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的革命、帝国与战争以拿破仑一世的倒台为顶点。此后，法国在政治上依然动荡，在社会上依然不安。到1820年代中期，经济扩张已经展开；到1830年代初，工业化带来的变化爆发为社会骚动，其开端是1831年与1834年里昂最早的有组织工人起义，这两次起义使丝织工人恶劣的境况与微薄的工资受到广泛关注。尽管法国面对的问题与当时欧洲其余地区所面临的并无二致，但法国爆发的革命格外频繁。用罗伯特·汤姆斯（Robert Tombs）的话说，“法国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容易发生革命的政治文化。”1 在1830年与1848年这两场革命之间，法国成了意识形态实验的熔炉，处于“1830年代与1840年代在欧洲各地展开的众多思辨思想链条所织就的观念与信念之网”的中心。2 历史学家早已关注这一时期所表达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立场谱系。革命与反动的循环一再出现，使后革命时代的法国不得安宁；自由派、共和派、保守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针对这种循环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本书第一部分聚焦于这场思想激荡中浮现的特定倾向：人们重新想象金融，不仅把它当作技术性的经济工具，更把它看作充满活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场域。金融似乎提供了一些手段，能够在不发生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化解紧迫的矛盾。那些塑造了后革命时代法国政治轮廓的著名人物，即昂利·德·圣西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路易·布朗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都在思索社会的金融组织问题，并仔细研究金融资源借以流动的技术机制。他们设想改变这些资源的流向，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目标。1830年代与1840年代相互竞争的 种种构想，明确体现为这样一些主张：谁来控制资本，谁从股份中受益，谁在投机性的金融市场上承担投资风险。在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中，同时代人（不只是重要的思想家，也包括普通民众与社会创业者）对政治权威、社会秩序与经济正义提出了彼此分歧、往往相互冲突的构想。
金融想象的大量涌现不仅是那个时代政治激荡的产物，也反映出同时代人如何体验和解读他们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我们应当谨慎，不要把当时历史行动者无从获得的后见评估强加于他们；但仍值得盘点后来关于法国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争论，借此勾勒出十九世纪的行动者所奋力应对的一些更宏观的结构性趋势，尤其是这些趋势以零碎而不均衡的方式展开的情形。法国正经历剧烈转型，努力追赶英国，却又对不加批判地复制英国模式心存警惕，尤其考虑到法国政局动辄爆发的倾向。
长期以来，所谓停滞论者与修正论者之间持续展开的争论，塑造了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增长的史学史。3 停滞论者认为，与工业快速增长的英国相比，法国工业化较慢、依赖农业，标志着它在经济上落后。他们强调种种结构性缺陷：工业分散、银行业不发达、企业家精神保守、抵制机械化、回避激烈竞争，并视之为现代化的障碍。在1970年代与1980年代，修正论者向这一框架发起挑战，强调法国的经济轨迹应按其自身条件来评价，而不应拿英国的工业模式来衡量。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与恰拉尔·凯德尔（Caglar Keyder）等学者指出，尽管总量增长较慢，法国较慢的人口增长使其得以维持有竞争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他们认为，法国对小规模生产和手工业的重视促成了稳定的生活水平与更广泛的经济参与，展现了一条别样的、更为人道的现代化道路，把法国的经济发展重新定义为与众不同，而非有所欠缺。4
近来的研究大体上进一步发展了修正论者的观点。菲利普·T. 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吉勒·波斯泰尔－维奈（Gilles Postel-Vinay）与让－洛朗·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证明了去中心化的公证人信贷体系如何精巧地满足了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法国的资本需求。5 他们对公证人信贷史采取的长时段考察 表明，无论诺思（North）与温加斯特（Weingast）所推崇的制度创新，还是资本市场，都不是法国资本主义出现的必要条件。6 在奥布赖恩、凯德尔与杰夫·霍恩（Jeff Horn）的研究基础上，戴维·托德（David Todd）提出，十九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创新的体系。7 托德强调法国在高附加值生产上的优势，并创造了“香槟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法国对葡萄酒、时装与精品等奢侈品出口的依赖。这一战略支撑起一种经济模式；法国的非正式帝国主义扩大了法国的出口市场与金融触角，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托德强调，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1860年代；这一事实凸显了法国模式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独特性。8
今天，还值得考察对人均 GDP 的估计所作的新一轮修正；这些修正以改进的数据与方法为基础，提示了一种不同于停滞论者与修正论者双方立场的视角。一方面，这些新的修正确认了法国人均 GDP 长期停滞的事实，其起点至少可追溯到十七世纪中叶，很可能还要早得多。然而，与修正论者的叙述相一致，这些修正也表明法国经济在1820年代或1830年代开始以与英国相当的速度增长，标志着持续增长的早期阶段。这一视角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承认：在此期间，英法两国人均 GDP 的显著差距已经拉开。9 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莱昂纳多·里多尔菲（Leonardo Ridolfi）与亚历山德罗·努沃拉里（Alessandro Nuvolari）所作的估计表明，英国平均收入的增长开始得要早得多，其起点或在中世纪晚期，或在十七世纪末。到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增长获得势头，而英国的人均 GDP 几乎已是法国的两倍。尽管法国相对较低的人口增长缓解了人均 GDP 方面的这一差距，GDP 总量的分化却在扩大，这反映出英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工业时代所具有的持久经济优势。10
这些新的史学研究印证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法国观察者的看法，尤其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考察的那些人的看法。在这些历史行动者看来，英国在经济发展上领先；1789年至1815年之间数十年的革命与战争拖累了法国的经济进步，法国正在奋力追赶。到1820年代与1830年代，这些作者应已目睹法国初步工业化的发端，其标志是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以及工业生产的多样化。然而，这些行动者未必把英国当作应不加批判地效仿的样板，反而常常把它视为警示：在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未能转化为工人实际工资 的提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今被称为“恩格斯停顿”的现象：它给英国带来停滞的工资与高度不平等，以及伴随快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失序。11
对于在经历了数十年动荡之后政治格局依然脆弱的法国而言，这样的不稳定可能是灾难性的。即便法国经济在1820年代与1830年代开始增长，收益似乎也并未向下渗透至民众。实际工资依然停滞，与英国的轨迹相呼应，预示着危险：法国可能重复英国在不平等与动荡方面的经历。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尽管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法国工业增长强劲，“所有资料来源都表明1810—1850年间工资存在严重停滞”。12 法国经济增长的收益大部分流向了利润而非工资，与英国的情形一样。随着更多劳动力迁入城市，资本家攫取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收入增长。13
社会改革者与革命者认识到处于这一转变核心的阶级动力。他们认为，法国经济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不是周期性衰退意义上的危机，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断裂：承袭而来的政治框架已不再匹配经济变化的速度与性质。恰恰因为人们感知到这种错配，这一时期为重新思考制度安排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开放空间。改革者与激进派不只是批评现有制度；他们还提出了数量惊人的方案，以金融为工具，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重新设计经济。这一时刻的历史新意在于参与这些计划的行动者的多样性：他们不只是为国家及其财政问题服务的金融政策制定者（早先约翰·劳的实验或柯尔贝尔的改革即属此类），还包括范围远为广泛的思想家与行动者。
波拿巴的方案虽是对第二共和国危机的回应，却并非凭空的创造；它继承、改造并有选择地实现了数十年来一直处于争论中的种种观念。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波拿巴收窄了金融可能性的场域，把它引向一种特定的、中央集权的模式。然而，1840年代发展出的那些更为宏阔的金融社会构想并未就此消失。它们继续激发着对第二帝国金融体系的批判，尤其是当波拿巴政策的成果日益不及其政治许诺与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期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