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40年代末，金融可以充当社会与政治变革载体的想法，已不再局限于圣西门派银行家的职业圈子。在法兰西各地，工匠、农民、工场组织者和小城镇官员开始提出各自更具地方色彩、也更为具体的方案，回应自1830年代以来猛然闯入公共意识的“社会问题”。1 尽管处境各异，他们却汇聚于一个共同的信念：资本可以被集体地组织起来、重新导向，以满足紧迫的社会需求。
以往史家以劳动为1848年的核心议题；近年来，为平衡这一传统侧重，史家转而关注信贷与债务在1848—1849年政治论辩与试验中的重要性。2 路易·布朗以关注劳动组织著称，信贷对他同样是重大关切。他主张，国家不应向公众取得信贷，而应对信贷加以规制，并向公众供给信贷。提供信贷是“把国家重新吸纳回社会之中”的手段。3 这一时期还涌现出大批以“信贷共和化”为宗旨的小册子。4 它们主张把信贷的获得扩展到服务不足的群体，即土地所有者、工人、小商业，并稳定信贷体系，使这些更脆弱的群体在信贷紧缩波及经济时不致被击垮。
本章把信贷共和化或民主化的主张，置于民众以金融资本为工具的诸多举措这一更宽视野中考察。作为这种信念的表达，向国家呈递的呈文（请求设立股份公司、互助信贷银行与农业贷款协会）在七月王朝的最后几年激增，到1848年革命期间达到顶点。本章处理的这些呈文鲜有技术性，做法上往往是临时应急的。正因如此，它们很少得到官方的认可或批准，更谈不上商业史家的关注。然而恰恰因为处在边缘，它们让人窥见一种更为宏阔的政治想象：这种想象把公司形式当作载体，把资本市场当作可供开掘、用以支持民众举措的金融资源蓄水池。
上一章追溯了圣西门派银行家所起草的一套自上而下、理性化方案的演进：由金融专家决定资本的配置，这些决策将在整个经济中层层传导，使实业与公共工程得以扩大规模、加速推进。相比之下，本章考察的建言者提出了一种更为分散、参与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金融即使数额有限，也可充作扶持小企业、重组经济生活、为共同体隔绝市场波动的工具。这些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方案，看重工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他们对生产过程的自主权。对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兴办工人自办的企业，汇集储蓄并公平地分配利润。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创设互助信贷银行或农业贷款协会，以削弱掠夺性放贷者的势力、保住本地所有权。这些方案都扎根于特定的共同体或行业，着眼于眼前的经济纾困。
这些举措旨在扩大资本的获得，以自下而上地使经济控制权民主化，并往往以较少的剥削维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合而观之，它们呈现出一种更宏大的集体抱负：在另一种意义上以金融为工具：它要的不是把对资本的管理拱手让给自上而下以技术最优方式组织资本的专家，而是把资本收回为自主自决的手段。在这些愿景里，国家不是设计师，而是促成者；其职责在于认可法律形式、提供有限的支持、为公民主导的金融改革扫清道路。
本章先把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置于这一传统之中，以考察他早期社会思想的语境化演进。波拿巴的成功常被归因于帝国怀旧、姓氏的知名度，以及民众在后革命时代的疲惫中对秩序的渴望。但他的声望还源于他在1844年写成的一部流传甚广的小书《消灭贫困》（The Extinction of Pauperism），该书综合了他掌权之前那个思想激荡的“决定性的”十年里流行的种种社会观念。5 这本小册子提议由国家出资兴办农业垦殖区，它们提供的不仅是就业，还有一条让失业工人得以积累储蓄、进而掌控资本的路径。
他乘着这股声望登上权位，在1848年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图2.1）。曾激励众多基层金融方案的协作与经济赋权话语，也塑造了波拿巴早期的感召力。然而，他的理想随着其自主权所受的政治约束而演变，最终驱使他碾碎了那场孕育出如此多次级试验的伟大的共和“试验”。6 到后来，他将拥抱圣西门派纲领的主要内容：该纲领为推进其政权的抱负，既提供了意识形态脚手架，也提供了行政专长。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社会觉醒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于1808年，是拿破仑一世之弟、时任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与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的第三子；奥尔唐斯是拿破仑一世第一任妻子约瑟芬·博阿尔内在此前一段婚姻中所生的独女。叔父兵败滑铁卢时，路易－拿破仑年仅七岁；此后直至1848年革命，这位侄儿大半生都在流亡中度过。波拿巴派一脉的存续，威胁着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也威胁着1830年七月革命催生的七月王朝。但路易－拿破仑直到1844年父亲去世，才成为波拿巴派的王位要求者。流亡期间，他的童年在瑞士度过，由母亲抚养长大。他的私人教师是雅各宾革命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一位亲密同道之子，给予这位年纪最轻的波拿巴左翼激进传统的政治教育。
成长岁月里亲历的独立斗争使路易－拿破仑激进化。1831年，他与兄长拿破仑－路易加入烧炭党。这一秘密革命会社十九世纪初创立于那不勒斯，当时正抗击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统治，并以推翻复辟的波旁政权为目标。同年晚些时候，在逃离意大利途中，兄长染上麻疹，死在弟弟怀中。幸存的路易－拿破仑设法与母亲会合，越过法国边境逃脱。其时1830年革命已推翻波旁王朝，但新政权并未解除复辟时期对波拿巴家族的放逐令，路易－拿破仑母子只得再次离开法国，重归英国与瑞士的流亡生涯。7
1830年代是法国工业转型的时代，也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抗争最初迸发的时代。这一背景唤起了路易－拿破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在英国的数年让他结识了各色名流，从保守派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到流亡中的法国共产主义者艾蒂安·卡贝。路易－拿破仑倾心于圣西门的全部著作与英国空想家罗伯特·欧文〈论社会新状态的讲演〉中提出的那种统揽全局的社会改革论。8 在英国期间，他考察工业生产，走访伯明翰等制造业中心的工厂，察看城市的无产阶级街区。这些经历激起了他日后对社会住宅的持久关切。9 它们还让他生出一种感觉：法国可以走另一条通往繁荣的道路，一条能够避开英国式资本主义最恶劣社会后果的道路。路易－拿破仑返回瑞士后，在伯尔尼任炮兵上尉；他听闻1834年4月里昂工人起义的消息，迅速赶赴日内瓦，希望助起义者一臂之力，但起义转瞬即逝。10
七月王朝期间，路易－拿破仑策动了数次未遂起事。1836年，他第一次组织政变的尝试在斯特拉斯堡败露。他再度流亡，并于1839年发表一本小书《拿破仑思想》（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书中既表达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又论证了一种能够改善国家的开明的波拿巴派君主制。“拿破仑的思想，”他坚称，“不是战争的思想；相反，它是社会的、实业的、商业的思想。”它所追求的不是军事荣耀，而是“一种更伟大、更持久的文治荣耀”。11 这本小书在公众中引起共鸣：人们对奥尔良派政权日益失望，对工商业停滞满怀焦虑。它的问世还恰逢1840年的迎回遗骸（retour des cendres）：拿破仑一世的遗骸自圣赫勒拿岛迎归荣军院，这重新点燃了公众对波拿巴派遗产的热情。
1840年8月，路易－拿破仑着手第二次政变尝试，这次从英格兰横渡海峡而来。他抵达后在港口城市布洛涅被拘。这次冒险换来的是终身监禁，囚于北方索姆省的阿姆要塞。这场监禁到头来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教化。在他讥讽地称作“阿姆大学”的地方，波拿巴接受了六年教育：在前来探访的知识友人的襄助下，他潜心研读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往来最勤的是他童年的玩伴奥尔唐斯·科尔尼夫人，以及纳西斯·维亚尔，一位左翼圣西门派，曾在拿破仑一世麾下任炮兵军官，又做过路易－拿破仑亡兄的教师。12 波拿巴读亚当·斯密与让－巴蒂斯特·萨伊，也读种种剖析工业化释放出的弊端的改良主义论著。对他影响尤深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人报纸《工场报》（L’Atelier），以及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布朗虽批评波拿巴，对他却怀有几分同情：他曾尝试促成共和派与波拿巴派的和解，甚至还在波拿巴于布洛涅被拘之后，在贵族院为他辩护。13
波拿巴认真钻研布朗的思想，尤其是他的下述观点：国家应当匡正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失序。14 在布朗看来，“大资本家”以“主人与暴君”的身份统治市场，借垄断化与实业战争巩固权力。为克服这一局面，他提议建立一个“被赋予强大力量”的国家，充当“生产的最高调节者”。15 他通过中央工场组织劳动的构想虽与此前的方案相似，但其“主要创新”在于它赋予国家的角色。16 这一点对波拿巴尤其有吸引力，1844年他邀请布朗到阿姆探访。17 布朗提议设立一种新机构来扩展信贷并“向劳动者提供工具”，出人意料的是，其蓝本竟是罗特希尔德银行的总行与分支机构网络。18 依他的方案，国家将充任该体系的担保人，发行初始债务以启动工场。国家背书的金融不只是提供资金，还要重组经济本身：把资本导向集体福祉，同时把对生产的支配权重新分配给工人。布朗坚称，与圣西门派国家在实业中扮演“永久性”角色不同，他所设计的国家干预将“只是原初性的”：它使社会得以打破“环境的暴政”，并着手向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家过渡。19
《消灭贫困》
监禁并未阻止路易－拿破仑发展自己的政见并与外界往来。他在囚室中发表了一系列报刊文章与小册子，其中最负盛名的《消灭贫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1844）成为他早期社会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表述。20 对贫困的强调，表达了法国自由派所锻造的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这些自由派自认正在七月王朝的法国开创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时代”。阿道夫·布朗基——著名起义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之兄——贬斥英国学派执迷于把财富的绝对生产当作国家力量的构成。相比之下，法国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人道责任：确保劳动利润的公平分配。布朗基构想出一场由技术驱动、正在工场中展开的阶级斗争：“交战各方使用巧妙而强大的机器，在贫困的战场上让数百万工人——男男女女——喘不过气来，不顾老幼……法国看似在对抗英格兰，但资本在深得多的层面上与工人搏斗。”21
波拿巴在这本小册子里论证，国家负有人道与政治上的义务干预经济，以帮助工人阶级；他把工人阶级比作“一个生活在锡巴里斯人中间的希洛人民族”。这个“没有权利、没有前途”的民族，如何才能变成除自身劳动力之外另有所产的所有者？22 为让更多人获得劳动所有者的地位，波拿巴提议由国家主办一项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划拨工程。政府将把920万公顷休耕地的权利移交给一个监管农业垦殖区的工人协作社；据官方农业统计，这些土地目前每公顷产出不足八法郎。23
为工程筹资，政府将在四年内从现有预算中重新拨付三亿法郎，这对国家而言“不是一笔牺牲，而是一桩绝妙的投资（magnifique placement）”。24 这种对财政重新拨付的强调表明，波拿巴当时尚未接受圣西门派纲领所固有的、以举债为燃料的政府刺激理念；该纲领主张对国家生产性支出持一种更有活力的看法。毋宁说，波拿巴把这笔支出看作财政优先次序与正义的问题。既然政府能向流亡贵族拨出十亿法郎，或每年向监狱建设拨出1.2亿法郎，那么为“消灭”法国的贫困拨出三亿法郎，自然也说得上正当。国家可以动员土地与劳动这“两种不生产的资本”，去达成社会与经济两方面都繁荣的公共目的。25
这些农业公社旨在把失业者重新调配到生产性劳动中，以纾解饥饿与贫困。公社借取1840年代的协作话语、共和社会主义以及布朗的劳动权观念，将“为漂泊无定的工人群体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这些工人因工业变革与经济停滞而流离失所。26 路易－拿破仑论证道，这些公社还将缓和结构性劳动力失调的周期，并作为最后依靠的雇主，为私人劳动市场设定一道工资下限。与此同时，垦殖区方案将维持一支状态良好且有尊严的劳动力储备：这支劳动力在经济萧条时期留驻乡野，而非在城市贫民窟中潦倒；它可以在经济扩张时期重新调配进城，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27 按波拿巴的设想，由国家主办此类垦殖区，将造就一座座水库，用以校正经济发展江河的不均水流。28 公社的建制将有一种严明的结构，取法于军队组织，同时仍赋予工人自主权：工人有权选举仲裁庭中代表其利益的成员。29
波拿巴的垦殖区构想，部分取灵感于他流亡海峡对岸时见过的英国习艺所，但他认为英国版本提供的只是治标的就业，使工人处于无产化的依附与不安定状态。相比之下，法国的垦殖区将赋予更大的权利与资源，把工人提升到“既是工人、又是农人、又是所有者”的地位。30 工人将支配自己所创造的利润，可用以购置更多土地来扩展垦殖区。31 一旦法国再无廉价可耕之地，协作社将在阿尔及利亚乃至美洲设立分支，“甚至有朝一日接管世界！”32
依垦殖区方案，公社利润的一部分将拨入一个类似储蓄银行的基金。记在每名工人名下的个人份额，将在他离开垦殖区时付给他，使他能带着财务上的保障与自主，重返私人劳动大军。33 类似的原则将出现在1840年代末面向工人的股份制企业中，后者提出了员工持股的种种形式。
波拿巴论证道，他的方案将鼓励国家自立。其逻辑是：垦殖区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法国货品的国内消费，从而增进国家财富、减少法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例如，垦殖区将生产谷物与牲畜，降低穷人的生活必需品成本。生活成本的下降将转化为实际工资的增长，进而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用于购买葡萄酒一类的日常奢侈品；这将通过扩大国内贸易，缓解消费不足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如此，垦殖区的“利润将为一切劳动果实提供比最有利的商约更大的销路”。34 与其“到中国去寻找消费者”，波拿巴建言，“我们莫要忘记，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受上天厚赐如此丰饶，自身就包含着繁荣的全部要素。”35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立愿景，与英国殖民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在后一模式下，制造商依赖海外消费市场来维持利润。
波拿巴论证道，这套法国内部发展的体系将“在不伤及（巴黎）中枢的情况下，把生机带入四肢末梢，使之活跃起来”，一切“工程〔都在政府的严密监督下施行〕，始终以改良为目标”。36 通过建立社会福祉、把公民“在共同利益中团结为一体”，这种政府照管将强化政府的正当性及其“不可动摇”的稳固。37 这些思考显露了波拿巴早年的一种敏感：他意识到经济因素对于维系现代社会契约的重要性。
《消灭贫困》于1844年5月初版，在帕涅尔（Pagnerre）的通俗政治小册子丛书中以五十生丁一册发售，当年又印行了两版。它由波拿巴的朋友们传播，其中包括纳西斯·维亚尔与维克托·佩西尼。佩西尼曾襄助两次未遂政变，日后还将在第二帝国出任多个部长职位。显然，当局不相信这本书能唤起多少公众支持，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误判。38 事实上，这本书很快在社会主义知识界中流行开来，路易·布朗、小说家乔治·桑，以及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菲利普·比谢都在其中。比谢曾是烧炭党秘密会社成员，又做过圣西门派的领袖，直到1829年脱离该派。39 1830年代，比谢倡导过一种“共同的社会资本”构想：结成协作社的工人向一笔共同基金缴纳会金，持有不可让渡的股份（不得出售或转让，只能用以酬报参与劳动的工人）。本质上，这是取一种金融组织形式而剥去其资本主义用途；本章后文涉及的工人呈文中也表达了这一点。40
桑把1844年的这位拿破仑与1814年的那位拿破仑相比，对前者评价更高：这位侄儿“化身人民的痛苦（les douleurs du peuple）”，而不像拿破仑一世那样化身人民的荣耀。41 劳动阶层注意到了。一群排字工人致函波拿巴致谢，感激他为法国人民的物质福祉而呼吁，而非仅仅关注他们的政治权利。在1840年代，这正是社会主义者有别于共和派之处；其时工人起义与罢工正使工业革命的负面社会后果愈发显露。42
1846年5月，波拿巴扮作工人模样，在医生的帮助下逃出了阿姆要塞。同年7月父亲一去世，他便成为这个王朝的王位要求者。到此时，他在农民与工人阶级中都已深得人心。他的著述流传甚广；1848年2月革命爆发后，及至1848年12月总统选举前夕，《消灭贫困》又印行了更多版本，其流传仍将继续。“显然，在他坐牢的那些年里，路易·拿破仑通过某种奇妙的地下过程，从最底层的民众中为自己吸引来了一批真正的追随者，”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在“斯特拉斯堡与布洛涅”受挫的起义让人们注意到了他，“但为他赢得人们同情的是阿姆。”43 他的总统竞选强调宗教、家庭与财产的价值，这些观念在经济与政治动荡时期总能可靠地赢得人心；但它同时也为所有人的福祉与繁荣而主张。44 到这时，法国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已认定，他反复申说的主张是真诚的。
因此，路易－拿破仑在选票上的高人气并非仅仅是波拿巴派怀旧的产物。相反，1840年代末严峻的经济困境放大了波拿巴的感召力，为他的权力角逐提供了顺遂的条件。路易－拿破仑似乎抓住了他的时代精神。一些工人亲历着向现代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失调，而经济动辄陷入危机的性质使之更令人沮丧；他们构想出一些制度形式，既能加速法国工业的现代化、让失业者有工可做，其方式又能够既保全又增进他们的自主权，而不是把他们交给专家——更不用说银行家——去统治。
工人所缺的要害之物是资金，即获得资本；如此，他们与社会中其他生产性成员才能结成协作社、建设一种新秩序。路易－拿破仑在书中表达的这一立场，在1840年代末的法国十分普遍。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时法国人撰写并向政府呈递了一大批股份公司的呈文，所说的正是此意。45 政府收到的许多呈文并不仅仅是营业方案。它们论证的是对经济作一番更为全面的重组，途径是把工人与农民的协作社核准为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这也将拓宽它们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金融观念的社会史
在转向工人呈文本身之前，有必要先考察1840年代更宏观的实业状况与社会经济条件，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塑造了工人阶级的怨愤，也塑造了他们所提出的金融观念与解决方案。在1840年代的法国，工厂仍是生产图景中的次要成分，占主导的仍是使用手工生产工具而非机器的工匠作坊。法国实业面向的是消费市场而非资本品生产，纺织业是实业工人最重要的雇主之一。此外，当时法国实业高度集中，分布在北部、东部与东北部，城市内部以及各省之间差异甚大。工厂化生产在里尔最为先进，而即使在巴黎、里昂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城市，工匠作坊仍是常态。农业继续支配着法国大多数家庭的生计。地块通常很小，务农者中约半数并非自有土地的自耕农，而是佃农或日工。46
尽管如此，实业在技术更发达的生产中心的集中，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使身受其苦者更痛切地感到苦难，使远观者更觉其可憎或可畏，”史家罗杰·普赖斯（Roger Price）写道——由此孕育出“对社会问题更热切的关注”。47 第一手的报道与实证研究，如路易·勒内·维尔梅1840年的《概览》（Tableau），使人们注意到法国纺织工人所忍受的凄惨处境：工时长、报酬低、环境不卫生，这不仅摧残身体，在维尔梅看来，还腐蚀他们的道德品格。48
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的几年里，歉收与肆虐欧洲的马铃薯病害酿成一场农业危机。小麦等主食的短缺产生了连锁反应：生活成本上升诱发恐慌性抢购，进而造成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法国家庭把收入的更多份额用于食物，可用于工商业产品的余钱便少了。结果，农业危机蔓延到整个经济。49 法国纺织业在1846—1847年经历了一场工业生产过剩危机，来自英国的低成本机制织物的涌入又使之雪上加霜。50
由此造成的工业就业下滑发生在1848年革命之前的几年里，给实业工人带来了巨大的匮乏。此时他们仍占劳动总人口的少数；然而危机袭来之前，他们中的多数本已陷于贫困。1846年，巴黎人口的65%到75%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与里尔和米卢斯的工厂工人相比，他们还算是境况不错的。51 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压低了工资，而工人本已因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处境吃紧。事实上，北部与东北部的城市地区以及各大工业中心，尤其是阿尔萨斯，食品价格飞涨。社会骚动与失序撼动了诺尔省。郁积了十年的对政府的不信任爆发出来，矛头直指七月王朝在巴黎的中枢。52
在1848年革命前后，政治思想家们著述甚多，探讨法国的前路。法国普通人在想些什么，则更难察知。这正是这些年间的股份公司呈文何以如此珍贵，尤其是本书所征引的这几匣被政府驳回的呈文：它们让我们难得地窥见法国人的视角：他们论及如何以金融为工具来达成经济之外的目标；这些人若非借此，本不会为公众写作。53 研究公司史的史家已把这些方案大体当作“不足认真对待”而一笔勾销，因为它们出自外行之手，或未曾落实为真正的股份制企业。54 相反，我把它们看作见证，见证法国公民如何理解自己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渴望中的关系：资本市场能在私人来源的供给之外，为更广大的公众提供金融资源；也见证他们如何理解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是经济特权与经济可能的照管者。
这些法国公民所申请的“有限责任股份公司”（société anonyme）这一名分，不止是一种经济或法律形式：股份公司为协作团体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有组织的、有声誉的融资手段，且无须个人承担倾家荡产的风险。它还赋予这些团体以隐含的国家支持及随附的声誉优势，以及一种向参与者分配利润的方法。由此看来，股份公司打破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简单对立，占据着一个更为复杂的中间地带。这些年里，申请股份公司资格的呈文来自比以往多得多的人：社会问题的意识日益高涨，普通人又亲身领受其后果，因此壮起了胆子。这反映了当时欧洲与法国呈递活动总体上正在形成的一种更广趋势：1814年至1848年间，递送众议院的呈文超过四万份。55
我们在这些呈文中看到的，是关于资本市场、公司与国家三者关系的另类构想。呈请人请求国家承担一种未必内在于法律条文、却合乎呈请人所设想的社会总体利益，也合乎主权者特殊利益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呈文中的许多件，包括本章所考察的，都呈递于1848年革命前后的几年间。此外，其中不少方案呼应了路易－拿破仑本人那个政府出资兴办农业垦殖区的方案，同时又把这一思路推广到更为多样的行业中去。
芥菜种式的资本
以下三份呈文都递于1847年，彼时七月王朝末年的经济危机正烈，而革命尚未爆发。当时，约瑟夫－让－巴蒂斯特·沙博内尔呈递了一份股份公司设立申请，要办一家股份制的“基督教劳动组织”，专事制造墨水与鞋油。56 他说，公司的额定资本为十万法郎，发行分级股份，从八十股每股三百法郎，到一千股每股仅五法郎，使最小的投资者也力所能及。这些股份每年可获5%的利息，并分得一部分所赚利润。
沙博内尔从天主教空想发明家兼哲学家弗朗索瓦－纪尧姆·科埃桑那里继承了“精神家族”运动的领导之位，后者于1843年去世；“精神家族”是一个致力于共同劳作、共同礼拜与安贫的宗教教派。自1810年代以来，科埃桑已令许多人皈依他的运动，并以其雄心勃勃的发明而闻名，其中包括鹦鹉螺号（nautile），一种以木材与皮革建造的早期潜水器，1811年在勒阿弗尔试航。他研制了一系列发明，其生产与销售旨在为这一精神共同体筹资。商业上最成功的是一种底座可旋转的灯，由巴黎圣奥诺雷街上一家雇用百名工人的工厂生产。然而这家企业终因缺乏资本而失败。57
科埃桑的门徒沙博内尔仍致力于解开那个难题：如何才能最好地把慈善与劳作结合起来，又如何证明天主教教义与勤勉兴业并行不悖。为此，他决定筹集资本，把这一信念付诸实践。沙博内尔从小处做起：他生产墨水，然后走遍各家学校，取得使用他产品的承诺；他的墨水比学校自行研制的更便宜。就这样，他从学校的男童、女童与雇员那里筹得小至几法郎一笔的认购。凭这些小额出资，认购者在一家道德且生产性的企业中认下了一份权益，而这家企业把社会目标与金融目标合为一体。58
沙博内尔把他的“基督教劳动组织”与其他体系区别开来。他的出版物批评圣西门派模式，认为它过分强调科学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照沙博内尔的说法，唯一要紧的是精神家族本身是善的，并且为邻人所公认。换言之，德性与精神比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更为重要。他还批评圣西门派体系徒有宗教的形式，而无信仰的善质。59 基督教的勤勉必须抵御这类虚妄的自命，而他的企业将充作这一构想可行的证明。
在公司呈文中，沙博内尔承认“〔他〕目前的认股名册规模尚小”，同时请大臣想一想他提议的会社与新约所载耶稣的芥菜种的比喻之间的相似：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沙博内尔转述道，但它长起来却“成了最大的树，天上的飞鸟都能来宿在它的枝上”。沙博内尔提议的公司也是如此：“制造墨水与鞋油只是胚芽，〔而〕把诚实之人团结在这粒胚芽周围，我们将凭精良的活计，把财富积聚于一处，办起章程中仅予指明的那些大企业。”他相信，只要政府采纳“构成我全部事业之基础的原则”，他很快就能集齐“我呼求来襄助我的十万法郎资本”。60
沙博内尔承认，个人缺乏财产是这些事业的“障碍”，但他提出，政府负有铲除这些障碍的职责。他痛惜那些“仅以物质福祉为唯一原则”、为追逐“无度利润”所驱策的公司大量滋生。作为对居支配地位的企业之不道德的抗衡，沙博内尔向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支持“一条主要以福音道德为根基的社会原则”。简言之，他设想把社会与心灵的道德同实业的繁荣和盈利合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由国家作保并与国家结盟的资本，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从这一视角看，沙博内尔论证道，此项事业的德性恰恰彰显于目前认购数额之小：它们来自互教学校（écoles mutuelles）的学生；在那里，人们可以目睹“政府孜孜以求要授予新生一代的美好教育”。但他警告说，这项教育努力恐怕会流于不全，“若不辅以一个好的劳动方案来经营”。61
良善的志向不足以克服设立公司的障碍。大臣在批复中向沙博内尔说明：在他所提议的十万法郎资本附有全额认股文书之前，他的项目根本无从进入股份公司资格的审议。沙博内尔似乎未能成功取得这样的出资承诺。尽管如此，他的方案标示着1840年代社会改革者中间一场更广泛的努力：设法让空想共同体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便利用设立公司所能带来的资本渠道。其他团体也提出了类似的方案，表明重塑经济、为经济提出新宗旨的社会冲动范围之广。在一个思想激荡、社会转型的时期，许多人呈递呈文，梦想着服务多重社会目标的新型企业形式。
1847年，阿梅迪·布雷夫怀着这样的目的，呈递了一份设立股份公司的呈文：工人联合社（L’union ouvrière）将是一家专事制造铜饰品的工厂。62 他的方案代表了一种努力：利用股份公司这一形式，为他那个时代的现存作坊建立一种替代物。他相信，那些作坊以牺牲熟练工人为代价，养肥了作坊主。布雷夫是一家屡获嘉奖的巴黎手工铜器制造商雇用的第一名店员（雇主包住宿）；该商号的产品从衣钩、金属花结饰到装饰壁炉无所不包，并且“尽管有英国的竞争”，仍成功把货销往国外。63
布雷夫的目标是设立一家股份公司，超越困扰他那个行业的“组织上的弊病”。他渴望“使这一行业成为举国性的行业”，但认定这个目标已被小制造商们挫败：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赚一笔小财然后退身”，而不是“在本行业中求进步，改善那些帮他挣下家业的（工人）的境遇”。64 设立为公司将使布雷夫的行业突破这些限制，达成更宏大的社会目标。
布雷夫的方案将在巴黎近郊兴办一家铜饰品工厂，安顿“尽可能多的工人社员”，并“通过养成他们守秩序、讲节俭的习惯”来感化他们。这家股份公司的“要点”在于：它将按工人工资的比例，以红利形式向工人分配利润。股份结构将有所差别，使一名年薪一千法郎的工人所获红利，与一名“持有20,000法郎股份的资本家”相同。他总的看法是，公众股东模式比私人作坊的家长主义能提供更好的保障，因为“要让厂主们为善举放弃一部分利润是很难的”。65 资本家的自愿利他靠不住。
1847年写就的第三份呈文着眼于农业的新可能。施莱施塔特（今塞莱斯塔，位于阿尔萨斯的下莱茵省）农事会（Comice agricole）提出一项方案：设立一家股份公司，以年利5%向需要现金购买牲畜的农民放款。66 公司的宗旨是根除“某个商人阶层加诸（小农）的高利贷，他们把自己罪孽的勾当伪装在牲畜买卖的名目之下”。呈请人描述了这些商人的恶劣手法。他们“垄断了这门买卖”，呈请人解释道，然后向农民放账供其购买牲畜，专等“农民手头告罄的时刻，便要求偿付票据”。结果是农民被迫贱卖资财、损失惨重，而债权人“一等他们陷于赤贫”便把他们抛下不管。施莱施塔特农事会眼看这种局面“威胁农业的前途，摧毁中产阶级的富裕与安适”，遂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67 委员会成员包括本镇镇长、邮政局长、税务官、财政官、律师，以及邻近马尔科尔赛姆的一位治安法官。“整个施莱施塔特”显然都卷入了公共论辩。68
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会商”并向“一切有见识的人”征询意见之后，委员会拟定了一项方案：设立一项贷款基金，以年利5%的“低微利率”、每笔本金至多四百法郎，向农民提供购买牲畜的信贷，以免“危及拨作这些贷款的本钱”。69 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该方案，并表决成立一家采用股份公司形式的“民事兼慈善会社”。其额定资本为五万法郎，拆分为每股一百法郎的股份，待首期认购达到一万法郎即行开业。70
来自施莱施塔特及邻近城镇居民的认购十分踊跃，其中包括若干公证人及其书记、兽医、医生、邻镇的镇长与公职人员、有产者，还有一位执达吏、一位抵押登记官、众议院的一位男爵议员，以及荣誉军团勋章的一位骑士。名册上有十七公里外本费尔德一个犹太裔有产商人家庭的多名成员。认购仅一至三股的较小出资者中，有一位本堂神父、一位纱厂厂长、一位皮具制造商、一位书商、一位药剂师、一位股票经纪人，以及少数本地农民。71
施莱施塔特平原农事会（Comice agricole de la plaine de Schlestadt）会长在致省长的信中写道，认购已成功筹得三万余法郎并办理了公证，只待政府的核准。随附的诸份报告将向省长证明，他断言，“这不是一桩投机的事；股东们甚至很可能完全拿不到利息或所得甚微，他们只是急切地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农业信贷的问题，试验一个很简单、却大有可为的想法如何付诸实行。”72 一个不抱盈利指望的方案，正是自下而上的工具性金融的典型写照。
对这份呈文的审议，恰逢1848年二月革命后那段群情振奋的月份。审议呈文的高级官员们以罕见的热情与支持予以回应。1848年3月，它赢得了农商部农业司副司长的首肯，后者征询了下莱茵省农业总督察的意见。73 社团与奖励局的副局长“从农业的立场”赞赏这个方案，也赞赏创办者们的声誉。74 国内贸易司司长答复说，他对“启发此项方案的心意”“唯有称许”，若章程再完备些、公司资本已全额认足，他本会把它呈交参事院（conseil）。他给出了修订后的章程，敦促呈请人取得必要的资金支持，或许可以缩减企业额定资本；他还说明，为股份担保固定利息是违法的，只能以所赚利润派发红利。75
这些呈文揭示了基层发起人与实业家在何等程度上，把设立公司这种金融安排主要不是看作营利的载体，而是看作重塑共同体经济组织的手段，不论是赋予工人权能、使实业道德化，还是纾解不公。每一项方案都体现了以金融为工具的冲动——调动资本去推进更广大的社会、经济与伦理目标——尽管这些抱负未获国家认可，尽管国家间或表示过同情。
重组实业生产
1848年革命期间及其后，呈文纷至沓来，其中许多来自纺织业，该业正经历着产品需求的低迷。例如，当年4月，政府收到一份来自里尔的呈文，即亚麻与大麻纱线销售协作方案（Projet d’association pour la vente des fils de lin et de chanvre），又称联合纺纱业主公司（Société des filateurs réunis）。呈文描述了经济衰退以来纺织业所遭受的“苦难的可悲境况”，而二月革命使之进一步恶化。76 里尔正在成为工业城镇的典型，正是这场大危机的缩影。到1850年代，该市有五万余名工人仰赖工厂生产为生，生活水平在全法国属最劣之列，乡村工人的涌入又使之雪上加霜。77
呈请人把“普遍的困厄”归因于那个“资本带着盲目的狂怒冲向不受约束的投机倒卖（agiotage）”的时刻；那标志着资本“舍弃正经买卖，转投股市赌博”。除了生产方面，他们还指责歉收导致消费萎缩，指责“疯狂且往往不公的”国内竞争酿成一场毁灭性的价格战，指责外国产品的“入侵”压缩了工时。他们一面承认竞争（“自由之女”）的重要，一面呼吁对竞争加以规制，并呼吁金融改革，诸如降低利率、取缔那些充当“无用居间人”而抬高物价的“货真价实的寄生虫”。78 呈文的作者们细心地说明：亚麻纺织业的衰落并非供给过剩的后果，而是获得资本受限的后果，后者迫使生产者贱卖产品、仰赖要价高昂的居间商。作为解决之道，呈请人谋求在里尔设立一个纺织生产者会社，使他们结为“兄弟”，而非在“失序的竞争”条件下意图互相毁灭的“仇敌”。国家的庇护将为这家“独一的机构”作保，给它以金融后盾，并委派专员监察公司的经营。79 与圣西门派一样，这里的呈请人也把协作设想为克服毁灭性竞争的途径，即按合作路线重组商业。
然而，与圣西门派自上而下的方案不同，这项把生产者结成合作组织的努力发自基层。该协作社向国家请求一笔八百万法郎的垫款，年利3%，或在银行取得等额信贷。这笔贷款将以寄存货物的全部及售货所得作担保。资金将按货物价值的九成垫付给生产者。货物将以寄售方式存入为此专设的货栈。至于这个中央货市所赚的利润，一小部分将拨入工人救济基金，而余下的“可观盈余”将构成股份资本，归社员所有：“按各自销售额的比例，但只有到公司期满时才能偿付”。它以每股五百法郎的股份券为凭证，年息3%，且可转让给第三方。追加的盈余储备将在年终以红利形式付给社员。发起人估算这笔红利每年约八十万法郎，因为里尔货市将约占全法国亚麻与大麻纺纱业年产值五千万法郎中的两千万。该协作社的组织将使亏损远低于此前的竞争体制，并将生成一笔可观的“资本化基金”，直接惠及工人。80
最后，这项方案将有益于“我们的祖国”，使它在不远的将来“得以摆脱每年为外国布料而付给英格兰、比利时与俄国的贡金”。81 呈请人援引1846年从这几国购入的价值四千七百万法郎的布料，疾呼道：“若不是把这些巨款付到国外，而是用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与工场上，它们中有多少本会去肥沃田地、养活〔法国的〕工人啊！”国家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这套寄售兼直销的体系作保，便可让这个行业合理化，也让它道德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呈文并未把本方案称作股份公司，尽管其特征与股份公司相似，而且它被政府保存在股份公司呈文的档案里。在1848年协作主义的话语中，它把国家支持的公司金融设想为一种道德工具：既支撑地方的自主，又保护生产者免受掠夺性金融体系之害。这种金融想象虽与圣西门派不同，两者的批判却彼此重叠，而且双方的方案都需要国家的干预与保护才能成功。
诺尔省省长敦促尽快审议，指明危机的紧迫。82 农商部承认“困厄的惨状”，也承认该业垮台可能对工人、制造商与国家产生严峻后果，但最终驳回了呈文。大臣指出，政府已通过设立公共货栈（magasins généraux）“以补救这一不幸局面”，公共货栈准许生产者以其货物取得垫款。83
大臣说明，按所呈方案成立的协作社须经一项立法法令方可设立，而部内讨论流露的疑虑是：结成协作的纺纱业主们能否证明，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居间环节、恢复公平的竞争，“足以使消费明显增长”。若无这一确定的结果，八百万法郎的资本将被“迅速地、而且是徒劳地”耗尽。84
那份方案呈递后仅一个月，农商部又收到勒芒国家织布工场（Atelier national de toiles au Mans）的设立申请，呈请人是法国西北部纺织中心、萨尔特河畔勒芒的科尔尼约。作者在文中写道，“今日占据大多数人头脑的问题是劳动的组织”；人们正等待卢森堡委员会逐日会议的结果。85 该委员会由临时政府于2月设立。这个由工人代表组成的会议在路易·布朗主持下，负责评估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本着1848年的精神，科尔尼约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实业体制”：一项兄弟般的事业，将雇用尽可能多的男工，直接向种植者收购大麻，交给勒芒的女纺工，再让女纺工的儿子们把它制成纱线。农商部从其他凋敝的工业区也收到许多与科尔尼约相仿的方案，同样未获成功。这些方案关心的，是为一个变动中的经济秩序制定出制度上的应对，其方式不是改善工人相对于雇主的处境，而是帮助工人取得政府的支持与资金，在坚实的基础上兴办企业，并在困扰1840年代法国的种种问题面前站稳脚跟。
自下而上革新金融
在这些借国家支持的协作来重组实业的努力之外，另一些声音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路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著名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早期的论敌。他设想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金融革命：它既以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体系为志，又坚持分权而非中央权威，在这两点上都堪称激进。蒲鲁东的方案值得在此特别关注，因为他日后将成为1850年代金融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不仅是第二帝国时期交易所的批评者，还是一位多产的教化读物作者，致力于阐发交易所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1848年4月首次竞选制宪议会失利之后，蒲鲁东在随后于6月为填补空缺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国民议会议员，继而加入议会财政委员会，希望影响国家的财政议程。86 他谋求推进一项银行方案，以取代法兰西银行：在这一方案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将充当流通货币的真实基础。他坚称，这一原则“是革命的前途，是共和国的圆满实现”。87 人民银行将推行自由信贷原则，向银行成员发行以其可交换产品为凭的商业券，并以2%的利率提供贴现服务。88 在创建一套新金融体系的宏大抱负上，它与圣西门派银行方案的气魄不相上下。
然而，蒲鲁东把“自上而下的革命”（圣西门派是其化身）斥为“最坏的一种革命者”。“自上而下的革命”倚仗国家的强制权力，因而妨碍“集体活动”的生发。它依赖“纯粹的政府主义”和“权力对一切的干预”，从而否定了曾激荡1789年与1848年2月的“民众自发性”。89 蒲鲁东对人民银行的构想遵行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理想，它使中央计划成为多余。银行将依托法国生产者之间既有的联结网络而建立，通过日益稠密的互易联结来加强生产者合作，最终扩展到囊括法国、欧洲乃至更远地方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过，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他避免使用“协作”一词，因为他批评那些他视为伪集体“协作社”的按行业结成的团体——肉商的、裁缝的、布商的、家具商的——批评它们不肯更进一步，去接受普遍的工资平等或财产公有。90
蒲鲁东显然有意假以时日把这家银行改造为股份公司，因为他让人于1849年1月31日签署了银行的章程并办理了公证。银行起初将以发行股份的两合公司（société en commandite）形式运营，名为 P.-J. 蒲鲁东公司（P.-J. Proudhon et compagnie），由蒲鲁东承担无限责任，股东享受有限责任。91 到1849年2月，银行已在巴黎工人阶级聚居的圣安托万郊区营业，开业数月内便吸引了认购与两万七千名成员。其中有结成协作社的工人，也有个体工匠；而在认购者之外，银行还赢得了广大工人的道义支持，尽管这些工人无力为这项事业出资。然而银行终究受挫于资本匮乏：它只筹到约一万八千法郎，距开业放贷所需的五万法郎尚远。92
银行的失败与蒲鲁东所办《人民报》（Le Peuple）的败落相连：他把这家报纸看作“银行的官方喉舌”，也是银行“最有力的资助者”。93 1848年，报纸与银行都处于兴盛之时，蒲鲁东把自己的报纸与《时代报》（L’Époque）一类同业区别开来，他鄙薄后者“在某个早晨一命呜呼，窒息于血污与粪秽之中，此前它已吞噬了股东们的一百万法郎和自己的秘密资金！”相比之下，《人民报》并未滥用自己的公司形式；它是“唯有劳动而非资本才有生产性”的活证。94 起初，报纸在1848年3月从发行中获得的利润，使它有足够的运营资金，足以供养银行日常开支的四倍。
蒲鲁东银行的解散，正值一段政治交恶的时期：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后，蒲鲁东公开抨击了波拿巴。波拿巴由普选产生，顺应了人们对秩序与福利的普遍渴望。他在巴黎塞纳省赢得58%的选票，但其真正的支持基础来自农民：那是一种对政治建制的民粹式反击，也表达了乡村对税收与经济停滞的怨愤。95 1849年初，蒲鲁东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波拿巴的文章，国家遂以煽动对政府的仇恨罪起诉他。96 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审判令报界人心惶惶，预示着一场正在成形的对异见的镇压。3月，蒲鲁东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并处罚金三千法郎。这番磨难损害了他的报纸，连带也损及报纸所维系的银行的财务稳定。
4月，蒲鲁东宣布银行清算。97 他曾短暂逃往比利时，但旋即返回巴黎料理银行的关闭事宜，过着隐居生活以躲避逮捕。1849年6月5日，他在距交易所几个街区的地方散步时，被当局认出并拘捕。这家交易所将在他日后的著述中占据大量的关注，本书第六章将论及。他在日记中写道，逮捕他的警察总监皮埃尔·卡利耶——一位由金融经纪人转任的警务首脑——待他“十分礼遇”。98 蒲鲁东被囚禁于圣佩拉吉监狱，那是恶名昭著的政治犯羁押所；十七年前，包括安凡丹与谢瓦利耶在内的圣西门派教派曾因妨害公共道德被拘禁于此，而法国大革命期间，圣西门本人也曾在此入狱。99
自上而下伸张主权
蒲鲁东遭到镇压，预示了第二共和国政治空气的收紧：国家日益出手扼杀异见、消解对其权威的挑战。在1849年5月13—14日举行的立法选举中，保守派赢得了多数，但激进左翼仍保有约35%的可观选票。新当选的立法议会随后于1850年5月通过一项选举法，把约占三分之一的最贫困的法国人——他们多集中在大城市与工业中心——从选民名册上剔除。100 波拿巴与该立法保持距离，并于1851年11月提交了废除该法的提案，却被议会以微弱多数否决。101 恢复普选的失败损害了立法议会的正当性，也为波拿巴把自己定位为与人民更直接结盟的一方埋下了伏笔。
选举上的压制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滋生了更激进的倾向。对一场迫在眉睫的红色浪潮的恐惧日增，尤其是在保守派未能就1852年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团结在一位共识候选人周围之时。宪法禁止波拿巴连任总统，但他决意彰显自己再造法兰西的历史“使命”，并在巡视乡间时向各地传扬这一使命。102 他把自己标榜为抵御法国退回“旧的事物秩序”的堡垒，用他自己的话说，还要守护国家免于“冒险闯入危险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103
波拿巴并不把自己看作乌托邦主义者，而是看作一位务实的领袖，为困于共和政治泥淖的法国提供第三条道路；他痛斥共和政治阻挠了他实现社会繁荣的计划。“每当我想要行善、改善人民的处境，”他抱怨道，“议会都不肯给我支持。”104 1851年6月在第戎发表演说时，波拿巴痛斥议会的反动倾向。担任总统三年来，他发现“只要涉及以镇压手段对付动乱，我总能指望议会的支持。但每当我试图行善、改善人民的处境时，我遇到的却是冷漠与怠惰”。105 他请人民原谅“党派权谋〔带来的〕瘫痪效应”，正是这些权谋束缚了他对“公共之善”的追求。显然，许多法国人是赞同的。一场争取修订宪法的大规模民众呈文运动正在进行。最终，每六名法国男性中就有一人在这样的呈文上签名，使之成为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呈文运动。106
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终于成功策动了政变。十八天后，举行全民公投以认可波拿巴的权威，并把制定新宪法的权力授予他。公投批准了政变，尽管巴黎的投票与工业省份诺尔省的反对声音十分显著。107 起初，波拿巴把自己的行动设想为建立一种古典罗马意义上的人民独裁：独裁者在法律之外执掌非常的行政权力，以应对紧急状态。1852年3月，戒严解除后，他在立法机构的开幕会议上宣布：“人民授予我的独裁，到今日终结。”108 然而，镇压仍以种种形式延续，从1852年2月的新闻法，到对政治异见者的强制流放。
波拿巴迅速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帝国即和平”这一观念，这见于他1852年10月9日那篇著名的波尔多演说。109 这个和平的帝国呼应了圣西门与佩雷尔兄弟所阐发的理想：法国作为欧陆中心的地位，将排除毁灭性的战争、军事支配与革命。拿破仑三世的措辞传达了他公开宣示的双重目标：既求安定，也求荣耀。这使他有别于好战的叔父，同时又坐享叔父赐予法兰西的伟业。
弗朗索瓦·基佐听闻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的消息时，据说宣称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110 马克思斥这类说法为歇斯底里且不符事实，他认为波拿巴派的复生与“金融贵族”维持着一种共生的利益关系。111 然而多年后，这位皇帝据说曾把自己形容为其核心圈子里的社会主义者：“皇后是正统派；莫尔尼是奥尔良派；我的堂弟拿破仑是共和派；我嘛，我是社会主义者。只有佩西尼是波拿巴派，而他是个疯子！”112 史家频频引这句俏皮话，来说明拿破仑三世政府内部相互角力的意识形态派系，仿佛要凸显它的脆弱与注定的覆亡。但这段引语还揭示了别的东西。第一，波拿巴隐然自认是一名非共和派的社会主义者，这表明他信奉的是一种帝国式的社会主义。第二，他承认了波拿巴主义自身的不连贯。
波拿巴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含糊摇摆、内心矛盾的人物那么简单。他的理想随时势与所遭遇的政治约束而嬗变。1840年代那位工人阶级代言人心目中的宠儿波拿巴，在许多方面已随共和国一同死去。1852年，他将与佩雷尔兄弟及其金融愿景结盟，这一点将在第四章展开论述。圣西门主义为一种更专断的、行政化的国家提供了正面的基础，也为他将在1850年代以皇帝身份推行的事业提供了基础：一个威权主义的、以发展为取向的政权，资本高度密集，专注于公共工程，并配有强力的中央集权行政。
对宏大公共工程（圣西门派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共同热忱，早在1844年就促成了未来的皇帝与他未来的银行家们的初次会面。当时，尼加拉瓜政府派遣弗朗西斯科·卡斯特利翁——该国驻法国与英国的公使，1850年代曾短暂出任尼加拉瓜总统——向国王路易－菲利普提议开凿一条运河，贯穿尼加拉瓜的一系列湖泊，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113 法国国王对此不感兴趣，波拿巴却为这一方案着迷：它既能促进全球的商品流通，又有望纾解旧大陆的贫困。办法是让尼加拉瓜的沃土为三万五千名贫穷的欧洲人带来生利的用途，他们将在运河建成后成为小有产者。114 波拿巴在阿姆的囚禁中，试图让尼加拉瓜政府以他的名义授予运河开凿的特许权，并提出如获释即亲自监理工程。他声言一经释放便启程赴美洲，但法国政府拒绝了。1846年，他就此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并试图为这条本将名为尼加拉瓜拿破仑运河（Canale Napoléon de Nicaragua）的运河筹集四百万英镑。115
波拿巴需要合作者。在致罗特希尔德的一封信中，他请这位权势显赫的银行家派一名亲信来见他，甚至可能点名要了埃米尔·佩雷尔。116 无论如何，佩雷尔前来商谈了这个项目的融资事宜。他估算需要1.5亿余法郎，在四十五年的特许期内每年至少可赚一千二百万法郎。与尼加拉瓜的条约于1846年4月20日签订。117 但1848年释放的动荡迅速把波拿巴的注意力拉回法国，他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也就烟消云散。然而，他与佩雷尔的关系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上，佩雷尔兄弟与路易－拿破仑对政治与社会经济有着相容的愿景。他们共有一种反特权的哲学，这源自他们各自在银行界与波拿巴王朝内部所处的位置。对路易－拿破仑而言，化身人民的痛苦是一回事；改善人民的处境、维系政治正当性则是另一回事。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亲王之权所依凭的不是王朝命定的特权，而是叔父凭功业挣得的成就。118 “你的头衔是新近才有的，”他的母亲告诫道，“要赢得〔人民的〕敬重，你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119 因此，圣西门派对功绩与实业天才的推崇，既投合佩雷尔兄弟，也投合路易－拿破仑，并激发了他们共同的信念：最好的想法必须经深思熟虑地设计出来，并加以施行。
这场合作在另一些更具战略性的方面也是互利的。佩雷尔兄弟的抱负屡屡受挫于当道的银行建制与保守的法国议会。波拿巴一旦成为皇帝，便能以大规模的、迅捷的方式为他们的银行机构、铁路规划与公共工程开绿灯，同时在资本密集型项目饱含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护他们免于过度的竞争。波拿巴这边则希望摆脱对罗特希尔德家族潜在依赖的可能；他所信赖的大臣阿希尔·富尔德也力劝他这样做。罗特希尔德家族曾与奥尔良派的路易－菲利普结盟，而后者几乎没有动摇上层银行界的霸权与法兰西银行的保守取向。120 相互的利益，加上佩雷尔兄弟早年对波拿巴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竞选活动的支持，为他们在波拿巴称帝后接近他铺平了道路。此外，在缺乏亲王之权与王朝命定特权的情况下必须有所作为的政治需要，促使波拿巴拥抱圣西门主义：它推崇功绩、鼓励计划、并为中央统辖之下的施行提供正当性。
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干预主义路线为他的统治主张提供了理据，标志着经济治理上的一次范式转换。正如德国史家维克托·泽林（Viktor Sellin）所指出的：“对君主制欧洲的一位未来统治者而言，拟定出一套政府施政纲领是异乎寻常的。”121 到路易－拿破仑还是亲王的时候，他在理解工业化所释放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上的用心，已“远超他那个时代的一切统治者”。122 他把这种理解运用于设计管理这些形形色色问题的新体制；这些体制如若成功，将为他赢得民众的拥戴、进而为他的统治之权提供一种凭功绩立论的理据。佩雷尔兄弟的金融创造力，为路易－拿破仑本人的现代化宏图造就了可用的工具。
波拿巴最终支持的圣西门派理想，其制度化身便是第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呼应众多经济史家的看法，盛赞它是一项重大创新，标志着“不仅是法国、而且是整个欧洲金融史上的一次断裂”。123 动产信贷银行将对十九世纪法国与国际的经济发展，以及交易所的金融文化与动态，产生决定性而独特的影响。在佩雷尔兄弟的主持下，这家银行为法国国内与国际上大规模的实业、交通、地产、银行与公共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
在交通方面，动产信贷银行持有法国铁路公司与煤矿的大量股份，并创办了日后成为大西洋通用公司（Compagnie générale transatlantique）的航运公司。它在巴黎的城市改造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为地产公司（Compagnie immobilière）与公共货栈提供资金。该银行还策划了备受瞩目的合并，如公共马车业与煤气照明服务业，并为马赛、里昂、奥地利与俄国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在欧陆各地引来效仿者。
因此，作为一家公众持股的银行，它为较保守的罗特希尔德银行传统上回避的资本项目提供了后盾。124 为便利这些项目，银行充当大量新公司股债的放款人、承销商与辛迪加组团人。“从一开始，动产信贷银行就支配着交易所，乃至支配着整个法国金融，”史家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评道。125 这家银行闻名于世之处，是把一系列外国证券引入法国投资界，从南欧投资银行的股份到俄国铁路债券，给交易所注入了更富异国情调与世界主义的气息。金融市场的这一转变，与该政权动员公共金融以支撑基础设施、激发经济活力的更宏大战略相一致。
事实上，为给它眼中的“生产性支出”筹资，这个政权对公债发行的依赖远甚于其前任，而相对不依赖税收。126 皮埃尔·马涅是一位律师兼职业政治家，曾任波拿巴的公共工程大臣、后任财政大臣；早在1840年代末，他就在圣西门信念的启发下发展出一套生产性支出理论。圣西门相信，“在一个稳固的政权下，公共投资会变得具有生产性”。127 拿破仑三世内阁的成员还相信，更多地倚仗公债持有的民主化，将使本政权摆脱其前任对罗特希尔德家族及其他权势银行家族私人资本的依赖。用内务大臣佩西尼公爵的话说，公众的储蓄可以使政权挣脱“金融家惯常加诸政府的监护；这种监护之所以格外危险，是因为最有影响的金融家预期会对新政府抱有敌意”。128
政府所称的“信贷民主化”，即国家债务的持有在法国储户中间的普及，还将带来社会凝聚的额外好处：把身为债券持有者兼利害相关人的公民团结在他们对帝国的投资周围。129 然而，这种以金融为工具的做法，宣告了工人自主支配金融资本以服务多样目标的分散理想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消极的参与形式。工人，或至少是其中境况较好者，不再做金融资源的掌管者，而可以成为小规模的投资者，通过持有公债与政府支持的大型企业所发行的公司证券而与帝国事业相系，而不是通过他们对生产性资本的直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