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整理自卢恰诺·瓦萨波洛2021年11月26日在罗马萨皮恩扎大学组织的一场研讨会。皮佩尔诺以其一贯清晰的风格讨论意大利战后史：从人口迁徙和大众工人的形成，到工人与学生相遇，以及这场相遇给工厂和大学带来的影响。发言结束后，学生提出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这些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若干概念，也讨论了当代青年与20世纪60年代末青年在政治斗争取向上的差异。
演讲正文
瓦萨波洛 弗朗科·皮佩尔诺是一位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家，在卡拉布里亚大学任教，著述甚丰；此外，他和我一样，也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我们都曾参加议会外组织“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我十五岁时，弗朗科早已是“弗朗科·皮佩尔诺”了，因为他已经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一切运动；而我才刚刚开始投身……
……1969至1970年的斗争和运动。我们曾在“工人力量”并肩从事政治活动，至今仍是挚友。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文化，是我们至今仍在践行的、有机而战斗的知识分子传统，也是至今仍然年轻的旧日政治经历，因为思想只要保持新鲜，就不会死去；还有我们共同的卡拉布里亚出身。我出版的书里有一本收录了我们两人的对话，谈的正是我们的社会史、政治史等等。
我请大家认真听皮佩尔诺教授的发言。他会切入问题的核心，讨论地方和部门经济政策，并把它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史和文化连在一起。正如马蒂所说：“有文化，才有自由。”不谈文化，就不能谈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要谈战后到今天，也要谈孕育我们的文化，谈我们作为移民、政治积极分子和大学教师的经历。现在请弗朗科发言，十分感谢他来到这里。
皮佩尔诺 我先简要勾勒一下那些年代的氛围，从20世纪60年代讲到20世纪80年代。今晚尤其要谈前一阶段，也就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正是这一代人把意大利的社会冲突延续到20世纪80、90年代。意大利当时不断发生迁徙：不仅南方人北上，也有人从乡村进城、从土地走进工厂。此前虽一直有这种现象，战后却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一变化同宪法法院废除“劳动力雇用配额”直接相关。
所谓劳动力雇用配额，是指地主必须按可耕地面积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和农民，以缓解失业。1956年，这还是国家、尤其是在南方最主要的救助办法。宪法法院废除它以后，依靠这种配额取得工作的权利也随之消失。
迁徙中又出现另一股潮流，即学生的流动。意大利当时接连改革学校制度，学校教育覆盖面显著扩大，大学在校生也随之增加。当然，工人的迁徙和学生进入大学并不相同：学生大多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只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进入大学。这一总体图景也见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意大利本身亦在其中；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同时以更快速度增长。短短十年左右，人的行为和期望就发生了一场大转变，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农民那种时而爆发、随后又归于沉默和顺从的传统被动性消失了。譬如都灵那些由农民变成的工人，同工厂的关系只是权宜之计：他们进厂并非受工厂吸引，只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挣钱办法。意大利乡村、特别是南方，并没有人在饿死；离开的人反而是境况稍好的人。因此，他们同都灵工厂的关系纯属权宜，以直接和间接工资为基础。
农民因此面对土地问题：他们失去了靠土地生活的可能，劳动力雇用配额也不复存在，地主则尽量压低农业用工。工人面对的是同农民生活相异的工厂生活；学生面对的则是劳动分工。他们的政治化有多种来由，最主要的是批判最显眼的一种劳动分工，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割。
这些问题不只有政治文化意义，也关乎社会整体、人的生存方式乃至人性。它们都是重大的社会转变，其政治影响沿不同路径展开：工人和农民同意大利共产党及工会的关系并不总是融洽；学生方面则有大学组织，尤其是意大利大学生联合会（Unione goliardica italiana，UGI）。它原本是学生联谊组织，很快便政治化，并复制了国内的政治分野：联合会偏左，此外还有基督教民主派和若干极右小团体。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他们质疑的不是几条具体规则，而是意大利社会的根本规则，即追逐利润；说白了，就是致富的可能，无论靠占有资本，还是靠固定而有保障的薪水。
学生的行动最值得注意，因为他们碰上一种自己不习惯、又正陷入危机的劳动分工。欧洲大学正在重新调整自身方向及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因而爆发了占领运动；运动触及哲学和认识论上的根本问题。学生平时只就大学内部问题发声，而这一次，他们批判的是科学的意义、科学研究计划由谁决定，以及科学究竟怎样运作。考试往往成了检验学生驯服程度的手段。
接着便是同青年工人的相遇。乡村危机把农民子弟送进工厂；这份工作并不比务农更苦，还能拿到工资。然而他们又抵触工厂劳动，因为工厂带来一种自己不习惯的时间。在乡村，时间基本由劳动者、由农民自行选择和安排，并不按分钟切分；工厂却要求人的动作配合机器运转，时间遂变成“空的”。在乡村，农民可以决定一天或一周不耕作；在工厂，这不可能。
正是时间性的改变，颠覆并激进化了这些成为工人的农民；大学里知识被切成学科，也有类似过程。
“大学”一词本身就预设了不同学科的统一：各门学科都有共同的方向，都以知识的统一性为参照。资本主义却把劳动切割开来，不只在工厂，也在大学。大学趋于企业化，课程同晋升机制挂钩，专业分化过早，知识原有的统一力量逐渐丧失。其基础，是为不同知识领域的劳动分工赋予正当性；大学传统则是把它们统一起来，并非拒绝专业化，而是把专业化当作更一般知识的一个环节。
这触及大学等级秩序据以自我正当化的根本环节。知识被分割成互不沟通的门类，两条最主要的教育线索也因此失去重要性：历史和数学。在我们的认识传统中，叙事，也就是历史，是我们从小接触的认识形式，始终是理解世界的基本要素。另一种认识模型是形式。譬如物理学的斜面，是为理解而造的工具；要在概念上把握它，无须诉诸历史，只须遵循今天所谓的算法和操作规程。仔细想想就会发现，算法式知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了上风：修理工并不懂热力学。
这就是说，科学主要被当作应用，从而成为技术的生产者；技术应用不要求理解，只要会模仿就够了。日常生活足以证实这一点。专家和科学家的文化边界，如今已比过去封闭得多。中世纪大学较有统一性；直到今天，美国最好的两三所大学仍以知识总体观为基础，工程学生要考文学，文学学生也要考物理。这当然不足以赋予知识统一性，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保留一种中世纪式架构，知识的普遍性在其中仍是根本要素。
大学运动的目标之一，正是争取知识的统一，同时重新连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于是，南方青年工人与同龄的南方学生交上朋友。工人不同于手工业者，因为他机械地执行别人命令的任务。那个年代典型的是流水线工人：流水线是工厂中放置汽车等物件、进行装配的部分。流水线劳动彻底原子化，旧厂生产中原有的交谈成分不复存在。
这样一来，学生在厂门口提出的改变劳动方式的口号，也更容易为工人接受。法国等地还出现过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组建合作社的尝试，用以表明劳动可以换一种方式组织，以合作取代竞争。
工人与学生的联合产生了伦理和道德效应，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南方青年工人与青年学生之间形成兄弟般的友谊；后者中也有一部分来自意大利南方。这就是那些年代真正的、积极意义上的颠覆力量：工人与学生的统一，南方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说的不是领袖之间的协议，而是一种真正的情感教育；容我补充一句，学生与工人之间为数不少的婚姻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深刻改变了意大利社会的情感结构。
如果要概括这代人，即战争最后几年或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所面对的事，那就是自动化；它至今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问题。菲亚特在意大利、也在俄罗斯试验的自动化形式，当时连美国尚未实行。都灵公司从资本主义角度也走在前列，因而减少了对工人的需求。阿涅利明白，农业造成的劳动力过剩，会使大批人涌入都灵，超过这座城市所能容纳的程度。
自动化的作用，是把一部分无产者“剔除”出去；它也影响脑力劳动。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我问你是否知道马萨涅洛，你得用脑回忆他是谁，把他放进特定环境和历史时期。这是我们传统上唤起记忆的方式，而记忆是思维的基本能力。今天，大家却习惯拿手机搜索，获取一切信息。可怕的是，关掉设备后，脑中什么也留不下，因为神经网络没有像形成记忆时那样真正运转。我们脑中的每一段记忆，都是一番虽不自觉却真实的劳动。这只是自动化的一个例子：它先改造工厂，使人的在场逐渐变得无足轻重；随后又沿着专业化的同一路径改造脑力劳动。
这代人同现代工业化形式斗争，却失败了；不只在意大利，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是如此。1968年是一个早已启动的进程的象征性年份，很像1848年：它标志着时代转折，其中某些方面至今仍未完成。
我再讲个轶事，帮助说明农民时间和工人时间何以如此不同。
农民并不受那种无法摆脱的急迫感追赶，不必在五六秒内完成一个劳动动作；所以同工人相反，他其实更接近人，而非机器。农民有一种智慧，因为他不是专家：能独自盖房，也能充当半个兽医。固然有时会出错，但他同动物有真实的联系；不像今天，动物仿佛只为供人食用而活。1要是宗教仍有力量，这理应算作大罪；当然，责任在所有人，不只在饲养者。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农民同时间、动物、植物和自然的关系不同，因为这种关系以传统为基础，尽管农民没有受过学校教育。
20世纪60年代还出现过一件有趣的事：譬如卡拉布里亚阿克里的工人，在主保圣人的节日不进工厂。企业花了将近十年，靠威胁和解雇才迫使他们习惯于连主保圣节也服从工厂时间；对他们而言，这个节日原是宗教生活的象征。
还有一点同时间有关：工人和农民迁往都灵时，常常带着家人和神父一道去，于是仍保有同乡关系，以它取代工会关系。他们从未真正接触过工会，有些情形下这反而是幸事，因为同乡间的团结强得多，也更有生命力。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另一种时间”具体意味着什么。
最后谈谈科学。那些年，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迅速发展；青年开始批评研究的组织方式。他们不仅不满于薪水只够自己在异乡城市勉强生活，还提出了另一个同教授也有关的问题：科学已沦为技术科学。
大型实验室改变了研究。过去研究多在较小的地方进行，常在大学地下室；研究者之间无论友好还是敌对，都有面对面的身体交往。大家共处一室，也必须向彼此表达自己。科学后来成了一座真正的工厂，带着工厂固有的一切分割：例如高能物理学家对一只灯泡一无所知。
研究者当时罢工，教授们愤怒地认为，罢工这种“平民的事”竟能进入世界最重要的研究实验室。后来我们全线失败，研究者又回到原状；但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尝试。这一尝试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会留在国家历史中；必定还会有新的尝试。
科学已不是19世纪的科学，大学教授也不再只属于大资产阶级。大学一面无产阶级化，常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贫乏和专业化；一面又更具人性，入学者更多。20世纪60年代走进一个系，你立刻会感到大学属于全体学生；如今它不属于任何人。恰因如此，只要完成必要的改革，它就可以重新属于学生和在大学工作的人。
最后还要谈决定性的1974至1975年。我们失败了；1968年运动遭到逆转后，大学内外的空气也变了。
“工人力量”是一个由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团体，它的战略主张是拒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他们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因为其中一部分人确是工人。石油危机到来、菲亚特开始裁员后，“拒绝工作”这个口号便近乎自杀。战后第一次国际性危机，也就是石油危机，再次颠倒了工厂中的力量关系：工头第一次组织起游行。这些人在等级上高于工人，控制着工人的劳动节奏。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武装斗争为何出现：除了失败，还有改革派政党的缺席；它们已经变成财产和资本的守卫者。
成千上万的青年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参照，眼前只剩争取不被解雇的斗争，还要承受资本方愈发严厉的镇压；其中一些人选择了武装斗争。我不展开说这种选择为什么错，只想理解它的缘由：他们正是十年来在大学和街区斗争过的人，而对手像内战中的一方，不只想取胜，还要彻底压倒对方。武装斗争同由伏击和杀戮构成的内战并不相同，二者层次有别；但选择内战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红色旅之类组织根本不可能同国家军事机器抗衡。
讨论
埃莱奥诺拉（学生） 您能展开谈谈刚才说的科学概念吗？
皮 学生、研究者和工人运动批判的核心，是科学已经成了技术科学：得到发展和资助的研究方向，都是军事工业复合体感兴趣的领域。这个名称不是左派硬加的；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已清楚看到，制度表面之外存在一个军事工业集团，它控制了学术界。
从原子弹制造开始，美国大学、特别是科学学科，便从属于军事部门的需要，先是为同苏联竞争，后来又为工业提供新技术，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并减少对工人劳动的需要。军事工业复合体使他们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做研究，同时压住工人、剥夺其岗位。
这只是外在一面；另一面是科学自身范畴中的危机。譬如以数学为语言的物理学，自称是首要的自然科学，却以现代世界无人见过的电子为基础；电子是用来解释现象的假定粒子。科学本身不再想理解自然，而只想预测实验，以便制造新的技术装置。激光是高度集中而不发散的光，并非自然界已有之物，而是人依据电磁理论造出的东西；它不像旧科学那样具有实验基础。许多新发现都来自不能直接显现的事物；用认识论的话说，它们并不具备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科学因而愈发抽象，脱离常识，落进工业部和国防部手中。那时学生主张不要从无人见过的原子出发，而要从常识性的思考出发，正如爱因斯坦建议的那样。
打开一本物理书时，应当问：有没有可能不借助物理理论，而从社会发展本身来理解这些实验？电力之所以得到推广，是因为它既是支配工具，也给生活带来便利。因此可以设想一种不如此侵入生活的科学：它不为工业部门和资本家服务，同时保留当代科学中确有的理性因素，否则也无法解释当代科学为何成功。新一代的任务不只在于批判，还要尝试实践一种新科学。
同样，原子概念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验的一种计算手段，不应把原子视为真实存在的实体；若它们真以这种方式存在，就会同我们的基本逻辑和局域性原则相矛盾。物理学家说，一个电子能同时处在两个相隔的地方，只是处在一处的概率较高。这同常识完全冲突，因而不仅会让人害怕，也会把科学家同其余人类隔离开来。
卢卡（学生） 是什么推动青年投入政治斗争，并走近科学以改变社会？科学被理解为服务斗争的工具，还是一种附加物？
皮 可以说，当时有不同态度。譬如我读中学时，我们对一种同哲学相连的物理学产生了好奇；在伽利略时代，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物理学，只有自然哲学。
牛顿有一本名著，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也说明，物理学原是要用科学的要素理解自然，而不是定性地或凭情感理解自然。椭圆、抛物线、方程，对所有人都是一样而确定的。哲学、数学和实验的结合曾使我们深深着迷，因为它把体力劳动、实验、脑力劳动、数学和哲学连在一起；哲学是爱智，意味着理解我们为何把知识，而不是收益和金钱，放在第一位。
我们来自有理想的一代；后来这些理想遭受践踏，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上了大学，情况部分改变了，因为不再有把哲学和物理放在一起讲的课程，除非有个别教师愿意对这类问题保持开放。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帕里西就是一个例子：理论物理学家会谈哲学领域的问题，实验物理学家却会谈铁匠也熟悉的事情，尽管这听起来奇怪。
卡洛（学生） 您为什么把专业化说成封闭的文化边界？难道不能一面有总体知识观、一面又专业化吗？
皮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学说。你们可以有专业课程，研究极为专门的领域，例如把蚂蚁作为社会动物，研究它的发育。你可以把蚂蚁的一切都弄清楚，但那近乎“对无物知晓一切”；只专攻蚂蚁，并不会使我们在理解蚂蚁上取得进展。
我们知道的许多东西，恰恰是把一门学科的方法带到另一门学科后才发现的；这不仅适用于物理，也适用于数学。譬如物理学教授会把一套足以将蚂蚁归入昆虫的一般标准用于具体问题。这样才会形成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观：知识须经由我们对各门学科作出的判断而形成。
你们看工厂里，每个人只做自己的一小部分；在各种劳动完成后，把它们重新组合为一个完整物件的是老板。知识也是如此：不同学科最后由资助研究者的部委、军事机构和工业机构拼在一起。失去的却是科学劳动最有意思的部分，也就是内在的志业。
科学劳动中，重要的是让这种志业显现出来。解决问题本身会带来一种仿佛灵魂寓于人身的快乐。你们有时解出一个方程，会直接从大脑、从神经元感到满足；理解本身就能使人满足。就像爱要经由快乐一样，这是自然的巧妙安排。理解本来是一种自主活动，不为金钱，而出于热爱。因此，大学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志业和人生方向。
弗朗切斯卡（学生） 您的政治遗产和过去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对生活、斗争，以及对过去发展和政治社会状况的看法？依您看，重返曾经的青年为之斗争、而如今却被个人主义和理想缺失掩盖的价值，需要什么前提？
皮 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很能帮助我们理解。运动常会突然闯入历史进程：十年前还什么也没有，接下来的年月却充满斗争、批判和反抗。我想，原则是做好准备，而不要偏执地以为自己能制造事件；没有人能制造历史事件。可它一旦到来，就会卷入所有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参与。
这大概同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有关。社会并不总是沿着更审慎、渐进的道路变化，而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转变；这些变化后来又会部分遭到逆转。想想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二十年内就出现了拿破仑，恰与革命起初的愿望相反。他无疑能干，却是个专制者；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是如此。然而，法国革命后的法国已不再是封建法国，人权等东西已深入其中，成了进一步争取其他事物的平台。
我认为，原则是做我们觉得正确的事，也因此要敢于冒险；但同时不要妄想凭意志强求历史事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裂痕总是挥之不去。譬如意共在市议会或议会层面达成某些令人作呕的交易，并辩称这能推动一项更有利于提高工资的法律。但把行动割裂为目的与手段是错的；2那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做法，适合制造战争和毁灭的人，不适合人民。对人民来说，手段必须同目的相一致。
因此，斗争中必须建立符合我们自由观念的组织形式。自由不等于人人一样；每个人都不同，若非如此倒很可怕。要顾及差异，靠的是所谓公平：按每个人的能力和愿望，各得其所，而不是人人拿同样的东西。马克思说过：“给一个身高1.5米的人和一个身高2米的人同一盘豆子，是错误的。”资产阶级民主把平等观念推得过头了。生活中重要的是让差异得到实现。
所以，面对刚才的问题，路线是组织成共同体；共同体能够斗争，也能培养讨论的能力。你们学会公开讲话时，自己的成长会跃上一个台阶，因为只有公开说话，内在的一部分才会显露出来；那是自然赋予你们、却常常没有被使用的社会性部分。
朱利娅（学生） 卡拉布里亚20世纪70年代的冲突有什么特点？它们只发生在农业领域，还是还有别的特征？
皮 卡拉布里亚的新现实从农业世界中生长出来。正如我开头所说，是农民外流摧毁了旧的农业经济。那里有大地主、有依附地主的农民、有佃农，也有农民城镇的生活经验。波河平原没有这种乡村城市的经验，因为农民住在田野里；南方却不同，农民早晨去自己的地里，晚上回城睡觉。这是南方小城市延续千年的格局。
科森扎到19世纪中叶仍只有8000居民，却是一座重要的文化城市。各城之间相隔数小时步程，因而发展出手工业能力；这种隔绝不只带来土地知识，也带来铁匠、渔具制作者等手艺。20世纪70年代最终瓦解了卡拉布里亚经济，瓦解了同它相连的知识，也羞辱了那些知识的持有者；他们发现自己年老而无用。旧有秩序以年龄和资历为准，20世纪70年代转型后，唯一重要的却是从事重复劳动的能力：不必思考，只要劳动。
在我看来，这给卡拉布里亚的历史造成了极大羞辱，也激起复仇欲望。我的学校教育让我相信，意大利统一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伟大事件；其实并非如此。南方被纳入意大利统一的过程靠暴力完成，没有得到人民同意，并摧毁了南方经济。随后迁徙又加剧了人才流失，而且至今仍在继续：很大一部分南方毕业生仍到国外或波河平原工作。
因此，20世纪70年代是过渡岁月；经历过它的人，我认为都在心理上遭受了某种残损。不过如今已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例如巴西利卡塔已有足足十个城镇出现这种迹象；阿克里也有外出求学的青年开始返回。毕业后留在外地，收入到头来也不过够付房租，所剩无几；回到波坦察，却能看见父母和祖父母留下的土地。土地虽已荒芜，却始终还在那里。只要改变态度，大家便会重新看见自己已有事物的价值。哲学家所谓“怠惰”，正是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心生鄙弃。鄙弃已有之物便是在犯大罪；即使大罪并不存在，这个说法仍有助于理解一种情感如何在我们心中筑巢，支配我们的生活。南方人对自己的鄙弃，不能靠空话克服，只能靠斗争和胜利。
瓦莱里奥（学生） 理想主义的缺失，主要是不是资本主义单一思想造成的？资本主义乐于没有为权利斗争的青年，这样便能控制他们、少付工资。因而这只是经济问题，还是也是历史问题？
皮 是你说的后者。资本主义总会设法压低劳动的价值，因为劳动贬值意味着成本更低、利润更高。从这个角度说，今天发生的事同80年前没有不同。至于一种仿佛从内部孕育而生的替代方案，关键在于事态本身怎样演进；没有人能预言它何时到来，但它一旦到来，就必须抓住机会。
除非事后回看，我们很难提前辨认征兆。比如20世纪60年代菲亚特发生的事，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变化：工会已失去影响力，工人批评它太过退让。起初这些似乎只是局部现象，后来借工厂内的身体接触扩散开来。因此，有人或能预见，工人群体的扩大将促成拒绝态度。“拒绝工作”这个口号所指的，是南方工人在工厂里拒绝让自己生命中的时间变成工厂时间；这是一种前政治的、情感性的拒绝。
我认为，反抗来自会扩散的情感。法国革命中也是如此，例如那种地方自主的情感：各座城市自行决定，而不等待巴黎作出决定。我们也应期待出现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运动。
玛丽亚（学生） 青年和成年人之间思想差异已经太多，是否可能像1968、1969两年那样，再次形成阶级联盟？如果可能，阶级之间的结合点会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还是同劳动生活相连的经济性质？
皮 我认为，当年的工人与学生联盟系于两个条件：工业化及青年工人数量增加；大学经验向数千青年开放。今天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了。工人仍在，却只占全国的少数；农民的社会比重也大幅降低。学生也是如此：大学在校生人数已经稳定，尽管意大利若要达到欧洲平均水平，仍须扩大大学教育。
因此，我相信还会有新的浪潮，形成不同阶层和阶级之间的联盟；但不会再是工人与学生的联盟，我不认为它会重演。我们应当设想一种更偏政治而非社会的形式：与其把彼此有别的众多群体组织成一场整齐划一的斗争，不如从代议制机构入手，设法让人能在城市中生活，不再陷于今日这种困顿和生存之苦。介入自己城市的生活，建立委员会和街区集会，是第一步。开始时来的人很少，慢慢会多起来。这样就能给大家机会，让他们表达这种生存之苦。它是最大的不幸来源之一，使人无法感受生活的意义；同人类作为物种拥有的可能性相比，这种处境又极不相称，我会把它看作一种罪。
所以我认为，意大利的抗议会以要求更多民主、要求参与的形式复苏。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围绕这一点，应当在这个新千年之初组织起一场新的强大运动；它也可能扩展到其他国家，因为城市正是欧洲文明的起源，无论在我们这里、希腊还是德国都是如此。
瓦 弗朗科，我想用一点看法作结。我看到学生的问题常常回到经济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跟我上经济政策课，这很自然。但我认为，根本问题是让青年、学生和青年积极分子获得一种能力，系统地形成对现实的整体认识。我们缺少的正是这一点。你们已经习惯于技术主义和专门化，习惯于孤立地看待个别要素；然而个别事实永远应当放回具体语境。
大家常问我，我们当年在“工人力量”做什么、20世纪70年代做什么、怎样才能重做同样的事。问题在于语境：要从现象的个别方面，一直看到我们所处社会及其生产方式当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看到它们的总体动力。我们须获得分析和抽象的能力，时时重新连结原因和结果。这样便会明白，周遭现实并非偶然，而是人际关系、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产物。即使你们觉得像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谈精神性很奇怪，这些因素仍构成一组相互制约的复杂联系，最终表现为一种总体动力。
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理解这些联系，就只能沦为现实中的客体和既成事实，无法成为行动主体。要改变现实，须从简单、基本的要素出发。我们不能只以社会科学家的姿态研究现实，还要理解怎样进入现实、怎样在客观现实中行动，从而改变它、引导它、赋予它理性意义，并抓住其中的各种潜能。
弗朗科，我觉得问题在于方法和辩证法。今天的讲座让我想起自己还是小伙子时，在森托切莱听你讲话；我们常谈如何在研究中重新找回认识论。我们必须找回那种已从积极分子培养和大学教育中被抹去的东西：重新掌握认识论和一种方法，使个人行动同集体形成辩证关系。这是我听完弗朗科这场精彩讲座后唯一想说的话。
皮 我只能同意。这表明我们的讨论不仅有一连串逻辑论证，也有一条历史脉络。因此，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