子，看不惯他善于在物质上激励自己的同事。欣特死后获得了彻底平反。

奥尔塞维奇：看来妨碍的具体缘由很多，一个官僚就有一套作梗的手段。能不能拈出一条您一向最常撞上的、最要紧也最普遍的原因？

拜巴科夫：能拈出来。研发与推广新技术这件事，比别的事都更需要胜任力。不胜任就出错，错多了就生出对新技术、新工艺的病态恐惧。这么说来，领导者在这一领域的不胜任，就是头号障碍。

奥尔塞维奇：可苏联的科学技术毕竟还是在发展的？

拜巴科夫：我们在部委下面建了数百个科研院所、试验工厂。可要把本国先进成果（军工除外）推向大规模生产，困难始终存在。国家计委一再要求各部委采用最新技术工艺，尤其在新上的项目上。于是部委找到了一条绕开的路——大批从国外进口新设备，何况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扩大也给这提供了可能。当然，当我们自己一时造不出某种世界水平的技术时，这种进口完全可以理解。可问题恰恰在于，许多部委为了省去麻烦、躲开风险和责任，开始回避在国内下研发新设备的订单，转而一门心思“抠外汇”。结果，依我看，我们在若干方向上反倒拖慢了自己的科技进步。民用工业和农业同西方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这里头当然也有一层缘由：我们不得不把最好的资源集中到国防工业，它的科技水平不亚于美国。

同时，我也不能赞同夸大我们的落后。如今流行一种历史的受虐癖。是的，我们在计算机、家用电子和电工产品上落后；可我们在冶金、能源成套设备、石油勘探开采设备等一系列领域的技术工艺，使我们能在世界市场上有力竞争，因为就水平和质量论，它胜过西方最好公司的产品。

奥尔塞维奇：您书里的材料说明，经济纪律也好，技术进步也好，都是一条条战线，那里需要统帅、需要战略战术，而最要紧的，是需要一支天天准备厮杀的士兵大军。

拜巴科夫：那您以为西方、在市场经济里，就没有日日的厮杀吗？那里的搏杀更为激烈——为公司活下去、为不被甩进失业大军而搏。正是靠这种持续的紧绷，他们才取得了自己的成就。有句俗话：“不肯学人家经验的，就得拿自家脊梁去学。”西方的经验，我们许多人没拿来受用；如今正拿自己的皮肉去领教：没有纪律、没有有组织的努力，什么也成不了。

奥尔塞维奇：也许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大过——我们把年轻人惯得只会“撒欢”“松劲”。不过还是回到经济上来。您方才指出首先得有一个最优的计划。可在苏联那么高的国防开支下、在部委和地方主官为投资不停争夺下、在党中央对计划的插手下，这样一个最优计划可能吗？

拜巴科夫：这里同样是一条“战线”。就1965至1985年我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这段而言，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是我们编的，柯西金的参与（到1979年）主要起领导作用。中央上层根本没有能在行地弄懂这套业务的人。比如我给勃列日涅夫汇报下一个计划的草案——在他去打野鸭之前和之后——他想深入钻研，结果只是徒然费神，随后在政治局上不加讨论就批了。

这绝不是说勃列日涅夫和别的最高领导不参与计划编制里具体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国防开支的问题。这个绝密中的绝密，只有寥寥几人知情——勃列日涅夫、我，还有中央、部长会议、国家计委相应司的负责人。比如我就得费许多口舌去说服勃列日涅夫：不相应削减农业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国防开支就无法增加。在各行业、各共和国、各州之间分配投资基金时，我也得顶住来自它们的压力。您明白，经济的行业结构能否优化，全系于这种分配。

奥尔塞维奇：关于最优计划的理论，写得不少。可在实践里，您编制远景计划时实际贯彻了哪些优化原则？

拜巴科夫：首先，我们力求把国民收入的增速最大化。同时我们盯着，要让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一道增长。我们在远景计划和年度计划里都看重一条：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工资的增长。这条原则还是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提出的。后来，尤其在七十年代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第一、第二部类比例的争论里，这条原则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

我认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例，在不同阶段可以不同，这上头不该有教条。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般应当快于工资的增长，否则我们就会看到那本该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被“吃掉”。这一点对将来——等我国重新恢复增长时——同样要紧。

总的说，还得记住：计划工作者得有活络、灵巧的头脑，因为计划是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编的，得随这些条件去调整。收成的骤变、被迫增加的国防开支、基本建设计划的变动，添了多少麻烦。国家计委的领导干久了，就不仅会“知道”、还会“感觉”自己国家的经济，凭直觉预先察觉它某些环节里正在累积的复杂与脱节。

奥尔塞维奇：报刊上、尤其西方，流行一种看法：苏联国家计委几乎是国内最保守的经济机构——无论就其工作人员的观念，还是就其工作方法。可您书里有不少材料证明恰恰相反。那么，眼下该给这个“国家的经济总参谋部”作一个怎样的总账，您会如何评价它的工作？

拜巴科夫：要我像未来的史家那样冷静地权衡一切利弊，是难的。毕竟，国家计委一整个时代——1955至1957年、1965至1985年——的活动，大半责任在我。但事件密集的时光帮着我们去评判、去自评——毕竟此后又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借这点经验，对过去的某些结论可以有把握地下了。

那就说人。同任何大机构一样，不只我们这里，西方也是，国家计委里历来不乏在行却保守的专家。这并不坏，因为有理有据的怀疑，是过滤那些不成熟的新提法的一道筛子。一个保守者，只要是有知识、有经验的对手，而不是自负的咬文嚼字者，就有用处。但国家计委的多数业务骨干和领导，毕竟是有首创精神、按现代方式思考的人，我在书里都点名提到了他们。他们的进步立场不体现在宣言里，而体现在发展计划方法那种日复一日的细致工作里。这二十年里，我们的计划工作迈出了一大步，发生了根本的改观。

我只点几个方向。首先，是借助计算技术、以部门间平衡模型为基础对计划方案作多方案测算。其次，是规划－目标法，靠它编出了数百项具体纲领并纳入了计划。长期预测作为计划的前置工作，得到了重要发展。在发展计划的定额基础、在企业“护照化”上，做了一项真正浩大的工作。还研制、推行了各种效益测定方法，尤其针对新技术。这串单子可以列得很长。

在发展计划方法上，柯西金一直推着我们走，可以说一直在催、在赶。我们自己也努力，把科学院、高校和我们自己的科研力量都拉进这件事；同时也借用国外在预测、规划、指导性计划、运用国民经济数学模型方面的经验。

正因为国家计委不断地发展、更新计划工作，尽管自七十年代起社会和经济里的负面趋势——纪律下滑、开支无度膨胀、影子经济与腐败扩张等等——在加剧，我们仍设法保住了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国家计委里没有“停滞”。

倒是1985年以后，国家计委实际上被剥夺了捍卫全国利益的能力，于是一连串政治经济的冒险接踵而至，把国民经济拖垮、拖穷了：反酗酒运动、“加速”、《企业法》等等。

奥尔塞维奇：书的末章您勾画了一套让俄罗斯走出当前灾难处境的纲领。我想，它或许会以“拜巴科夫十点”载入史册。请您讲讲这套纲领的逻辑、它的根基。

拜巴科夫：这不是纲领，而是制订纲领的出发点。它的根基不是哪种意识形态，而是我国人民的利益，是现实主义——对我们所处境地的冷静估量。假定我们能止住继续下跌、并实现每年3%到4%的增长，那么单是要回到1991年的水平，就得花上15到20年。而今天我们正吃着老本，经济还在瓦解，连国家本身都濒于解体。已经退无可退。盖达尔¹¹⁶和丘拜斯¹¹⁷那套“各人自扫门前雪、上帝管众人”的哲学，已被证明是自杀性的。我们必须为自救而团结一致。

最要紧的，是国家应当明确划出自己对经济状况负责的边界，在市场的自由空间里建起一套计划性管理机制。承认多种所有制并存，但要终结如今这种局面——明明亏损的私营部门把国有部门当奶牛来榨，反过来还骂它“低效”。让每一种经济成分都向人民证明自己不是寄生虫、证明自己能产出利润。其次，对战略性商品和服务——能源、化肥、运价、粮食、药品——实行国家价格调控。要有专门的固定资产恢复与发展纲领。对预算支柱性商品——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木材等——的出口实行国家垄断。要采取措施扶持科学、扶持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两样我们已经丢掉了一大半。要让金融机构的活动服从于发展生产的利益，制止资本的非法外流。要终结人们“逃离本币、奔向美元”的局面，确立坚挺的卢布汇率。要消除由封建特权、无法无天、银行专横等等造成的、各阶层之间掠夺性的收入鸿沟。

新路线一确立，就要严惩腐败；对这一领域过去的罪行，考虑到其规模、也考虑到国家本身纵容之过，可视当事人弥补所造成损失的意愿区别对待。

您瞧，我提的这些里，既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幻想。我所依凭的不只是自己的经验。诺贝尔奖得主瓦·列昂季耶夫¹¹⁸和德·诺斯¹¹⁹也尖锐批评“休克疗法”，呼吁顾及经济现实、顾及对经济过程加以管理的必要。

奥尔塞维奇：要是把问题问得纯粹务实些——落实您这套纲领，该从哪里着手？

拜巴科夫：从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农业、燃料动力综合体着手。第一，因为这两个行业对我国人民的生计有着关键意义。第二，它们同别的行业紧密相连，它们一增长，就会把整个经济带起来。

奥尔塞维奇：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支持您这套纲领？

拜巴科夫：我们不妨算一算。科学和技术知识界1000万到1300万；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1000万到1200万；高技能的一线生产者（工人、工长）2000万到2200万；再加上医生、教师——合起来约5000万有作为的社会成员。

我还确信，我的这些主张在独联体别的国家也能得到支持。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会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从而给它们各自的增长添一份动力。

奥尔塞维奇：那么，我们今天到底缺什么？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缺人民围绕一个党团结起来？还是缺对自身生存之根所受现实威胁的认识？

拜巴科夫：我看，如今人民已经全看明白了。1998年8月17日的经济崩盘之后，亲西方政治路线在北约对南斯拉夫行动一事上破产之后，最后一点疑虑也烟消云散：俄罗斯整条政治经济路线都得来一次根本转向，得抛掉这套腐烂的、盗窃式的自由主义。我在书里写道：“……必须让国家的总统和政府刻不容缓地把治理国家、治理经济的缰绳攥到自己手里。”

奥尔塞维奇：我看得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拜巴科夫今天一如半个世纪前，想的是事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怀着这份心，他准备好去抵挡任何一时的潮流。

谢谢您接受这次访谈，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3. 柯西金改革及其被行政指令管理体制所压制——访苏联国家计委前副主任、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巴丘林教授

奥尔塞维奇：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在前苏联经济学界，不仅以实干家闻名，同样也是家喻户晓的计划理论专家。您1973年出版了《计划经济管理方法》，后来被改编为教材。刚好我们可以从这本书谈起：国家计委的领导层、骨干们对经济理论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

巴丘林：我从1966年起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直任职到1983年。就这段时间我亲身的观察与接触而言，可以这么说：不仅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就连部长会议和政治局的许多干部，对钻研经济理论、把它创造性地用于实践，都没有多少热情。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与国家计委主任尼·康·拜巴科夫接触过，就提振经济、就六十年代启动的那场改革所作的具体工作，经常会发展成长谈。这些问题让拜巴科夫（本行是石油工程师）很感兴趣。凡涉及完善计划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容，他都听得专注而热切。阿·尼·柯西金我印象也很深。他算不上大理论家，却有一种独到的经济天赋：能把国民经济全局的技术、财政、社会联系看作一个整体。这种情形难得一见——凝练的实践经验胜过了抽象的理论。

奥尔塞维奇：苏联国家计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国家计委的许多领导人理论水平不足，是什么造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格罗曼¹²⁰、巴扎罗夫这样的理论家在国家计委里光彩夺目；此后接棒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与斯特鲁米林另成一派，光彩不减；战争年代直到1949年沃兹涅先斯基被捕，国家计委的理论领袖就是这位主任本人。这种退化，是不是因为官方奉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实干家那里已经威信不再？

巴丘林：您看，关键看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格罗曼和斯特鲁米林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立场却针锋相对，计划问题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没妨碍格罗曼和巴扎罗夫走出预测－指导计划这一路（在当时条件下，我认为这才是对的），跟斯特鲁米林那种指令－唯意志论的路子正好相反。至于实干家看轻理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赫鲁晓夫时期尤其严重。

奥尔塞维奇：最高领导层确实把经济理论看作意识形态的分支、党的宣传工具。也难怪，苏共中央分管社会科学（不止社会科学）的，正是意识形态书记。不过据我所知，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国家计委综合部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第二卷。大家都知道，该卷讲的是再生产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宏观经济。

巴丘林：完全可能。当时综合部由一位严肃的学者格·索罗金教授主持，他后来调到了科学院。应当说，直到七十年代，国家计委里还把马克思当经济学家敬重。但把他奉为正统，跟真正懂他，是两回事。比如，每年给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办两场理论讲座（最多时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人听），可偌大一个国家计委却找不到能胜任当代问题讲授的讲师。有一段时间，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是日后的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可他也回避这类发言：一位优秀工程师，做过大厂厂长、副部长，到了国家计委照样对经济理论提不起兴趣。

奥尔塞维奇：这在今天听来很怪。不先成为高水平的经济学家，怎么胜任经济领导工作？

巴丘林：过去如此，现在也差不多。我国许多领导人并不操心懂不懂经济学，有效市场体系的理论也不例外。绝大多数苏联厂长认为：生产里的“经济”事务归厂里计划处、财务处那些人管；厂长自己的本职是组织生产、“拿出一份可行的计划”。部长和国家计委里许多工作人员也是这种“组织者”心态。国家计委各层级，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人本就不多；更多的是工程专业出身、各行业的窄口径专家。他们对经济理论本身也没什么兴趣。遗憾的是，如今的经济部和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情况也一样。

奥尔塞维奇：这么说来，在国家计委这个最高经济中枢里，主要做的事反倒跟“经济”没什么关系？顺着这点再问一句，国家计委的事务里，是编制远景计划多，还是落实计划的日常工作多？

巴丘林：如果把“经济工作”主要理解为成本与成果的对比、方案优选，那么只有国家计委少数几个部门，比如综合部和财务部，承担这类工作。大部分行业部离这类任务很远。这是问题的前半。后半：国家计委最耗人力、最繁重的工作，是编制年度计划并逐日督促执行。日常“杂务”占去过多时间。那就是资源调配、修正、对接、协调，靠的是经验、积累的人脉、信息掌握和技术知识。赫鲁晓夫时期曾尝试把长期计划工作（国家经济委员会）与五年及年度计划编制（国家计委）分开。但这次尝试未成，因为长期计划（十年及以上）、中期（五年）与当期（年度）计划本来就得做科学衔接。

奥尔塞维奇：研究苏联经济史的学者有争议：真正起更大作用的究竟是计划决策，还是“计划外”决策？换个问法：五年计划在执行中偏离的幅度有多大？经济究竟是“计划的”，还是只是“中央管控的”？

巴丘林：我认为，有些历史学家低估了远景计划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顺便说一句：今天对“以科学为依据的远景计划工作”（也就是借助科学预测与专项计划）作用的低估，跟当年这种低估一脉相承。而这对眼下几项紧要任务仍极为关键：加快科技进步、扩大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产出，等等。

奥尔塞维奇：您这份信念的依据是什么？

巴丘林：经济内部有一套相当刚性的跨行业联系，也有生产结构跟居民、国家收入结构之间的比例。在五年计划里，所有这些比例都得平衡。所以，计划一旦生效，如果想大幅调整某行业的任务，只能靠现有储备腾挪。否则就得重审整份计划，因为一个行业会牵出一长串其他行业。战后这种全盘重审只发生过一次：第六个五年计划执行三年后被中断，代之以七年计划（1959－1965），作为第七个远景计划推出。顺便说一句，要提升远景计划的编制精度，同样离不开对当期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

奥尔塞维奇：可大家都知道，远景计划在行业层面乃至整体上常常完不成。

巴丘林：确实如此，但这并不只是某些“计划外”决策造成的。行业上的未完成率，哪怕存在，一般也不超过五年期5－10%，即年度1－2%。这当然也拖住了相关行业。“计划外”日常工作绝大部分正是为了克服困难、追回五年指标，而非偏离它。这正是指令计划的组织力所在，它保障了经济的稳定。但这也正是它的弱点：五年一次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比例，让经济失去了应对需求变动与科技进步所必需的结构弹性。因此一批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五年计划滚动运行（每年延长一年）”这个提议。

奥尔塞维奇：所以说，正是因为看清了指令计划的弊端，又想靠市场调节走出来，一批经济学家和政府主席阿·尼·柯西金才意识到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巴丘林：本质上如此，但表面上事情要简单得多。我本人财政出身，原在财政部系统工作，后调入国家经济委员会任财政与货币流通部主任。指令计划的严重缺陷我看得清清楚楚。1963年，我随一个经济学家小组被派往南斯拉夫，考察市场体制与计划指导相结合的经验。您记得，赫鲁晓夫与铁托关系良好，出访氛围比较宽松。我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却看到商店里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居民收入也比我们高。回国后我们起草了一份报告，柯西金显然留意到了。大约同期他本人访问过英国，对市场型经济体制的长处印象很深。这层意思柯西金从未明说，但他提醒政府和国家计委的成员注意英国的商品充裕和高效的基本建设。此后一批经济学家领受任务，就改革拿出具体方案。柯西金把这些方案吸收进了他1965年9月中央全会那篇著名的报告。

奥尔塞维奇：您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不久就领导了跨部门经济改革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什么？它与部长会议、国家计委之间是什么关系？

巴丘林：委员会负责起草经济改革的实施办法与细则。重要文件其后会提交部长会议审议。但要考虑到：那时苏联部长会议的整个机关不过200多人，不像如今膨胀了好几倍。正因如此，柯西金在改革的制定和实施中依靠的是国家计委新设的“经济运行机制完善部”和我们这个委员会。预见到保守的行业部部长们会设法拖延，我们把实施办法直接下发到企业。柯西金的副手马祖罗夫（顺便说，他此前任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书记）得知后，某次指责跨部门委员会主席（即我）越权。柯西金推翻了他这项决定，并表示：要是我们的部长们落实改革要求时都能越权，那才求之不得。

奥尔塞维奇：除了您这位国家计委代表，委员会里还有财政部、国家价格委员会¹²¹、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国家科技委员会、国家劳动委员会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等要害机构的副职。各机构对改革持怎样的立场？

巴丘林：这里不仅要区分部门利益，还要区分代表这些部门的个人观点。比如委员会里的鲍·米·苏哈列夫斯基代表国家劳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大体持中立，而苏哈列夫斯基本人则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企业里也积极推动改革落地。您把我称为国家计委的代表，可国家计委里还有一批人暗中反对改革，他们在自己主管的那些行业里往往“不配合”改革的推行。他们的一项理由是：在企业设立独立核算的生产发展基金会导致“资本投入的分散”。哪怕只是部分下放投资权的益处，也难以让他们信服。

从1970年起，财政部一批负责干部对改革的抵制同样执拗。财政部常以预算资金紧张为由，建议从企业自行积累的基金里抽走一部分来弥补财政。考虑到许多企业推广经济核算和新型计划方法时更为积极，借助改革、加之处置超出定额的存货（材料与设备），手里确实攒了相当可观的资金。这些情况合起来可以解释：为什么七十年代初，柯西金在一次部长会议上原话是：“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实际上已经把经济改革搞死了。”他指的是又增加了一批指令指标，又削减了企业本可自主支配的那些靠自身劳动挣得的资源。

奥尔塞维奇：流行一种看法：改革的“掘墓人”里还有一些政治局委员，首先是勃列日涅夫本人。

巴丘林：就列·伊·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明显的夸大。凭他此前的工作经历，他对农业和工业情况都很熟悉，懂得物质激励的作用。正是他在1965年当上总书记后大幅上调了农产品收购价。我也不认为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过度受意识形态正统束缚。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改革。至于为什么他后来的看法与财政部、国家计委一批干部的立场合流了，对此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在军事上落后于美国怀有病态的恐惧。这种恐惧大概源于他对战争的亲历记忆，也与他直接分管军工综合体有关。这一弱点常常被某些有利可图的人利用，首先是将军们和国防部。结果勃列日涅夫始终支持扩大国防开支，哪怕要动用那些企业本用于生产现代化、用于激励员工的基金。

奥尔塞维奇：换言之，是将军们、军工综合体借财政部和国家计委之手把改革拖垮了？

巴丘林：说实话，是的。柯西金身为政治局委员不能公开讲。大家都知道，军费历来是总书记的专属权力范围。要是那时候能缩减军费，经济改革会更顺利，还能就改革的后续推进定下一系列安排，包括把市场方法引入企业（即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资料分配。实践表明，即便以军事标准衡量，我们的军费也属过度。比如坦克的产量约为实际所需的两倍。

奥尔塞维奇：其他几个有影响力的机构，比如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对外贸易部，他们对改革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巴丘林：具体回答之前，先回到改革的本质。作为经济学家，我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改革的制定与实施，从未怀疑过：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形成一个有计划指导的完整市场。起初我们挑了50家不同行业的企业，试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柯西金对我们说：“让我们与企业商议，想想能否在某些行业只保留一两个下达的指标：利润和产品销售量。”也就是说：以利润和销售量增长为导向的市场，这正是当时的构想之一，尽管没有直说，正式文件里也没写。但最高经济领导层中最明了内情的那部分人心里清楚。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主席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就不懂（或不愿懂）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朝企业自主迈进是不可接受的。

奥尔塞维奇：这看起来怪：正是这两个机构最贴近商业、贸易。

巴丘林：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集中调配物资资源，负责保障生产不间断。它的负责人担心：企业一旦获得广泛的经济自主，他就会丧失对供应的集中控制，而担子却不会卸给他。那时的责任很严，首先是党内的责任。

帕托利切夫¹²²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统辖整个对外贸易，俨然一个“红色政委”。二十年里他先后任各州委书记，甚至当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书记；此后差不多又用了同样长的时间做对外贸易部部长。他的部门几乎垄断了其他机关和企业所有对外贸易关系，切断其与国外伙伴的直接经济往来，这对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没有好处。

大约1969年（准确日期不敢保证），我们起草了一份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赋予大型出口企业（比如吉尔、乌拉尔新轧管厂等）自主进入国际市场的权利，同时保留外贸机关（对外贸易部驻各国的商务代表处）的监督权。帕托利切夫立即作出反应。他向政治局递信，指责我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一项根基，即对外贸易垄断；为了彻底震慑这个最高政治权力机关，他还给我贴上“苏联的奥塔·希克¹²³”的标签。这事如今想来倒让我高兴。可那时候不是开玩笑的：苏联军队不久前刚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希克作为那里的改革者被迫流亡他国。

奥尔塞维奇：您在我们的交谈中多次强调，改革的真实方向和最终目标当时不能公开说。为什么？假如1965－1966年能直白宣告目标，改革实施中的阻力岂不是更小，改革派力量岂不是更大？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改革就昭告天下。

巴丘林：而且结局不太好。1965年可以直接宣告“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把集中化的行政指令管理体制替换为文明的、社会导向的市场体制”吗？这里可以长谈，得分析那个时期国内与领导层的状况。不如举两个例子。

在中央经济部的一次会议上，该部一位工作人员冲我发难，语带威胁：“利润这东西是谁想出来的？！凭什么？”而在讨论改革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位成员波德戈尔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里根本不能有什么改革。”赫鲁晓夫之后，领导层里连“改革”这个词都让人过敏。

这么一看，就能理解柯西金本人为什么1965年9月在中央全会作改革报告时连这个词都避免。他只提到所建议的措施“是某种类似改革的东西”。

奥尔塞维奇：您举的这些事实说明：当时“执政精英”多数没准备好推行一场真正的市场改革，也感觉不到这种必要，甚至畏惧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南斯拉夫的例子就摆在眼前。您觉得，柯西金改革方案本身就留有缺陷、矛盾，给反对者留下了攻击口实吗？

巴丘林：不，我不这么认为。问题不出在改革方案本身，而出在那套由部委对企业实行集中化管理（更确切地说，是指令）的体制上。

奥尔塞维奇：部长会议的大约一百名成员里，大多数是行业部部长。他们当中许多人反对改革，这属实吗？

巴丘林：一口咬定反对，会把事情简化了。他们大多对市场经济问题所知不多。对“如何提高企业对最终工作成果的积极性与责任感”这类问题，他们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只是抓住决议新草案里涉及本部门的某些具体条款不放，在他们看来，这些条款限制了部长们的权力，或者削减了部委的基金。也有一批部长支持改革，比如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电工与仪表制造部的部长。部委内部情况也并非一律。比如汽车运输部态度消极，可它下辖的莫斯科运输托拉斯（由戈伯曼领导）却是最早推行改革的单位之一，不久便见到良好成效。总体可以这样回答：一批行业部委迫于压力不情愿地推行改革，一有机会就想恢复对企业的行政权力。

奥尔塞维奇：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部委的倡议，难道不是柯西金本人发起的吗？有人把他描写成行业管理方式的拥护者。

巴丘林：这么写的人只看到事情的表面。恢复部委的不是柯西金，而是党中央，目的是从莫斯科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里“关照”相应部委群的行业分工部门也得到扩充、加强。柯西金只得顺从。但他明白：以部委取代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有负面影响，并设法缓解这些影响。不久他就委派国家计委起草一份扩大加盟共和国权利的中央－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奥尔塞维奇：您这个判断可以说是爆炸性的，跟史学界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正相反。

巴丘林：这个问题我比多数人知道得多。国家计委里由我分管的几个局，遵照柯西金的指示，投入大量精力制定切实的措施，保护企业免受部委强硬行政约束。除了改革决议本身列入的条款之外，我还可举出以下几项：

• 调整部委职能，以加快科技进步为导向；

• 设立跨行业生产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实际上脱离了部委权限；

• 将总管理局乃至整个部委推向经济核算制；

• 为推动管理去中心化，把大量企业从中央直属转为加盟共和国属。

奥尔塞维奇：这些举措效果如何？毕竟部委可谓“坚持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终点。

巴丘林：部委屹立不倒的秘诀在于中央机关的支持：只要后者还保有实权。但请您特别留意我所列的最后一项。因为除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外，国民经济管理的去中心化，正是当初设计这场改革时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奥尔塞维奇：去中心化——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今天我们清楚：无法化解中央与共和国之间的矛盾，终归成了苏联的致命伤。这种危险在六十年代就能觉察吗？各共和国领导人如何看柯西金改革？

巴丘林：这的确是个原则性问题。虽然当时还没有八十年代那么尖锐，但柯西金和国家计委那时就已意识到它的分量。国家计委收到过关于全联盟部委与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积累矛盾、甚至发生冲突的情报。比如苏联化学工业部部长科斯坦多夫到乌克兰，以“主人－发号施令者”自居，不顾当地特色、居民利益与当局的抱负，就激起深切不满，还助长了民族主义倾向。因此各共和国支持柯西金改革，改革限制了部委权利、扩大了企业权利。共和国领导人还考虑到，改革会让共和国的财政资源增加。七十年代初，我们在柯西金指导下起草了一份关于去中心化的专门决议。然而它在部长会议的讨论中被行业部部长们一步步掏空，最终以空洞宣言的形式通过。

我要强调：要是柯西金的两项核心构想，向市场过渡、管理去中心化，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得以落实，那么二十年后我们既不会有联盟的解体，也不会有生产的崩塌。

奥尔塞维奇：那么二十年里我们会形成怎样的社会？走出一条“市场化共产主义的大国道路”？

巴丘林：我不觉得会走什么“共产主义道路”。真正会形成的，恰恰是如今若干西方国家已有的那种格局，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优势合到一处。萨哈罗夫院士所说的“趋同”，讲的就是这个：生产按资本主义的办法组织，国民收入按社会公正的原则分配；以市场为基础，由远景与当期两类指导性计划来引导。说到底，这是一份付诸实践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六十年代起，我们凭直觉就想往这个方向走。改革的奠基原则本就是“扩大企业自主、让企业商业化”，其中已经埋着改革日后展开的走向，只可惜它最终被阉割、被扼杀了。

奥尔塞维奇：七十年代，计划工作有没有发展？

巴丘林：当然有。这些年我们开始采用“规划－目标”法，尤其是用来解决科技进步的跨行业问题、区域与跨区域发展问题。数理方法与电子计算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平衡核算中尤为突出。计划与物质刺激的衔接水平也提升了。总体上可以说，基于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计划编制跃上了更高一个台阶。但从七十年代中期起，计划执行一年不如一年，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在放缓。

奥尔塞维奇：是不是因为计划机关拿到的信息失真？

巴丘林：我觉得不是这个。我会列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经济变得更复杂，需要建立把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的公司型经济组织，也需要银行在给企业放长短期贷款上发挥更大作用。第二：亟须逐步建立由国家调控、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顺便说，这一点我在1973年的那本书里写过。但市场被一步步扼杀，计划仍是指令式的，执行也更趋恶化。第三：国家力所不及的军费开支（前面已提及）。

奥尔塞维奇：自然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二十年，我国就已成熟到必须深刻改革、转向市场（混合）体制的地步，而且许多苏联经济学家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巴丘林：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但要建立民主化的管理体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改革就必须从通过新宪法入手，并就上述三项紧要问题以及国有财产私有化，制定出科学依据充分的战略。

奥尔塞维奇：这一切难道不会让苏联在当时就解体吗？

巴丘林：我有把握：不会。当然，政治与社会经济战略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积极参与制定。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兼顾它们的利益，并为经济的稳步增长创造现实前提，而无须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外银行的大额贷款。必须做到的是：改革的根本原则由本国的科研与实务工作者为主制定，再交全民投票批准。

总之，今天我们面对的这场深刻系统危机，既本可避免，也本当避免。这场危机是仓促推进激进改革、并伴有大量错误与失算的结果。问题不仅出在经济政策领域，也出在生产组织、生产重组与国资私有化的实务操作上。

4. 1965年改革的活历史——访苏联国家计委计划新方法与经济激励处前处长、瓦西里·马特维耶维奇·伊万琴科教授

奥尔塞维奇：瓦西里·马特维耶维奇，调入国家计委之前，您曾在伏尔加沿岸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多年，下辖萨拉托夫、乌里扬诺夫斯克、奔萨等工业州。请问，后来有人指控赫鲁晓夫，说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瓦解了行业管理、拖慢了技术进步。这种指控站得住脚吗？

伊万琴科：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都是按行业原则组织，各行业由相应部门主管的。因此要说问题，也不是行业管理不足，而是行业监管过度。不过，管理贴近生产一线，也确实让区域内各行业的协作得以理顺，并在短时间内把许多轻工、食品、建筑、修配和生活服务企业从落后状态拉出来，实现了现代化。

至于技术进步，数据自己会说话：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前的1951—1955年，全国共研制新型机器、设备、仪器仪表4300件；1956—1960年增至12900件。到1961—1965年，也就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全面铺开的时期（被撤销之前），研制数量达到23200件。后来恢复的部委体制再也没能达到这一纪录。

奥尔塞维奇：那为什么至今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1957年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是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错误”？

伊万琴科：这种说法是谁造出来的、又是谁让它一直传到今天？这绝不是各地居民和经济学家能做到的。首先要看到，当时的党政机关里盛行一种“不分地域”的思维定式。区域因素决定经济能否办好，可莫斯科历来不放在眼里。这笔账至今还在还。其次，数量庞大的部委官僚及其学术“游说圈”也没少推波助澜。1957年这批人里，一些赋闲了，另一些人虽被迫派往国民经济委员会，却把自己当作临时过客，一心等着回莫斯科的公寓和部长的座椅。

奥尔塞维奇：不过，除了僵化心态和既得利益，批评国民经济委员会难道没有客观依据吗？

伊万琴科：有，确实有。但问题不在国民经济委员会比部委差，问题是把管理权分散下去这件事本身，解决不了“怎么提升生产效率”的根本难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头搭建整套对企业及其职工的物质激励机制，让企业获得真正的经营自主权。

缺了这一步，不管国民经济委员会怎么努力，问题都在积累，到头来“所有罪过”都算到它们头上。

奥尔塞维奇：关于柯西金1965年9月宣布的改革，已有大量文献，包括您的著作和论文。但有一个问题似乎始终隐在暗处：柯西金既然押注于物质激励和企业自主，为什么同时又恢复了部委？这里面难道没有矛盾？

伊万琴科：您说得对。矛盾确实存在，而且是致命的：它妨碍改革释放主要潜力，而这股潜力的根基正是经营自主原则。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政治禁忌乃至出版审查，都不许人们公开谈论此事。如今要还原那场斗争活生生的气息和激烈程度，已经很难。那场较量在“地毯之下”进行，不为公众所知；我们这些直接参与者是国家公务员和科研人员，不是作家，也不是史家。即便对专业作家和史家来说，重现一个逝去时代的鲜活精神和价值观也未必做得到，尽管这本是他们的职责。遗憾的是，人们常常用新闻评论冒充历史，拿某种超历史的标准或今天的尺度去审判过去。

奥尔塞维奇：我们试着还原真相的某些侧面。柯西金是一位重量级的杰出人物，您因工作直接与他打过交道。您觉得，他在改革者位置上的所作所为和命运，是不是折射出苏联经济体制的悲剧——这个体制痛苦地寻找通往效率的道路，却始终没找到，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更具体地说，柯西金一面追求企业自主，一面恢复部委，这本身是不是就是改革者自始即有的失误？

伊万琴科：这是体制的失误，是不愿激进变革的执政官僚的失误。柯西金的确主张恢复部委。但他与其他人不同，希望赋予部委另一种职能：不再指挥生产，而是推进技术进步、实现现代化、发展新兴行业。

柯西金是一位冷静务实的领导者，看得清形势，量得出自己的能力边界。假如他在集中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跟最高层同僚产生原则性分歧，那经济改革也就推不动了。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同，他既不谋求独揽大权，也不擅长政治权谋。但他这个人又不声不响，顽强而一贯地推行自己的路线，而这条路线在企业里得到广泛支持。

当然，冷静务实的柯西金也有幻想。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把企业自主与集中管理结合起来，这个想法本身就被看作比较激进的进步。柯西金大概低估了僵死官僚体制的韧性，以及它自我膨胀和扩张的能力。

即便柯西金未能在与党和部委官僚的较量中胜出，从历史角度看，他做了一件更要紧的事，在千千万万厂长和企业管理者中推动三股意识的普及：经营自主要争，利润要正视，没有物质激励就一切免谈。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奥尔塞维奇：有没有可能，柯西金推行改革的策略中，有些他的盘算：企业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会从下面向尚未成形、根基未稳的部委施压，限制其官僚管控，迫使它们以新方式运转。

伊万琴科：即便有过这种想法，也无关紧要。原因是：柯西金心里清楚，恢复部委与在企业一级推行改革之间必然有很大的时间差，而且有利于前者。因此他押注的是：更新后的部委将成为在企业推行改革的工具，自己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用新方式领导。

部委里有改革的支持者。不幸的是，官僚科层这台机器自身的运转就与改革相悖。部委中的保守势力又添了一支得力的援军：苏共中央机关设立了行业分工部门。这样一来，部委头上就有了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两个上级。

奥尔塞维奇：您的回答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企业一级的改革为何出现这种“时间差”？第二：苏共中央机关对改革持什么态度？

伊万琴科：我们着手准备把企业转入新的经营条件时，就立刻发现各企业之间盈利能力差距大得惊人。技术水平、人才储备、供销保障以及其他条件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可比。为免出现纰漏，我们选择了分批渐进的路；哪一批企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文件和组织调整准备就绪，就先转哪一批，同时考虑社会影响。

1966年转入新体制的有704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5%、工业总产值的8%。1967年两年累计为7248家，分别占15%和37%。1966—1968三年累计为26850家，分别占54%和72%。工业改革基本完成花了整整七年：到1972年，按新条件运行的企业占90%，产值占97%。

奥尔塞维奇：在这段时间里，改革本身的内容想必已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央机关恐怕也没少插手？

伊万琴科：完全正确。但首先要说说经济本身的状况。改革不得不渐进推行，结果头两三年里，转入新条件的企业暴露在旧的成型经济机制的“敌意”下，新做法遭到不断打断。交易对手企业各行其是、各按各的规矩，多数一方自然力图把旧规矩强加给少数一方。部委官僚更是推波助澜。

再说中央机关对改革的态度。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有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下台后，党宣布只做政治领导，不直接干预经济事务。因此改革初期，中央机关按照领导层的政治路线，尽量帮助改革，虽说并不太积极。但1968年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我们感到了限制和阻力。

政治路线在摇摆中滑向保守，意识形态上，中央机关的立场实质上始终与改革对立，只不过这种对立并非总是直接公开地显露出来。中央机关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赋予企业经营自主、将社会主义原则同市场经济原则结合等理念格格不入。这当然束缚了上层改革者的手脚，也让各地区和基层党组织对改革生出消极情绪。

奥尔塞维奇：部委和中央委员会对改革的立场您已做了说明。那国家计委本身呢？您那个计划新方法与经济激励处，在这个保守机构里不就像个异物吗？

伊万琴科：这个新设处的名称本身就是对国家计委既有做法的挑战。我们的头等任务是设计一套新的指标体系和新的计划编制方法：用“已实现销售产品”指标取代“总产值”指标，并把它分成上面下达的部分和企业自行决定的部分；在计划中引入利润规范和企业激励基金的提取规范，等等。

但症结在于，我们处只负责拟定方案和论证，至于国家计委其他部门是否采纳，要看综合处怎么决定。综合处和其他部门的许多人想“照老样子干”，甚至毫不掩饰。

奥尔塞维奇：在那样的环境里日子不好过吧。这简直就是精神围攻了吧？

伊万琴科：正是如此。国家计委宽阔的走廊里（如今是国家杜马大厦）不断有人议论：赫鲁晓夫那套朝令夕改，我们都挺过来了，这场改革也一样能熬过去，关键是别跟风。我和处里的同事被冠以“市场派”“新经济政策分子”“计划体制的扼杀者”等名号，有人还当面开这种玩笑：“嘿，瓦西里·马特维耶维奇，你还在上班呀？听说你被抓起来了！”

听了这些话心情自然败坏。偏偏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精神力量，把建议“硬推”过国家计委各部门、各部委、各地方计划机关，一路送达企业。

奥尔塞维奇：看来从柯西金改革一开始，部委和国家计委的保守势力就悄无声息地结成了非正式的隐性同盟，越来越合拍地阻挠改革。可以说他们动用了一些特定的手法吗？

伊万琴科：不知道该不该叫“同盟”。但阻挠手法我可以列举，因为是亲身领教的。先是“拖字诀”，他们故意拖延改革下一阶段的决策，然后说：五年计划已经批了，等下个五年计划再说吧。然后是“先试点”：要求先把一小批企业转入新条件，料定在旧体制的包围中实验难有成效，就可以推迟推广。然后是“资源调剂”：打着节约的旗号，专门对率先按新办法运行的企业削减资源，让它们比其他企业吃亏。第四招“财政需要”：以实现行业乃至全工业的财务平衡为借口，财政机关系统性地把高效企业激励基金中的利润调拨给经营不善的企业，从而掏空了改革的根基。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至于那些公开的官方修正，比如直接限缩改革初始决议的条款，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奥尔塞维奇：不太好理解的是，部委为什么这样抵制改革。企业经营改善，部委的指标不也随之向好？企业有了自主权，部委的计划执行负担不也减轻了？

伊万琴科：一方面确实如此。但看看部委天平的另一端：企业越自主，部委就越显多余，权力、特权和编制都会缩减。改革暴露出企业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恰恰说明部委自身失职。还有一个纯粹的官僚嫉妒问题：改革之后，许多企业的厂长和部分职工的收入远远超过部委里的人。

正是这最后一点，促成了下面这个动议：部委提出把部属总管理局也转入经济核算。乍一看，这符合改革精神。我们表示支持，想借此把官僚的工资与企业盈利挂钩，让他们有动力支持改革。但这是我们的失误，没有预见到战略后果。

每个总管理局下辖的企业里，相当一部分甚至多数是亏损的。总管理局整体利润一般偏低，官僚在工资上并未得到实惠。可部委却凭此拿到了压制企业自主权的武器：既然经营自主权给的是整个总管理局，那就由总管理局来支配各个企业的资金，按自己的意思调配。

奥尔塞维奇：在如此大规模的抵制面前，改革派居然还做成了不少事、走出了相当远的路，这本身就令人惊讶。这是不是说明掌握全部权力的党中央还是在推动改革？

伊万琴科：首先帮助我们的，是国家经济面临的客观困难本身，以及用新方式经营的迫切需要。其次，我们这些改革支持者不仅在各自岗位上，还在报刊、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和大型研讨会上积极出击。本国以及经互会¹²⁴若干成员国的生产和贸易企业，都给了我们广泛支持。柯西金的立场坚定而主动，举足轻重：他凭借崇高威望，支持和引导着我们的日常工作。我要专门提一下柯西金发表的几篇文章，其中他以新的方式阐述了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至于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前面我已说过他们立场的矛盾。大致可以这样概括：1968年之前，他们遵从涉及改革的政治决议，帮忙多于阻碍；1968年以后政治风向变了，正统意识形态走上前台，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作对。

奥尔塞维奇：这么说，改革推行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相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套意识形态在当时就已与经济发生冲突，已经裂出口子？

伊万琴科：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但若把当时的状况极简概括一下，我会说：到六十年代初，大多数党机关工作人员坚持正统意识形态并非出于内心信念，而是“因公需要”，即形式上的。但这个形式在当时还相当坚固，因为党机关把意识形态当作自己在党内和全国维系权力的得力杠杆。改革无法立刻打碎这个外壳，但在一点一点侵蚀它，为它最终的崩塌埋下了伏笔。

奥尔塞维奇：瓦西里·马特维耶维奇，您在国家计委那个“烫手”职位上待了十五年，与部长会议领导层和中央机关都有密切往来，因此我们想问：国家计委与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这两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理解整个计划体制运行机制的钥匙。

伊万琴科：国家计委与部长会议的关系，这部分倒不难回答。1965年起，国家计委由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拜巴科夫主持，他享有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级别。与主席柯西金之间配合默契。拜巴科夫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为人活络、工作不知疲倦，对新事物和一切进步的东西保持敏锐。可惜，国家计委的事远非全由他说了算：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的干部由中央机关遴选，要换人也必须经它同意。

至于跟中央的关系，我举两三个例子来回答。您想过没有，为什么沃兹涅先斯基1949年被贝利亚告密害死之后，再没有一位国家计委主席能进入政治局，哪怕是候补委员也没有？答案很简单：国家计委是资源的实际调配者，政治局里的每位委员，无论是乌克兰的谢尔比茨基还是哈萨克的库纳耶夫，都不时拿起电话，凭着大牌党干部的身份向拜巴科夫索要超出计划的额外拨款。拜巴科夫尽力抵抗，但很不容易，他冒着很大风险。

另一个例子。对国家计委来说，一件绕不开的事是保护计划工作者不受各种外部压力的干扰，更要抵御中央和部委对计划编制程序本身的频繁侵入。在陪同拜巴科夫出访经互会国家期间，我建议起草一部专门的《计划法》。拜巴科夫热烈支持，不久我们就把法律草案按惯例报送中央。中央机关起初大概没看出门道，表示认可；随后察觉草案对自己构成某种威胁，拖了多年，最终将其束之高阁。

但我并未就此罢手。在国家计委一次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发言建议制定一份正式的《计划编制技术规程》，明确计划程序、国家计委的权利与义务。此后我被叫到中央某部部长办公室，被扣上“活动过度”的帽子，他们建议我离开领导岗位。

我想，这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中央不愿容忍国家计委有任何自主性。经济必须充当政治的婢女，政治风向一变就跟着变。

奥尔塞维奇：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计委编制的计划不够平衡，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要求把没有资源保障的任务塞进计划。

伊万琴科：如果单说计划本身，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虽然计划很困难，编制出来都是平衡的。资源与产出之间的失衡一般不超过1.5—2%，对五年计划来说不需要更高的精度。至于中央在审批计划时追加的任务，确实会扩大上述失衡，但幅度不超过0.5%，因为国家计委会为自己方案中的每一个数字据理力争。

失衡是计划执行过程中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最大的根源是基本建设：规模之大，今天简直难以想象。计划中的产出增长主要取决于新建产能能否按期投入，而投产计划照例完不成。常见的情形是连年拖延的“漫长工期”，资源被冻结在未完工的工程里，之后又是同样漫长的收尾和投产磨合期。

这里同样能看到过度政治干预对经济的破坏。宣布新开大型工程很有面子，显示党、部委及其领导人干劲十足。何况失败之处一律隐瞒不报。正是中央和地方党机关与利益攸关的部委联手施压，导致设计预算被压低、计划内投资被分散到众多工地而非集中使用，还一次次挫败了旨在提高建设效率的组织尝试。

失衡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军费的意外变动、对外援助规模的变化、世界市场价格波动。

奥尔塞维奇：您前面提到中央机关企图压服国家计委。这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它在试图限制部长会议领导层、尤其是柯西金本人的行动自由？毕竟国家计委正是柯西金的依靠。

伊万琴科：毫无疑问。柯西金身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机关的人无法对他直接施加影响。而在政治局内部，论对国民经济的了解和对问题的把握，没人是他的对手，这一点上没人争得过他。因此他们设法在部长会议内部给他安插对手。早在1965年，他们就给柯西金安排了一名副手，尼·阿·季洪诺夫¹²⁵，此前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后来由勃列日涅夫调进莫斯科。此外还有其他“制衡者”。

奥尔塞维奇：那柯西金究竟靠什么克服阻力、把改革往前推？

伊万琴科：我经常参加他主持的部长会议，亲眼观察过柯西金的工作方式。他与部长们围绕议题频繁交锋，每次都占上风。他从不提高嗓门，但论据句句到位，对报告的部长偶尔流露讽刺也刀刀见骨，都令人折服。柯西金每次讨论都自己做了充分准备，对不专业的议论、不诚实和敷衍草率深恶痛绝。

他阅历丰富，识人之明在上层首屈一指。列宁格勒围城那段时间我亲眼见证过他的事迹：他在拉多加湖冰面上开辟了“生命之路”，组织了医院、儿童和病人的疏散。面对任何复杂事务，他都沉着应对、周密筹划方案、精心选配执行者、分步推进。改革也是这样。

柯西金不是一个革命者、破坏者，就其气质而言，他是一位理想的改革者、建设者。对他来说，“新”就是能取得看得见摸得着成果的办法，而不是“在隧道尽头看见光”的玄想。作为改革者，柯西金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清楚可能性的边界在哪里。但在这个边界之内，他用尽全部影响力，走到最后一步。

整个七十年代，他始终没有停止下一阶段改革的准备工作。改革虽比最初构想有所收缩，但一直在继续。柯西金在这个系列中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1979年的，距他去世已不远。签署时在场的还有我们这些直接起草人。在他领导下，我们为这份文件工作了近三年。而“作者”的桂冠却被尼·阿·季洪诺夫窃取，他在1980年柯西金去世后接任了部长会议主席。

5. 领导层固守中央集权，正可解释苏联改革的失败——访一位不愿具名的苏联政府前成员

奥尔塞维奇：请允许我开门见山。您履历深厚，做过柯西金政府的副部长，吉洪诺夫总理任内官至部长级，又是雷日科夫政府里一位显眼的人物，与苏联最高领导层往来密切。所以我特别想请教：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改革，为什么屡屡以失败收场？领导人究竟缺什么——权力？才智？决心？

佚名：要把改革办成，先得有一套相称的意识形态根基。苏联当年盛行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就能概括：党领导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任何触动集权的举动，都被看作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底下，改革办得成吗？

奥尔塞维奇：可改革的尝试一次接一次——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柯西金，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这些尝试是被什么逼出来的？

佚名：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逼出来的。其一，对经济自由的渴求在积累；其二，“让经济面向人”的觉悟在抬头。可每一次尝试，都撞碎在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上。

奥尔塞维奇：能不能说，这套意识形态源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佚名：要害不在这里。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扎根于很实在的利害。第一，靠经济上的集权，党的领导层守住了对经济、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掌控；它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集权，是怕一旦放弃集权就会失掉权力。第二，集权能把全苏的资源调来供给军工，从而在经济远逊于美国的情况下维持军事均势——得承认，集权经济为当局推行进取的全球政策垫了底。第三，财力物力攥在中央手里，才办得成开发北方、远东、西伯利亚这类大事。国内劳动力本可自由流动，可诺里尔斯克也好、贝阿铁路也好，从不缺人手，因为中央拿得出高额工资补贴、住房和别的生活条件。第四，经济管理的集权、全国财力向联盟预算集中，让莫斯科掌控住各加盟共和国。第五，集权把华沙条约国家拢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有过分权的冲动，可改革一上手，每每招来武力弹压。保加利亚和东德领导层连苏联自己试探改革都看不顺眼，嫌我们“带坏头”。

奥尔塞维奇：这么说，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务实的。可它到头来还是错的吧？毕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最终把它成功克服了，还守住了自己的权力。这一反差从何而来？

佚名：中国人做成了一件看似办不到的事：既保住了共产党执政，又推行了市场化改革，没让民众陷入赤贫。要弄懂集权主义为何在我们党的领导层里扎根远比在中国深，得把地缘政治、历史和社会心理几方面的缘由都算进去。首先，苏联在当年“两极世界”里地位特殊，又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头羊。其次，对二战与战后重建的记忆——正是靠铁腕的资源集中，国家才取得过成就，这就养出了一种错觉，以为这套体制效率高超。还有一层，是我国最高领导层养成的那副特殊心性。

奥尔塞维奇：这一点值得细说。这个因素“看不见摸不着”，可一到历史转折关头，领导层的思维方式往往能起决定性作用。

佚名：我看，赫鲁晓夫和他的“厨房内阁”，勃列日涅夫和他那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的班底，乃至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都缺一种战略性的宏观经济头脑。他们不会用经济范畴去思考，看不透经济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深层联系。柯西金算个例外。他改革的最终目标——把市场建成计划的支撑——虽没实现，却在社会意识里留下了抹不掉的正面印记。但柯西金也不必拔高。他的改革同样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和清晰的方案。只是跟其余所有改革（包括“叶利钦改革”）不同，它推行得审慎，看着结果走，头几年还算一以贯之。

奥尔塞维奇：能不能说，柯西金改革已经动到了集权主义的根基？

佚名：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想把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捏合到一起。要彻底改下去，就非动集权主义这条原则本身不可。可他们到末了都不肯承认这一点，连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政府也舍不得撒手集权。话说回来，到最后阶段，1990年底，政府的市场过渡方案与“五百天”方案一碰头，那已不大像原则之争，倒更像一场野心的角力。

柯西金本人立场的摇摆，从一件事上看得分明：当奥塔·希克（捷克斯洛伐克）、雅科夫·克隆罗德（苏联）这些经济学家开始阐发“社会主义作为商品生产形态具有二重性”时，他竟慌了神。

奥尔塞维奇：可不管怎么说，承认计划与市场非结合不可，已是对集权的明显退让。

佚名：那是实践层面的退让，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才开始——那时人们着手为社会主义寻一种新解。等到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合作社、个体劳动、股份制）、国家订货、自由价格等等都与社会主义相容时，国家计委却无力把这些理念落地，给企业留的自主空间还是窄窄一条。实务上仍旧没跳出“计划加市场”的老框。

奥尔塞维奇：这是不是印证了一个说法：苏联改革者个个缺担当，不肯为国家福祉去冒险，只图个人安稳？文献里写苏联领导人，多半是一副自满又怯懦的官僚相。

佚名：这种印象是假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胆量都不缺。想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在柏林和古巴的几手；勃列日涅夫1964年一手策动的政变、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那些险招；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魄力更不在话下。可一旦从政治转入经济，情形就全变了。一到经济问题，我们的领导人就只想靠组织手段、做表面文章解决，装出一副大干快上的样子，骨子里却原地踏步，甚至往后退。为什么？因为怯懦吗？不。症结的根子，在于没有战略经济思维，在于死抱集权不放。

奥尔塞维奇：哪怕已经感到形势严峻，哪怕学者把现成的建议递到手里，领导层也无力把它当成自己的行动纲领？

佚名：您不妨想一想：苏联第一次着手制定长期的经济改革纲领，是在什么时候？我来回答：迟至1989年到1990年之交。那时全国统一的经济空间已经开始解体，时机早过去了。该出战略性改革纲领时偏偏拿不出来，这正是后来政治动荡的祸根。

奥尔塞维奇：照这么说，这些领导人仿佛活在与真实的长期经济难题平行的另一重时空里。那叶利钦的改革又该怎么评价？

佚名：那是从优柔寡断一变而为雷厉风行，底子却换了一套全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可还是一样，对经济战略毫不理会，甚至故意视而不见。结果众所周知。

奥尔塞维奇：很有说服力。苏联、后来又是俄罗斯，领导人的所作所为确实证明：经济战略与他们无缘。可这是为什么？是我们偶然的厄运，还是某种规律？

佚名：当然不是偶然。拿苏联最高经济机关——国家计委来说。将近四十年里，掌舵的都是些典型的组织工程师式人物。拜巴科夫、塔雷津，都是有才干、招人喜欢的人，拜巴科夫尤其如此；一个是石油专家，一个是通信专家。后来又换上军工工程师马斯柳科夫。这些人离经济战略都远得很，他们的副手也一样。国家计委主席手下，不同时期有十一到十五名副主席，最后这二十五年里（截至1990年），这个位子上换过几十位专家。可结果呢——其中只有两个经济学家：1983年前的阿·瓦·巴丘林，后来的斯·阿·西塔良。再没别人了。党中央机关、各委员会、各部委的领导岗位上，情形大同小异（财政部和国家物价委员会是例外，但这两家本就不负责拟定国民经济战略）。这能是偶然吗？

奥尔塞维奇：成了一个死循环。苏联那套经济体制，把组织工程师而非经济学家送上“统治精英”的位子；一旦要解决经济战略问题、要变革经济关系体系，他们就束手无策。

佚名：正是。指令计划的底子是实物指标——产量、品种规格、国家标准。评判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的工作，靠的就是这些。坐这些位子的，自然都是工程师。其中最能干、最活跃的，往往被提拔进党的机关或部委，再往上走。有本事的经济学家，则多半几十年如一日困在企业和机构的计划财务科里。中央指令计划体制运转起来，自会把心性与它本身相投的干部一层层往上托。

举个例子。大厂厂长的任命，实际上由党中央的部门拍板。有一回这样任命（那是七十年代），党中央机械制造部部长问那位厂长人选：什么是利润？什么是盈利率？人家答不上来。不少企业的会计连利润、销售额、经济定额都不会算，只得另请外人帮忙。

奥尔塞维奇：众所周知，叶利钦也是工程师出身，进党的机关之前管过一家建筑托拉斯。说起自己的“改革战略”，他大意是：对旧体制不必客气——开来一台好推土机一推了之，往后就让各人在废墟上自建所需。至于他那套“市场”改革会有什么经济后果，他根本不曾在意！

佚名：事情当然没这么简单。这里头首先要看到一点：他与旧意识形态及其全部核心要素——集权、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来了个一刀两断。叶利钦改革的意识形态根基，恰恰是对这一切的彻底否定。他把计划、把集中的物资技术供应统统废掉，让卢布对内可兑换，又推行了私有化。这中间，叶利钦看重的首先是政治目标——人所共知，他不只与最高领导层，更与整个中央党政机关势同水火。叶利钦当然有他的政治战略。可这套战略有个软肋：它不是建在一套建设性的经济纲领上——那样的纲领根本不存在；不妨猜想，“工头”叶利钦在经济上宁可不带图纸就动工，全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不懂我国经济的专家出主意。

奥尔塞维奇：看来“叶利钦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反复强调政府要的不是改革方案、而是把局面推到“不可逆转之点”、让社会形势“无可挽回”的种种举措，并非偶然。西方就此撰文说，当时得赶紧抓住那扇一时敞开的“改革之窗”。

佚名：盖达尔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家，他一味迎合叶利钦，把政府的经济举措整个儿绑到总统的政治目标上。至于所谓“不可逆”，得分两种：若是建立在改革成功之上，是一回事；若是改革酿成大祸所致，那就全然不同了。从“改革之窗”里，是会一脚踏空、摔个粉身碎骨的。

奥尔塞维奇：如果说苏联、继而俄罗斯的领导层如此严重地缺乏战略宏观经济思维，那1965年柯西金改革这样的大举措又怎么推行得起来？这跟您对苏联领导人心性的评价，岂不矛盾？

佚名：这里得把两样东西——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合到一起看。先说客观。当时社会已经为深刻的改革做好了准备。别忘了，那可是有名的六十年代，一个充满期待的年头。赫鲁晓夫那番风风火火的改革，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大厦摇得直晃，只是流于杂乱无章。他给农业松了绑，又设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可行政管理那一套并没废掉。经济管理的分权，本身产生不了好效果——工业企业高度专业化，要的是全国范围更紧密的跨行业、跨地区协作，而国民经济委员会偏偏把人引向区域内的协作，助长地方主义。企业和管理机关里，“要的不是组织上翻来覆去地折腾，而是变革企业之间、企业与国家之间乃至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这一认识正在成熟。经济学家就此拿出了不少具体建议。这些都是客观条件。主观因素，则是柯西金这个人——他具备一位大改革家的诸多素质，因而能把已经成熟的需要付诸实际。

奥尔塞维奇：从一开始您就以专家身份参与柯西金改革，从1965年起，后来当了副部长。您怎么看这场改革——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换句话说，它是要变革既有的经济体制，还是只想把它修补得好一些？

佚名：在官方材料里，它一律被说成一套“完善现行体制”的措施。当时也只能这么讲。可让我们好好想想这场改革到底要变什么。我们当时扔掉了哪些指标？扔掉了旧指令计划的头号指标——“总产值”；扔掉了毫无意义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同样扔掉了危害不亚于前者的平均工资指标。又引进了哪些新范畴？把利润立为企业工作的中心指标，奖励基金按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不设任何数量上限。在企业与预算的关系上，丢开形式上的收支平衡，改以基金使用费（采掘业则为租金）为基准。请注意：这不只是换几个指标，背后藏着所有制关系、生产直接目的和分配关系的一场真正的翻转。企业开始相对国家获得自主，得自己操心效益、收入和产品销路。说到底，这场改革的前景就在于走向市场。难怪有人把它比作新经济政策。

奥尔塞维奇：可后来的文献，没少写1965年改革的半途而废与首鼠两端。

佚名：这场改革本就不打算一年办成，而是分几年走。它不走“休克”式，而是分阶段——任何一场严肃的、建设性的改革理当如此。第一个阶段，旧关系的成分还留了不少。比方说，相当一部分生产仍由中央来定计划；企业工资总额这个指标也暂时保留；“利润上缴预算”没改成利润税，只改称“利润自由余额”——这后一项，自然给随意调拨企业收入留了空子。

奥尔塞维奇：在集中定价的体制下，市场化改革推得动吗？

佚名：1965年改革之后，紧接着对批发价做了一次深度调整，把价格比例往真实成本上靠了靠。价格原则上当然还是计划的，但既然给企业间的直接协议交易开了口子，定价上就有了些自由，而且这点自由本该一步步放大。还要记得，起初转入新条件的只有48家大企业。随着改革覆盖面铺开，深化的条件也就客观地一道形成：旧关系的残余渐渐褪去，新的市场关系日益增强。

奥尔塞维奇：柯西金改革头几年的成效，您怎么评价？

佚名：无可争辩地好。1966年到1967年间，所有转入新条件的企业（已是好几百家）利润和产量持续往上走，甩掉了多余设备和库存这些包袱，上缴预算也增多了。有一点要特别点明——柯西金改革不光不要预算掏钱，反倒给国家添了收入；得利的还不止国家：这些企业职工的工钱涨了，企业拿利润为设备更新、为职工盖房等大笔投入，到处都以热情迎接这场改革。

奥尔塞维奇：这给当今那些拙劣的改革者上了一堂扎实的历史课——他们一味强调市场改革非得拿民众减收、失业之类作代价，好处则要到遥远的将来才显现；一边却又不停“借改革之名”乞求那些根本还不上的外债。可偏偏有这么个悖论：建设性、高效率的柯西金改革，1967年后实际上被掏空了；破坏性的叶利钦改革却至今拖着，望不到头。

佚名：我说过，叶利钦的经济改革是意识形态彻底更替与一套特殊政治战略的产物，从一开始就不以提高效益和民众福祉为目标。它的尽头也已不远。至于柯西金改革被掏空，总的缘由我前面点过了——苏联最高政治领导层死抱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从骨子里就无力按宏观经济战略去思考。这副心性，柯西金一时压住了，到底没能压垮。

奥尔塞维奇：不少研究这一时期的人，把党内“精英”的权力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列为改革的主要绊脚石。

佚名：当然，您说的这些因素，都给我先前讲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添过柴”。比方说，权欲熏心的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威望素来心怀妒忌，这是众所周知的；苏共中央机关的上层——那些部门、处室的负责人，那些中央书记——又千方百计撩拨他的自尊。他们不愿让经济的控制权从手里溜走，否则党的机关就要被甩到社会发展的边上。可这些算计之所以得逞，恰恰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和他政治局里那帮亲信，没有能力看清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形势，看不出柯西金改革里蕴着的革新潜力。意识形态上的投机也来帮腔，比如这一类说辞：“改革取消了劳动生产率指标，这直接违背列宁的指示——按列宁所说，这个指标最主要、最重要。”总的可以断言：这场改革没得到党的支持。党的思路是另一套。

奥尔塞维奇：有人说1968年是改革的转折之年，您同意吗？

佚名：改革的阻力此前就感觉到了，但致命一击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改革者被扣上这样的罪名：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给那一切“动摇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推了一把。党的上层就是想不明白：动摇这个阵营的因素多着呢，第一桩就是苏联与西方日益拉大的经济差距。

奥尔塞维奇：也有史家把改革夭折的特殊责任，归在官僚部门、各部委的抵制上。您知道柯西金本人有过这么一句话：“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把改革给毁了”吗？

佚名：这个说法我没听过。可他若真这么讲了，就得弄清话里的意思。我看意思只有一个：1965年改革在第一阶段，并没改动上述这些机关的结构、职能和工作方法。国家计委、财政部仍旧按老办法管着各行业部委，那些部委又转手把这套老办法强加给所有下属企业。

奥尔塞维奇：这具体表现在哪儿？

佚名：国家计委把企业的全部产量塞进季度、年度和五年计划里，再要各行业部委照单完成。所以，当部长们撞上新条件——按新规，企业自己能定相当一部分生产，而恰恰这部分对企业最有利可图——他们就在政府里大加鼓噪，力主“管住”厂长。再者，许多厂长因这份工作拿的钱比部长本人还多，部长和他们的副手为此很恼火。众所周知，厂长年终奖常达二十个月的薪水。在今天这挥霍成风的时代，这点钱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那种收入层级森严、每一层内部又实行平均主义的格局里，改革带来的差距激起了一整片抗议，激起了官僚们寻常的妒火。财政机关也照旧惯例，专从盈利企业身上“刮油水”充实预算，削减它们的奖励基金。

奥尔塞维奇：您这番话引出两个问题。其一：难道柯西金没料到这种抵制？为什么一开始没把中央经济管理机关的改革也安排进去？

佚名：我看他料到了。他对部长们、对别的领导干部摸得很透。这些人里当然也有他的同道，包括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和后来的加尔布佐夫。但要害不在个别人物，哪怕是当家的人物，而在几十年沉淀下来的传统、积习和定型的等级关系。柯西金若一上来就把成千上万人的中央机关推到改革对立面，改革怕是根本通不过。柯西金自然没把自己的战略和盘托出，但从他往后的举动可以看出端倪：1969年决定着手逐步改造各部委，主意是把它们的组织和工作方法，往西方大公司领导层的路子上靠——众所周知，论企业数目和产量，许多这类公司都和我们的部委不相上下。打头阵的是仪表制造部部长鲁德涅夫，他把本部成功转上了经济核算的轨道。

奥尔塞维奇：看来，部委改革要是顺当，就该轮到国家计委和财政部了。而这又会为企业层面的市场改革再深一步开路。可惜这一切都没发生。这就牵出第二个问题：柯西金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叫作改革的“掘墓人”，是不是话里有话，指着它们背后的苏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层？

佚名：一说中央经济管理机关，背后自然站着党中央机关。斯大林当年造过“传动带”这个词，意思是党中央是发动机，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组织是从党通到群众的传动带。这比喻配不配苏联的政治体制，姑且不论；单说经济管理，它倒确有几分道理——只是符号得反过来：那不是发动机，是刹车。党中央机关把国家计委、财政部、物资供应委员会、物价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劳动委员会等等中央机关，统统看作传导政策的机件、施政的工具，极力掐断这些机关任何一点自主的苗头，对它们结构、方法上的任何变动都疑神疑鬼。比方说，国家计委的工作由党中央机关一个专门处室“分管”，那位处长出席计委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定期向上头汇报各位委员讨论问题时的“表现”。

奥尔塞维奇：众所周知，国家计委里有一“块”社会问题方面的部门。照我理解，这是该机关里相当微妙、相当敏感的一桩事务。党口口声声把社会目标摆在首位，可拨给这上头的钱却按“剩余原则”——也就是排在最后。

佚名：这是我们这套体制第二个要命的矛盾（如果把“非改不可”与“改不动”之间的矛盾算作第一个的话）。四十年的工作里，我一直和这个矛盾打交道。

奥尔塞维奇：如果说第一个矛盾出自集权主义意识形态，那第二个又是什么催生的？

佚名：首先是军事均势这套意识形态——同一个经济实力远强于我们的对手展开军备竞赛，由此把国家经济深深地军事化了。

实际上我们有两套相互隔绝的经济。军工的技术水平比肩美国，这一块被保密的高墙同民用各行业隔开，墙那边则是触目惊心的落后。民众要的消费品，与其说靠发展自家生产来满足，不如说靠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直到1988年起，军队才不再主宰我们的意识。

奥尔塞维奇：可调整优先次序、把社会目标推到前台的尝试，不也有过多次吗？

佚名：第一次像样的尝试，是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在1953年到1954年间做的。正是那几年，我这个年轻的研究生选了“提高人民消费”作论文题目。材料钻得越深，我越确信：在那样的军事化程度下，这个目标无解。第二次尝试，乘的是柯西金改革的势头，想法是不靠削减军费、而靠企业自己挣来的利润去抬高福利。可到头来，军工把这笔利润也吞了。

奥尔塞维奇：不过，苏联的消费毕竟在增长，住房、学校的状况也一直在改善，直到八十年代初福利增长才停下来。

佚名：财政部、国家计委、劳动委员会都心知肚明：要是计划草案里住房、学校、医院等指标的增幅低于上一期，这草案就别想拿进政治局。可这增幅显然不够、太慢，还撞着意识形态的墙。我记得这么一桩事。原定在苏共二十四大（1971年三四月）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里，提出“让经济面向人”的论点。起草组把报告相应章节送进政治局时，基里连科和谢列平¹²⁶两位委员厉声诘问：“你们的重工业上哪儿去了？！”结果只好在那一章里硬塞进一页半，讲“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奥尔塞维奇：这个时期体制还稳稳地转着，所以领导层大概对它根基的牢靠深信不疑。

佚名：这份自信，到十五年后体制都开始解体时还在。再讲一件我亲历的事。1987年政治局讨论《合作社法》草案，又是同一路数的发问：“你们哪里写了国有制？！”发问的还偏偏是改革的头号理论家雅科夫列夫。结果只得在法律前言里加上一句“以国有制为基础”。部长会议那边气氛也不见得好。那里负责起草《企业法》的工作组，由雷日科夫的副手、政治局委员盖达尔·阿利耶夫挂帅。这位“改革家”的见识，有一件事可作注脚：讨论城里人郊区菜园用地时，阿利耶夫坚持把每户严格限到六分地，还不许在园中小屋装浴缸。有人问菜农上哪儿洗澡，阿利耶夫答：“回莫斯科家里洗去。”

奥尔塞维奇：看来意识形态的惯性大得惊人，正所谓“死人抓住活人”。七十年代，国家计委下设过一个部门间改革委员会。那个时期，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实际上已从议程上撤下，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又落在何处？

佚名：不全是这样。企业自主作为一种需要、一种客观必然，始终都在，只是路子变了。柯西金和我们这些拥护者，想把计划的重心从年度计划挪到五年计划，借此给企业松绑。五年计划是什么？说穿了不过是一纸虚文、一个遥远的参照。年度计划就大不一样——正是它“压”着企业，把调配资源的余地卡死。我们允许企业在五年计划框架内调整年度计划，等于放宽了它们的自主。可惜，经济核算和价格刺激一弱，不少企业就赶紧拿计划松动当借口压低自家产出。可见，逐步丢开年度计划，只有同时抬高利润等市场工具的分量，才会有好效果。

奥尔塞维奇：看来，这个改革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国家计委“管理体系完善部门间委员会”，并非偶然。能不能说，八十年代初，苏联经济无痛而成功地改革的最后机会就此错失了？

佚名：大概可以这么说。但要看到，到这一时期之初，经济形势已经很复杂，困难从七十年代初就在累积。很长一段时间里，靠着石油开采和出口的增长、靠着国际油价总体上扬，我们得了喘息。可以说，正是这些“石油美元”让我们一时失去了改革的紧迫感。可惜，这些收入没能用于生产现代化，虽说也做了点事。随后，石油开采量下滑，国际油价以及我国别的出口商品价格一齐跌落，加上歉收等缘由，农业也每况愈下——为此投入巨款，却看不见相称的回报。总之，八十年代初的局面很紧。而紧张的局面，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都会催生强化集权的趋势。

奥尔塞维奇：您的意思是，八十年代推行市场改革的条件并不有利？

佚名：从经济角度看，比七十年代更不利，因为八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已陷入深度失衡。所以改革非得审慎、周密地推进，还得对宏观经济和跨行业比例做精准调控。这一切都要靠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最好当然是民主化的权威。

奥尔塞维奇：实际又如何呢？

佚名：实际正好相反。政治上，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层走了急剧削弱中央权威、削弱国家法纪的路子。民主化是必要的，但它本该意味着走上法治国家的轨道，而不是滑向无政府。雷日科夫政府大多数经济举措，也是这一路数。

奥尔塞维奇：您指的是1987年夏天通过的《企业法》？当时有人认为，这部法律仿佛接续了七十年代被中断的柯西金改革。

佚名：抽象的理论上是这么看，可我们亲眼看着两次改革各自落地的情形，差别一目了然。在柯西金主持下，我们干得有条不紊：把一批批企业准备好转入新方法——有控制地推行——分析结果、加以校正——再准备下一批，如此循环。1987年那部法律却落实得杂乱无章，没有前期准备，改革松散乏力，实际上失了控。生产计划机制几乎被废，国营商业里计划性的零售价却保留下来，更添乱象。连改革立论本身也大可怀疑，那些设想从未在实践里检验过。

奥尔塞维奇：这些设想与柯西金改革的构想，差别您看在哪儿？

佚名：这问题太大，只取几个侧面说。就拿企业领导民选这一条来说——这纯属民粹，没有半点经济逻辑可言。再如立刻丢开年度计划、转向五年期经济定额的设想。当然，把指令计划一下换成指导性的、而且还是五年期的，听着诱人，可这等于无视现实。现实是：我们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指令经济。这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一切联系、经济的一切比例，都建在中央指令上，建在——如果您愿意这么说——行政强制上。我不是说这有多好，只是陈述实情。这实情具体就体现在以指令下达的年度计划里。一旦抽掉苏联经济指令计划这个底座，最终必然换来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整套经济联系的深度而持久的紊乱。事实正是如此。

奥尔塞维奇：那在您看来，改革指令经济，正路该怎么走？

佚名：这里本该顺应已经变了的条件，沿用柯西金那套分阶段的改革法。把企业转上完全商业自主的同时，给它们时间和资源，让它们一步步重整经济联系、更新设备、再训人员；给整个经济以时间和条件，从容做结构调整。与1965年改革的不同，首先应在于：企业改革这一回能够、也应该与经济管理机关的结构职能转型同步推进。

奥尔塞维奇：这一思路与中国改革者的路子很接近。您看，他们七十年代末起步改革时，借鉴了早他们十年的苏联柯西金改革的经验吗？

佚名：百分之百借鉴了，而且很成功——当然，他们结合了自家这个庞然大国的特点。具体说，他们一面保留经济管理的职能，一面把这些职能从北京下放到省级政府，而许多省的人口都超过中等的欧洲国家。我们自己呢，反倒没能从柯西金改革里汲取那条最要紧的教训：指令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得是一个可控的过程。

奥尔塞维奇：可中国经验不只是大工业改革的可控推进。那里农户经济、中小企业一派兴旺。据我所知，1987年上半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改革方案时，曾强调：鉴于经济形势恶化、民主舆论施压，向市场过渡刻不容缓。

佚名：据我所知，部门间委员会把这层需要纳入了考量，也确实做成了不少事。比方说真正落地的《合作社法》，与它配套的还有一连串大动作——《租赁法》《个体劳动活动法》。我们实打实地支持了波罗的海经济学家关于兴办小企业、组建商业银行等诸多建议。所有这些合到一处，造就了健康的市场环境，推动了面向居民的商品与服务供给增长。本该顺着这条路再往市场走，把中小企业逐步纳进来，随后再纳进大企业。至于那部声名狼藉的《企业法》，它对生产的作用是破坏性的，把经济困难越搅越深。而我说过，困难一来，就往强化集权的方向推。各部委纷纷鼓噪，要求扩大国家订货的份额，加强对企业的行政施压。结果不是靠近市场，而是离市场更远。这部法律的失败，1988年就已昭然——一个突出表现，是国家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政治局只得违着雷日科夫的意思承认这一点。

奥尔塞维奇：据我所知，您熟悉我国对外经济联系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政策。能否谈谈我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接触？

佚名：基金组织一个经济学家小组1990年夏末来到我们这里。那时我们已有自己的市场过渡方案——政府的过渡方案那时已筹备了将近一年。我们与专家们合作，尽力帮他们摸清我国经济的实况。所以最后那份报告，多少可以看作一项共同的成果。但同时要点明：专家们只对经济形势的财政一面感兴趣——预算、信贷、货币流通，所以报告也就片面了。

奥尔塞维奇：那份报告的毛病，您当时具体看在哪里？向基金组织高层提过吗？

佚名：政府代表既见过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生，也见过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德洛尔先生。两位都是金融政客，离理解我国的经济实情很远，既没工夫也没意愿去深究。在与专家的详谈中、在给政府的意见里、不久又见诸报端，我国专家指出了基金组织报告的三类缺陷。其一：报告没把我国经济的失衡、物质实体结构的巨大特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过渡难题算进去。其二：无视我国经济深度军事化这一事实——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军工并不兼具军民两种用途。其三：报告没分析我国生产相对西方的竞争力，却贸然建议匆忙放开对外贸易、推行卢布可兑换。

奥尔塞维奇：这份基金组织报告，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何影响？

佚名：1991年初接替雷日科夫政府的帕夫洛夫政府，对基金组织的建议置之不理。后来众所周知，苏联终告解体，俄罗斯政府则从1992年初起，实际上全盘接过了基金组织专家报告里那套思路，连同其全部毛病。

奥尔塞维奇：盖达尔及其团队接过的这套做法，您总体上怎么评价？

佚名：是一种宏观经济形式主义。问题不在于不需要宏观经济方法，恰恰相反，它不可或缺。盖达尔他们的毛病在于：吃不透宏观经济量背后真实的国民经济内涵，吃不透经济中联系的结构，于是做出破坏性的决策。

我拿宏观经济学家最关注的预算赤字问题来说明。

在苏联，人们认定计划经济下不会有预算赤字。所以匈牙利七十年代一宣布出现赤字，加尔布佐夫部长就要查个明白。一查才知，原来是匈牙利政府厌烦了企业一再讨要预算补贴，索性宣布预算有赤字，靠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弥补这一缺口，还劝企业也向银行而非政府融资。

苏联同样多次撞上支出超过收入的难题。宏观形式主义的开方子，会是削减开支，比如砍社会项目。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路——靠在产品结构里加大高价值、高利润货品的比重来增加预算收入，这显然胜过去削减“社会民生”。

后来在帕夫洛夫、戈斯捷夫两位部长任内，承认了靠中央银行贷款（即货币发行）来弥补预算赤字的必要。宏观形式主义者坚持货币发行万万使不得，这又暴露了他们对结构效应的无知。货币量增长，只有一部分推高物价，另一部分则带动生产和预算实际收入的增长。两者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结构与状态，取决于增发的货币经由哪些渠道注入。再者，物价的总体上涨会改变消费和需求的结构，这同样要算进去。当然，与此同时得遏住本币汇率的下滑。

换句话说，对付预算赤字，不能用破坏性的手段——一压缩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引发生产、居民收入、预算缴款连环萎缩，到头来赤字反而更大，又是新一轮砍支出，如此循环。“宏观改革家”打着金融稳定的旗号一再做的试验，换来的却是缩到微不足道的预算、崩塌的卢布汇率、骤然提速的通胀——而这一切，又发生在生产、居民收入和就业几乎不停下滑的背景下。

奥尔塞维奇：谢谢您接受这次访谈。

附录

1. 莫洛托夫论苏联的“资产阶级蜕变”

1957年与赫鲁晓夫较量惨败、1962年被开除出党之后，莫洛托夫（从下引言论看）一直想从理论上弄清自己何以落败。这一过程中，他思维方式里此前隐而不露的底子，也就袒露了出来。

莫洛托夫一生活跃，始终戴着一副冷面官僚的不透明面具——二战初那段危急岁月，他与丘吉尔在伦敦秘密会面，正是这副面具叫丘吉尔大为吃惊。到了晚年，他不得不摘下它，言谈坦率到了极点，也往往透着犬儒；当然他自己浑然不觉，因为从不为“资产阶级道德”所累。

想想莫洛托夫三十五年间担任的职务，就会明白这些言论对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本质、演变和崩溃，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莫洛托夫（本姓斯克里亚宾）生于1890年，1921年至1957年间先后或同时担任过联共（布）中央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

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反讽在于：恰恰是左翼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莫洛托夫，而非赫鲁晓夫、也非勃列日涅夫，对这套制度在六十至八十年代走向崩溃的总趋势判断对了；他的判断，与西方苏联学界保守一翼的预言多有暗合。

那就来看莫洛托夫的言论——每段开头标出谈话日期，末尾注明所引那本书的页码（《从解冻到停滞》，Г·В·伊万诺娃编，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90年）。

先说物质刺激、市场和经济核算。

1972年6月21日　“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更好？……更好，因为我们从里到外都让赫鲁晓夫主义染透了。赫鲁晓夫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精气。……赫鲁晓夫不是一个人，我们这样的人多得很，占了绝大多数。……人人都想过好日子——这要求正当；可我们要是现在就把心思往这上头使，我们这些自命为自觉的共产党人，那就是漂进资产阶级的场子里去给赫鲁晓夫帮忙……”（第66页）

1974年8月20日　“你们叫作物质利益的东西，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办法。……（下文莫洛托夫援引列宁，把‘全部国营商业’和‘整个新经济政策’都归入‘资本主义手段’。——作者注）……赫鲁晓夫那号人理解不了这一层，他们的脑子是按资产阶级方式转的。”（第74页）

1983年3月11日　“鲁德涅夫部里（仪表制造部长。——作者注）那套经济核算，新经济政策情绪的拥趸大加吹捧……总的说是好事，前提是别越过某些界限——可这界限到哪儿划呢？我反对把所有部委都改成经济核算的，可不少人正做着这个梦。依我看，这是朝新经济政策退了一步；新经济政策在我们这儿已是走过的一段，但我们没有把它全盘丢掉，而是越收越紧。不这样，就没法走向消灭阶级；要是顺着部委、顺着各个经济部门把链条铺开，那结果当然就是另一个方向，不是我们的方向。”（第71—72页）

可见，莫洛托夫把苏联经济看作资本主义办法与社会主义办法相争的战场。前者，他归入物质刺激、经济核算和一切买卖。后者又指什么？要回答，先得弄清他给“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注入了什么。

那就听莫洛托夫论社会主义的本质。

1976年4月28日　“我琢磨明白了，为什么纲领里要写到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那是1961年11月。……纲领里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了剥削阶级，而阶级要到共产主义才消灭。……因为不论当年还是如今，理论家、领导人和党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党在高高的讲台上喊出口号：‘当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可这离现实太远，远到人民不再相信。‘人民和党一致’这句口号倒是空前地准了：党骗了人民，人民也开始骗党，丢了信念，活儿干得敷衍了事。”（第69—70页）

1981年3月6日　“……政治任务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愿如此——这也得花不止一个五年计划，也许还不止一个十年。”（第72页）

1983年3月11日　“要在一个国家里把社会主义该办的事办成，就得把全部经济转为全民所有。这是头等大事。列宁就此说得又简又明，四个字：‘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话人们不爱提。消灭阶级，纲领里只字未提。可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最难的问题。”（第70—71页）

这么说来，在莫洛托夫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消灭了一切阶级、而不只是“剥削”阶级的社会。建成这样一个社会，又靠什么办法？“资本主义办法”上面说过了。从谈话可以断定，莫洛托夫把计划纪律、领袖专政和大规模恐怖，归入“社会主义办法”。他给这些办法找的理由是：多数民众内心并不接受社会主义（他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

1973年6月6日　“斯大林在世时，形式上人人都跟着斯大林走。可一旦有机会显露本性，多数人就成了反对派。因为领导作用如此之大、个人在这种时候分量如此之重，许多人便闷声不响，跟着领导走，一边嘀咕……”（第60页）

1975年4月25日　“革命扎得这么深，又不是一下子全显出来，没有公开的文件、文章、讲话，可斯大林把这些都掂量在心；当然，30到四十年代直到五十年代推行这套政策时，难免突破形式民主的框框。……正因为斯大林有威望，那段时间里，连那些由软弱、靠不住的人把持的地方，许多事也照样办得稳——只因为人们心存忌惮。这起了作用。列宁时期难道没有这种事吗？”（第63—64页）

1982年10月21日　“我过去维护、现在仍维护斯大林，包括在恐怖那些事上；我认为，没有恐怖，我们就过不了战前那一关，战后国家也就不会有个大致稳当的局面……”（第38—39页）

1971年7月28日　“工人阶级要挣脱资本主义的处境，只能拿牺牲去换；谁要是想不付牺牲，那就该去另一个党报到——和平主义者、懒汉、空谈家和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党。……不愿（作出‘最大牺牲’。——作者注），那就继续当奴隶去吧。”（第68页）

1983年3月11日　论计划纪律：“等到我们把各企业的衔接环节办得及时、不误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上去。纪律正是往这上头引；而且不光是纪律，要紧的是把衔接的关口切实保住，让它们处处按时、按计划落实。眼下还做不到。这事很难。……许多人白白耗着光阴，等人家把干活儿要用的东西送来。……可见这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空谈代替了照计划办事。不过，这也有几分是被逼出来的。我们成天空谈超额完成计划，可这些年计划根本没完成。衔接的关口——在这么大的经济里是难事，可这恰恰就是社会主义……”（第71页）

莫洛托夫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弄清了这一点，他在五十年代初与斯大林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了。

1980年10月16日　“1952年全会上斯大林把我‘整’了一通之后，我的威信受了挫，赫鲁晓夫当选已不由我做主。斯大林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弄不明白。妻子那档子事——也有影响，但我看不是主因。”（第68页）

那主因是什么？莫洛托夫没有正面回答，但综观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曾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农民问题等几个关键问题上，多次顶撞斯大林。

莫洛托夫没提：与他同时被斯大林“整”的还有米高扬——在谈话里，米高扬被描述为先是暗里、后又公开附和赫鲁晓夫的人。然而，斯大林挑中这两位党内最有威望（因为都曾与列宁共事）的政治局委员，当然不是偶然。斯大林的洞察与远见不容否认：他有理由怀疑莫洛托夫“左”、米高扬右，都偏离了自己的路线；预感大限将至，便决意斩断二人通向最高权力的路，从而为威望稍逊却忠实可靠的“中间派”、“斯大林主义者”马林科夫开道。斯大林对“偏向”极其敏感、又惯于“全局”思维，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偏向在国内虽被压住，战后却有了新的强大依托——南斯拉夫铁托的“右派”领导和中国毛泽东的“左派”领袖。

显然，这正是十一月全会那场“清洗”的主要隐因——与会者当时甚至毫无察觉，因为身为马基雅维利门徒的斯大林，是拿工作中细小（且属子虚乌有）的过失来打击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

来看莫洛托夫谈他与斯大林的分歧。

1971年2月19日　“我在原子能委员会、从日内瓦给中央写了封信，说赫鲁晓夫还在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说过，共产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成。我被叫了回去，开除出党……”（第55页）

1975年4月25日　“他（斯大林。——作者注）是伟大的改造者。有些问题上没使足劲，这拖了后腿，这一条对他不利。如今人们又在重犯他的错误，把他在农民问题上的毛病也照搬过来。”（第64页）

1971年7月28日　“不能把问题归结为消费主义。当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连在一起，那是对的；可一旦二者割裂开……是不是什么样的满足都行？不，不是。我们要是把重工业忘了，要是把消灭阶级忘了……我就《经济问题》一书想跟斯大林说几句，可大家全喊‘乌拉！乌拉！’。我的看法是：改善会有的，但宁可慢一点，好让制度得到巩固，好让消灭阶级的事办下去。”（第67—68页）

1977年6月16日　“斯大林最后几年我是失了势的，这您知道，乃至被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我早先就批评过，也当面对他说过。……他不总是同意我，但我得说，同意的时候也不少。”（第69页）

从所引莫洛托夫的言论看，左倾的危险确实存在，何况莫洛托夫并非孤身一人——看来有理由认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政治局委员可能支持过他。

对斯大林而言，右倾的威胁，则不只来自米高扬、赫鲁晓夫和更年轻的领导成员，甚至来自他在镇压一事上最得力的帮手贝利亚。恰恰是贝利亚，1953年3月斯大林一死，就立刻提出种种主张：揭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赦犯人，限制苏共的作用，放缓苏联西部地区的集体化，自由地重审民族政策，放弃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转而促成德国统一，等等。换句话说，是一套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当年夏天，他便以“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遭枪决（拜巴科夫《从斯大林到叶利钦》，第106—108页）。

这么看，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对了：他死后，政治局陷入“左”“右”“中”的深刻分裂，由此燃起的权力之争，除了个人与集团的面相，还有意识形态的一面。

对勃列日涅夫政权及其前景，莫洛托夫的评价极尽怀疑。

1971年7月28日　莫洛托夫批评“消费社会主义”时说：“可消灭阶级在哪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又在哪儿？……没有这些，勃列日涅夫的整套政策都要垮，就像赫鲁晓夫的政策垮掉一样。”（第66—67页）

1973年8月14日、1974年3月8日　“党内还会有斗争。赫鲁晓夫也不是偶然冒出来的。这是个农民国家，右倾势力很强。谁敢保证这些势力不会占上风？很可能，最近一个时期上台的会是反斯大林分子，多半是布哈林分子。”（第75页）

1976年12月7日　“……要做人道主义者，要守法——这就是他们那套道德……不改变制度，人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若把道德用来培养人的良善品性，却让制度照旧——受贿照旧、盗窃照旧，把这些都留着，那这套道德就全烂掉。可我们若提出革命的、砸碎旧制度、把它办彻底的任务，那就得让道德服从于胜利、服从于争取胜利的斗争。……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我们这儿有受贿、有盗窃、有种种乌七八糟的事。”（第76—77页）

（以上为弗·米·莫洛托夫1970至1985年间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多次谈话中的言论。）

2. 苏共中央主席团与中央委员论1965年柯西金改革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

下面这些苏联前党政要人的言论，都说于改革时期。鉴于他们中多数人历来把迎合“党的路线”当作头等本分，就得把这一层考虑进去：到了新时代，他们几乎本能地想把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自己，打扮得比实际上更“反勃列日涅夫”、更拥护改革。话虽如此，唯有这些最高层的要员，才是围绕柯西金改革那场地毯下激烈角力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可他们多数人是否看懂了经济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看懂了改革的经济内涵，这就大可怀疑了。

格·伊·沃罗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1973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2—1971年）。政治局里唯一一个公开反对1968年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人。

“……有一个简单却也许是决定性的事实，怎么也绕不过去：1956年的赫鲁晓夫和1964年的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判若两人，有些地方甚至全然不像。……结果，二十大到二十二大所定改革的阻力——本以为随着所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清除已经除掉——重又占了上风，于是有了1964年十月苏共中央全会上那一对赫鲁晓夫（事态后来表明，还不止对他一人）堪称悲剧的转折。”（格·伊·沃罗诺夫《略忆往事》，载《各民族友谊》1989年第1期）

问：“您今天是否觉得，对这些年（1965—1973年。——记者注）成为停滞的开端负有责任？”

答：“这些年领导层、政治局里斗争多么激烈，可以讲很久。可以翻出我的一批札记和别的文件，谁持什么立场，一看便知。我确信，这二十年（1965—1984年。——记者注）值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斯大林那些年。是的，没有斯大林时期那样的牺牲。可这一时期经济、政治、道德上不流血的损失，并不比斯大林时期小，也许还更大。……就拿经济改革来说，它的基础早在1962至1963年就打下了。领导层换届后，本该由通晓经济、财政，起初又坚决而有原则地行事、在党内有威望的政府首脑阿·尼·柯西金，来充当改革的思想家和‘发动机’。可改革后来众所周知地化为乌有。如今有人说，是部委机关用一道道指令把它扼死的。这当然没错。但还有一层：勃列日涅夫本人既不懂、也不支持改革的实质。在他身边那帮党务干部中间，他对改革本身、对柯西金本人，都毫不掩饰地轻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为此很难受，看来是累了，便渐渐退让。到后来，部长会议上但凡有一丝疑虑的事，哪怕本是再清楚不过的问题，他也撤下不议：‘得跟列昂尼德·伊里奇商量商量。’乃至连那套能在减少用工的同时收到大效的‘晓金法’，也遭到……柯西金的阻拦——他事事都要先对照一下总书记的意思。”

（格·伊·沃罗诺夫《从解冻到停滞——与雷·雷涅夫谈话》，载《消息报》1988年11月17日）

基·捷·马祖罗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57—1978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5—1978年）。

“说什么斯大林分子结成一伙把赫鲁晓夫拉下马，这种讲法没有根据。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去职之路……毕竟是他把勃列日涅夫提到身边的。不过，也许赫鲁晓夫根本没去琢磨周围都是些什么人，因为他一个人替所有人干活儿。……他那套改革（分权、撤销部委。——作者注）当然有合理的内核。我们如今又往回走，虽说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并非偶然。但改革不能这么硬来，这是其一。其二，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照样是那套行政命令的老办法。说到底没怎么变。……因为我们都是这么熏陶出来的。我拿自己来说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泥潭不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开始的，而是更早，根子在行政命令体制里——这套体制斯大林也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从革命前的官僚那里接过来的。赫鲁晓夫时期它一样大行其道，他也是这么个行政官。可我还是很敬重他，敬重他是个肯干的人，这一点和勃列日涅夫不同。

……经济上，我们当时（1964年十月全会之后。——作者注）在柯西金领导下开始琢磨改革，多少把赫鲁晓夫起的好头往前推一推。我们提出给地方政权更大自主权，做着经济核算的梦。说实话，具体细节磨得很苦，因为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不少保守劲儿。但总的说，办成了点好事——第八个五年计划是全国历史上生产率最高的一个，这并非偶然。

……可后来改革一点点化为乌有、散了架，因为它需要有人去争，而列昂尼德·伊里奇并不怎么支持。……我们这位领导人的头等心事，可惜成了树立个人威信。

……他是我们方才说的那套体制调教出来的好学生。他用这套办法，把政治局降为第二梯队，剥夺了它的决定权。……要害在于勃列日涅夫倚靠的是书记处，而非政治局……如今什么都由一帮书记预先定了。那里头有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等人。……政治局只剩下点头的份儿。

……他是个很不称职的领导人。大概正因为心里有数，才嫉妒柯西金。”

问：“赫鲁晓夫的改革、后来1965年的改革，‘栽’在了哪儿？机制里什么不灵？我们着手的改革有些地方还与从前的相呼应，该在哪儿先垫块软草以防摔伤？”

答：“不知道哪位高人能答上来。六十年代是一套条件，如今是另一套。但有一个细节我要讲：所有改革都是被行政命令体制和缺乏公开性削垮的……”

论改革时期：“就说经济改造吧。推得艰难，为什么？我看缘由很多。一头，是旧办法的阻挠，它们还有劲；另一头，是我们对那些已经看清的措施——我指经济核算——迈得太怯。掣肘的东西不少：指令、定额等等。问题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样，出在某个人行政上的昏聩。依我看，缘由更复杂、更深。我估计，市场关系会带来麻烦。市场是客观现实。可怎么在社会主义下用它，没有现成的方子。何况它本身就埋着某些危险。头一个是失业，第二个是居民收入的急剧分化。各群体间的关系会立刻紧张起来，可能闹出社会问题。另一种心理、连同它带来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渗进来。也许我看错了，可我觉得，我们不少共产党领导人是凭直觉嗅出了这些暗礁，才拖着不办。我们的学界也帮不上忙，建议自相矛盾：一会儿要立刻改定价，一会儿又说干脆暂时别动。顺便说，后一种大概更对。看来还是得先把经济里最起码的秩序整顿好。”（基·捷·马祖罗夫《我说的不只是自己——与捷·邦达连科谈话》，载《苏维埃俄罗斯报》1989年2月19日）

彼·叶·谢列斯特，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2—1972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72—1974年）。

论赫鲁晓夫时期的错误：“比方说，如今我明白了，不许人养牲口、养牛、连羊也不许养，是个错误决定。人嘛，总难免犯错。可好事也很多。人们吃得饱，商店里什么都有。如今我还记得：基辅中央食品店的香肠有十来个、十五个品种。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上台后，解冻的幅度很大，可没有进行到底。所以我们走向改革，并非平地起步。顺便说，‘停滞期’这个说法我不认同。退化是有的，社会道德败坏是有的。……头三年，勃列日涅夫还听一听主席团委员的意见，也想钻一钻经济事务，尽管他对此所知甚少。三四年后，他就自命为领袖了。……把国家撂在一边，开始整肃那些扶他上台的干部。……我过去主张、现在仍主张给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行事的自由，给它们自主权，拔掉中央那些堵着、闷死问题、添大乱的塞子。顺便说，国民经济委员会里也有它的合理内核：所有大厂、大企业都归共和国而非中央管。这本是各共和国转向区域经济核算的根基。”

（彼·叶·谢列斯特《人总难免犯错——与弗·博伊科谈话》，载《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0月19日）

尼·格·叶戈雷切夫，中央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2—1967年）。

“就回想一下1965年的经济改革吧。它由柯西金提出，在党内和民间都得到拥护。可渐渐地、而且相当快地，它被化为乌有。嘴上仿佛还在往前走，实际却处处使绊。等勃列日涅夫培植起一圈可靠的人马、彻底感到自己有了底气，他便缚住了部长会议和柯西金的手脚，最终促成尼·阿·吉洪诺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个对他个人忠心耿耿、却不足以胜任如此高位的人。我记得，早在1967年六月全会之前，我就对我们一位作家说过：‘我有种感觉，我们站在了生活洪流的对面，想拦住它。这办不到。洪流会把我们冲走。该做的是站到这股运动的前头，把它导上正道。’我这些‘离经叛道的念头’，叫人捅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里。”

（尼·格·叶戈雷切夫《被派去当大使——与列·普列沙科夫谈话》，载《星火》1989年第6期）

弗·叶·谢米恰斯内，中央委员、克格勃主席（1961—1967年）、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67—1982年）。

“它们（1965年改革。——记者注）只是被宣布了一下，实际上根本没起步。所谓只在嘴唇上抹了点蜜。许诺了变革，随后就用财政部、国家劳动委员会以及别的种种限制、监管机关的指令，把整桩事压死。改革就此夭折。……斯大林式的意识，还会久久地作用于我们。只有提高社会的文化才能根除它，可我们的文化水平还很低。……我们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命令的办法，却恰恰是用这套办法在推行民主和公开性。”

（弗·叶·谢米恰斯内《什么活儿我都拿得下来——与卡·斯韦季茨基、谢·谢·索科洛夫谈话》，载《星火》1989年第24期）

彼·阿·罗季奥诺夫，中央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3—1970年）。

“1964年十月全会之后，他（阿·尼·谢列平，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党政监察委员会主席。——作者注）提出了一份纲领，其精神与字句多半叫人想起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年月。熟悉谢列平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与勃列日涅夫相反，向来是所谓强硬派的代表。十月全会一过，他与当时的总书记便起了分歧，日子一久，分歧愈发尖锐，几近公开。”

“无疑，论素质，他（尤·弗·安德罗波夫）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十月全会之后，恰恰是他、而非别人，提出了最为充实、清晰的行动纲领，这绝非偶然。这份纲领比赫鲁晓夫时期更连贯，依托的是党的二十大路线，纳入了这样一些条目：经济改革，转向现代的科学管理，发展民主与自治，让党专注于政治领导，停止已变得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以及最后，让苏联走向世界市场以接通新技术。

可惜，这些措施……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当时别的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那里，都没得到理解。安德罗波夫这一动作的结果，是他本人被调任克格勃主席……”

“尽管如此，确有一些人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对抗。除了被勃列日涅夫借帮手之手干脆挤出政治局、连同高位一并褫夺（他生怕大权旁落）的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还有一位阿·尼·柯西金。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柯西金在内政上力主经济优先，认为正应以此为本去抬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正是柯西金发起了1965年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报刊上还时有议论，说这场改革据称栽在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对抗上。这一切至少是天真。改革无疑是被‘上头’砍掉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妒忌。

……勃列日涅夫从小针小刺、不懂行的插手，进而转向更见分量的动作，存心要削弱阿·尼·柯西金及其政府的地位。我想起1969年12月那次专谈经济的苏共中央全会。它不同寻常，因为会上多年来头一回如此尖锐地批评政府。剧本倒是老一套：发言者一个接一个，箭头主要射向国家计委，实则瞄准的是政府、是领导政府的柯西金。有些发言……明显带着偏向、过分武断，更要命的是毫无论据、失礼到了刺眼的地步。”

（彼·阿·罗季奥诺夫《停滞是怎么开始的？》，载《旗》198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