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此后数日，电报线路上传递着一份份急报，把消息从巴黎传向各省。12月6日，新任命的内务大臣——波拿巴的异父兄莫尔尼公爵——向政变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各省省长发去安抚之词：“今日公债在交易所上涨了4法郎，”他向他们保证，“这说明巴黎笼罩在一片平静之中，信心正在迅速重建。”1 这些通信借市场信号为政权在一个脆弱时刻的权威提供正当性。2 政治舆论或许容易被曲解，而公债的上扬却是明白无误的。这不只是一个象征性肯定的早期时刻。公债走强的意义不止于表明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举债。波拿巴的政府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其施政与信誉的一场滚动进行的全民公投。政权能否持久，取决于它能否带来稳定、增长与安心，并凭借市场表现来证明这一切。对国家的信心与对经济的信心由此紧紧绑在一起。
本章经由一个负责把市场观察转化为政治治理工具的机构，进入波拿巴派政权的威权时期：警察。在政权以金融为工具的更大努力中，警察充当了政府、交易所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键中介：这是一种行政与规制角色，它不仅要管理资本的形成与流动，还要管理信息的流通，以及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的市场知识的建构。当时，法国警务机构的职权范围很宽，凡是国家关心的事都在监视之列。3 其中当然包括犯罪：国家通过警察磨炼对城市贫民与边缘群体的规训，同时借一支正经历职业化进程的制服警队，投射出 其权威可见的形象。4 但随着波拿巴国家越来越关心资本市场能否运转以达成其发展目标，它开始依赖那些需要金融专业才能的警务形式。5 这一迫切要求的一个反映是：包括警察总监在内的某些警务官员，有时从金融与商法专家中选拔，而法国警察史著作对此未曾着墨。
史家通常强调的是欧洲各国警队如何招募退役士兵与军方人员充实队伍。他们考察了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动摇长期形成的社会安排之际，警察如何运用军事技术来实施秩序。6 第二帝国的史家则认为警察助成了拿破仑三世的威权统治：拿破仑三世复活并改革了拿破仑一世创建的镇压性警务机构。7 按照这种看法，警察通过扑灭政治异见、重建社会稳定，支撑起一种“独裁模式”，从而维护帝国的统治授权。8 警察的强制职能同样服务于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利益：使城市劳动力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节奏。9
本章要提请注意的是警察的另一些较少被研究的职能，它们早于专职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出现，对于支撑波拿巴国家以资本市场为工具、谋求经济发展并维护政治正当性的努力而言不可或缺。10 本章依据警务档案，辨识金融领域这些建设性的警务职能。警察是金融现象在现场的关键解读者，他们生产的知识服务于政府。11 在公共知识层面，警察控制着已出版的金融信息与市场分析的流通：凡可被解读为具有政治意涵的，都在管控之列。
至于资本的形成，警察总监积极塑造着股份公司呈文的评估流程，这一角色在法国公司史著作中大体被忽视了。组建股份公司的程序如下：个体创业者拟定呈文并附上章程草案，由全体初始认股人签字，呈送本省省长以求支持，再转呈巴黎警察总监审查调查。省长们把意见附入卷宗，然后转交农业、商业与公共工程大臣，由后者送参事院作最终审议，再呈皇帝作名义上的核准。过去的公司史研究者聚焦参事院的角色，未曾查考警务档案，便假定警察总监 在这一流程中只是走程序地盖章。若不评估那一大批未获核准的呈文，就无法把握警察总监介入这一流程的全部规模。12
关键在于，我主张，警察总监中介于法国各地呈递的大量呈文与政府实际审议的那些呈文之间。作为股份制公司设立的把关人，他在1860年代自由设立公司法确立之前的十年，即一个资本主义大扩张的时期，塑造了证券市场的构成。至于交易所本身，警务人员屡屡容忍非法的市场现象，这说明他们遵循着某种比严格执行法律秩序更高的要求；这一问题将在第五章展开，该章考察场外市场（coulisse）这一法外金融市场，它是在警察默许的体制下运转的。
国家调动了从各个方面监管金融市场的警务人员的技术专长。后者所做的远不止是执行命令与弹压骚乱：他们中介于政府与交易所之间，从而积极塑造着前者对后者的理解。波拿巴国家以金融为工具的种种努力，依赖于更贴近金融活动源头的警察所生产的情报。交易所被当作的不只是一个市场，而是一处公众情绪的感受场，可通过直接监视与价格变动分析加以观测。公债随帝国敕令、战争传闻以及政府信号的有无而涨跌。在报刊受严密控制、个人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当更为传统的公共表达形式被封死，市场变动便流露出种种观点。就此而言，警察既是公共秩序的守卫者，同样是政权的知识工作者，其职责是为一个日益复杂的经济世界建构一幅连贯的图景。他们的监视使命还延伸到提出一套可行的理论：市场如何运作，它预示着什么。
这一认识论角色对国家先发制人实施治理的努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一抱负的局限很快显露出来，因为事实证明金融市场只有部分可驯服。本章的结尾将考察这些进程未能奏效时发生了什么。即便通晓金融的警察，在面对十九世纪中叶金融市场动荡莫测的变动时也碰到了自身的极限：市场的自主性倾向拒绝解释。价格变动往往无法追溯到离散的原因。金融行为者不仅对政策有所反应，也彼此相互反应，生成了违逆行政逻辑的反身性动态。细读警务人员的金融勘查记录，可以看出他们的焦虑 ：他们不知道无法解释的市场动向意味着什么，这些动向既关乎国家的正当性与权威，也关乎警察自身的职业使命。市场变动的不透明且常带欺骗的性质加剧了这种焦虑，它们每每暗示着隐秘而凶险的权力运作。当警务人员竭力区分信号与扭曲时，他们的报告便在审慎自信的分析与阴谋论式的揣想之间摇摆。
交易所远非一个把买卖双方对接起来的直白市场，它是一处争夺之地。它是批评、传闻与阴谋的场所。然而，交易所——对于国家作为经济发展支持者的能力而言如此不可或缺——当它表达与国家利益相左的观点时，却不能被噤声，也不能被放逐。金融证券作为知识与控制的对象，与“驯顺的肉体”和“过失犯”大不相同，后者可由镇压性机构加以规训。13 前者拒不接受既成的技术：因为，你如何规训一样没有身体的东西？
警务机构与专业才能
法国的核心警务机构是警察总监署（Prefecture of Police）。它于1800年由拿破仑一世创建，1848年临时政府曾短暂将其撤销（临时政府建立了一支短命的革命警队），随后由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重建。14 总监署由警察总监主持，握有最高的行政、市政与司法警察权。警察总监虽与塞纳省省长分担巴黎的若干行政职责，却对全部行政警队行使直接而独立的指挥权。15 1851年，巴黎警察总监署以不足一千名雇员维持这座逾百万人口城市的治安。1852—1855年间颁行的多次警务改革数度扩充了它的规模。16
警察总监掌管着一套庞大的机构，既包括市政警队的制服警员，也包括一支规模可观的政治警察，其下属分支由警务专员（commissaires）主持。政治警察的情报人员被分派到各地理区域或部门，比如监视俱乐部、报纸，或国家认定有威胁的特定人物。与巡街执勤、追办日常罪案的市政警察不同，这些情报人员负责监视公众舆论。警务专员体制兼掌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之权，还向重要活动领域派设专职，比如图书业、 国境、铁路与交易所。流动的渠道，无论是思想、人员还是商品的流动，显然承载着最大的威胁。17 1852年9月8日，波拿巴颁布法令，设立一名专责警务专员，掌管交易所内外。至少从法兰西第一帝国起，交易所就设有一名专员，而这项法令扩大了他的监管权限。新设的专责专员一职被明确赋予监视交易所之责，手下有六名警卫可供调遣。18
与警察总监署并列，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复活了第二个警务机构，一个被裁撤了更久的机构：治安部（Ministère de la police générale）。该部最初由拿破仑一世创设，在约瑟夫·富歇的主持下恶名远播国际：富歇曾在雾月十八日政变（1799年11月9日）中支持波拿巴，扑灭反对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阴谋，并把巴黎警队集中起来以更有效地运作。19 复辟政府在1818年解散该部，以求与波拿巴主义的遗产拉开距离。1852年1月22日路易－拿破仑重建该部时，任命他最信任的同僚之一沙勒马涅－埃米尔·德·莫帕主持部务。20
政变期间莫帕担任警察总监。为平息公众的忧惧（他们担心复活的治安部将行使庞大而专断的权力），波拿巴试图给这个机构重新打造形象：一位不动声色的监督者，其职责是查明公众舆论、增进总体安全，并监察政府其他分支以确保整体的健全。该部的使命是“监察一切，而不管辖任何事”，与掌管大量行政事务的警察总监署恰成对照。21莫帕统辖约一百五十人，责成其视察员不动声色地查访一切可能扰乱公众精神（esprit public）安定的事物。他们倾听煽动暴乱的低语，监视政府官吏与教士，并报告各街区的“氛围”。在媒体领域，他的手下监管出版物、戏剧演出与印刷品的沿街兜售。22 莫帕的人还近乎偏执地监视交易所与歌剧院所在的金融区，马路市场在那里昼夜聚集。23
莫帕雇用了众多眼线（indicateurs），他们尽责地报告在巴黎偷听到的谈话。金融领域在这些报告中占据显要位置。眼线们窃听各色职业人士：从抽烟休息时闲聊的财政部与司法部雇员，到在维维安街区饭馆里谈天的交易所职员与公证人。路易咖啡馆、马努里咖啡馆 以及场外经纪人聚集的茹弗鲁瓦廊街，都是信息的泉眼。
有些眼线不定期地报告，另一些则昼夜为莫帕工作。许多密探报告交易所内外及周边的动静，其中有一人在档案中标作“J. 迈耶”，格外专注于巴黎生活的金融与戏剧两个领域，这两个世界在地理上、社交上与文化上彼此重叠。他的身份隐而不彰，但从他的报告以及他传递给莫帕的情报的价值中，仍可辨出许多关于迈耶的信息。这些报告频繁，且详尽到近乎偏执。在治安部短暂的存续期内，迈耶几乎昼夜不停地工作，多数日子都分呈晨报与晚报，有时落款时间是凌晨一点，或是周日夜晚。他白天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的巷弄廊街之间游走，晚上则去看戏，上司给他弄来戏票时（弄不来时他很恼火，显然很享受这份工作的额外好处）。从报告的时间落款看，在连续多日的时段里，他每晚的睡眠大概不超过几个小时。24
迈耶是一位受器重的金融事务专家。可以作此推断，是因为法国秘密警察在其各种形态下，向来倾向于从眼线的天然栖居地（无论是犯罪世界还是职业圈子）招募他们，他们的专门知识与人脉在那里便于信息的收割。就迈耶而言，有直接证据表明，除监视才干外，他的金融专长也为国家所器重。1853年治安部解散后，他那签名式的笔迹、报告风格与涂鸦又出现在1850年代末报刊审查部门主管金融报纸的档案里。25
迈耶报告所听之事时细致而忠实，忠实到这样的程度：转述那些对政府、皇帝或他的上司莫帕（他与莫帕相处坦率）有负面描绘的粗鄙材料后，他总会加括号致歉：“望您原谅这番措辞，”他在转达令人不快的情报片段之前恳求道，“这些话并不总是由我做主的。”26 在治安部的最后时日，迈耶甚至实时记录了种种部际阴谋，正是这些阴谋在推动着治安部迫在眉睫的拆解。
莫帕的眼线对交易所周围公众的着眼点，与直接负责监视交易所本身的警务人员有着根本的不同，比如派驻 交易所的警务专员，以及“普拉托先生办事处”（Bureau de M. Plateau）的探员，本章稍后将再回到他们。27 后两位观察者记录证券的变动，并试图解释这些变动的起因，比如政治事件、市场技术因素，以及其他流传中的（错误）信息。相比之下，莫帕责成其眼线全面监视公众舆论，这正是拿破仑一世为治安部立下的初衷。为履行这一使命，莫帕的治安部把目光投向交易所的世界，因为它认识到，交易所是公众舆论最重要的孵化器之一。交易所既是一个股票债券的市场，也同样是一个“观念的市场”。
莫帕的眼线频频详述公众情绪的不稳定。他们谈到市场如何为一项利好的政策动向而“欢庆”，比如裁减军队规模。28 他们提醒治安部注意“危险情绪”（焦虑与恐惧）的流传，把金融公众的情绪不稳既看作市场波动的原因，也看作其结果。29 莫帕的密探们识别出假新闻与谣言构成的威胁，比如一则关于那不勒斯国王遇刺的传闻，或是有关拿破仑三世健康状况的窃窃私语。30 一次夜场演出幕间休息时，迈耶偷听到观众谈论负面的地缘政治动向，随后提醒莫帕：这类信息很可能在次日早上对市场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31 就这样，交易所确实如迈耶一度所说，是“恐惧的温度计”。32
不过，传闻有时也是好消息。皇后缺席周一晚间的一场舞会，便在交易所激起一阵窃语：皇位继承人或许在孕育之中了。33 迈耶把交易所描述为既受政治传闻“打动”，又在狂热地“加工”传闻（也就是刻意加以放大）。34 这些报告表达了一种双重的金融市场观念：一方面，交易所反映公众如何消化新闻；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处各色行为者可以揉搓、操纵新闻以制造预期市场结果的场所。
与其他各部的争执以及同巴黎警察总监的紧张关系，导致治安部在运作仅十七个月后于1853年6月被裁撤。35 尽管存续短暂，莫帕的治安部所生成的情报，却为认识那种在受严密审查的报刊中缺席的、关于金融市场的坦率公众舆论提供了独特的洞见。治安部眼线的报告还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人看到国家视之为重要的是哪一类信息。
金融监视与警务
史家把十九世纪法国警察描述为从行伍与职业警察中汲取人员，但这只是政权实际取材的若干类型中的两种。事实上，法国国家根据特定时刻变化的需要，从各色职业背景中招募警察。在政治不确定或不稳定的时期，有军事履历的警察总监确实受器重。1848年12月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后，波拿巴作了审慎的选择：任命一位体面而有经验的陆军上校担任警察总监，此人曾任路易－拿破仑的私人卫士，并长期效忠波拿巴派的事业。36 然而，一旦维持公共秩序不再是国家最紧迫的关切，对金融的熟稔便被置于军事才干或王朝忠诚之上。37 巩固权力之后，波拿巴任命的警察总监都深谙金融部门：这些人出身于证券经纪、保险、商法与银行业。他选用这样的人，即便他们此前曾效力于路易－菲利普国王的奥尔良王朝（即七月王朝）。在经历后革命时代的一连串清洗与重启之后，未沾染此前各政权政治的“新人”并不充裕。38 提拔精于金融的专业人士执掌警察总监署，不仅揭示了国家的优先事项，也说明了警察为何以及如何把金融市场管理到那样的水准。例如，皮埃尔·卡利耶于1849年11月8日正式升任警察总监。39 到那时，波拿巴的总统之位已经稳固。市场已从1840年代末经济与政治危机最深的谷底部分回升。然而法国公债仍顽固地低于面值，这表明要完全恢复公共信用，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40
卡利耶的职业训练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反差。七月王朝初年，他在里昂担任市政警员，此后在里昂交易所担任官方证券经纪人（agent de change），磨炼金融专长，后来又组建了一家保险公司。41 里昂——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泛欧贸易的重要节点、法国丝绸生产的工业中心——同时也是法国金融重要的区域枢纽。卡利耶凭在交易所的金融运作而名声在外，甚至在第二共和国时期被指控曾鼓动奥尔良王室复辟。42 莫帕的眼线怀疑卡利耶的手下正在交易所积极交易，并利用其影响力谋取私利。且不论 这些传闻是否属实，在卡利耶任警察总监期间，金融市场回升了，这提振了波拿巴的正当性。
1851年10月26日，12月2日政变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波拿巴任命莫帕接替卡利耶出任警察总监。43 莫帕虽非行伍出身，却是一位才干出众的省长体系职业官员，他在省长层级中晋升的速度，是精明练达、日后出任塞纳省省长的乔治·奥斯曼男爵的三倍。他的快速晋升，部分得益于他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呈送波拿巴的关于外省公众舆论的详实报告。这些报告绕开官僚程序的繁文缛节，被快速送达总统案头。他直通波拿巴的渠道，在第二帝国时期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无人能及，即便在治安部解散、莫帕获任元老之后依然如此。莫帕本人还倾心效忠波拿巴。44 政变尘埃落定、安全关切松弛之后，莫帕被调去主持更侧重信息的治安部。
为接替莫帕，1852年1月27日，拿破仑三世任命了一位精通金融事务的新警察总监：律师皮埃尔－玛丽·皮埃特里。他1852—1858年的任期给总监署、从而也给资本市场的规制留下了巨大的印记。45 皮埃特里来自拿破仑一世的出生地科西嘉，比他的两位前任年轻十六岁，并已证明自己是“拿破仑崇拜的年轻信徒”。46 他曾师从著名律师、犹太人权利活动家、前司法部长阿道夫·克雷米厄，进入总监署时已熟谙商法。有关国家监督股份制公司的档案，显示出皮埃特里对改革规制资本市场与公司设立程序的法律有着一丝不苟的关切。47 当皮埃特里谴责劣质股份两合公司（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par actions）的泛滥，并呼吁设立一个专门立法委员会调查此事，委员会旋即成立（此事将在第四章考察），这证明皮埃特里的影响力超出警察总监署之外。皮埃特里在金融问题上的政绩，与那些把他直白描绘成无能行政官员、一心只为科西嘉亲信安排回扣的说法相矛盾。48 以皮埃特里的内幕知识，他本可轻易从市场波动中获利，或许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即便如此，他似乎还真诚地关心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而有信誉，从而关心他全家命运所系的这个政权能否长久。
拿破仑三世继续交替用人：和平时期任用具有金融专长的警察总监，政治动荡时期则任用有军事或 职业警察履历的警察总监。1858年，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费利切·奥尔西尼行刺皇帝未遂，皮埃特里因此辞职，此后拿破仑三世再次任命了一位行伍出身的警察总监：前骑兵中尉桑福里安·布瓦泰勒，在国家借此次袭击于1858年2月颁布新的一般安全法（loi de sûreté générale）的微妙时刻执掌警察。49
管理公司设立
大臣们与皇帝频频倚重警察总监来规制金融市场及其构成，实际上把警察总监置于金融政策事实上的顾问的位置。这一角色延伸到评估股份公司（sociétés anonymes）的呈文。法国公司史研究者主要关注公司组建的趋势，我则意在凸显公众对股份公司日益高涨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如何使警务监督成为必需。若以数十年的跨度观察，股份公司呈文似乎映照着公司组建的总体趋势，在1840年代与1850年代稳步增长。有些史家把这种增长刻画为一种范式转变，另一些则视之为更长期经济趋势的一部分。50 若考察逐年被驳回的呈文数量（图3.1），则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如第二章所论，1848年呈文数量暴增，因为发起人在经济危机中寻求政府支持。
股份公司呈文的下一次激增发生在1852年与1853年，即波拿巴政变之后。我把这解读为对政权释放信号——表明其愿意支持股份制资本形成——的直接回应。这一点的证据是获核准公司的增加，以及股份公司名义资本平均 规模的上升，这与皇帝1852年10月的宣言相合：“我们有大片荒地要开垦，有道路要修筑，有港口要疏浚，有河流要开通航运，有运河要完工，有一套铁路网要完成。……这些就是我所筹划的征服。”51 此后，股份公司呈文数量下降，因为无需政府核准的股份两合公司大量涌现。随后，股份公司呈文自1857年起再度激增，那是在股份两合公司受到政府更严规制之后，此事见第四章。这一背景对于把握警察总监在管理1850年代淤积起来的呈文瓶颈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为重要。在某些部门，比如银行业，呈文的成功率低至呈递政府总数的10%。52
警察总监与呈请人的通信，揭示了1850年代公司设立把关的实际运作机制。例如，总监会向呈请人解释拟设股份公司为何不合受理的法定标准，并邀请他们修订后重新呈递。这些呈文水平参差，凸显出：在拿破仑三世倡导的发展主义氛围中，来自各色社会与职业背景的个人如何受到新的激励而呈递申请。有些呈文只是粗糙的手写文字，对企业构想作定性描述，缺少章程，也没有关于管理层或承诺认购公司股份的初始认股人的信息。在这类情况下，总监便成了教育者，负责解释组建股份制公司所需的法定程序。许多呈请人没有领会到：仅以雄辩的论述向政府申说其项目对所在共同体的价值，不足以获得核准。
警察总监也收到以法郎计总资本额相对较小的企业的呈文。例如，一家拟设五十万法郎的股份公司，可分为每股五百法郎的四十股（对照之下，较大的企业为两千万法郎、四万股）。股份公司的法律框架本意是服务大型企业，即提供一种载体，鼓励创业者承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大型、资本密集型项目，而不致让自己暴露于个人破产的风险之下；但法律实际上并未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最低资本额。53 由于这种含糊，加上政府核准被认为具有的价值，出现了许多较小企业的呈文，这就给总监行使裁量权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总监的批注与通信显示，他如何试图向呈请人解释：他们的企业 太小，因而其股票将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不足以支撑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至于那些符合设立基本标准的较为成熟的呈文，总监必须评估公司的组建是否能支撑一家健康而持久的企业，而不是充当资本毁灭的工具。1840年代曾充斥着欺诈性的公司经理人，他们利用了铁路繁荣中爆发的股票狂热。54 为避免此类情景在第二帝国重演，总监会标出那些许诺丰厚股息的章程。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吸引认股人的欺骗性营销策略，也是把资本从其在企业中的生产性运用中抽走、转进股东口袋的手段（而最大的股东往往就是公司经理人自己）。例如1862年，总监标出了一份由圣热尼耶－德瓦朗萨尔（Saint-Geniès-de-Varensal，法国中南部蒙彼利埃以西的一个小市镇）的一家煤矿公司呈递的呈文。该公司正试图从两合公司转为股份公司，但其章程中载有一项“不可接受的”8%股息承诺。55 一般而言，总监对超过5%的股息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派息本质上是抽干资本而非维系企业。总监还标出公司章程中他认为可能导致公司管理与所有权结构内部权力失衡的行政组织安排（例如董事人数过少、董事须持股份的最低额不足，以及对单个认股人持有过多股份的担忧）。56
慰抚保险公司（la Consolatrice），一家总部在巴黎、承保铁路工人职业事故的保险公司，其个案充分说明，更懂行的呈请人明白总监意见的分量。公司创办人是一位律师，阿希尔·马拉斯特，报人兼共和派政治家阿尔芒·马拉斯特之弟。阿希尔1848年被任命为巴黎上诉法院（Cour d’appel）总检察长，此后在第二帝国初年管理一条铁路。57 他与警察总监就修订公司章程的往来，显示出他与总监交涉时的分寸，以及对后者要求的顺从。当总监要求马拉斯特提高公司股东大会成员须持股份的最低数额时，马拉斯特照办了，并写道：“在判断此类问题上，无人能比警察总监更胜任。”至于总监提出的其他修订，马拉斯特承认：“所有这些意见都显得公正，我们将为自身利益加以落实。”58 让 警察总监满意有助于确保公司呈文的成功；一点奉承也无伤大雅。
总监还查问潜在股东的可信度。59 为确定公司经理人及其股东的品行、偿付能力与操守，他动用了省长与警察系统从各省省长到警务专员的全部调查能力。60 为求快速获批而伪造的认股人名单，是公司虚弱的警示信号。单个股东获配份额过高，或地区分布可疑，都可能触发警觉。总监关心的是查明认股人是否有足够的偿付能力缴清其股票的全部价款。61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认股人只须缴付股票名义发行价的四分之一，股票便可在交易所交易。这里的逻辑是：公司并不需要一步到位地集齐全部公司资本，而可以在头几年运营中随企业发展逐步催缴。例如回到慰抚保险公司的个案，警察总监向巴黎各处的警务专员与市政警官发出数十封信，索取关于众多认股人所提供“担保”的信息，其中许多认股人是律师、教师和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62
警务答复人在报告中记下种种属性，以证认股人具有“令人满意”或“非常令人满意”的品格，并补充细节，说明被查者在交易所或其职业圈子里是否享有良好声誉。警务答复人汇编了认股人的职业、财产、年龄、住址、亲属关系与兵役记录等资料。在某些个案中，警察还记下认股人是否按时缴纳房租。
关于女性认股人的报告往往更详尽、更涉及个人。例如，一位治安官（officier de la paix）写了一份赞许某位女性认股人的报告，其评估依据的事实是：她雇用仆人，育有三个孩子，靠公债息金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享有良好声誉。总监反对把两千股配给日内瓦的一位富有女性，坚持最多可接受五百股。或许，把过大的权力放在一位外国女食利者（rentière）手中似乎有风险。慰抚保险公司的调查耗时太久（马拉斯特在一封信中抱怨，核查程序开始至今已逾十八个月），以致某些认股人去世或退出这项事业，不得不找人顶替。这种更替又引出对新认股人信用状况的更多调查。63
这种分类程序是现代信用核查的先驱。这项调查意在滤掉那些可能不正当地利用有限责任特权的骗子。总监汇总评估这些报告之后，或对可疑企业转达他的疑虑，或暂不给出让呈文继续推进的推荐意见。64 就这样，他在公司生死的早期阶段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政府承认总监的专长是保护政府利益的一道关键防线。例如1852年，农业、商业与公共工程大臣责成总监紧急调查一项重要铁路特许权所涉各方。65 总监还数次向政府标出那些看似充当政治反对派掩护的公司。例如1851年，前金融经纪人、警察总监卡利耶提请数位大臣注意一家名为金融联合社（Union financière）的公司。他认为金融联合社实际上是一个“正统派团体”（即由被废黜的波旁王朝的支持者组成），伪装成一家信贷机构，追求表面上高尚的使命：消灭“压在农业与小商业身上的高利贷”。卡利耶指认出许多股东是一个新近解散的正统派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其他“曾积极参与正统派政治阴谋的人物”。他警告说，金融联合社“很可能呈现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必须在它奠基之时加以阻止并摧毁”。他承诺“密切跟踪此事的发展”。66 就这样，警务对公司设立的监视也筛除了隐蔽的政治敌人。
警察总监评估呈文，不仅着眼于呈文本身的商业价值与法律构成，也着眼于金融市场稳定与投资者保护方面的系统性关切。不可持续的（甚至更糟，欺诈性的）公司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它们还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福祉：平民阶层正越来越多地暴露于投资的潜在不利面，国家对此极为关切，第四章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例如，1859年，警察总监收到一封外省乡村教师的来信，替他村里一位焦急无措的年轻女子（想必是文盲或半文盲）代笔：她没有收到一家保险公司承诺的红利，而那家公司的名字“儿童天佑”（la Providence des enfants）或许正是利用了她易生同情的天性。警察总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她：公司已经清算，她的股份一文不值。67 为了保护像这样的法国臣民，当呈文逐一通过核准的重重关卡时，警察总监负责识别隐含在商业设计与公司章程中的弱点。
在所有这些方面，警察总监在一般公司设立法问世之前，在公司设立领域充当了国家主权的中介。警察总监由皇帝亲自选定，作为受信任的代理人行事。他被赋予极大的裁量权，得按主权者的利益行事。正因如此，一份呈文能否进入参事院的议事日程，警察总监的专业才能与裁量权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从他对公司呈文的评估、页边批注与评议，以及他与公司经理、各省省长和各位大臣的通信中都可看出。
报刊管制与“假新闻”
法国警察对金融市场施加控制，不仅通过规制资本形成与新公司的投资者基础，也通过控制信息渠道。警察从几个方面监督经济、金融与政治报刊。首先，凡有主笔呈请国家准许其报纸论及政治与社会经济问题，警察总监便会调查此人。这项特权只有经政府明确批准并缴纳一笔高额保证金才能获得。例如，1853年，奥班·韦尔尼奥勒请求内务大臣准许他在自己的报纸《实业》（L’Industrie）上议论政治与经济，内务大臣便请警察总监皮埃特里对他做背景调查。皮埃特里收集了韦尔尼奥勒的婚姻、子女、声誉与供职经历方面的信息，得出结论：他“公认是个诚实人，品行极佳，道德良好”，“完全忠于皇帝”。至于报纸的经营前景，皮埃特里判断它“成功在望”，因为三万法郎的保证金已经安排妥当。次月，佩西尼批准了这份呈请。68 《实业》后来成为第二帝国订户最多的金融报纸之一，尤其吸引小投资者。金融报刊将在第六章考察。69
在某些情形下，警察查明了一些发布市场敏感新闻、却未经核准程序的新闻来源。例如，1853年4月，治安部大臣莫帕致函总检察长，点出兜售交易所行情简报的人：这些简报不仅载有“各大外国市场的公债价格”，还载有“经电报传来的政治新闻……〔这类新闻〕影响各种证券的价格”。此类报道在意图上并非政治性的，却使这些出版物具有了“货真价实的政治报纸”之实，而政治报纸“未经政府授权、未缴纳法律规定的保证金，不得出版”。总检察长调查了此事，承认这些简报是否“构成真正的报纸”是个“棘手问题”，尽管它们“提及政治新闻，只是并不定期”。70 交易所行情简报难以管制，因为它们不像传统报纸，而撰稿人坚称自己只是传递政治上中立的市场信息。
除了审查主笔，警察还是防范不良信息流通的看门狗。被歪曲的新闻威胁市场稳定，进而威胁国家利益。因此，1852年2月17日，警察总监在巴黎各处张贴布告，严禁发布“假新闻”（fausses nouvelles）。该法令赋予警察总监署广泛的执法权：任何以“恶意”发布、“扰乱公共安宁”，或可被视为虚假、伪造、不实的消息，均在查禁之列。这项罪名可处五十至一千法郎罚金，并处一个月至一年监禁。71 据说商界公众赞成这项措施，也赞成其他针对“政治”新闻的报刊限制。莫帕的一名眼线报告说，有关报刊的限制性措施“无人批评”。相反，据说公众认为这项措施是一剂受欢迎的解药，可消解他们眼中七月王朝时期被记者滥用的过度的报刊自由，那种自由曾助长政治动荡。72
报刊监视起初由莫帕的治安部承担，属于其监视政治舆论的职权范围。73 1853年治安部解散后，其情报业务并入内务部。原先负责报道金融公众的高产密探“J. 迈耶”，被调去报道蓬勃发展的金融报刊。74
迈耶每日对金融报刊作综合概述，其中包括标出批评国家及其附属企业的文章。例如，1854年7月，他标出儒勒·米雷斯的《铁路报》（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发表“针对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新一轮抨击”，该文攻击这家银行的成员虚伪：一面以“狂热的自由贸易论者”自居，一面实则“实行最极端的垄断”。75 迈耶的报告还被用来锁定发表“来自交易所的假新闻”的报纸。76 例如，1858年1月16日，内务大臣比约致函司法大臣，提醒他《实业》报刊登了一个股价，205法郎，“与场外市场37法郎的实际成交价截然不同”，敦促司法部门追究此案。77 这宗卷宗里附有迈耶1月9日的金融报刊综述，内务大臣据此获得了评估这一违法行为所需的情报。
在另一起新闻造假案中，警察报刊部门举报《股东报》（Journal des actionnaires）严重违法。该报在同一天，1857年5月2日，发行了两个不同版本，刊有同一作者就东方铁路公司（Compagnie des chemins de fer de l’Est）同一次股东大会写的两篇文章。两文的区别在于：一篇对公司的管理层极为有利，另一篇则极为敌视。报告称：“此事无法解释”，“背后藏着一种行为，在获得更充分的信息之前无法定性”，但指向“非常明显的罪责”。78 只能推断，这番精心设计的伎俩是为了在这家铁路公司的证券上制造波动，让报社及其同伙从中得利，他们可以借交易对手在模糊市场信号下操作之机获利。
警察情报对于控制金融报刊、执行假新闻禁令至关重要，因为假新闻威胁交易所的秩序。但仅仅读懂、理解并控制金融报刊说了什么还不够。要把握市场以及市场所反映的不断演变的舆论，警察必须更深入一层，对市场变动、对这些运动不断变化的认知、以及这些认知引发的行为，进行持续而细致的“解读”。为此，警察力图解释市场中那些更微妙、更深层、往往受报刊影响的潜在趋势。从公开的警务执法转向更深一层的市场分析，凸显了在一个日益错综复杂的金融与信息生态系统中维持控制的难度与日俱增。
解读市场
1850年代，警察形成一种做法：把解读市场当作对政权地位与信誉的持续度量，公债以及其他政府支持的证券上涨，意味着对拿破仑三世的认可在增加；价格下跌则相反。79 在政权初期，警察遇到一个越来越令人挫败的问题：市场变动——甚至相当剧烈的运动——频频出于警务人员无法辨别的原因而发生。无论密探们花多少时间在交易所、场外市场和剧院（许多金融家下班后聚集的地方）的里里外外窃听，市场的许多涨跌仍然无法解释。随着金融市场扩张并变得更复杂，市场变动似乎变得更加隐秘难解、更加不透明。
法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交易所警务报告出自两位作者之手。第一位是警察总监署驻交易所警务专员博德松·德·里什布尔，他的观察带有数十年的经验。他先是给父亲当秘书，父亲是他的前任驻交易所警务专员，后来他自已出任此职，亲眼目睹了1830年与1848年革命如何震动交易所。80 他在1850年代初的报告呈送内务大臣，但其中所含信息似乎更广地传达给了内阁各部与皇帝。81 第二批报告出自“普拉托先生办事处”。关于普拉托先生的可辨识信息付之阙如，而其报告的精深程度表明，他是一位为警察秘密工作的金融圈内人，而非职业警务官员。82
警务观察员依靠自己对市场变动和交易所闲谈的观察，也依靠他们征询的特定群体的解读，比如场外经纪人，即那些技术上非法、却被默许存在的马路市场经纪人，第五章将论及他们。场外经纪人向警察提供官方交易所渠道之外的地下市场资金流信息。83 里什布尔专员与官方证券经纪人公会（Compagnie des agents de change）有家族关系：他的一位亲属所写的经纪人委托单保存在警务档案中。84 为了分析交易所的“面相”（当时流行的说法），警务观察员主要从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或技术性的市场动态中寻找其形态的解释，例如距经纪人之间的双周交割还剩几天。85
市场“鉴识”中因果最直截了当的要素，是上涨的市场趋势（涨势，mouvement de hausse；多头行情，bourse à la hausse）。从政府的立场看，交易所上行显然可欲，公债上涨有利于政权的议程，标示其信用状况改善。政变前的几周里，交易所专员为公债的上涨给出了政治解释。波拿巴任命了与其纲领一致的新内阁后，里什布尔于1851年10月27日写道：投机者“欣然欢迎今晨刊于《箴言报》（Moniteur〔universel〕）的部长名单”。《箴言报》是法国政府的官方机关报。86 11月6日，有迹象表明立法多数将迁就波拿巴政府的意愿，交易所为此“感到宽慰”。这一消息“重振了〔市场〕情绪”，造成“公债的轰动性变动”，推动5%公债上涨了五十五生丁。87
然而，即便政治新闻是负面的，只要警务观察员能辨别价格变动的原因，他似乎并不惊慌。88 市场自然地随政治的涨落而起伏。例如，在政变前的某些日子里，波拿巴与共和派立法机关相持不下，他推动宪法改革的前景看似黯淡。交易所似乎紧盯着每一个政治动向：波拿巴看似要得手时便推高价格，反对派成功阻挠时便抛售。在这些时刻、在这个时期，因果链条显得清晰而确定。
政变之后，政治事件继续驱动市场上行。例如，1853年2月14日，专员把市场的强势归因于皇帝在立法团开幕时发表的演说：拿破仑三世在演说中盛赞“金融财富”的增长带来的“国民财富”扩张（交易所证券已升值二十亿法郎）。他宣布裁军两万人，以求“治理好法国并安抚欧洲”。89 这一宣布印行后张贴在交易所周围，对交易所中人（boursiers）的情绪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这次演说促成了持续数日的上涨，“证明了对拿破仑三世的坚定信心”。90
政治新闻依然重要，但随着时间推移，交易所专员越来越多地把价格变动归因于市场内部的动态，而非外部事件。市场流动性扩大的迹象——例如有报告称银行已凭证券存托放出两千七百万法郎——“给投机情绪留下了极为有利的印象”。91 重要市场参与者的大手笔买入，如罗特希尔德或动产信贷银行，推高交易所。正如投资者在持续走强之后自然卖出证券、获利了结，从而导致价格走低，他们也会在市场触底时利用低价。这样的谷底引来“正经”投机者的重新入场，带来新一轮上扬。92 专员还用一些偶尔相当特异的技术性动态来解释市场变动。93 与政治事件一样，技术性的市场原因往往易于解读，因而不会让国家不安。
不透明与不可读
然而，警察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陷入认识论上的僵局。这令人警觉，因为无法被认识的东西就无法被控制。例如，1852年4月22日，伦敦交易所上午行情平淡，巴黎交易所随之低开。“公债没有成交，”交易所警务专员抱怨道，“使我无法在证券价格动荡不定的摇摆中解读投机的真实趋向。”94 混乱的市场现象——价格机制看似无力撮合买卖双方进行有意义的交换——使警察无法辨别市场参与者潜在的意图与观点。
剧烈的单向市场变动同样可能无法解读。例如，1852年12月6日，交易所中人“完全迷失在解释下跌走势的种种猜测中”。95 当月晚些时候，交易所持续“业务完全停滞”，压低了公债。“市场上弥漫着一种萎靡，很难解释，”这位困惑的警务观察员承认。96 他推测，也许是政府关于王位继承安排的法令（波拿巴尚未有子嗣）不受“常来交易所的大金融家们的同情”；也许是关于北方强国的地缘政治消息阙如，“在交易所常客中引发了不安（inquiétude）”。97 这种对无法解释的“萎靡”的描述，暴露了警察市场鉴识的短板，推而广之，也暴露了国家全面把握市场舆论之能力的短板，而市场舆论既是公众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公共信用的重要指标。
警务的注视还揭示了传闻驱动价格变动的力量。传闻动摇金融市场，召唤国家介入以重建真相。例如，1852年3月，5%公债被强制以4.5%再融资（下一章将考察这一政策决定）之后，政府证券价格的上涨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是否又有一次债务转换在酝酿之中？1852年12月18日，4.5%公债以106.5法郎成交，投机者开始担心对4.5%公债的类似转换“迫在眉睫”。98 “交易所中人认为，这项金融措施如果实施，”普拉托先生办事处报告说，“肯定会驱使大量资本转向投资各种实业证券。”99 换言之，再一次再融资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债持有者会抛售，逃向收益更高的证券。这些忧虑显然被传递到了政府高层，因为就在次日，政府在《箴言报》上刊登通告，强力驱散传闻。100 第二天，警务观察员注意到，政府的通告“对投机者的情绪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他们带着看涨的念头”来到那天上午的交易所。101 这一插曲清楚地表明，警察如何诊断市场的萎靡，把信息输送给政府，并促使政府澄清其政策意图，从而恢复市场稳定。
政府可以轻易平息公债即将转换的疑云，但要诊断萦绕交易所的其他不确定性就困难得多，更不用说驯服它们。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使交易所陷入新的“萎靡”，令警务观察员的鉴识能力束手无策。1853年3月的几份报告指出，在战争临近之际，关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传闻”（bruits），如何把市场驱入“焦虑”与“瘫痪”的状态。102 4月5日，“政治上没有什么惊动投机的事”，但“某种不安（inquiétude）仍笼罩市场”，留下“交易的空白（nullité）”。随着时间推移，各类证券价格普跌，这一现象只能归因于“东方问题”上消息的阙如。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明朗，是“提振投机士气所急需的”。103 这种金融“萎靡”持续数日，酿成“彻底的灰心”，“瘫痪”了市场。几天后，政府在《箴言报》上刊登了令人宽慰的消息，交易所随即“重振”，僵局才终于缓解。104
然而，缓解是短暂的，4月下旬到5月，这个循环又重复了一遍。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不确定消息重新点燃了“不安情绪”，加剧了“仍压在所有证券上的沉重（pesanteur）”。105 面对又一次普遍的市场“瘫痪”，政府借《箴言报》的消息安抚交易所。而那股振作之势又一次被不确定性击碎：“人们本以为这次回升是实打实的，谁知就在次日，星期六，由于关于东方事态的骇人传闻重新扩散，投机再次完全乱了阵脚、惶惶不安。这场极其不幸的恐慌……使业务停顿……并导致所有证券价格暴跌。”106 拿破仑三世的政府扑灭了火头，但它对不协调信息来源的流通所能控制的也就到此为止。注入《箴言报》的澄清式解药只能带来片刻的缓解，而非官方消息四处蔓延，煽动起威胁市场升势的情绪动态。警务观察员在报告中频频把市场动向描述为“正经的”，以把有“真实”基础的变动同那些被判定为仅属附带现象的变动区别开来。1852年12月的一次多头行情中，交易所专员写道：“今天的上涨不是一阵狂热的结果，而是一次正经的上涨，其性质证明了推动者的正派。”107 一次合乎“道德”而“正经”的上涨，不是情绪冲动或市场操纵的产物，而是理性的参与者对经济与政治基本面改善所作的评估。
与此相反，1853年5月，当不谐和的传闻惊起战争的幽灵时，据说“不正经”的因素把“恐惧与恐慌抛进金融上危言耸听者的阵营”，产生层层涟漪。据说空头（baissiers）“利用”了认识论失序的时刻，以卖空猛击交易所。除了压低价格，卖空还让“正经的投机者”担心下一个交割日将是灾难性的。108 糟糕的交割产生破产，破产滚雪球般地酿成危机。报告中一个更不祥的细节加重了这种感觉，即似乎有不怀好意、伺机而动的参与者在压低价格：“几张新面孔”来到交易所下达卖出指令。109 这些反社会的参与者，与既有的信任网络毫无关联，仿佛凭空冒了出来。警务观察员频频把场外市场刻画成一个阴险的行为者（尽管警察依靠它的市场情报），说它故意对消息作不利解读，以便把市场价格往下操纵。110 显然，恐惧比希望更易塑造。有一阵子，新规定是否会限制场外经纪人出入交易所尚不确定，1853年4月，警务观察员评论说，这项措施若获采纳，将被“视为对正经的投机大有裨益的事”。111 但巴黎的场外市场要到这个十年末才被取缔，第五章将论及此事。
技术是理解市场动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交易所报告对电报的影响表达了深切的忧虑：电报在市场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模式。112 偶尔，它因迅速驱散不确定性而使投机者安心。113 更多时候，电报被视为混乱的制造者，尤其是当私人电报带来的重要外交审议的消息“互相矛盾”时。114 例如，1853年9月，警察把一场“大恐慌”归因于午夜时分的一通电报：俄国皇帝尼古拉拒绝了奥斯曼苏丹的要求。意识到战事迫在眉睫，交易所为之震颤，3%公债开盘即跌一法郎，这是相当大的跌幅。115 的确，数月的忧惧之后，战争终于在那年10月爆发。私人电报有可能与官方信息流相抵触，给国家带来了新的难题。
关于市场的知识的认识论界限，也许在警察复述完整的阴谋论时暴露得最为明显。在这些场合，很难分清哪些是警务人员尽职转述的公众闲谈，哪些是他们自己的主观判断。例如，1853年6月，普拉托先生办事处的警务观察员警告说，颠覆性的市场参与者据称正从投机取巧的策略转向蓄意播撒混乱：“有传言说，政府的敌人今天活动得非常厉害，千方百计歪曲政府的举措与决定；他们正以最卑劣的手法，不仅篡改消息、压低公债价格，还要败坏政府为公益与共同利益所做或所筹划的一切事情的信誉。”116
这样一场歪曲真相的大规模运动，显然需要同谋者。警务观察员转述了一些说法：政府主办的地产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的管理人员，以及某些铁路公司，正与交易所的空头和各大报纸的编辑部联手发动这场反政府的攻击，其中包括《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和《新闻报》（La Presse）。这些报馆已经成了“阴谋与交易所操纵在其中策划和煽动的据点（officines），目的在于传播虚假而误导性的消息”。117 仿佛这番勾结还不够周密，这位观察员还转述传闻说，这些阴谋家不断收到“来自伦敦、布鲁塞尔、日内瓦和尼斯的总委员会的通信、命令与决定”。这位密探更明确地把金融世界与政治反对派联系起来：“此外有人说，上层金融界的大批要人正在境内外积极活动，要给政府制造难堪。”据说，这些人与第二帝国的著名反对派有牵连，包括阿道夫·梯也尔、朱肖·德·拉莫里西埃、赖德律－洛兰、费利克斯·皮亚和维克多·雨果。118 这些报告把交易所从公众高度拥戴政权的“回声”，变成了政治破坏的竞技场，与公众对政府的真实信心脱了节。119
面对无法解读的金融市场（在国家看来是失序的），警察似乎接受了阴谋论的解释（至少是近乎偏执地如实转述这类解释），把恶意的行为者的活动推上前台。政治不满确实在地下酝酿（而且确有许多小规模的欺诈公众的阴谋发生），但并无证据表明存在警务报告所描绘的那种庞大的金融—政治阴谋。不过，警务人员理解市场动向越困难、复述金融阴谋论越起劲，这两者的巧合提示了另一种解释。
转向阴谋论思维，与其用真实发生的阴谋事件来解释，不如参照警察国家这一制度本身来解释。法国警察及其信息收集的做法源远流长，可上溯至旧制度；1800年，拿破仑一世又扩张了它集中化的行政权力。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出的：“到〔约瑟夫·〕富歇的时代，法国已成为世界上警察管控最严密的国家之一。”120 拿破仑一世死后出现过一些自由化的变化，拿破仑三世扭转了其中的一部分，在1850年代初重振这些权力，扩充了警察的编制与预算，并以牺牲市长独立权力为代价，把警察权力重新集中。121 凭借广泛的职权和层级分明的精密监视体系，法国警察令整个欧洲生畏，因为人们认为它已经做到一个机构所能做到的无所不知。
在1850年代威权的第二帝国的语境中，警察的无所不知是帝国国家真实或被感知到的无所不能的组成部分。警察认为明明在世界上活动着的信息，若逃出了他们的理解、打乱了他们的认知框架，就只能被视为威胁：因为它动摇了警察机器存在的根本理由，而警察机器的职权、权力与经费，正随着职业化进程不断扩大。122 此外，警察用具有能动性的政治语汇解读金融上的含混，因为他们已被规训得惯于把威胁感知为政治驱动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充斥着密谋、起义与行刺，而世纪中叶成形的金融动态，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相互联结、技术上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里，要难辨得多。于是，在警务的注视下，可以清楚追溯的市场变动（而且频频是上行的）被描述为有正当原因；无法解读的（而且往往是下行的）市场变动则被归因于阴险的、搞阴谋的人为行为者，他们不在金融市场内部活动，而是从外部下手。这种移置式的归因，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形成的，总比承认不确定要来得好。
无力感的焦虑
要理解市场的种种转型如何使人易于对市场作阴谋论式的解读，我要回到治安部所做的监视，回到它捕捉到的一股很能说明问题的舆论：对那些似乎站在金融市场背后操纵市场的看不见的行为者与隐秘图谋，人们的焦虑与日俱增。莫帕手下密探的情报报告，罕见地揭示了人们对暗中运作的种种看法，这些看法一旦公开，多半会被审查制度过滤掉。123 因此，这类报告让我们得以难得地窥见当事者挣扎着解读那些重塑金融政治经济的动荡的一些方式，例如信贷的迅猛扩张、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联结的加速。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解释真空中，寻找替罪羊所带来的虚幻确定性（尤其是反犹的那种）蔓延开来。
犹太人、英国人，以及政府内部（或者金融、实业、新闻界和电讯新闻社内部）其他腐败的或带来腐化的势力，越来越被想象成经济权力的真正来源，它们的运作方式侵蚀着、或者说掏空着国家的主权自主。这些看法的令人意外之处在于：它们兴盛于1850年代初金融大扩张与大增长的时期，彼时市场信心本应高涨，而不是在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中（替罪羊心态通常在那样的时刻爆发），也不是在一场由道德化论辩推动的金融监管论战中。124 在这个语境里，有一个人物成了众矢之的：阿希尔·富尔德。莫帕手下密探的报告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议论他。
阿希尔·富尔德是贝尔·莱昂·富尔德之子，后者是一个成功的法国犹太银行王朝的族长。阿希尔在七月王朝时期开始政治生涯，其间对金融事务获得了可观的影响力。第二帝国之初，他出任财政大臣，曾因抗议他所认为的奥尔良王室遭受的不光彩待遇而短暂辞职，1852年12月再获任命为国务大臣，即皇帝内阁中最有影响的职位。富尔德担任此职直到1860年，后来又回任财政大臣，直到1867年去世前不久。整个第二帝国时期，富尔德都卷入了重大的金融与实业项目，例如1852年动产信贷银行的创办，他的弟弟伯努瓦·富尔德曾短暂出任该行首任董事长。莫帕的警务报告几乎天天提到富尔德，反映出他在金融焦虑中的中心位置。1852年12月他获任国务大臣后不久，一名代号“H”的眼线报告了一则交易所传闻：富尔德很快会下台，“不仅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理财能力比比诺更经得起考验的人，也因为承蒙上帝恩典的皇帝不愿让一个犹太人当首席大臣”。125 他留任之后，新的传闻又散播开来。莫帕的密探吉贝（Gibez）无意中听到有人断言，富尔德之所以能保住权位，只是因为皇室欠他一笔私债：“今天要是把钱还给他，明天他就什么都不是。”126 其他报告也附和这些贬损的说法。迈耶记下有人称富尔德“不过是个出纳员”，“连银行家都算不上”，这个说法与另一种把富尔德描绘成无所不能的金融操盘手的说法相矛盾。127 迈耶记下一些说法称，富尔德因与比诺相争而动怒，能够“让金融的天空要雨就雨、要晴就晴”。128 迈耶——他的姓氏暗示他可能是犹太人，尽管警务眼线一般都用化名——似乎对记录这一类公众猜疑与怨愤格外敏感。
警务报告显示，富尔德已成为种种焦虑的焦点：人们担心忠诚的分裂与隐秘的归属，无论关乎他的犹太出身、他被怀疑的奥尔良派同情，还是他被指与英国资本的联系。在这些叙述中，他被描绘成损害法国自主性的人，把金融市场的不透明当作抵挡公众审视的盾牌。在监视意大利大道（场外市场的所在、外国通讯记者的聚集地）时，迈耶无意中听到两个人开玩笑说，富尔德是奥尔良王室的秘密特工，以“魔鬼般的高明手段”伪装自己，就像库珀《间谍》（The Spy）里的那位美国爱国者。129 迈耶警告说，持这种看法的并不少见。在许多报告里，富尔德被描绘成“行动派、实干派”的奥尔良分子，是七月王朝遗留下来的政治背叛与金融腐败的化身。130 他同时又被描绘成恶毒的投机倒卖者（agioteurs）的头目，那些人“为富尔德先生铸了以色列的金牛犊”。131 这种把富尔德想象成双面间谍的图景，无论他被指控为哪一方政治对手效力，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周密，最终演变成对外国势力全面渗入法国金融的恐惧，而富尔德被塑造成法国向外部强权投降的象征与代理人。
一个催化剂是1853年4月的大中央铁路开发权丑闻：这项权利被授予一家由英国律师约翰·马斯特曼和银行家马修·乌泽利领衔的公司。132 尽管主要的掮客很可能是莫尔尼公爵和瓦莱夫斯基伯爵（两人都是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基督教政治家），公众传闻却把富尔德说成幕后真正的主谋。“大家不都猜得到吗，”迈耶记道，“马斯特曼和乌泽利两位先生的背后，是全体法国资本家，而以积极参与动产信贷银行的富尔德先生为首？”133 公众的怒火尤其集中在这笔交易的结构上：一半股份留给英国资本家，四分之一留给动产信贷银行，只剩“一点余数留给普通认股人”。134 这种初始分配之所以要紧，是因为抢手的新证券（例如铁路发行的那些）能让最初持有者轻松获利。首先，投资银行家折价取得股份，再按票面名义价值辛迪加分销出去，先赚一笔初始溢价。其次，股份的原始持有者可以利用股价的早期上涨：投资者争相尽早买入新股时，涨幅往往相当可观。投资银行的种种制度安排给圈内人送去了许多这样的特权，小投资者对此越来越敏感，因为他们对金融阶级政治的愤懑与日俱增。
大中央丑闻助长了更宽泛的阴谋论叙述。迈耶报告了一些激烈的言辞，把这笔交易说成“投机倒卖登峰造极的到来，法国被交到了英国资本家手里”，这一句被某位读者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画线者很可能是莫帕。135 “英国人要同我们开战就太蠢了，”一名眼线记录道，“多亏有德·莫尔尼先生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和一家号称爱国的交易所，他们做我们的主人要划算得多。危险，”他警告说，“不在于公开的冲突，而在于自得的屈从。”“到处都在说，”他报告说，“拿破仑三世蒙着眼睛走同一条路，和平的喜剧、繁文缛节、排场的奢华，以及国内成功的炫目表象，把他的心智弄得昏昏沉沉。国人盼着他醒过来：愿上帝让他及时醒悟。”136
大中央丑闻之后，迈耶的报告追踪了阴谋论的扩大化。一大批权势人物——陆军元帅、金融家、元老和参事院参事（须知后两类人都由皇帝任命）——如今被想象成通过与英国金融的秘密结盟，抽干公共财富、使国家屈从于英国利益。“纵欲无度而疲惫不堪的交易所，”一段观察写道，“只在他们的手下颤动和起舞。”137 按他们的说法，一个被俘获的交易所，成了法国向权势精英和英国影响力投降的工具。
新的丑闻接踵而至。1853年4月，政府推迟了就授予法国一家大西洋邮轮公司经营权作出决定，理由是事情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138 尽管没有点名富尔德，公众的怒火再次集中到他身上。迈耶报告说，英国报纸歌颂“富尔德先生的天才”，说他为英国争得了好处。官方的保证被斥为“幻象”，是把法国实业利益出卖给外国资本的遮羞布，是放弃了一个机会，拱手让给英国的跨大西洋航运公司，后者将利用法国的拖延占便宜。139 类似的抱怨在此后的报告中时有所见，反映出公众的斥责：“惊人的投机倒卖”藏在“把我们的实业献祭给英国利益”的背后。140
技术变革只会加剧这些已经弥漫的关于金融、主权与控制的焦虑。眼线的报告中贯穿着公众对电报的执念：它既反映了人们对更快的通信将使信息民主化的希望，也反映了人们对它将放大不公与不平等的恐惧。电报加剧了交易所的不确定性，助长了私人行为者可能利用新的信息网络、损害投资公众的忧虑。141 这些恐惧与对外国资本渗入及其影响法国政治生活的旧有忧虑合流。在阴谋论的想象中，条条道路最终又一次通回富尔德，传闻说他能任意支配“整个欧洲的报界”。142 窃窃私语四处流传，说他正在资助一家新办的多语种报纸，组织者是西格蒙德·英格伦德：一个奥地利的犹太“危险流亡者”，也是路透社创始人保罗·尤利乌斯·路透的合伙人。143 他们的报业计划被斥为“有组织的欺诈”。1853年4月，传闻升级，说富尔德正在资助英格伦德与其法国合伙人拉马蒂尼埃（Lamartinière）铺设的一条私人电报线路，而拉马蒂尼埃据说掌控着“欧洲所有的电报线路”，为各部大臣的利益服务。这项新服务将设在场外市场聚集的意大利大道。围绕它的种种恐惧里暗含的意思是：新的通信网络将被用来助长敲诈、投机，以及恶毒的外国代理人对法国的进一步腐蚀。144
随着1853年6月治安部的终结，这些监视报告戛然而止，但它们见证了公众对交易所与日俱增的焦虑，以及对国家未能充分保护公众、使之免受全球互联与金融变动所释放的新风险的担忧。面对市场现象的不确定性，解读交易所的警务人员与警察监视的对象自身，都越来越接受排外的、反犹的、归因于能动行为者的解释，去说明他们所感知到的金融市场中那些神秘或不正当的动向。
波拿巴派国家对资本与金融市场的倚赖，使警察机器一身二任：既是其政治权力的延伸，又是解读市场行为的机制。警务官员充当交易所、更广大的公众与国家的金融治理策略之间的管道，其位置介于雏形期的证券监管者与帝国政府的现场干员之间。他们塑造市场正当性得以维持的条件，从而帮助维系政权的信誉。如前所见，他们的职权远不止于执行法律秩序：他们还管理公司证券市场的构成，评估公司设立的呈文，监视投机行为，并在一个日益动荡的金融环境里努力遏制传闻与情绪。
除了这些行政职能，警察对交易所的监视还是一项深刻的政治活动。金融稳定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也是帝国正当性的基石。警察既是秩序的卫士，也是认知的卫士，他们把交易所当作一个关键的信号处理场所：价格的波动既可解读为公众信心的表达，也可解读为酝酿中的混乱的预警。政权依靠这些解读来判断自己在投资者与公民眼中的地位。身处这一中介位置，警察承担着关键的生产知识的角色：解码市场变动，给投机者画像，解读新闻的流动，并识别种种扰动，而这个环境正日益被证券的多样化和电报带来的加速的时间性所塑造。
然而，市场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知识对象。它呈现出连贯一致的假象，实则聚合着互异的意见、投机的操作与相互冲突的策略。它的变动不可预测、非线性，由无法辨认的原因驱动。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市场可读的种种尝试，一再暴露行政知识的限度，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权力的限度。尽管警务官员权力广泛、贴身接近市场，他们仍然无法化解市场的根本不确定性。调查工作、每日监视、给金融行为者绘图，这一切都让国家金融治理进路核心处的认识论脆弱性显露无遗。金融可以被注视，但无法被掌控。
因此，本章呈现的是一幅受制约的工具性金融的图景：一个试图引导并稳定金融活动、使之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政权，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市场的自主性倾向所困扰。那架奉命监视并规训交易所的机器，反倒成了它的不可治理性的见证人。金融投机拒绝被理性化、被道德化。传闻与情绪败坏了信息收集的过程。而阴谋论似乎为那些不如意的和无法解读的东西提供了现成的解释，让警察显得有所作为。
下一章将详述政权如何试图通过政策干预，管理莫帕所称的“公众信心的温度计”，即交易所。145 1853年治安部解散后，莫帕仍能进言于皇帝，他分享了自己对金融投机、公众舆论与政治正当性之间微妙关系的见解。1857年，他警告拿破仑三世：政权面临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投机者本身，而是来自一种日益滋长的公众感受：皇帝的经济构想已被私人利益所俘获。在他的眼线所记录的阴谋论背后，莫帕看出了更深一层的东西：皇帝崇高的经济理想与这些理想的制度化表达之间，一道不断加宽的鸿沟。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莫帕赞扬“皇帝的意志”，认为它在政权头五年成就了伟业，推进了公共改善与信贷发展。他写道，问题在于：政治的灵感无法直接抵达公众，而容易被不良行为者歪曲。“如果皇帝的灵感能够不经中介、不经诠释者，直接抵达国民，”他评论说，“它们的效果就会始终有保障。”然而，投机插了进来。在帝国的想象中被构想为一项道德事业的东西，在别人手里成了一桩生意机会。皇帝的“伟大而丰硕的构想”，用莫帕的话说，被“个人利益与投机”所“利用”，那些人借此聚敛了“巨额财富”，招致公众“尖刻的批评”。在这番言辞中，我们瞥见的不只是对政策执行的批评，还有一种诊断，诊断出仁善的工具性金融与不守规矩的自主性金融之间更深层的紧张：一边是把资本投资当作集体发展工具的愿景，另一边是一个资本的投机维度遵循自身逻辑的体系的现实。146
皇帝显然认真对待了莫帕的警告，这反映在他在随后几年下令进行的市场干预中，下一章将探讨这些干预。但到1850年代末，事情越来越清楚：政权无法克服交易所的自主性。拿破仑三世非但没有重申控制，反而从中退却。1860年代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标志着直接金融治理阶段的终结。至于莫帕——一个真诚的波拿巴派——他所怀抱的，是把交易所化为工具并使之道德化的另一种愿景：那意味着对市场自主力量施加更大力度的控制，而不是放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