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什么是“工人力量”
在“工人力量”的每一层组织中，都必须完整体现我们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和所推进的政治纲领。我们应当这样说：我们本身，更准确地说，我们所代表的，正是这些年来意大利工人自治、工厂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发展及其危机。
1971年9月，我们在罗马召开的第三次组织会议上，把自己定义为：“工人力量：为了党，为了起义，为了共产主义。”今天，不再以形式化、仪式化的方式提出这些主张，而是肯定这些口号具有现实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意大利今日的局势下，宣布“党已提上日程，起义已提上日程，共产主义已提上日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工人力量”始于1969年，发端于当年的菲亚特斗争，以及革命团体为介入集体合同斗争、反对集体合同制度所作的准备。而作为一种政治构想，它先后经历《红色笔记》和《工人阶级》等实践经验而发展起来，实际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1现在有必要回到最初的构想，看看阶级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由此而来的任务又有哪些变化。
“重建”与阶级失败
我们的政治探索刚刚开始时，意大利正处在中左联合政府出现的前夕。这一尝试意在启动改良主义阶段，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开辟新路线。当时要在意大利重新发动阶级斗争，任务无疑异常艰巨。
从战后“重建”年代开始，工人在整个50年代遭受了系统、持续而逐步加深的阶级失败。这场失败打着“为国家利益合作”和“参与重建”的旗号；归根结底，它发生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所推行的阶级合作路线之下。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初，一切代价都由工人承担。那个声称“以劳动为基础”的共和国，建筑在工人背上，建筑在数百万失业者的血肉之上，建筑在工人阶级高强度、摧残性的生产劳动之上。
60年代初，意大利资本终于走到“经济奇迹”的门槛前，正是因为工人像牲畜一样干了十五年，拿的却是极低工资。对老板来说，“奇迹”其实一直都在；不同只在于，他们如今为了扩张经济，需要“重新拉动内需”，也就是让工人手里多一点可供消费的钱。
50年代曾有过非常艰苦的斗争，但它们都带着同一种绝望而防御的性质：反对解雇的斗争；南方的土地占领斗争，尽管这条出路后来又会被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反对企业重组的斗争。它们全是防御性斗争，因而也就是失败的斗争：斗争一旦转入防御，就说明主动权掌握在老板手中。这些斗争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谢尔巴和萨拉盖特的子弹与警棍。2
工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无力回击，因为从共和国成立到1952—1953年间，意大利共产党已系统解散了工厂中的共产主义武装组织。与此同时，工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发展的关键地点，比如菲亚特，组织工人斗争和抗命。这些年来，工会也一直避免按照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特殊阶级利益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这些利益同意大利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就是老板的利益，彼此敌对。工人利益同所谓“重建任务”对立，因为这种“重建”实际上是在重建资本主义权力和剥削。总之，整个50年代，工会始终“小心”地不去发动推高意大利劳动力成本的斗争，以免让资本的剥削计划陷入危机。
改良主义方案与计划型国家
50年代在工人已经彻底失败的局面中落下帷幕。然而到了60年代初，工人抗命开始复苏，他们的斗争能力也以坚决、强劲而激烈的方式重新迸发。正是在这些年，老板、国家和意大利资本中最先进的部门启动了改良进程。在官方政治话语中，这叫作“中左联合政府”；在资本主义蓝图中，这叫作“收入政策”。
这意味着，谢尔巴的面孔将逐渐隐去、退居次要位置，拉·马尔法、焦利蒂和里卡多·隆巴尔迪的面孔则走到前台。3这一启动改良进程的政治抉择，甚至包括鼓励斗争回潮、推动工资上升，但前提是斗争受到控制、遏制和平衡。这股斗争态势、大规模的冲力，以及加薪和改变劳动条件的要求，都必须转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扩张的推动力。
意大利资本家在这些年意识到，有必要相对改善工人的处境：工人手里有更多钱，就意味着消费扩张和生产受到刺激。意大利老板重新发现了福特的老办法和凯恩斯的“新”政策。菲亚特推出“民主小汽车”，国家则为它修筑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以实现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次跃进。
这种政治转向，也就是中左联盟及改良主义实践的开始，究竟从何而来？它正是资本家对工人斗争意志大规模复苏所作的回应。1960年7月的无产阶级起义和菲亚特最早出现的“野猫罢工”，对意大利资本家敲响了警钟。因此，意大利最先进的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试图改换牌面，把美国以及世界市场中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试行过的发展模式引入意大利。他们要抢在工人行动之前，建立一套政治和制度工具，使资本能够读懂并解释阶级运动。这相当于为改良主义预先铺路，为它制定一部“框架法”。
公私部门中最现代、最强大的老板，以及资本阵营中最精明的政客，都意识到一点：要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就必须对劳动关系实行民主化管理。他们要让工人参与发展计划，把工人的抗命纳入可控轨道，使之成为体制的动力因素；他们要靠经济规划、研究机构和计划来克服失衡与矛盾，使国家承担资本主义大脑的职能，而不只是充当警察；他们还要让国家调节资本家之间、尤其是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冲突。意大利资本家阶层试图借国家的全面重组，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始终潜伏的灾难性危机风险，避免重演1929年那样骇人的国际性衰退。
要实现这套蓝图，必须建立新的国家结构，即所谓“民主计划型国家”。在这种国家中，走到前台的不是镇压工具，而是控制、调解和调节工具。工会于是作为控制工人的机构走到前台：它在谈判桌上同政府和计划者一道确定上限，规定工人要求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所能容纳的水平。换言之，60年代初的资本试图消灭那个在它看来不合资本理性、在剥削逻辑中显得无序而难以容忍的因素，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自主发展。
资本为此不仅需要新的国家结构，还需要一种不同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应按照美国汽车工人、按照底特律工人的模式塑造：劳动力可以流动，同具体工作岗位相分离，彼此无差别，不依恋职业身份和技能价值，也丝毫没有管理生产的抱负。对老板来说，问题在于摧毁工厂中那种以工人的专业技能和对职业价值的依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就是摧毁那种以接管工厂和管理生产为目标的工人阶级结构。
起初，面对这场庞大的资本主义重组，革命的主动性似乎陷入瘫痪。这场重组在国际层面声势浩大，落实到意大利的具体局势时虽不免带着种种局限，却仍显示出长远规划的印记。面对这种全面反击和资本主义复兴，第三国际的模式陷入危机。这个经典模式以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和危机的设想为基础：革命者在危机中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把整个无产阶级的各个层次，可以说整个“人民”，都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在这套构想中，共产主义组织把发展的要求体现出来，同资本主义危机相对抗，并由此真正取得对无产阶级大多数的领导权。如今，这套构想已经失效。
那些年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积极分子，已看不到利用资本主义“自发”的灾难性危机的可能，像俄国和中国曾经出现的那种危机。那些危机规模惊人，最终逼近帝国主义战争的临界点。摆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无比强大、不可战胜的资本：它一发现自身矛盾，就能立刻缝合、修复；矛盾一旦暴露，它就把矛盾推到更高层次，或者设法将其缓冲，不让暴力爆发到危及权力平衡的程度。
另一方面，第三国际那个旧有、传统而且本属列宁主义的主题，也就是共产主义组织高举政治斗争旗帜、把政治斗争当作把民主发展到极致的斗争，此时看来也已不再有用。因为国家已经以计划型、民主的面目出现，甚至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征。
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在1917年以前曾是俄国无产阶级极为有力的斗争旗帜，如今也似乎已无法再当作口号。资本主义重组越来越倚重“公共之手”和公共资本，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国家正在经历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同时，工人开始看到，苏联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希望，而可能是“没有老板的资本主义”的模型。在那里，私有财产确已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却依然存在，劳动所受的统治和奴役也依然存在。因而，“反对私有财产”这一口号也像是正从手中滑落、瓦解。面对资本看似强大、改良主义看似全面胜利的局面，究竟应当怎么办？
发达资本主义中的革命问题
正是在这些年，我们可以由此确定“工人力量”全部政治论述的起点。意大利的一群同志开始致力于一个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开辟革命战略和共产主义纲领的可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重新追寻、找到并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用以开辟这种可能。
60年代初，无论理论思想，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动性，景象都十分荒凉。一方面，改良主义者在资本最先进的意识形态面前，长久居于从属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资本主义大战略家的计划，反倒成了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理论家所能看到的最先进视野。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有不少只凭主观愿望行事的人。他们仿佛沉浸在一片悲苦之中，站在那里哀叹：工人阶级已被“整合”进体制，因为工人在为钱斗争，因为工人表现出根本的自私自利，执着于斗争中实际而物质的问题。
第二部分 共产主义已提上日程
我们当初由此出发、并据以展开60年代全部群众行动的构想，正是要看看如何让这种群众性的“利己”发挥作用，如何使工人为自身物质利益而斗争的能力，表现为同社会所谓“普遍利益”相对立的阶级利益；要看看如何以这些斗争行为为支点，重新启动革命进程。
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政治构想是：强化生产关系中，也就是工厂内部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对抗。工人在各种行为中始终倾向于拒绝工作；我们要强化这种对立，强化工人在厂内的抗命，拒绝资本的命令。我们要把工人具体的物质需要，同被宣传为“普遍利益”的资本主义计划和发展逻辑之间的战争与敌对组织起来。
面对新的计划型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在国际层面形成的新协调机制，面对这台看似严密而完美、毫无弱点的机器，当务之急是找出它的弱点。它的弱点正在于：而这个弱点就是改良主义计划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共识为基础。我们必须击中这个弱点，使工人拒绝赞同、拒绝依附改良主义。
同志们，这就是对“自治”的发现。工人自治意味着认识并确认一个事实：资本的全部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实际都是工人的历史，是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完全可以得到验证，工厂里的工人对此有着切身体会。
技术史实际上就是资本家耍弄诡计、从工人手中套取知识和信息的历史，是资本家不断企图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劳动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是老板企图持续、全面控制劳动力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是围绕活劳动、劳动力和工人建起统治牢笼、从他们身上压榨劳动的历史。4
工资斗争
我们当时的构想正是：面对那个以改良和发展为纲领的国家，必须拒绝认同，拒绝计划的规则，拒绝工会调解，打破对工资走势与生产率走势之间所谓“合理关系”的规划。我们要把工资这个变量不断向前推，使它背离资本主义剥削的理性、变得失去控制，也就是不断推高劳动力成本，直到整个计划陷入危机。
这就是对自治、工资斗争以及工人进攻性经济斗争之可能性的发现。这种进攻性经济斗争，要从根本上动摇这种以改良、计划和发展为纲领的新型国家。60年代我们多次鼓动的口号“多拿钱，少干活”，表达的正是这一点：以明确的主观意志制造资本主义危机，用工人阶级不容压缩的物质需要去冲击资本的稳定。
我们所进行的实践是：面对一个已把内部矛盾降到最低程度的资本，把那个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主要矛盾推进到底，也就是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从生产关系内部把这一矛盾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必须检验这一构想：发动一波围绕经济诉求的进攻性斗争，由此创造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重新建立真正革命行动的经典条件，即夺取政权、摧毁资本家国家、建立工人权力的条件。
自治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首先要在斗争中、在斗争内部建立工人的政治团结。“人人同额加薪”的口号和平等主义目标，伟大意义正在于此。工人在认识自身阶级利益同老板利益的对抗时，也要有意识地、公开而明确地认识到：必须持久组织起来，不是反对某一个老板，而是反对所有老板，反对作为老板总体利益代表的国家。
工人自治
因此，在这套政治方案中，自治意味着把资本逼入危机、使它无法脱身，迫使它停止发展，迫使它承认自己已无力推动改良主义行动、政治主动性已经受阻，无法再继续顺应工人的要求。这也意味着，迫使老板和国家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对工人的统治和公开暴力。
就此而言，自治斗争造成了一种政治局面：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外衣开始破裂，危机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成为赤裸裸的暴力行动，成为制造贫困的行动，成为对工人阶级和整个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攻。面对危机这张公开而残酷的面孔，群众的阶级意识便有了增长的条件：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摧毁资本主义权力，夺取全部权力；必须摧毁雇佣劳动的奴役，摧毁作为劳动与商品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
这就是我们在60年代运动中走过的道路：从1962年菲亚特斗争，到1968年从瓦尔达尼奥开始的工人、社会、学生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复兴，到从巴蒂帕利亚开始的南方无产阶级斗争，再到1969年菲亚特斗争和随后的“火热之秋”。此刻无须在这些时间节点上纠缠；重要的是，穿过运动的这些阶段，我们政治论述的红线始终如一。
同志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相信，这种政治构想虽然有其局限，却已是一项萌芽中的共产主义纲领。马克思有一句我们非常喜欢的话，也是我们第三次组织会议的口号：“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我们相信，我们的纲领确实是一项共产主义纲领。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既指我们这个对上述现实作出解释的团体，更主要是指工人斗争本身所形成的群众政治宣言。
我们相信，60年代工人斗争的明确内容和工人自治的经验中，贯穿着一种构想、一个纲领、一个计划和一份共产主义政治宣言。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雇佣劳动，消灭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工作的处境，那么说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任务，就是要在工人和无产者的行为中，在意大利60年代工厂斗争和社会斗争所体现的反对工作的斗争中，发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要求。同志们，这就是共产主义作为现实任务的含义。
我们相信，在生产力当前的发展水平上，资本主义制度首先是一台制造劳动的地狱机器：人们劳动，只是为了制造出更多劳动的必要性。到了极端阶段，资本主义真正成了对劳动的强制，成了对劳动的纯粹统治和命令，成了对劳动力的纯粹控制。因此，反对工作的斗争和“拒绝工作”，就形成了一项共产主义纲领，并在60年代的工人斗争中展开为一系列明确、具体的纲领。
反对参与，反对让工人共同为剥削制度负责的企图；反对劳动时间；反对那种给不同劳动标定不同价值、借此在政治上分化工人的资本主义骗局；反对把工资同生产率捆绑。这些都是工人斗争中无比强大的革命内容。它们带来了总体上积极的成果；到1969年“火热之秋”结束时，我们已可以说，当初提出的构想大部分得到了验证。
第三部分 党已提上日程
工人确实带着强大的阶级团结走出了斗争。经过集体合同斗争，一批政治先锋在工厂中诞生，一批组织核心由此形成，革命组织的重要因素也随之出现。经历这一阶段、这一浪潮和这一伟大斗争周期后，工人形成了普遍的政治自觉。对党和革命的需要已经成为压倒性的现实要求；与此同时，工人的进攻也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
正因为这一构想得到了验证，从“火热之秋”结束、经过整个1970年，再到此后的这些月份和年头，我们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具体地推动工作、工作方式和政治主张发生根本转向。在我们看来，这场转向当时已属必要，今天更是如此，因为意大利阶级局势的发展不断证实着这一点。
我们相信，发挥先锋作用就是把握断裂、跃进、强行突破、重新定性和更新论述的必要，进而解释并推动这些变化。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历孤立，经历运动内部的政治斗争。我们接受的是积极的孤立：不是落后者的孤立，而是提前作出选择者的孤立，因为整个运动日后都将被迫走向这些选择。
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出现，并在不断加剧：通货膨胀、对实际工资和就业的进攻、针对斗争先锋和革命组织核心的公开暴力，以及主动推进的司法镇压。这些因素构成了自1970年夏季、尤其是所谓“大法令”以来意大利的整个政治局面。5面对这种局势，“工人力量”提出明确主张：必须从自治走向组织，从经济诉求斗争转向公开的夺权斗争。
我们相信，这一转向是危机的性质、特征和物质现实本身强加给我们的。换句话说，它来自这样一种意志：即使身处危机，也要坚持工人的进攻性立场。
现在必须说清楚，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危机究竟是什么。许多同志无论在运动内部还是在所谓“阶级左派”内部，都否认当前局势已经构成资本主义危机。他们之所以否认，是因为只以会计账本的眼光理解危机，不断拿现实套用脑中的旧模式。他们否认这场危机的新性质，不承认它由工人斗争造成，仍把它想象成1929年的重演和一场灾难性崩溃。
于是他们紧盯《经济世界》和《24小时太阳报》上的统计表，试图从意大利生产结构的客观数据中侦察哪个部门陷入危机：纺织业，还是橡胶业？他们还要判定危机究竟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结构。6这些讨论当然有意思，也有用，但同必须展开的政治论述核心相比，都只是外围问题。
这些同志或许占了“阶级左派”各组织的多数，他们确实把危机看成失序和破产。我们则主张，危机是资本主义主动性遭到阻断的状态。危机是资本无法摆脱的必然局面，同时也是资本阵营主动采取的政治选择：它要阻断发展，宁可为此付出代价，也要重新夺回对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控制与统治，推进社会“正常化”。因此，危机既是资本面对的必然性，也是资本阻断发展的政治意志；它还意味着阻断改良主义顺应工人要求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公开说明：我们在阶级斗争和工厂斗争中成长，因此才称自己为“工人力量”。危机必然也是工厂斗争、工人自治和工人斗争自发性的危机，因为它是阶级敌人精准打出的一击，是对我们革命计划的针对性回答。它使我们在发展年代熟悉的那件强大武器失效，掏空其内容，磨钝其锋芒。这件曾给老板造成无数麻烦和损失的武器，正是反对资本发展的进攻性斗争。
危机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任务
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老板阵营的政治图谋贯穿国家的所有环节，目的是迫使工人斗争转入防御，驯化工人的自发性。
当老板的进攻和对工作岗位的要挟，把工人的自发行动降为祈求工作，把工人斗争降为请求受剥削、请求获得一个受剥削的位置时，斗争就必须彻底转向，否则阶级失败便会成为现实。
当老板愿意放弃扩张和发展，不再把生产率与产量增长放在首位，而把重夺控制、恢复统治的一般条件作为首要目标；当他主动接过工人强加的危机，并把它用作政治武器；当他亲自封锁生产、叫停装配线，让工人停工领取工资补偿，甚至解雇工人、关闭工厂时，我们过去赖以斗争的工资武器在这种反击面前也就失去了锋芒。7
自治运动的诉求已不再奏效。你们可以到厂门口试试：如果只是重提1968—1969年那场伟大的自治运动，却拿不出政治出路和新的斗争工具，你们的主张就无法切中现实，也无法引导工人的斗争意志。这并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只要想出更漂亮的斗争诉求就能解决。我们坚信，1968—1969年自治斗争的那些诉求，对统一阶级、进攻老板曾有无比强大的作用。问题不在诉求本身，而在于老板与工人之间原有的力量对比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工厂内的斗争我们已不再占据主动权，而这正是需要通过重塑组织能力来解决的。
占有与政治工资
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进攻，阻止老板重新夺回主动权。“工人力量”的全部政治方案都围绕这一点展开。我们在这里公开反对所谓“连续论者”，也就是那些把革命进程想成一条笔直无阻的高速路的同志。今天我们要用这些问题界定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相信，这是我们面对整个阶级革命运动所应承担的任务。
上一期报纸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认为这种“连续性”论述是严重错误。坚持这种论述的同志在60年代不理解自治与发展的关系，很晚才认识到，在资本发展时期，工人的自发性以及立足自身物质利益的经济斗争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和革命性。今天，他们同样不理解危机提出的新任务：把斗争提升到全新的战略层次。
他们不明白，危机时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单纯的工厂斗争和诉求，已不再能为老板挖掘坟墓。我们相信，今天说出这一点，就必须付诸实质行动：建立新型斗争经验，冒险把这套政治论述化为实践。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革命者的任务是推动工人自治，组织斗争、罢工、车间停工和基层委员会。这些工作今天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当然都要继续；但在危机中，更核心的问题是按照危机规定的节奏，筹划并实现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层次跃升。
第四部分 起义已提上日程
面对计划、改良和发展时期的国家，我们曾以强硬斗争为武器，以工资为目标。今天面对危机中的国家，面对摧毁革命先锋、放任资本主义暴力的国家，与之相应的武器已经变成党的组织和起义进程的组织。因此，我们所倡导的“起义之党”口号已经成为紧迫的现实任务。
简单说，过去我们以强硬斗争对付老板，以自治对抗资本发展；今天则以党对抗国家，以起义进程对抗危机。
我们相信，革命力量如今面对的是那个经典的两难：阶级失败，还是革命。资本的主动性和工人的主动性不可能无限期地停滞对峙，局势也不会这样发展。要么资本的重组和改良方案得逞，也就是工人失败；要么启动武装斗争这一长期进程，开始沿着起义的方向进军。
我们相信，这首先意味着要向运动提出新的群众实践，组织新的斗争。我们因此谈论有组织的斗争节点。今天必须超越1968—1969年的目标。当时我们要围绕一揽子具体诉求，在斗争中建立工人团结；今天则应当争取全体无产者的统一，把工厂工人、失业者和南方无产者统一为一个总体性的无产阶级主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工人”。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可以制定一项以夺权斗争统一全体无产者的纲领。
起义
我们把这一斗争方向称为“政治工资”。这个说法或许不那么直观，但关键不在名称本身：所谓政治工资，根本上是指无产者摆脱劳动勒索的能力，也就是不必再为争取一份工作而斗争的权力。
对我们来说，政治工资意味着一整套可以推进的行动。它意味着组织南方无产者为争取保障工资而发起的暴动与暴力；意味着组织大都市失业者为同一保障工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和暴力；还意味着组织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实践，使无产者能够逃脱劳动勒索，获得这样的权力和自由：不必仅因无钱维持生活，就被迫用疯狂加班摧残自己。
我们称为政治工资的这项指引，可以具体展开为两类行动：在南方组织争取保障工资的暴力行动；在北方大都市和大工厂组织占有实践。它只表达一个核心意义：彻底拒绝防御性斗争。
这是一场不为“工作”、只为收入而进行的斗争。它争取同劳动脱钩的收入，意味着无产者拒绝被“收编”。这一次工人拒绝参与老板的危机，正如在1968—1970年的斗争中拒绝参与老板的发展计划。当时工人拒绝把工资与生产率捆绑，拒绝“钱可以多，活也必须多”的资本主义规则，也拒绝生产率和工资总额必须按统一比率增长的规定。
在工厂内部，反对工作的斗争和工人自治打破了这种关系：工人按照自身需要，而不是资本的生产要求，索取更高工资。今天面对危机和就业进攻，核心问题是彻底切断劳动与收入的联系，展开围绕收入的全面斗争，并开始占有和重新占有社会财富。这些财富由工人创造，无论他们仍在劳动，还是已被资本判处“无工可做”。
占有纲领就是夺回被榨取的财富。无产者已经在交通、住房、食堂等一系列斗争领域实践这项纲领，超级市场中的实践目前还比较少。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少干活的自主权，拒绝资本借危机实施的勒索。与此同时，在工厂内部也要立即夺取自己的目标，无需任何谈判，当下就干。
同志们，这就是针对危机的新群众实践。我们必须把这套论述落实为具体行动，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能让斗争消散在日复一日、无限延续而日益松散的零星事件中，而要把它们集中到经过组织、由中央决定的若干斗争节点上，用来检验我们的组织能力，例如在全国范围内行动的能力。
这也意味着组织化行动的新实践和新组织作风。到了这个层次，问题已不再是在若干重要地点刺激工人的自发行为，而是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必须拥有自己引导群众斗争、强行把斗争推向起义出路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所谓“以党的方式行动”。按照当前组织水平，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是革命党，但仍要选择革命党特有的斗争领域。我们明白，只有经历危机条件下的一轮重大斗争，党的组织门槛才会真正形成。这场斗争必须证明，我们能够在更高层次的新斗争领域，重新团结这些年斗争中形成的庞大政治干部和积极分子队伍。以党的方式行动，就是选择并进入这样的政治行动领域。
我们现在不把自己视为党，也不自称为党。我们认为，党的特有品质在于，它此刻不仅能够启动起义进程、沿起义方向前进，还能够同国家直接展开一场具有决战意义的夺权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把这一领域选作决定自身政治性质的行动方向。
因此我们相信，这一主题必须贯穿整个运动。如果自治阶段的口号组合是“工资与强硬斗争”，今天向运动提出的口号就必须是“政治工资与夺权斗争”。由此通向起义进程和武装斗争。这个进程虽然漫长，却必须立即启动并成为现实；我们必须强力推动整个运动朝这一方向前进。
这个口号不能只是路线宣示，而必须有一种能力支撑：系统组织斗争节点，组织冲突时刻和断裂时刻，使整个运动由此向前迈进。
例子很多，我们只举一个。同志们，请想一想：从大规模群众性占房行动发展到整个无产阶级社区的综合防御，乃至对警察进攻的军事防卫，意味着什么？再想一想：从南方城镇每天可见的无产阶级自发暴动中发展出协调能力，使群众暴力不再自发爆发，而是经过预先组织和部署，受到引导和指挥，又意味着什么？你们应当明白这对组织意味着什么。
我们认为，整个运动都应被引向这样的进程和斗争节点。其他团体表现出严重滞后，因此我们必须体现局势所强加的紧迫性，也必须具备强有力的示范能力。否则，同志们，关于党的论述就只是空话，只是在把组织像砖墙一样一块块砌起来。
同国家斗争是党的特殊性，也是革命组织的功能。工人和无产者的革命党组织与斗争中的一般运动组织之间，区别显然不在于谁在组织“地图”上多插了几面小旗，而在于谁能使自己达到运动当前现实任务所要求的高度。
我们要用这套论述检验自己，成为这一进攻性口号的倡导者。在革命运动中，每逢危机和老板反击，都会出现一些我们毫不犹豫称为等待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许多同志认为，一旦老板和国家发动进攻，就应当撤退，保住已有的组织成果。我们却坚信事情并非如此。
任何自称革命的组织，如果错过这场历史性检验，不能在夺权斗争中、在同危机国家的对抗中尝试富有实质意义的斗争形式，此后便不可能继续作为革命组织存在，也不可能保留最起码的政治可信度。
这一切仍只是计划，但我们坚信必须展开这种实践。面对当前时势，问题不在后退，而在围绕这项政治指引和这些先锋任务，组织若干重大的冲突节点，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能力。这些尝试不能沦为平庸的示范动作，而应成为整个运动前进的先锋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