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的财政

众所周知，王室财政的危机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与导火索。按照对旧制度财政的传统看法——这种看法无论在教科书还是体面史家的著作中都能读到——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甚至无可避免的事。据说，专制君主制有一套专断、不公乃至荒谬的财政与赋税制度，它的沉重负担不断加码，把一个始终走投无路的国度推向一场不可阻挡的危机；更何况这套制度同时又繁复、低效、税入微薄。

诚然，这是一幅漫画式的图景，起初得自革命话语本身，后来又混入“共和信仰”与对某种狭隘财政正统的服膺，于是“全盘否定王室行政，以怜悯与蔑视将其压垮”（米歇尔·莫里诺）。然而，经历了20世纪无数次的财政与货币危机，见识过远比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代复杂沉重得多的税制之后，史家在评判18世纪财政时理应谨慎。尽管如此，大多数法国教师听多了陈词滥调、自己也重复多了，终于信以为真。直到1976年，牛津两位经济史家彼得·马赛厄斯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那篇开创性的文章问世，18世纪法国人税负“沉重不堪”之说才开始受到质疑。事实上，关于垂亡君主制财政危机的问题，近年已有若干研究作了澄清并有所推进，以下几页即受其启发。不过，这个问题依然“棘手”：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焚毁了财政部及其档案，留给我们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史料（正如米歇尔·布吕吉埃所强调的，19世纪许多大家族的“革命致富”同样如此，“联盟军”在这方面无意间帮了大忙）。此外，这些史料暗藏诸多陷阱：仅举一例，旧制度下一贯区分普通预算——包括债务还本付息——与特别预算，借款所得列入后者；又如总收入与净收入（“净收益”）之别。

顺便说一句，对旧制度财政做法的常见批评之一，恰恰是它没有预算，并以此作为“18世纪法国财政事务管理中无处不在的混乱”的证据。其实，财政总监署每年都编制收支“预计表”（以及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的“核实表”），这些表“看来编制得相当妥当，值得给予合理的信赖”（莫里诺），堪称“事实上的预算”。因此，“旧制度君主制没有预算之说，于法理尚可成立，于事实则不然”；当时已有“一种比看上去更严格、更现代的预算技术”（盖里）。当然，财政制度及其行政管理确实存在弊端与“原始性特征”（佩罗），为数不少且并非无关紧要，但它们并非决定性的。

可以举出的有：缺乏中央金库，尤其是国家财政与私人财务纠缠不清：管理的职责由（旧制度意义上的）官员承担，而他们其实是生意人；在他们的银柜里，属于国王的资金与形形色色的纯粹私人资金记在同一账上。每一位包税总办的银柜、每一处总收税署，都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私营银行的所在，其初始资本由纳税人无息借予，并由他们不断补充”。这些银行尤其会作短期垫款，以抵日后入库的税收，官员们征税之后，往往数月才把税款上缴。为国王征税的人，同时也是他的银行家、他主要的信贷来源，总收税官尤甚。此外，国家的许多财政运作都要经由享有特权的中间团体（教士、省三级会议、城市、包税总办）之手，或从这些团体直接获得贷款，或利用它们发行变相借款。正是国家对这些团体的依赖，使行政与税制结构的改革——尤其是取消它们的免税权与特权——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这种依赖还让国家付出高昂代价：国王到头来竟要付息借用自己的钱。正因如此，约翰·博舍认为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把财政控制权拱手交给了“私人承包者”。17世纪，当局还时不时拿几个“税约承包人”开刀；但到了18世纪，金融家们已跻身精英之列、进入“统治阶级”，把他们送上惩治金融家的特设法庭已无从谈起，更不用说绞死了。希尔顿·鲁特把这一看法扩展到整个“团体”体系：政府利用它们以更有利的条件举债，但它们凭借自己作为国王“银行家”的地位，得以阻挠任何旨在削减它们特权的改革，而那些特权恰恰损害着税制体系的收入。

另一方面，人们确实高估了那些大型征税机器的低效程度，它们的技术水准有时相当出色，征收间接税的总包税局各机构尤其如此。旧制度财政最糟糕的缺陷，并非人们以为的那些……不仅如此，王室财政并未僵化：用布吕吉埃的话说，在路易十六治下，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式的改革工地。当时出台了大刀阔斧的简化与现代化措施，例如1787年设立四名财政监察官，以及1788年3月的王室金库改革。诚然，这些措施来得太晚——实际上是太迟了——而且并未解决赤字问题，而那才是症结所在。

致命的赤字

旧制度并非死于没有预算，也并非死于其他制度性缺陷，而是死于预算赤字。问题在于确定：从何时起、又因何种缘故，这些赤字用惯常手段已无法补救，非诉诸大刀阔斧的“革命性”方案不可；从何时起，紊乱已无法挽回，政府已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尤金·怀特曾致力于重建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期的国家账目，他写道，这些账目并未显示出一种不可避免的衰落。若把路易十四去世后的那些年、以及他统治末年两场大战之后清理极度沉重的债务局面所引发的动荡放在一边，便可看到：在18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王室财政的状况并不坏，预算大体保持平衡（甚至有几年的盈余），唯这一时期的两次战争例外，尤其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它耗费了7.57亿里弗尔的特别财源（诚然，其中一半来自赋税）。但战争结束后不久平衡即告恢复，到七年战争前夕，形势比人们常说的要好；公债并未明显加重，赤字“本身既不是灾难，也不是不可补救、不可逆转”（莫里诺）。

是七年战争（1756—1763）深刻搅乱了财政：它耗费了11.05亿里弗尔的特别财源，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由赋税抵补。其余靠各种长期借款筹集，这些借款的还本付息每年给普通预算额外增加了4000万至5000万里弗尔（这持久地打破了预算平衡），或靠短期借款，由此形成巨额流动债务，当时称“可索兑债”（1764年近5亿）。一股“支付令”的洪流席卷全国；那是各财政收税官以应征税款为凭、承诺向国库垫款的字据，实质上是对税收进项的预支，由银行家贴现换取硬币。1763年和约之后的数年里，并未采取任何认真的补救措施；到1769年，法国“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卡伦）。詹姆斯·赖利认为，这场战争让旧制度承受了一剂致命的辐射量；他甚至提出，既然如此，大革命本该在1760年代就爆发！

然而，新任财政总监泰雷神甫对这个病人施行了“外科手术”。他压缩开支：降低若干年金的利息和抚恤金的数额，暂停偿还一部分支付令和包税局票据，随后把偿还摊入长期；他还增加了收入。这次破产（泰雷说，任何国家都该一个世纪搞上一次）只是局部的，但成效显著。如果相信怀特的说法，1773年与1774年（以及泰雷神甫去职后的1775年与1776年），预算均有盈余，尽管其间仍在偿还债务（见表2.1）。这一成功有公债收益率的下降为证：受“破产”影响，收益率在1770年曾升破12%，自1771年末起持续下跌，1776年初降至6%。1774年，英国驻巴黎大使报告法国财政赤字的缩减，说泰雷已使之“under some degree of control”（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因此，路易十六即位时，财政状况绝谈不上糟糕；泰雷虽极不得人心而被罢免，继任的杜尔哥总体上仍延续同一政策：厉行节约、改革行政。拜这一政策所赐，国家才得以在一次破产之后不出数年，又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乃至战后……！）大举举债。这些借款出自内克尔之手：他于1776年受命执掌财政，意在赢取储户与银行家的信任。美国独立战争（1778—1783）耗费10亿里弗尔（另加约3亿里弗尔的拖欠延至战后），其中十分之九靠信贷筹得。具体而言，内克尔在四年半内发行了5.3亿里弗尔的借款，其中一半以上以出售终身年金的方式募集。史家对这些借款多有苛责，认为它们几乎使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翻了一倍，使普通预算短期内再无恢复平衡之可能；人们还指责他沿用陈旧的权宜之计——尤其是终身年金——且出售条件比历任前任更差。

相反，几位美国史家对内克尔的施政持有明显更为正面的看法。内克尔确实是头一个建立现代型官僚机构来管理财政的人。此外，债务负担的增加被其他科目的开支压缩（逾8000万里弗尔）所抵消，这种抵消的效果与新增赋税相同。这就是说，1781年1月那份著名的《呈王报告书》预言和平恢复后普通预算将有盈余时，绝非弄虚作假；诚然，这一前提条件当时被（且至今仍常被）忽视，以致《呈王报告书》对舆论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使公众深信无需再作任何增税努力。因此，把1788—1789年的财政危机归咎于内克尔的借款并不公允，尽管预算总额最终确在1780年出现1.24亿里弗尔、1781年出现9000万里弗尔的赤字，而这些赤字由净额相当的借款填补。内克尔并未欺骗储户：他们争相认购新年金，因为他们知道债务的还本付息是有保障的。明证是利率的走向：战争临近时利率曾吃紧（至8%），随后回落到6%多一点：金融市场已被内克尔的方略所说服。

眼下且不在内克尔的批评者与仰慕者之间裁断是非。以上铺陈的主要目的，是提醒读者：旧制度的财政不幸，或可浓缩为旧教科书假托路易十四临终之口说出的那句话：“我太爱打仗了。”战争是驶向灾难的引擎，是财政覆灭的首要原因，是赤字最直接、最恒常的源头。六十年间，战争四次迫使国库作出超乎寻常的筹资努力——在各种意义上都超乎寻常——把年度开支的额外增量推到和平年份开支的50%乃至70%。从一场战争到下一场，军费越来越倚重举债，由此造成国家债务及其年度还本付息的累积性膨胀。

说到这里，有两点意见不得不说。其一：为这些耗费巨大的战争唏嘘是徒然的。让·饶勒斯说过——说得很蠢——资本主义孕育战争，犹如云团孕育雷雨；其实这种“身孕”是近代君主—贵族国家的特质，对它们而言，君主的最后手段是家常便饭，反复上演，为了荣誉、为了单位：百万图尔里弗尔。

资料来源：怀特，第550-551页，表1。1780年的数字取自“核实表”（同上，第553页，表3），该表还给出以下赤字：1781年为 −9000万，1785年为 −1.25亿。

a. 1785—1789年各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表1至6，第604-605、608-609、611、613页。

两位作者以1715年为基期给出的指数，已换算为1725年=100。征服、为了荣光。其二：责怪君主制为打仗而举债未免天真：一旦事出急需，借款是国家迅速筹得款项的唯一途径；要以赋税来负担军费的大头，无论物质上还是政治上都断无可能。而政府大规模举债的能力，正是英国国力的关键要素，下文很快就会回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公债的增长并不像海峡两岸时人所以为的那样危险；许多史家也跟着他们这样想。甚至没有证据表明，持续的赤字必然通向灾难：只要国民产出的增长高于实际利率，长期赤字是可以支撑的。然而，就18世纪的法国而言，对增长率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每年1%，而实际利率在3%以上（名义利率最低5%，通货膨胀率2%）。于是，持续的预算赤字导致借款规模越来越大、债务爆炸性膨胀，直至破产。但反过来，如果赤字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预算盈余与债务清偿，旧制度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期内承受赤字的；内克尔倒台之前，情形大体正是如此。

尽管如此，公债“确确实实吞掉了国家的财源”（莫里诺）。诚然，路易十四债务的重负因1720—1721年的崩盘而减轻：1726年，债务还本付息仅占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1751年，这一比例据说已降至28%；但它1775年升至39%，1788年升至49.3%。倘若只看普通预算，比例当然更高；若以1788年这个赤字严重的年份计算债务还本付息与税收之比，那就更高了。还应记得，宫廷开支——包括对各色显贵的慷慨赏赐——绝非过去和现在民间想象中的无底洞；它的绝对数额几乎未见增长，在国家总支出中的占比便从1726年的17%降至1788年的5.7%。影响远为重大的是债务还本付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用：它把收入转移给资产阶级——也有贵族——而牺牲“平民”的利益。

归根结底，债务还本付息与陆军、海军和外交各部门开支之和占国家总支出的比重，在和平时期几乎保持不变，介于70%到80%之间；1788年为76%或75%。阿尔贝·索布尔写下“偿付以往的战争、准备未来的战争，吞掉了君主制财源的大头”并没有错，但他指摘这个体制在教育、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上只投入少得可怜的款项，就未免天真，或者故作天真：那是一种时代错位的眼光，不合18世纪治国者、也不合当时开明舆论的习惯与心态。这种支出结构所体现的，无非是当时举世公认的国家军事职能优先：英国（1784—1792年间防务与债务还本付息吞掉国家支出的87%）及其他地方也都是如此。费伦茨·费赫尔的观察更为中肯：旧制度本可通过大幅压缩军费来节省可观的开支，但法国将因此丧失大国地位，而这是谁都不愿接受的。

国家的分量

无可否认的是，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治下，国家支出从长期看有明显增长，税收也随之增长，这常使人以为税负在不断加重，到大革命前夕终于不堪忍受。其实，这种增长应当打折扣来看。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在前引那篇文章中指出：“1725年至1785年间，相对于人口与财富，法国的实际税负并未大幅加重。”

若按时价计算税收，1725年至1785年间增幅为114%，可以说翻了一番。但若用四种主要谷物价格的加权指数折算为不变价，实际增幅就降到46%（见表2.2第1列）。至于人均税负（不变价），则十分稳定，1725年至1785年仅增6%（若选取战争年份作比较，1780年的人均税负甚至略低于1735年的水平！）。若采用盖里的序列并以小麦价格折算，税收乃至支出都是持平的，甚至有所下降。由此可见，旧制度最后六十年间，赋税的实际分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1725年至1785年间不变价税收的增长反而超过法国（总额增90%，人均税负增43%）。

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还把税收的增长与实物产出的增长作了比较¹。在法国，实物产出的增速据说快于税收，因此税收与产出之比从1720年代到大革命前夕略有下降，当时为10%—11%。在英国，这一比例始终更高，约17%或18%，且1770年后还在上升，1790年达到24%。若看财政征收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也呈现同类反差：在法国，该比重自1735年至1770年呈下行趋势，从17%跌至9%，随后在1780年代回升到12%；在英国，这一比例逐级抬升，从1725年的16%升至1790年的24%。可见，英国的人均税负更重，且在明显加重，而法国的税负相对而言在减轻。

诚然，莫里诺不接受上述后一组计算，因为它们采用了让·马尔切夫斯基及其团队测算的法国实物产出数字；必须承认，这些数字易受批评，可能偏高。不过，即便假定1785年法国的实物产出只有30亿里弗尔，而非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测算的40亿，财政征收所占份额也不过14%，仍明显低于英国的百分比。最近，弗里奇也批评了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提出英国的税负轻于法国，但这一命题站不住脚。

无论如何，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还按另一种口径——小麦等价物——作了测算。按这一算法，1725年至1785年间，法国税收的总额与人均值增幅都略大于英国；但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整个1715—1790年间，按小麦等价物计算，英国人纳的税大致是法国人的两倍。1785年，这一比例恰好是二比一²。

此外，莫里诺作过一项估算：一个“芸芸众生中的”工人，需要付出多少个劳动日才能缴清理论上的税负。以巴黎计，1726年为十个劳动日，1789年为十四个。由于英国工资高于法国，伦敦工人在1725年只需拿出八个劳动日的工资即可缴清自己分摊的税额，但到1790年就需要十八天了³。

可见，孟德斯鸠在1750年前后写下的判断是对的：与英格兰和苏格兰相比，“法国缴纳的税款远没那么重，无论按人口还是按土地比例计”。还可补充：荷兰人的人均纳税额比英国人还高，无论绝对数还是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而西班牙人远比法国人贫穷，税负却比法国人更重。

最新发表的研究并未改变这些结论。戴维·韦尔计算了1788年税收与国民生产总值——而非实物产出——之比，这种算法对英国更有利；结果是法国为6.8%，英国为12.4%（美国只有2%！）。

此外，在权威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中，盖尔·博森加承认，大革命之前“正式赋税的分量并无任何真正显著的增长……旧制度的危机并非源于赋税过重，而是源于赋税不足”。后一句话完全切中要害，下文还将回到这一思路。无论如何，以下结论已无可置疑：即使把法国在赋税的地理与社会分摊上的种种特权与不平等考虑在内，法国的总体税负与人均税负都明显轻于英国。

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还作过另一项有启发性的比较，对象是税制结构。英国的税收中，直接税所占份额不大（20%或更少）且略有下降，税收的主体（约75%）来自间接税。在法国，两类税几乎平分秋色，直接税一般还略占上风。从1720年代到1780年代，两国的这一比例大体保持稳定，仅有轻微的短期变动。

人们通常认为，直接税针对收入、储蓄与财富课征，在社会上比间接税更公平：间接税被认为具有“累退”的性质（在本例中这一说法受到过质疑），因为穷人承受的分量据说比富人更重，尤其是当它们课及盐、啤酒、葡萄酒、烟草这类大众日常消费品时。诚然，英国课税商品的范围比法国更广，英国对盐的课税也不像法国的盐税那样重；但英国税制“在社会上的落点”仍然是“结结实实地落在广大消费者头上”⁴，而法国的间接税制多半不像海峡对岸那样“累退”；尽管存在种种赋税不公，法国的富裕阶层到头来比英国富裕阶层承担了更多的税；在英国，议会受大地产主控制，听任几乎是唯一直接税的土地税名存实亡。还应记得，法国唯一带歧视性的税种（只课及非贵族）是军役税，但1788年它只占税收的15%；况且缴纳者人数众多，人均税额很低。再者，间接税分量可观——虽不及英国，却也相当可观——这一点使“赋税主要压在农民身上”的旧说难以成立。事实上，间接税的重负主要落在城市居民头上；而他们只占人口的少数，人均纳税额很可能高于乡村居民（巴黎人受的打击尤其重）。

最后，应当接受马赛厄斯与奥布赖恩（以及博森加）的结论：“旧制度的弱点不在于课税过多，而在于课税太少。”但法国史家囿于陈见，无人理会这一看法，只有皮埃尔·肖尼谈到过18世纪国家的“贫困化”；让·梅耶认为，法国若想在欧洲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就应当把赋税提高一倍，或者将近一倍。实际上，自世纪中叶起，政府听任它从国民产出中征取的份额不断下降。

不过，财政征收不足之所以危险，是相对于支出的增长而言的，尤其是相对于公债还本付息的增长，如前所述，其扩张正是战争的后果。因此应当回到债务问题，并从这一角度观察法国与英国之间同异并存的情形，这能照亮法国体制特有的弱点。

公债、年金与利率

战时举债，伦敦政府并不比凡尔赛政府逊色，都要靠借款来实现“税负平滑”，下列各场战争新增开支中以借款筹得的比例即为明证：

可见，两国政府是以同样的方式为战争筹资的！

此外，这三场战争让英国付出的代价高于法国，尤其是后两场，而英国的人口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国民产出只有法国的一半。

因此，1788年英国国债达2.45亿英镑，合近60亿图尔里弗尔，而法国君主制的债务估计为40亿或50亿，也就不足为奇了。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差距据说更大：英国债务（这场战争已使它的名义额翻了一番）当时已达2.14亿英镑，即50多亿，而法国债务在1782至1788年间大幅增长，此前尚低于1788年的数字。于是，据韦尔的数据，1788年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法国为56%，英国为182%（美国为31%）；债务还本付息只占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英国则为7%。

相反，由于法国预算处于赤字状态，债务还本付息与税收之比在法国略高于海峡对岸：62%对56%（还本付息的绝对额也是法国更高）；更突出的是，还本付息在法国相当于债务本金的7.5%，而在英国仅为3.8%。

原因不言自明：债与债不同，举债与公债管理的政策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特别要指出的是，英国国债的85%是统一公债，由永久年金构成。而在法国方面，自18世纪中叶起，却越来越多地动用各种期限很短的借款和终身年金的发行。1788年，永久年金只占国家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的24%（1740年为51%），终身年金占46%，短期债权占13%。举借短债自然带来偿还问题，偿债摊还在法国债务还本付息中占到30%之多（1788年为23%），而英国并无此举。至于终身年金借款，它们的收益率很高，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也就高昂。

从内克尔到布里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1777—1788）里，国王以设立终身年金的方式借入7.93亿里弗尔，年金年额达7650万里弗尔（另有5.24亿里弗尔以其他类型的借款筹得）。1770年以后（尤其是内克尔）的财政主持者偏爱这类借款，常令时人费解。原因首先在于，终身年金随受益人去世而自然摊销，不像永久年金那样构成永久性负担。再者，下文还会谈到，国家无法按公认为正常的利率发行永久年金。还有一种可能：内克尔偏爱终身年金，是因为这类年金正合他自己那家银行的客户口味，而他手头就有热切的认购者，在日内瓦，也在巴黎的日内瓦系银行里。内克尔的继任者，尤其是卡洛纳，曾设法避开严格意义上的终身年金借款，但不得不给自家的借款配上对认购者诱人、对国家却代价不菲的条款（偿还、或经抽签转为终身年金的选择权等），最后布里安干脆回归终身年金，并辅之以彩票，这是各家银行争相承销的唯一借款形式。

这种对终身年金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制度经历过的一番改造：它的三项特点被人利用了。其一，认购者可以自由指定一个或多个“指名者”，把年金“记在其人及其寿命名下”。年金的支付年限因而与年金领受人自身的寿命脱钩，他可以把它做成一份家庭投资。其二，年金的价格（即利率）一刀切，不因受益终身的“指名者”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而有所区别。其三，年金率——它把严格意义上的利息与摊还金合并计算——仍像世纪初那样，按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摊还期核定，这与法国总人口的中间年龄预期寿命大体相符；在这种情况下，一份8%—10%的终身年金并不比一份5%的永久年金更费钱。

然而，精明的掮客利用了这些条款，也利用了预期寿命的延长（至少在某些阶层是如此）、以及精算学与统计学的进步，琢磨出极为精巧的“日内瓦方案”。最初的雏形约出现于1760年；1771年，一笔法国终身年金借款部分地在日内瓦发售，合同分摊记在一批少女名下。到1773年，内克尔上台前不久，这套方案已经成熟。

事情是这样的：日内瓦的银行家们发现，长寿概率最高的是家境宽裕的少女：父母健康、本人结实，又生活在日内瓦这样医学与卫生条件领先的城市。于是，银行家与法国国库订立终身年金合同，“记在三十名日内瓦少女的寿命名下”（三十是死亡率统计平均律开始生效的最小数目）；共设三十份等额合同，每份记在一人名下，但全部登记在银行家本人或某个借名人名下。银行家把这三十份合同并成一个年金总盘，再拆零转卖给储户；每份零头都分摊到全部三十份合同之上，均沾三十个“人头”的死生风险与机缘（这并非唐提式年金：死掉一个人头，年金总额只减少一个分数）。银行家负责筛选人头，筛选力求“最大限度地科学”，以把年金存续期拉到最长；天花接种的普及使他们得以选用四岁甚至更小的女童，又多赚几年（1782年的一份名单上，孩子从八岁到六个月不等）。克拉维埃1783年写道：“可以稳当地指望，分摊记在三十名七岁的入选少女名下的终身年金，能领45年”；事实上，日内瓦那些“不死女”——同一批三十人名单供好几个辛迪加使用——的平均寿命竟然达到了六十三岁！银行家还负责人头的“管理”与年金的收取，是整个体系的中枢。至于年金领受人，他既不与法国国库订立合同，也与各个人头无私人关联，但可以随意出售自己的年金；本是人身性、家庭性、异质、不可转让的终身年金凭证，就这样变成了无记名、均质、可互换、非人格化、可流通、可供投机的票据。

其他一些巧妙的花样很快又让日内瓦人抢购法国终身年金的势头更旺。特别是赊购年金做法的推广，包括远期付款和分期付款。人们可以按5%甚至4%的利率借钱，买进收益率10%的凭证（通常还要把凭证存作贷款担保）。于是，光靠年金应付利息，十二年左右就能把全部买价连同利息一并摊还。以这些人头的长寿来看……买方及其后人此后还能长久坐享一笔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资本所带来的收益！日内瓦人找到了不出本金——或几乎不出本金——便能为自己造出收入的秘诀。另一方面，自1777年起，出现了专为这类赊购而设的“连带会”，会内成员彼此担保：一旦有人违约，其余成员对总价承担连带责任（往往高达数十万里弗尔）。这类连带会在巴黎、里昂、苏黎世也有出现，但规模小得多；海军总司库博达尔·德·圣雅姆参加过两个这样的连带会，所记都是日内瓦人头（1783年与1786年，成员分别为十人和八人）。最后，自1780年起，日内瓦人为了有钱买进法国终身年金，还向国外举债：在苏黎世、伯尔尼、纳沙泰尔、阿姆斯特丹，乃至维也纳。这些资金使他们得以大规模认购君主制的最后几批借款。1784—1786年间，日内瓦成立了三十九家连带会，动用的资本近1700万里弗尔；其中192家的票据将在1787至1802年间陆续到期。

不仅如此，这套方案还沿着胡格诺派国际网络既有的渠道走向国际，像油渍一样在瑞士、里昂、巴黎蔓延，最后传到荷兰；于是出现了记在沃州、伯尔尼、荷兰少女名下的年金。不过，瑞士的资本家一般宁可按5%的利率借钱给日内瓦人、接受他们的连带票据，也不愿自己购买年金。无论如何，1783年12月那笔1亿里弗尔的借款中，有4400万里弗尔是“按日内瓦方式”认购的。1794年3月，康邦宣称：1787年以前设立、1793年末尚存的6600万里弗尔终身年金中，有2300万里弗尔记在六至二十一岁的人头名下。

有人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金融时疫”（吕蒂），称之为“投机狂潮”；这套体系固然极其精巧、合乎理性，是“统计学投机”而非碰运气的赌博，却也包含着严重的危险，对日内瓦认购者尤其如此。它立足于法国国库将长期保有偿付能力这一前提，而它本身又以高利率侵蚀着这一偿付能力；通货膨胀、法国货币的贬值、1788年、1793年、1797年的几次局部破产，都将无情地驳倒这一前提。到那时，连带会的做法对它的参与者无异于一场灾难：吕蒂举了日内瓦富商安德烈·德·拉吕的例子：他1785年加入其中一家连带会，签署了九十九张连带票据，总额达200万图尔里弗尔；他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被迫在1796年2月把价值20.4万金里弗尔的全部遗产让给这些票据的其他持有人，另加2万金里弗尔，才得以摆脱这些票据。在法国，银行家雅克－马克·蒙茨则因一场1797年提起、拖到1807年的官司而彻底破产：官司的对方是一家1786年成立的连带会的票据签署人，他入社时本人尚未成年，票据又被公证人兼投机商巴鲁挪用。此外，连带条款的发明人之一米歇尔·奥德乌在1794年日内瓦革命中被枪决，罪状正是：众多破产年金持有人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另一重危险是货币的二元性：法国终身年金以图尔里弗尔支付，而通货膨胀使这种货币贬值；为购买年金所借的款项却以日内瓦货币或外币计值。事实上，许多日内瓦人——尤其是君主制最后几批借款的认购者——因“三十人头”这套玩法损失惨重；莱芒湖畔的这座城市在1792年及1794—95年掀起破产浪潮，毁掉无数家业⁶。

另一方面，人们不禁要问：内克尔及其继任者为什么没有预见到上述种种机关，这台榨干法国国库的“骇人的寄生机器”？又为什么无视精算学的进步（英国人可是照用的），它本可用来科学地计算人寿保险与终身年金借款的成本？还可以设想，他们是被正在发生的人口转变从背后击中了：预期寿命在延长……诚然，大革命使三十少女方案未能对国库酿成全部恶果：倘若记在日内瓦人头名下的年金一直以稳定货币支付到“不死女”尽数亡故，国家付出的将是所借本金的四五倍！尽管如此，1777至1787年间设立的终身年金所支付的高额利息，肯定加剧了财政危机。

詹姆斯·赖利认为，鉴于各“人头”的预期寿命，法国国家为发行终身年金所借资本本应只付不超过5.8%的利息。而实际利率是8%到10%；即便从中扣除这些年金所含20%的摊还成分，利率仍有6%—8%，许多人认为这一利率高得惊人。但财政主持者别无选择，这也正是他们偏爱终身年金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愿以超过5%的利率发行永久年金：5%是法定利率上限；但在1763至1789年间，他们本该接受更高的利率。内克尔解释说，他入主财政部门时，实际利率是6.3%，而同意这样的利率与找到愿以更低利率放款的人，二者不可兼得（1770年与1782年推出的两笔5%借款发行情况都不佳）。事实上，按第一家印度公司股票的行情推算，市场利率的正常水平约为6%（最低点出现在1785—86年，为5.75%）。内克尔所发各笔借款的平均收益率为8.3%（含摊还负担）。美国独立战争之初，他给出的利率并不比市场利率高，当时市场利率超过8%；但此后市场利率已经回落，他仍给出高于必要水平的收益率，结果是储户争相购买新年金。诚然，内克尔成功地大举举债而未推高利率（同期的英国却做不到），值得称赞；但他及其继任者没有利用时势——尤其是外国资本涌入法国之机——压低国家为借款支付的利率，理应受到批评。总之，法国运用信贷的方式极其缺乏效率：1780年代它为终身年金支付的利率，相当于联合省与英国在17世纪末才肯给出的水平（诚然，路易十四战争的尾声阶段，利率曾高达16%到25%！）。何况欧洲其他国家早已因代价过高而放弃终身年金这一套。

就其全部债务——永久与终身合计——而言，法国国王支付的平均利率为6%到6.5%甚至更高，而荷兰省付出的不足4%……至于英国，利率在反路易十四战争之后大幅下降，世纪中叶已跌至3%；后来因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大规模举债而回升，但始终比法国市场利率低2个百分点。英国3%统一公债的各年代平均收益率演变如下：

1760年代  3.59%
1770年代  3.75%
1780年代  4.64%

但在这最后一个平均数背后，掩盖着该年代之初的高位（1785年为5.15%）和此后的回落，1790年降至4%。1787年，债务还本付息相当于债务名义总额的3.7%。英法两国利率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曾彼此靠拢，随后再度拉开差距。赖利计算过：假如法国国家的债务利率与英国相同，它本可承受比1788年实际水平高出一半的债务，而不至于爆发那年标志性的危机。

如何解释法国在举债上长期背负的这一劣势？有人归因于缺少一家类似英格兰银行的中央银行，但在18世纪，英格兰银行在举债程序中的作用并非举足轻重。还有法国资本家与储户对国家缺乏信任。历史上部分赖债、削减长期借款利息、暂停偿还短期债券的先例屡见不鲜：1715年、1721年、1726年、1759年、1764年、1771年，均有其事。诚然，有人说18世纪中叶国家终于对债权人老实起来了；这并不妨碍泰雷神甫照样来了一场“外科手术”，那无非就是一次局部破产。诚然，旧制度作为债务人比人们常说的要好一些；尽管如此，它在公共信贷上的政策之专断与不可捉摸，在各大国中都是最突出的。在许多政府推行债务转换或重新谈判计划、坐享利率长期下行好处的时代，在英国政府每打完一仗就把流动债务“统一”为永久年金、并加税以保证这些年金还本付息的时代，法国却只会以部分赖债来遏制债务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储户自然要向一个欠债不还、对自身义务专断轻慢的主顾索取风险溢价（年金的领取手续本就繁琐，按期拿到钱的更是少见）。

可见，法国国王举债所付的高利率中，包含着一笔针对赖债风险的保险溢价。还要补充一点：在法国，财政是国务机密，直到1781年的《呈王报告书》为止；而在英国，公共信贷名副其实：预算每年公布并交付议会讨论，议会实际上就是国债还本付息的担保人（上一次破产远在1672年）。再补充一点：英法之间金融技艺的落差甚大。尽管英国经济学家在法国并不陌生：乔治·克劳福德的《财政原理》1785年译成法文，到1789年已出三版。

然而，把这些论点视为决定性的理由，仍需踌躇。法国人对借钱给国家的热忱迟迟未减——直到1788、1789年才消退——尽管国家此前有那样的行径，泰雷的“破产”尤其如此。况且，国家借款的利率虽高，长期看并没有上升趋势，这就排除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债主面对债务加重与政局腐化而忧心忡忡。

然而，有些史家断言，破产自内克尔首批借款起就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奇怪银行家和其他行家何以没有预见，而公众对终身年金却始终胃口不减。在这方面，克拉维埃的通信很能说明问题：他可不是个天真汉。1785年12月30日，他还在鼓吹“对（法国）王室证券的信心。我不认为……尽管有某些怨言，这信心就该动摇”。“路易金币源源而来（为卡洛纳的货币重铸而缴入），在我看来表明流通硬币的数量大得多，可见这个王国只差些许条件，债务于它就将成为很轻的负担……请放心，迄今为止情形并不像许多人想让人相信的那么糟；一旦账务简化，公共信贷将登峰造极。”1786年1月13日，他依旧乐观：“我无法设想，在一个如此得天眷顾的国家里会有什么破产的风险。亲王心存忠信……何况这个国家的财政兼有借款与偿还，硬币充盈，百业活跃，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凡此种种合起来，构成一股难以估量的抗御之力。”两周后他又写道：“对全面破产的种种恐惧都是臆想；只要稍加用心去看事情，很快就能明白。您还应当看到：此地数月来盛传信用扫地、银根紧缺，而人人照样照付不误。可见底子是好的。”反过来，他对英国并不乐观：“我劝您不必急于买进英国证券。”3月31日他又补道：“未来如何，难以预言……我最有把握的是：可做的好事无穷无尽，也完全可能为这笔国债除去它时时令人窘迫不安的一切……且说眼下，这个王国的生产力取之不竭；而我们举债采用的形式又每年摊销一部分债务，这一情形缓和了人们希望改变的那些弊端——高额利息本身就是对风险的补偿。”

诚然，这些信流露出投机家的职业性乐观；但也表明货币市场上确曾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银根时有“收紧”，王室证券有时确实背负“信用扫地”的名声；早在1786年就有破产的流言，这件事本身就意味深长。另一方面，交易所里多头远胜空头，公众继续把钱借给国家。即便到了1787与1788年，财政与政治危机已显而易见、破产威胁迫在眉睫、市场上“不良票据”壅积，各笔借款最终仍被足额认购。

回到利率问题：法国与英国、联合省之间的利差，也可能部分源于法国资本的相对稀缺，后两国则资本充裕，这种充裕恰由当地通行的低利率所证明。尽管英国政府大举举债，尽管一个变动中的经济本身就有资金需求，国家借款本可能排挤私人投资（挤出效应）。诚然，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法国也存在这类挤出效应，说是与国家做交易、做“国王的生意”（借款、总包税局等等）吸走了本该流入经济的资本（然而，法国教士举债的利率是5%甚至4.5%；私人借贷也是如此）。

外国资本在法国

大革命前的十来年间，外国资金大量涌入、投向法国年金（主要是终身年金），这是支持法国资本短缺说的一条论据。法国政府几乎不在国外发行借款，这些年金的买卖都经由驻巴黎的银行家及其他代理人完成，因而条件按巴黎市场的行情确定，这可以解释何以这股资金流入并未压低法国的利率。其实，法国政府给出的高利率恰恰是把这批资本吸引过来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在本国找不到收益更高的去处。

这些外国资本主要来自日内瓦、联合省和热那亚：在热那亚这个独立共和国、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储户据说把“极为可观的款项投进了年金”（据说大革命前夕达3500万里弗尔）。但扮演主角的还要数加尔文之城。

18世纪，瑞士各州和日内瓦（后者并不属于瑞士联邦）资本过剩，利率下行即是明证；世纪下半叶的日内瓦，私人之间的借款利率为4%或5%，抵押借款为4%甚至更低。本地缺少投资机会，过剩资本便到国外寻觅更有利可图的去处，其中一股大潮涌向法国。

这批资本中，有一部分投进了远洋贸易，尤其是法国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那需要巨额且期限很长的垫款。投身这类冒险的多是沃州人而非日内瓦人，例如为马赛船东提供资金之类。相比之下，在认购新印度公司股份一事上，日内瓦人（占股21%）比瑞士人（9%）更为踊跃；但这与日内瓦人对法国公共证券的偏好一脉相承。此外还有直接投资，主要投向银行商号，它们常是瑞士母行以两合形式设立的子行（奥坦盖与鲁日蒙的例子前文已经见过）。

但这一切比起投入法国公共证券的部分都微不足道。诚然，应当指出，瑞士人和日内瓦人也投资荷兰、丹麦、瑞典、撒丁的公共证券，尤其是英国证券。1730年前后乃至1770年前后，日内瓦投在英法两国公共证券上的资金规模相当（两个时点分别为3000万里弗尔和6000万至8000万里弗尔）。但“日内瓦方案”及其种种精巧变体打磨成熟，加上他们的同胞内克尔上台执政，促使日内瓦资本大举涌向法国证券，尤其是终身年金。史家给出的数字不一，但1770年代与1780年代投入约一亿里弗尔之说是可信的（对一个三万人口的城市而言，这是天文数字）；法国每年支付的利息，从1763年的300万里弗尔增至1785年的1200万里弗尔；1785年那笔借款有2400万里弗尔、1787年那笔有近2000万里弗尔，据说都是日内瓦一家客户群认购的；据说这批客户吸收了1771年以来发行的全部终身年金的10%，并握有近三分之二的记在低龄人头名下的合同。相形之下，弗里堡州与索洛图恩州、伯尔尼金库（1785—1790年间100万里弗尔）以及苏黎世资本家（190万里弗尔）的投资就显得寒酸了。不过要提一个特例：纳沙泰尔人普尔塔莱斯，因其在法国有工商利益，到1791年，他持有巴黎市借款4.8万里弗尔、1779至1787年间发行的终身年金借款480359里弗尔、1784年借款的票据800张（估值49.9万里弗尔）、贴现银行股份15.2万里弗尔，合计持有法国公共或准公共证券1179359里弗尔。日内瓦上流社会那二百来个百万富翁家庭，财富的85%以证券形式持有，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公共证券；但小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小资产阶级也卷了进去，比如钟表商雅克·马尔，就这样赔掉了“三十年辛勤劳动的果实”。

贝阿特丽丝·韦拉萨称之为“日内瓦与法兰西王国之间的一场暧昧联姻”，并补充道：“这——谁知道呢？——也许是新教国际对1685年那道敕令的一次无意识复仇。”确实，这暧昧是多重的：胡格诺难民的庇护之城，竟驰援财政窘迫的路易十四的后人；但这份支持推迟了清算时刻的到来，到头来适得其反，加重了最终的灾难。另一方面，日内瓦人从法国君主制的困境中暂时大获其利，而它的垮台却给他们带来严重的财富缩水，外加一度并入“伟大民族”的命运。

对荷兰人也可以作类似的评议：他们是1780年代另一大外国债主。他们介入得较晚，在1781—1782年（不过，早在1777—1778年，王室彩票年金的登记册上就已出现许多荷兰名字，还有几个葡萄牙系犹太人的名字），部分原因是联合省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到了英国的对立面，他们在英国国债及其他英国证券上的传统投资由此中断，甚至引发撤资与资本回流，其中一部分转而投向法国。荷兰掮客与银行家代销法国证券的活动也助推了这一潮流。他们当中有亲法的“爱国者派”，但就连阿姆斯特丹那家英荷合营、亲奥兰治派的大银行霍普公司，也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发行法国终身年金。1782年，荷兰人持有的法国证券据说只有2500万弗罗林（5000万里弗尔），而他们在英国的投资达2.8亿弗罗林；到1786年，他们从英国收到的年金收入为1500万弗罗林，从法国收到的为1200万弗罗林，足见对法投资增长之快。总计起来，1780年代他们在法国的投资估计在1.15亿至1.85亿弗罗林之间，按通行汇率合2.5亿至4亿里弗尔。1786年起投资放缓，一些投资者对法国财政状况感到不安；但又怕引发崩盘，迟疑着不敢抽身。无论如何，1779—1780年至1789—1790年间，在英国以外的对外投资中，法国证券所占份额从4%升至19%。总的估计，日内瓦人与荷兰人在法国至少投入了3.8亿里弗尔，可能高达5亿，相当于1776至1788年间法国政府所发借款的24%到41%。还应补充：当时还有私人借贷，法国的商人、银行家乃至年金领受人以年金凭证或股票作抵押，向阿姆斯特丹借钱。路易十六的法国之于外国资本，就像一面诱鸟的反光镜，一如日后末代沙皇治下的俄国。

最后的危机

有些史家认为，七年战争之后，由于战后未推行改革，君主制的财政已无可挽回地陷入绝境；为挽回局面而采取的零星措施、外国资本的流入，只不过把一场不可避免的崩溃推迟了几年；国王不得不应许债权人的离谱利率，暴露了他事实上的无力偿付。

相反，莫里诺提出的论点——在笔者看来，前文的铺陈正好予以证实——是：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时（这场战争在时人眼里毁了英国，在史家眼里毁了法国），两国的处境大体相当。换言之，法国财政的管理截至彼时是“相对成功的”。“法国的危机真正诞生于此后。”内克尔的借款代价高昂，尽可批评；但别忘了，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管理同样平庸，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两国在1783年的处境相似，这一点之所以常被遮蔽，是因为史家总拿1788或1789年的两国预算作比，而法英的差距恰恰是在此期间拉开的：英国新任首相小皮特实现了法国大臣们未能实现的财政整顿。六年之间，他历经挫折与失败，以前所未有的征税努力使国家收入增加了35%⁷，恢复了预算平衡，并着手清偿国债。法国君主制若能像皮特那样把税收足足提高三分之一，本可保住家业，路易十六也能保住头颅。事实是，法国的大臣们摸索、犹豫、绕弯，既未能扼住危机，也未能阻止危机政治化。因此，与英国的比较（这正是笔者着意凸显它的原因）“引导我们把着重点从技术性的——可以补救的——原因，移到政治因素上；正是政治因素的闯入，从根本上颠覆了……问题的格局”。1780年代法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源于政治：它来自政治意志的阙如，来自一个号称专制、却越来越三心二意、畏缩怯懦的政权的无能（莫里诺）。

1989年，美国史家尤金·怀特发表了一篇文章（前已征引），标题掷地有声：《旧制度的财政困局有解吗？》作者的回答肯定而有说服力：他盛赞泰雷、杜尔哥和内克尔所奉行的稳健政策，认为它们被不公正地低估了：“君主制若信守他们的总体纲领，1788—1789年是否还会有危机，大可怀疑。”循序渐进的行政改革本可挽救这个体制，而无须某些改革派所主张的激进税制变革。崩溃的根源不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或期间欠下的债务，而在怀特所谓的“老近卫军的回归”，即“捐官贵族”的回归，其化身是内克尔的继任者们：若利·德·弗勒里、勒费弗尔·多尔梅松，最后是卡洛纳，后者的上台开启了危机。这些“反动”大臣（这是怀特与吕蒂的用词）废止了此前十年的行政与财政改革：他们把权力交还给自身所属的捐官寡头集团，恢复了公共资金交由私人经管的有害旧制，使国家重新在财政上受制于这个集团。此外，若利继续以借款为战争筹资（不到两年借了2.51亿里弗尔，或许更多）；更突出的是，卡洛纳竟在和平时期大举举债（据怀特为6.51亿里弗尔⁸，使预算每年多背4500万里弗尔的负担），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由于债务还本付息随之增长，加上铺张的开支，普通预算首次在和平时期出现可观且不断扩大的赤字（1783年5200万、1785年8700万、1786年9100万、1787年1.25亿里弗尔；见表2.1），这便是终结的开始……外国资本的流入使局面一时得以支撑，其间不乏不太正统的手段，利率也随之抬高（1784年12月那笔1.25亿里弗尔的借款名义利率为5%，但附设彩票，第一年实际收益率达9.6%）。

众所周知，舆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高等法院对新借款的抵制，促使卡洛纳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改革纲领。他召集显贵会议以求通过，未果，遂遭罢免（正值“印度公司”股票丑闻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这里不妨回想卡米耶·德穆兰的那句话：“啊，幸福的赤字，啊，我亲爱的卡洛纳。”确实，正是这位屡受史家称赞（他们甚至说他的政策是先于凯恩斯的经济刺激！）的大臣的鲁莽，断送了财政，启动了革命进程。局面已到这般地步：财政的恢复恐怕唯有靠伤筋动骨的变革，而这将改变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事实上，再过十六个月，这样的变革就将发生。

洛梅尼·德·布里安名声不佳，尤其因为他身兼大主教与无神论者；他重拾了1781年中断的财政行政改革方略。他拟订了一份消除赤字的计划：厉行节约、开征新税（巴黎高等法院予以拒绝）、外加一系列分五年发行、总额4.2亿里弗尔的借款，其中第一笔1.2亿里弗尔于1787年末顺利发行。这些借款的目的不像卡洛纳时期那样用于维持债务的还本付息，而是清偿债务，从而减轻利息负担。这套疗法并非不切实际（尽管它预示了制宪议会偿还部分债务的祸国政策），但它需要时间，还需要信贷成本下降，而当时利率正在趋紧；可时间偏偏不够了。

另一条出路是有的：来一次局部破产，如1770年及更早几次危机时所为；高层确实考虑过这个方案。1789年5月5日，内克尔在三级会议开幕致辞中，还将特意颂扬国王的美德：他让臣民免受了这场磨难。像杜邦·德·内穆尔这样的明白人，1788年11月还在惋惜：布里安当初何不干脆暂停偿还内克尔和若利轻率许诺的借款本金，好保证年金利息的如期支付。在当代，吕蒂主张，1787年就该按照专制君主制的老传统赖掉这笔债。

无论如何，舆论惴惴不安，煽风点火的小册子拿破产的威胁大做文章；其中最出名的是后来的吉伦特党人布里索·德·瓦尔维尔的《破产休想》，1787年刊行于伦敦，背后可能有某些银行家授意⁹：它恫吓说，谁想赖债，谁就上刑台。与此同时，高等法院于1788年9月判处由刽子手焚毁兰盖所办的报纸，因为它主张局部破产；这位报人后来果真在1794年上了断头台。在路易十六的法国，年金领受人是个庞大的群体，美国独立战争及此后几年的大举借款尤其使之膨胀；有的作者称年金持有人多达80万，这就太夸张了。马塞尔·马里翁提出的数字是革命结束时20万，更可信，但仍相当可观；这意味着革命前夕人数还要更多。年金领受人并不只是巴黎的大小资产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认购者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三分之一是贵族，且多为高等贵族。例如1785年，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买下了年额3万里弗尔的终身年金；1789与1791年，他又将以55.8万里弗尔购买借款与年金。7.5万名唐提式年金份额的持有人中，约3万人尚在人世，他们是泰雷神甫那次开刀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促使年金领受人整体（尤其是终身年金持有人，由于这类年金耗费国家最多，一旦有事他们势必首当其冲）在高等法院的声援下动员起来保卫自己的财产。无论如何，多半正是破产的威胁解释了1788年利率的猛涨：卡洛纳1784年那笔借款显得尤其岌岌可危，其收益率竟达8%或9%。另一方面，财政危机也正在演变为政治危机。巴黎高等法院是在1787年11月19日的御临会议上才登记布里安借款的，1788年4月却又对这次登记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后续的借款由此受挫。信心已然动摇，6、7月间的“贵族反叛”以及格勒诺布尔6月7日的“瓦片日”之类的骚乱，更使之雪上加霜。

一场小型破产

8月初，财政总监署突然遭遇一场尖锐的库款危机：它再也拿不到预支垫款——尤其是来自总收税官的垫款——而这种垫款向来是惯例，对维持日常支付绝对不可或缺。国家这些惯常的银行家当时可能确实无力续作垫款，因为他们也受到了席卷法国的经济萧条的冲击（萧条同时又减少了税收）；1787年1月以来，已有几名总收税官破产，2月有海军总司库博达尔·德·圣雅姆，6月有陆军总司库梅格雷·德·塞里伊（很大程度上是国库自身困难所致）。但也可能是金融界与财政官员圈子有意对政府施压，以促使三级会议提前召开，国王原已许诺于1792年召开。这里再次看到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纠缠不清——或者说公共财政私有化——的恶果。

众所周知，布里安与国王被迫于1788年8月8日宣布，三级会议将于1789年5月5日召开；专制君主制事实上已被推翻，通往政治革命的道路已经打开，成为应对财政危机唯一可能的出路；三级会议召开时危机并未解决，无力偿债的政府事实上只能任其摆布。八天之后，8月16日，布里安搜刮尽所有抽屉底的余钱，可用的只剩几十万里弗尔，只得宣布那场令人生畏的“破产”：偿还本金暂停一年；国家的债券以硬币支付五分之三，其余付给年息5%的国库券；抚恤金、军饷、小额俸禄与年金则仍全额以硬币支付。此外，布里安担心贴现银行遭到挤兑，如前所述，准许该行暂停硬币支付至1789年1月1日。

这次“破产”是非常局部的：停偿本金只涉及国家负债总额的2.3%，对法国年金在阿姆斯特丹的行情也没有持久影响。但在巴黎，布里安借款的1000里弗尔债券凭证1月至6月间的挂牌价在730里弗尔上下，7月22日跌破700，8月19日又跌破500。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开创了以创造货币——以发行不兑现纸币——为预算赤字筹资的先河，为指券搭好了舞台，因为制宪议会自1789年12月起就将大规模沿用此法。就当时而言，“此举激起了普天下的愤慨”（杜邦·德·内穆尔），布里安于1788年8月25日辞职。

继任的内克尔凭其声望，向教士团体和公证人公会借到了钱，得以撤销8月16日之令，避免按布里安的办法以纸币支付。9月19日，迟了两个半月之后，1788年上半年年金应付利息的支付终于开始；布里安借款的行市在8月19日至28日间回升了60%。随后，内克尔大举动用对1789年乃至1790年税收的预支（截至1789年5月5日超过1.6亿里弗尔），并求助于贴现银行。1788年9月至1789年4月间，他从该行秘密取得了一系列垫款，共4000万里弗尔，外加2500万里弗尔的借款。为让该行的董事们安心，他作为交换续准了布里安所给的限制硬币支付的授权——朝不兑现纸币的方向又迈了一步。他指望三级会议废除赋税特权以增加税收，乃至开征新税；因此他力主“第三等级代表加倍”（1788年12月27日）——这项后果深远的决定，国王之所以接受，部分是出于对前两个等级抵制此前改革方案、以及“贵族反叛”的怨愤。不过，到1788年末，利率回落，交易所行情得到支撑，以相当高的点位结束了这一年，映照出三级会议召开前的乐观情绪。

塞内夫伯爵——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投机家——的通信，为我们了解这一关键时期商界人士的舆论提供了有用的材料，首先是信心的丧失。

印度公司丑闻给了交易所投机当头一棒；随后，布里安任内财政与政治局面的恶化，如刚才所述，又在1788年造成证券市场的严重低迷。1789年2月7日，塞内夫写道：“巴黎已经一年多没有投机买卖了，公共证券上的交易也微不足道”（事实上，克拉维埃在交易所的操作量于1786年登顶之后迅速萎缩）。1787年12月28日，塞内夫曾认购布里安新发行的1.2亿里弗尔借款中的300万；但1788年2月8日，他预言“法国的信用几个月后就不会这么好了”，2月25日又说“（比利时革命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担忧，眼下使公共证券难有起色”，与此同时许多人正在抛售印度公司与圣卡洛斯银行的股票。尽管如此，4、5月间他仍相当乐观，预期行情上涨，“等行政当局确立起一套恒定的制度，眼下笼罩一切的不确定烟消云散之后”。但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公开的冲突引起了深深的惶惑。6月21日，塞内夫写道：“从未出现过如此不利的局面……眼下的事态若不尽快了结，我看各种证券还要跌得更多，祸患只会愈演愈烈。”7月26日，他从比利时旅行归来，写信说：“我发现这里的公共事务一片凋敝。那笔1.25亿的借款已跌去11%……钱贵到每月要付1%的利息。”8月11日，他记下：“终身年金跌到这样的低价，我至今回不过神来”，但8月8日那道定于1789年5月1日召集三级会议的枢密院令一经公布，证券在一个交易日内就上涨了3%。然而8月19日，他报告说，8月16日之令“使一切证券猛跌，整个市场信用扫地，连一个苏都筹不到”。

反过来，布里安的罢免与内克尔的上台引发了全面上涨。“人们对现任大臣寄予厚望……人人都对他满怀热忱”，塞内夫8月26日写道，并把“统一债务、以切实的赋税为其担保”的打算归于内克尔。9月3日，他又写道：“三级会议……将统一各项债务，并下令按年金方式偿还；赋税将更为普遍，显贵与教会概不豁免……或许还会加上土地税和印花税……我不相信会有破产，理由只有一条：破产无须假手他人，国王一纸枢密院令——就像8月16日那道——就足够了。”

一桩耐人寻味的交易表明，这位比利时金融家的乐观为其他世界主义商人们所共有。1788年10月，卡巴吕斯向圣卡洛斯银行的董事会提议，利用“一个敌对国家”的无政府状态“损其人而谋一己之利¹⁰”；换言之，就是买进法国证券：其行市低于面值17%，但三级会议召开后理应回归面值，因为与会者中有大批国家债权人，他们会设法整顿法国财政。这个计划经1788年10月28日国王敕令批准，交由西班牙驻巴黎领事执行；他总共购入了745.1万里弗尔（3100万雷亚尔）的王室证券，以及贴现银行和印度公司的股票。结果，这笔交易对西班牙银行来说赔得很惨：投入的资金大部亏空，利息更不必提，原因包括巴黎股市的下挫、法国汇价的走低、两国间的战争，以及卷入其中的商人们的不法行为或失误。但它仍然证明，人们对法国财政可望好转抱有信心。

另一桩事例性质不同、时间稍晚，但可以类比：日内瓦印花布商雅克·比德曼，1782年莱芒之城发生反革命后避居布鲁塞尔，1789年6月来到巴黎定居，随身带来的是一张庞大工商网络的中枢。1790年6月29日，他那家“东印度贸易海事公司”（又称拉博、森恩、比德曼公司）的资本——就当时而言堪称巨款，600万里弗尔——全部认缴完毕（1791年，其奥斯坦德商站迁往洛里昂）。诚如莫里斯·莱维－勒布瓦耶所写，人们预期君主立宪制将带来财政的稳定与繁荣，这吸引着这些自由派商人携资而来。

回到塞内夫，回到1789年初：1月22日他写道：“一切都使我们指望，三级会议将统一公债。这是内克尔先生的计划，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债务将转为永久年金，并将设立“一种足以保证利息支付的赋税”。不过，“国家的再生……或许得以强制的牺牲开场，或落在即将进行的偿还上，或落在本金上”。但4月19日，乐观情绪溢于言表：“三级会议期间各笔借款可能有的种种波动，我看都将有限，因为各司法辖区给全体代表的训令都要求承认公债并保证其偿付。”

法国人与财政

事实上，陈情书并不像塞内夫以为的那样全都令人安心：有些确实要求把国家的债权奉为不可侵犯，但要求债务转换（例如统一按4%的利率）和对年金课税的呼声也很普遍。另一方面，仿照英格兰银行、又适应法国国情地设立一家国家银行的提议也屡见不鲜。相反，对资本家、金融界人士、投机者的仇恨则大肆宣泄。诚然，人们对任何纸币发行都怀着一种普遍的恐惧，强烈地表露出来；连“纸币”这个词本身都遭人憎恶，因为它勾起往昔的记忆……

此外，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陈情书要求废除赋税特权、实现纳税平等（1763年以后这方面的共识已经形成，但直到1789年都停留在纸面上）。这就引出了法国人对待赋税的态度问题，需要略加考察，何况前文已论证过，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正是国王的臣民纳的税不够多。无论如何，他们人均纳税少于英国人和荷兰人；而且，从1720年代到旧制度最后十年，人均实际税负并未增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关紧要：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臣民并不觉得自己处境优越，恰恰相反，他们深信自己税负沉重、负担越来越不堪承受，从政治上看，这才是要紧的。赋税的政治后果源于它激起的敌意，而非它压在经济上的分量。连最睿智的头脑也深信赋税之重：1789年9月24日，杜邦·德·内穆尔援引拉瓦锡的测算，说法国农业净收入为每年12亿里弗尔，这笔收入“大体由国库与地主对半分享”。几年前，一位名望稍逊的经济学家纪尧姆·勒特罗纳对税负的估计还要悲观……

现实与观感之间的这种落差如何解释？部分原因当然是纳税上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也有地域的不平等。诚然，传统史学把教士和贵族享受的免税权渲染得淋漓尽致，却忘了这些免税只涉及某些税种，主要是军役税，也忘了许多平民同样享有免税。它还忘了，取消这些特权带来的税收增长其实很有限。1789年废除特权之后，1790与1791年对原特权者应纳税额的估算为每年3200万或3600万里弗尔；相对于1780年代的赤字，这不算微不足道，但明显低于赤字的规模。笔者也乐于接受博森加的提示：“若干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不仅是贵族——把赋税分量中与其份额不相称的一部分，转嫁到了非特权阶级头上。”克洛德·米肖计算过，教士的“无偿献金”只占布里安1788年“预算”预计收入的0.74%。此前它缴得更多，个别年份（如1780年）甚至多得多，但其年均缴纳额相当于其年收入的2%略强；诚然，教会担负着我们今天所谓“社会预算”——救济与教育——的开支。赋税在社会上这种不平等而又专断的落点，使它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问题，成了对税制、对政权心怀敌意与仇恨的根源。无论如何，非特权者不愿多缴，是再正常不过的，只要别人、往往还是更富裕的人，享受着免税。何况在乡村居民共同体看来，纳税给国家究竟有什么用，并不显而易见：这些钱几乎全用来供养军队、给城里人发年金。

但法国在赋税落点上的地区差异也极大，全国性的总量与平均数把这些差异掩盖了；巴黎地区的纳税人很可能是全欧洲纳税最重的。巴黎人纳的税是布列塔尼人的十倍；南方和边境诸省的税负很轻。还要注意，18世纪开征过新税，尤其是二十分之一税：1749年创设，1756年后加倍，1760—64年与1782—86年间又增至三倍，贵族也在课征之列，这使他们产生了赋税猛增的感觉。高等法院没完没了的哀诉由此而来：洛林的法官们不厌其烦地铺陈赋税过重、分摊不公、征收失当的老调，对替代方案却讳莫如深。总之，税收自1755年起明显增长，诚然是名义上的增长，但对纳税人的主观感受来说，要紧的正是这个。

与英国的比较凸显了另一个因素：征收方式。在英国，征税不大显眼，是遮蔽起来的：前文说过，间接税构成税收的主体，而它们只在少数环节征收：在港口，在为数不多的酿酒厂或蒸馏厂；赋税几乎变得无痛，消费者纳税于不知不觉，税款已织入物价之中。

在法国则相反，征税——尤其是间接税——的可见度极高：想想那道围起巴黎的包税人城墙，想想盐税，想想包税局的雇员与家家户户之间无休止的对峙。何况这些间接税实行包税制，更令人憎恶。我们今天知道，这类差异部分源于法英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英国更“商业化”、城市化程度更高；但无论如何，法国税制以其繁琐滋扰，比海峡对岸激起了更多的怨愤。

然而，拜18世纪法国经历的增长所赐，尚有宽阔的资源余地可供开发，哪怕只是把税收与国民产出之比恢复到1730年代的水平也好。但拧紧这颗螺丝几乎办不到：18世纪，统治者中间滋长出一种对加税的畏惧；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弗勒里红衣主教尚且毫不犹豫地开征了课于收入的“十分之一税”；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内克尔和若利却一门心思举债，这反过来又诱使舆论在太平年月拒绝新税。“无论政治上、心理上，或许甚至物质上，扩大税基都是不可能的。”至多是把负担分摊得更公平些；但特权者只有以国王同意分权——即放弃专制——为条件，才肯牺牲自己的免税权。在这方面，弗朗索瓦·菲雷与德尼·里歇说得不错：财政问题牵出的是整个经济与社会问题，财政危机是一场社会危机；笔者还要补充一句，也是一场政权危机。

一道难题的已知条件

因此，压垮旧制度君主制的确实是一场财政危机；这场危机根源深远，既有制度性的，也有局势性的：后者指接连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沉重债务积累。不过可以看出，危机变得无可救药是很晚的事：在内克尔被罢免之后，和平时期的大举举债第一次出现，而增加国家财源的种种尝试又彻底失败。

由此就触及了那个关键问题：君主制为什么始终未能改革其财政与税制，尤其是在1780年代危险已迫在眉睫之时？有一种左右两派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归因于最高层政治意志的阙如：路易十五长期漠然，后来总算显示了权威，支持莫普与泰雷：一个砸烂了高等法院，一个制服了金融家和年金领受人。可惜他死得太早。软弱的路易十六召回了高等法院，而且照例抛弃他那些锐意改革的大臣；他不敢迫使特权者接受改革，尤其是承担他们应缴的那份赋税。总而言之，祸根在于法国没有一个“开明专制”，没有一个敢绞死波雅尔的彼得大帝。

这种陈腐而反自由派的解释站不住脚。盖尔·博森加说得精辟：“旧制度并非死于专制之不足”；“专制君主制的根本弱点是政治性的”。国王要治国，却不与特权精英商议；可同时，君主制缺钱，又要从这份精英的财富里汲取。精英被要求纳税，作为交换，便要求对财政乃至政府的整个政策拥有监督权。君主制想保住专制，拒绝与精英分享权力；体制走入死胡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何况如前所述，君主制被困在一种与种种特权捆绑在一起的信贷体制之中，而这些特权与合理的税制水火不容，于是，任何强硬政策都有撞上“金钱之墙”的危险，布里安就尝到了滋味。

像莫普那样动用专制权力取缔高等法院，或像泰雷那样宣布破产，是简单的办法，却使精英们越发不愿把钱投进国家。反过来，内克尔致力于培植信任（君主制并不令人信任，因而没有名副其实的公共信贷），致力于刺激投资，办法是让精英参与：公布账目、创设省议会；他还着手松动国家传统上所依赖的那些特权金融中介对它的控制。有位美国史家说过一句玩笑话，其实意味深长：法国缺的是一个下议院。

既然没有下议院，最后的手段便是诉诸国民，诉诸那古老的三级会议。1789年5月5日，内克尔以技术性的措辞向会议提出了问题；诚如莫里诺所言，他并没有错，因为这场危机确实源于技术，也确实可以以技术手段疗治。但他、国王以及其他大臣都不明白，人心的沸腾已到这般地步，把代表们禁锢在技术讨论的框架里已断无可能。代表们很快就要破框而出，去闹革命，同时也要设法整顿那副确实不堪重负的财政。

布里安命人编制、于1788年3月（实为4月）公布的那份《呈王报告书》，正说明了这一点。它列出1788年度收支的预计账；编制得十分用心，完全可靠；旧制度的这最后一份预算，因此提供了一幅令人满意的实况图景。史家为把它纳入现代会计框架而作的种种解释与调整互有出入，但并不影响大的总量。此处采用布雷施的数据，即预算总额——普通与特别合并——的数据，兼及王室金库与其他各银柜。

支出的分布如下：

民用支出　　　　　　　　1.46亿　　　23.2%
军事与外交支出　　　　　1.66亿　　　26.3%
债务还本付息　　　　　　3.10亿　　　49.3%
支出总额　　　　　　　　6.30亿　　　100%

“民用”支出不多；“宫廷与特权者”一项只占3600万里弗尔，即总支出的5.7%、民用支出的四分之一。行政、司法、治安、教育、救济与经济干预共得预算的8.7%。军事支出所占份额相对较大（占总额24%），陆军的花费是海军的两倍多。但最根本、也最触目的一点，当然是债务还本付息之巨：它吞掉了国家总支出的将近一半。永久年金与终身年金的利息达1.36亿里弗尔，此外还要加上短期债务的偿还、各种借款的利息、收税官与包税人垫款的利息，以及预支款项。合计起来，总数超过3亿里弗尔：仅此一项就吞掉税收的66%，留给国家其他一切开支的只有1.6亿里弗尔，而那些开支几乎是这个数的两倍！

至于债务本金，布雷施估为50亿里弗尔，按2400万人口计，人均208里弗尔；如今人口数估计为2800万，即人均179里弗尔。1795年，人口不足80万的荷兰省，人均公债将超过1000图尔里弗尔。这笔本金还相当于全国流通硬币的两倍半。其他或旧或新的估算，债务总额在40亿里弗尔上下；低到30亿上下的那些，则未计入流动债务。可以认定：债务总额在40亿至50亿里弗尔之间；诚如布雷施所指出的，想要偿还这笔巨款——哪怕只还一部分——就注定要去伪造货币。

另一方面，据各项估算，设立年金所形成的债务占总额的55%到69%。永久年金的本金高于终身年金的本金（后者难以计算，约为10亿或11亿里弗尔），但由于利息高昂，终身年金的耗费明显更大：据蒙泰斯基乌1790年的数字，每年1.02亿里弗尔，永久年金则为6600万¹¹。至于流动债务即“可索兑债”，主要是路易十六时期借入的短期借款，据说有20亿里弗尔，但其中一部分要到1793年才到期；其还本付息据估计每年耗费9000万里弗尔（就1788年而言，《呈王报告书》预计必不可少的偿还额为7650万里弗尔，几乎占赤字的一半……）；1793年8月，康邦估算革命前的流动债务仅为7亿至8亿里弗尔。

为支付这些开支，布里安的《呈王报告书》预计的普通收入只有4.72亿里弗尔（1789年5月5日，内克尔估计1789年为4.75亿里弗尔），其中直接税提供34.5%，间接税提供46.4%，余额来自王室领地、彩票等项。这些收入须承受的扣除高达2.61亿里弗尔，因此国库所得的“净收益”只有2.12亿里弗尔。于是预算总额将出现1.58亿里弗尔的赤字，布里安打算以借款弥补：主要是1787年11月发行的那笔1.2亿里弗尔，辅以几笔小额附加借款，如此算下来，他竟宣布有700万里弗尔的盈余……于是一切全系于信贷；可一个在太平岁月里要靠借款筹得总财源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家，还能有什么信用可言？何况国王的举债能力几乎已经耗尽：税收的一大部分已经押给了统一债务的还本付息，其余开支又几乎无从压缩。布里安确实强调过，赤字中近一半是偿还本金，而偿还将使举债的必要性“到1792年为止”逐步减小。只要既定事项的进程不受扰乱，五年之后秩序自会恢复。无须提醒：这一进程很快就遭到了扰乱，事实上是被打断了……

诚然，布里安的小型破产、他的垮台、内克尔的权宜之计、三级会议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与社会革命，造成了一种延期偿付，把问题暂时搁置。但一年之后，这些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明显加重。即便是对大革命最严苛的批评者，也得承认：大革命从旧制度继承的是一份灾难性的财政遗产，一团无解的乱麻。它将为解开这团乱麻耗尽心力，并且坠落，比“才出卡律布狄斯、又入斯库拉”更惨，从赤字的炼狱坠入通货膨胀的地狱。

奥布赖恩后来计算过，赋税从英国国民收入中征取的份额自1710年以来为10%—11%，1790年已超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