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失控（1791—1793）

从制宪议会到立法议会，再到国民公会初期，从1791年夏到1793年春，尽管种种动荡使这一时期成为一场“第二次法国革命”，却很难在财政与货币政策上辨认出断裂乃至转折。何况，在整体经济层面也不存在断裂，尽管殖民地骚乱不断、欧洲战事已起，直到对大不列颠的海上战争爆发，那才是法国海上贸易的死刑判决，而这一贸易的增长曾是旧制度最后一个世纪的鲜明特征。恰恰是在对英国与联省共和国宣战后的几周内，经济与货币政策出现了明显转折，经济恐怖由此发端；它将在1793年夏愈演愈烈，并以不无变化的形式一直延续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诚然，君主制倾覆之后，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预示山岳派时期政策的措施。但这第一次恐怖转瞬即逝，上述措施——其中几项前已提及——没有产生严重而持久的影响，不能算作一个标志性的阶段。

不过，也许“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个说法以及政策连续性的观念本身就有误导性。事实上，这里谈不上一种政策，如果政策指的是一套连贯的措施和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说得更极端些，甚至可以讲：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就是一条落水死狗的政策，随波逐流，听凭形势摆布。这种无能为力的姿态，与制宪议会的姿态截然相反：制宪议会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试图完成一番事业，尽管到头来实际上扮演了巫师学徒的角色。它也与山岳派的干预主义相对立，后者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连贯性与逻辑，尤其是当我们透过20世纪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棱镜去看它时，更是如此。诚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时期，政治人物的更迭极为显著。依照制宪议会的一项决定，立法议会中没有任何一名议员来自此前那届议会；次年，许多“立法者”也未出现在国民公会中：公会的右翼恰由立法议会的左翼构成，其中固然有不少前制宪议员，但也有许多新面孔。

还应指出这个动荡时期政府的不稳定性，尽管艾蒂安·克拉维埃在1792年3月至6月、继而又在8月10日至1793年5月两度执掌公共捐税部。他是“吉伦特派在财政问题上的智囊”，幕僚班子中又有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辅佐，怀抱着自由主义取向的宏大计划：改革货币制度，废除记账货币与实体货币的区分，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金属来界定货币单位，实行银单本位制；还要创办一家“借款金库”，那将是一家真正的中央银行。在马塞尔·多里尼看来，这些计划预告了法兰西银行与芽月法郎的诞生，只是时势容不得它们实现。吉伦特派是指券的热烈拥护者，他们视指券为缔造一种新经济的强有力工具，尤其可用来扩大有产者的队伍；但克拉维埃也明白，要维持指券的信用，就必须限制发行。另一方面，朗格多克的制造商约瑟夫·康邦——先是立法议会议员，后入国民公会并坐上山岳派席位——很快便俨然成为财政专家。

笔者现在要尝试界定的，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政策，不如说是一些态度、一些应对问题的方式。问题在于，要从一连串彼此孤立的决定中辨认出某种统一、某种共性，而这些决定有许多是在形势的压力下作出的。

对通胀危险的无知与警觉

首先，令人注目的是政治家们在财政问题上的言论中流露出的乐观。在这一点上，这种乐观与制宪议会一脉相承：前文已经强调了制宪议会的千禧年主义与意志主义色彩。

1791年12月16日，财政非常委员会报告人卡亚松宣称：“各委员会深信这一真理：我们距离必须为指券发行划定的界限还很远（……）而如果非常形势、如果保卫祖国与宪法要求我们作出巨大牺牲，那些指望财政陷入绝境的人（……）将空等一场。”1792年4月初，这位议员估计，3亿指券足以弥补预算赤字直至1793年1月：“届时税收征缴将全面展开，经常性收支之间的平衡将得以恢复”。事实上，卡亚松所提到的“非常形势”很快就来临了：4月20日宣战，而这场战争是在一种全然乐观的财政心态下发动的。康邦在3月就断言，法国拥有的实际通货——他指的是指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4月20日，他在掌声中宣告，回应贝凯关于财政状况朝不保夕、因而必须维持和平的说法：“我们的财政，先生，您并不了解。我们有的钱绰绰有余。”在他提交给议会的一份报告中，他预计1792年收入将超出支出。诚然，他把2.82亿拖欠税款和3.07亿非常金库缴款都计入了收入；因此一个月后，他承认当年的支出将达9亿，至少是严格意义上的收入的两倍！

事实上，财政论据非但没有阻碍参战，反而推动了一部分政界人士去发动战争。路易·布瓦朗德里在1792年2月写道：“许多人认为，我们应当赶快开战，开战后指券很快就会重新得宠，信用也将恢复。”这尤其适用于布里索和佩蒂翁，他们发挥的正是克拉维埃的观点，因为正如马塞尔·多里尼所示，未来吉伦特派的好战既有政治动机，也有经济动机。战争将巩固指券：它可以确保国有财产——指券的担保物——的出售不可撤销，可以把指券的流通扩展到被征服国家，可以终结其他国家对法国发动的金融战，还可以通过兼并比利时来增强法国的工业潜力。它甚至开启了征服西班牙殖民地的前景。这种认为一场短暂而胜利的战争具有经济效用、能催生繁荣、可充当增长引擎的观念，正是饶勒斯所责备的布里索派“英勇而有罪的轻率”的一个侧面，他的责备中并非不带一丝钦佩……它也印证了他们经济观念中的干预主义倾向。塔列朗于1792年初受斐扬派大臣德莱萨尔派遣赴伦敦，以归还多巴哥岛为交换条件谋求一笔借款而未果，这一点也无关紧要。1792年秋，革命军队轻而易举的征服似乎证实了这些希望，尤其是靠没收被征服国家中诸侯、教士与贵族的财产，以及靠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的计划。

国民公会1793年2月1日的一项法令提出，指券价值的担保还可以扩大，尤其是以“以法兰西军队的胜利为之争得自由与平等的各民族将向共和国支付的赔款数额”来扩大。不久以后，人们对迪穆里埃进攻荷兰寄予厚望，特别是希望在阿姆斯特丹缴获大量贵金属，借以拉升汇率。事实上，对比利时和莱茵兰的占领为时太短，来不及认真开发这些征服地。况且迪穆里埃想安抚比利时人；他向当地教士强征一笔4000万弗罗林的借款，结果只收到400万。诚然，军队大肆劫掠，但尽管有征发和其他强取豪夺，军队仍陷于匮乏。最终不得不向被征服国家运去硬币，因为战争初起时，立法议会曾决定增加军饷，并规定部队自进入敌国领土之日起以硬币支付军饷。

无论如何，对纸币坚挺的乐观——哪怕是装出来的门面——常常拿不动产担保的雄厚作理由，这一辩解在许多场合是出自真心的；而只要这种地产抵押明显增加，发行的扩大就被说成毫无危险。好几项创设指券法令的理由说明都强调了这一增加。

1791年2月，制宪议会在1789年11月没收的教会财产之外，又加上了拨给捐立基金、弥撒及堂区教堂其他事务的房产以及堂区产业管理会的房产；1792年，立法议会又没收了圣拉撒路骑士团、加尔默罗会（3月17日）和马耳他骑士团（9月17日）的财产，以及主教宫（7月31日）。

尤其重要的是流亡者的财产：先是被置于封存之下（1792年2月9日），随后被没收并出售（7月27日）。10月24日的一项法令还下令出售王室宅邸与修会院所的动产，以及流亡者的动产；30日，对流亡者财产的封存条件变得更为严苛，流亡者家属失去了领取部分收益的权利。1793年1月，罗兰估计，29000名有产流亡者的不动产价值48亿，净值30亿；而克拉维埃只说是20亿或25亿。哈里斯认为，按1790年价格，这些财产的价值在10亿至20亿之间。

无论实际价值如何，笔者关心的是康邦在1792年10月17日的声明：所谓第一来源的国有财产（主要是教会财产，且已将业已售出的部分考虑在内）价值超过31.7亿；还要加上超过25亿的流亡者财产、国有森林及其他资产；由于指券流通量只有19.72亿，把它提高到24亿也毫无危险。1793年2月1日，为了让创设8亿指券获得通过，康邦再次援引国有财产的巨额价值，那是一笔至少46亿的资产。他像前一年一样断言，“这个被不断描绘成陷于无政府状态、被不断说成走投无路的共和国”，其资源几乎取之不竭；“所有秉持诚意的人（……）都应当看到，指券的坚实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损害的”。

地产担保的虚妄无须再论：即使它最终足以全额担保指券的清偿，指券流通量的扩张本身就会催生通胀；但它对时人而言毕竟是有分量的，这份“宝库”的增加无疑让各届革命议会安了心。但舆论未必如此：1793年7月，一些地方的人们担心指券流通量很快就会超过为其担保的国有财产的价值。事实上，可用国有财产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价值，从1790年的20亿，升至1792年4月的32亿、1792年10月的46亿、1793年2月的约50亿（含流亡者财产）。

然而，乐观之余，面对接二连三创设指券的必要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贬值，也确实存在不安。这种不安在1792年初表现得十分明显（诚然，“左派”往往一开始就归咎于流亡者和拒誓教士的阴谋），并化作了许许多多旨在扭转局面的方案。

例如，1792年3月12日，孔多塞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提出了一整套措施，尤其是出售国家对国有财产购买者的债权——这将减少流通中的指券总量——并把一部分国有财产留存起来，作为一笔硬币借款的担保；次月，卡亚松也提出了一笔借款，十年后以硬币偿还。孔多塞还建议鼓励发展英荷式银行体系，在主要城市设立银行，以便通过养成转账结算、“凭账簿”支付的习惯，减少对金属货币或信用货币的需求。不过，在多里尼看来，这位侯爵并未提及通胀的危险——这个概念当时对吉伦特派还很陌生——他想要缓解的是“货币荒”。但与此同时，财政委员会却在担心指券的流通速度超过了革命前硬币的流通速度。另一些议员或政论作者提出了回笼指券的各种办法：出售年金、彩票券、国家对国有财产购买者的债权。

战争与1792年夏的剧变使这些盘算多少有些沦为空谈，但在1792—1793年冬季，对发行过度和指券贬值的不安在国民公会中多次表露出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雅各宾主义信念无可怀疑的人物的言论。由此可以看出，自1790年以来舆论变化之大：当年“爱国者”和无套裤汉曾热烈要求动用纸币。

1792年11月29日，在一场关于谷物流通的大辩论中，圣鞠斯特强烈谴责纸币过量之害：“自革命以来颠覆法国谷物贸易制度的，是货币符号的失控发行（……）粮食与万物腾贵，源于货币符号的失衡（……），这种失衡趋向于摧毁我们的商业与经济（……）恢复信任、遏止食品涨价的主要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发行中的纸币数量，并吝于再造新券（……）我们必须尽可能少地创造货币。”圣鞠斯特以远见预告了货币符号增发的后果：物价上涨加速；税收价值归零后不得不靠新发行来弥补；诉诸强力：“人们将闯进农夫的家舍，或许会毁掉下一季收成的希望。”米沙莱指出，圣鞠斯特的分析仍停留在纯货币的、数量论的框架之内——他开出的也是常规药方——但他还考虑到了经济行为者的预期，尤其是农民以拒绝出售来应对通胀；他后来将提出另一种以社会对抗来解释通胀的模型，后文还会谈到。这番警告并非孤例。1793年2月25日，克拉维埃要求不再一味增发使纸币贬值的新券；27日，沙博断言，英国首相皮特最大的心愿莫过于维持“指券制度”，因为那是搞垮法国最可靠的办法；马拉3月1日的一篇文章也批评了滥用指券。

在1792年末至1793年初的其他辩论中，许多发言者把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归咎于指券的过量发行。在民众请愿书中，指券俨然成了一种邪恶的力量，给革命带来灾难。许多旨在减少指券发行与流通的建议再次被提出：以硬币偿付、以国有财产担保的借款；实物缴纳土地税（罗兰与圣鞠斯特的主张）；发行以指名列明的国有财产为凭的债权凭证；以铜币支付军人军饷；等等。然而，仍有一些国民公会议员不认为扩大发行有何不妥，因为担保也在增加；1792年12月22日，诺尔省总议会要求大规模发行1苏面额的指券：“开足印钞机（……），祖国就得救了。”

这种不安与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整体思想倾向相合。与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一样，他们主要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有法袍人士、法律从业者，但他们与商界、尤其是大批发商圈子并非没有联系。一方面，他们的倾向是意志主义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政治决定来解决。另一方面，他们大多通晓时代思潮，这得益于一个读过法国与英国经济学家著作的学者与技术人员群体对政界——尤其是对吉伦特派——的影响。他们明白纸币过剩会推高物价，管制会使物资稀少：国民公会在1792年12月8日赞成谷物自由流通的表态就说明了这一点。在1792年与1793年，财政与货币问题上荒诞不经的想法比制宪议会时期少得多，除了雅克·鲁一类“忿激派”人士。

因此，不能说革命领袖们对财政与货币危机无动于衷，商界有时正是这样指责他们的。比如，1792年1月18日，莫内龙兄弟写道：“国民议会忙于处理一桩检举案吗？人人聚精会神。谈到公共财富呢？一种有罪的冷漠攫住了所有人的头脑。这种惰性再持续下去必有危险。”2月8日与11日又写道：“如果议会不立即处理财政问题，一切都将丧失”；“对公共信用毫无作为，而公共财富一天天地受损。”但另一方面，这些革命领导人显然认为危机不可避免，想的主要是限制损失。

阿夫塔利翁提出，早在1790年8月，一些支持指券的议员就已不把指券看作清偿公债的权宜之计，而看作一种可以经常用来弥补预算赤字的财源。无论如何，在制宪议会解散之前，这种观念就已传开，尽管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而在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时期，它事实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战争打响之后。“指券一事并非出自我们，”康邦后来〔1794年11月8日〕将这样宣称，“它出自制宪议会；我们不得不把它维持下去。”他还再一次重申，流通中指券的价值与其担保——国有财产——的价值之间存在足够的安全余量，这似乎确实是他本人的信念。他深信指券是革命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并为革命确保了对敌人的优势，曾于1793年2月1日宣告：“我们必须求助于我们的指券，永远求助于我们的指券。”鉴于康邦的影响力，这一立场举足轻重。

“我们的指券……永远是我们的指券”

立法议会在短暂的存在期间三次决定创设指券（1791年12月17日、1792年4月30日与7月31日），每次虽只有3亿，总计9亿仍相当可观。但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做得更漂亮：它的三次创设（1792年10月24日、1793年2月1日——对英宣战之日，也是创设8亿之日——、5月7日）共计24亿。还要补充的是，1792年7月31日的法令在把流通上限提到20亿的同时，责成财政各委员会提出“一项适于减少这一流通量的办法”，这一表述在后来的法令中被例行公事地重复；依照1792年10月24日的法令，这一办法甚至须“立即”提出。反过来，1793年2月1日的法令把流通量限定在最高31亿，这是最后一项带有此类限制性条款的法令。

总而言之，人们已承认国家离不开经常开动指券印钞机。何况，1792年6月13日，立法议会已为这项任务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指券制造局，制造局的三名专员应由国王任命。

指券宗旨的转变将由两项重要措施证实。首先是暂停清算，即暂停偿还“可索兑债”，这种偿还曾是1790年9月29日大规模创设指券的目标，并在1791年以可观的规模进行，因而代价高昂。立法议会一成立，克拉维埃、孔多塞、康邦等专家就提出暂停清算，建议等时局好转再清偿公债。但议会在1791年12月9日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这一措施让人想起旧制度的延期偿付，乃至“丑恶的”破产。1792年4月27日它再次被提出、再次被否决，但最终于5月15日获得通过，自然是迫于军事需求的压力。刚刚创设的3亿指券（4月30日）将拨充战争开支与国库的非常需要。债务偿还将限于一万里弗尔及以下的债权，每月偿付上限不得超过600万。

最终，1793年1月4日，国民公会撤销了非常金库。原先划归它的一切收支都并入国库。把指券交由一个独立机构用作偿债工具的虚构彻底消失了。指券用于日常开支的做法——事实上早已十分广泛，只是披着那个已撤销的金库所发的、原则上应予偿还的垫款外衣——从此合法化、常态化。指券从此不过是一种筹措战费的手段而已。同一时期，信任券将退出流通，贴现银行的银行券也将收回：后者作为不记名票据，也被11月8日的法令取缔（贴现银行由此失去了主要的利润来源）。至于硬币，除了在边境地区，已近乎绝迹。指券完全是货币，甚至是唯一的货币。货币上的中央集权，在雅各宾派战胜联邦派之前就已告凯旋！

因此，卡米耶·布洛赫把革命时期货币史第一阶段的终点划在1792年末：从法理上看，这一断限很站得住脚，但笔者更倾向于以经济恐怖的发端作为分期点。无论如何，这两个节点彼此相距不远。

挥之不去的赤字

与制宪议会时期一样，接二连三发行指券的直接原因是预算赤字，而赤字首先源于收入不足。

前文已述，制宪议员们因在税务上的漫不经心而备受苛评。随后两届议会也可责以同样的宽纵。如上所示，它们虽已意识到纸币的危险，却没有采取本可遏制指券涨潮的财政措施。

诚然，1791年11月15日的一项法令责令各省与各县区的政务厅在十五天内完成直接税的分摊；但一个月后，504个县区中只有109个办妥了手续。随后，1792年3月14日的一道王室公告与立法议会20日的一项法令，对不报送税册底本的市镇官员设立了连带制裁制度。至于节流的尝试，基本上没有超出削减大臣与各部首席文书俸禄的范围。1792年11月13日，康邦提议取消1亿的宗教事务预算，但国民公会未予采纳。

诚然，很难想象还能怎样做得更好：法国正投身战争，国内局势又骚乱频仍——粮食骚动及其他——本就不利于税款入库，何况有些市镇还截留了部分税款。8月10日之后，这方面的情况自然没有好转。1792年10月27日，登记税管理局写道：“我们担心（……）本局所辖各项税收本年度未能取得若无接连发生的事变它们本可取得的全部增长。看来这些事变拖慢了事务的正常进程，使人无法像在别的情况下那样积极催征税款。”此外，夏末的全面无政府状态助长了大量劫掠贵重物品与硬币的行为——加上9月16日至17日夜间王冠钻石被盗——地点在王室宅邸、教堂以及流亡者与嫌疑犯的寓所，受益的是歹徒而非共和国。

1792年10月5日，克拉维埃宣布，1792年头几个月的税收低于预期。1791年三项直接税——原本指望收3亿——到10月1日只入库1.04亿。间接税同样短收。

马里翁写道，国民公会对税款入库漠不关心，放任自流；这一指责或许过重，但在它存在的头几个月里，唯一重要的税务举措是1793年3月21日废除营业执照税。反方向上值得一提的，也只有1792年11月15日的法令：它收回了各省与各县区直接从公共金库支取国防开支的权能，而且这一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必须承认，物价上涨、指券与硬币的行市以及汇率的波动使预算编制近乎不可能，支出预算不得不一再上调。

1793年2月25日，克拉维埃提交了一份相当悲观的报告：1791年度数以千计的税册尚未编制；1792年度近一万册仍在催征中。他估计各项税捐的拖欠额达8.51亿，并断言革命的成功取决于迅速收回这些款项。但他暗示将采取的强硬措施与制裁并未出台。两个月后，拉梅尔也宣称：如果到期税款真的缴清，指券流通量本可以少5亿（当时纸币流通量已超过30亿）。

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由派史家一起承认：无论是立法议会还是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都无力解决制宪议会留给它们的财政与货币难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乞灵于纸币。

诚然，1792年的实际状况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灾难深重。那固然是战争第一年，但军事投入尚属温和（却仍换来了轻易的胜利）：1792年12月1日，军队的额定兵员为40万人。实际兵员远低于此，且因损耗与逃亡，到1793年2月1日又回落至22万或23万人；1792年的平均兵员约为27万，1791年则为15万。舰队只有一小部分舾装出海。此外别忘了，军费开支早在1791年就已增加。据康邦所说，1791年7月1日至1792年底的实际军费为9亿（按当期指券名义额计）。

另一方面，军费部分地被旧债清偿作业自1792年5月以来的中止所抵消，而清算在1791年曾是预算的沉重负担。不过要指出，军费大量用于采办粮秣、草料、被服，其通胀影响大于偿还国债，因为偿债所得款项可能作长期投资，尤其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

无论如何，据哈里斯所说，国家支出总额（含偿还债务）按名义值略有下降（1791年15.71亿，1792年14.5亿），按不变值则大幅下降。相反，博尔多与怀特的数字则显示支出大幅增加（见表A、表A’）。

另一方面，尽管存在上述宽纵，税收仍有所改善：从1791年年中到1792年底逐月相当稳定地增长，总计由1791年的2.34亿升至1792年的3.66亿，按不变值则由2.1亿升至2.76亿。1792年，税收占国家总财源的25%，前一年只有15%；税收相当于全国实物产出的8%，1791年则为5%。

尽管有此改善，赤字依旧巨大；它靠非常金库的垫款弥补，进度如下（据马里翁与布沙里）：

1792年四个季度合计9.73亿——再算上若干额外垫款，就说10亿吧。对1792年的赤字，哈里斯与博尔多、怀特得出的也都是10亿上下的数字。而且年内赤字不断扩大——年初每月约四千万，下半年每月1亿至1.2亿（康邦10月17日给出的数字，与上文数字相合）。怀特测算过通胀税：1791年10月它曾达9000万，随后回落（每月3000万至6500万），但1792年9月又升至1.15亿。说它在共和三年（1794—1795年）之前不曾发挥作用，是不准确的。

另外，1792年下令新创设的指券恰为10亿；实际发行额也大致相同，流通中指券的名义值增加了8.63亿，即62%（1791年为180%）。1791年6月至12月间，流通量月均增长5.8%；但同年12月至1792年6月间只增3.8%，6月至12月增4.6%。诚然，由于硬币流通量已大幅减少，此时已到了纸币流通量的任何增加都是货币总量净增加的阶段。

因此，1792年财政形势的恶化程度因作者而异，说法不一。但它肯定在年末加剧了，当时战争导致军费大幅增加。从此，这场由革命领袖们自己选择的战争，成了通胀的主要祸首。据贝洛斯特所说，1791年7月1日至1793年9月1日，实际拨付的支出中有67%可直接归于战争。这些支出的82%以指券支付（但所述时期包含九个多月的和平岁月）。

还要提醒一点：由于战争始终限于大陆，它造成的经济扰动不算太严重，粮食市场除外。这些基本因素限制了1792年全年的货币贬值，它们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从8月起，军政形势的逆转伴随着里弗尔行市的惊人回升。尽管如此，经济与财政形势的某些方面却有凶险之处，以至于1792年末的这次回暖转瞬即逝。

指券的制造

笔者的叙述已到了指券的生产变得既不间断又规模庞大的时刻，不妨在此快速回顾这种纸币的制造条件。在行政层面，如前所述，立法议会于1792年6月13日设立了指券制造局，它不隶属于任何部，但自1792年8月18日起被置于公共捐税部的监管之下。西蒙·弗朗索瓦·拉马什于1792年6月23日被任命为行政专员，8月升任局长。他于1793年2月22日辞职，被控渎职，11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1793年3月1日，国民公会建立了一套新组织，直接置于公会自身的监督之下，独立于公共捐税部。领导机构一分为三：一名印戳事务管理员、一名美工总管（先是吉约，后为雷特·德·塞尔维耶尔男爵，前军官、物理学家），以及一名印刷总监（书商梅西耶，后与罗伯斯庇尔派一同被送上断头台）。

最初的指券是按传统的活字印刷工艺在王家印刷所和几家私人作坊印制的。但很快就不得不集中生产并改进工艺：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伪指券迅速泛滥；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产量：随着新发行一再议决，且发行中包含小面额乃至极小面额券，张数成倍增加。这些要求并非没有矛盾。要对付伪造者，就得采用更精细的工艺，造出难以模仿的票券。取信于人的需要也迫使人们讲究质量：做工精良，配上爱国图徽与铭文、印戳与签名。但这样的讲究只会抬高制造成本。只发行大面额券时，成本无足轻重；有了先是5里弗尔、随后更有几苏的小面额指券，情况就不同了；若简化生产，又怕给伪造者大开方便之门！人们试图通过技术改进来化解这些矛盾，这是指券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侧面。1792年7月31日，立法议会悬奖征求改进指券制造的方案（成果之一是一个稀奇而又不切实际的主意：里昂人若利韦提出的丝质针织指券）。

在谈这些改进之前，先提一笔：1791年10月和11月，当局迁走了设在旺多姆广场大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自然史陈列馆以及该院的图书馆，在那里安置指券作坊。1792年7月5日，这座修道院和胜利广场的小神甫修道院被拨给6月成立的制造局。最后，9月7日，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嘉布遣女修院被选定为全部制造工作的总作坊。从此那里戒备森严，大门前架着两门装填霰弹的火炮。纸张水印用的抄纸帘模——起初是一朵百合花，后来是革命图徽与格言：束棒上顶着弗里吉亚帽、“不自由毋宁死”等等——以及雕刻用的冲模都存放在当时设于杜伊勒里宫的国家档案馆，它们的出入受到严密监控。

指券用纸按传统方式以破布制成；破布可能短缺，立法议会为此悬奖征求新型纸张；人们还设法回收旧纸。1793年12月20日，救国委员会决定征用四家指券纸厂的破布库存，并禁止它们生产其他纸张。后来，当局又征用旧麻布与碎布头，禁止出口，甚至禁止在距陆海边境三法里（约合4公里）的范围内流通。生产指券纸的造纸厂为数极少。除阿诺奈那家之外，它们都位于巴黎地区：旧制度末年，首都市场的需求曾在那里催生了一批企业。其中有蒙塔日附近的比日纸厂，由阿尼松－迪佩龙经营，他同时兼任王家印刷所（后为国家印刷所）所长（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这家厂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产指券纸的厂家；有与迪多的埃松纸厂；有布里地区库尔塔兰的纸厂；还有莫兰河畔茹伊的马雷纸厂。后两家同属巴黎服饰用品商德莱加德。值得一提的是，比日纸厂后来从1800年到1812年是法兰西银行的纸张供应商，之后才被马雷纸厂取代。

当然，纸张变成指券是在巴黎的作坊里完成的。第一道工序是制作钢质冲模，用于字符与饰纹（刻字工匠中有菲尔曼和亨利·迪多，即印刷商皮埃尔·迪多的兄弟与堂兄弟）。第二道工序是制作模框与母版；1793年2月以前，用的是由许多小块拼成、在框架内组合成整版的模框。此后，则为整张指券制作一块铜质母版。由母版制出凸起的印版，即可上机印刷。把若干块这样的印版拼在一起，一次可印出一张含二十枚指券的整版。人们努力改进印版的复制，最终实现了整版翻铸，靠的是“翻铸锤”：趁延展性金属尚在冷却之际，把凹形母版冲压上去。为防舞弊，吉约让人给这些机器装上了计数器。编号与签名——后者意在使国家承担责任——起初由国库雇员手工完成：每天早上发给每人1500枚指券签署；1791年底，据说有三百人从事这些工作。1792年6月4日，立法议会下令取消5里弗尔以下指券的编号。但机械化试验已在进行，最终由里谢发明了第一台真正的机械编号机，于1794年1月4日（共和二年雪月15日）投入使用；共造了八台，与印刷机联为一体。另一方面，1792年11月21日的一项法令已开始采用印刷签名（并定期更换）。

许多指券版式带有凹版雕刻的小插图和印戳。前者是个大难题。著名雕刻家奥古斯坦·德·圣奥班为第一批发行的指券雕刻了两个圆形图饰——路易十六的侧面像与法兰西纹章——为此不得不手工雕刻了二百零二块铜版，费时近六个月。而且这些铜版磨损很快。从1790年9月29日下令的第二次发行起，人们改用了新近发明的钢版凹印工艺。至于钢印，它是指券的防伪标志。起初用一台相当简陋的螺旋压力机——冲压机——来压印，一次只能压一处。1792年，弗拉皮耶设计了一种滚筒式机器，造了十八台。后来虽经改进，可靠性仍不足，大面额券于是又回头用冲压机。同在1792年，两位发明家提出了印制“同一印戳”的方案，即在票券两面压上相互“重合”的湿印：正面的印戳与背面的反向印痕彼此叠合。其中一项发明被采纳，但实施困难，只有1795年1月一次发行中2000与10000里弗尔的大面额券压了“同一”印戳。

至于印刷本身，长期大部分外包给私人企业（1793年1月，一位议员建议停止外包，但那样国家就得购置四百台印刷机！）。外包企业中有前面提到的阿尼松－迪佩龙——他印制了最早的一批指券——有皮埃尔·迪多，他的家族从督政府到第二帝国一直主宰法国书业；说来也怪，还有杜邦一家。1792年8月至12月，杜邦家与拉马什签订了三份合同，印制10苏和15苏面额券，票面总额2.8亿。他们在小田园街原嘉布遣男修院里有十台印刷机、73名工人，由伊雷内·杜邦主持；但此后他们似乎再没有接到合同。就这样，名义总额455.81亿的指券被印制出来。

诚然，还有伪指券：伪券的威胁固然促进了制造中表现出来的发明巧思，但指券终究工艺简陋，伪造起来并不困难。同样无可怀疑的是¹，国内外伪造者为数众多。证据就在各届革命议会建立的一整套镇压机器之中：对伪造者处以死刑（1791年11月4日法令）；奖励告发者；设立核验处，还发行核验样本指券，加盖印记后发往所有县区收税官，以便识别伪券。而且这套机器并未闲置：布沙里算出，至少有三百零四人因制造和散布伪指券而被处决（这一统计尚有缺漏），其中大多数还是由普通刑事法庭而非革命法庭判处的。

此外，沿法国边境一线以及在英国，都有制造指券的作坊。携带者把伪券偷运进法国；英国人肯定把伪券送给了旺代人和朱安党人；联军部队也带来了伪券。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学者德·莱斯塔皮发现了一家指券制造厂，1791年12月设于距科布伦茨不远的诺伊维德，持有路易十六的弟弟们的正式授权，并得到卡洛纳的支持。但只有一个流亡者带着他年少的儿子在那里干了几个月。这位作者无疑夸大了这件事及其他几件事的分量：1791年和1792年，在亲王们庇护下制造伪指券，涉及的金额似乎不过数百万。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皮特政府支持巴茨男爵的所谓计划：以向法国大量输入伪券来加速指券信誉的破产。这本是“外国阴谋”的一部分，也就是一种“雅各宾－无套裤汉式”的幻想（尽管确有几个散发伪券者供认拿过外国的钱）。有几位史家轻率地信了这些无稽之谈，其中一位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仅英国一地就制造了600亿伪指券²！

属于事实层面的是：革命者们被对伪指券的恐惧所困扰，而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正如让·梅耶精辟指出的——属于责任的转嫁。伪造者的活动被指控为用伪纸淹没市场，借此可以解释货币符号的泛滥，同时掩盖执政者的作用。诚然，只要公民相信伪指券无处不在，他们也就会对真指券起疑！法国或外国的伪造者只以这种微末的方式起了削弱指券的作用……基伯龙事件之后，奥什向救国委员会报告说他缴获并烧毁了100亿伪指券，可以说他的想象力也未免太过丰富了，何况到那时指券已经崩溃，伪造者的营生早已无利可图。真指券自身的滥发已足以令它贬值失信，恐怖统治本身对此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