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3月6日，弗朗索瓦·蓬萨尔的剧作《交易所》（La Bourse）在奥德翁剧院首演，轰动一时。剧中把交易所描绘成一个深渊（gouffre）、一座赌窟（tripot），里面住着一个恶魔，“把它所缠上的人统统啃噬到骨头”。1 幕落时，整个剧场从正厅座位到观众包厢，爆发出一片掌声。2 皇帝拿破仑三世亲自向剧作家道贺，称赞蓬萨尔是一位道德斗士，是政府反对“当今的致命恶习”（金融投机）之战中的文化盟友。3
自1851年12月波拿巴政变以来，许多事情已经改变。这个政权从圣西门派的金融纲领中汲取灵感，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驾驭资本市场的力量，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巩固服务。政府降低利率，直接向公众发行公债，并拓宽了企业获得有限责任与公司自由设立资格的渠道。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公司中，地产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与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等公开上市的银行机构在国家支持下创立。这些干预的目标不只是解放资本市场的流动，而是要在一套嵌入国家优先事项的框架内以之为工具。起初，政权的努力看似成功：它们恢复了政府在商界的信誉，并助推了1850年代上半叶年均3.9%的可观经济增长率。4 在这场亢奋的繁荣中，股价飙升；这场繁荣的动力之一，是法国储蓄更大规模地汇入市场。
从卡尔·马克思到为《经济学人》撰稿的英国自由派，外部观察家都惊异地注视着法国国家的大胆之举。动产信贷银行的创立——初始资本六千万法郎，并计划增至十倍——是国家对未来信心的缩影。佩雷尔兄弟希望这家银行成为一家巨型控股公司，持有遍及国内经济、最终遍及欧洲大陆的金融证券。5 “我们怀疑，自约翰·劳与密西西比计划的时代以来，法国还从未见过如此宏大的东西，”《经济学人》惊叹道。6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赌注：既押在金融的力量上，也押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金融可以由公众自愿出资，然后扩大规模、集中起来，为一套帝国的经济愿景所用。这家银行还有一点非同寻常：上层银行界（haute banque）的重量级人物支持这一创举，并认购了巨额资本。7
到1850年代中期，政权的信心开始动摇。交易所似乎过热了。资本涌入投机性企业，绕过了国家希望扶持的生产性企业。由于投资者的行为偏离了帝国的优先事项，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们转向更直接的干预形式：试图引导投资、优待某些证券，并给市场降温。然而，政权高估了自己控制资金流动的能力，也低估了在一个日益互联的全球经济中起作用的反身性动态。结果，国家临时起意、参差不齐的即兴努力引发了分裂，招来政府反复无常、不可信赖的指责。更糟的是，干预本身成了负累：一旦情况不妙，仅仅是干预这一举动，就使政权显得要为市场的不稳定与投资的放缓负责，在1857—185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如此。面对自身治理资金流动能力的局限，以及日益高涨的公众批评，政府改变方针，在1860年代放开资本市场，支持公司自由设立，取消了政府核准程序。
从国家—市场关系入手理解第二帝国的经济管理，能为史家所称的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提供新的解释：一段是1850年代的“威权帝国”，以拿破仑三世的个人统治、权力的垂直组织以及对政治与报刊的镇压为标志；另一段是1860年代的“自由帝国”，以更自由的贸易、更少的规制以及政治权威的逐步下放为标志。8 对这一过渡的政治学叙述强调自保的压力，认为帝国需要容纳日益壮大的共和派反对派，以挽救其对权力的掌控。既定看法是：这一转向是在反对派赢得选举支持之际争取更广泛认同的策略，因而是对“君主制共和国”难题的务实折中方案，正如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所说，这个难题“自1789年以来一直纠缠着法国的所有宪法”。9 经济史则主要聚焦1860年起自由贸易的开放，以及拿破仑三世对英国自由主义始终潜藏或不断增长的迷恋。在其自由化措施中，皇帝承认罢工权以安抚工人，部分放开报刊，并开始与埃米尔·奥利维埃政府分享更多权力。为了让他的意识形态转变显得可信，皇帝长期被描绘成斯芬克斯般莫测、兼采各家的人物，务实地顺应历史环境的要求。在这一不断演变的叙述中，拿破仑三世“时而被描述为受英国自由派影响的人，时而被称为‘圣西门派的’恺撒，有时又被说成是社会主义者”。10
如果我们循着这场金融治理试验走下去，一个不同的视角便浮现出来。正如上一章所示，波拿巴派国家试图通过警务机构监视和解读金融市场，而这一努力逐渐暴露出行政知识的脆弱。本章把这一分析从市场监视延伸至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考察政权通过规制、市场信号以及创立国家支持的金融实体来协调投资的努力。在1850年代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外部约束与意识形态姿态，还有政权对自身抱负局限日益加深的认识。1860年代的自由转向不单是一项政治让步：它是一场历时十年的资本治理试验的结局，这场试验撞上了市场本身不可预测的反身行为。本章追溯这场试验，以及它的许诺逐步瓦解的过程。
扶植公共信用
从184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到1848年革命，国家公债（rente）——由法国政府担保的基准公共债务年金——急剧下跌，成交价格远低于一百法郎的票面价值。4.5%公债从1845年114法郎的高点，跌至1848年六十三法郎的低点。11 先是身为总统、随后身为皇帝的路易－拿破仑，代表着那位能够强加商界利益所渴望的法律与秩序的强人。一位巴黎场外经纪人对波拿巴派复辟的回忆，传递了那一刻的金融狂喜。政变之后，“我们见证了一场或许空前绝后的惊人上涨行情。……价格不是在涨，而是在飞涨。公共财富在不到八天之内翻了一倍多”（图4.1）。12
1851年9月至1852年3月间，5%公债从九十二法郎攀升至略高于票面，4.5%公债则从七十四法郎飙升至101法郎。13 它们的回升标志着跨过了一道重大的金融与心理关口。相应的上涨行情不仅为投资者带来厚利。它还显示出公众对新政权信用状况的评断，也显示出公众相信经济前景正在好转。14 公债价格的上涨提供了一份新的授权：理论上，市场愿意接受国家借款的更低利率，因为它对该政权的经济管理有了更大的信心。
更廉价的借款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推行其纲领所需要的。他的政权着手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城市更新、公共工程、铁路建设，以及众多其他旨在使法国经济及其城市现代化的举措。15 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策略，从圣西门派的公共投资理论中汲取灵感；这一理论支持一个“扩张学派”，主张以公共举债作为比加税更具生产性的替代方案。16 正如拉菲特与佩雷尔兄弟在1820年代最初倡导的那样，这一理论的基石是通过降低国家债务所付的利率来改善公共信用。增强公共信用并非国家唯一的动机。降低利息负担还能腾出资本，使其得以投入公司股份。17 事实上，如前所述，第二帝国核准的股份公司远多于以往各政权。政府对资本市场活动的鼓励，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加利福尼亚黄金涌入带来的全球货币宽松的支持下，助推了始于1852年的金融繁荣。18
波拿巴的新政府迅速抓住了1852年3月市场亢奋的时机。旧的5%公债被换成利率降至4.5%的新券，新券在十年内免于再次转换。19 与1825年上一次公债转换的自愿选入方式不同，这一次则是强制加于债权人的。20 1852年的转换由财政大臣让·马夏尔·比诺主持，伊萨克·佩雷尔从旁协助，时值动产信贷银行成立前六个月。21 这次公债转换的成功施行是一个转折点，它“确认了法国公共信用的稳固”。22
若没有波拿巴派政权行使政治意志、绕开立法机关以法令推行转换，这一行动本不可能实现。23 这一行动的成功还有赖于1852年3月争取到法兰西银行的合作：作为满足政府要求的交换，该行“朝不保夕的特权”自1855年延展至1867年；政府的要求包括提供七千五百万法郎的信贷额度，接受铁路证券作为垫款的抵押品（此议出自埃米尔·佩雷尔），以及最后，将贴现率由5%降至4%。法兰西银行研究的权威阿兰·普莱西（Alain Plessis）称这对该行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创举”：该行曾在1820年至1847年间的二十七年里一直维持4%的贴现率，并且，与它的英国同行不同，断然拒绝变动贴现率，在此前的数十年里顶住了诸多抱怨，甚至包括自家总理事会内部的抱怨。24 尽管该行向公众给出了自己的独立解释，普莱西的分析表明，“政治权力才是真正的发起者”。25 “独裁政府”成功打破了该行的惯例。该行董事夏尔·勒让蒂痛陈自主的丧失，将其比作英国政府对英格兰银行的征服，后者的“全部资本都让渡给了国家”。26 这当然是夸大之词，因为英格兰银行虽致力于支持货币稳定与公共财政，却并未被纳入发展主义的议程。至于市场对更低利率的反应，交易所价格飙升，为转换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证明，这次转换在财政上的意义，不及其在政治与宏观经济刺激上的意义。27 这种威权式的金融政治经济学路径，明显背离了奥尔良王朝（即七月王朝）时期的做法：彼时，拟议的公债转换屡屡因立法机关的反对而受阻。28
圣西门派主张降低公债利率，不仅因为这能降低国家的借款成本，也因为公债利率树立了基准，信贷市场的其余部分都据此校准自己的利率。29 在信贷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国家作为国土上的最高权威以某一利率借款，那么优质、低风险的企业将以略高的利率借款，而公民个人则要支付更高的利率。因此，降低基准利率会产生正向的连锁效应，使资本更易为社会中的生产性成员所获得。更廉价的信贷使那些拥有安凡丹所称颂的“实业天才”的人能够投身生产性事业，从而将其才能化为现实，造福整个社会。30 正如埃米尔·佩雷尔所论，2%的利率能成就许多商业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利率为5%的国家里是不可能的。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明这一概念，这个比喻借自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家雅克·杜尔哥，用以解释更低信贷利率层层传递的好处：
可以把利率看作某种水平面，低于它，一切劳作、一切耕作、一切实业、一切商业都将停止。它像一片铺展在辽阔陆地上的海：群山的顶峰高出水面，形成肥沃而经过垦殖的岛屿。如果海水退落，随着水面下降，坡地便显露出来，随后是平原与谷地，上面覆盖着各种各样的物产。水面只需上涨或下落一英尺，就足以淹没辽阔的岸地，或把它让给耕作。正是资本的丰裕赋予一切企业以活力，而货币所付利息的降低，既是资本丰裕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标志。31
圣西门派支持资本主义的实业，即一种产生盈余的经济活动，但他们设想的是引导金融服务于社会改良，而非仅仅让游手好闲的食利者致富。他们的终极愿望是把基准利率降到零，这反映了他们的信念：金融制度应当服务于集体福祉，而非私人积累。在这种情形下，收入将更多地归于愿意运用资本的生产性社会成员：实业家、工人、供应商。32 这种对金融生产主义的强调，将在1855年至1859年间政权针对资本市场的后续行动中显露出来。彼时，它将试图强行把资本导向它眼中的生产性投资工具，使其远离虚高的金融资产、外国证券与衍生品投机。
债权人基础的民主化
为改善公共信用，国家还致力于公共债务的普及化。在政权看来，债权人分布得更广，能通过降低价格、平抑价格波动、增加未来债券发行的潜在买家人数来增强市场流动性。更广大的金融公众，也能抵御那些持仓集中的金融大户的操纵：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市场日常节奏施加着过大的影响。所谓信贷民主化，当然仅限于有储蓄的人，如死亡遗产清单中保存的有价证券记录所揭示的，那终究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33 尽管如此，其想法在于：这种民主化无论多么有限，都会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并由此推而广之，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通过让更多的公民持有政权的债务，国家使公民的利益与自身利益趋于一致：公民成了维护持有国债所得稳定收入流的利害相关者。这一策略可以看作皇帝另一番努力在金融上的对应物：他借君主仪式、巡行外省以及其他意在“将统治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纽带人格化”的表演性姿态来提升自己的声望。34 以类似的方式，金融纽带使公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从而巩固政治正当性与社会稳定。
公债持有的民主化进程在路易－拿破仑成为拿破仑三世之前就已经开始。急于提振大幅贬值的公债价格的第二共和国，已采取若干措施让公众更容易持有公债，例如在1848年7月把最低息票额由10法郎降为5法郎。35 这类创新把圣西门派早在七月王朝铁路热潮中就倡导过的一项原则推广开来。比如在1840年代，埃米尔·佩雷尔就率先推出“民主的”三百法郎面额债券，使铁路投资比当时通常为一千法郎面额的此类债券更易企及。36
波拿巴的帝国政权为全国的储蓄银行制定了新规，意在进一步扩大公共债务持有者的社会构成。1851年6月30日，一部新法把储蓄银行改组为公益事业机构，账户上限由一千五百法郎降为一千法郎，存款利率由5%降至4.5%。37 这项措施并非意在惩罚储户，而是要把收入微薄者，如工人、家仆、店主、手工业者和职员，纳入公共债务持有者之列：一旦他们的储蓄超过一千法郎的门槛，就转换为公债。38 储户往往缺乏把财富转移到更高收益机会所需的金融教育与见识，以至于有人把储蓄银行称为“资本主义的初级学校”。39
为扩大公债持有者的基础，政权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直接向储户募集借款，而不是经由金融中介组团承销。1853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财政大臣比诺于1854年安排了第一次政府借款的公众直接认购。据说这一主意出自银行家兼报业大亨儒勒·米雷斯，他论证说，直接认购将使所有投资者处于平等地位，并绕开金融中介之间的纷争，展示“帝国政治”的成功。否则，这些中介会把公债优先组团承销给自己的客户，加剧金融界内部的竞争张力。40 拿破仑三世更被“金融全民公投”这一想法所吸引，因为它直接向法国储户发出吁求。41 这笔借款大获成功，99,224名认购人共出资4.68亿法郎。政权在宣传中盛赞“资本的普选”，这是政治语言与金融语言一次耐人寻味的混用。42 随着认购人数在此后数年稳步上升（1868年达到672,000人），公共债务的规模也同样攀升：它在第二帝国期间膨胀了100%以上，令七月王朝时期区区20%的增幅相形见绌；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上升了。43 这些资金虽有一部分投入公共工程，但1850年代政权支出增长的最大部分，投向了与克里米亚战争相关的军事开支；法国于1854—1856年间参战。44
拿破仑三世早先宣告的“帝国即和平”，就国内安定而言或许成立，但一涉及地缘政治纠葛，这话显然没能维持。45 克里米亚战争向“后拿破仑时代的财政军事体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46 如我们将看到的，战争还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动态：战争期间，它是市场不确定性与波动的来源；战争结束后，它又成了公司伺机募集资本的催化剂。战争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是1850年代国家对资本市场采取干预主义路径的又一动因。到1855年，交易所似乎过热了，而政府政策也被列为潜在的肇因之一。47
治理资本市场的过度饱和
1852年的强制公债转换虽然降低了借款成本，却也使投资者对国家债务未来长期收益的预测变得更难把握，这促使投资者考虑其他金融证券，即公司股票与债券、外国铁路证券，以及外国政府债券。因此，1850年代初的政策在支持公共债务扩张的同时，也刺激了投资公众对更多样证券的胃口；恰在此时，日渐增多的交易所手册与金融报纸也在教育公众理解这些投资选项，详见第六章。讽刺的是，投资者胃口的多样化作为国家行动的间接后果，反而加重了政府的流动性忧虑。
皇帝与他的大臣们担心，收益丰厚、波动剧烈的股票正在把投资者从公债那里诱走。另一些因素进一步提升了这些非国家证券的吸引力。新设股份公司的核准制度给获准公司罩上了一层光环，投资公众将其解读为政府的隐性背书。结果，股份公司的股票以溢价成交。法律与政府本无意让股份公司被看作国家支持的企业，但这种解读是合理的推断。政府的行动，例如为铁路债券利息提供正式担保，使这些实体在事实上成了准政府支持企业。法兰西银行接受铁路证券作为垫款的担保，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感。48
与此同时，随着1852年至1855年间股息飙升、股市价格走高，人们对股票的兴趣急剧膨胀。到1855年，政府已在表达对证券价格过高的忧虑。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所释放的乐观情绪，又把股市推向更高的位置，放大了政府对交易所过热及其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担忧。49
过热的迹象之一，是发行股份的股份两合公司（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par actions）迅速增多。与股份公司不同，股份两合公司无须政府核准，这使它们成了欺诈性方案青睐的工具。与此同时，高收益的外国证券成了冒险投机者的首选。在官方市场之外，马路市场，即场外市场（coulisse），在规模与范围上都显著扩张，下一章将论及此事。这个非官方市场交易的，是未获准列入官方证券名录的证券，该名录由国家授权的经纪人掌管。
到1856年，金融证券的过剩正在淹没市场。报纸定期刊出计算：那些已经在交易的股票与债券，还有多少款项有待缴足。股票之所以资本未缴足，是因为证券只需缴付发行价的一小部分便可开始交易。其逻辑是，公司开展实业活动并不需要预先拿到全部预计资本，因此允许公司分期逐步收取资本。然而，这些股票的认购人迟早有义务全额缴付。其后果是，未来的资金已经押在了现有证券上，因而不能再指望这些资金支持尚待发行的新证券。
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趋势。到1850年代中期，市场观察者已经认识到，泡沫般的价格是金融危机的先兆。确实，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越来越被理解为市场的内生性特征，这一认识又转而开始影响政府的决策。早在1830年代中期，评论者就已谈到危机的周期性。50 1838年，伊萨克·佩雷尔在他为《辩论报》撰写的一篇早期文章中，把金融危机描述为具有从繁荣到崩溃再到复苏的一般趋势：届时“真实投资取代投机”，公众在交易中重获安全感，“这是国家抵御〔未来〕金融危机的最好保障”。51 但直到1850年代，克莱芒·朱格拉才利用历史数据，把七至十年信贷周期的想法正式化——后人称之为朱格拉周期——他从1857年起把这一看法公之于众。52
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周期是一种可观察的历史规律，但正如贝特朗·吉尔（Bertrand Gille）所解释的，“在人们谈到的各种温度计之中，要观察哪些现象，仍然难以辨明”。53 这意味着，虽然危机的周期性复发提示了主动预测与应对的可能，但解读市场信号的认识论基础依然不确定、有争议。随着市场扩张并日趋复杂，确定主动规制的适当路径远非不言自明。经济知识的这种初生状态有助于解释，为何从1855年到1859年，政府施行了那些直接市场干预：事后看来，这些干预显得临时起意、试验性且短视，并引发争议，其矛头指向它眼中市场非理性的种种表现。鉴于政府希望以资本市场为工具，为那些能赋予自身政治正当性的最终目标提供资金，它便依其评估采取行动：借用伊萨克·佩雷尔的说法，投机正在篡夺“真实投资”。
限制公司设立
1852年至1860年间任国务大臣兼皇室大臣的阿希尔·富尔德留存的内阁会议纪要，揭示了皇帝及其内阁如何理解资本市场动态并实施干预。54 1856年2月至7月间，内阁得出结论：新股票与债券的数量和品种，部分是政权自己在1850年代初的政策所刺激的，如今已对市场稳定构成根本威胁。大臣们所说的“金融证券的过度充裕”，正在把投资者从政治上最优先的政府发行证券那里引开，引向其他政治上不那么有利的证券。55 因此，1856年，国家开始积极劝阻、甚至干脆禁止公司发行新证券。此举并非全无先例：1855年，政府就曾阻止动产信贷银行通过发行债券募集新资本，理由是需要为政府自己的债券发行保住公众的胃口。56 这一决定对动产信贷银行的声望与经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结尾将论及此事。
国家自1856年起施行的这些大动作扰乱了整个证券市场。到1856年3月，过多的公司证券新发行计划似乎堵住了发行管道。3月8日，在有皇帝出席的内阁会议上，公共工程大臣谈到铁路公司要求再募集5.17亿法郎。财政大臣皮埃尔·马涅指出，国库还在等待一笔借款的4.5亿法郎到账，巴黎市预计要发行五千万法郎的市政借款，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多家公司为响应市场景气而提议发行“数额巨大的证券”。此外，法兰西银行“正在研究增资的办法，而已经有一大批证券尚未售出”。马涅提议：一段时间内不再向新企业授予特许权，以确保已经安排好的股票与债券发行能够吸引到投资者。57
在大臣们讨论如何为争夺资本的各项工程排定先后时，富尔德告诫同僚不要指望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能立即带来和平红利，并提醒内阁：“针对皇帝政府、以信贷体系的滥用为靶子的攻击”正愈演愈烈。58 他力主放缓公共工程的节奏，并主张政府总体上“在开支上要十分节制”。皇帝指示他们次日把如下公告刊入《箴言报》：59 “对和平的期待催生了许多兴办企业的方案；新的公司正在组建，每天都在向行政机关递交申请；抵制这种过度的推动是政府的职责，因为它可能危及已经开办的事业，并可能影响公共信用。皇帝因此决定，拒绝接纳一切新证券。”60 在和平时期骤然关停资本市场的发行，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一禁令的期限并不确定，动摇了市场信心。
皇帝的审视随后转向资本的形成。后来的内阁会议纪要证明，他对公众批评政府处理信贷体系的方式日益关切。批评者质疑铁路等政府支持行业所筹资本是否健全。在1850年代初的繁荣中，各家铁路竞相举债以锁定资金，而未能协调各自发行的节奏。61 1856年4月9日，拿破仑谈到他的怀疑：铁路公司发行的证券“超出了它们的需要”。富尔德回应说，重要的是考虑铁路究竟应当建立在倚重债券（债务）的“资本体系”上，还是建立在股票（股本）上，尤其是因为本国铁路债券大都由国家担保。政府对铁路债券的担保已造成复杂而意料之外的后果。62
首先，政府担保使铁路债券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这意味着新发行的铁路债券获得旺盛的认购需求，认购额有时达到可供发行量的数倍。由于筹资如此容易又有政府支持，铁路公司宁可举债，也不愿增发股本。铁路公司的高层偏爱举债而非增发股本，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动机。债券持有人不以利润分红的方式取酬，股东则不然。因此，经理人有动机少发股票，以使现有股份分得的股息最大化。这是因为，每股股息越高，股票对投资者就越有吸引力，从而推高股票的市价。于是，创办人与经理人——他们通常是最大、最早的持股人——发现通过发行债券来筹资、用债务资本来扩张铁路，对自己有利。这些投资助长了利润更高、因而股息更高的循环，而收益归于一小圈股东。
作为这种事态的后果，富尔德解释道，政府对铁路债券的支持“造成了与公债之间如此危险的竞争——公债从前是信贷的罗盘——以至于公债如今难以自持，而铁路股票却涨到了其原初价值的三四倍”。63 这话属实。64 富尔德承认，在1840年代，开发铁路这样一种相对新颖、资本密集的技术曾需要政府担保，但他推论说，如今需要的是“股票，而不是债券”。65 财政大臣表示赞同。政府的支持使激励机制失衡，最终损害了国家的政治—财政议程。
这段讨论凸显了政府正艰难应付其优待铁路债券政策的意外后果：这项政策无意间抬高了铁路股票的价格。这种对公司股价的间接、人为的支撑，削弱了政府在资本市场上有效竞争资金的能力。当铁路股票以发行价许多倍的价格成交时，公债面对的却是相反的境遇：成交价格低于票面价值，旧的3%公债以每百法郎面值七十五法郎成交，新的4.5%公债以九十四法郎成交。这一插曲向政府凸显了干预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揭示了这类行动如何可能无意间与国家更宏观的目标相冲突。随后，1857年的危机使这个行业陷入困境，法兰西银行不得不向铁路公司垫付资金，以维持其运转并帮助其债券发行售出。动机之一是铁路证券的抛售正在更广泛地拖累政府证券的价格。66 倘若市场保持强劲，政府或许会收回对铁路债券的担保，但金融危机迫使它出手救援。不过，在当时意在使金融与实业道德化的圣西门派事业中，事与愿违的并非只有铁路债券的溃局一桩。
在1850年代中期，政府面对日益增多的迹象：金融投机对公共道德与社会稳定的有害影响，可能对这个政权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早在1855年12月，派驻交易所的警务专员就已报告对实业股票质量下滑的忧虑，指出许多股票出自濒临破产的公司。这种“实业上的道德败坏”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股份两合公司股票的泛滥：这类公司不具备较大的股份公司所享有的同等有限责任特权。股份两合公司的股票往往以更低的价格发行，因此更受财力有限、见识较浅的投资者欢迎。67
七月王朝时期，欺诈性的股份两合公司曾如雪崩般涌现，冲击金融市场，几乎促成限制性立法的通过。然而，政治分歧与商界的强烈反对最终扼杀了所有拟议的法案。68 1850年代，据称这些不断增生的股票所催生的道德堕落广受议论，甚至引来国际报界的怒斥。《经济学人》报道了法国的情形：“两合（en commandite）公司以最离谱的许诺并发行25法郎、15法郎、10法郎、5法郎乃至1法郎这样零星面额的股票，在较穷困的阶级中助长赌博。”69
为遏制投机的冲动，1856年2月，就在政府宣布全面冻结新股份公司组建之前不久，皇帝驳回了一项备受瞩目的股份银行申请：该方案由伦敦银行家威廉·格莱斯顿（自由派英国政治家、未来首相的堂兄弟）与法国银行家阿尔芒·多农提出。这家银行与动产信贷银行相似，打算发行小面额股票。皇帝担心这些股票会“落入身份低下一等的持有人之手，并刺激赌博的狂热”。70 继1856年3月冻结金融证券新发行之后，皇帝接着把审视转向现有公司的做法，询问大臣们：这些公司所筹资本是否超出了眼前的需要。内阁讨论了“公司利用公众贪欲的后果”以及“股份两合公司问题”。71 富尔德希望出台新立法；经过长时间讨论，皇帝指示大臣们向参事院提交一项立法建议。4月发布的一份立法报告强调，新近被卷入金融市场的“小额资本”地位日益重要。报告警告说，股份两合公司发行的股票洪流有可能吸走这些小额储蓄，“损害公共信用”，并把资本导入浪费性的投机企业与赤裸裸的欺诈方案。72 随后，6月30日，一部法律获得批准，使股份两合公司的设立变得极其困难，实际上等于取缔了它们。73 这类企业的组建数量骤降，发行股份的两合公司这一形式实际上被消灭。74
该死的旋转栅门：向入市者征税
金融民主化的意外后果在交易所也日益明显：在第二帝国治下，交易所成了一个早熟却又混乱的大众活动场所。75 1856年以前，除妇女、未成年人和未获复权的破产者外，人人都可自由进入交易所，尽管妇女确实设法在边缘处旁观，并通过中介参与其中。76 交易所这种无拘无束的开放性，有助于解释人们对“道德传染”的担忧，也有助于解释国家为何要设法抑制其散漫特质，以阻止过度投机危害法国社会。这个说法在那一金融狂热的时代被频繁使用，其用法既反映了它在十九世纪初精神病学语境中理性消解的含义，又预示了它在十九世纪末集体与群体心理学中的应用。77
1856年春，政府收到外省公民要求管束交易所的呈请。在巴黎之外，全国舆论对金融体系的态度正在转冷：人们认为，大都会与交易所的投机正把资本从外省抽走，而不是促进外省的发展。吉伦特省的“大批居民”上书皇帝，抱怨“金钱正从乡村消失，转而流入交易所的投机”。78 这种怨声尤其令人不安，因为正是外省的有力支持在1848年把波拿巴推上总统之位，又在此后的全民公投中为他登上皇位提供了授权。在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财政大臣向拿破仑三世保证，政府已在努力纾解外省的疾苦，并历数“陛下对资本流动施加的各项限制”，同时指出，吉伦特省的呈文提供了“政府各项措施所追求目标的新证据”。79 在政府探索市场干预的途径时，它就开征交易所入场税一事征询了巴黎商会的意见。1856年春的这番往来揭示，旋转栅门的设置另有一层政治动机：此前，旋转栅门的设置一直被归因于国家在1856年12月决定不再为交易所的维护出资，而把这项开支留给了巴黎市。80
1856年5月12日，商会在答复中把关于交易所状况的意见呈交商业大臣。81 它断言，涌入交易所的人群已多到这种地步：既妨碍了大楼的治安警卫，又威胁交易的安全，并“激起舆论的激烈批评”。82 商会权衡了设置入场费作为可能补救办法的利弊，担心若手段过重，会“酿成灾难或流于无效”。鉴于“一切在交易所之外、影响公共证券价格的聚会都被严厉禁止”，对公共市场的准入必须“尽可能少受妨碍”，以维护保障市场准入的法律。83 此外，商会还认识到，证券持有在小投机者之间的广泛分布具有体系性的重要意义，是抵御大户操作的屏障。商会建议，150法郎的年费认购或五十生丁的日费是合适的，也与欧洲其他金融中心采取的措施相一致。与伦敦、汉堡和阿姆斯特丹施行的保证金与收费制度（柏林也在考虑之中）相比，巴黎交易所其实相当宽松。84
1856年12月17日，政府宣布开征交易所入场费：每日一法郎，或全年认购150法郎。政府最终决定的费率为何高于巴黎商会所主张的，原因并不清楚，但可以推测，政府意在设置更高的准入门槛，以服务于其道德化事业。巴黎交易所四周装上了旋转栅门，由警察看守。据巴黎商会称，这项收费在头一年的效果“从道德角度看令人满意”，因为它似乎减少了“冒险的投机与贪婪”。这项措施在财政上也相当成功：年费认购收入360,000法郎，日费收入340,000法郎。这些数字折算下来，相当于二千四百名市场常客，以及大约1,133名无认购的每日使用者。85
这项税压低了闲杂访客的数量，从而提升了交易所总体的职业化程度，但针对旋转栅门的反弹随即而至。交易所常客怒不可遏，竟至于以抛售证券作为“报复性”抗议。86 “证券一度下跌，”一位金融经纪人描述道，“因为抛售是表达对政府不满的一种方式。这无疑不符合市场的利益，但它证明交易所有感情，而且有时它把感情置于利益之前。”87 这项措施没能保住宝贵的公债的价值。
律师阿马布勒·S. 贝莱一类的批评者把开征交易所入场费解读为从根本上否定国家与公债持有人之间的神圣契约。国家依赖公众认购其债务，而公众认购的前提是商定可以进入一个活跃的交易市场。贝莱写道：“在把证券出售或交付给公众之后，再去阻止或妨碍这个公众进入这个市场，将是一种不义。”88 国家“无权”通过突然设置障碍，或允许巴黎市这样做，来“从根本上改变财产的性质”，无论巴黎市有多么迫切的岁入需要。他接着说，这一新制度有利于“资本同盟”及其操纵市场的能力，损害的则是“中小投资者”：他们无力集中持仓，也无力“在市场中弄虚作假、为己牟利”。贝莱呼应着警务监视中的那些主题，凸显交易所的阶级政治，强调它如何靠播撒于社会的认识论失序与情感失序而兴旺：“因此，尽管人群未必能有意识地理解这些市场操纵，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围绕证券与商品制造的虚假变动，在舆论中煽动激情，扰乱社会，并损害各领域正当商业活动的存续与流转。”89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金融阶级政治以及国家纵容之责的批评，只会变得更加显著、更加激烈。
金融保护主义与税制改革
遏制过热交易市场的最后一项、也是最激烈的干预，是对金融证券征税。一段时间以来，要求开征此税的压力一直在积聚，它来自各省农业利益的代表与“不动产”所有者（他们的财产要纳税）。1855年2月，国务大臣审阅了法国东部默尔特省议员安托万·约瑟夫·德鲁奥呈递皇帝的一份请愿书。90 德鲁奥是忠实的波拿巴派，更不用说他还是一位拿破仑麾下将军的侄子，其意见不能不被认真对待。他论证说，农业人口间接蒙受国家举债之害，因为举债“把资本抽走，转而导向交易所”。91 德鲁奥的推论是：既然交易所是新财富的产生之地，国家就应当在那里取得岁入。一级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它把证券组团承销给正当实业的长期投资者；然而，二级市场上频繁的过户把资本束缚在迂回周转的金融把戏里。他认为没有理由把它们排除在征税之外。德鲁奥呈请政府考虑对二级市场上股票与债券的过户（即发行之后的交易）征税。本着其他呈请人在批评一个威权政权时那种小心翼翼的分寸，德鲁奥在结尾称颂皇帝的仁厚与信任：拿破仑三世无疑无意加害、也无意疏忽，他只是不了解自己那些本意良善的政策在遥远外省造成的反响。
1856年6月，雅克·佩雷，巴黎与约讷省的大地产主、多数派中的独立议员，在一份广为流传的、吁请政府回应并对交易所交易征税的呼吁书中，把对金融财富的攻击升级了。“法国的动产财富已呈现出一种新的性质”；它退出了对实业的有效运用，转而助长“投机、赌博与投机倒卖（agiotage）的习气”。受近年来市场上实现的惊人收益所诱惑，一家之主（pères de famille）“辛苦挣来”的储蓄如今面临灭顶之灾，被献祭在交易所的祭坛上。92 这场“时疫”甚至蔓延到“我们乡间的居民，以及工人和仆人”，他们被场外市场（coulisse）上那些名声不佳的金融中介灌输了这种“邪教”。93 经济学家那套规制可能弊大于利的告诫，不该去听。佩雷论证说，一个强有力的、“像我们的政府这样深得民心的”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这种金融体制既不公正也不公平，而且它损害公共信用。他对议员同僚们断言：“如果皇帝说他想要这项税，我确信它会被你们所有人接受。”94
1857年6月，政府颁行新法，对记名证券（登记在册的证券）的过户按每交易一百法郎征收十二至二十生丁的税费。该法的结构设计旨在鼓励持有记名证券，而抑制其交易。95 佩雷一类的倡税者曾设想它普遍适用。然而，政府设置了少数几项豁免，包括国家公债、省与市镇发行的债券，以及由地产信贷银行经手的抵押担保债券。96 这是一项政治抉择。后两项豁免将维持外省与农民获得信贷的渠道，而他们是政权支持的根基。与此同时，法兰西银行与地产信贷银行的股票却不享受同样的豁免。97 这项税的结构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等级序列，意在提振政权自身的信用，同时不损害各省、各市镇以及生产性土地使用者的信用。
与国家的其他市场干预一样，这项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它未能使公债重振其作为“交易所的准绳”的荣光。98 公债的成交价格继续低于票面。阿尔贝·勒盖一类的律师把法国金融证券价格所受的不利影响与资本外逃归咎于这项税。他解释道，免税的“特权地位”本应“确保公债以高于一切其他公共证券的价格成交”，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相反，“过户税吓坏了公众，公众不论对错，把它视为迈向所得税的第一步”，同时又把“外国资本吓离法国市场”，并把“我们的〔本国〕资本驱向外国证券；由于1857年6月23日的法律，外国证券反而豁免了这项收入削减”。99 雪上加霜的是，证券税的恶果与1857年金融危机撞在了一起。一些史家把这场危机描述为现代史上第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其直接引信是1857年8月美国的恐慌。不过，法国金融报纸早在5月就报道了信贷疲软的早期征兆，就在过户税宣布之前数周。100
自1855年起政府实施了诸多市场干预，国家为给市场活动降温所作的持续努力，在此之后成了现成的替罪羊，尽管这场危机的结构性条件主要系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以及1850年代繁荣期信贷的过度扩张。101 尽管政府曾试图挡开危机，但它在市场中的活跃角色使它暴露在公众的指责之下。许多公民以为，国家的介入意味着它掌控一切，因此它要为加剧危机负责。
危机与批评
政权这些临时起意的干预看似显著改变了资本流动的格局，却并非以预期的方式。政府很快认识到：堵住资本偏好的渠道，并不能保证资本会被导入国家想要推广的其他渠道。相反，被改道的大部分资本面对政府的限制——如1856年3月对新发行的冻结——似乎以彻底逃离本国作为回应。102 1857年，当外国私人证券与法国证券被课以同样的税，当交易所的官方场内市场（parquet）被禁止为不合规的外国证券挂牌时，许多投资者转向了非正式的场外市场。103 这一事实上的免税在无意间提升了此类外国证券的吸引力。政府以资本市场为工具、服务于自身目的的种种努力终告失败，这使它暴露在日益高涨的公众批评之下，因为它的政策显得既无效，又适得其反。
甚至在1857年崩盘之前，批评者就已经把旋转栅门政策所造成的阶级特权（它偏袒更富有、更老练的投机者）与法国资本流向外国企业联系了起来。这一批评的一个生动写照，出自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之手：画中一位投资者正在“练习通过交易所的旋转栅门，好去当俄国铁路的养路工”（图4.2）。对俄国铁路债券的投机就这样在画面上与为俄国铁路建设提供实际资金绑在一起，进而暗指法国资本投资的外流。弦外之音很清楚：这些世界主义的投机者背弃了法国的利益，这呼应着佩雷的指控：交易所连“一丝一毫的爱国心”都没有。104
为抑制外国证券的吸引力并把资本导向法国公债与国内投资，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它堵住了外国债券豁免遗产税的漏洞，并指示官方证券经纪人（agent de change）不得为未缴纳相应税负的外国证券挂牌。当这些措施未能浇灭对外国铁路债券的热情时，一项更强硬的法令于1858年5月22日接踵而至。该法令限制新的外国铁路公司进入官方牌价表，并禁止外国铁路债券在其全部股本缴足之前于法国境内交易。105 罗马铁路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chemins de fers romains）一类心怀不满的公司哀叹，该法令“倾覆”了它们的计划。106
这些自我保护措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1856年至1858年的规制干预加速了金融活动向不受监管的马路市场（场外市场）的迁移；在那里，更廉价或不合法的交易滋长，包括逃税与交易未挂牌的外国证券。107 政权把场外市场视为双重威胁：它从官方市场吸走流动性，又侵蚀官方经纪人的定价权威。作为回应，政府先是试图禁止场外市场交易外国证券，而考虑到场外市场根本未获官方承认、不许营业，此举本身自相矛盾。最后，在1859年，政权诉诸追诉，将巴黎场外市场整个取缔，此事将在第五章考察。
政府的持续干预只让公众批评愈演愈烈。1859年4月，内务大臣把几期《实业》转呈帝国检察官审查。尽管检察官最终认定这些文章罪证不足，但这一事件凸显了各部大臣对日益增长的异见有多么焦虑。该报主编奥班·韦尔尼奥勒论证说，自1857年危机以来持续存在的“金融证券的贬值”，要归罪于旋转栅门与证券税，以及场外市场的取缔。108 韦尔尼奥勒写道，由于危机重创了小投资者，市场上依然活跃的只剩“银行家及其代理人、大投机者，以及或多或少铁了心的玩家”。“〔从前〕带着现金储蓄或证券凭证现身的那种真正的公众，已所剩无几”。他观察到，尽管“危机造成的不信任已经消散”，这个更广大的公众尚未回到交易所。
韦尔尼奥勒论证说，政府的干预使本已糟糕的境况更趋恶化。旋转栅门收费与证券税成了阻挡小投资者的关卡；而小投资者天生的看多倾向曾一度支撑市场价格。结果，交易所被拱手让给了大资本家：他们宁可让资本保持流动形态，换言之，他们做的是投机，而不是买入并持有证券，从而对公共信用施加压抑性的影响。韦尔尼奥勒描绘了一场善恶两极的搏斗：坏的市场参与者正在战胜好的市场参与者。“持有资本与证券凭证的公众”已不再“足够众多、足够强大，足以充作制衡力量、去抗击”投机金融。随着持券公众的影响力消退，“交易所，或者不如说公共信用”，发现自己“任凭某家金融机构摆布：它乐见空头的胜利，而非多头的胜利”。109 尽管国家怀着“最值得称道的意图”，它却“麻痹了那台注定要生产公共财富的机器”，任凭一份“反经济的勒索”挟持社会、任其摆布。110
韦尔尼奥勒的话传达了这样一个论断：波拿巴派国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强化了交易所的阶级政治，而不是拆除它、以实现金融收益更平等的分配。公债与其他金融证券的持有或许有了些许民主化，但这些投资的收益却似乎压倒性地向最大、最有权势的参与者积聚。这套话语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财富积累动态的现实。1842年至1913年间，七十一个年头里有六十六年，资本回报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111 食利者从金融资产中获得的收益，支撑了十九世纪法国不断加剧的财富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巴黎尤为显著。更有甚者，人口中较贫穷的那一半人去世时，几乎没有传给继承人的净财富或金融资产。112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时代或许有更多人参与了金融市场（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以及国家保护小投资者的关切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参与往往转瞬即逝，并未带来持久的财富积累。收益继续向最富者集中：他们持有最大的证券组合，能获得更优越的中介服务与信息，并且能以普通储户无法企及的方式熬过金融危机。国家的干预未能压倒这些根深蒂固的市场动态，既未实现其工具性目标，也未实现其设想的社会结果。具体来说，圣西门派所想象的那种愿景——更广泛的金融参与将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的红利——始终未能实现。
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不满越来越把矛头对准国家行动与制度。动产信贷银行的个案以鲜明的方式展示了波拿巴派政权从干预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化立场的过程。动产信贷银行起初被赞颂为政权金融创造力的体现，后来却成了政权失败的象征，从政权的宠儿沦为它的浪子。当国家禁止这家银行扩充其资本基础时，由此引发的恶果放大了民众对大型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批评。这一插曲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圣西门派金融愿景的幻灭。曾经看似雄心勃勃、满怀希望的理想，如今越来越被斥为天真而不切实际，或干脆是虚情假意，这侵蚀了人们对金融与社会整体进步相契合、与经济增长红利向下分配相契合的信心。
动产信贷银行与圣西门派金融的收场
在1852年至1855年间，动产信贷银行的股票既是交易所上最赚钱的，也是波动最剧烈的，既赢得投机者的钟爱，也招来批评者的猜疑。作为一家公开上市的实体，该行的股票在塑造市场的投机文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当市况转坏时，动产信贷银行成了幻灭情绪汇聚的焦点：一是对圣西门派金融创造更美好社会那一度崇高的抱负的幻灭，二是对国家扶持特许金融机构的幻灭。该行的地位由此使它成为抨击集中的制度性金融权力的理想靶子。动产信贷银行的兴衰，正是1850年代更大趋势的缩影。但这家银行不仅是缩影，它还是那个时代的中心角色。
正如第二帝国的经济管理总体上那样，动产信贷银行立志成为的样子与它最终成为的样子并不相同。回顾一下：在1820年代至1840年代，佩雷尔兄弟设想过一家强大的银行，它将推动向圣西门派实业社会的过渡；这个社会将把最具生产性、最有才华的个人提升到高位，以造福众人，同时削弱不事生产的游惰者的影响。在这一愿景中，社会的全部资本存量将由一家处于中心位置的银行机构掌管，它是其社会政治纲领的心脏。佩雷尔兄弟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中看到了实现这一金融愿景的机会；波拿巴怀有一定的圣西门派同情，尽管其承诺的真诚与否在史家中尚有争论。113 他们力求通过创立动产信贷银行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家旨在解决困扰法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机构。
1852年9月至11月间，大臣们与银行的组建人磋商了银行的具体安排。内务大臣佩西尼让该行走股份公司的核准程序快速过关，佩雷尔兄弟则与路易－拿破仑本人讨论了银行的细节。114 设立动产信贷银行的明确意图，是推动政府的公共工程议程，即“为减轻国家以补贴促成交通线路建设的负担而效力”。该行初拟名为“公共工程银行”，后来删去“银行”二字，因为这一称谓须留给法兰西银行那样的发钞行。115 但该行要成为资本形成之跳动心脏的终极抱负是宏大的。正如伊萨克·佩雷尔1854年在股东大会上的讲演所回顾的：“动产信贷银行的构想，源于国家可用来组织大型企业的信贷手段不足，源于金融力量因离散而施展不开，也源于缺少一个强大到足以把它们联结起来的中央权力。”116
凭借动产信贷银行，佩雷尔兄弟谋求把综合债券（omnium）化为现实，把法国企业的股票与债券统一到该行的资产组合之中。在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他们从未放弃这个梦想：由才华出众的银行家管理一个规模庞大、品种多样的金融资产组合，以此作为担保基础，发行“生于资本的亲密连带”的统一债券。117 投资者不必承担每一种各有脾性的金融证券所固有的风险，而是可以持有动产信贷银行的债券，从而把自己面对的风险敞口标准化，使之对应于一幅大得多的金融证券拼图。这家银行将把金融市场的混沌转译为统一的秩序，向社会提供“每日生息、既能让最微薄的储蓄生利、也能让最可观的资本生利”的证券。118 简言之，佩雷尔兄弟把动产信贷银行设想为一家庞大的控股公司，它将完善资本的流通，并促成资本所生盈余向公众公平而有规律地分配。在他们看来，投资的社会化（先在法国、最终遍及全欧）还将抑制战争，因为生命与资本的毁灭将意味着由众人共担的毁灭。
动产信贷银行的创立，于1852年11月20日在《箴言报》上公布。它拥有六千万法郎的初始资本，划分为五百法郎面额的股份，其中头三分之一全部由该行创办人认购。119 依其章程，这家公司将身兼多职，从贴现既有的信贷契约，到创办新企业与公共工程。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行将购入并组团承销公司股份，并提供活期账户、贷款与垫款等信贷服务。假以时日，这些业务的扩展将以发行债券来筹资，发债规模可达其六千万法郎初始股本的十倍。120 该行受到严格的监管；其董事会汇集了许多怀有圣西门派同情的重量级人物，初始股东名单中既有旧精英的显赫姓氏，也有新贵。121 董事会成员包括莫尔尼等皇帝的亲信，众多圣西门派人士（佩雷尔兄弟、他们的表亲罗德里格、戴希塔尔、日后以苏伊士运河闻名的费迪南·德·雷赛布），以及上层银行界（haute banque）的世家，如富尔德家族、马莱家族与塞利埃尔家族。122 伯努瓦·富尔德短暂出任该行首任董事长，随后董事长一职于1853年12月移交伊萨克·佩雷尔。除了詹姆斯·德·罗特希尔德这一著名的例外，第二帝国的精英大多聚拢在这项激动人心的新事业周围。
在核准之前的数周里，内阁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组建施加了重大影响。尽管政府对初始章程作了预防性的修订，它对这家银行的纲领仍然抱有极高的热情。1852年11月4日，律师出身的公共工程大臣皮埃尔·马涅支持该行设想的“把股票与债券归并为一个共同基金，代表投放于各实业的资本”，换言之，即综合债券原则的实现。123 在他看来，这一事业是“把资本留在各类企业之中的最佳办法，而这些企业构成了国家金融财富的最大部分”，从而减小法国资本外流的风险。124 马涅对该行计划中的未来发债规模怀有顾虑，但他试图对银行章程所作的保守修订未能成功，这证明政府对这个项目抱持乐观。125
1854年4月，伊萨克·佩雷尔在该行于旺多姆广场一处气派新址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接任了董事长。126 这座新总部配得上动产信贷银行的宏伟抱负。该行最初几年的业绩与其股价堪称惊艳，映照并放大了这些年金融市场的整体强劲表现。该行的股息从1854年的五十九法郎飙升至1855年的204法郎；后者相当于每股五百法郎实缴资本的40%以上的利润，这是惊人的收益水平，也是难以维持的水平。127
舆论转冷
在1855年那笔非凡股息之后，动产信贷银行宣布计划直接向股东发行债券。尚未分享到该公司惊人利润的投资者急于获得这次新认购的资格，于是争相买入该行股票，股价随之飙升。9月，在首次公告二十天之后，公司改变立场，声明应政府的要求，它将不再发行先前公告的债券。政权担心，动产信贷银行的债券会浇灭公众对政权自身发债的热情。128 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中的巨大反讽：拿破仑三世的参战把财政负担加诸国家与资本市场，从而动摇了动产信贷银行，而这家机构在佩雷尔兄弟的构想中，本是要为欧洲和平作保、让法国远离毁灭性军事征伐的。
至此，这家银行成了国家以冻结资本市场新发行来给交易所降温的努力的牺牲品。动产信贷银行的股票随后暴跌，令新股东愤懑不平：他们是在误导性的信息下买入股票的。随之而来的动产信贷银行风波，其影响远远波及巴黎之外。据蒲鲁东说，在动产信贷银行溃局期间，东部外省城市南锡的投机者输给了巴黎投机者1200万法郎。这些巨额损失引发了商业灾难，并导致南锡数家银行机构清算。129 指控四起：该行的董事们坑骗了投资者，趁着涨势抛售自己的持仓。130
一位名叫古皮先生的股东把动产信贷银行的董事们告上了法庭。起初，他的案子被轻罪法庭驳回，但随后该案于1856年6月在民事法庭开审。131 古皮在公司首次公告即将发债之后不久买入了二百法郎的股票，紧接着股价便一落千丈。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法国最负盛名的律师之一、议会雄辩家，同意代理古皮，使此案更受公众瞩目。132 贝里耶攻击动产信贷银行的制度灵魂，声称该行在公众中煽动了一种致命的赌博狂热。控方还攻击该行的领导层，论证说董事们借股价上涨之机溢价抛售了自己的股票。董事们则辩称：阻止他们发行所公告债券的，不是他们的意愿，而是政府的命令。
贝里耶对缔造了动产信贷银行的政府支持提出了毁灭性的控诉：“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你们赌博（jeu），你们是看得见牌的庄家。……〔国家〕授予你们的专断特权，已把这个国家置于最可怕的动荡之中！”133 贝里耶论证说，该行过去几年的非凡盈利只能是幻景。实体经济不会在一两年内增长数倍，那么，如果该行的利润来自实业企业所发行的金融证券，它又怎能夸口如此规模的利润呢？动产信贷银行一方的辩护则坚称，该行从事的是正当业务，支持着铁路与生产性实业的建设。法庭站在了动产信贷银行一边，宣布古皮的诉求不能成立。当然，在一个威权政权之下，涉及政治的事务，法庭不可能被视为独立于国家利益行事。
然而，这桩官司所传播开的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尤其是在1857年市场崩盘之后。贝里耶的描述在法国与外国报纸上广为流传，以至于警察总监皮埃尔－玛丽·皮埃特里在1856年7月致公共工程大臣欧仁·鲁埃的信中大段引用了贝里耶的话。134 贝里耶使政府显得与该行的活动“利害与共”。135 或隐或显，批评者越来越多地把政权描绘成该行社会恶行的纵容者。
皮埃特里强调，对动产信贷银行日益升级的批评正威胁着政权。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议员佩雷，在他抨击金融体系的激烈演说中，痛斥某些“堂皇机构”所施加的向心引力：这些机构或许发端于某些人“深沉而崇高”的抱负，他们“为对公共福祉的关切所驱动”，却终究把小额储蓄吸入股市，只为抬高股价、为这些大机构兑现利润。136 蒲鲁东则不那么含蓄，他指责动产信贷银行造成了法国“投机倒卖的集中化”。137 皮埃特里强调，批评者的胆子越来越大：对动产信贷银行及其与政府特权关系的批评，一度是隐晦的，如今正变得直白。例如，竞争铁路线路特许权的对手们正在散布一则流言，说政府未经正式表决就把比利牛斯铁路网许给了动产信贷银行。立法团中的反对者利用这则流言在议员中煽动不满，议员们又把它传遍外省。皮埃特里警告大臣们：这个话题已激起一种“强烈而激切的情绪”，并且“与日俱增”。138
政府显然认真对待了这些批评，并在私下里承认其言之有据。1856年6月，即佩雷演说数周之后，内阁讨论了银行家儒勒·米雷斯的一项方案；米雷斯在政权早年曾为其组团承销过多笔借款。因此，他的方案有分量，值得内阁郑重考虑。米雷斯渴望把他经营成功的铁路金库（Caisse des chemins de fer）从两合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其商业模式本已类似动产信贷银行，而股份公司所带来的法律与声誉特权，将使两家投资银行站到同一片竞技场上。讨论这份呈文时，公共工程大臣鲁埃对当初赋予动产信贷银行如此特权表示惋惜。他承认，动产信贷银行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如果再有一家公司依同样的基础组建，将会变本加厉”。皇帝表示赞同。139 政府转变了心意，开始认为动产信贷银行这样的股份公司投资银行，在现有的公司设立制度下存在根本缺陷。
商业大臣把这个坏消息告知了米雷斯。他在信中解释说，“不必要地增多这类机构〔动产信贷银行那样的股份银行〕的数量，我们将落得最不幸的结果：在大型实业中心养成某种政府监护制，并刺激交易所上投机与赌博的癖好，损害正当的商业。”140 无独有偶，当詹姆斯·德·罗特希尔德与组成“反佩雷尔卡特尔”的其他上层银行家（hauts banquiers）银团于1856年12月提议创办帝国公共工程商业实业银行（Comptoir impérial des travaux publics,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时，该方案被参事院驳回；参事院更属意于把巴黎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的资本翻一番。141
这里呈现的是国家对动产信贷银行一如既往的名义支持：它保护该行不受新的公开募股竞争者冲击，便是明证。当然，来自私有的罗特希尔德银行的竞争，在铁路建设与国际银行业务上依然强劲。然而，在实际层面，国家却削弱了动产信贷银行实现其最初抱负的能力，即募集远为庞大的资本，以扩展其对大规模投资的融资。国家的行动束缚了动产信贷银行，使它走上一条再未能复原的衰落之路。到1856年，政权已经认识到，它对这家银行的支持正在侵蚀自身的正当性。在此背景下，尼古拉·斯托斯科普夫（Nicolas Stoskopf）关于整个银行业的那个耐人寻味的论点格外切题：“银行革命以蜗牛的步伐前进，被威权帝国捆住了手脚！”142 波拿巴派国家无力调和其金融理想与经济治理的现实，最终为公司自由设立立法与公共银行业的开放铺平了道路。
动产信贷银行的改铸
动产信贷银行的股票在1857年危机中暴跌；该行把残余的流动性都用于向自己已创办的企业垫付资金，日益受困于筹资难题。尽管国家实际上阻碍了佩雷尔兄弟获得维持该行所需资本的能力，它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始终对动产信贷银行的声誉保持高度警觉：主动监视公共言论，并惩罚对该行的批评。143 例如在1861年，阿尔弗雷德·克朗庞，《世界报》所刊载的最受欢迎的交易所公报之一的编辑、也是第六章将论及的一部投资手册的编者，把这家银行比作一座“大赌场”，并指控其董事们“专事坑骗”。144 他因攻击该机构及其董事的名誉，被判监禁十五天，并处罚金五百法郎。
克朗庞的命运并未吓退拉乌尔·布东，即广受欢迎的《股东报》主编；在报刊公民自由扩大的背景下，他从1862年起发表了数篇针对动产信贷银行的开创性批评。145 这些文字受到国家审查机构的密切监视，直至1868年布东去世。146 他的第一篇重头批评，是1862年出版的一部专著，题为《论法国享有特权的信贷机构之真相》（La vérité sur les institutions de crédit privilégiées en France）。这部书浓缩了一份历史性的控诉，指向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及它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监护；这份控诉自1852年起就在酝酿，却在政权的威权十年中大半遭到压制。147
布东的《真相》在法国报界广为宣传，并获共和派反对党议员、《新闻报》编辑阿尔弗雷德·达里蒙的好评。148 布东与达里蒙怀有共同的蒲鲁东主义信念，也同样不信任圣西门派以金融工程解决社会问题的抱负。149 布东被誉为“报界最早不加粉饰、不略细节地讨论1852年以来的金融体制的人之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评断，因为时人把波拿巴派政权理解为一个新金融体制的开创者，无论后世史学争论如何；他也由此成为批评国家与金融勾连的一个持久的参照点。他的著作将持续产生回响，直至帝国终结之后；彼时，反金融的、且往往是反犹主义的话语在第三共和国治下愈演愈烈。150
布东论证说，支撑法国金融机构的特权正在扭曲资本分配与市场经济的真实性质。他从公司入手，批评“匿名之洗礼”（le baptême de l’anonymat）：这指的是政府授予股份公司的两项特权，公司有限责任的法律特权，以及获准不在公司名称中使用合伙人姓名的名义特权。在他看来，这一特权在金融市场内部造成了一个阶级等级序列：股份公司获得诸多提升其声望、进而提升其股价的好处，从表面的国家支持，到跻身国立贴现银行获准据以发放垫款的那一小批精选证券之列，无所不包。151 布东的论述逐一批判了各大股份银行，从地产信贷银行到农业信贷银行，最后落在动产信贷银行上。152 布东承认，动产信贷银行的创立怀着“世上最好的意图”。但在实践中，它已沦为“我们时代最危险的经济与金融谬误之一”。153
意图与实现为何背离？他论证说，答案要到政府特权助长了一种坏的投机中去寻找；那是一种“反经济的、颠覆性的”投机，它以牺牲好的投机为代价，在这家银行里滋长。布东论证说，“有益而具生产性的”投机增加社会的财富，而不是从中抽取。154 他论证道，动产信贷银行是一种不具生产性的投机类型的制度化身，这种投机“攀附在公司与实业股票之上，如同槲寄生攀附在树上……只是抬高这些证券的价格，而不给其产出增添分毫”。这种投机不仅抬高金融证券的价格、经由二级市场实现“人为的增值（plus-value factice）”，它还“把资本从〔真实〕财富的生产中抽走”，从而让社会付出代价。“不是认真去研究在坚实基础上发展企业的有用途径”，以支持“正经而持久的投资”的成功，这种不具生产性的投机“一心只想诱使资本去追逐提前兑现的增值”。一旦这成了“资本家唯一的关切”，他就不再是“实业中有益而正经的合伙人”。对“实现这种虚构的增值”的执迷，把他变成了“只是一个过境的二手股东，总是急于抛下自己投了资金的事业，好去捕获证券上那〔由市价波动产生的〕暂时性资本利得”。155 在这套论述里，动产信贷银行培育了一种反社会的市场主体性，它颠倒了真实投资的时间性，使交易所成了短期抽取的引擎，而非长期生产的引擎。
布东认为，政府特权从三个方面助长了这种坏的投机。其一，特权给予了真正的国家支持，或近乎国家支持的地位。政府的干预、警察行动、财政措施，以及“无所不能的投机者的操纵”，伪造了“公共信用的真实状况”。156 在动产信贷银行一案中，政府的干预尤其有害。布东论证说，坏的投机已经盘踞并腐蚀了这家机构，因为它的“投机者〔受到〕匿名形式的保护”，这使它的活动与个人责任脱了钩。157 在制度尺度上，坏的投机利润惊人，在市场上涨时尤其如此。这一动态解释了动产信贷银行为何能在1850年代初的繁荣年头赚取超额利润。
其二，布东点明了动产信贷银行所助长的坏投机有着怎样的机会成本：它使社会丧失了一项关键资源，即流动性。他先于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而论证说：坏的投机逻辑导致资本闲置在银行的金库里，而不是被生产性地运用于有前途的事业，因为“害怕一旦遇上做一笔新投机的良机、手边却没有立即可用的资本”，已经成了资本所有者中间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心态。158
其三，动产信贷银行把资本驱入一种狂乱而不安的追寻之中，要它不断寻找新的利润来源。这与埃米尔·佩雷尔的看法恰成对照：在佩雷尔看来，对外国企业的投资是动产信贷银行对法国作出的最重要贡献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为法国投资者提供了更高的回报。159 布东则相反，他以一个义愤的金融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解读这种资本迁移：“动产信贷银行，”他声称，推动了“本土资本的移民外流，把它带往俄国、奥地利、德意志、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最终带往全欧各地”。160 布东的民族主义使他批评该行与外国投资者的合谋：这些投资者利用巴黎交易所上高企的证券价格，获利抛售自己的股份，把持仓变现，把法国的财富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外国去。161
布东的结论是：政府的干预，尤其是政权向某些金融机构授予特权，恰恰扭曲了拿破仑三世本想扶持的东西：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信用。在布东看来，通过扩大证券持有来实现交易所收益民主化的抱负，反而使一个特权阶级致富，并助长了把资本从具有社会生产性的用途中引开的投机。他论证说，政权对动产信贷银行的支持，助长了互相竞争的各类金融证券的泛滥，它们以溢价卖给投资者，从而损害了政府的信用，也伤害了公债。162
作为回应，布东要求政府撤销动产信贷银行的特权。他主张，摆脱了政府偏袒所造成的扭曲，金融体系就能按其内在的经济理性运转。布东论证说，这种现实与表象的合一，将使资本得以向生产性企业作有益于社会的配置。讽刺的是，布东对金融体系的愿景，与伊萨克·佩雷尔数十年前阐述的理想如出一辙，只不过佩雷尔寻求的是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而布东提出的是自由主义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布东并未攻击佩雷尔兄弟本人，而是把自己的批评建立在该行的制度设计与政府对金融现实的扭曲之上。163 总的来说，他不诉诸人身攻击，更不像第三共和国的反金融檄文将日益常见的那样，把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来攻击。164
威权帝国早年的金融治国术，体现了一种浪漫—乌托邦式的愿景：驾驭公众储蓄与资本市场的联合潜能，以驱动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这一愿景意味着在刺激资本市场的同时，保护投资者免受猖獗投机所催生的道德堕落。为达成这些目标，政权采取了干预主义的立场：特许设立那家独一无二的、强大的动产信贷银行，并在预见到流动性紧缺之际施行临时性的市场规制。这一路径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一级资本市场服务于社会的更大福祉，而过度的二级交易与投机市场则减损资本的生产性运用。
然而，这一信念掩盖了对金融市场自主倾向的一种根本误解。这些矛盾通过国家一次次失败的市场干预主义试验逐渐暴露出来。到1850年代末，波拿巴派政权无力调和其目标与市场现实，使人看清：由国家主导来解决市场问题是不可能的，至少，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们所设想的那种解决方式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有效的资本管制在技术上尚不可行、在政治上也行不通的时代，国家认识到：在交易所的领域里，它意志的表达是有边界的。
本书的叙述重新界定了自由化的问题，把它解读为，至少在资本市场的领域里，对国家主导的事业内部失败的回应，以及对那场失败方案所暴露缺陷的适应。165 到1862年，不得人心的交易所旋转栅门被拆除。1863年，在针对政府偏袒获准股份公司的批评日益高涨之际，阿希尔·富尔德致信商业大臣：“依我之见，让政府摆脱其监察与监视之权所带来的重大责任，将是有益的。”166 那一年，朝建立一般设立程序迈出了第一步：资本不足二千万法郎的公司，可依此程序设立。银行业经历了自由化，为大型新参与者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里昂信贷银行（1863年）与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1864年），它们的抱负在许多方面与动产信贷银行如出一辙。167 随着银行机构的专业化程度降低、章程愈加自由，各家董事会也更放开手脚，以1850年代不曾允许动产信贷银行与地产信贷银行采用的方式经营。用银行史家尼古拉·斯托斯科普夫的话说，1860年代的“自由转折点”标志着“银行业混乱的全盛期”。168
至于动产信贷银行，它在1860年代扩充资本与业务的努力，先后被政府、法兰西银行与罗特希尔德联盟挫败：既无法通过萨伏依银行发行可流通的短期信贷，又在1863年被拒绝增资。与罗特希尔德家族的角力、新银行的竞争、过度扩张的资产组合风险，以及为救援它那家摊子铺得过大的地产公司（1858年设立的不动产公司，Société immobilière）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这一切使该行的处境愈发艰难，而经营不善与内部冲突的流言则侵蚀着公众的信任。尽管1866年获准将资本翻一番，该行其时已陷入危机；1867年3月，其股价跌破票面，遂由法兰西银行出手救援，救援迫使佩雷尔兄弟辞职。虽经改组，动产信贷银行再未恢复昔日的声望。169
然而，人们不能把186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看作一次直截了当、首尾一贯的范式转换，就此终结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义。干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正如杰罗姆·格林菲尔德（Jerome Greenfield）与戴维·托德（David Todd）各自独立强调的，在1860年代，国家加大了对公共工程的直接财政支出，并支持与其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相符的对外投资流动，这项政策支撑了法国的非正式帝国主义。170 这些更为直接、更有针对性的经济干预主义，不同于第二帝国1850年代威权时期针对交易所所作的那项尝试：把资本市场作为一个体系来驾驭，使之大体与国家的内政与经济议程相一致。
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新立场，随公司自由设立而具体化。1865年2月，拿破仑三世宣布，进一步的公司自由化即将以一项新法案的形式到来，它将“给予商业结社更大的自由，并解除政府那始终虚幻的责任”。171 伴随这一宣告，皇帝还概述了其他自由化改革，包括废除民事与商事事务中的债务监禁。他以一段反思作结，这段话浓缩了他观念的演变：“乌托邦之于善，犹如幻景之于真理；进步绝不是某种或多或少精巧的理论的实现，而是得自经验、经时间验证、为公众舆论所接受的结果的运用。”172 把拿破仑三世这番话解读为由衷之言，并非不合情理。从他在1830年代与1840年代那些近乎乌托邦的著作，到1852年他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热情支持，确曾有一个时期，他相信某种“或多或少精巧的理论”的许诺。然而，经验与试验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一次又一次旨在驾驭资本市场的干预，只招来对政权政策及其社会后果日益高涨的批评。
公司设立自由化的决定，并不只是拿破仑个性的反映，也不是对英国模式迟来的仿效。尽管自由设立公司法在英国与在法国的实施相隔十二年，波拿巴派政权在这段时间里走的却是自己独特的、终究难以为继的资本市场治理模式，同时对公众舆论保持着敏锐的回应。到1867年，随着公司自由设立立法的通过，一切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有权组建股份公司，国家实际上放弃了它自诩能掌控市场的姿态。这项立法使政府卸下了决定公司生死这副日益沉重、又吃力不讨好的担子。它标志的不只是一次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份无言的承认：在一个经济复杂性不断扩张的时代，威权式的金融治理有其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