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第二帝国时期，银行家埃米尔·佩雷尔（图1.1）致信财政大臣，商谈多项业务事宜，从一桩拟议中的银行合并，到政府近来金融政策的转向。1 他在信的开头先谈起更为高远的问题，思考法兰西的金融命运。“巴黎作为金融中心，”他解释道，“正如法兰西一样，鉴于它的位置，以及这个国家的性格与精神，是欧洲的大中心。”“对法国的政治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埃米尔继续写道，“它的金融应像它的文学与美术一样，在欧洲掌握发起与引导的优势地位。”2
埃米尔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结果，法国必须挑战英国的领先地位。他写道，英国凭借资本充裕，一度“相信自己注定要承担这一角色”，通过为欧洲铁路的扩张融资来施加影响，并从法国境内的铁路建设中赚取巨额利润。但埃米尔认为，它“无法长久维持这一地位”，因为“这场〔英国资本〕运动的导向不具有金融品格；它反而建立在企业家式投机之上。”3 在他看来，英国金融狭隘地受利润驱动，缺乏更广阔的社会目的视野；这正是它相对于法国金融的主要劣势。他认为，法国金融已成为一种力量，通过发展与和平，使欧洲大陆诸经济体走向文明化，并最终走向统一。
埃米尔以自觉的修辞姿态插话道：“您一定会坚持要我别再谈这些理论了。”他申明，这番论述并非单纯的自我放纵：“很久以前我就确信，良好的实践必须源于良好的理论。我始终按这一原则行事，因为我时常践行它，而它也一直让我受益匪浅。”4 埃米尔此处指的是他长期持有的信念：金融——具体说是法国金融——可以被解放出来，为社会做的事不止是创造利润。三十多年前，他和弟弟伊萨克就已将这一信念形成为理论，当时兄弟二人都是1820年代与1830年代圣西门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圣西门主义的影响辐射极广，遍及法国、欧洲乃至全球的语境，以至于任何概括其重要性的尝试都有过度简单化的风险。它的思想与倡议渗透了十九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了正在形成的经济正义观念，并影响了包括实证主义与社会学在内的奠基性社会思想流派，最显著的是通过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孔德曾是圣西门的秘书和早期合作者。5 这场运动在女权主义、宗教与殖民行政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它的遗产塑造了法国本土的共同生活与性别解放实验，也塑造了在阿尔及利亚开展的、传教士式的文明提升运动。6 这一学说还推动了宏伟工程壮举的建造，从苏伊士运河到自由女神像。7
它起初只是复辟时期法国一个由圣西门弟子组成的、紧密联结的思想与精神团体，后来却成为一座熔炉，锻出了十九世纪若干最雄心勃勃的尝试：重新思考社会、经济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这场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圣西门本人，塑造了工程师、金融家、经济学家与帝国行政官员的构想，正是这些人在整个十九世纪引导着法国国内外的事业。
圣西门主义对日后塑造第二帝国经济的那批未来精英的影响，已有定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流亡期间吸收了圣西门派的理想，借用了他们关于以实业、技术官僚制与民众福祉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愿景。佩雷尔兄弟成为圣西门派金融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者，把它的原则转化为银行制度与投资策略。政治经济学家、1860年英法商约的设计师米歇尔·谢瓦利耶，则在倡导自由贸易、基础设施发展与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宣扬一种自由主义圣西门主义的混合变体。8
晚近，经济学说史的学者们主张，从莱昂·瓦尔拉斯到皮耶罗·斯拉法9，十九与二十世纪一批经济思想家的思想发展都受到了圣西门主义的影响。10 尚未得到充分体认的，是圣西门派理论如何被操作化为一整套金融机制，用以使一个更为公正的法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并趋于稳定；这在佩雷尔兄弟的思想中最为突出。11 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如下问题至关重要：圣西门派金融思想如何为波拿巴派政权力图把资本市场纳入其经济现代化事业的努力，奠定了概念与制度的基础；这一主题将在后续各章展开。
埃米尔为何相信金融是有效政治——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法国的“金融品格”又如何推进了一项与英国同类事业根本不同的文明工程？在各自的生涯中，埃米尔与伊萨克孜孜以求一项金融事业，他们终于有机会在1852年将其付诸实施，那一年，拿破仑三世支持组建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他们把这家银行视为一种载体，用以启动一项纲领：使私人积累服从于集体的经济扩张、社会进步与政治和平。这一纲领将把银行家提升为一种革命性政治经济学的工程师，其目标是促进社会投资，而非延续闲置的财富。通过把社会中利用不足的资本存量集中起来，银行家可以将其重新配置到生产性用途上，利率很低甚至为零。佩雷尔兄弟甚至草拟了欧洲金融与货币联盟的方案，并从理论上阐明了要运筹这一“可实现的乌托邦”（utopie réalisable）需要什么条件。12
要追溯这一愿景的思想源头，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初。金融规范性理论的构建者们自视并非在提供一种乌托邦幻想，而是在提供一种务实的政治经济学，兼具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两个维度，旨在化解后革命时代法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悬而未决的危机。
始祖：昂利·德·圣西门
克洛德－昂利·德·鲁夫鲁瓦，圣西门伯爵（图1.2），早年生活由造就了现代大西洋世界的两场最重大的政治断裂所塑造。圣西门出身名门，家族自称查理曼后裔，却算不上特别富有；他年轻时便倾心于反贵族的社会改革愿景。他年少时固执而叛逆，因拒不初领圣体而被监禁。十七岁时，他参军入伍，与拉法耶特侯爵并肩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3 在美国，他觉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挣脱了土地食利者阶级根深蒂固的支配。他赞赏实业进取与自由流动的商业如何激活了政治体，并把这种美国社会模式视为一剂可能的解药，用以疗治欧洲的制度硬化与好战的君王。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不只是一场政治反叛，更是一场围绕生产性劳动与和平交换，而非贵族特权与血统的不劳而获的权势，来重组社会的斗争。“正是在美国，当我为实业自由的事业而战时，”圣西门数十年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萌生了愿望，想看到这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植株在我自己的国家开花。”14 他被英军俘获，囚于牙买加直至1783年；其间他思索人生的目标，意识到当兵并非自己的天职。他转而立志研究“人类精神在走向文明完善过程中的进步”。15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圣西门回到法国，次年放弃了贵族头衔。16 但早年对革命的热情很快转为矛盾心态。革命释放出的无政府状态令他惊骇，尤其令他惊骇的是他所看到的、被用来为雅各宾极端主义辩护的对理性的扭曲。1792年至1795年间，他成了国有产业（biens nationaux，即革命政府没收并出售的地产）的活跃投机者，购入价值逾四百万法郎，为自己在巴黎挣下了可观的财富与声名。在他看来，这笔财富只有一个用途：创办一座“实业大机构”，以推进科学与人道。17
恐怖统治时期，即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革命政府向所谓的“革命的敌人”发动了一场血腥运动，圣西门本人也因被误疑为卷入外国阴谋的比利时银行家而入狱。18 在圣佩拉吉监狱中相对舒适地料理着自己的业务，沉思的圣西门再度开始筹划未来的社会。为什么这第一次重塑社会的尝试失败了？为什么启蒙运动引来的是一场摧毁而非改善社会的革命？
他断定，启蒙运动的巨擘们批判了旧制度，却没有提出取而代之的建设性方案。构建一套能够实现“从旧社会制度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组合（une combinaison），成了圣西门毕生的关切。19 他并不谋求“保存现存事物或对其作表面改动”；相反，他的学说仍受一种启蒙目标的驱动：实现“情感、观念与利益体系的深刻而彻底的变革”。20 然而他逐渐相信，这场变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十八世纪的哲学是批判的与革命的，”他预言，“十九世纪的哲学将是发明的与组织的。”21
圣西门主张，科学将成为这个未来社会的新组织原则，取代先前由宗教占据的位置，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他会把宗教道德重新纳入其社会改革学说。22 怀着这一信念，他让自己置身科学界之中。从美国归来后，他寓居梅济耶尔王家工程学校（École royale du Génie de Mézières）附近，在那里精研数学、化学与物理知识。1798年，对自己金融交易的成功感到满意，圣西门放弃了商界，搬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对面研究物理学。三年后，他又迁居医学院（École de médecine）旁，随后是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旁。23 他的沙龙声名远扬：他在沙龙里以美食、美酒与不时的资助款待教授与科学家，换取广博的教育。24 这些年的研习强化了他对科学知识宏阔潜力的信念，也为他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启发式框架。25 他从生理学与流体物理学中汲取灵感，把社会构想为一个由货币、人与观念构成的循环系统。这些流动必须被解放出来，才能让社会机体重焕生机。这一信念反过来又巩固了他的看法：诸如运河之类的大型工程项目，是法兰西走向更繁荣的关键。26
波旁复辟初年，圣西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相遇，激发了他此后对政治经济学持久不辍的专注。1789年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萨伊毕生致力于在法国普及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一门易于亲近的“大众触手可及的科学”。27 他同主要把价值系于土地财富的重农学派传统决裂，转而宣扬斯密的论点：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非农业劳动，构成了社会财富的基础。本着这一精神，萨伊启发圣西门在其社会理论中采纳了一种更宽广的价值与价值创造定义。28
大约就在接触萨伊思想的时候，圣西门开始使用实业者（industriel）与实业主义（industrialisme）这两个词，它们或许即由他首创，并将在圣西门派运动中始终居于核心。29 实业者涵盖从事生产性工作的广大人群，既包括工人也包括企业家，无论他们身处制造业、商业、农业还是银行业。他们的实业，体现在他们生产出具有物质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用之物。30 实业者的劳动造福于人民，而非国王的权力或荣耀。与这个实业者阶级相对的，是游惰者与食利者：他们向社会索取而不作贡献。圣西门或许还是第一个为“社会”下定义的人，他把社会描述为“献身于有用事业的人的集合与联合”。31
尽管他的生产主义借鉴了斯密一类自由主义者，圣西门并不相信，新兴的实业社会一旦摆脱法律限制，就大体上能够自我治理。圣西门的号召力关键在于：他主张商品与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却并不颂扬市场。相反，他把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视为政治与经济暴力的延续。“每日折磨着实业的无数危机与可悲灾难”，是“把无限竞争原则付诸实践的结果”，圣西门认为这与“屠戮的战争”并无二致。32 无限竞争还在人与人之间培植“敌对情感”，扭曲了他们趋向和平与合作的天性。33 因此，圣西门断言，凡是渴望一种促进公共福祉的“安宁而稳定的秩序”的人，都必须放下自由主义的旗帜，转而举起实业主义的新旗帜。34 目标不只是解放社会，也是把社会联结为一体，实现实业发展而不依赖于毁坏社会的竞争。如此，正面的价值将被置于负面价值之上；博爱将战胜自由。
圣西门主张，实业社会应当利用市场而不受市场支配。一个强大的行政国家将在社会中承担组织与协调的职能，保障人们有足够的就业，并为实业天才的实现提供机会；这将造福整个社会。国家将动员这种劳动与知识来实施大型公共工程。圣西门长期为运河建设的潜力所着迷。他囚于牙买加期间曾向墨西哥政府提议过这样一项工程，随后又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参与了西班牙的一项工程，试图把马德里与大西洋连通。他的抱负范围越出了运河：他还呼吁修建桥梁、港口、铁路与电报线路，以改善经济流通、提高实业的生产率。他的直觉是，私人资本无力承担向实业社会过渡所需的那些规模庞大、资本密集且风险密集的项目。
圣西门强调由国家协调的大型项目，而非小规模的共同体实验，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在第一与第二拿破仑帝国之间兴盛的其他乌托邦流派，并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国社会主义的萌生。圣西门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之一，是让“一切已获得的知识”在“无产阶级”中迅速传播。35 工人将获得发展自身智力的手段，以及足以运用智力的闲暇。就此而言，圣西门是一位原初社会主义者：他相信工人应当享有从知识中受益并创造知识的自由，而不必困于不安定，也不必依附于游惰的有产阶级。
从腐蚀性的政治到开明的行政
然而，如果说“实业社会”的繁荣是为了广大工人群众，那么在圣西门心中，它并不由他们来治理。在圣西门著名的构想中，目标是废除政治，代之以开明的行政。圣西门相信，一个凭贤能遴选的“人类的优选者”将在此发挥关键作用。自十九世纪初波拿巴执政府时期起，他就在思索它的作用；那时他在日内瓦与斯塔尔夫人交好（据说还曾向她求婚而未果）。斯塔尔夫人在“实证科学”中看到了一门新型社会科学的潜力，这支撑了她的信念：文人应当充当一种世俗的教士团，引导人民并保护他们免受暴政的侵蚀。她的思想已经进入圣西门1802年发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文中主张擢升最有能力引导社会的开明人士。在这封书信中，他设计了一种认购基金，用以支持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作家与数学家自由而独立的工作；他们经选举加入一个société（社团），其组织形式类似于发行股票的商业合伙。这个“人类的优选者”群体最初由数学家领头，将追求人类的进步并塑造舆论。36
然而，当圣西门把自己的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调和起来时，他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银行家——而非数学家——拥有所需的才干，可以像一个管理者阶级那样运作，监督实业社会的社会与经济行政。这些金融思想标志着对自由主义与启蒙思想家的明确背离（尽管他在思想上受惠于他们并与他们有亲缘关系），同时也确立了他的愿景的新颖之处。圣西门的中央计划概念，所涉及的不是对生产本身的集中指挥（苏联后来实行的那种方式），而是对社会财富与金融的集中指挥，其形式为可投资的资源。
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圣西门综合了自己在流体力学、生理学与电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他在投机性投资世界里的种种经历，把他那套经济即循环系统的理论打磨得更为精细。在他看来，货币是经济机体的生命之血。银行将成为这一系统搏动的心脏，把货币压入它的动脉。鉴于银行负责发行信贷并便利企业之间的支付，它们将成为新兴实业体系中一股集中化的、统一性的力量。它们集中起来的不只是支付，还有关于企业家偿付能力的信息。37
眼下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圣西门的愿景中，银行家已经要在一个新兴的实业社会中充当“实业的总代理人”，而这个社会的建立将最终“结束革命”（terminer la révolution）。38 处于社会资本基础之政治行政首位的财政大臣，一位至少有十年经验的实业专家，将主持一个新的实业院，实业院则由“拥有最重要农庄的四名农场主、生意做得最大的两名商人、雇用工人最多的两名制造商，以及享有最高信用的四名银行家”组成。39 这些才干出众的专家将监督一套法人团体体系，以一种高效而守纪的结构来管理自愿联合起来的工人。这种结构令人想起拿破仑军队的军团体制，后者把集中控制与各军团分散机动的特点结合在了一起。40
经济体系的和谐运转，将“由银行家来指挥，他们始终处于金融运动的前列”。41 他们将像调遣部队一样调遣资本，依照社会最具生产性的成员所制定的实业计划行事，这一计划将按其公共效用与切实可行来评判。其中固有的假设是：银行家的位置与知识使他们能够把生产性资源配置到社会最优的目的上。1825年去世前不久，圣西门表达了他的看法：要靠银行家“在劳动者的一切阶级中传播一种坚定的见解：社会最有利的组织形式，是把总体利益的治理托付给实业领域与道德—科学领域中才能最高的生产者”。42 然而，对于作为机构的银行应如何重新设计以服务于这些社会目标，他的社会理论语焉不详。把这些思想系统化并操作化的任务，将留给他那些精通金融的门徒去完成。
波旁复辟时期，一批商人、银行家、科学家与政客聚集在圣西门周围。他的实业主义学说使他们追求权力、谋求对社会行政之影响的行为合法化了，也使他们敌视贵族、教士以及在他们看来不事生产的游惰者的态度合法化了。一种共生关系由此形成：职业阶级中这个有权势的群体为他的著述提供资金支持，而圣西门则日益强调此类人物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圣西门借助他们的支持，于1816年创办了《实业》（L’Industrie）报，该报从约150名订户那里每月获得一万法郎。这些赞助人，其中许多人是圣西门生气勃勃的晚间沙龙的常客，包括那个时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商人、自由派议员、科学家、实业家和众多金融家，其中包括财政大臣安托万·鲁瓦。43
圣西门最著名的追随者之一是雅克·拉菲特，他在1814年至1820年间出任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行长，本人即是银行家。拉菲特出生于西南部城市巴约讷，父亲是一名木匠师傅；白手起家的他从一个不起眼的办事员做起，升任巴黎声名显赫的佩雷戈银行（Perrégaux）的主事人，到1809年又成为法兰西银行董事。44 尽管拉菲特已成为巴黎精英上层银行界（haute banque）的一员，他在国家金融政策上却采取了不合常规的立场，主张大致符合圣西门派原则的政策，这些原则敌视维持消极的食利者收入。45 拉菲特一心要降低国家与实业的资本成本，他认为利息支付拖累了国家财政与生产性投资。为此，1825年他成功游说政府降低了国家公债（rente）的付息利率，从而减轻了公共利息负担。46 拉菲特还抗议所谓的“流亡贵族十亿赔款”（le milliard des émigrés）：路易十八付给在革命年代丧失财产的流亡者的这笔有争议的补偿。47 这种使贵族财富复辟的反动之举，自然与圣西门派的生产主义背道而驰。他的商业利益也推进了圣西门派的议程。在那个许多法国资本家仍不愿承担运输部门（道路、桥梁、运河等等）超常风险的时代，拉菲特在1828年牵头合并了三家驿车公司，力图扩展法国的客运业务。他的商号占据全国市场的一半，直至1840年代。48
圣西门的年轻弟子中，很少有人像拉菲特那样处在能够发挥影响的位置上。相反，他们是受过教育、怀抱抱负的年轻人，许多人不到三十岁，受训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许多人曾在工程、商业与金融界逐级攀升，却在复辟时期的反动环境中遭遇仕途晋升的障碍：权力被交还给了贵族。正如罗伯特·B. 卡莱尔（Robert B. Carlisle）所写，圣西门派中的银行家们“生活在一个由上层银行界主宰的金融世界的边缘”，那是一个排他的私人银行与商人银行精英集团。49 这些门徒之一是奥兰德·罗德里格，波尔多一个犹太家庭出身的会计师之子。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但1815年的复辟断绝了他走学术道路的可能：教育官员断言，家长们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受教于一个犹太人。罗德里格转而把自己的才干投入金融这一实务领域。他在场外市场（coulisse）上做自由经纪人，那是巴黎交易所一个非正式、在技术上属违法的马路市场。在这个时代，大多数证券与衍生品交易都发生在那里，因为由官方证券经纪人公会（Compagnie des agents de change）运营的官方金融市场受控极严、容量有限；我们将在第五章回到这个话题。到1823年，罗德里格升任抵押金库（Caisse hypothécaire）的董事。50 那一年他结识了圣西门，并在1824年奥古斯特·孔德离开后成为他的首席助手。思维讲求逻辑的罗德里格，被圣西门那种原初实证主义的构想所吸引，那是一种建立在科学与“社会组织法则”之上的社会组织。他致力于创建一场运动，以求在一个在他看来日益僵化的社会中实施这些法则。51
罗德里格还把其他年轻银行家招入圣西门派的门墙，其中许多人出身于巴黎以外的银行家庭。巴泰勒米－普罗斯佩·安凡丹是东南部多菲内省一位银行家之子。1820年代初，安凡丹曾在圣彼得堡做银行家，1828年回到巴黎，在抵押金库出任出纳，那里后来成了圣西门派星期三聚会的地方。52 居斯塔夫·德·艾希塔尔来自巴伐利亚的泽利希曼（Seligmann）银行家族；他的父亲在复辟时期迁居巴黎后改宗天主教，并改了姓氏。53 佩雷尔兄弟——埃米尔与伊萨克——从波尔多迁居巴黎后，经表兄罗德里格引荐进入了这场运动。
1825年圣西门去世时，把统一并实施其新社会体系思想的任务留给了追随者；其时在查理十世国王的反动纲领之下，法国在政治上说来似乎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在阐发其社会愿景的金融维度方面，佩雷尔兄弟将是圣西门最热忱的受遗赠人：他们致力于创建一种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相信它能带来比现行金融体制更大的社会繁荣。佩雷尔兄弟不把现存的、由私人主导的银行体系的自主倾向当作不可改变的现实来接受，而是力求以一种开明的制度设计取而代之。他们想象，金融可以被塑造成实业与社会发展的引擎。
金融的设计师：埃米尔与伊萨克·佩雷尔
如果说圣西门是实业主义理论的始祖，那么佩雷尔兄弟就是它在实践中的掌事人。凭借在银行、金融新闻与铁路发起事业中的经验，他们深化了圣西门的金融理论，并最终把他的纲领转化为关于制度与工具的方案；换言之，他们把他的思想操作化了。他们作为圣西门派门徒的成长期，由那个时代的政治动荡所塑造，这驱使他们确信：一场和平的金融革命，为实现一场实质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框架。
埃米尔与伊萨克·佩雷尔出身于一个葡萄牙裔塞法迪犹太人家庭，定居于波尔多。他们的祖父雅各布·罗德里格·佩雷拉是一位著名的语文学家与教育家，1741年定居法国后，还是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宫廷中犹太人的代言人。54 他的儿子伊萨克·罗德里格·佩雷尔是波尔多的一名会计师与保险代理人，在弟弟伊萨克·佩雷尔出生前即已去世。佩雷尔兄弟在波尔多商界一个关系紧密的塞法迪家庭中长大，自幼便承担起供养家庭的责任，十几岁时就对商业与金融有了早熟的领悟。埃米尔于1822年移居巴黎，伊萨克一年后随行。55
兄弟二人受家族中罗德里格一支的一位长辈收留并提携，在首都很快崭露头角。埃米尔在巴黎交易所供职，并为这位长辈在富尔德银行工作。伊萨克年仅二十岁就升任维塔尔－鲁公司（Vital-Roux et compagnie）的会计主管。56 与此同时，他们的表兄兼室友奥兰德·罗德里格已成为圣西门的最后一任秘书。就在圣西门于银行家雅克·阿尔杜安家中去世前不久，奥兰德把两位表弟引荐给了圣西门。1825年5月圣西门去世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找到安息之地，墓碑上只刻着一行字：“克洛德－昂利·鲁夫鲁瓦·圣西门，经济学家”。57
圣西门死后的几年里，他的弟子们着手一项工程：把他的经济学说加以澄清和提炼，使之更容易为更广大的受众所消化，尤其是工人。他们立即着手办《生产者》（Le Producteur）。这是一份圣西门派报纸，从1825年10月办到1826年3月，得到包括拉菲特与阿尔杜安在内几位著名银行家的资金支持。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倡议创办一家名为实业两合银行（Société commanditaire de l’industrie）的圣西门派银行：这家银行将为一个多元化的工商业企业组合提供资金，这些企业以广泛的社会目的为导向。银行的使命将是使实业道德化（moraliser l’industrie）：实业将不再只关心物质利益。58 由于这家银行只在意它所赞助的合作伙伴的素质，并因而致力于实业的法兰西（la France industrielle）的整体进步，它的资产组合将摆脱宗派利益的影响。通过掌控一切形式的实业，它将只扶持“实业中生产率最高的部门”，甚至愿意“牺牲头生子”，如果这能增进共同利益的话；这预示了约瑟夫·熊彼特的论点：创造性破坏是有益于社会的，因为它淘汰了低效的生产方法。59 实质上，银行对各个企业不偏不倚的立场，保证了它献身于共同利益，而非维护实业内部的特权地位。
此外，这家银行可以拒绝向享有特权的、“不道德的投机”，例如奴隶贸易，提供信贷，因为向此类企业提供信贷将损害社会，并因而损害银行自身。60 这家银行的结构将为一种道德律令作保，而不是容许现行银行体系所助长的道德风险。圣西门派论证说，鉴于其庞大的规模，这家银行将比孤立的慈善行为更有效地对抗不道德。进一步说，银行将仲裁实业之间的竞争，并压制损害生产的种种竞争性暴力；这里说的生产，仍是作为社会整体来考量的生产。合而言之，银行的活动将服务于提升工人与全体公民的尊严。它将由此成为政府的“宝贵辅佐”，帮助确保舆论继续给予政权“确定不移的支持”。61 数十年后，埃米尔·佩雷尔将援引这一方案，称其中已含有日后动产信贷银行这家投资银行的最初构想胚芽。62
尽管《生产者》寿命短促，到1826年12月已在财务上难以为继，佩雷尔兄弟仍为它倾力撰稿，很快从“编辑部群体的边缘”走向圣西门派领袖人物的内圈。63 随后在1828年至1830年间，就在1830年革命爆发前夕，伊萨克是一系列公众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这些会议产出了集体署名的《圣西门学说释义》（Doctrine de Saint-Simon），从圣西门卷帙浩繁的全部著作中提炼出一种综合性的叙述。64 《释义》第一次把圣西门派社会主义标举为有着确凿的“科学基础”，尽管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在著述中仍把它贬为乌托邦。65 在恩格斯看来，圣西门派著书立说之时，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足以揭示经济问题之真正社会解决方案的程度：恩格斯以唯物主义的思路推论道，“与生产的不发达状况、与阶级斗争的不发达状况相对应的，是不发达的理论。”66 出于这个理由，他贬低圣西门派过度依赖理性与想象，未能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那样表达无产阶级运动自我申明的利益。
但在1827年以来重创法国的经济危机的语境中，圣西门派自视为使徒，为当时人们痛切感受到的工人阶级关切奔走呼号。他们在巴黎、里昂等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通过公开布道与报刊宣扬圣西门的思想。67 圣西门相信，尽管他发现的那套实证主义的社会纲领必然会被实施，它仍然需要宣扬者去说服社会认真对待这些有科学依据的思想，把它们视为值得采用的方案，用以取代出于政治动机的治理。68 佩雷尔兄弟参与了这场近乎福音传道式的宣传工作。1830年，埃米尔成为圣西门派报纸《环球报》（Le Globe）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到1831年1月，兄弟二人都已在运动内担任第二梯队的职务。伊萨克·佩雷尔、安凡丹与罗德里格辞去了银行界的工作，全身心投入《环球报》的事务。69
正当圣西门派运动看似成形并趋于稳固之际，1830年革命在当年7月颠覆了法国：废黜了查理十世的波旁王朝，拥立路易－菲利普·德·奥尔良为新的“法兰西人的国王”；他采用这一头衔，是为了把自己同此前凭君权神授、而非凭人民意志统治的君主区别开来。革命过后，圣西门派两个阵营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扩大为公开的敌意。1831年11月，佩雷尔—罗德里格一派，连同圣阿芒·巴扎尔、菲利普·比谢以及其他更重实务的左翼进步人士，与安凡丹及其追随者决裂，后者已变得更狂热地宗教化、形同教派。70 在许多方面，安凡丹一派那些更为抢眼的特征，即基督教神秘主义、共同体实验、倡导女权主义与自由恋爱，分散了人们对圣西门主义更持久历史影响的注意；那种影响是经由出走的一派传递下来的，他们的商业、地产与银行事业，将在随后数十年间以远为具体而持久的方式改变法国社会。
在这群圣西门派理论家中，伊萨克·佩雷尔最充分地阐明了银行与银行家在社会纲领中的作用。他于1831年8月和9月就这一主题所作的公开讲演，于1832年以《实业与财政讲义》（Leçons sur l’industrie et les finances）之名出版，延伸了已在《释义》中展现的思想。71 伊萨克的讲义——尤其与埃米尔的著述并读时（兄弟二人往来不断、毕生合作，这一事实使人难以厘清他们各自的贡献）——呈现了对现行金融体系连贯的批判。它们还描述了圣西门派金融体系的正面理想，以及一套向新社会过渡的实践理论。就此而言，正如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一样，佩雷尔兄弟并不只是诠释圣西门的著述。相反，他们着手把他的思想操作化。
与圣西门派正典一致，伊萨克·佩雷尔的理论奠基于生产者与游惰者的二分之上。佩雷尔论证说，现存的阶级社会强化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对立关系，每一方都试图从另一方身上取利。72 由于人们作为孤立的个体从事生产，生产者彼此无谓地竞争。交换的领域由此成了对立的场所，最终证明是“实业发展的障碍”。73 与此同时，在劳动、商品与资本的交换之下，浮现出“工人”与“游惰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游惰者占有土地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却并不直接使用它们。这个阶级社会在市场社会的框架内复制了封建主义的不义：资本家榨取的利润超出了他们的贡献所应得。在佩雷尔看来，金融体系最大的罪过在于它认可了金钱阶级的游惰，糟蹋了生产者的勤勉，加剧了贫困。那些拥有实业“天才”的人，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实现其才能。相反，有组织的联合将体现人类真正的合作本性，开启一个生产率更高、浪费更少、从而对所有人更有益的经济。
为与游惰作斗争，佩雷尔兄弟呼吁根除特权，尤其是那些与生俱来的、使人不劳作即可靠资本过活的特权。伊萨克说，复辟政府付出的“流亡贵族十亿赔款”这场“丰盛的筵席”，强化了这种游惰。74 佩雷尔兄弟援引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这位启蒙时代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与王政改革家以反对间接税和行会特权著称——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反对对商品与交易课税：此类税不仅落在社会最具生产性的成员头上，征收成本也高，而且对下层阶级伤害最重，因为他们的收入都花在必需品上。此外，此类税收通过扭曲价格、抬高生产成本、改变消费者行为而干扰市场机制，凡此种种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出于同样的思路，他们把关税也视为非生产性的而加以反对。相反，佩雷尔兄弟主张对土地、资本利得与遗产课征直接财富税。埃米尔甚至主张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这不仅能简化税制，还能降低征税成本。75
圣西门派最深的厌恶，留给了那些抬高利率的行为者与机构。在伊萨克·佩雷尔看来，“一家好的金融机构的标志，是它提高工人的工资，降低游惰者的收入。”76 高利息养肥了食利者，束缚了生产性投资，从而压低了工人的收入。圣西门派的目标是促成利率的长期下降，最终完全废除利息，从而把资本解放出来，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供普遍使用。
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派区分了占有资本的游惰者与应当把资本作生产性配置的银行家。正如《释义》所指出的，银行业的出现标志着物质劳动有序分配的第一步：银行家充当中介，一头是需要工具与设备的工人，一头是占有这些工具与设备的资本家，运用他们的“习惯与关系”，把资本更有用、更公平地匹配给实业。77 伊萨克的《实业与财政讲义》（Leçons sur l’industrie et les finances）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对银行家的功能性刻画：银行家是独立的谈判者，能与食利者讨价还价、压低资本成本，遏制单个资本家的“专横”。78 在他们的理想中，“好的”银行家不是资本家，而是社会正义的代理人，通过把金融导向生产性目的来阻断剥削。
然而，银行家的作用并非内在地有益于社会，也就是说，他们的活动并不必然造福工人与生产者。银行家的才能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取决于社会的道德框架。一个“无组织的”社会所鼓励的利己主义，会削弱乃至摧毁银行家作为有用中介的潜能。事实上，“银行家通常把自己置于工人与游惰者之间，利用一方对付另一方，损害社会”，而不是促进社会正义。“我们是知道这一点的，”《释义》的圣西门派作者们补充道，提醒听众：他们当中许多人自己就是银行家或曾是银行家。79 他们指向“坏”银行家的行径：这些人联手抵制任何降低法兰西银行贴现率（即法国的中央银行利率）的努力，因为那会压低国家公债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像游惰者，而不像工人。”他们维持高利率的做法，通过对生产性劳动课取一笔“什一税”，“复制了这个体系的种种弊端”。80 教会强加于农民的强制性封建税，以一种榨取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将使法国工人与实业困在俗谚所说的黑暗时代。
圣西门派与伊萨克·佩雷尔提出了一套取代性银行体系的建设性理想，把圣西门的纲要式提议加以扩展，把资本资源导向社会上最有“才能”运用它们的成员。在这一体系中，银行家将指导投资，并监督实业生产的主管者，以确保生产以“满足一切阶级的需要”为取向。81 圣西门派的《释义》勾画了一个名为银行总体系（système général de banques）的临时性机构，由一家中央银行领衔，它代表“物质秩序中的政府”，充当一切生产性财富（土地、机器、劳动工具）的存管处，实际上囊括了“个人财产的全部总和”。82
财产与生产工具将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要“依法指定给能够加以最佳利用的个人”，由银行家充当这种重新指定的掌事人。83 伊萨克·佩雷尔论证说，这种财产的社会化是正当的，因为现行法律的建构是“为了游惰的利益”。84 他提出的体系按层级构造：“二级银行”统辖各地区，行业性银行则在工人中间就地分配资本，其指导原则是：有效的计划需要地方知识。这些机构构成“实业之树”，一种联邦式结构，需要经它上传给上级银行，生产性努力则自上级银行的决定分派而下。85 这一体系虽受中央引导，却要求自下而上的协调，并授予实施方面的委任权限。在其最充分的阐发中，这个圣西门派银行体系旨在通过把金融嵌入一个实业政府来平息社会：这个政府将通过对生产与社会关系一并加以理性化，化解革命的能量。86
使金融社会化与为和平作保
尽管金融改革的呼声早已浸透圣西门派的言辞与学说，伊萨克·佩雷尔就如何实现向这一银行体系的过渡，给出了更具技术性的纲要。既然在圣西门派纲领中，彻底的剥夺会造成过大震荡，那么更好的办法是让非生产性的财富持有人失去消极延续其财富的能力。实质上，佩雷尔纲领提出了三条把社会资本存量动员到圣西门派目的上的途径：联合、证券化与社会化。
“资本的联合”是佩雷尔兄弟金融纲领的基石。这种对联合的强调，表达了1830年至1848年间社会主义思想一种更为普遍的关切。正如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他对革命言辞的论述中所刻画的，这一时期，博爱在革命的三位一体中变得比自由与平等更重要。87 圣西门主义中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通过“资本的联合”所达成的那种博爱式结合，将创造出一种力量，其规模与承受风险的资力，超过一笔笔孤立资本所能达到的程度。相比之下，社会化资本存量的聚合，将使各类企业固有的风险由众人共担，从而抚平商业周期，使之经得起不断创新的、日益复杂的实业经济所释放的创造性破坏。出于这些理由，这种资本的联合将降低运用资本的生产者的总体资本成本。简言之，为公共利益经营的银行越大，对生产性投资的刺激就越强，而系统性的金融不稳定就越少。
在佩雷尔兄弟的著述中，这一联合原则被应用到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约在1820年代末或1830年代初，埃米尔在其未刊手稿中阐明了一项统一并集中现行银行体系的计划。88 在主权债务领域，伊萨克从英国政府对其借款的合并中汲取灵感。且不说这一手法对公共开支的积极影响，借款的集中使降低利率变得更容易，而这又“总是决定着一切个别交易中利率的下降”，并因此“有力地促成了工人境遇的改善与游惰（oisiveté）的减少”。89 这是一个利率层层下降的良性循环。在法国，首相约瑟夫·德·维莱尔以及后来拉菲特降低利率的历次努力，都遭到食利者阶级的激烈抵制。即便成功了，如1825年的债务再融资，其财政果实也被非生产性地挥霍在了“流亡贵族十亿赔款”上。
伊萨克·佩雷尔体系的第二条原则是证券化，通过创造普遍可互换的金融工具来实现。他梦想有一种“单一的信用符号，就像存在一种单一货币那样”。他推论说，凭其职业的本性，银行家已经为纸币形式货币的理性化做出了贡献：他们收进形形色色的票据，予以贴现，再发行自己可互换的银行券，后者像货币一样流通。佩雷尔设想把信用证券推广并普遍化到全社会的规模，以化解流通中信用工具的异质性，其高昂成本正源于它们的“个体性质”。由于对单个债务人信用状况的了解并非人人都有，且信用票据的流通需要背书签字，这种异质性使游惰者得以维持其赚取的较高利率，也拖慢了信用在经济中的流动。按佩雷尔的设想，圣西门派银行将创造出流动性强、可靠、可互换的信用证券。它将处理各种形式的个人票据，把它们转化为统一的、一般性的承诺，即“社会性证券”。90
这种不附利息的银行券，被寄望于成为迈向他们理论中第三条原则的过渡物：把形形色色的公共证券、汇票、信用票据之类社会化（socialiser）。91 “正是通过创办一家银行，”伊萨克·佩雷尔说，“负责发行此类证券，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普遍化才能实现”，从而使工人能够以尽可能最优的条件借入生产工具。92 佩雷尔的终极目标是把社会的资本存量彻底统一起来，其规模之巨，将使二十一世纪被动指数基金所持股票市场20%至30%的份额显得微不足道。社会的一切融资需求，都将由一个统一的公共体系来满足，该体系由一个专门银行网络监督和管理。
佩雷尔把形形色色的证券在单一机构中社会化的方案，可以解读为对一个问题的金融对应面的技术官僚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所称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一种社会所固有的对立，人们彼此进入社会，而他们的个体主义同时又威胁着使社会解体。93 通过把碎片化的、各具特异性的金融工具转化为普遍可互换的“社会性证券”，佩雷尔力求使资本的流通与实业社会的集体需要相协调，克服资本关系的异质性所构成的系统性威胁，同时缓和个体竞争与体系协调之间的冲突。
佩雷尔兄弟延伸这一原则的想象力是无边的。埃米尔甚至草拟了一项方案，那或许是关于通过金融证券化实现欧洲财政联盟的最早构想。他此举的动机不只是实业发展，还有为持久和平设计机制。拿破仑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佩雷尔兄弟的童年，他们认同圣西门的和平主义愿景：法兰西的荣耀应以非军事手段赢得。为此，埃米尔·佩雷尔构想了一种至高的金融工具，可以保障欧洲的永久和平。他就此撰写的未刊手稿作于1820年代末或1830年代初，披露了他对一个理想的最早构想：这一理想将指引他的整个生涯，而他最终将试图通过动产信贷银行来实施它。94
圣西门已经开始思考制度重组如何能够保障持久和平；佩雷尔兄弟后来将完善这一课题。在圣西门看来，实业社会需要国内与国际的稳定来维持资本投资与经济流通。拿破仑一世退位与维也纳会议之后，他出版了《论欧洲社会的改组》（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倡导一个欧洲联合的大胆愿景。95 他斥维也纳诸条约徒具形式、易受英国操纵，转而呼吁建立新体系以终结永无止境的战争。唯有一个由在政治与道德上同质的、各自围绕实业社会组织起来的国家组成的联邦，才能确保和平。这些国家将服从一个独立的欧洲议会：它拥有自己的主权城市与领土，有权征税并监督公共工程，诸如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以及通往波罗的海的横贯大陆的运河。96 圣西门相信，以英法同盟为锚，他的欧洲最终将吸引德国这样的崛起中的大国加入。
圣西门论证说，欧洲各国好斗的本能与冲动，可以升华到“生产性”的事业中去，例如大规模的企业经营与欧洲以外的帝国征服。不可避免地，一切欧洲民族都将“先解决总体利益的事务，再降而处理民族利益的事务”。97 他们最好以有尊严的审慎拥抱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而不是被暴力的必然性硬拖过去。圣西门以一段振奋人心、予人勇气的宣言结束了这本小册子：“人类的黄金时代绝不在我们身后；它在我们面前；它在于社会秩序的完善。我们的父辈没有见到它；我们的子孙终有一天会抵达那里：为他们铺路，是我们的责任。”98 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语将成为格言，在未来多年里镌写在圣西门派各家报纸的报头横幅上。
多年以后，埃米尔·佩雷尔思考了金融证券如何能够为圣西门所设想的和平提供持久的激励结构。佩雷尔草拟了一种他称之为“欧洲综合债券”（European omnium）的工具：设立一只专门基金发行债券，发债基金管理政府债务的证券组合，涵盖法国、英国、奥地利、那不勒斯、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希腊、俄国、普鲁士与教皇国。99 基金将由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机构监督，令人想起圣西门1815年为欧洲和平所作的设计。法国与英国证券将充当基金的基石，各构成两万法郎的名义价值。基金将持有其他欧洲国家发行的五千至一万法郎的债务，在这个主权证券组合上赚取约5%的平均利率。然后，它将就综合债券支付4%的利息，赚取1%的利差，作为集中承担这种复合“世界主义债务”之风险的补偿。
基金的储备将持续用于购取新证券，假以时日，这将产生“欧洲一切基金之间”越来越大的“相互保险”。这种“金融团结”是由制度设计激励出来的，其依据是这样一种认识：一个国家的不利行为将损害综合债券的价格，从而危及全欧洲的食利者。唯有一场“全面战火”才会伤及综合债券的价格；它的市场价格还将充当“和平观念的指数”：价格下跌表明鹰派抬头，上涨则预示欧洲事务中鸽派得势。出于这个理由，综合债券将促进和平，并吸引一切食利者，而他们购取更多的综合债券（omnia），又将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他推论说，“战争将变得不可能。”100
综合债券这一构想，有可能受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流行的一种金融工具的启发。101 英国综合公债（British Omnium）的名称源自拉丁语“全部”一词，它是一种由多种政府债券与年金复合而成的借款，被统一为一张可自由转让的证券。102 由于投资者把英国综合公债的价格解读为一种政府债务指数，它成了期货市场投机频频光顾的对象。103 但历史学家贝特朗·吉尔（Bertrand Gille）判定，埃米尔的综合债券愿景“或许是佩雷尔兄弟最丰富的思想”，其抱负远非英国那种债务工具可比。104 佩雷尔提出的，是一个世俗的、技术—金融的解决方案，用以应对罗马天主教那条“消极纽带”的解体；这条纽带曾经联结欧洲，它的崩裂点燃了战火。
大约在同一时期，埃米尔勾画了一幅欧洲货币联盟的草图，他相信这将改变欧洲的外交关系。在欧洲市场交换的现状下，五花八门的货币给价格带来了“任意的变动”与“虚高的抬升”，从而阻碍了对外贸易。这些差异把“背信”引入了契约，因为它们诱人追逐套利机会，并扰乱了商业关系与民事关系。105 这种局面与欧洲文明日益走向进步的联合这一总体趋势显得格格不入。这一“人人企望”的趋势，已经清楚地显现在报刊、通信与蒸汽动力的进步之中。那么，让货币价值跨境流动也像信息、商品与人的流动一样得到润滑，难道不是势在必行吗？货币联盟将消除价格差异、使跨境交易规范化，因为它将依托一个统一的“公分母”，它将孕育和谐与公共信任，使不同种类的人类劳动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也使价值的精确计量成为可能。货币联盟将由此以一种“建立在联合与劳动之上的民族外交”，取代“对立与战争的外交”。106
这一欧洲货币将以何为锚？埃米尔在推敲这一问题时，考虑过货币联盟是否应由英法同盟领衔，但最终选择了法国一国，理由是：法国拥有欧洲更多的金属货币基础，而且它是十进制的开创者，这是法兰西文明进步的标志。107 十进制在计算上的简便与它固有的合理性，彰显了“法国在欧洲的道德与智力优势地位”，从而为其领导地位提供了依据。现行的货币政策也印证了这一选择的逻辑。西班牙已经采纳法郎为法定货币，这是对越过比利牛斯山蔓延开来的蓬勃商业关系的一种有机回应。其他许多国家，从俄国到瑞士各州，再到法兰克福与汉堡这样的德意志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法国货币。这种货币趋同的“和平宣传”似乎注定要扩展，那么为什么不把它制度化呢？佩雷尔提议铸造一种与法国五法郎等值的货币，后者等于一英镑的五分之一。108
这并非金融家第一次把自己关于新货币体系的设计裹进崇高的和平主义言辞之中。109 十八世纪初，在代表年幼的路易十五统治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治下，苏格兰金融家、财政总监约翰·劳论证说，英国所采纳的现代信用体系增强了它的商业霸权，而这又威胁着破坏欧洲均势的稳定。110 因此，法国有责任沿英国的路线革新自己的公共财政体系。正如约翰·肖夫林（John Shovlin）所论证的，约翰·劳的纸币实验——意在使法国摆脱与英国人和荷兰人争夺西属美洲白银的局面——是“一项单方面地、和平地改变战后秩序根本基础的努力”，那一秩序由1713年至1715年间的乌得勒支和约所确立。111
与约翰·劳不同，埃米尔·佩雷尔勾画其欧洲货币体系之根基时尚未登上权力殿堂，但劳的记忆从未远离他的思绪。112 他钦佩劳的动机，却认为劳的实施既为时过早，又建立在“不完整的根基”之上。113 伊萨克·佩雷尔在其讲义中评论说，劳之所以招致不信任，是因为他把信用当作一个“体系”来思考，这使“体系”一词一度沾染了污名。114 在十八世纪，“体系”一词带有负面含义，因为它与经验主义相对立。丽贝卡·斯庞（Rebecca Spang）写道，劳的实验“为想象力对现实生活的危害提供了一个头号例证”。115 在劳的体系覆灭一个世纪后写作的佩雷尔，已经超越了对体系性思维的厌恶，但他想要弄清劳失败的原因，将其归咎于公共信心的缺失和实业基础的组织不足，后者本是支撑这场实验所必需的。由于缺乏扎根于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十八世纪的社会尚未为如此激进的纲领做好准备。佩雷尔论证说，如果市场社会的各项条件不同时得到重建，它们将继续催生阶级斗争、蔓延的不信任（在危机时期尤为明显）与个体主义：凡此种种都会瓦解一个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纸币体系。116
在理想与制度之间
佩雷尔兄弟关于一家新银行的构想——这家银行将监督向实业社会的过渡，并管理实业社会——是从他们对现行银行体系的批判中生长出来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银行体系的中心是拿破仑·波拿巴于1800年创办的法兰西银行。它通过发行银行券、办理贴现以及向政府垫款，来支撑商业与国家财政。117 该行的多数股份为一个被称为上层银行界（haute banque）的金融权贵小集团所有，他们掌握着巨额私人财富、无瑕的声誉，以及对法兰西银行政策的影响力。
在1830年革命之后商业萧条的语境中，佩雷尔兄弟对现行银行建制与法兰西银行的批判愈发激烈。伊萨克承认，政治制度与习惯的骤变导致商业不可避免地放缓，因为银行家收回了既有的信贷额度，向实业提供的新信贷也更少。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情势下，实业与工人苦于一场“资本的突然抽离”：商业陷于停顿，直到“事物的新秩序牢固确立”。118 佩雷尔把这种局面描述为一场其名未立而其事先行（avant la lettre）的流动性危机，即各实体缺乏偿付短期债务的流动手段，而非一场十足的偿付能力危机，后者指资产的根本价值不足以抵偿长期负债。因此，信用的崩溃暴露了金融体系中的一种非理性，它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干预来矫正，而保守的法兰西银行不愿采取这种干预。
事实上，佩雷尔兄弟最辛辣的轻蔑都指向了法兰西银行，它将成为他们种种设计面前一道始终存在的障碍。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们都在激烈反对这家银行的特权。119 伊萨克论证说，法兰西银行背叛了它的使命，因为它不肯出力降低贴现率。在他看来，这家银行本应是按公共利益运营的机构，通过调节利率来造福实业与工人，但支配它的种种激励被其富有股东的利益扭曲了。它的董事会由“大多是资本家的银行家”组成，他们一再否决降低贴现率的提议。120 为打破这家“坏”的、反社会的银行的扼制，它的权限来自过时的特权，并实现佩雷尔兄弟所构想的“好”的、有益于社会的银行，兄弟二人提议创办一家积极主动的投资银行，以刺激经济并激励固定资本的形成。
在复辟时期的最后几年，伊萨克·佩雷尔拟定了一项银行计划，其前提是一种看似没有任何担保基础即可创造信用的构想，其可信性源自国家担保权威的支撑。1830年，他修改了这一方案以迎合新政府，加入了一条由私人实缴股本构成银行部分资本的规定，使之成为一种公私合伙，而非纯属公共的实体。1830年9月6日，兄弟二人在《商业报》（Journal du commerce）上刊出一份银行方案，拟设之行名为票据贴现互助保险公司（Compagnie d’assurances mutuelles pour l’escompte des effets），他们还把它直接寄给了其他商业机构与政府机构。121 该计划将创办一家银行，以比法兰西银行更宽松的条件确保向工商业企业垫款。例如，贴现一张票据时法兰西银行要求三个签名，他们的银行只要求两个。为自筹资金，它将发行利率约3.65%的不记名债券，比它贴现商业信用的利率低0.5至2个百分点，从而在贴现业务上赚取一笔不大的利差。
实质上，票据贴现互助保险公司体现了综合债券方案所勾勒的金融理论，只是规模较小。它的理事会将审定借款与垫款的偿付能力，政府则通过认购五千万法郎的股份提供兜底支持，从而在银行亏损大于盈利时提供股本缓冲。伊萨克把这家公司设想为一家规模庞大的银行机构，可以把法国从催生了1830年革命、又拖延了经济复苏的商业危机中拯救出来。然而，他并不认为这家银行只是一部应时之作（œuvre de circonstance），而是视之为“对现今一切信贷机构的重大改进”，它将“展示圣西门派学说应用于实业现状时的组织价值”。122 法兰西银行视之为自己贴现业务的竞争者，阻挠了这一方案。在后来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埃米尔把自己描述为这场斗争中的“一名参与者”，对抗法兰西银行的巨大影响与上层银行界的控制性利益。123
设计被现行银行精英挫败后，佩雷尔兄弟在1830年代日益把精力投入争取特许权、建设法国铁路网的事业。他们转向铁路，并非单纯押注于有利可图的赚钱生意的机会主义。相反，铁路融资为兄弟二人的圣西门派宏大抱负提供了新的出口。毕竟，谋求控制银行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恰恰就是为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聚合资金，不仅包括铁路，还包括运河、道路、港口与电报线路，他们相信这些将对法国经济的生产率产生普遍的刺激效应。如果无法对银行体系的主要动脉取得更大程度的控制，佩雷尔兄弟就需要另寻途径，为更接近真实资本投资之具体落点的大型建设工程融资。
为此，他们组建了辛迪加（syndicate），把大批圣西门派联合进一个商业合伙，其中最初包括詹姆斯·德·罗特希尔德。124 埃米尔·佩雷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罗特希尔德的支持，才得以从制定宏大计划走向把它们镌刻“在大地上”。受罗特希尔德资助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称其恩主慧眼发现了“铁路的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前途可期的埃米尔·佩雷尔，后者成了罗特希尔德的总工程师。125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基于对罗特希尔德档案的分析论证说，佩雷尔说服罗特希尔德为其铁路计划提供资金支持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兄弟二人合力也只能筹到三万法郎。126 此类亲身经历很可能加深了佩雷尔兄弟那种圣西门派式的挫败感：既有的资本秩序剥夺了那些受实业进取心驱动、精力充沛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使他们无法运用独立的财务手段去实现变革性的投资。政治之事少有不在某种程度上带个人色彩的。
在罗特希尔德的支持下，埃米尔出任巴黎—圣日耳曼铁路的经理，兄弟二人把全部家财都投了进去，在1832年发行的一万股中认购了六百股。伊萨克担任主管会计的副经理。五年后，首条客运线路投入运营，标志着“法国铁路时代的真正开端”，因为这项事业向资本持有人证明了铁路的可行性与吸引力。127 这条线路大获成功，为佩雷尔兄弟赢得了企业家才干与经营能力的赞誉，并使他们得以主导新的特许项目，如巴黎—凡尔赛线（1838年）、巴黎—里尔线（罗特希尔德的北方铁路公司，1845年）与巴黎—里昂线（1852年）。整个铁路系统的布局也受佩雷尔兄弟影响：他们认为铁路网应设计成以巴黎为中心的辐条—枢纽模式。为此，他们修建了圣拉扎尔车站，于1843年投入运营。然而，当北方公司与里昂公司各自的车站于1845年与1857年建成时，这种向心式设计的完整性受到了损害。
1840年代，佩雷尔兄弟与罗特希尔德的关系逐渐恶化，但直到1848年之后才爆发为公开的敌对；后来在关于第二帝国金融风云的文学与史学叙述中，这段恩怨几乎带上了神话色彩。128 埃米尔·佩雷尔自觉不受罗特希尔德赏识，并始终把后者对银行业的霸权视为他自己以金融为工具的宏大设计的障碍。在私人著述中，佩雷尔后来追述说，他曾与一批“斗士”为伍，他们在1833年至1838年间组成了一个银行家联盟，以“对抗”罗特希尔德的“大商号”。1847—1848年的危机戳破了铁路股票上积聚起来的投机泡沫，也扫荡了小型投资银行的生态，尤其是1830年代与1840年代设立的两合公司（sociétés en commandite）式银行，它们在铁路建设上投入极重。129 在银行业惨遭摧残的废墟中，只有罗特希尔德家族“保持了偿付能力，且无竞争对手”。130 铁路建设陷入停顿，1848年，一切都因“缺少一家强大到足以让工程继续下去的信贷机构”而冻结。埃米尔后来回顾道：“直到1852年，一切都毫无动静。”131 直到拿破仑三世执掌权柄、行使了革新银行业所需的政治意志，佩雷尔兄弟才等来了他们的君主。
佩雷尔兄弟阐发的圣西门派纲领，力求把金融重新想象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引擎。在他们的愿景中，金融不是中立的、纯粹逐利的机制，而是一个可以重新设计的体系，用以把资本配置到实业发展、公共福祉与政治和平上去。通过联合、证券化与资本社会化的诸原则，佩雷尔兄弟设想了一种信用体系，使食利者利益的私人权势服从于集体的进步。他们的纲领推进了工具性金融的愿景：金融既是技术工具也是道德工具，用以释放潜藏于法国经济中的实业潜力。
回望过去，他们的抱负可以读作一种更广泛传统的早期表述。金融史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称佩雷尔兄弟为“法国的凯恩斯主义者”。132 但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凯恩斯是一位英国的圣西门派。他关于运用信用来稳定经济增长、引导投资走向社会生产性目的的思想，呼应了一种更古老的法国冲动，它形成于1802年至1815年间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的余波之中。以金融为工具的驱动——为追求集体进步而扭转金融结构——诞生于这样一个时刻：政治剧变与经济转型使这种重新定向显得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与凯恩斯主义者愿景的实现一样，圣西门派的事业也需要通向权力的渠道。然而，后者并非由在任官员所构想，而是由在边缘处鼓动的人所构想。
这一愿景之所以能够成形，是其时代的产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间，制度或许可以重新设计（甚至可以说必须重新设计）的看法，为自由派与激进派所广泛共享。圣西门本人的一生就带有这种开放性的印记：他的著述道出一代人的心声，他们不再把社会秩序当作天经地义。他的追随者们成年之时，法国刚刚开始工业化，但它的轨迹仍让人觉得可以塑造。铁路的发展与劳动方式的初步转型，都指向一个新的经济未来。对于佩雷尔兄弟这样的年轻圣西门派来说，由谁来引导那个未来，至关重要。实业发展可以是浪费的，也可以是生产性的；可以是等级的，也可以是合作的；可以是榨取的，也可以是包容的。任务不只是增长，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驾驭增长。
在七月王朝治下，佩雷尔兄弟的银行抱负几乎无从施展。金融建制与奥尔良派国家关系密切，由上层银行界主宰，为重大改革设下重重障碍。就在佩雷尔兄弟转向铁路建设这条务实出路的同时，他们关于重塑金融体系的更大愿景仍被搁置一旁。随后，1848年二月革命看似提供了重新介入的契机，点燃了围绕如何组织劳动、如何分配财富、如何规划国家经济轨迹的论争。但让圣西门派事业得以复出的，不是民意的认可，而是政治的断裂与机遇。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夺取权力，继而重建波拿巴派帝国，创造了种种制度条件，佩雷尔兄弟长期被边缘化的思想遂得以实施，尽管并不完全。然而，圣西门派金融与波拿巴派政治的合流绝非不可避免。这位经普选产生的第二共和国总统，是如何转而拥抱一种如此把资本、行政与等级熔于一炉的银行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