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的革命骚动之中，警察总监马克·科西迪耶尔抢先关闭了巴黎的布龙尼亚宫1。这座高耸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设有交易所（Bourse），是仅次于伦敦交易所的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所。2 科西迪耶尔指挥着人民卫队（Garde du peuple），在他看来，维持公共秩序对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3 他本人是一名久经磨炼的斗士和共和派领袖，曾参加1834年在里昂及其周边爆发的血腥工人起义；起义中他的兄弟被残暴杀害，尸体遭军队刺刀毁伤。4 他熟悉起义惯常的展开方式，担心交易所可能“遭到敌视投机倒卖（agiotage）的工人队伍攻占”。5 与投机（spéculation）或投资（placement）等描述交易所活动的较为中性的说法不同，“投机倒卖”一词带着道德包袱。6 它意指欺诈、非法或不光彩的金融活动；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类活动腐蚀了新近被推翻的“公民国王”路易－菲利普·德·奥尔良的政治体制。路易－菲利普在1830年至1848年间以立宪君主身份统治法国，这一时期史称七月王朝。这位曾被颂为革命者的君主，此时已被改写为一名反动派走卒，听命于掌握实权的“金融贵族”。7 然而，1848年革命后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并没有让交易所停转。新政府反其道而行，雇来艺术家在交易所的正立面刻上法国革命箴言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以此宣示人民对交易所的接管。8 3月，作为共和主义象征复兴的一部分，一棵自由树于夜里11点栽种在交易所门外，头顶烟花绽放，照亮了仪式现场（图I.1）。9
1848年的革命者首先为普选权而战，更激进的派别还要求福利保障与劳动权。七月王朝的倾覆开启了共和主义的 实验，其宗旨是服务人民而非特权精英；这一愿景体现于路易·布朗主持的政府劳工委员会（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 pour les travailleurs，通称卢森堡委员会）以及国家工场（National Workshops），后者旨在革命之后的经济萧条中保障就业、防止赤贫。10 这些共和主义的努力谋求全体公民的经济尊严，力图让革命箴言转化为物质现实，但这一切是在经济失调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展开的。
1848年的巴黎陷入的不仅是政治混乱，也是金融混乱：政府债券价格暴跌，10%的私人证券从交易所消失，储户提走了三分之二的存款，储蓄银行被逼至违约。11 在此背景下，一些改革者把争取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呼声延伸到了金融领域，主张真正的解放不仅需要选票与工资，还需要对资本的支配，即兴办企业、建设基础设施、塑造物质未来所必需的金融资源。在此前的数十年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推进，这种对资本之政治意义的自觉日益深化： 变革性的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开交易的金融证券，即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券一类的债务工具，得以汇聚与疏导。12 铁路时代的辉煌成就，连同在运河建设、蒸汽船和制造业上的投资，让人看到经由资本市场汇聚的资金能够成就什么。13 因此，许多改革者主张，对投资的支配权不应集中于一小撮资本家阶级之手，尤其是在动荡时期资本家却按兵不动、不让资本运转起来的情况下，而那恰恰是最需要资本发挥刺激作用的时候。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呈递请愿书，提议兴办新型合作企业，以动用资本纾解地方的社会困境，并通过合作式或公社式的自我管理与共同所有制度实现金融资源的互助共享；他们阐发了一种理想：资本若以更民主的方式加以运用，可以成就更多。就连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第一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创办了一家人民银行（People’s Bank），意在把工人与生产者联合为一个去中心化的互助主义网络，为向所有人推广自由信贷提供担保，而不必依赖私人资本。14 然而，这些方案大多未能实现，而那些确实成功启动的激进金融实验，也如孕育它们的第二共和国一样转瞬即逝。
1851年12月2日，1848年经民选上台的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绕开了宪法对其总统职位的限制。此举呼应了他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崛起，后者在1799年至1815年间统治法国；它也催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出自卡尔·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世界历史性的事件与人物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15 1852年11月举行全民公投之后，路易－拿破仑“复辟”了波拿巴派的帝国；他从未像后世史家那样，给它加上“第二帝国”的限定语。16 他称帝号拿破仑三世，成为统治法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也是十九世纪法国在位最久的统治者。他的统治在其当世即引发分裂对立，在后来的史学书写中同样如此。17 然而，金融市场的热情是无可争辩的。仿佛是要赶在将来的全民公投之前预先批准这场政变，交易所内交易的证券价格一路飙升。新政权明白，其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全民公投与盛典排场，还取决于强劲的金融信号，首先取决于公债（rente）价格的上涨。公债是法国公共债务的基准证券，既是国家借债的支柱，也是主权信用的晴雨表。政变发生十一天后，《经济学人》评论 公债价格的飙升时写道：“现政府确实被指控为促成此番上涨而用尽了各种计谋，但只要公债持有者不受惊吓，它就断无可能成功。”18 眼下，政治权力与市场情绪彼此助长，一路走高的公债没有半点闹剧色彩。
在第一与第二拿破仑帝国建立相隔的半个世纪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军事征服是拿破仑一世遗产的核心，而1815年之后，支撑法国对外力量投射的，越来越多是较为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形式。19 在这一背景下，路易－拿破仑起初宣扬的是一个现代、和平而繁荣的帝国愿景。1852年10月9日，他在对波尔多商会发表的一篇广为转载的演说中宣称：“帝国即和平。”20 在一段危机时期之后，为重建法国并平息对进一步动荡的担忧，他表明了自己意在刺激经济繁荣，而非从事战争。尽管和平的承诺终将落空（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耗费了巨大的公共财政资源），波拿巴派政权的进取姿态仍推动了股份银行与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永远改变了法国经济的底层结构”。21
长期以来，史家把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刻转变归功于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日益干预性的角色。22 阿兰·普莱西（Alain Plessis）称该政权是法国“第一个给予经济目标如此明确优先地位”的政权。23 迈克尔·斯蒂芬·史密斯（Michael Stephen Smith）写道，与之相伴的金融“现代化”，“既是经济过程，同样也是政治过程”。24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认为，185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更为强劲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干预主义（不仅在法国，也在普鲁士、奥地利与皮埃蒙特）是1848年革命的直接后果；革命之后，各国为重建社会与政治稳定，转而采用行政协调与发展主义的论说。25 政治意志在这一时刻成功激发了经济转型，此事更多是被人断言，而非被人批判性检视；克拉克指出，这场“重新定向”的突兀新意，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务实应付”，而这被貌似连贯的经济政策宣示所遮蔽。26 本书《不驯的资本》27承接这一洞见，聚焦第二帝国金融治理努力的实际情形，意在表明：即便在威权政权之下，国家权力的运用，尤其运用于金融市场时，也是棘手而复杂的。档案记录揭示了金融方案的实施如何充满争议、临时政策如何即兴出台、国家行为者内部 如何爆发分歧，以及面对市场抵制如何步步退缩，由此构成一幅更贴近实情的市场干预图景，呈现出历史行动者在努力重塑其时代范式时所面对的操作难题。
但在政变之后，国家权力在金融领域所能伸张的限度尚无人知晓。新政权着手按自己的形象改造交易所。拿破仑三世命令工人再次改动交易所的立面，这一次是抹去共和国过渡时期曾装点其上的革命箴言。内部被重新装修，以彰显帝国权威：华丽的扇形气窗、锃亮的玻璃饰件和一座富丽堂皇的图书室。室内装修工人翻新了交易所警务专员的办公室，专员指挥着一支专司监视交易所的警力。这场美学与制度上的双重改造，预示了资本市场将在第二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占据的中心位置。28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将继续介入交易所事务，试图引导资本投向它中意的证券，并使其远离二级交易市场与衍生品市场上过度的、在它看来非生产性的投机。然而，金融不会长久屈服。它几乎从不屈服。
工具性金融与自主性金融
关于现代国家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叙事，历来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国家规制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市场自由多一些还是少一些，以及这些要素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历史体制中被重新配置。通行的看法是，十九世纪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直到1930年代的危机促使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在组织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时采取更具干预性的姿态。2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与美国形成的共识认为，只要用规制把市场紧紧约束住，就能让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这种“嵌入式自由主义”模式意味着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它被理解为确保稳定的必要条件：鼓励投资进入生产性资本形成，防止投机过度。30 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则假定相反的情形：只要放开市场的束缚，市场就会刺激增长与财富创造。其前提是，金融去规制将提升效率，释放私人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同时减少国家干预造成的扭曲。除了 受约束的金融与不受约束的金融这两种理想类型之外，学者们还注意到二十世纪国家更进一步的行动所具有的质性的复杂之处：通过规划、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及其他工具，引导资本走向各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目标。31
本书无意重新定义资本主义，无意提出新的资本理论，也无意为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时代作分期：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史这一丰富而不断扩展的文献中重要且仍在推进的工作。32 本书要探究的是：政治权威与金融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动态关系，如何塑造了十九世纪的法国，它预示了一种国家与金融相互纠缠的形态，而这种形态将日益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本项分析并非从演绎性理论的明确应用出发，而是从对历史档案的细读出发。经由这一细读，我得出了两个概念：工具性金融与自主性金融，用以描述这一动态关系的两极；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启发意义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辨识现代国家与金融市场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金融市场既赋能于国家行动，也约束着国家行动。
后革命时代的法国为这条探究路线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因为在彼时的法国，以金融为工具的观念与方案惊人地大量涌现。到1830年代，法国的金融思想并不限于牟利性经济活动的领域，它还充当着一种政治思想的方式。从理论家、政治家到劳工、银行家与激进改革者，形形色色的历史行动者都拥抱金融载体、金融工具、金融计划与方案，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所处的独特位置，恰好能为其时代的僵局提供务实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其吸引力来自这个时代的政治动荡；金融提供了一种前景：无须革命性的剧变，也能实现有益的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这种自觉源于随早期工业化而来的大得多的资本需求与市场化融资的扩张。通过对资金的汇聚与集中，金融市场提供了私人个体与国家都不掌握的资源，因而成为种种雄心勃勃方案觊觎的目标。各种方案的推动者拥抱金融创新，或对既有金融投资实践加以重组，以此作为手段，去达成他们认为若不如此便未必会或自然不会出现的各种目标，包括加速工业发展、确保国内与国际和平、培育去集中的、以社区为根基的企业、在道德上提升工人、扩展基础设施，以及确立政治合法性。
在1850年代的波拿巴派政权治下，以金融为工具的抱负得益于威权权力的赋能。该政权扶植了新型的股份银行，尤以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为著，后者发行公开交易的证券，为其向铁路、城市改造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放贷融资，而不给政府财政带来直接负担。33 以金融为工具也采取了直接干预市场的形式，意在重塑投资者的激励结构，把公众的储蓄引向资本家原本忽视或低估的方向：这是一场其名未立而其事先行的“去风险”之举（avant la lettre）。34 这种努力并不合于人们熟悉的二十世纪范式：无论限制还是放开金融，规制还是去规制。以金融为工具，意味着在现代规划或资本管制出现之前，国家就以更大程度介入金融市场，从质性上塑造公开市场所促成的私人投资的构成。与一个世纪后出现的诸体制相比，干预发生在一个惊人地开放通透的市场之中。重要的是，按这个时代自身的面貌去理解这个实验性干预主义的时代。这样做，能让我们更好地领会此后将会出现的延续与变通。
十九世纪的法国并非人们首次尝试以金融为工具的时代。1720年约翰·劳那场臭名昭著的金融实验，试图通过创造一种以殖民地贸易垄断为后盾的纸币，来化解那场使法国元气大伤的主权债务危机；如约翰·肖夫林（John Shovlin）与阿尔诺·奥兰（Arnaud Orain）所论，它反映了重造社会与政治契约、为欧洲和平提供担保的宏大抱负。35 又如丽贝卡·斯庞（Rebecca Spang）所述，指券（assignats）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把没收的教会土地货币化，本意是为财政与政治危机提供一个保守的解决方案，结果其破坏性远超本意。36
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以金融为工具的方案不再是某位理论家或一小撮官员的愿景，也不再是征募追随者去实施一套抽象蓝图。各种方案出自范围极广的历史行动者：从信奉社会主义的银行家，到小作坊里的手工业者，再到觊觎王位的波拿巴派僭主。他们提出不同的资本安排，作为通向变革性社会改造的路径。使拿破仑三世政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以金融为工具的策略越出了信贷与货币管理的范围，延伸至更广阔的资本市场，而公司债券与股票、外国证券与衍生品构成的不断扩张的证券世界，既驱动着这一策略，也使它复杂化。波拿巴派国家一反政府先例，主动刺激 公司资本主义，批准设立更多的股份公司（sociétés anonymes）。这一进程改变了法国资本市场的总体构成，使公司证券的总市值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公共债务。37 到1869年，法国资本动员的组织方式已经历剧烈的结构变迁：交易所上的私人证券发行远超公证人信贷网络往昔扮演的重要角色。38 可交易金融证券的迅速扩张与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衍生品激增，反过来又对国家与市场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的论点是：1850年代波拿巴派政府以资本市场为工具的种种努力，被资本市场自身的自主性倾向所挫败，而这种倾向对此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动态当时尚未为人理解。唯有在实践中遭遇并发现它们，它们才会为人所知，因为它们与那个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知识与政治框架相抵牾。交易所究竟有多么不可驯服，国家只有先尝试过驯服它，才可能知道。
今天我们知道，金融市场不同于自然系统或机械系统，它具有反身性：追求有效的、经风险调整之回报的参与者，会根据新信息与变化着的市场条件（包括政治信号与干预）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金融市场以不确定的、无法可靠预测的方式作出反应，这一洞见通常归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以著名的“动物精神”（指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与情绪驱动经济决策）与“选美比赛”类比（说明投资者如何揣摩他人的预期，而非关注基本面价值）来阐明市场的反身性。39 后来的思想家拓展了这一观念。金融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为使经济维持在合理限度内运行而设计的干预与规制体系”，促成了1929年之后金融体系行为的变化，从而促成了复杂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再生产。40 社会学家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证明了交易者所用的理论模型如何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这是他所谓经济述行性的一种体现。41 投资者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借用卡尔·波普尔的哲学，挑战“市场是理性的、自我纠错的系统”这一经济学公理，并把金融市场反身性的观念提炼为面向大众的表述。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内在地不稳定，因为它们牵涉心理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作为社会现象，对它们的完备知识从根本上是不可企及的。42
这三种刻画，从政府干预、知识框架与投资者行为三个视角，照亮了反身性在金融市场中运作的不同侧面，而这些侧面正是在十九世纪法国金融与政治的转型中浮现的。然而，市场反身性观念所固有的认识论上的谦逊，并不是一种超时间的真理。十九世纪中叶的知识背景与此大不相同。社会科学正在形成之中，许多人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自然法则可以推广到社会。揭示这些法则并据以外推，可以促进理性的治理。这种实证主义式的理性，滋养了圣西门派体系建造者的科学确定性，也滋养了交易所手册作者们的教学法。至于波拿巴派的行政机关，其官员假定：只要他们理解金融市场，就能驾驭市场的走向；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与威权的行事方式又强化了这份自信。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看到历史行动者如何发现：他们关于金融体系的工作性观念（由当时的科学、政治与社会框架所塑造）已不足以应付日益复杂、在地理上日益整合的金融市场这一新兴现实。驯服不了金融市场，这使波拿巴派的官员与金融分析师同样受挫。
与金融之自主性现实的交锋，揭示了金融恰在自身被理论化的时刻，如何宣示它的不可知、不可预测与不可约束。这些理解与控制上的失败，恰在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理论家开始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系统时出现，这并非巧合。1850年代，克莱芒·朱格拉正在创立商业周期理论，卡尔·马克思正在阐发他对资本之自主的、自我再生产性质的分析，其部分依据正是对1850年代法国金融发展的密切研究。蒲鲁东，如本书题辞所概括的，相信交易所的波动提供了一套密码，可以解读历史更深层的运作，尽管他同时坚持，这样一种力量不应拥有它日益显得已经握有的那种支配社会的权力。但这是一个多变的历史时刻：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正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被人理解。
工具性金融与自主性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市场的适应性反应挫败理论家预期与政策制定者目标的个案中，显现得最为清楚。如第四章所考察的，1850年代初对铁路债券的优待抬高了股价，并把投资从其他国家支持的证券（如公债）那里抽走，而公债对该政权的财政运转与合法性至关重要。 同样，1856年为给金融投机降温而实施的冻结新设公司证券的措施，反而驱使投资者转向外国证券。这些时刻揭示的不仅是市场的反身性，还有市场的不透明：价格信号看似提供了清晰的信息，却掩盖了塑造金融活动的那些错综且往往彼此矛盾的力量，从而使这一系统难以理解、难以预测、难以治理。行动者如何应对自己对金融市场有限的理解与有限的影响力，决定了他们此后的思想与行动。我将在本书结论中回到这个问题。
波拿巴派政权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介入，使它暴露于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之下：其干预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进一步损害了它自身的目标。在1857—185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及其后，公众对政策的看法日益趋于批判。这场危机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次骤然的全球性断裂：它由美国俄亥俄人寿保险信托公司的倒闭触发，引发了1857年恐慌，随后波及欧洲市场，成为“第一场世界性危机”。43 金融危机事后造成的破坏与重建往往更为人所知，而1857年危机的前奏，则为理解国家在金融市场上的前瞻性行动提供了背景。到1856年初，波拿巴派国家已经洞悉信贷过度扩张与股市资本过剩所固有的脆弱性，并积极尝试为资本流动编排路径，使之服务于其发展主义方案，同时使之改道，远离投机性出口。即便这场危机并非该政权所造成，这种积极干预仍使政权在事后面对日益加剧的审视时变得脆弱，因为国家被视为对市场失灵的加剧负有隐含的责任。动产信贷银行这类机构，原本被设想为使金融与发展目标对齐的工具，如今却成了偏袒与无能的象征，玷污了国家的信誉。不平等的加剧与昔日强劲增长的步伐停滞，尤其是在危机之后，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技术性失败，而更阴暗地被视为国家与榨取性精英利益相互勾结的证据。这种被认定的罪责成为沉重的负累：金融动荡助长了公众的不满，损害了该政权更宏观的政治目标。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有效驾驭金融市场的能力有其限度，这促成了资本市场直接干预主义的逐步退潮。这一重新校准的标志，是1863年至1867年间自由设立公司法的通过：它放开了有限责任的资本形成，股份公司的经理人 不再需要国家授权，即可自由取得长期以来由政治上设卡把守的法人人格这一法律特权。
本书考察的许多金融方案之所以逸出政治史的视野，是因为金融话题传统上归属经济史的领域。44 与此同时，金融史又往往集中于金融市场的经济与制度特征，而对驱动国家、社会与金融之间关系演变的更宏大的社会与政治愿景以及大众批评，缺少持续的关注。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我加入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研究行列：它们挑战了威廉·H. 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等人所指出的、经济史与更广义的历史学科之间由来已久的分隔，这道裂痕从1960年代开始张开。45 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法国史研究者重新激活了资本主义史与经济生活史，尤其涉及十八世纪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商业、消费、帝国、法律与政治。46 与此同时，研究十九世纪法国的学者们阐明了金融在性别关系、财产制度、地缘政治、帝国主义以及犯罪与惩罚中的维度。47 无论是在法国语境之内还是之外，研究债务、公共财政、金融从业者、金融计算与货币体制的史家都表明：争执与偶然性如何塑造了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轨迹。48
在承接并拓展这一研究领域的同时，本书在一个关键方面与之有别。本书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关于金融的书：金融观念、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与金融治理，经由历史行动者努力处理“资本如何被（或应当如何被）疏导进投资”这一问题来展开探究。我不打算照亮社会与政治生活其他方面的金融维度；我把金融投资的政治本身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借助金融史家传统上不曾查阅的档案，直接而整体地处理它。在此过程中，我涉及警务史、国家政策史、通信技术史、金融教育史，以及批评金融部门的公共话语史，同时也依托法语学界在法国经济史、银行史与金融史方面的浩瀚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出自法语史家，英语读者往往不大熟悉。通过把这些线索更深度地编织进同一场对话，本书为重新绘制金融的版图贡献一份力量：金融是政治斗争、认知创新与制度转型的场域。
本书结构
要理解这些方案与实验，我们必须从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政治文化入手。法国大革命之后，制度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也不再被视为经由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妥协缓慢而渐进地演化出来的。后革命时代的法国依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1789年至1851年间，至少发生了八场革命、政权更迭或政变，此外还有频繁爆发的、未扩大为更大规模社会或政治运动的起义暴力。与此同时，法国人正在努力应对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而来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含多种关切，诸如公共卫生、人口增长、犯罪、劳动力失调与失业、性道德，以及经济竞争的社会影响。49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道：“让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念念不忘的‘社会问题’，是一丛现实世界的问题，但它也是一种观看方式。”50 的确，在法国，持续的动荡与对社会问题的敏锐体认，孕育出对剧烈变革的开放态度，包括对社会制度的全面重建，这使保守派与自由派同样惊骇退缩，从埃德蒙·伯克到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无不如此。51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法国改革者拥抱了看待金融制度与金融关系的新方式。他们认为，重新设计金融关系，或许能以和平方式把闲置的财富导向生产性资本投资，从而实现社会转型，而无须承担征用与暴力所带来的动荡风险。以金融为工具，是这个时代知识、政治与社会版图中一个未受充分重视的维度。本书第一部分（由第一、二章构成）按时间顺序梳理1810年代至1840年代间出现的工具性金融的集权式与分权式两种范式。
第一章考察圣西门派在理论与实践上以金融为工具的尝试，以此作为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建设“工业社会”的根基。52 昂利·德·圣西门是法国贵族出身的激进派，偶尔也做投机，其生平跨越了启蒙运动、大革命与法国早期工业时代。他常被说成既是原始社会主义者，又是第一位技术官僚；他倡导一种富有远见的方案：建立一个由科学理性与生产性劳动统治、并以道德化的基督教为精神的新秩序。1815年拿破仑一世倒台后，圣西门成为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早的“体系建造者”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称他为“现代规划者第一人”。53 然而，把圣西门刻画成 二十世纪意义上的中央计划者，会造成误导。驱动其方案的不仅是行政抱负，还有解放流动的愿望，即让货物、人员、信息与资本自由流动；这些流动将激活一个高度生产性的、任人唯才的工业社会。圣西门在晚年提出，应由开明通达的银行家来管理这一新社会秩序，并执掌一套理性化的银行体系作为其搏动的心脏，让信贷在社会躯体中循环，以维系并协调生产活动。
圣西门派运动是一个兼容并蓄、视野宏阔的知识事业，涵盖宗教复兴、女权倡导，以及对技术与基础设施变革的大胆想象。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传统中，本章追随其中一条具体的脉络：它把金融想象为一种能够促进道德、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技术。两位年轻的圣西门派银行家，即埃米尔·佩雷尔与伊萨克·佩雷尔兄弟，最充分地阐发了这一愿景。在他们看来，既有的金融体系通过维持高利率而固化特权、保存闲置：资本由此积聚在食利者（rentiers）手中，而这些人还握有把信贷挡在流通之外的权力。兄弟俩的对策，是设计一套技术上精密的方案，把金融资本联合起来、社会化，并投向最具生产性的去处。通过讲演、报刊文章、手稿与制度提案，佩雷尔兄弟勾勒出一套银行体系的蓝图：它将依据工业绩效理性地重新配置资源，消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并为国内外的和平发展提供担保。他们的方案甚至延伸到货币与金融联盟的早期设想，并将其视作一种“可实现的乌托邦”，比欧洲一体化的真正实现早了一百五十多年。54 然而，七月王朝的政治与制度条件容不得这样的抱负。兄弟俩于是转而投身铁路建设，以此作为动员资本、并把他们关于协调与流通的理念嵌入经济之物质肌理的更可行的路径。尽管受制于政治限度与商业环境，他们仍在继续打磨自己的金融愿景，为此后的制度实验奠基；1852年之后，他们与波拿巴派政权结盟，这些实验随之展开。
第一章追溯专业人士自上而下重新设计金融的努力，第二章则转向分散的、自下而上重新想象资本关系的民间尝试。1840年代，手工业者、工人、农民，以及基督教与社会改革者，甚至年轻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都开始把金融看作基层经济赋能的潜在杠杆。尽管他们缺乏制度上的影响力， 往往也缺乏技术专长，但他们的改革提案与组建股份公司的请愿书，表达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自觉：资本市场蕴藏着巨大潜能，既能充当集体投资的促成者，也是政治可能性的场域。与圣西门派设想由集权化的专家统管资本分配不同，自下而上的方案看重工人的默会知识，并寻求去中心化的、参与式的替代形式：雇员持股、互助信贷体系、工人自营企业中的储蓄与再投资安排。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人民银行为这一愿景给出了最激进的形式：一个去中心化的互助信贷体系，既不受国家权威支配，也不经资本家中介；它成立不久即告失败。这些方案在范围上也明确地是地方性的与国家性的，与佩雷尔兄弟的国际主义抱负恰成对照。
波拿巴在《消灭贫困》（1844）中拥抱了一种不那么革命、但依然激进的社会愿景：他提议兴办农业垦殖区，以使工人能够实现自我管理与财务保障。然而，他作为第二共和国总统所面临的政治僵局，使他在1851年政变之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倡导产业银行与国家支持的经济发展的圣西门派模式，为1850年代第二帝国的威权阶段提供了更现成的工具，用以实现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政治巩固与民众层面的合法性。
如第二部分第三、四、五章所示，自上而下驾驭金融的努力，撞上了市场自身桀骜不驯的动态。这三章把波拿巴派的警务机关、帝国政府与证券交易所分析为彼此有别却又相互关联的三个场域：国家以金融为工具的努力，正是在这些场域中被实施、被争夺、被重新校准的。合而观之，它们揭示了金融治理如何在金融秩序的不同层级上同时展开，而这些层级在纯粹按编年写就的叙述中会被压平。此外，这一进路避免把市场、政策或法律制度作为孤立的主题分别考察，转而揭示制度行为者与市场行为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正是他们塑造了这一时代金融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第三章转向波拿巴派国家的基层运作：在这里，该政权试图透过警察的眼睛解读市场信号并作出反应，却遭遇了一场解释危机。本章利用警务档案重建了一个金融监视与情报搜集的世界：档案显露了在审查严苛的公开出版物中无从捕捉的金融地下世界的碎片，官员们监视的不仅是价格变动，还有市场参与者的言语、行为与情绪温度。
该政权把市场价格，尤其是国家公债，当作一场滚动进行的全民公投：它不仅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是公众情绪与对政权之信心的晴雨表。价格变动被解读为乐观、困惑、恐惧等集体情绪的信号。警察力图通过解读这些信号并据以行动来维护秩序：批准“健康”金融证券的发行，维护流通信息的完整，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助于稳定市场的洞见。警察由此运作于国家权威与金融不确定性之间的门槛地带。在这一语境中，交易所与其说是经济现实的透明镜子，不如说是一个变幻莫测、极不稳定的认识对象：它既是信号系统，又是投机性扭曲的场域。
本章还引入了与自主性金融问题的第一次持续遭遇。尽管警察及其线人尽了最大努力，市场运动仍拒绝呈现稳定的意义，从而动摇了“价格可以充当社会与政治情绪的可靠指标”这一预期。当警察苦苦解释无法解释的价格变动时，他们的报告日益转向阴谋论式的叙事：在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波动背后，想象出隐藏的势力与恶意的行为者。一项以可读性为目标的行政工程，由此开始暴露出工具性治理在自主性金融动态面前的限度。
这些挑战并不限于警察。第四章揭示，平行的紧张关系在治理的最高层级同样上演，在那里，不确定性催生了另一种危机：控制危机。国家试图通过积极干预为金融市场强加秩序，这些干预旨在引导或改道资本流动。国家以利率政策、对股份银行的战略扶持，以及对特定金融证券的优待，把自身定位为金融流动的编排者。1852年创立的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最初在这一愿景中占据核心位置：它是圣西门派以金融为工具之理想的制度化体现，旨在动员储蓄，并把资本引向大规模、长周期的资本项目。
这些措施很快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资本涌入投机性工具与外国资产，令皇帝及其大臣们警觉。1850年代中期金融市场过热之际，国家对股份公司设立施加了新的限制，还在交易所入口装上了旋转栅门。然而，这些为投机降温的措施非但没有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反而制造了新的扭曲，同时让动产信贷银行，这个一度象征生产性协调的机构，深陷 丑闻。当资本不予配合、公众信心恶化之时，该政权不得不正视金融市场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违抗政府意图的自主性倾向。立法机关、请愿书与报纸上的批评大量涌现，把市场失灵与政府的干预联系起来，政府被迫重新校准自己的立场。
第五章转向一场围堵危机：投机活动冲破了官方认可的边界，考验着国家对场外市场（coulisse）加以工具化的限度。本章利用警务记录、部际议事与庭审证词，把叙述带入金融市场的日常活动以及法庭之中：合法金融实践的边界正是在法庭上被辩论和捍卫的。这些案件难得地让人听到场外经纪人（coulissier）的声音。这些经纪人因其非法活动，在档案记录中大体被抹除了；他们在庭审中陈述了自己如何根据市场状况、电信接入条件与监管约束改变操作手法。
正是通过这些审判，自主性金融的抵抗最充分地显露出来。场外市场虽在官方结构之外运作，却是市场运转的中枢：它促成了官方交易所无法容纳的融资与交易，提供了国家所看重的流动性。它受到心照不宣的容忍，加上波拿巴政府开放了私人电报接入，也推动了金融实践的创新。摆脱正式监督的约束之后，场外经纪人发展出高阶的衍生品技术，以承接溢出正式交易所之外的投机需求。但随着场外市场声势日隆，它的价格信号被金融公众视为真实可信，却对国家利益显得日益危险。作为回应，国家支持法院以非法经营者为名给场外经纪人定罪，从而暂时终结了曾助长场外市场发展的那种宽容的暧昧状态。通过取缔场外市场，国家重申了它对金融体系的象征性权威。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宣示的必要性，暴露了其内在的不安全感。这个政权看上去与其说是在引导市场变动，不如说是在对市场变动作出反应：它尾随在一个金融现实之后，而这现实跑得比国家所能掌控的更快。
最后，第六章转向金融的认识论维度，追溯投资知识从十九世纪初到1857年危机及其后的演变。本章聚焦大众交易所手册与金融报刊的激增，展示十九世纪中叶扩大资本市场参与的努力，最终如何揭示了投资者公众内部日益加深的阶级分野，它让人们看清 大型机构参与者的力量，并提醒在日益不平等的金融格局中跋涉的小额储户须加谨慎。这些手册旨在把储户变成受过教育的投机者，为读者提供解读市场、评估风险、果断行动的工具。在1850年代初的繁荣年月，投资指南对市场的可读性以及投资者经由钻研、理性与有纪律的观察来驾驭市场的能力，投射出充分的信心。通过把交易所中人（homme de bourse）塑造成一个理性的、善于分析、能够把握价格变动与经济现实更深层逻辑的形象，这些手册呈现了一种民主化的金融市场参与和成功的理想。
这一愿景随着1857年金融危机而瓦解。危机过后，手册与金融评论反映出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其标志是从“驾驭市场有可能”这一信念的退却。市场看上去不再是规则透明的竞技场，而是一个由规模、速度、准入与信息的不对称所构成的领域，它日益由大投机（grande spéculation）与小资本家（petit capitaliste）之间的阶级分野所界定。1857年之后写成的手册承认小投资者面临的结构性劣势：他们已无法与大机构同场竞技。本章结尾凸显了工具性金融核心的一个悖论：让金融知识与金融参与民主化的尝试，最终撞上了金融权力的集中，后者暴露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力结构，同时助长了一种日益加深的怀疑：金融体系服务的是少数权势者的利益，而非构成日益壮大的投资公众的普通法国男男女女。
本书追溯的是一种强大诱惑力的早期历史：相信金融可以被改造用途、被改道，去服务于政治与社会目标。在革命动荡之后，波拿巴派政权拥抱了种种策略，以引导金融市场服务于国家发展、政治巩固与社会稳定；这些策略在其所处的直接历史语境中属高度干预性，但尚不及战后时期国家所声称的那样全面而规划周密。这些抱负渗透进新制度的架构、监管框架、信贷政策以及培育投资者行为的努力。但贯穿所有这些努力，同一种紧张关系反复出现。金融可以被想象为一件工具，但它始终把自己宣示为另一种东西：自主的、反身的、抗拒控制的。以下各章不仅从政策中，还从警务监视、法庭证词、媒体话语与金融教育中考察这种紧张关系。它们展示金融如何拒绝服从被投射到它身上的逻辑，以及这种拒绝如何回荡于第二帝国乃至其后的政治、知识与文化生活之中。
然而，这不只是一个失败的故事，也是一个应变与退守的故事，本书结论将对此加以探讨。当国家面对工具性金融的限度时，它重新校准了自身，途径是务实的脱手，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改宗。到1860年代初，波拿巴派政权开始放开资本市场，最终以1863年与1867年的法律把自由设立公司制度化，允许任何有志的股份公司获得有限责任，正是它确立了拟制的法人人格。这一转向并非金融自由放任的胜利，而是对一个来之不易的认识的让步：金融的自主性无法被行政设计所制服，至少无法被其后革命时代那种临时拼凑的形态所制服。这段历史虽植根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其蕴含的问题却远远超出彼时彼地：它让我们以更长的眼光，审视金融作为治理杠杆与历史变革行动者那持久的吸引力，以及反复出现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