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两次巨型通胀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印记，尤其因为它们曾与“重大”历史事件相伴随：1790年代的法国通胀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连，1920年代的德国通胀则通常被视为魏玛共和国失败与纳粹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尽管其他纸币也曾由多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发行，而且发行数量过大，以致贬值，18世纪末的指券事件仍可夸耀一项可疑的荣誉：它是“现代”通胀的首个实例，连超级通胀也包括在内。此外，人们普遍承认，通胀是法国大革命激进化——也就是“打滑”——的强大推动因素，并最终导致共和二年的恐怖统治。通胀结束、货币重归稳定之后，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与经济萧条为督政府的垮台和波拿巴的上台铺平了道路。如果说1789年至1799年的政治史“以金钱问题为节拍”，那么实体经济——农业、工业、商业——在这十年间也同样紧紧受制于财政与货币事件。再者，如果说革命法国已成为“一座巨大的制度实验室”（米歇尔·布吕吉埃），那么财政、货币与经济领域也远未逃脱形形色色的实验；这些实验不妨被视为1914年以后许多国家所采纳政策的“先声”。
因此，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货币实验，理应成为法兰西银行献给1789年二百周年的一份献礼。本书的撰写委托给了笔者，而主要由于笔者的过失，待到本书问世，1989年庆典的灯火早已熄灭多时。尽管如此，本书的出版仍恰逢一个二百周年纪念：即无套裤汉于1793年强加给革命政府的首个反通胀方案问世二百周年；更确切地说，是1793年12月建立首个已知外汇管制制度的二百周年！
尽管酝酿时日长久，本书并不以原创性自居。本书不以任何档案研究为依据，利用的是印刷史料，其中有些特别有用，如让·布沙里发现的银行家书信、阿尔封斯·奥拉尔刊布的警察公报、卡米耶·布洛克辑录的立法文本。自然，本书也试图综合以往的研究。诚然，其中不少研究可能显得陈旧。关于革命纸币的最佳著作，仍是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1930年出版的《指券》。年代更久的马塞尔·马里翁《法国财政史》，至今仍是不容绕开的经典，也是一座资料宝库。人们指摘过它细节上的错误、它对财政正统学说毫不妥协的执着、它对纸币的“偏见”，但所有史家都曾毫无愧色地利用它。当然，从那以后，从卷帙浩繁的学位论文到短篇小文，大量研究贡献了成批的资料，本书已尽力吸收。但综合之作寥寥无几，弗洛兰·阿夫塔利翁的出色论著除外；他是以合格经济学家身份处理这一问题的少数作者之一。布吕吉埃比任何人都更熟悉革命与帝国时期的财政，但他的过早辞世，使我们无缘读到他本应写出的那部杰作。
法国读者或许会对本书频频引证英美史家感到惊讶。这是因为，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如今各自拥有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家学派，成果异常丰硕，质量上乘，往往还极为上乘。此外，这些史家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行那样，卷入那场使法国同行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内战。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更有可能找到“公允”“客观”、较少沾染政治激情的判断。这种激情在所谓雅各宾派史家身上格外显著，其中一些人甚至堪称雅各宾—列宁主义者。这些雅各宾革命的无条件的圣徒传作者中，若有人对革命的某一方面给出否定性判断，我们尽可毫不犹豫地信从他1！还应补充的是，这些史家还以在经济问题上的惊人无知著称，也以对统制经济美德的执着著称，而1989年的几场革命已使这种统制经济变得过时。
因此，本书不属于圣徒传文学，不像1989年那些以“大革命与遗产”或“大革命需要学者”为题的可笑展览，竟企图掩盖破坏艺术品的行径，并为处决拉瓦锡辩护！但本书也力避一切诋毁。“你不喜欢法国大革命”，伟大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有一天这样责备笔者。这个责备并不公允；但笔者是否犯下这桩死罪，应由读者评判。
尽管如此，笔者十分清楚大革命财政史所面临的种种可怕困难；布吕吉埃与居伊·蒂利耶对此已有十分精当的分析。前者在1986年毫不犹豫地写道，它“尚有待撰写，而且无疑将长期如此”。巴黎公社社员毁掉了财政部、会计法院和国务会议的档案，幸存史料的整理又不完整或欠妥，这些都使它备受拖累。此外，财政与货币领域一度极端混乱，投机、秘密交易和“欺诈2”五花八门，各地情形千差万别，都给研究造成了严重障碍。然而，蒂利耶仍为大革命货币史界定了一个宏大而严苛的研究纲领，特别是在地区层面，这个纲领充分显示出我们的无知范围之广，尤其是在“货币的实际经历”、人们面对指券的态度、窖藏、高利贷的影响、实物支付等方面。货币曾有一整部地下的历史，却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以致史家的工作只能是探索性的、残缺不全的。因此，本书呈现的只是“若干开荒之作”，并且清楚意识到环绕着它们的“晦暗地带”。另一方面，本书力求不囿于狭义的货币领域，而是把货币史重新放回实体经济史之中，寻回两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本书面向的读者比专业史家更广，因而不附学者们所看重的、页下出注的“考订注释”。他们会在书目中找到补偿；书目按全书四个部分编排，应能帮助他们查明作者各项论断的出处。同样出于对非专业读者的照顾，本书避免滥用共和历，不像某些作者那样。日期或用公历，或两历并出，但绝不单用法布尔·代格朗汀的那套历法；惟热月9日与果月18日3例外。
最后，作者还有一项愉快的义务：感谢所有参与过本书工作或帮助过他的人。首先要感谢法兰西银行行长雅克·德·拉罗西耶先生，他尽管公务繁重，仍欣然密切关注本书，并惠赐序言。同样感谢现任副行长德尼·费尔曼先生和秘书长迪迪埃·布吕内尔先生，他们耐心关注着书稿——过于缓慢——的进展。法国档案馆总馆长让·法维埃教授与本书的缘起并非无关，谨向他致谢。法兰西银行的一位匿名评阅人仔细审读了本书初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作者对他深怀感激。
历史教师资格会考及第的西尔维·拉克鲁瓦，勤勉而聪慧地汇集了本书所用的大部分文献资料。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工程师、任职于近代欧洲文明研究中心（巴黎第四大学－索邦）的塞西尔·塔迪厄女士，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同属该中心的热纳维耶芙·奥热女士承担了手稿的初次打字，再次展现了她的打字才华与耐心的好脾气。玛丽－若泽·塞里齐耶女士则承担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一份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稿上工作，整理出定稿。
许多同事和学生为我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或批评意见，特别是保罗·比泰尔和于格·雅伊耶；但我要特别鸣谢巴伊兰大学（以色列）的埃莉丝·布雷齐斯博士：在我们的讨论与书信往来中，她的经济学家素养照亮了许多问题，她的方法的严谨也约束了史家的印象主义4。
1993年4月于巴黎。
“如果人们留心不同时代的差异，就会确信，在大革命之后的任何一个时代，公共繁荣的发展都不及大革命之前那二十年间迅速。”为支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这一论断，可以举出许多例证。法国对外贸易的显著繁荣即是一例：自路易十四死后，它的增长快于大不列颠的对外贸易；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年代里，它的总值已与后者大体相当。这种贸易，尤其是与法属殖民地的贸易，造就了各大港口——波尔多、马赛、南特——的财富，而且还使它们腹地的大片地区焕发活力；特别是，它刺激了各种各样的工业活动。确实，就产量与产值而言，法国的工业位居欧洲第一。诚然，法国的技术总体上落后于英国；但在政府和竞争的鞭策下，一些制造商开始采用英国的新事物，从纺棉花的“小机械”到勒克勒佐的焦炭高炉。在银行与金融领域，1770年代和1780年代同样见证了创新与创设；国内汇兑体系达到了高度发达与高效的水平。交易所投机的兴起——后文还将论及——同样可以被解释为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因此，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的人均国民产值自1715年以来很可能有过与英国同量级的增长；但国家却贫穷，长期无法做到收支相抵。那么，大革命会不会是一场“繁荣的革命”、一场现代化的革命，由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反抗一个陈腐的国家政权？针对这种观念——让·饶勒斯尤其持有这种观念——可以提出另一些有力的反证，特别是自埃内斯特·拉布鲁斯（他却是饶勒斯的弟子）发表《旧制度末年法国经济的危机[...]》（1944年）以来。这些研究实际上回到了一个老观念：一场“贫困的革命”，由饥饿的人民推动。拉布鲁斯喜欢贬低对外贸易的繁荣，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浮面的”5。在他看来，根本所在是农业，而农业是陈旧的，几乎停滞不动。鉴于耕作者的生产率低下，又有领主、教会和国王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边缘，而且朝不保夕，因为这种农业随气候的反复无常而周期性地遭灾。这种脆弱性，以及农业总体上无力养活人口的状况，今天也给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们与拉布鲁斯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并无渊源。
此外，拉布鲁斯发现，物价的长期上涨——约自1733年起显现，并将一直延续到1817年——在1772年至1787年之间被一个物价停滞甚至下跌的间周期打断。于是，路易十五治下的“繁荣”之后，想必就继之以“路易十六的困顿”：先是葡萄酒的滞销，继而是各种农产品的滞销，使广大农民的领主负担与赋税负担更加沉重，使他们陷于贫困。农民购买力的缩减波及手工工场，后者的主要销路在乡村。由此产生萧条与失业，而1786年自由主义通商条约6之后英国商品的毁灭性竞争使之加剧，并导致某些工业名副其实的崩溃。拉布鲁斯承认有一两年的“缓解”，即1787—1788年经济形势的好转，但一场新的灾祸接踵而来：1788年谷物收成极坏，粮价随之暴涨；三级会议以及随后的制宪议会开会之时，王国大部分地区的小麦和面包价格正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在拉布鲁斯看来，1789年经济的“崩塌”于是发生在长期“困顿”之后；“这场灾祸的严重程度，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侵袭的是一个已经深度贫血的机体。”1780年代的法国经济，究竟是一个“深度贫血”的机体，被无法化解的矛盾侵蚀，困于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是相反，一个总体健康的躯体，尽管有些弱点，却充满活力地朝正确的方向演进，只是一场突发的高烧要了它的命？长期以来，拉布鲁斯的论点在法国未受到任何批判性讨论，只有少数外国历史学家敢于对它们提出质疑。尽管近来质疑的倾向有所发展，事情并未因此完全澄清。赫伯特·吕蒂三十年前写下的文字是对的：“在这个政权末年的经济形势中，一切都仍然含混不清、可以质疑、正受质疑。”
这位瑞士历史学家十分中肯地指出，拉布鲁斯的周期性解释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对数字的复述，况且这些数字的根基本来就脆弱。事实上，路易十六治下的下跌间周期看起来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它在某些省份确实存在，但并非遍及全法国；它只造成暂时的困窘，绝非预兆着机体崩溃的恶性贫血。另一方面，如果说没有发生农业革命，那也谈不上停滞不变；靠着无数细小的进步，从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到大革命，农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拉布鲁斯学派自己也承认，谷物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不及17世纪剧烈。在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治下，人们不再饿死，甚至1789年也没有；要等到大革命、通货膨胀、限价令、恐怖统治，法国才重新尝到饥荒的滋味：那是1795年。
那么，是否应当采纳一种对路易十六治下法国经济的乐观看法？大概可以，但要加上许多保留。保罗·贝罗什最近的计算表明，1789年的法国虽是一个富裕国家，按照许多经济指标衡量却仅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而非处于前列。另一方面，约翰·哈里斯和其他作者的研究表明，把英国技术移植到法国的努力遭遇了种种困难，并在许多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就连庞大的殖民贸易大厦也并非没有裂痕，它的前途也没有保障……18世纪的增长是外延型增长，是“斯密式的”而非“熊彼特式的”；法国缺乏推动一场经济革命的内生力量。况且，旧制度特有的特权与规章复合体是变革的障碍。此外，一段时间以来，法国还苦于人口增长的减弱，表现为结婚率和婚内生育率的下降（这与避孕的“害人的秘方”的传播有关）。这种明暗交杂的景象，是大革命前夕法国经济的特征，也见于本书将要专门论述的领域：法国拥有稳定的货币，财政却处于危急状态。一次构思拙劣、执行糟糕的化解财政危机的尝试，将导致货币的崩溃。在着手研究这场灾难之前，有必要先介绍货币、信贷与财政方面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