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券的创设

危机加剧

三级会议既然是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召开，1789年5月5日的开幕会议由内克尔发表一篇长篇演说，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在演说中既陈述了王室财政的状况，也提出了弥补赤字的办法：公布的“经常性”赤字为5600万里弗尔，略高于本年度预计支出的10%。史家一致强调这篇演说失当至极。一方面，他力图让人对国库状况放心（实情远比他所承认的严重，因为拖欠款项与到期应偿债务数额巨大，实际赤字有可能超过1亿里弗尔），因此既没有促使议员们采取紧急行动，也没有要求他们作出牺牲。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数月来，财政赤字这个技术问题已超出技术层面，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多数议员要求深刻的改革，梦想制定一部宪法。而国王借大臣之口，把他们的使命限定为批准一些老套的财政权宜之计，例如把总包税所的承包金提高1800万里弗尔。政府的无能、想象力与权威的匮乏，昭然若揭。

事实上，众所周知，三级会议的工作立即因各等级之间的冲突而陷于瘫痪：争执围绕代表资格审查展开，也就是按等级还是按人头审议与表决，更根本地说，是围绕等级与特权本身的存在展开。在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瘫痪期间，财政问题悬而未决，这对国家信用并非没有影响。6月4日，波尔多批发商伯努瓦·拉孔布的伙计写信给他说：“我下定决心，绝不接受国库的票据”；15日，他又写明：“三级会议一切都悬而未决，财政萎靡不振（……）公共信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动摇（……）资本家都在尽可能收回现款。”6月4日，塞内夫伯爵也写道：“我认为，此时把钱投进法国公债将是极不审慎之举。它们利息虽高，风险却更高（……）在局势稳定下来之前，我五个苏也不会买”；他还指责议员们“一心只想着宪法的事”，而不去过问国债。至于格勒菲尔－蒙茨行，它在5—6月间决定尽量脱手持有的法国公债，把所得转投印度公司与贴现银行的股票；它以亏损20%的代价，将30万里弗尔的1787年公债认购凭单变现。

但财政问题并未被遗忘；第三等级采取革命性行动，于6月17日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冲突就此化解，此举一举摧毁了旧的政治社会，奠定了一种新的主权。主权从国王本人转移到议会、权力由议会夺取，这一过程也延伸到财政领域，且有明文规定。

事实上，议会在米拉波的提议下宣布，现行各税“系非法设立、非法征收”（因为它们缺乏国民的同意）；尽管如此，议会仍暂时授权继续征收。此外，议会承诺，一经确立宪法原则，即着手合并整理公共债务；但它“从现在起就把国家的债权人置于法兰西民族的荣誉与忠诚的保护之下”。

这两项表态产生了至关重大的后果。它们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策略。议会以隐含方式为君主制的债务提供担保，意在争取年金持有人与金融家的支持；事实上，这一表态使国家公债上涨、利率略有下降，很可能有助于议会在七月危机期间获得巴黎资产阶级的支持；况且，7月13日，议会又给了年金持有人一项新的保证：它正式谴责了破产这一“卑劣”的念头，并申明“任何权力都无权违背公共信用”。至于对征税的“暂时”同意，则伴有一项威胁：一旦议会遭解散或发生其他暴力行动，就全面拒绝纳税；更广泛地说，它使行政权依附于议会：议会宣布，制定宪法优先于财政问题，在国家改革完成之前，政府不会获得持久的财政来源。

制宪议会成员6月17日所用的“非法地”这个副词，很少有人评论，实在令人奇怪；它不能照字面理解：王室税务机关并未违反王国的任何现行法律，所谓非法，只是就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自然法而言。无论如何，这个词分量极重，无可挽回地宣判了君主制数百年来的财政制度与财政实践有罪。这一表态的大胆显而易见，但它并不比第三等级的整体行动更大胆：第三等级把主权与制宪权据为己有。况且，随后于6月23日发表的国王宣言，接受了由三级会议同意赋税与借款的原则，甚至接受了由三级会议表决决定拨款的用途。转瞬之间，公共财政领域的革命已经完成；但这将是一场“纳税人的革命”，它常被人遗忘，应当补充到法学家、农民、市镇等等的革命之列。

在研究这场革命之前，先谈一个与宫廷1789年7月所图“政变”有关的奇怪问题。按照米什莱所述、阿尔贝·马迪厄沿用的说法，秘密制造纸币的决定是与罢免内克尔的决定同时作出的。事实上，早在5月，王后敕令秘书、内克尔的政敌让－马里·奥雅尔就提议发行一种纸币，以“清偿利息负担最重的债务”；但国王未予理会，而在为罢免内克尔做准备的幕后磋商中，这一想法也未被重新提出。路易十六想的是借款，好让“锁在柜子里的巨额金钱”重新流通；事实上，一位贵族等级的议员巴茨男爵拟订并提出的，正是一个借款方案，那是在布勒特伊政府组成之后：发行10万张每张1000里弗尔的期票，由国王担保，巴黎的银行家凭此以汇票预支3300万里弗尔；随后再发行一笔利率7%的1亿里弗尔公债。因此，当时既谈不上纸币，也谈不上破产。然而，网球场宣誓（6月20日）之后数日，谣言即已四起；内克尔被罢免（7月11日）之后，谣言更是愈演愈烈；“政府已决意无情地实行破产”，议员克勒泽－拉图什写道。金融家与年金持有人惊慌起来；证券经纪人决定关闭巴黎交易所。马迪厄为了更好地证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把王党分子里瓦罗尔的话据为己用：“6万名资本家和蚁群般的投机商促成了革命。”艾蒂安·德莱塞尔——里昂的沃州人、巴黎的银行家、贴现银行董事——在内克尔被罢免后，带着他的子女、伙计和仆人拿起了武器，这确是事实；他手里积压着卖不掉的终身年金。这段插曲表明，对破产的恐惧随时都会爆发，而纸币的念头早已流传开来，远早于指券的创设（况且前文已经看到，国家从1788年8月起就在借助纸币）。纳税人抗税导致的财政恶化，使这些忧惧显得不无道理……

早在1788年，征税情况已不尽如人意，从三级会议选举起更是严重恶化；在当时弥漫的千禧年主义气氛中，在席卷全国的希望浪潮里，许多人深信国王已决意减轻臣民的负担；那么，抢在他心愿之先、主动不再缴税，想必会令他高兴。况且，5月5日，内克尔宣布国王有意豁免8000万里弗尔逾期未缴的直接税，这可能助长了不必再缴税的传言。此外，经济危机波及众多纳税人，削弱了他们的缴纳能力。自然，议会6月17日的宣言只会助长拒缴运动：这些税刚刚被宣布为非法（但这肯定不是议员们的本意，他们自己深信，获得再生的公民会欣然履行纳税义务）。

无论如何，七月事件给了旧制度的财政体系致命一击，一如它给予旧制度其他机构的打击。捣毁入市税关卡、包税所与消费税办公处，“焚烧账册”，抢掠盐仓，袭击包税所雇员，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先是7月12日傍晚的巴黎，在内克尔被罢免的消息传来之时，随后蔓延到外省。间接税以及军役税的征收实际上陷于停顿；自1789年5月1日开始的一年里，这些税仅征得5900万里弗尔，而1788年为2.06亿里弗尔。因此，农民的“反封建”起义、城市的市政革命，都伴随着一场抗税暴动。旧制度行政——以及司法——的崩溃、新当局不愿动用强制手段、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切都有利于拒绝纳税，或更确切地说，有利于不缴税。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国库的处境由糟糕变为灾难性：开支因购买谷物和维持慈善工场而加重，各金库又扣留微薄的税收来支付各自承担的开支，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全靠贴现银行6月和9月的预支款，支付中断才得以避免。三级会议召开后一年（1789年5月1日—1790年4月30日）的追溯预算显示，税收为2.99亿里弗尔，而1788年为4.72亿里弗尔，这主要是间接税收入崩溃所致。赤字达1.86亿甚至2.02亿里弗尔，是1788年赤字的两倍多；它在很大程度上靠创造货币来弥补（见附表A’与附表A）。

徒劳的补救

这位日内瓦人7月29日结束流亡归来，8月7日向制宪议会描绘了一幅征税困难的可怕图景，并于9日——费了不少周折——使议会表决通过了一笔3000万里弗尔的借款（即8、9两月的预计赤字额）。但到8月27日，认购额仅达280万里弗尔，于是内克尔又争取到第二笔借款，8000万里弗尔，成绩也好不了多少。诚然，所提利率——分别为4.5%与5%——明显低于惯常利率，也低于当时已超过6%的市场利率。况且，储户不愿借钱给国家，正如纳税人不愿缴税。特权的废除、针对总包税所的种种威胁，很可能使传统的信贷来源趋于枯竭。另一方面，储户、银行家、资本家——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公认的推动者与受益者——实际上对革命只给予有保留的信任；“信用已荡然无存”，塔列朗8月27日宣称；23日，普尔塔莱斯行——他们本是革命的热心支持者——决定推迟在奥斯坦德的印度棉布销售：“要办得成，须得市面恢复几分平静，买主才会来。”针对内克尔借款的暗中破坏也不能排除。诚然，塞内夫8月29日还劝他的姐妹认购，但9月17日，议员迪凯努瓦记道：“巴黎的银行家写信给他们在热那亚、荷兰和伦敦的往来客户，问他们打算对那笔8000万里弗尔借款作何处置。得到的指示是不认购，甚至把投在巴黎的资金撤回，不惜一切代价撤回。”

这条来自国外的号令是否实有其事，无法证实，但在巴黎本地，属于反内克尔阵营的路易·格勒菲尔就发起了一场反对借款政策的攻势，斥之为“治标之策”。他的商行向往来客户宣称已认购100万里弗尔，但这只是夸口，账簿表明，无论格勒菲尔－蒙茨行还是其客户都没有认购。无论如何，旧制度屡屡倚重的传统借款，随旧制度一同消失了，并长期退出了筹资手段的行列，除非以强制公债这一特殊形式出现！反之，9月19日，一份由“巴黎众多资本家”拟定的方案，经圣多明各议员古伊侯爵提交议会：对“一切财产”，即资本，征收1%的爱国税；为预先动用该税可望带来的财源，他提议发行4亿里弗尔的“国民券”；这些票券随税款入库逐步注销。尽管塞内夫9月10日曾指出，“毫无商业头脑的国民议会似乎倾向于发行纸币”，这一方案——实施起来本有难度——受到的接待却相当冷淡（但据让·埃格雷的说法，它正是“爱国捐”的源头）。

事实上，制宪议会成员尚未认清危机的严重程度，要不就是认为有人夸大其词、故意吓唬他们。更有甚者，照许多作者的说法，议会不愿把流动资金交给一个它所不信任的政府：那笔钱本会巩固政府的地位；某些议员甚至有意维持财政的残破状态，以削弱行政权、加深其依附性。米拉波6月17日抛出的名言“赤字是国家的宝库”，含义正在于此；8月27日他又说：“正是公共债务孕育了我们的自由”；它是当初砸碎专制制度的武器。议员塔尔热私下宣称，多亏财政危机，“我们今天把国王攥在手心里，他得把这一整道关口从头走到尾”。制宪议会任务繁重艰巨、政治压倒一切、面对极困难的局势又不知该用何种补救办法，这些因素肯定也起了作用。

然而，9月24日内克尔再度来到议会，宣布局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国库已经空虚，借款既不可能，唯有求助于特别税；他的请求在诸多犹豫之后终获接受，这多亏了米拉波的一篇宏论，他祭出“丑恶的破产”这一幽灵，打消了种种疑虑（米拉波是内克尔的政敌，意在取而代之；他盘算着，这一财政上的加压手段会损害他的对手）。值得注意的是，22日塞内夫写道：“两天来信用跌落加剧，事情已到人们既不要汇票也不要票据的地步……”10月6日表决通过的“爱国捐”，应相当于公民净收入的四分之一；但年收入低于400里弗尔（大致相当于一个短工的工钱）者免征；自1790年4月起，分三年按三等份缴纳（即每年税率为收入的8.33%）；税额应凭宣誓申报核定，但不作查究、不搞盘问。这对获得再生的纳税人的公民精神，未免期望过高。1790年3月，议会于是把爱国捐定为完全强制：收入超过400里弗尔的公民均须申报，否则由市镇政府径行核定课税。但市镇当局并不热心：到1790年7月18日，45000个市镇中仅有13000个编制了“爱国税册”。至于征缴，进度极慢；到1791年1月1日，入库仅2900万里弗尔，而原先的期望是1.5亿里弗尔（最终实收为1.34亿里弗尔）。不过也有慷慨之举：内克尔捐出10万里弗尔，奥伯坎普夫捐5万里弗尔，“因为我的全部财富都拜法国所赐”；银行家德莱塞尔认捐36000里弗尔，他那年仅16岁的儿子认捐16000里弗尔。马赛的批发商共缴纳100万里弗尔，其中一些人缴了3万或4万里弗尔；在里昂，约30000户家长中有3390户被核定课税，共缴纳310万里弗尔（其中19人各缴1万里弗尔以上）；而在欧坦，596名课税对象却只缴了191000里弗尔。因此，爱国捐并未缓解国库的困难，唯一的纾解，是贴现银行以该捐收入为担保作了几笔预支。

国库还收到“爱国献金”——9月间由艺术家们的妻女发起——有珠宝、银器和各式各样的物件，但这些动人的献纳（往往微不足道）总共不过几百万里弗尔。王室餐具只卖得80万或90万里弗尔。后来，在内克尔的建议下（他希望其他外国债权人会仿效这一榜样），一群富有的日内瓦人献上了一笔捐献；他们希望借此平息对他们的祖国的批评，那“三十少女”的祖国。诚然，这笔捐献不是现金，而是放弃总额90万里弗尔的到期年金欠息。这项献纳12月18日在议会宣布，起初受到欢迎，但在克拉维埃一派与其他日内瓦流亡者的压力下，实际上被拒绝了。此外，议会9月26日决定对昔日的特权者课征1789年度下半年的赋税；但又把这笔收入拨作1790年度对昔日军役税缴纳者的减免之用，况且税册的编制与这笔税的入库都十分迟缓。

教会财产的“国有化”

眼下局面仍是“山穷水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十月事件——革命的新胜利，但此后信贷愈发紧缩——之后，人们便踏上了一连串强硬新措施的轨道。

既然破产已被排除，既然旧税与新捐都指望不上、无法迅速带来大笔款项，既然借款所需的信任无从谈起，那就必须在年金持有人与纳税人之外，找出一个牺牲者，来为财政的重建承担代价。这一角色迅速落到教士头上，或许令人意外：雅各宾派史学把法国大革命描述为本质上的反封建革命，而非反教士革命。然而，八月四日之夜只夺走了贵族的一部分收入；革命后来虽又拔去贵族的不少翎毛，贵族却保住了相当大一部分资本。相反，在1789年的三个月里——即革命的激进化才刚刚开始之时——教士失去了全部收入与全部财产。

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的反基督教宣传之后，教士作为一个等级，在精英阶层眼中形象不佳；加之它内部四分五裂，它是法国社会各组成部分中最脆弱的一个。一种真正的反教士情绪很快在国民议会中显露出来（看来，法国人中最不信教的那批人在议会里明显占了超出比例的人数），更显著的是一种倾向：不把教会看作神圣机构，而看作一项公共服务；这不仅存在于前第三等级的行列，也存在于贵族议员之中。

这种潜在的敌意，8月初在什一税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在八月四日之夜，原已议定什一税将像“对物的”领主权那样作价赎买，这本来能让教士借此积累一笔产业。但随后有人要求干脆废除什一税，并最终于8月11日表决通过¹，而教士的代言人们并未获得以其他收入来源保障教会独立的承诺：教会一下子失去近半数收入，独立性已岌岌可危。在这些辩论中，比佐、亚历山大·德·拉梅特、拉科斯特侯爵提出了一个观点——某些陈情书中已有此说，随后数周又有不少人接过这一主张——即教会财产实为国民所有，国民在危难之际有权加以动用。特别是9月24日，杜邦·德·内穆尔断言，“（教士对国家的开支）分文不出，使国民失去了一笔资本，数额大致相当于（国民）被迫举借的债务”。因此他提议逐步出售教会财产以充实国库，使国家得以偿还其大部分债务。

我们要记得，没收教会财产不乏先例：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德意志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诸侯都干过；1561年的蓬图瓦兹三级会议上也有人提出过；路易十四在位末年与摄政时期，也曾出现过没收修会财产的方案。更近一些，1782年，约瑟夫二世，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哥哥，把奥地利与匈牙利三分之一修道院的财产收归俗用（诚然，出售这些财产的所得被拨用于设立新堂区及其他宗教用途）。就在法国本土，1782年已有没收的传言，1787—1788年间再度流传。在显贵会议上，卡洛纳曾提议出售若干地产年金、司法权与狩猎权来偿清教士的债务；教士担心此类出售会为全面转让财产打开大门，断然拒绝了。

十月事件之后，在人们意识到财政危机的严重性之后，这一方案成形了。发起人是欧坦主教塔列朗，他由此开启了一连串注定贯穿其仕途的背叛；弗朗索瓦·菲雷写道，他从中“找到了办法，让自己公共生涯的第一个大动作带上那种独特的道德丑陋——这种丑陋已经构成了他这个人物的特征”。他一心想接替内克尔；为此，他须摆出政治家的姿态，端出一个足以打动舆论的纲领。他思索、征询、拟定了计划，抓住了那个已在流传的念头：用教会财产偿还公共债务。十月事件促使他付诸行动，10月10日他提议将教会财产““交予国民””。他估计其价值为21亿里弗尔。出售所得可冲销16亿里弗尔的国家债务，并偿付已废除捐官职位的5亿里弗尔赎值。偿债支出估计可减少1.1亿里弗尔，赤字由此消除，同时还可废除盐税，并设立一个偿债基金，把国家债务彻底偿清。国家则承担神职人员的供养，主要靠什一税的收入。永久管业财产的削减将为农业带来巨大进步。野心、贪婪（据说他曾炒作贴现银行的股票，没收政策将使之上扬），以及一个本无圣召却被迫进入教会者的报复心，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位“虔诚而可敬的高级教士”（超前地说，一位教父）竟成了“没收大业的首席理财家、渎圣行为的财政总监”——埃德蒙·伯克后来如此尖刻地写道。

对随后的辩论此处不作分析，只提一下当时所用的论据（按饶勒斯本人的说法，这些论据似是而非、站不住脚），为的是让这一方案显得并未侵犯所有权：制宪议会刚刚把所有权宣布为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在欧坦主教及其支持者看来，财产权应当是个人的、可流转的、可交换的，而教士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所有者，因为他们不能处分自己仅有用益权的财产。况且，这些财产授予教士，“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职位的履行”；只要国家承担起神职人员的生计与宗教活动的开支，以及教士所承担的教育与救济事务，捐赠者的意愿就算受到尊重。再说，教士既已不再构成一个等级，教士的财产从此无主，便归国家所有。对各种团体的敌意无疑影响很大，因为革命者对这类团体深恶痛绝。早在9月24日，杜邦就说过教士是一个无用、甚至有害的团体。“如果教士仍是所有者，它就会继续在国内构成一个等级”，勒沙普利耶宣称，并补充说必须铲除“所有这些不断死灰复燃的团体与等级观念”。这正是布瓦热兰大主教所提妥协方案失败的原因：该方案主张发行一笔4亿里弗尔的借款，以教会财产作抵押；因为那样一来，教士就仍将作为一个团体存续下去，如同“国中之国”，可能造成“危险的独立”，议会1790年4月正是这样断言的。

最终，1789年11月2日，议会以568票对346票（40票弃权）表决通过：将“一切教会财产”交由国民处置（这并未解决所有权问题），同时由国家负责“以适当方式支付宗教活动的开支、供养神职人员并救济穷人”；近250名议员因流亡或缺席未参加表决。米拉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提出的文本比塔列朗的方案更简洁，并且以明文规定任何本堂神甫的薪俸不得低于1200里弗尔（住房另计），从而争取到了下级教士议员的支持；但反对票如此之多，或许正显示了莫里神甫呼吁有产者团结一致的效果：“财产权是一体的（……）我们的财产保障着你们的财产。”

让·饶勒斯把这一措施称为“为了现代社会的利益对中世纪的剥夺”，因为不动产性质的宗教财产将为年金持有人、资产者与资本家的动产财产提供担保；塔列朗早已为后者辩护：“不知是什么奇怪的念头，偏要贬低这一种财产，只把这一称号的荣耀留给田产。”照饶勒斯的说法，11月2日的“伟大日子”“无疑是革命中最具决定性的日子”，因为它缔结了“一种规模巨大的革命团结”。但持天主教传统主义立场的史家让·德·维格里同样强调这一决定的“深刻含义”：它超出财政权宜之计、超出反教士情绪、超出打击等级的行动，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表达”：世俗主义的、不再以宗教为根基的历史哲学。事实上，11月2日确实是决定性的，而且有双重意义：对教会的剥夺，是本书所讨论的货币进程的起点与先决条件（尤其是由于这次没收与公共债务的偿清被联系在一起）；它也是天主教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决裂与冲突的起点，其后果巨大而持久。《教士公民组织法》与教会分裂，实际上都已隐含在对教会财产的没收之中。

自然，谁也未曾预见到这项措施的种种深远后续；它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财政问题看不出别的解决办法，也因为它有一个好处：不损害、不触怒任何重要的社会类别；何况许多神职人员本就愿意成为国家的领薪雇员。事实上，这是国家的一笔“购买”，代价落到了全体人口头上，但只是在长时段中缓慢分摊……

无论如何，即使塔列朗的估算准确无误，那也只有长远意义；教会财富全为不动产（占王国国土的6%或7%），没收它并不能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因此，必须使即将被称为国有财产的这批财产变现，也就是预支出售所得——以这些财产为担保，发行票据或举借款项——这一点本已隐含在“交由处置”一语之中；各种方案很快纷纷出笼。

走向指券

要注意，制宪议会的这些辩论是在不佳的经济与股市环境中进行的。10月22日，于贝尔的朋友舍雷尔写信给当时身在伦敦的于贝尔：“市面病得不轻，人人都这么说”；29日，他记道：“公债行情每况愈下”。11月5日，他指出，2日的法令本应“重建信任”，却并未收到这种效果，因为粮食骚乱压住了行情。17日，他写道：“眼下凡与公债沾边的事都棘手得很，信任如此之少，资金如此之缺，支付如此之难，以致谁也不敢指望上涨，尽管议会出台了漂亮的法令，内克尔先生又有一颗不知疲倦的头脑。”相反，12月3日，舍雷尔断言公债将在1月间上涨，“无论国民议会采纳内克尔先生的方案还是别的方案，结果总归是发行更多的票据，因而货币或代表货币的纸券更为充裕。票据若赢得公众信任，公债自然上涨；如若不然，人们同样会买进公债，好脱手票据。”但12月14日，塞内夫写信给他的兄弟：“我不知道您持有公共证券，不然我早就劝您卖掉了（……）一切都还没有着落。我看一切都悬在半空，尽管有法兰西信誉的担保，债务偿还不偿还，简直是掷硬币碰运气（……）我看所有借款都已停摆，税款无人缴纳，混乱相当普遍。由此看来，我担心到头来一切都会输掉。”

实际上，早在11月6日，他就很有远见地写道：“我相信，纸币制度将成为避免彻底破产的强制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我还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这将通过扩张贴现银行来实现，还是通过发行国家票据来实现。”事实上，内克尔认为必须发行不兑现纸币才能避免破产，但他想限制其危险，遏制失控的风险。于是他重拾卡洛纳的旧议：把贴现银行改组为国家银行，这将有三重好处：便利国有财产的变现、为国库提供财源、挽救贴现银行本身；它当时已濒于破产。自1789年6月以来，其银行券流通量已从8000万增至1.14亿里弗尔；12月31日将达1.29亿里弗尔，而金属储备已从2700万跌至500万里弗尔，远低于章程规定的比例；这些银行券在法律上已不可兑现，事实上也如此了。另一方面，贴现银行对国家的债权——包括1787年以来存于国库的7000万里弗尔本金——到1789年11月22日将达1.66亿里弗尔。

因此，11月14日内克尔向议会提议：把贴现银行升格为国家银行，授予至少十年的专营权，资本从1亿增至1.5亿里弗尔。该行获准发行银行券，以2.4亿里弗尔为限，其中1.7亿按3%的利率贷给国家（相当于1789与1790两年的预计赤字），8000万用于商业贴现。这些银行券享有国民的担保，但暂时仍不可兑现。贴现银行对国家的预支款，将靠爱国捐与出售教会财产的所得逐步偿还；设立一个非常金库，专司出售事宜并收受其所得。

11月底，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拉博德·德·梅雷维尔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对案；其父曾在路易十五朝担任宫廷银行家，但他本人只是一个敌视内克尔的金融—政治派系的代言人，该派系包括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兄弟以及塔列朗，还有苏格兰银行家博伊德——拉博德是他的合伙人——以及路易·格勒菲尔。据某些史料，该方案不过是已故的庞肖所拟计划的抄件；另一些人则把此案归于博伊德名下。其设想是不建国家银行，而建一家“股东银行”，资本3亿里弗尔，其中2.5亿贷给国民，逐步偿还。这家银行实际上将吞并贴现银行，充当国民的出纳机构；此外还承担铸币事务。有人反对说，银行的首脑们将握有“过于庞大的权力”，拉博德遂撤回了提案。

然而，内克尔的方案——有人认为它本可在法国创立公共信用——也没有被议会接受，原因首先在于政治。许多议员不信任贴现银行：那是旧制度的机构，又是巴黎的机构。它的老对头米拉波指责它曾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对国家全然不负报账责任”，让全国泛滥着“一种最令人恐慌的纸币”。对许多人来说，“银行”一词本身就唤起疑惧，就是投机倒卖的同义语；有人担心一家独立的国家银行会强大得令国家生畏，另一些人则相反，担心它沦为国家的工具。人们引英格兰银行的先例，正反两方面的意思都有。拉罗什富科公爵依据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主张英国商业的繁荣是尽管有英格兰银行、而非多亏有英格兰银行，并借此否定一切由国家设立的银行、否定一切有害于商务的垄断；他还强调了海峡对岸英格兰银行与议会生活腐败之间的关联。对英格兰银行神话的质疑，克拉维埃在1789年6月发表的一本小册子里早已开了先河；耐人寻味的是，制宪议会成员刚刚在政治领域拒绝了英国模式，又在财政领域同样否定了它。极端两派合流的景象出现在1789年12月19日：后来充当反革命代理人的巴茨男爵宣称：“我们把自己变成违背天性、违背理性的英国人、银行家和金融家，捞不到任何好处”；照他的说法，银行只有在工商业国家才有用。克拉维埃则谴责在巴黎这样的“消费城市”设立银行，它远离全国生产的腹心。

此外，米拉波还懂得拨动唯意志论偏见的心弦，声称国家可以甩开“无用的中间人”。许多议员不愿让国家把筹资交给私人机构的好恶与市场规则去摆布；他们一心要把公共财政从旧制度下私人盘剥的格局中解放出来，不愿在清除金融家之后，又落入银行家的股掌之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国家应当按其需要自行创造货币；于是人们第一次听到了对纸币的热情颂扬。佩蒂翁问道：“既然公认需要这种拟制的硬币，我们难道不能自己制造吗？难道不能由我们自己赋予它流通于全国各地所需的信任吗？（……）让我们发行〔以国有财产为凭的〕指示式债券；让它们生息，为它们指定确定的偿付……”

相反，主张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或实行银行自由的人寥寥无几。杜邦·德·内穆尔发表了一篇非常现代、非常激进的演说，要求把废除特权与企业自由的原则施行于银行领域。但他的主张遭到塔列朗的反驳：后者认为众多银行相互竞争是危险的；他也同样反对设立一家由国家担保的国家银行，反对纸币。

因此，围绕银行问题出现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延续了那场由来已久的争论——自1789年初以来愈演愈烈——即国家银行是否有用。但辩论没有结果。勒库特勒·德·康特勒代表财政委员会作了总结，于12月17日宣称，应当“到国民自身中去寻找国民的真正财源……不可让公共安危唯独取决于一家银行的安危，而它自身也无力保证”。人们常指斥专制制度与国家银行互不相容；然而，已成为君主立宪国的法国，却拒绝了中央银行的试验。

相反，在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辩论中，好几位议员提议发行以出售教会财产为担保的“国民票据”或“国家票据”；11月27日，其中一位议员塞尔农男爵看来是第一个用assignat（指券）一词来称呼这类票据。

讨论陷入了泥淖。财政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对案，意在全面改造整个税制，却没有拿出任何摆脱当前困境的切实办法。制宪议会意见不一，最终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受财政委员会多数成员与几位有影响的议员的猝然推动才下了决心：这些人决意甩开内克尔的审慎，立即并大规模地动用教会财产这一财源（那位大臣只谈到可以出售部分王室领地与教会财产）。另一个因素是对破产的恐惧；12月17日，塞内夫写道：“据说病势沉重至此，若30日之前拿不出药方，各项支付恐怕又要拖延。”事实上，在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危言耸听的声明之后，议会采纳了它的新提案——对内克尔方案作了重大修改——并表决通过了1789年12月19—21日的各项法令。议会下令出售王室领地与一批教会财产，总值共4亿里弗尔。设立非常金库，收受出售所得与爱国捐收入，用于支付“可索兑债”与拖欠债务，以及议会颁令注销的各项债务的本金。该机构的自主地位，旨在补救国家信用扫地的局面，也迎合独立银行派的心意。主持该机构的总司库，是银行家勒库特勒·迪·莫莱，出自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个家族。

此外，还将发行以非常金库为兑付处的指券，即“用以购置将予出售的不动产的票券（……）以上述财产的价值为限”（即以4亿里弗尔为限）；这些指券每张1000里弗尔，年息5%，在购买国有财产付款时被优先接受。其中1.7亿里弗尔指券将交付贴现银行，以偿付它1789年向国库提供的预支款，以及它将于1790年上半年再度预支的8000万里弗尔。贴现银行还获准把资本增至2亿里弗尔，但其银行券不再具有强制通用效力，并自1790年7月1日起恢复兑现（这后一条规定于1790年6月27日被撤销）；不再提把它升格为国家银行，它仍为私人机构。要注意的是，assignat本是南部成文旧法中的术语，指为担保一笔未来付款而被扣押作质的财产或款项；采用它而不用更常见的拨付令——后者指有到期日的票据，即一种临时性的货币符号——照米歇尔·布吕吉埃的说法，是“制宪议会在字眼上巧妙地做了文章”，以凸显担保物的具体与坚实。

就这样，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制宪议会在1789年岁末找到了一个办法，把对教会财产的没收用于财政——或者更确切地说，用这批财产来填补预算赤字。这个办法表面上温和、合理，而且并非没有先例。指券不是货币，而是公共债务的一种新工具；它与内克尔提议发行的银行券十分相似。事实上，12月19日法令强令债务展期——用今天的话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部分延期偿付：国家的一部分债权人将不再以硬币受偿，而是领到一种流动性有限的票据——固然肯定能用出去，但或许只能用来购买国有财产（他们从这种票据上得到的利息，低于此前国家借款的利率，因而其中还含有部分的债务转换）。况且，计划发行的指券有42.5%将归于单一债权人：贴现银行，它将自1791年1月1日起每月领取1000万里弗尔。诚然，在此期间贴现银行会扩大其银行券流通量，但增速为每半年8000万里弗尔，这只占货币总量很小的比例（约4%），甚至抵不上1789年已经发生的硬币外流。再说，指券虽使公共债务增加，表面上却有国有财产作坚实担保，其出售理应保证指券的逐步清偿²。法令规定分五年偿清，至1795年结束；这份严格的清偿时间表在1790年4月17日法令中即已消失，后者反过来规定，凡用于支付国有财产价款的指券一律焚毁。

所以，这是一项临时权宜之计：为国库提供可动用的资金，赢得时间，等待税制完成重组、纳税人重新养成纳税的习惯。唯有时间的距离、唯有对后来事态的了解，才使我们得以把1789年12月19日法令看作踏上祸路的起步、通货膨胀这一万劫不复进程的开端——甚至看作不可避免地以强制手段服务经济目的的开端；才使我们看到：以出让资本来填补经常性赤字是有害的；人们调制成了一杯易挥发、会爆炸的鸡尾酒（墨菲），把债务管理、赤字筹资与货币创造搅在一起——这套制度唯有在赤字已被消除的前提下才算健全。况且，凡事只是第一步难；几个月之后，再度从国有财产这座20亿里弗尔的“宝库”中取用的诱惑势必难以抵挡，因为指券的创设事实证明既危险又不够用：国家的财政困境远未了结。

新困难，新决策：1790年4月17日法令

菲雷与里歇把1790年称为革命的“幸福之年”，就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而言，这一称呼完全恰当：骚乱与暴力少之又少，制宪议会勤勉地筹建各项新制度，7月14日的联盟节上演了民族团结的盛大庆典。相反，在财政与货币层面，可以说1790年埋下了一枚枚延时地雷，随时可能引爆通货膨胀；到这一年结束时，进程几乎已不可逆转。

这一危险的演变源于国家财政日益加深的困境；其主因与前几个财政年度相同，只是更为尖锐：税收不足。

直到1790年年末与1791年年初，创立新税制的各项法律才表决通过，并立即生效。在此期间，旧税——加上爱国捐的补强——依然存在；1790年1月，议会颁布法令，勒令缴纳。但纳税人1789年表现出来的抵触情绪延续了下来，而新的市镇当局——如今编制直接税税册与征收之责落在了它们头上——既缺乏才干，又缺乏热忱，不敢招惹自己的选民，以致税款入库极慢，军役税与人头税几乎颗粒无收。原先预计直接税可征得2.71亿里弗尔：到1790年11月10日，入库仅4900万里弗尔；到1791年5月，上一年度的直接税仍有一半以上未缴。而1791年的税收中有53%属于陈年欠账，足见缴款之迟缓。

至于间接税，盐税及其他多种税捐于1790年3月废除，议会设立了替代性的税捐，但其收入几乎为零，公民们要求彻底废除这一类税。至于消费税、入市税以及总包税所经手的一切，收入并非微不足道，但由于走私、舞弊与普遍的抗拒，远远低于预计。诚然，制宪议会也没让事情好办：它在1790年7月17日宣告，“人民（……）既然烧毁了（巴黎的入市税）关卡，也正是用同一只手攻取了巴士底狱、赢得了自由”，并撤销了针对1789年7月捣毁关卡事件的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1790年的税收远远低于预计，与需要相比更是天差地远。据哈里斯的计算，税收占国家全部财源的比重1790年为29%，1791年将跌至16%。其他计算得出的结果虽不相同，但量级相近³；例如最近，博尔多与怀特给出的1790年税收数字为1.24亿里弗尔，即支出的25%，赤字为3.64亿里弗尔。还要补充一点：议会决定放弃一些财务权宜手段：它们能暂时减轻国库的负担，但被视为旧制度的弊端：预支款于1790年4月被议会禁止；账期展延自9月起停止；支付令则随收税官职务的废除而消失。

看来，从收入方面看，1790年年初的形势格外糟糕。此外，各包税所或官营税局几乎分文不缴国库，其收入大半被各项开支占用，而这些负担的偿付由它们直接经手。国家靠权宜之计度日，主要靠吃往年财政年度的老本，和预支未来财政年度的收入（但预支款的展续已难以办到）。年末略有好转之后，国库的月收入在1791年头七个月明显下滑，直到新税捐的收入开始入库，才强劲回升。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不无节省开支的念头，国家支出不久即大幅增长，这是因为承担起了教士的俸禄与年金以及其他宗教开支（达1.3亿里弗尔，远超国有财产的实际收益），并采取了清偿流动债务的方针。国库的实际支出，1790年头四个月为1.41亿里弗尔，第三个四个月为2.85亿里弗尔，1791年头四个月达到顶峰，3.39亿里弗尔。其总支出1790年为6.57亿里弗尔，1791年将达15.71亿里弗尔⁴。

1790年3月6日，议会收到内克尔呈递的一份令人极为不安的备忘录：支出在增加，税款不入库，本年度恐怕会出现近3亿里弗尔的赤字。但这位大臣提出的对策，不过是一系列细枝末节的措施，外加严格征税。议会不满，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可以肯定的是，加快乃至扩大12月间已定规模的纸币发行，这一念头正日渐得势。一些实业界人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巴黎的批发商与商人抱怨客户用贴现银行的银行券付款，而他们却无法用它们向外省供应商结账，那里须以硬币支付；他们要求让这些银行券在全国具有法定通用效力；另一些人则指责贴现银行贴现迟缓。有些议员已经认同以发行纸币“提振”经济的想法。在外省，态度各不相同。在波尔多，2月间传来消息，说贴现银行已向商会请求协助推销几百万里弗尔指券，这在当地引起了近乎恐慌的反应；但4月8日，商界全体大会对两种主张几乎平分秋色：一方主张指券应是可转让、生息的证券，另一方主张指券应作货币，强制通用、不生息⁵。相反，4月9日有人从里昂写信说：“此地人人惧怕指券，诸事停顿，票夹紧闭，复活节结账连0.5%利息的借款都找不到。”只有“狂热分子和没什么可托付的人”才拥护这种新货币。

诚然，指券的推销之所以受阻，是因为教士及其财产的处境尚未明朗；这批财产仍由神职人员管理，哪些将予出售也无从知晓。不过，2月13日决定的解散各修道修会，将使大批教会建筑腾空可供处置。因此有人要求立即着手出售国有财产，以增强对指券的信任、便利其流通；但也有人担心出售进展迟缓，会妨碍已发行票据的“回笼”。

正在此时，3月10日，巴黎市长巴伊提议：把12月间决定出让的4亿里弗尔财产卖给巴黎市及其他有意购买的市镇，再由它们转售；它们以债券支付，贴现银行凭这些债券作担保发行银行券，交付国库。尽管各市镇的财务状况十分脆弱，这套“融资安排”还是让人对出售的成功有了信心；3月17日，议会决定向各市镇出售4亿里弗尔国有财产；但该法令的执行却难题重重。

3月29日，财政委员会于是决定：议会不能再推迟发行一种值得公众信任的“拟制的硬币”。4月9日，昂松代表委员会提议议会发行4亿里弗尔指券（有几位议员本想发行更多），在全国法定通用。经过激烈讨论，该方案于4月17日以略有改动的形式获得通过。1789年12月决定创设的4亿里弗尔指券将具有货币资格，在王国境内处处“视同响当当的硬币”予以收受。指券将照原定方案生息，以鼓励持有、防止硬币外流，但利率仅为3%（财政委员会原提议4.5%）。指券与其他“国家证券”之间的收益差，可能也促成了指券的贴水。将印制1000、300与200里弗尔三种面额；实际上印制工作有所延误，首批指券直到1790年8月10日才开始发行，每日1万张。在此期间，凡发往外省的贴现银行券，均加盖“凭票换发指券”字样。这批指券的用途，首先是兑换贴现银行的银行券，直至国家对该行的债务偿清为止；然后用于偿付既有的预支款——禁止再设新的预支款——以及结清拖欠的年金款项。贴现银行券的兑换本应在1790年6月15日前完成，但因指券印制延误，这一日期推迟到8月15日。回笼的银行券予以销毁，从此以后，国家不再借助贴现银行这家旧制度机构的服务。这是新的重要一步：议会终结了指券与银行券并存的格局、强制实行兑换，也就把财政与货币问题的全部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昂松当初正是请议会拿自己的信用作赌注。与此同时，制宪议会决定：什一税自1791年1月1日起废除；教会财产立即交由区、省两级行政机关管理；教士的债务（固定债务本金，至1792年4月为7200万里弗尔）由国民承担。

4月19日国王颁布诏书，30日议会向法国人发表告国人书（由蒙泰斯基乌侯爵起草），敦请公民对指券“竭尽全力维护其信用与流通”。议会摆出满意的姿态——照它的说法，它刚刚“朝财政的再生迈出了一大步”——并许下了种种美好前景，包括让人民“减轻负担”。但一丝不安仍流露出来：需要为出售教会财产作辩护，需要让人对教士与宗教的命运放心，也需要让人对指券放心：“它们的价值显而易见，一如你们日常硬币所含金属的价值”；它们具有“真实价值、不变价值，一种足以足以与金属本身争胜而不落下风的价值”。告国人书以威胁作结：这些措施的执行——尤其是教会财产的出售——不容任何阻碍；凡图谋败坏指券信用者，应以自由之敌论处。事实上，反对昂松方案的主要是右派议员，而他们的论点事先就失了信用：人们怀疑他们无非是想阻止或拖延教会财产的出售。爱国与纸币被画上了等号：“怀疑指券的价值，就是怀疑革命，就是犯罪”（米拉波）。然而布雷施写道，这道“致命的法令”是制宪议会的大错。

诚然，指券仍旧生息，还算不上完全意义的货币；票券背面印有空白的背书格，供先后各持票人签名，以防遗失被盗。纸币的概念尚未与商业票据的概念划清界限；这些背书格直到1791年初发行的指券才消失，那一版指券的形式才是不折不扣的纸币。此外，首版指券下端附有三枚息票；鉴于支付手段匮乏，这些息票一般都被剪下，充当找零的辅币。另一方面，获准发行的额度仍是有限的；但正如弗洛兰·阿夫塔利翁所指出的，以每月3000万或4000万里弗尔的赤字计，这笔额度至多一年就会耗尽。事实上，国库月月告急。1789年12月法令原定贴现银行1790年上半年预支8000万里弗尔：到4月即已用罄。从4月17日至8月8日，议会核准贴现银行追加预支共1.75亿里弗尔，这意味着4亿里弗尔指券的发行额度将大半用于兑换该行银行券与“凭票换发指券”票券，因而事先已被抵押掉了。1790年全年，纸币形式的“援款”共计4.24亿里弗尔，其中3亿来自贴现银行（银行券与“凭票换发指券”票券），1.24亿来自非常金库（第四季度以指券形式提供）。

制宪议会成员或许已经意识到，新的发行在所难免。无论如何，他们很快就开始考虑比1789年12月与1790年4月所定规模更大的国有财产出让。5月9日，议会决定王室领地同样出售，唯森林除外；7月9日，议会颁令：全部国有财产（极少数例外）均可出让。此前议会已对出售程序作出规定，但在这一点上，它服从的是政治与社会考量，而非财政考量。为方便出售、让财力微薄者——尤其是农民——也能购买，购地者只需以现金支付价款的12%至30%（视财产性质而定），余款可分十二年付清，年息5%。若要限制指券的流通年限，这个期限就太长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按年分期付款的办法——雅各宾派史家称赞它有利于小人物——却遭到圣鞠斯特的抨击（1792年11月与1793年10月的演说）；在这位山岳派议员看来，它让“购地者有十一年工夫拿自己田产的价款去投机倒卖”，它造成支付手段的扩张，这些支付手段“将（……）与生活必需品相较量”，而且，通货膨胀一旦开动，国家在出售国有财产上的亏损还会不断扩大（事实上，这些亏损是由指券持有人承担的）。

1790年8—9月的辩论与9月29日法令

尽管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议会直到1790年8月底才开始深入处理这个问题。8月27日，议会听取了蒙泰斯基乌侯爵代表财政委员会——该委员会自7月初起就在讨论此事——就债务问题所作的报告。他陈述：国家各项负担合计每年6.41亿里弗尔，其中公共开支2.4亿，宗教开支与教士年金1.2亿，偿债支出2.81亿。而旧制度下的税收为4.97亿里弗尔，什一税收入为1.33亿，合计6.3亿里弗尔。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就必须削减开支；委员会建议以偿还未设立年金的“可索兑债”——用今天的话说即流动债务——来实现削减，这笔债务为19亿里弗尔，偿清后可省下相应的9000万里弗尔利息，把向纳税人征收的总额降至5.2亿余里弗尔。不言而喻，偿付将靠出售国有财产进行；委员会提议，购产价款既可用指券支付，也可用一种新的金融工具——财政收据或国民债券——支付，凡对国家的一切债权，事先一律调换为这种票据；它们生息，性质上不是货币。相反，指券——蒙泰斯基乌提议发行19亿至20亿里弗尔——将是一种法定通用的货币，不生息（与1789年12月及1790年4月两次法令的规定不同）。

这些提议引发了一场时断时续、持续一个月的辩论。它承续着18世纪两种货币价值观念之争，货币与国家的关系也在其中：一是符号货币，其价值奠基于国家权力；二是商品货币，其价值生成于商品市场。利害攸关，非同小可：议会若决定发行纸币，总额大体相当于革命爆发时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也大体相当于国有财产的总值），那将是一场货币上的天翻地覆。警告之声不绝于耳，出自一批有才之士，其中不少人本是革命的支持者：塔列朗与莫里、内克尔与杜邦·德·内穆尔、勒布伦与马卢埃，又有孔多塞、福尔邦内与拉瓦锡这几位不是制宪议会议员者声援。他们总体上反对偿付流动债务，那将引起巨量纸币发行，而国库并不能真正得到缓解；此外，他们赞成财政收据方案，只辅之以有限的指券发行，以应预算最迫切的需要。他们揭露：偿还公共债务的目标与弥补经常性赤字（况且，后者远大于偿债支出可望省下的数目）互不相容；说指券将滋养经济，又说国有财产一卖完指券便会迅速消失，两种说法自相矛盾。指券贬值与物价上涨的危险——以及它们给国家债权人和全体人民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自然被着重指出；国有财产若一股脑抛向市场，其价格势必下跌，这一威胁同样被点明。杜邦在《指券对面包价格的影响》中预言，面包价格将翻一番，“人民日常所用的一切商品”也是如此。他还断言，强制通用违背新宪法的精神。

对此，指券派——巴纳夫、勒沙普利耶、蒙泰斯基乌、佩蒂翁与米拉波——回答说：指券与劳氏的银行券不同，它以土地为担保，公民不可能对它失去信任。与财政收据相比，它有两个优点：更经济，因为不生息；也不会成为投机倒卖的对象。但主要论据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发行纸币将带来繁荣、重振经济，并因国有财产加速出售而赢得购产者之心，从而巩固革命的成果。佩蒂翁抛出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民粹论据：反对指券的只有银行家和投机商。至于米拉波，他投身这场战役，是因为从中看到了彻底搞垮内克尔、自己登堂入阁的机会。事实上，内克尔这位日内瓦人于9月3日辞职，辞职前不忘发出郑重告诫：指券货币势将信誉扫地，大规模发行“危险至极”，对社会安定尤其如此。但他政敌的入阁之梦落了空。数月来，米拉波早已暗中与宫廷结盟；此事虽无人知晓，人们却对他存有戒心（9月20日塞内夫写道：“据说已有人许诺，米拉波若能让法令通过，就给他200万里弗尔指券”）。他除了别的言论之外还断言，凡动摇指券者都是国家之敌，而国家得救有赖新一轮发行；至于财政收据，必将沦为“囤积居奇的资本家”的投机对象。

然而议会犹豫不决。它征询了各商业城市的意见，其中绝大多数（三十三处中的二十七处）表态反对拟议中的巨量纸币发行——那将导致硬币彻底绝迹。9月4日，有人从里昂写信给于贝尔：“此地群情之激愤已达顶点，反对那项大规模发行指券的荒唐方案。我们的制造商匆匆向国民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市镇政府鼎力支持；商会正在起草一份备忘录。”马赛商会9月6日也照此办理，断言这次发行将是“一场公共灾难”，会使一切商业活动停摆。18日，223名马赛批发商提议：以年息5%、可用于支付国有财产价款的债务确认书来偿还公共债务。正如夏尔·卡里埃所写，马赛的批发商并不需要新的支付手段，他们不想要纸币（况且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国家的债权人）。诚然，在其他港口城市，许多批发商负债在身，舆论遂告分裂。波尔多尤为如此（4月间已然如此）：9月3日商界全体大会上，强制通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竟至动起手来；但最后，支持派靠一次暗箱操作，把一份赞同新发行的意见书冒充全城商界的意见寄往巴黎——这派人“素以负债多于债权闻名”。至于各“制造业城市”——“别人欠它们钱”——则态度鲜明地反对。例如在里尔，宪法之友社——即雅各宾派——散发了一份为指券辩护的传单，把指券贬值归咎于投机商、犹太人和“革命之敌”。它要求“好公民”把凡以超过0.75%贴水收受指券者，在专设榜牌上张榜告发。但商界多数派对内克尔的辞职与大规模发行指券的威胁深感震惊。9月14日，商会召开特别大会，决定派两名代表携备忘录前往制宪议会，备忘录谴责以指券偿付“可索兑债”的主张，赞成发行生息的财政收据⁶。色当制造商泰尔诺发表小册子，揭露“强制纸币给商业与工场造成的祸害”。商界特派代表把各商会的意见汇集成册，请求到议会列席陈词，但议会拒绝接待他们。一些省的行政委员会——例如上莱茵省——以及一些市镇政府，也表露了反感。

与之针锋相对，民众报刊对反对方案者口诛笔伐，指控他们图谋复辟旧制度。埃贝尔宣告：“那帮囤钱的窝囊废终于要被撬开保险柜了。我们的纸会抵得上他们的金子，（……）再也见不到空荡荡的作坊、奄奄一息的工场了。”一些俱乐部、一些区向议会表态：反对这项利国利民的爱国举措的，只有投机商与贵族。有人要求扩大发行，并让小额券流通起来。唯有马拉坚称，指券派是在为反革命的利益效劳：他主张以实物偿还公共债务，把国有财产分掉；但无人理会。马赛商界的一位特派代表写道：“巴黎的民众对这次发行表现出一种贪婪，仿佛视之为自己的幸福之源”；他们群集在议会周围，高声索要指券。

最终，议会于1790年9月29日以508票对423票通过法令：国家未设立年金的债务与前教士的债务，将以指券货币偿付，不生息。指券流通总量不得超过12亿里弗尔，已颁令发行的4亿计算在内。因此，与蒙泰斯基乌的提议相比有所退缩；但无固定期限地偿清全部“可索兑债”（其数额并不确定，却远超此次决定创设的8亿里弗尔指券）这一原则，加上经常性赤字（10月份为4100万里弗尔），都有可能使12亿的上限形同虚设。

但事情的实质在于：一部分公共债务被货币化了：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即以创造货币的方式购回债务；指券本身也被货币化了，完全具备了货币的属性，特别是因为它不再生息（10月8日法令；诚然，生息条款本就碍事，息金逐日并入本金，一张指券的价值天天在变），并且改为不记名持票人票券、不再记名背书，省却了一切背书手续（11月18日法令）。议会不久之后又宣告：指券可以“在一切交换中与金银铸币并驾齐驱”，而后两种货币本就不生息，以此为这一改变辩护。此外，指券的流动性一向有限，也由同一道10月8日法令大为提升：该法令规定增发一系列新面额，最小面额降至50里弗尔，而4月法令的最小面额为200里弗尔。事情并不就此止步：1791年5月6日，又决定印制5里弗尔面额指券1亿里弗尔；12月23日又发行50、25、15与10苏面额的票券。小额券原先被排除，为的是不驱逐硬币，但硬币照样消失了，正是辅币的匮乏迫使人们创设小额指券。此举使纸币与铸币直接展开竞争；而且它等于降低工资，因为此前纸币兑换硬币的贴水损失一向由雇主承担。此举或许也有对付私人发行的用意（下文还会谈到）。而“经济恐怖”也初露端倪：1790年11月4日法令规定，“伪造指券者（原文如此）及其同谋”处死刑。“伪造者，国法处死——检举者，国家酬奖”——人们将在指券上读到这样的字样。

很明显，1790年9月29日法令是革命货币史上决定性的转折。布吕吉埃写道，“最后的制动闸就此飞脱”。他还指出，指券货币的胜利与法国同西班牙——白银的供应者——决裂，在时间上“完全重合”：革命者以为在国有财产中找到了波托西银矿的等价物。

诚然，这桩公案远谈不上真正清楚。正如善良的勒瓦瑟尔所写，动用指券只应限于维持国家日复一日的运转，“不应用不合时宜的偿付把事情复杂化”。因此首先要问：财政委员会为什么会产生那个相当奇怪的念头，把偿付“可索兑债”——即一经请求、一两年内即须兑付的债务——列为优先事项？这笔债务看来有13亿里弗尔，或许更多；此外还有约6亿里弗尔的定期债务，1793年起才须偿还。“可索兑债”是个五花八门的混合体，包括各种拖欠债权——有的还很可疑——也包括已废除的司法、财政等官职的价金以及各类保证金：总共8亿里弗尔以上，其中约5亿是严格意义上的官职价金。按革命的逻辑，本应把官职买卖视为一种弊端，其持有者从中得利已久；因此不妨认为，议会内部对昔日官职持有者的某种同行——哪怕不是同阶级——的团结意识起了作用，他们当中就有好几人跻身议员之列；制宪议会里为数众多的法律界人士，在这些人中间便有亲属、朋友与故旧。官职的偿付将给他们带来现金，取代难以变现的年金证券。

但也有一些议员可能是追随了米拉波的考量：他既要借偿付官职使官职的废除不可挽回，又要迫使官职的原主人，即“司法界这个庞大的团体”——至少出于自身利益去支持指券。还有一种可能：人们想把清偿流动债务作为正在筹备的全面重组的先决条件，借此廓清局面（这是拉梅尔后来的解释：意在把过去与未来区分开来）。然而对许多议员来说，决定性的论据是：用指券偿付一部分债务，可以省下债务利息，从而避免一场不得人心的加税；因为表面上看，以创造纸币的方式偿债不花任何人分文，不花国家的，也不花纳税人的。内克尔后来写道，指券“延续了只支出、不收入的本领，把财政打理得如此轻而易举。于是政府越发免于催逼纳税人、向他们索取牺牲”。勒费弗尔指出了此举的另一层政治利益：首批指券或财政收据，会把国有财产交到国家债权人的独家手中——金融家、供应商、旧官职持有者；而新指券由于面额降低，“使人人（原文如此）都能购得”。

不过，制宪议会终将把新税制建立起来，而新一轮的纸币发行也并非全部用于日常开支。

事实上，在直到战争爆发为止的三十个月里，债务清偿确实取得了进展——战争爆发时，议会决定实际停止这种清偿⁷。到1791年6月19日，累计清偿额已超过4亿里弗尔，到1792年4月1日约为10亿里弗尔——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大体占国家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一。诚然，其中包含预支款与拖欠年金的支付，严格意义上的债务注销只占一半略多。这些偿付或许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倘若指券只用于填补经常性赤字，物价会涨得更快，因为那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而得到偿付的债权人则可能把到手的款项留下一部分。相反，在克拉维埃看来，“人们摆开了一席敞开的盛宴，国家所有的吸血鬼都将受邀成千上万地蜂拥而来，饱餐人民的膏血”。

还要补充一点：1790年秋，正当指券开始大规模发行之时，围绕金属货币爆发了一场激烈论战：卡洛纳1785年的改革遭到质疑，有人提议对黄金法定减值，乃至废除其货币地位。9月11日，议会设立了货币委员会，其实际主持者是弗朗索瓦·韦龙·德·福尔博内，前铸币总稽查、声望很高的经济学家⁸。该委员会提议压低金价，把金银比价定为1比14又7/9，取代原来的15.5；金路易将只值23里弗尔，不再是24里弗尔，并暂停铸造金币。它论证说，卡洛纳的重铸使法国流失了大量白银，且流失仍在继续；压低黄金价值可减少银币外流。这个委员会背后究竟有哪些金融与政治利益，已无从确知；但很可能是与西班牙有往来的大商业与大银行，正是当初反对1785年改革的那个游说集团。

这些提议激起了制造业与商业议员的抗议，也引来克拉维埃、孔多塞，尤其是米拉波的反击：米拉波接连发表了三本小册子。米拉波虽主张银单本位制，却指责该委员会在动摇人们对指券的信任。12月间的一场辩论中，塔列朗要求把重铸货币的一切事宜留给以后的立法机构处理。1791年初论战仍在继续，但再没人提修改比价的事。

这些辩论之所以要提及，是因为它们留下了一种共通的学说底色，在革命期间乃至其后屡被援用；但在当时，要紧的是经常性预算的赤字依然敞着大口，而这道口子是用指券堵上的。

新税制及其结果

然而，一套新税制已由制宪议会创立，所依据的是自1790年11月起陆续表决通过的一系列法令。1791年1月1日，旧税消失，新税生效：土地税、动产税、营业执照税；间接税方面则有关税、印花税、登记税。多数史家认为议会此举功不可没；但让·梅耶称之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折中，佩罗则指责制宪议会成员犯了“根本性误判”：他们对亚当·斯密（其著作广被阅读，革命议会诸多演说中可见其痕迹）作了重农学派式的解读，最终选择了魁奈的税而非斯密的税。议员们确实把税收的大头押在了按收入六分之一征收的土地税上。既然谁也无法认真估算国土的净产出，这便是跃入未知的一跳，注定造就难编的预算；“陷阱无情地合拢：预算赤字已写进税法之中（……）这个糟糕的开端，决定了此后革命事态的走向。”

还有一种可能：1790年秋，制宪议会成员因指券货币的便利而暂得喘息，低估了预算平衡所需的征税努力。况且，他们总得拿得出话来向公民保证：比之“暴政”年月，税会缴得更少。议会在1791年6月24日的告国人书中费力论证的正是这一点：1789年，法国人的负担（含1.33亿里弗尔什一税）达7.69亿里弗尔；1791年，他们只须缴纳5.87亿里弗尔捐税，即少了1.8亿里弗尔。更有甚者，昔日的特权者如今也要缴上自己的一份，“因此，真正减负2.5亿里弗尔的是几乎全体国民”。事实上，预定的税收与旧制度末年基本持平，约5.5亿里弗尔。这就是说，旧制度下不够用的税，如今依然不够用。

制宪议会还因废除了几乎全部消费税而受人指摘。戈丹后来写道，它就此“宣判了财政的覆灭”（他还抢先道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论点：这一抉择“主要受博取民心之需的驱动”）。重农学派学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况且这类税捐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显然无从征收。不过，确有一些议员——其中几位属于左派——念及为国家保住财源，提议以低税率保留若干间接税：他们争到的只有一项烟叶进口税。马莱·迪庞1794年将写道——而1791年即已如此——在法国，捐税“由有产者缴纳；只有他们完税，严格意义的人民分文不出”。这固然可敬，但税基实在不够宽！

无论如何，直接捐税体系错综复杂，且缺乏强制手段。要行之有效、公平合理，须先做收入评估的准备工作与计算，这既困难，又必然旷日持久。况且，这些工作交给了市镇政府，它们往往缺热忱，或缺才干，或两样都缺。自然，市镇政府由纳税人选举产生，544名负责征收的区收税官也由间接选举产生；后者往往不称职或不尽职。在新设的捐税部，继内克尔之后上任的是两位平庸的技术官僚，高级职员中只留用了前财政总监署的一部分人。然而这批职员不久就重建起一套与旧制度相似的官僚新秩序，把“行政的蛀虫引进了革命的果实”（布吕吉埃）。

至于纳税人，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们缴纳由合法代表议定的捐税，并不比缴纳旧制度“非法设立、非法征收”的税更情愿。要知道，土地税与动产税同旧军役税一样是摊派税，而由于时间仓促，各省之间的分摊额是照旧制度下实缴数目核定的……人们归咎于旧制度的武断，在新捐税的核定中层层再现，尽管立法者本想从简从便，以财富的外在标志、以易于查明的事项为课税依据。1791年土地税的平均税率，各省从推定收入的6%到31%不等。此外，市镇政府应做的评估工作进展迟缓：到1792年5月，已编好1791年度税册底册的市镇，土地税方面四万个中只有两万一千个，动产税方面更只有一万四千个；而且它们往往把本镇公民的收入压得越低越好。

在这种情况下，实收明显低于预定。况且入库严重迟延。诚然，1791年年末有所好转：该年最后四个月的国库正常收入是第二个四个月的两倍。这一好转延续到1792年，下半年尤为明显（或许出于战争激起的爱国本能反应，或许是惧怕镇压，九月屠杀已展示了镇压的可能性）。税收1790年仅1.92亿里弗尔，1791年增至2.34亿（哈里斯数字）。诚然，由于税册编定的迟误，唯有年末的征收额才能说明新税的实得；年末月均征收2650万里弗尔，折合全年3.18亿里弗尔，而预期的总收入为5.87亿里弗尔。事实上，到1792年10月1日，1791年度三项直接捐税仅征得1.53亿里弗尔，而期望数是3亿。有人算出，1791年实收仅为预期的43%。博尔多与怀特最近估计：1790年，税收仅占法国实物产出的2%或3%，1791年或许占5%，而1787与1788年为11%。

1791年初的预算案列有温和赤字，按不同估算在2500万至1亿里弗尔之间。实际赤字却大口敞开：一方面税款不缴，另一方面开支增加，清偿债务一项尤甚。各项负担达8.23亿里弗尔；即使按不变币值计（7.57亿里弗尔），也比1790年多1亿里弗尔⁹。实收仅占支出的35%，甚至31%。无论怎么算，1791年的恶化都十分显著，尽管入库情况好转。按哈里斯的数字恶化最甚：总支出15.71亿里弗尔。

因此赤字巨大（按博尔多与怀特为5.29亿里弗尔，1790年为3.64亿；按哈里斯则为13.37亿里弗尔），填补它的办法是由非常金库以新发指券提供“援款”，作为捐税收齐后须予归还的预支。这批援款的总额有人算为6.1亿里弗尔（1790年为4.24亿；按不变币值计，1791年为5.61亿里弗尔）。而1791年2月，为平衡预算，原只打算由金库预支6000万里弗尔！

已颁令发行的指券额度很快告罄，这不难理解。到1791年3月31日，已用去8.45亿里弗尔。1791年6月中旬，获准发行的12亿里弗尔中仅剩5100万可用；计入因出售国有财产而回笼销毁的部分，流通量估计为9.8亿里弗尔。诚然，其中3.48亿已用于兑换贴现银行券；但预支给国库的达7.71亿里弗尔。

支付中断再度迫在眉睫。于是，1791年6月19日，议会表决印制6亿里弗尔新指券，其中1.6亿立即发行，其余原则上须经新法令、随国有财产出售所得的入库进度陆续发行。这实则纯属形式上的防范；还要指出，这一次没有进行上年度那样的深入讨论。事情已经很明白：国家此后缺了反复发行纸币便无法履行其职责。1791年8月1日，已创设的18亿里弗尔指券中用去12.83亿；9月30日制宪议会散会时，最后一批6亿中至少已花掉2.68亿，新成立的立法议会手头只有7400万里弗尔可用；流通中的指券已接近12亿里弗尔。

探寻一种解释

制宪议会的积极成就不容忽视：创立了一套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新税制；还创立了国库，一个独立于行政权直接管辖之外的机构（意在使国王与大臣们再也无权染指公款调度），理论上受议会监督。它肩负巨大的职责，而其潜在的、不事声张的权力，又因政府人员频繁更替而愈发膨胀（该机构充斥旧国库出身的人员，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人们也完全可以欣赏这样一种设想：一个极度精简的财政国家——纳税人抗税与资产阶级“少一些国家”之愿的产物——在那里，与税务机关打交道的机会被压到最低，而税务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民选官员掌控。

尽管如此，制宪议会在财政与货币上的作为受到了严厉评判，不仅革命的敌人如此，以伯克为首，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如此，尽管他们大都信奉1789年的原则。连雅各宾派作者为制宪议会的政策辩护时也难免局促，主要诉诸事势所迫，抛出些不容置疑的咒语。比如，谈到1789年秋的财政危机，勒费弗尔写道：“若要完成革命，就非找到财源不可：处于这种境地，除了纸币别无他途。”然而他又补充说，这项政策“构思得并不坏。过上几年，征税恢复正常，出售国有财产加上借款，本可消除通胀”；照他的说法，全是战争坏了这盘棋、杀死了指券！

诚然，20世纪许多政府的遭遇足以让人保持谦卑：它们的武装与资讯远胜于当年那些革命议会，却照样干出财政上的荒唐事；因此，对19世纪人士立足于稳定货币与平衡预算、居高临下作出的评判，不可不加甄别便照单全收。况且，此处要做的不是“评判”，只是考察：制宪议会的政策，从它自己的立场看，是“成功”还是“失败”，即是否达到了议会自定的目标。

三级会议本为恢复国家财政平衡而召开；三级会议变成制宪议会之后，财政重建仍是一项根本目标，尽管制定宪法成了优先任务。因此，失败无可否认：在制宪议会的两年半里，预算赤字——即税收与国家支出之间的缺口——大为恶化，弥补它的唯有巨量发行纸币，而这种纸币在议会散会时已经明显贬值。正如阿夫塔利翁所强调的，大错不在于创设指券，而在于造就了使新一轮发行成为必需的条件，因为国家没有得到平衡预算的手段。在财政与货币领域，制宪议会成员着手推行的改革进程几乎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掌控，产生了未曾预见、也非所愿的后果；“魔法师的学徒”这个套话，实在难以避而不用。制宪议会从旧制度继承的固然是一份赤字与负债的带毒遗产，但它留给后继者的遗产还要更糟。革命的起点，正是君主制的终点。还要强调：人们常拿战争作托词，而按时间顺序，这条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诚然，1790年5月至11月，所谓努特卡湾外交危机曾带来英西开战、法国被卷入的危险；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外部威胁左右过制宪议会在财政问题上的决策。

因此问题在于：制宪议会成员为什么采取了如此错误而危险的路线。上文已经按时间顺序叙述了这项政策、决策的链条，但还须回过头来谈谈动机。诚然，这种分析遇到一个困难：要穿透议会修辞，分辨出与公开陈述的论据并不一致的深层动机；米拉波就是一例，他在好几个关头起了重要作用，却不能照他的话信他，因为他先是痛斥纸币之害，随后又为指券大唱赞歌。

有一种简明的解释——前文的编年分析大体上也印证它——即：没收教会财产、发行以这批财产为担保的纸币，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因为其他选项要么实际上办不到，要么被议会绝大多数成员明确排除。指券是一连串否定性决策的终点。为了说得更清楚，不妨借助反事实假设，问一问：制宪议会成员理论上本可用哪些办法解决财政危机。

办法之一，是迅速建立一套新税制，使之足以提供平衡预算所需的财源。原则上这是最优选项；人们指责制宪议会成员缺乏推行它所需的勇气，甚至指责他们蓄意拒绝了它。米拉波不是宣称过吗：国民不应“以为自由的统治比奴役的统治更费钱”？阿夫塔利翁用公共选择理论——即“政治市场”理论——来解释这一有过错的态度：制宪议会成员一心保全自己的声望；他们又被外部压力吓住了：旁听席上的公众、巴黎的无套裤汉与报纸不断的威胁，以及暴动的危险。因此，他们不肯让全体人口作出牺牲，除非以迂回的方式，也就是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发行指券、听任其引发通货膨胀；也不肯剥夺有影响力的阶层，比如年金持有人。他们选中的牺牲品是弱者：人数少、内部分裂、为开明舆论所鄙视的教士，以及连带受累的穷人、病人、儿童，这些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群体。相反，所采取的措施迎合了舆论中积极行动的那一部分人，立竿见影。此外，米拉波和其他政客志在权力，且想轻松地行使权力，指券正合此意，代价可以推给未来。

这番推论几乎无从反驳：正如哈里斯所写，“指券的发行（……）使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不靠征税度日”。但必须回想1789年全国所处的无政府状态：旧机构与中央权威的崩溃、先行于法律的事实上的极端地方分权。面对民众的武装抵抗，旧的间接税在实际上已无法征收；而直接税——无论新旧——的实得太依赖纳税人与市镇政府的自愿配合，无法令人满意。1789年9月，议会经内克尔通报局势严重，接受了爱国捐，也接受了新盐税，但公民们拒不缴纳，甚至奋起反抗盐税。况且，最杰出的头脑也认为税负已经过重；1789年9月24日，杜邦断言：鉴于净产出微薄、局势危急，加税断不可行，赋税将变成“毁灭性的”；10月10日，塔列朗宣称：“人民处处受压榨；再轻微的负担也会理所应当地令他们无法忍受。想都不该想。”议会拖延税制改革太久，这无可置疑：它损失了一年，而让新机器开动又花了一年；在两到三年间（算上1789年），法国人数百年来仅此一回，缴税寥寥无几乃至分文不缴。无论如何，设计与推行一项改革都需要很长时间，而这期间日子总得过。

要记得，另一类财源同样为制宪议会所不可及：1789年夏的经验证明，借款已无可能。

恢复平衡的另一途径是削减国家开支。就此可以指出：多数通货膨胀的起点都是国家开支剧增，尤其是为战争筹资的开支。1792年初以前这场革命通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承平时期启动，开支并无惊人增长（清偿“可索兑债”除外），起因是收入短缺。反过来同样引人注目：新政权的财政需求与旧政权大体相当，但这毫不奇怪，因为开支的三大重头原封未动：陆军、海军与债务。上文说过，1791年6月议会发表告国人书，向法国人说明新捐税总额将低于旧赋税（含什一税）；这些数字受到质疑，有人论证说税负实际上比旧制度更重。但无论差额是正是负，要害在于差额不大（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废除特权后每个纳税人的份额略有减轻）；正如复辟时期的第一份预算，其量级也与旧制度的最后一份预算相当……

令人诧异的是：制宪议会改革或颠覆了那么多领域，却未曾显著改动国家开支的结构，也只把课征总额略微下调（这是按最乐观的假设），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事，因为实际上纳税人只缴了应缴款项的一小部分！诚然，笔者面对的是一个干预职能——凡可能转化为开支者——本就微乎其微的国家，况且它已作出过认真的节支努力；我们也知道，新增的节支（如宫廷开支）大体被新增的支出（如教士俸禄）抵销。尽管如此，未曾考虑大幅削减军费仍属奇怪：也许是怕国王反弹，也许是意识到潜藏的外患，也许是因为裁军可能加剧失业。

破产？为什么不

事实上，大幅削减开支的唯一可能，落在偿债支出一边，众所周知，这是预算中遥遥领先的最大科目。新政权本可部分乃至全部地否认旧政权的债务，或以延期偿付的方式暂时否认，甚或干脆永久否认。财政状况会一举恢复，受损的当然是持债人，但他们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且正如阿夫塔利翁指出的，国家负债一旦过重，财产权就无法再受尊重：国家沦落到只能二选一，要么掠夺债权人，赖账不还；要么掠夺其余人口的全部或一部，但掠夺总是免不了的。还可以补充：君主制举债的条件大多苛刻至极（尤其是高利率：其中恰恰含有针对债务否认或削减的保险成分），若要从道义与法理上讲，这足以为注销、至少为转换这些债权提供理由，尽管奥里·德·莫佩尔蒂与塔列朗曾主张：国民与私人之间的任何契约都不可侵犯，在这类契约中，“利率永远算不上高利贷”。

泰勒指出：自1776年以来，君主制共举债17.75亿里弗尔，其中47%靠出售年息8%至12%的终身年金；若把这些终身年金转换为5%的永久年金，1788年3月财政报告中承认的赤字即可消除三分之一。自然，彻底否认债务会是更激进、更一劳永逸的药方。我们知道，革命后来实际上走上了这条路——范围极大，尽管是分步走的。但在1789年，如前所述，制宪议会三次庄严宣告公共债务不可侵犯，从而亲手堵死了通往财政问题解决的最短、最直的路——某些陈情书恰恰要求走这条路——也不过是把摊牌的时刻推迟而已。更有甚者，它在国王的债务之外，又加上了教士的债务、对已转入俗人领主之手的什一税的赎买以及已废除官职的偿付。诚然，如前所见，指券的创设实际上是债务的强制展期、部分的延期偿付：国家的债权人将以一种流动性很差、实际价值不确定且无保障的工具受偿（其不动产对价取决于不动产市场的行情、拍卖竞价的结果）。但这项延期偿付在1790年秋告终——指券此时完全变成了货币；诚然，这一好处很快又被指券的贬值所抵销。

人们对这种宽待旧制度债权人的态度感到诧异。吕蒂指出：债务是“王国一切制度中独一无二”的神圣之物。他惋惜制宪议会回避了削减对国家的债权这一“坦率而不得人心”的解决方案，致使“以通货膨胀为形式的漫长而隐伏的破产”成为“不可避免”。耐人寻味的是，据于贝尔1789年11月12日从伦敦写给内克尔的一封信，英国政府似乎认为法国非破产不可：“内阁中一部分人不能设想：若不让国家债权人最终向事势的迫切需要作出牺牲，还能摆脱这重重困难。他们不相信短期内能从教会财产得到多少实惠，并且看到抗税已过于普遍。”不久之后，埃德蒙·伯克便讥讽制宪议会成员在“恪守国王对国家债权人的承诺”时表现出的“那份温柔、细腻、一丝不苟的焦虑”。“法兰西历代国王旧政府的行为，在国民议会眼中无一有效——金钱承诺除外，而那恰恰是其一切行为中合法性最可疑的。”伯克把这种对某一类财产的谨小慎微的尊重，与对其他场合财产权的侵犯两相对照——尤其是他一向猛烈抨击的没收教会财产。他论证说，国家只能拿自己的领地与收入对债权人作保，决不能拿私人——尤其是教士——的财产作保，后者从未参与它的财务运作。那为什么不干脆没收那些经手财务运作的大臣与金融家的财产？“为什么拉罗什富科公爵（原文如此）的财产就比拉罗什富科红衣主教的财产更神圣？”

我们知道，伯克把对持债人的这份“偏爱”归因于一场合谋：金融世界（法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与“政治化的文人”联手（兰盖那边则攻击聚集在贴现银行的“日内瓦犹太人”；里瓦罗尔攻击“资本家”与投机商）。这场合谋只存在于伯克的头脑里，尽管投机者在某些时刻或许确实影响过制宪议会的决策。许多投机者举债买进终身年金，债务若遭注销乃至转换，他们都会倾家荡产。财政辩论期间，塔列朗——此人自己就在投机——以及米拉波和布里索——两人都当过克拉维埃的受雇写手，而克拉维埃也是投机商、纸币的热烈拥护者（诚然，据说他于1789年7月30日切断了与一线金融活动的联系）——所扮演的角色，实在令人生疑。值得注意的是，1789年10月10日，塔列朗提议以5亿里弗尔赎回5000万里弗尔终身年金，等于把10%的利率合法化，这对这些年金的持有人极为有利。另一方面，1790年9月底，据说有投机者大量吃进“公共证券”——赊账买入、折扣极深——指望货币化一成定局，就按面值兑现。

无论如何，这个对过去动辄一扫而光的议会，却丝毫没有把这套政策施用于君主制的债务。拿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说事算不上解释，尤其因为笔者缺乏持债人群体的社会职业构成数据，也不知有多少制宪议会成员本人就是国家债权人。按理推测，外省法律界人士与本堂神甫——议会的多数——未必觉得自己与金融家（伯克以为如此）和年金持有人同声共气，何况后者大多是巴黎人。诚然，巴黎资产阶级是一股力量，1789年6、7月间肯定是要争取其支持的（据说有五万巴黎人靠终身年金为生）。另一方面，上文已提示过：后来决定偿付被裁撤的司法与财政官职时，同行相护的情结起了作用。

制宪议会成员似乎还担心破产会引发社会爆炸——或者说，有人让他们害怕这种危险。米拉波在1789年9月26日那篇著名演说中，祭出了破产将引起可怕社会革命的幽灵；照他的说法，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人将失去“生命中的一切慰藉，或许还有他们唯一的活命之道”。他问制宪议会成员：难道你们以为这些人会“容你们安安稳稳地享用你们的罪孽？（……）不，你们将葬身于一场遍地大火之中”；破产“势必将你们、将你们的财产，焚毁在绝望与贫困的大动乱里”。米拉波当时正算计内克尔，其真诚自然无从证明；尽管如此，这篇演说反响极大。其痕迹见于迪凯努瓦笔下：他12月19日写道，支付中断将在“巴黎引起可怕的震荡，其余波将掀翻各省（……）巴黎一旦动荡，整个帝国随之动荡（……）破产不可能不毁掉所有官职持有者和那一大批聚居王国各大城市的年金持有人”。还要补充：克拉维埃早在1788年就发表小册子驳斥过兰盖的破产主张，1789年6月又抛出《一位国家债权人的意见》——一篇关于信用的思考：他接受亚当·斯密关于公共债务对资本流通有激活作用的观点，因而鼓吹如期支付到期息款。饶勒斯相信了这些论据，写道：债务“若被废除，国民的全部经济活动都将瘫痪，信用一旦毁灭，一切公共生活都将不可能”。事实上，对米拉波、克拉维埃及其友人来说，最要紧却不可明言的论据是：破产将使国王得以解散制宪议会。

诚然，有些议员出于对金融家与资本家的憎恨，曾不无快意地设想过破产的可能。1789年9月26日，一位布列塔尼议员写道：“破产既然只会砸在巴黎和大城市的大资本家头上，正是他们索取的过高利息毁了国家，我看不出有什么大害。”12月18日，迪凯努瓦记道：有四分之一议员盼望破产，“动机却大相径庭”。但这一少数派始终沉默，尽管议会之外，极右的兰盖与极左的马拉都抨击国家债权人：后者更宣告国家无力偿债。

1790年3月17日，塞内夫在探听过议会领袖们的看法之后写道：“众口一词：不仅任何稍有破产嫌疑的事都不能接受，而且破产根本不可能。普遍意向看来是：宁可卖光王室领地的最后一亩、教会财产的最后一分，也不同意削减债务（……）我所见到的所有讲道理的人都认为破产办不到”（但他本人相信，削减债额或延期付款是可行的）。

利益与权术并不是全部，还须顾及晚近对意识形态与话语的重新重视。制宪议会成员并非财产的敌人——伯克以为他们是——而是财产的热烈拥护者，没收教会财产只是一次破例。或许他们真像告国人书中所写的那样认为：必须“重新公正对待国家的年金持有人（……）他们的宽裕或困窘直接牵动着实业界的一切阶层”。另一方面，否认债务、削减债额本是旧制度惯用武库中的兵器——君主制自摄政时期起已弃置不用（除了泰雷神甫当政时）——但人们记忆犹新，整个18世纪对它们的否定也日益强烈。庄严宣告旧制度债权人的权利将得到尊重、一个苏也不少，这本身就是又一次决裂、迈向再生的一步，也是一种博取声望的手段——把诚实、把恪守契约提上日程。一言以蔽之：在财政管理原则的层面上推行推倒重来的政策——代价是几十亿里弗尔的负担。

这种对旧制度财政积习的敌意，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拒绝第三条道路，即内克尔所主张的那一条：争取时间，图生存而不图清算，逐步改良征税工具，借助预支款、缓付年金之类的权宜之计；一言以蔽之，得过且过，挨一天算一天，避免铁腕措施。但这样一条路线，实在不合革命的气氛，也不合制宪议会成员的心境。1790年8月2日，一位议员后来语带轻慢地说：内克尔抱守的“观念与漫长的经验相称，而那种经验很难让人提升到新构想的高度”。况且，这条路线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或许还是现实的——那时赤字相对温和——尽管内克尔隐退时（1790年9月8日）的话说得有点过头：“整顿财政秩序在1789年5月不过是儿戏，我在国民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里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但当税收崩溃、赤字大口敞开之后，这条路线就不再有效了。内克尔在主政的最后一年，几乎每个月都得请求“非常”救急。

那么，是否可以下结论说：指券胜出，是因为对议会而言它是唯一在政治上可行的方案？是的，但要算上那些朝这个方向推的因素，正是它们使制宪议会成员的决策全然不是违心的、被迫的。

意识形态的分量

人们常拿议员缺乏经验说事——尤其是在经济与财政方面，毕竟法律界人士与教士占了那么多席位。当时还有一种舆论氛围：把政治看作对美德的追求，把妥协看作向恶让步。但反过来看，议会中也不乏几位完全称职的成员，他们就既定路线的危险向同僚发出过警告（杜邦·德·内穆尔即是一例，发言著文，十分活跃）。再说，1789年的这班人纵然多半没读过魁奈、杜尔哥与斯密，也并非毫无经济学素养；议会上关于货币与信用的辩论对他们来说也不全是新事物，因为它延续着革命前的旧争论；几位主将发言起来挥洒自如。特别要指出：劳氏体系的先例与美国“大陆币”的例子，在议会上被屡屡提起。诚然，无论指券的反对者（如莫里神甫，他在讲坛上挥舞一沓劳氏银行券）还是支持者（他们强调“劳氏体系”与自己方案的差异），都未能从这位苏格兰人的错误中引出贴切的教训——他们联合起来把他贬作江湖骗子。无论如何，可以认为制宪议会成员作决策时是知情而行的。

但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劳氏那样的教训并不适用；这就触及他们心态中三个根本要素，它们在这件事上、乃至整个制宪议会（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中都起了重大作用：千禧年主义、唯意志论与对公意的崇拜。

毫无疑问，1789年春，法国民众普遍相信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即将被创造出来。七月事件、旧秩序那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崩塌，只会助长这些热切的期望、这种对无限可能的临近未来的确信。多数制宪议会成员深信，法兰西的再生已经开始，一切将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宪法一经确立，公民将自发献身公共福祉，获得再生的人民将愉快地缴纳捐税，无需任何监督与强制手段，纸质货币也就无可惧之处。

“在旧制度下，”一位议员宣称，“（……）法国人瞒报财产以逃军役税，毫无顾忌（……）但今后，纳税将被视为神圣的债务，瞒报将被视为对国家的盗窃，检举则被视为一桩功劳。”另一位制宪议会成员1790年1月26日说：一旦法国有了一个常设的独立立法机构，“我们即可确信，它发行的纸币将被约束在恰当的限度之内（……）为之设定的抵押不会被挪作他用（……）我们不必惧怕纸币泛滥与信用扫地这些谈之色变的祸害”。1790年4月，马蒂诺更进一步：“纸币在专制时代是危险的，它助长侵吞。但在一个已经立宪的国度，国民亲自监督纸币的发行、决定其数额与用途，这种危险就不复存在。”这种乐观有时显得勉强，却被高声宣扬；例如，财政委员会1790年7月断言：“国债骇人之说是无稽之谈；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更值得信任、更配得上信用；破产只可能存在于那些盼望破产的人的脑子里。”还可以引蒙泰斯基乌（1789年11月18日）：“我们要做的不是摆弄财政的小财源来变换税目（……）那些幼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总体方案、一个再生的方案”；再引昂松（1790年4月9日）：“让我们终于向全欧洲表明：我们看得见自己的财源，并将很快重掌我们解放的浩瀚源泉（……）让我们同心协力，为全王国提供它期待的伟大援助、它呼唤的新生命”；最后是米拉波：“我们的指券是一项崭新的创造，与任何旧名目都对不上号。”制宪议会成员显然相信存在“奇迹般的解决方案”。

与救世主式的期望相伴的，是启蒙时代特有的信念：一切政治问题都能以理性方式解决，每种弊病都有药可医，只要废除旧日的谬误，就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790年4月30日，制宪议会致书法国人，为创设指券辩护：“蔑视人权，正是你们种种不幸的根源。”在制宪议会成员眼中，指券的一大美德在于：它是自愿接受的货币，而非强加的货币，将把公民从“贪欲的反复无常”（蒙泰斯基乌）中解放出来。此外，许多议员浸染了卢梭式的人民主权观，视公意为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永无谬误的源泉。凡国民选择行使权力之处，国民无所不能；国民既已把主权移交给议会，议会也是如此。

因此，在1789年10月关于教会财产的辩论中，米拉波断言：国民“可以随时任意更改它的法律、它的宪法、它的组织与机制；既然创造出自同一权力，毁灭也出自同一权力；凡非公意产物者，公意一变即须终止”。后来，加缪将主张议会有权变更国民的宗教。

循着这个思路，就不难理解昂松1790年4月9日的提议：议会应赋予自己所造之纸以金银的属性，规定指券视同足色响亮的硬币予以收受；它们必然享有全体公民的同意，“因为人人都须服从公意”。8月，他又断言：任何国家都有权制造货币，以“土地货币”取代金属货币。他还说：纸币的种种弊端，一旦它出自公意，即告消失。布吕吉埃的观察很对：昂松这位前总收税官，是财政与国库技术官僚的典型代表——这个群体从不怀疑自己，也从不怀疑自己驾驭事态的能力。他从中看到了“国家的自负”的典型：它承袭自数百年君主权威——在那些年月里，君主随意改动货币的游戏规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种国家主义的自负，与激励着另外许多议员的卢梭式自负同向而行。山岳派的恐怖统制，已隐含在这种合流之中，而它很早就显露出来：费赫尔认为，塔列朗与图雷为没收教会财产所作的辩护，正是那股暗藏于公开宣示的自由主义之下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潮流的例证。弗朗索瓦·安凯尔方面也承认：革命者把经济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一个独立经济领域的观念、对经济规律与经济约束的承认，都与他们格格不入。勒费弗尔早已承认：经济被置于革命的更高利益之下：“尽管财政论据始终占据演说的前台，真正左右意志的却是政治理由。”

很清楚：面对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另一套逻辑”，劳氏体系那样的前车之鉴、先前公认的经济规律，统统失效。杜邦逆流而行：他把经济与政治分开，针对唯意志论者断言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限度：“有些事情是公共权威止步之处，无论这权威属于一国国民还是一位君主。而国民之力最受不可抗之限的事情之一，就是价值的确定。确定价值的是上帝与自然，显现价值的是竞争与舆论。”他的结论是：“强制纸币不可能不贬值”（1790年4月15日）。

人们还常提到另一类动机，用以解释国有财产的出售与指券的创设：据说制宪议会成员想造就一个由利益与革命紧紧绑定的有产者群体，即国有财产的购买者。饶勒斯对这一层体会极深，他那句话也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指券货币拯救了革命。”菲雷与里歇同样从中看到政治目标与政治结果：国有财产成了黏合第三等级联盟的水泥。伯克的解释也是这样：此举意在创造“一种新的土地利益，与新共和国相连，其存在本身即拜共和国所赐”。

事实上，早在1789年11月，塞尔农男爵就宣称：“你们的指券将是坚不可摧的水泥，把你们所建的壮丽大厦的各个部分黏合起来”；一旦“几十亿指券”使全体公民都与宪法利害攸关，推翻宪法就将不可能。但这番话似乎只是个孤例；这类见解要到后来才流行开来，成为对议会政策的事后合理化，并为新一轮发行提供辩护。1790年4月，有人说：发行指券将使全体公民与公共事务休戚与共，因为“人人都会盼望加快王室领地与教会财产的出让”；这些财产的购买者会惧怕反动势力卷土重来。1790年8月27日，米拉波主张扩大指券的用途，因为它是“革命可靠而有力的工具”：这将壮大宪法捍卫者的队伍，甚至把反对者争取过来，使公民“以利益为纽带，系于你们事业的进展”。蒙泰斯基乌也宣称：“指券（将）是把一切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结起来的纽带”；勒沙普利耶认为财政方面是次要的，他补充说：出售国有财产与增发指券，是保障革命成功之必需。相反，上莱茵省行政委员会不乏远见地声明：指券激起数百万爱国者的不满，恐将断送革命。塔列朗则站在另一个角度——农学的而非政治的——主张为购买国有财产提供便利，好让乡间布满“开明的有产者”。

另一个拥护指券的论据同样主要是事后才被使用的；它促成的不是指券的创设，而是指券的增发。增发指券被说成是——用今天的话说——提振低迷经济的手段。诚然，1789年11月27日，又是那位塞尔农，鼓吹创设不生息的指券，以弥补硬币的短缺——窖藏已使“流通的一切渠道”干涸；这些渠道将吸收指券，而指券“唯有像滋养万物的汁液一样流遍农业、工场与商业的大小支脉之后”，才会回流到国有财产购买者的手中，从而“为今日无所事事的几百万双手提供充裕的活计”。但主要是在1790年4月，众多议员主张：指券将弥补“硬币的匮乏”，使“商业与工场重获生机”。克拉维埃那边则写道：货币充裕才是危机的药方：“硬币是造不出来的。造出来，恐惧也会把它埋掉。指券是唯一的财源。”但最值得引述的是米拉波1790年8月27日的大演讲，它描绘了增发指券的奇效：增发不仅不会超过“制造业、农业、商业的需要”，还会使各业繁茂——它们“正高声呼喊着要获得滋养”；“一切将重获生机；百业将走向全面复兴（……）人手将找到活干。”米拉波称指券为“公共慈善的工具”，并宣称：“那就把这粒社会所缺的生命之种撒下去吧，你们将看到自己不久能登上何等繁荣与辉煌的高度。”饶勒斯称赞米拉波当日让热情压倒了理性；而以货币创造来提振经济这个主题，何其深得卡尔莫选区那位议员——饶勒斯——的传人钟爱，这是众所周知的。次日，巴纳夫援引亚当·斯密的一段话断言：货币总量的增长将被用于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农业——而非消费，因此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就这样，在1790年间，革命者对指券的看法转变了：它不再是临时权宜之计，而成了财政与经济再生的工具。

事实上，这些幻想很快破灭，各党派（“忿激派”除外）都转而视指券为一场灾难，往好里说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保守派或温和派史家也持同样看法。反过来，左翼史家则试图为指券恢复名誉，首开其端的是路易·勃朗，他视之为“联合的货币、民主的货币”，缺了它，法国将被弃于高利贷的暴政之下。但为指券大唱赞歌的主要是饶勒斯：他非但不叹惜指券的创设，反而宣称自己“钦佩革命者天才的胆略。是的，套用伯克的笔法：这是一艘神奇的纸船，载着革命及其命运，闯过风暴，越过怒涛。”

诚然，饶勒斯承认发行中有冒失与技术失误，但他强调的是反革命分子与英国间谍的破坏，以及战争。在他看来，若没有战争，革命者指望新税收秩序充盈国库的希望本会实现。饶勒斯启迪了整个雅各宾学派¹⁰；晚近，安凯尔写道：谴责革命创设纸币毫无用处，在“现代派”经济学家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也无可避免。更有甚者，雅各宾派史家至今仍接受革命关于指券土地担保的神话：只要纸币发行有更高价值的国有财产作抵，它就是绝对安全、绝对牢靠的。应当承认，指券所享有的土地抵押——每张指券上都载明——或许曾在一段时间内支撑其行市；但它无法取消最朴素的经济规律；正如塞尔韦所写：“一种符号的价值——假如这个说法有意义的话——即一般物价水平，主要取决于它须结算的支付总量”（而非它的担保物）。

最好抛开修辞，用简明的经济学术语来推理。1789年的问题——破产一经排除——在于维持公共债务的偿付，即通过国家之手把收入转移给年金持有人。要注意的是，按某些晚近学说，围绕国民收入分配的冲突、以及一个集团向另一个集团转移收入的企图，在20世纪曾是通货膨胀的一大成因（事实上，佩罗就把革命通胀归因于各社会类别的防御性行为）。这种转移本可通过征税、借助一套新税制来实现，那不会影响货币的价值。但前文已说明，这在政治上与实际上都办不到，何况形势所迫，制宪议会不得不本末倒置：先处理预算赤字与国债，再着手创立新税制。纳税人对国家——无论专制的、立宪的，还是后来共和的——的持续抗争、新公共权力权威的匮乏以及地方分权，使税收大为萎缩。正是税收的枯竭，导致了货币的大规模创造，尽管起初并无此意。

既然长期信贷已无从借助，唯一敞开的路就是所谓发行制度，即把任意创设的新货币符号强行注入流通。但它也是一种“征用制度”，因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税（通胀税），而且恰恰是对贫穷公民——即人口的大多数——课征最重的税，只是他们对此并无清楚的意识。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条轻松出路，一种表面无痛的解决方案：政府据有国民产出的份额加大了，而公众对此的反对被压到最低，这种据有的成本也被降低。自然，通货膨胀自有其代价：产出缩减，形形色色的混乱与管制丛生，传统金融体系残存的部分陷于瘫痪；但这些代价要过一段时间才显现出来。矛盾的是，革命采用了社会上最不公正的筹资制度：若改为加税，负担会摊得更开，更多落在乡间与中产阶级头上。

尚待解答的问题是：制宪议会成员登上“发行制度”这艘船时，是处于一种近乎梦游的状态——或多或少出于偶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不懂自己触发了什么进程，如费赫尔所主张的那样；还是这些措施的负责人——如米拉波——对所推行政策的后果一清二楚，以致错误的决策并非出于偶然或不得已，而是全然的明知故犯——这是阿夫塔利翁的论点。尽管后说更为动听，本书作者仍倾向前文展开的看法：制宪议会成员是他们自己意识形态的囚徒。

无论如何，理性的史家只能举出制宪议会诸决策的严重后果；在菲雷与里歇看来，这些注定法国陷入通货膨胀的决策，是革命滑出轨道、自由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这项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可抗拒地把革命推向激进化、推向不断革命，因为它打击最狠的正是城市小民，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最危险的社会类别；它使一切稳定化为泡影。此外，指券将在乡间与城市之间造成一种冷战、有时甚至是热战状态：乡下人从未要过这种符号，并且很快将越来越拒绝它，而城里人却要强迫他们接受。创设指券以维持并清偿一笔完全握在城市居民手中的债务，这是一项针对法国农民大众的阶级措施。指券后来的历史表明：革命的种种波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乡村与城市的战争。制宪议会“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在一个无意接受它的国家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信用货币试验”（卡里埃）；因此，一旦以通胀求提振的政策导致了有通胀而无提振的局面，这场冲突就必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