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刚刚把路易十六的头颅掷向欧洲以示挑战，在1793年的头几个月——实际上直到秋天——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一点无须赘述。对外，1793年2月1日向英国和荷兰宣战，揭开了海上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将摧毁法国的对外贸易，1793年的外贸额仅为革命前的五分之一。尤其严重的是，1792年轻易取得的胜利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惨重的失败、仓促撤出征服的土地，以及几乎联合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反法同盟军队越过法国边境。对内，旺代叛乱一连数月节节取胜。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的殊死斗争以山岳派在巴黎获胜告终，但它在许多省份引发了“联邦派”叛乱。这场叛乱没费多大力气就被扑灭了，只有里昂例外；而土伦连同舰队向英国人拱手而降，这想必是革命运势——因而也是人们对共和国货币的信心——的最低点。
生活物资危机与通胀
此外，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不令人满意。前文已经说过，1792年的收成并不算特别坏，但它的不足被若干因素加剧了。面对物价上涨和指券贬值，凡持有食品的人都倾向于留存不卖，而消费者却急于购买。1793年6月在巴黎，家庭主妇们担心买不到面包，一次就买下好几天的量。同一时刻，一阵抢购潮把圣戈班各家商店的镜子——尽管那是奢侈品——一扫而空，而印花棉布店则纷纷关门，以免被抢空。通胀造成人为的短缺，短缺又反过来加剧物价腾贵；它鼓励人们囤积存货、拒不出售，供给却日益稀少。在诺曼底和朗格多克，都有人报告说，农民不愿拿谷物换指券，不再去粮市和集市。另一方面，军队不断增长的需求又使需求总量膨胀起来。军队的军需专员和各城市的供应专员，竞相抬价、强行征发，严重扰乱了惯常的供应渠道；而边境上及旺代周边的军事行动，同样会扰乱这些渠道。
实际上，考察生活物资问题，与其从总产量的角度入手，不如从流通与分配、市场供应的角度，即从“到货”的角度来考察；正如理查德·科布所强调的，本书借鉴了他的研究。弊病的根源在于分配的混乱，而不是生产的不足。谷物是笨重的货物，必须让它流通起来；在一个就当时的运输手段而言堪称“辽阔”的国家里，距离构成了第一道障碍，而军队征购造成的马匹与车辆短缺又加重了这道障碍。但障碍主要来自人。当粮荒似乎迫在眉睫时——1793年正是如此——恐惧会使流通陷入瘫痪，使粮荒成为现实。对匮乏的恐惧导致真正的匮乏。不仅“民众骚动”在公路和河道上拦下运粮的车队船队，各级权力机构还各自为政、彼此对立，造成种种梗阻。
国民公会于1792年12月8日宣布的谷物国内贸易自由，实际上并未得到遵守。有些市镇政府——如欧坦市政府——把它解释得有利于自己的干预，另一些市镇则被暴动所迫而干预；有几个市镇采取了严酷的限价与配给措施，另一些则无所作为。等到国民公会转而支持管制时，限价令却使短缺变本加厉，远甚于它所带来的缓解，后文将会看到。无论如何，一个根本性的、由来已久、但在1793年愈演愈烈的问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除此之外，还有中小城市对特大城市——巴黎、里昂、马赛——的妒忌，人们认为这些大城市的供应更充足。在当时那种混乱与行政失序中——即使在恐怖统治最严厉的时期也是如此——许多乡村市镇或产麦的县区都竭力让尽可能少的生活物资流出本地。生活物资问题是“一个市镇利己主义的问题”（莱昂斯），是一种本位主义：每个村庄、每个城市、每个县区、每个省都力争把保障自己的供应置于一切优先事项之首，这使所有人都成了潜在的敌人。市场因而日趋割裂。
另一方面，商业与工业危机造成的交易萎缩，缩小了货币的使用范围，减少了对货币的需求，因而加大了通胀压力。此外，国有财产的出售大幅下降：针对革命的种种威胁不断积聚，无疑是原因之一。但指券的注销也因此受到牵连。
与此同时，指券的发行和流通继续扩大。从1792年10月到1793年5月，国民公会决定新发行24亿里弗尔指券，而此前发行的总额为27亿。流通中的指券总额从1792年10月5日的19.72亿，增至12月底的22.5亿，再增至1793年8月14日的37.76亿。
限价令有一个严重的麻烦——至少对历史学家是如此——那就是在它施行期间，实际成交的价格极少为人所知，甚至完全无人知晓。在第五章里，笔者曾多次引用默朗四大传统市场的小麦价格，但载有这些价格、现存于该市档案馆的那本簿册，在1792年圣诞节的价格之后，以这样一条记载中止：“从那时起直到1796年3月，由于法国因法国大革命而起的粮荒，默朗各集市无人光顾。”几乎各地的集市物价表都止步于1793年初1。因此笔者只好引用一些不那么令人满意、不那么同质、不那么连贯、东一处西一处搜集来的数据。
在巴黎，1793年1月2日至4月27日间，小麦价格据称上涨了44%。其他市场也记录到同等幅度的上涨：勒阿弗尔在年头五个月上涨40%，马朗（滨海夏朗德省）市场2月至5月上涨40%。相比之下，贝尔格（北部省）1月至4月仅上涨16%，贝尔奈（厄尔省）1月至5月上涨25%；5月4日在奥尔良，小麦价格比1—2月贵24%；但南方某些省份的涨幅似乎更大。
再往前追溯，可以看到贝尔格的小麦价格从1792年8月到1793年4月上涨了52%，邻近的布尔堡市场上涨57%（与1788—1789年同期出现的涨幅相仿）。同一时期，蒙彼利埃、图卢兹、鲁昂的小麦价格翻了一番，而奥尔良从1792年8月到1793年5月4日只上涨了29%（其中大部分在3月和4月）。
至于其他食品，笔者掌握1790年6月与1793年6月之间的价格比较。在巴黎，两个时点之间的涨幅从鸡蛋的31%到食糖的300%不等……（葡萄酒：60%，肉类：77%，黄油：90%，咖啡：135%，蜡烛：167%）。面包有补贴，只上涨了9%；小麦受到限价，上涨27%。在伊泽尔省，同一时期内，肉类上涨220%，黄油、食油、葡萄酒上涨200%。同一时期，该省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涨幅也很大：木炭100%，羊毛400%。前文已经提到，里夫的条铁价格已经上涨：从1792年10月到1793年1月上涨48%，相当于每月10%的速度；从1793年1月到10月又攀升了115%，相当于每月8%。至于瓦龙的布匹，到1793年7月已几乎是1791年初的四倍。在卡尔瓦多斯省，利特里矿井井口的煤价从1793年1月1日到7月1日上涨了88%；运至伊西尼交货的煤价，则从1792年12月到1793年7月涨到了原来的三倍，这既是因为商人竞相争夺车夫的运力，也是因为“商业组织的解体”。
根据奥伯坎普夫留存的文书，1793年6月，本色布与印花棉布的价格是1792年的两倍；6月至8月间又有新一轮上涨，使本色布的价格翻了一番。在圣戈班，镜子经历了两次提价，分别在6月1日和7月13日，但总共只有39%。工资也加入了上涨的行列，这尤其同大批人应征开赴军中有关。莱昂计算过，同样是在1790年6月至1793年6月这一时期，多菲内三省的平均工资涨幅为172%。此外，通胀的冲劲也有可能被官方文献低估。
诚然，在一个交通受阻的国家里，物价与工资的上涨因地区而极不均衡，但1792年底至1793年初的这波通胀冲击是不容否认的，尽管当时既没有发生饥馑，甚至也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粮荒。根据前文引用的数据，可以非常粗略地估计，1793年头几个月的通胀率为每月7%至7.5%，这意味着物价在一年内至少翻一番。若采用奥班最近的数据序列，则1793年1月至6月间月通胀率为6%，1月至8月间为7%。
1793年初的经济形势
还应指出，巴黎各银行的活动明显减少。1793年初，奥坦盖决定清算。他让人把商号的总账簿藏在地板条下面，直到1898年拆除那栋房子时才被人发现。这份文件显示，1792年10月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清记录，此后这家银行几乎不再做任何生意；1793年3月4日之后便再无一笔业务入账。奥坦盖被指控为王党分子，于4月前往苏黎世。这家蒙受重大损失的公司于5月28日解散，只留下一点余额。另一些商号则继续把资本转移出境，前文已经提过的格勒菲尔和蒙茨便是如此。路易·格勒菲尔于1793年2月离开巴黎（他的合伙人拉博德·德·梅雷维尔于3月离开），在伦敦安顿下来。3月15日他从伦敦写信给蒙茨：“我越是观察眼下发生的事，越是看到人心如何激愤，成见与复仇之心如何扼住理性与正义的声音，就越确信我在上封信中详述的那些措施是必要的……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审慎……我担心有朝一日他们会允许对私人财产横加勒索，到那时再采取预防措施就晚了。因此这件事必须尽快着手……让我们处处设防吧，今时不同往日，这里正用得上一句话：连自己的影子都要怕，连自己的唾沫都要怕淹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让－雅克·蒙茨落实了上述“措施”，把他们商号的资本悉数转移到了伦敦。截至1793年2月27日，各合伙人在伦敦持有13.6万英镑的资产，在汉堡持有2.1万英镑，在其他金融中心持有3万英镑。1793年4月至10月，蒙茨汇出的款项达5.88万英镑（诚然，其中8月至10月仅5300英镑），另有6万弗罗林和20万汉堡银行马克。这些汇款总额超过200万金里弗尔（此外还有1791年和1792年转移的300万）。
出于安全考虑，格勒菲尔－蒙茨早在1792年12月就在伦敦打听“在你们那里交易的在贵处挂牌交易的美国公债的性质、稳固程度与利息”，并于1793年4月购入了约4000英镑的合众国银行的股票和年息6%的政府公债。7月25日，为了理清各合伙人的账目，他们把各自出资额的英镑价值以伦敦格勒菲尔为付款人的汇票形式分配给每人（总额为8万英镑，合200万金里弗尔）。这家巴黎银行的股本就此存放在敌国首都。莱维－勒布瓦耶认为，对国王的审判和海上战争引发了资金的大规模外流（2月2日，格雷努斯报告说“法国人在伦敦有大量资金”），而山岳派的胜利则引发了全面的溃逃。他举了两家日内瓦商号的例子，一家在洛里昂、一家在巴黎，1793年6月，它们把全部进款都用来购买殖民地商品，囤放在瑞士。他还认为，所有把资本转移出境的商行似乎都得救了，而没有这样做的商行则损失了大部分资产。
确实，也有犹豫不决的商人。比如马赛的索利耶，他在1793年3月11日写道：“至于往贵处发货，经热那亚往贵处发运“黄色五金”〔即黄金〕，我们认为风险还没有大到必须作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地步。不过，视不久的时局而定，我们将采取某种重大的决定性措施，以便在任何事变中得到庇护。”至于格雷努斯，在1792年12月1日前后，他已经着手大量做空指券，前文说过，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并与伦敦的泰吕松兄弟及两家荷兰商号联手。12月20日，英国公债上涨，他要求为自己买进3000英镑；21日，他指示马德里、加的斯、里斯本和波尔多的各家商号收购票据，合计约100万里弗尔。诚然，1793年1月，他在继续这些交易、以利用汇兑波动的愿望与引人注意的担忧之间摇摆不定；21日他写道：“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把自己的业务清算掉”；29日：“在这当口，我不愿让人看到我在收购硬币”；2月2日，他致函里斯本的利马行：“你们要有准备，法国将爆发出极端的能量，这一切的结局无法预料。因此，置身事外才是明智的。我决定把银行业务全部清算掉。”
尽管如此，格雷努斯仍在继续操作，但2月25日和26日巴黎发生的“食糖暴动”使他——以及其他许多商人——深为震动。3月2日，勒阿弗尔的一位商人写道：“我们无法向任何一位朋友担保安全，无论是我们这里的存货，还是等待寄售的货物……自从巴黎发生那次不幸而规模极大的民众抢掠之后，凡是仓库里存有货的人无不忧心忡忡。”格雷努斯停止了对商品的投机（尤其因为他发现指券贬值已使远期交易的利润化为乌有）。“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继续做生意了。我现在只做清算，”他在3月29日宣布；失败主义情绪再度抬头：“我们的军队被迫后撤……也许和平会比人们以为的来得更早；为了人类的福祉，这真是求之不得。”此后，信里几乎只剩下清算一个话题：“此间市面极为平静，人人都在等待结局无法预料的事变。人人都在设法清算”（4月18日）；“不如把一切业务搁置起来，等待好转的时机”（5月31日）；“此间人人只想着清算”（6月18日）。需要说明的是，6月13日，格雷努斯遭到搜查（起因是一次银锭购买），被逮捕，受治安委员会审讯，随后获释……
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险恶局势不可能不影响货币。失败与危机使压缩纸币流通的计划化为泡影，使新的发行不可避免。共和国一旦战败，流亡者的财产将被发还，这种可能性使指券失去了本应为它们担保的抵押物。与此同时指券的流通量又大幅增加，于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心理因素与实际因素朝着同一方向发挥作用，而各个领域局势的严重性导致指券迅速下跌。
货币的下跌
此外，国库的操作也可能加剧了法国货币的疲软：1791年7月1日至1793年9月1日，有2.17亿里弗尔的军费开支是用硬币支付的；所购硬币1.09亿购于巴黎，9500万购自国外。1792年10月27日，由于硬币“战时储备”已降至3100万，国库专员决定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购入票据，以便经由后一金融中心获取七八百万比索。几天后，鉴于阿姆斯特丹和汉堡市场上票据充裕，国库又决定把这类购买增至1500万，并筹备更多购买。另一方面，由于比利时已被占领，国库于12月15日决定也在那里购买，以便从中获取“数量巨大的硬币”。
但就在同一时刻，与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威胁日趋明确，汇价开始下跌。于是同样是在12月15日，国库决定立即命令驻伦敦、阿姆斯特丹和马德里的代理人在每个金融中心购入四五百万硬币，并迅速运往法国。国库还指示波尔多和里昂购入以各外国金融中心为付款地的票据，以及尽可能多购埃居和比索。最后，还将在巴黎本地购入800万至1000万（以指券计）的对外票据。到1793年2月1日宣战时，这些操作仍在进行，但奉命购入的硬币几乎全部赶在敌人来得及阻止运输之前运抵了法国。不过，据说国库得到黄金和外汇的条件并不有利。
汇价的滑落始于1792年12月4日：前一天，国民公会表决决定将国王交付审判。这场审判在国内外商界都留下了恶劣印象，因为它表明法国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它也让人担心与英国开战，战争会加大军费开支、损害经济。此外，正如格雷努斯12月21日所写：“政府为支付军饷和供应部队而需要大量票据，汇价因而下跌。”25日，他谈到“大批指券信用扫地，以及战争所必需的新开支”。12月间，对外票据上涨了15%。国王被判刑和处决引发了里弗尔的新一轮下跌；1793年1月25日，汇价已跌回1792年3月初的低水平，对伦敦汇价自1792年11月以来下跌了20%。
随后出现了将近两个月的平静，尽管与海上强国的战事已经开启。实际上，据说这场战事反倒使先前吃进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票据的人急于脱手；无论如何，与外国金融中心的联系变得更困难，套汇也同样困难。“人们担心信使的通行会受到阻碍，而市面上有不少票据握在做生意以外的人手里，他们买进票据本是出于投机，于是都急于把它让售出去，”格雷努斯2月4日写道。另外，巴黎还有一些乐观的投机者，他们预见“伦敦银行倒闭、汇价至少恢复到平价”。2月5日，格雷努斯记道：“我们向全世界宣战，而人们自夸将在各处获胜；这就是下跌的原因。”（指外国汇价的下跌）最后，早在1月，法国就停止了对荷兰持券人的偿债支出。事实上，英国和荷兰的参战预示着两国财政将失衡，这拖累了两国货币的走势；但随后到了春天，汇价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回升：英国收到了大量黄金输入，甚至可能有寻求安全的资本涌入。
尽管法国躲过了1793年初的国际性危机——因为它陷于孤立，各家银行又或多或少处于清算状态——3月底，内尔温登的败绩和旺代的消息还是引发了新一轮的暴跌。“我军在比利时的失利使各种票据骤然吃紧，”格雷努斯3月25日写道。30日他又写道：“是政府背负的巨额开支，以及货物无法出口，败坏了汇价，因为海港和制造业城市都不再提供票据了。”此后，法国货币的下跌一直持续到7月底，中间不曾中断，尽管国民公会从4月起就采取了一些对抗通胀与贬值的措施，后文还会谈到。5月8日，格雷努斯不无道理地把这轮下跌归因于“发行了12亿指券，以及旺代的严重动乱”；11日他写道：“我们的汇价异乎寻常地一路恶化，今天的牌价尤其会让您吃惊”；23日又写道：“汇价的恶化超出一切想象，人们现在担心它还会跌得更惨。”
1793年7月底，对阿姆斯特丹的汇价自1792年11月底以来下跌了71%，低于平价80%……巴约勒的黄金价格指数（1790=100）从1792年底的140升至1793年8月底的340。1792年12月，100里弗尔指券可兑72里弗尔黄金；1793年1月骤然跌至51，这一比价维持到5月。6月跌至36，7月跌至23：相对黄金而言，这轮贬值与汇价的下跌几乎同样迅速、同样剧烈；无论如何，贬值的速度都远超通胀的速度。
外省的信任危机
从定性材料看，内政部各专员在1793年夏天发来的报告一再提到公民对指券“信心不足”，指券遭受“灾难性的信任危机”，蒙受“惊人的贴水”，而且各省都是如此。9月4日，欧什方面来信说，“纸币在那里陷入了最大的信任危机，说得更直白些，是毫无价值”。6月14日，在下塞纳省，“凡是两年来价格没翻一倍的东西都被当作便宜货”。上莱茵省总议会在8月2日致国民公会的一份陈情书中甚至断言：“纸币的信任危机已达极点，食品价格涨到四倍。”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793年1月，该省总议会就为雇员建立了一套按指数调整的补偿制度：雇员每季度领到一笔补贴，数额相当于“指券当季普遍贴水的价值”。这一制度后来逐步推广到各类人员，如本堂神甫、弃婴乳母。公共承包商的合同价也被“重估”，省行政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按“行市”付款。
专员们还频频抱怨自己不得不支付的天价。有人在格勒诺布尔为一双鞋付了三十里弗尔。在纳博讷，卡亚瓦抱怨他的理发师天天对他念叨指券不值钱，好借机涨价；“我的头发，”他总结道，“尽管稀稀拉拉，上个月〔8月〕还是花了我20里弗尔。”最妙的是博纳罗蒂——后来成了巴贝夫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封信，他写道：“在阿尔卑斯山区，我为一顿糟糕的饭菜付过30里弗尔之多”，还抱怨说他的“日常开销……常常超出共和国为〔他〕核定的薪俸”（1793年10月27日）。例外——看来确有例外——发生在1793年6月，埃夫勒、加纳和穆兰等县区；关于最后一个县区，专员记道：“人们对指券相当信任，我注意到大家使用指券时并不理会它可能值多少信用。”反之，8月在纳博讷，“恶棍们在此以配合得极为默契的疯狂劲头诋毁指券，把整个地区都毁了。指券贴水超过70%：100法郎的指券只能兑20里弗尔硬币”；在图卢兹同样如此，“投机倒卖的势头骇人”。
这些报告还描述了民众在典型通胀心态下的行为。6月，丹格勒马尔写道，下塞纳省几乎不再发生不动产的转让；他指出“人人急于把手里的纸币换成各种各样的商品，热情之高，竟因竞相争购而抬高了商品价格”。7月7日，另一位专员从格勒诺布尔写道：“人们担心纸币烂死在持有者手中的那一天已经不远。这种担忧确实使各类商业交易和指券的使用更加活跃，但受损害的始终是这种货币符号。”9月，卡亚瓦从纳博讷写道，如今“如今租房、出租田产都不再立书面契约：议定一个价格，预付一年的租金，而一旦房客或佃户冒出想拿一点纸币来付账的念头，契约立即作废”。他还作了如下一番分析：“所有工匠、所有商人都助长了这场灾难性的信任危机。工匠眼看自己下饭的蔬菜涨到三倍，怒不可遏，索性要做得比卖菜给他的恶棍更绝：把自己的工钱抬到离谱的地步。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染病蔓延开来；报复放高利贷者的欲望使人自己也成了放高利贷者；由于这种连锁反应，5里弗尔的指券不值20个苏，100里弗尔的指券常常只卖到20至22里弗尔，尤其是当日工们拒绝交出收成、除非用硬币付酬的时候。可想而知，可想而知，那时得出多大的价钱才买得到硬币！”就连穆兰方面，迪阿尼埃尔8月2日也曾就指券写道：“持有食品的人不喜欢手里有指券，而持有指券的人则想方设法脱手。这是我在一次相当长的旅途中亲眼所见。”
国民公会在并无热情的情况下诉诸经济恐怖，应当放在这种急剧通胀与货币崩溃的背景下来看。
无套裤汉的幻象
国民公会刚一开会，就不得不面对一场民众骚动——它由生活物资价格的上涨（或对上涨的恐惧）所驱动——以及对谷物价格实行强制限价的要求。这场骚动和这些要求在1793年初再度高涨，这或许是因为海上战争加剧了人们对饥荒的恐惧，并推高了某些食品的价格。此外，1793年3月至6月，巴黎的面包分配时有中断。这场运动有自己的领袖，他们在下层民众中确立了权威，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把民众那些简单而暴烈的要求明确表述出来：这些人就是“忿激派”，如雅克·鲁和让·瓦尔莱。
2月24日，一些洗衣妇来到国民公会抱怨，说肥皂的价格在短时间内从每磅十四个苏涨到二十二甚至二十五个苏。事实上，肥皂的原料——天然碱和食油——是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口的，战争势必使其涨价。“很快，”这些妇女说，“民众中最不富裕的阶层将再也用不起洁净的衣衫”，她们要求对囤积者和投机商处以死刑。2月25日和26日，发生了多起针对杂货店的袭击。“民众”冲进店里，强迫商人按1790年的“公道”价格出售肥皂（还有食糖、咖啡、蜡烛），即相当于时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试图抵抗的店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店铺被抢光。这些暴动让人想起1792年1月的那些，但更为严重，因为波及面更广，而且是忿激派按照一套真正的行动计划组织的。然而它们同样归于失败，因为不久之后，食品又以很高的价格出售了。但大量请愿书要求国民公会为生活物资设立“最高限价”；指券的强制通用和对付囤积的措施也在要求之列。此后，无套裤汉的行动愈发紧迫，1793年3月和4月，街头始终不得安宁。
事实上，对食品实行限价是一块共同阵地，使巴黎无套裤汉——从生产角度看，他们的利益千差万别——在行动中团结起来：他们中间不仅有挣工资的人——帮工、日工、雇员——还有独立的中小生产者和中小商人，尤其是工匠和店主。然而，在消费价格问题面前，所有人站到了一起。另一个极具动员力的主题是打击囤积者：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语，在相对短缺的情势下，它往往把所有生产者和所有商人都囊括进去；春天，一场针对他们的猛烈运动展开了。无套裤汉深信物价上涨和指券贬值都是投机者、囤积者和反革命分子捣鬼的结果，于是把清查生活物资、征发、限价当作口号。
对此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因为巴黎的小民享有廉价面包：为了维持面包价格稳定而几经权宜之计后，巴黎公社最终把四磅重的面包定为十二个苏（即每磅三个苏），面包师当然领取补贴。因此，巴黎人所受通胀之苦，比外省许多城市的居民要轻得多。据乔治·鲁德的研究，1793年6月，熟练工人——如木匠、锁匠，他们在巴黎人口中为数众多——的实际工资高于三年前的1790年6月。马尔盖拉最近指出，除少数缺粮省份外，不满情绪——以及2月那场“杂货店暴动”——的起因是食糖、咖啡、蜡烛和肥皂的腾贵，也就是说，是一个世纪前尚属奢侈品的食品。这位作者还根据内政部的一项调查，计算了1793年6月四十五个省的价格与工资指数，以1790年6月为100。“主妇菜篮”的未加权价格指数为270，工资指数为230，即购买力损失15%，这并不算多；而且，这一损失主要体现在上文列举的“奢侈”食品上，对肉类、黄油、鸡蛋、葡萄酒等商品则小得多；相对小麦而言，购买力甚至略有增加。
因此，科布有理由强调，共和二年（1793—1794年）的无套裤汉——其实早在1793年头几个月就是——是享有特权的人，处境好过一般民众。马里翁称他们为“自私的巴黎群氓”，确有道理。无套裤汉虽然是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却并不准备为共和国作出牺牲，不愿稍稍节制自己的消费……“他们强制推行征发与限价时，想到的并不只是国防：他们更多想到的还是自己的生计”，是想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阿尔贝·索布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诚然，革命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把民众疾苦的责任算在国家头上：主权从此属于民众，政府不可能对受苦的人——或自称受苦的人——无动于衷；这一观念又叠加上人们对君主时代管制的记忆，使对国家干预的期待愈发强烈。
还可像科布那样指出，“生活物资问题是用将来时来谈的”：令人忧心的不是今天的面包，而是明天的面包，民众最尖锐的恐惧所指向的是未来。人们“对短缺的可能性耿耿于怀”。此外，巴黎的工人饭量很大，习惯了丰盛而多样的饮食，有纯小麦面包和肉吃。因此，一旦粮荒似乎逼近，焦虑与跌落深渊的感觉就格外强烈。于是“人们什么都肯信”，尤其相信短缺并非源于生产不足，而是人为的、蓄意造成的，出自贵族和囤积者之手。试举一例：《巴黎革命》报在1793年10月28日声称，“歹人”买下面包“之后趁夜里扔进下水道、扔进河里或茅厕里。这一事实已多次得到证实”。就这样，“囤积者的传说”（卡尔韦）诞生了：这是忿激派炮制的神话构造。安凯尔承认，对批发商和商人——他们一概被视为吸食民众膏血的水蛭——的猜忌，是一场以阶级归属为由针对某一集团的恐怖统治的雏形，如同消灭富农运动。再补一个幻象的例子：在阿尔萨斯，指券下跌的责任被算到了犹太人头上；1793年6月7日，科尔马县区行政委员会要求把全体犹太人作为“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驱逐出境。7月14日，科尔马的雅各宾派重提了这一要求。
但最需要强调的是，无套裤汉的种种要求表达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守旧心态，一种反动的反资本主义心态，浸透着对市场自由运转由来已久的仇恨，既反自由主义，又走极端。科布称之为“恋旧的纲领”，它想把“法国农业中最落后的方面”推广开来，它“会把潜在的粮荒变成真正的饥馑”。人们也可以从中辨出16、17世纪城市暴动运动的余响，以及当年曾熊熊燃烧的两股激情的复燃：平等与惩罚。此外还有世世代代对饥饿的梦魇，这梦魇本身也相当奇怪，因为饥馑早已不在法国、尤其不在巴黎肆虐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平等主义与惩罚行动的激情确实支配着无套裤汉。
埃贝尔和许多无套裤汉所要求的生活物资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就是吊死几个商人和几个大农场主，这符合“民众直接司法”的古老传统。但这些粗暴而暴烈的解决办法沾染着弱点与不合逻辑之处，注定要失败。正如科布俏皮地写道：“杀掉面包师弗朗索瓦〔1789年10月21日在巴黎遇害〕并不能使面包多起来，插在长矛尖上的新头颅同样不能。就此而言，杀人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吃人。无套裤汉（……）倒是有此念头（……），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谁也没有付诸行动。”
无论如何，下层民众对强制手段的功效怀有深刻的信念，这种信念导致了对断头台的崇拜：“国民剃刀”“平等之镰”，据说它能让指券恢复平价。平等主义激情表达了对财富和富人的敌视，也表达了一种深切的复仇欲望和社会翻转的欲望。无套裤汉喜欢羞辱自己的牺牲品，例如在搜查殷实人家时辱骂他们的妻女。倘若所有公民都同等受穷，他们本来愿意暂且忍受短缺；但他们坚信自己是在丰饶中挨饿，而粮食却摆满了富人的餐桌。驱使他们的，是“最卑劣、最原始的嫉妒形式”，而妇女则是“这种可憎情绪最高明的传播者”（科布）。但这样一来，无套裤汉的目光便越不出自身吃穿供应的圈子。他们的种种态度本身就是对一切有计划调配的努力的否定，使分配难上加难，以至于他们自己促成了那套由他们强求而来的统制政策的失败。他们本想阻止一场于己不利的、数额不大的收入转移，结果却促成了一场对他们最终危害大得多的转移。
至于构成“民众”运动骨干的小知识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下层民众的仇恨（尤其是对批发商的仇恨）、恐惧和乌托邦。但另一方面，这个集团是有意识地煽动和利用这些幻象与恐惧的，为的是实现向上的突破。这种算盘在科德利埃派——埃贝尔、龙桑、万桑、肖梅特等人——身上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企图利用民众的不安，取代当权的那一班人马。
国民公会、自由主义与干预
在1792年11—12月的大辩论结束时，国民公会的多数已明确表态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它敌视限价与征发方案，1793年2月的暴动也遭到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的一致谴责。2月25日，罗伯斯庇尔义愤填膺，宣称民众不该去管“可怜巴巴的杂货”。转折发生在1793年4月。面对山岳派对生活物资与价格问题的冷漠，许多恼怒的无套裤汉转向了忿激派。来自被左翼抢到前头的威胁值得深思；尤其是，山岳派明白了：只要接受无套裤汉的经济要求，特别是限价令，就能在他们与吉伦特派的政治冲突中赢得无套裤汉的支持（吉伦特派高调宣示的经济自由信条，使他们为下层民众所憎恶）。因此，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党派间权力斗争的结果。除少数例外——罗伯斯庇尔尤其如此，连饶勒斯本人都承认其经济思想的守旧——山岳派与吉伦特派在经济问题上信奉同一种自由主义哲学，原则上都敌视干预主义和管制。然而，出于政治上的理由，他们即将作出与自己信念相违的举动：他们违心地接受了限价令，把它当作换取巴黎各区的活跃分子支持、夺取政权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这样，山岳派与忿激派、与公社缔结了同盟，这一同盟于1793年6月2日获胜，并将主宰随后的时期。
诚然，对贵族阴谋与外国诡计的执念使山岳派与无套裤汉彼此靠拢。7月11日，康邦把法国汇价的下跌归因于皮特借助秘密资金对它发动的“可怕战争”；8月1日，巴雷尔竟把油脂和蜡烛涨价的责任算在皮特头上！同样属实的是，山岳派毫不犹豫地使用一种平等主义的、反富人、反囤积者、反市场的修辞，这套修辞正合无套裤汉的心意；他们谴责财富过度，谈论限制财产、保障一切人的生存权。罗伯斯庇尔或圣鞠斯特的某些激烈言辞无需重提；但就连常被称为温和派的康邦这样的人，也早在1792年就主张对富人征收特别税；1793年8月24日，他在提议撤销贴现银行时断言：“此刻，所有银钱商人与共和国的巩固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还必须考虑到巴黎那种无时不在的不安气氛，以及在形势压力下，许多国民公会议员——山岳派、也有平原派——立场的演变。面对客观形势的告急——包括货币的崩溃——他们开始认为，救国大业要求与他们先前信奉的自由主义决裂，于是他们吸纳了无套裤汉的部分要求。在这方面，让邦·圣安德烈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穷人没有面包，而谷物并不缺，只是被捂了起来（……）无论如何必须让民众活下去，如果你们要民众帮助你们完成革命的话（……）只能看到救国这条大法。”况且，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对穷人抱有同情，因而没有在日益蔓延的经济混乱面前袖手旁观。再说，要镇压无套裤汉的暴动就得动用刺刀，而吉伦特派自己也没有准备为市场自由去杀人。
然而，没有理由相信大多数山岳派——更不必说平原派——放弃了他们的自由放任原则，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把统制经济看作国防需要强加的权宜之计以外的东西。1793年9月29日，救国委员会在提出总限价令时申明：在正常时期，应当让价格由供求这一颠扑不破的机制形成。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把那些使共和国陷入“可怕饥馑”的“暴烈措施”的责任推到阴谋家头上。1794年初，圣鞠斯特写道：“限价念头最初来自外部，是巴茨男爵带来的；那是一项制造饥馑的方案。”两人都相信，限价令是外国代理人施展诡计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人想借此毁掉共和国。
诚然，近来安凯尔、马尔盖拉等作者主张，革命者无论属于哪一派，都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既不相信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也不相信最小国家。这一说法倾向于抹去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传统的对立；据说双方共享一种同质的经济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一种法国特有模式的奠基者——的信奉者。这种共同的文化母体赋予国家这样的角色：经济与社会平衡的保证人、市场的调节者。然而，1793年初，人们不得不承认自由体制无力应对短缺，不得不承认市场那种滋生种种骚乱的冲突性质；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些骚乱令人担忧社会肌体与民族统一会四分五裂。国家因此必须出面干预，以分摊牺牲、化解对立。照此说来，山岳派并非出于政治投机而背弃信念的叛徒；他们接受限价令，是因为自己的思想遗产早已为此做了铺垫，是因为选择一时的统制与他们平等主义的原则之间存在一致性。照此说来，限价令不仅是平等化神话的产物，也是一种重大自由主义幻觉的产物：让生产者与消费者、企业主与劳动者地位平等，共同寻求一种人人受益的交换总平衡。
这些观点似乎受了时政的启发，受了为密特朗政策辩护的愿望的影响；不过，笔者愿意承认，许多国民公会议员——以及各级政府机器中的许多成员——就其社会职业出身而言，来自官吏、司法、军队等界，深受国家干预经济以抗衡市场规律这一传统的影响，也深受“国家自负”的影响。许多官僚在扩张中的国库各就各位，他们在革命前早已是官场老手，可以想见，再度施行一套管制体制时，他们并不会有什么内心挣扎。雅各宾派史家指责国库“右倾”，暗示它暗中破坏了革命政府的行动；但这种批评落了空，因为革命政府自己也在重拾“供养民众、首先供养巴黎人这一古老的王政执念”。制宪议会诸公所梦想的国家消亡已经烟消云散，“财政国家”卷土重来。尤其是，正如米歇尔·布吕吉埃所揭示的，国库在恐怖时期活动多样，面对权力和政治风波享有极大的独立性。
如果说国库在恐怖鼎盛时期保住了独立性（如果说供职其中的旧制度人员受到保护），这要归功于康邦：财政委员会雷打不动的主席，他对国库的主要业务一律放权。克拉维埃所代表的是一种世界主义倾向，1793年6月，他的部长职位由路易·德尚－德图尔内勒接任，此人是正牌雅各宾派，却是个没有魄力的官僚，于是康邦成了财政真正的主宰。他出身于朗格多克纺织业，这一行业是在国家庇护下繁荣起来的，也习惯了国家干预。尽管“资产者”气十足，他却表现出采取激进措施的意愿，例如贵金属的彻底非货币化，山岳派没有接受。前文引过他的一句话，表明他对指券并不热衷。但另一方面，1793年2月他又断言：非常税会强加过于严苛的牺牲，公债注定失败，因此指券必须是共和国的主要财源。尽管如此，1793年夏天，他着重强调了压缩货币总量的必要。米什莱把这个沉闷却精力充沛、善于摆弄数字、也同样善于说出不实之词和荒唐话的人物塑造成了英雄。
在山岳派的领袖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不懂经济机制。在丹东看来，指券是被富人的阴谋与投机搞垮的；要使它坚挺，就得打击富人。至于罗伯斯庇尔，他惯于用道德或政治上的善恶二元论来分析局势，把财政与经济的败坏看作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所致：这些人囤积硬币与生活物资。他和他身边某些人一样，对民众的“道德经济”有某种理解；在他看来，财产权不得侵犯生存权这项原初权利。
圣鞠斯特则相反，是唯一认真思考过通胀问题的人；他把通胀看作一种重病，威胁着社会体系的存续，尤其是它摧毁“对劳动的热爱”。而且，他的思想有明显演变，从上文引用的1792年11月的演说，到1793年10月及1794年的文字；他最终得出了一个以社会对立来表述的通胀过程动态图式。他指责的责任人是农民，尤其是“囤积者”：购买国有财产的富人和国家供应商，以及他们在行政机关中的同伙。正是他们的“歹毒”使限价措施归于无效，因为他们向农民开出高于限价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货币手段是不够的（尽管1793年10月，圣鞠斯特曾主张尽可能多地把指券撤出流通），因为通胀是一种更深的病灶的产物。于是他得出的解决方案既靠恐怖手段、又属乌托邦式的。他要禁绝富人的奢侈，对过度的财产征税，迫使资产者少消费，清洗政府与行政机关，恢复美德。这些反资本主义、反增长、反竞争的观点，这种放弃堕落的“商业共和国”的经济进步、转而追求以小财产为基础的静止状态的原始主义，说到底与无套裤汉的“道德经济”相去不远。
尽管有上文引述的那些论点，笔者仍持传统的看法：1793年春天见证了革命初年特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试验的终结。但这场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一个波及各个领域的大转折的一部分。继军事失利、旺代起事、迪穆里埃叛变之后，国民公会的多数在1793年3月和4月接受了一系列革命措施——无套裤汉曾以咄咄逼人的威胁姿态坚持要求这些措施——它们构成了建立革命政府的第一步，总而言之是继1789年和1792年之后的第三次革命。征兵30万（2月24日）、设立革命法庭（3月10日）和救国委员会（4月6日）、针对流亡者的新严法（3月28日），连同下面将要谈到的财政与经济措施，共同构成了这一揽子方案。
诚然，1793年春天的这些措施常常被稀释了效力、流于无效。真正以强制与恐怖为根基的政策取得胜利，是在更后的一个阶段，即夏末和秋天。尽管如此，关键在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一项接一项地接受了无套裤汉的要求：不仅是食品限价与征发、向富人课征强制公债、镇压囤积，还有打击硬币买卖的措施、关闭交易所、废除股份公司、出口禁运，等等。
就这样，一套反通胀的方案出台了，它源于巴黎群氓守旧而乌托邦式的愿望，却也并非没有一定的连贯性；尽管产生了种种悖谬的后果，它仍成为后世许多次试验的原型。人们对山岳派最大的指责，是他们向这场“民众”运动让了步，更何况这场运动其实脆弱、无力、短命；它从来不曾有过一丝成功的可能，而它在经济上的作为却是灾难性的。
1793年4月取缔双重价格的法令
新政策的第一步，是国民公会根据康邦的报告，于1793年4月8日和11日通过了两道法令——其重要性常被忽视。根据第一道法令，今后凡为共和国公务进行的采购、订立的合同或缔结的约定，价格一律以固定数额的指券计，不得在其中加入任何以硬币支付的条件。此前订立的、约定以硬币付款的合同，一律以指券结算，“按上述条款与保留条件给予相应比例的补偿”（我们很希望进一步了解此类合同的情况，但显然它们在1793年初相当普遍，正如私人交易中的双重价格做法一样）。法令还规定，自4月15日起，军饷中原以硬币支付的部分改以指券支付，但数额在原先以硬币支付的金额之上再加一半——这等于承认纸币贬值了三分之一。
至于4月11日的法令，它禁止在法国本土和占领区“出售”共和国硬币，并把第一道法令的规定推广到私人交易。任何买进、卖出、契约或约定都不得载有以指券以外形式计价的债务。凡“按付款用硬币或用指券而议定或提出不同价格”者，处以六年镣刑。硬币寄存被禁止，寄存或保管的凭据一律以指券偿还。最后，凡拒收指券者处以罚金。
就这样，指券与硬币两种价格并行的做法被取缔了，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定下了强制性比价：平价。“硬币只能按指券的价格支付或收取。”诚然，金银并未像雅克·鲁等无套裤汉和忿激派所要求的那样被非货币化。法令特别说明，它无意“禁止持有硬币的人在与指券平价的条件下使用硬币付款”。这多半是无意间的讽刺：让硬币以与纸币平价——即让出手硬币者蒙受重大损失——的方式进入交易，是极不可能的。正因如此，笔者在上文断定，硬币的流通在1793年4月已经停止。指券获得了对货币职能的事实垄断——如果不是法律垄断的话——用救国委员会的话说，它成了“国民货币”。救国委员会就这两道法令向各特派代表发出的通函中用了这个说法，同时还叮嘱他们在军队和边境省份执行时要谨慎。
通函把矛头指向“叛徒迪穆里埃”，他的索取长期耗蚀着国家的硬币与资源。政府不得不不断购入硬币；如果国家自己继续承认并听任指券价值与硬币价值之间的差异存在，“共和国的信用”就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法令的意图是打掉贵金属的涨势（1793年4月，国库购入黄金的行情是43里弗尔黄金兑100里弗尔指券，而1月是51，即纸币下跌了16%），通过排除私人的竞争来降低硬币采购的成本——军事上非买不可、也从未停止的采购——并在军需供应合同上实现节约。
但毋庸赘言，这些法令也体现了国民公会议员相信政治万能的倾向——以及对市场的敌视：康邦宣称，必须让货币不再是一种商品……这些法令意在以权威行为重建“强制之下的信心”（卡米耶·布洛赫），无疑是迈向经济恐怖的第一步，尽管对违犯者尚未规定死刑。它们也是对巴黎各区的让步——各区从1月起就要求指券的强制通用、禁止硬币买卖。在无套裤汉看来，硬币流通败坏了指券的信誉，造成物价上涨；硬币也已成了富裕阶层的象征。
不过要回顾一句，这种对硬币与贵金属市场的干预并非新事；无须上溯到旧制度的重金主义做法，制宪议会就曾在1791年6月21日禁止钱币出境，立法议会又于1792年9月5日“暂时”禁止出口一切金、银材料，无论是生料、铸币还是制品。
4月法令的成效如何？人们难免倾向于怀疑，尤其是考虑到后来加重处罚拒收与倒卖指券的各项措施。在上莱茵省，法令刚一公布，农民和商人就按纸币贬值的幅度抬高价格，甚至抬得更多。而且不久就看到双重价格的做法死灰复燃，不仅在乡下，也在城里。1793年7月23日，该省总议会怒斥：“卖方与买方继续在硬币与指券之间制造吓人的差价（……）这种卑劣的勾当不顾法律而延续不止”，也不顾若干惩处。6月2日，里博维莱的萨米埃尔·伊尔茨被判六年镣刑，并在该省主要城市的广场示众，无疑因为他是犹太人。另一方面，该省的行政官员和公务员继续领取一半以低成色银合金币支付的薪俸。至于拒收指券的事，屡见不鲜：8月，特派代表登采尔写道：“此地只认金属，拒收纸币。”
诚然，上莱茵省是个特殊的省份，对指券的不信任格外强烈；但在其他边境地区，农民同样只愿拿谷物换硬币。特别是内政部1793年夏天派往各省的专员发回的报告表明，硬币与指券的交易、双重价格的做法并未绝迹。发给“观察专员”的训令中本来就列有这样几个问题：“人们对指券有信心吗？有硬币在流通吗？舆论在这两种货币之间认定的差价与比例是多少？”一位专员8月3日从克莱蒙费朗来信：“据说硬币卖到什么价，市面与食品的价目立刻就照此定下”；另一位8月6日从波尔多来信：“硬币在市面上和交易所公开出售。”在下塞纳省，一位专员写道，6月没有硬币流通。但对指券的信心“几乎为零”，“舆论在这两种货币之间认定的差价与比例极大，（……）民众买一切食品都按这个差价付钱”。在主要城市，二十四里弗尔的金路易卖到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里弗尔指券。勒费比尔从卡庞特拉来信：“附近有几个小城镇，零售买卖非硬币不可；小面额指券一概不收，尽管大面额指券是收的”；8月19日他又补充说：“在卡庞特拉，有人竟敢公然拿20苏硬币兑一张100苏的指券。”在尼姆，7月23日有人记道：“一萨尔米小麦〔4担〕，硬币三十法郎也好、指券一百零八法郎也好，价钱一体照收”，纸币价格是参照金属行情定出来的。反之，在阿列省，“由于完全没有硬币流通”，也就无法“知道舆论在两种货币之间认定什么差价”，专员加尼耶保证说，禁止硬币买卖的法律在当地遵行良好。
尽管这条观察是孤例，却不能就此断言4月法令完全无效、效果全然适得其反。金属与纸币的交易被打入了半地下状态。尽管有上文那些引文，指券的贬值——再也无法依据金属这一客观尺度方便地测度——或许变得不那么触目、不那么可见了。另一方面，窖藏金银的倾向加强了，公众对指券的需求增大了；政府在合同中杜绝了我们今天所谓指数化条款的做法，开支随之减少——尤其是在它又强制推行限价令与征发之后。贵金属的价格或许受到了向下的压力——除非这些金属参与其中的交易因其非法、地下性质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还要补充一句，各交易所已于6月27日关闭，起因是国民公会会议现场的一阵骚动。登采尔抱怨4月11日法令未得执行，并说前一天在维维安街，有私人“把一个金路易炒到了100里弗尔指券”；另一位议员要求关闭交易所，“它正是这种投机倒卖的祸根”。国民公会当即下令暂时关闭巴黎交易所（实际上关了两年），关闭令随后推广到外省各交易所。
最后，上文引用的材料都出自1793年夏天，即在恐怖被列入日程之前……可以认为，从1793年9月起，“共和国硬币”的买卖变得不那么明目张胆了，而总限价令也使公开的双重价格做法难以为继。此外，对违犯者的处罚也加重了。
1793年8月1日的一道法令规定：凡拒收指券，或以任何贴水给付或收受指券者，处三千里弗尔罚金和六个月监禁；再犯者处二十年镣刑，并处六千里弗尔罚金。9月5日的一道新法令进一步明确：凡被控从事指券买卖——即出售或购入指券（兑硬币）、按付款用纸币或硬币而索取或提出不同价格、以贴水给付或收受指券——者，一律适用上述刑罚。此外，凡“经证明实施这些罪行意在助长共和国敌人的图谋”者，处以死刑，包括企图败坏指券信誉者。最终，共和二年花月21日（1794年5月10日）的法令把死刑扩大到拒收指券、买卖硬币、使用双重价格等罪行。
说到底，谈到4月法令，人们难免想起那个老掉牙的笑话：有人以为砸碎体温计就能治好发烧；可以认为，这些措施只有轻微的反通胀效果。其他一些决定也是如此。
强制公债与自愿公债
说国民公会从1793年4月起执行了一套反通胀方案，似乎有些荒唐，因为它在5月7日决定新发行12亿指券！尽管如此，在康邦的推动下，还是出台了一系列遏制货币总量增长的措施。
首先是发行公债，以便吸收一部分流通中的纸币，这一手法日后成了常规做法。但在1793年，为了回应无套裤汉的期待，也出于平等主义激情，这些“公债”实际上是对“富人”课征的税。
这一想法并不新鲜；早在1792年10月，康邦就说过，富人应当出钱填补爱国金库的亏空，还谈到可以对那些对革命无所作为、暗中反对革命的“富裕而自私的人”设立专门税。随后，从1793年2月到4月，对金融家、大商人以至整个富人阶层的攻击层出不穷。累进税的想法屡被提出，把动产税改造为累进税的原则也真的表决通过了。但向富人课征强制公债的首次尝试出自地方当局之手——具体说是埃罗省的当局，其成员是共和派资产者，如老康邦，而不是无套裤汉：4月19日，省行政委员会颁布政令，向本省富人（由特派代表指定的委员会遴选）课征500万里弗尔强制公债，用于装备一支五千人的部队并接济其家属（实际上，“埃罗省无套裤汉营”到9月才组建起来）。4月27日，国民公会援引这一决定作为范例。丹东希望全法国都照此办理：他主张分工——平民上前线打仗，富人出钱；罗伯斯庇尔更进一层。5月1日，巴黎公社决定向旺代派出一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3日又决定以向富人课征1200万累进强制公债来筹措经费。最后，5月20日——即5月31日暴动之前——拉梅尔向国民公会提出征收累进战争捐。但征收起来恐怕旷日持久，于是康邦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议向“富人、自私者和冷漠者”课征10亿强制公债（可见他1792年10月17日那些主张的影子），其原则获得表决通过，由财政委员会拟定实施细则。
实际上，拟定工作拖了很久，最终法令直到1793年9月3日才表决通过；凡应摊公债的公民，须在十五天内向本市镇政府申报其财产的全部净收入——薪俸与工资除外（按6月22日的决定，贫富以收入而非资本界定）——以及他们的“闲置”资本，即超过年收入一半的流动资金。申报表在每个市镇交由市镇政府指定的委员会审核，该委员会有权径直更正与核定。每个纳税人享有免税额：单身者一千里弗尔，已婚男子一千五百里弗尔，妻子及每个子女或受抚养人各加一千里弗尔。超过免税额的收入部分须缴纳强制公债：第一个一千里弗尔按10%，第二个按20%，第三个按30%，以此类推。单身者收入自九千里弗尔起，超出部分全部由公债吸收，或者说没收。缴款分三期：1793年12月、1794年1月和2月。在早期草案中，只有单身者收入超过六千里弗尔、家庭超过一万里弗尔者才须缴纳，这本可使中等资产者免于此债，但所得款项太少。最终，课征范围向社会阶梯的下层延伸了许多，一直延伸到工匠，尤其是考虑到贬值的因素；尽管有累进率，真正的富人反而因此减轻了负担。这笔公债无息、不得转让；“公债”之名的唯一依据，是缴款收据可在和平实现两年后用来购买国有财产，这应该能“促使人人奋勇作战”，“为成为有产者而结束革命”（康邦）。
但在表决最终文本之前，国民公会已通过1793年8月24日法令，设立“国债总账”，旧制度形形色色的债务在其中熔为单一的一笔，名目与利率整齐划一。国家现有债务的净收入——而非本金——将登记入账，统一折算为5%的永久年金。“不载明本金，国家就永远把公共信用的利率握在自己手里”，康邦解释道。每位债权人将领到一份自己登入国债总账的摘录。终身年金不在此列；它们由后来的法律——共和二年花月23日（1794年5月12日）——处理，按与持有人年龄成反比的利率折算。
设立国债总账是一项明智的整顿与简化措施，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的、乃至意识形态性的决定。其用意在于抹去契约上出身来历的一切痕迹，以摧毁“君主制迷信”，把王党主义连根拔除；正如康邦所说：“让债务共和化，所有债权人都会成为共和派。”安凯尔指出，说来矛盾，以英国为榜样的公债合并，竟是在撼动共和国的风暴最烈之时实现的；而国债总账挺过了通胀、挺过了三分之二破产——甚至比共和国还长寿，成为19世纪资产者法国的支柱之一。还要补充一点：在康邦看来，设立国债总账还有反通胀的一面。1793年8月14日他宣称，投机倒卖之所以猖獗，靠的是为清偿“可索兑债”而拨付的资金——这些钱被用来囤积食品和生息票据；要终结这一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债务的全部证券撤出流通，统一折算为年金。
最后，8月24日法律也是一道公债法：凡持有指券者，都受邀登入国债总账。凡以指券缴付本金——1793年8月，指券相对黄金已贬值78%——国家保证以硬币支付5%的利息，即实际年收益25%。这就是“自愿公债”，总额不定。事实上，强制公债经过漫长的难产，已沦为自愿公债的陪衬，成了吓唬人的稻草人，用来鼓励认购后者，以便“万不得已才动用严厉手段”。两种公债是“配套”的：认购自愿公债的人，可以用认购款抵缴自己应摊的强制公债份额，而且不丧失5%利息的权利。说到底，认购自愿公债就等于豁免了强制公债的实际负担……反过来，诚然，自愿公债也就几乎成了强制的！
康邦期待这两笔公债总共筹得10亿——既然第二笔或多或少会抵消第一笔；他还预计，到1794年底之前，将有16.02亿指券用于购买国有财产。这样一来，1793年8月1日在流通中的32.17亿指券，到1794年底将压缩到6.15亿——他补充说，这还不包括“形势可能迫使发行”的新指券。可见，公债是一个真正的反通胀方案的组成部分，尽管其中也有一部分手腕，意在让舆论相信通胀将迅速减弱。康邦8月14日断言，强制公债是“该方案的基础”，其目的在于把指券撤出流通，这“必然带来食品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他还补充道：“压缩流通中的指券总量，对自由事业至关紧要，因为指券数量过多只会抬高一切物资与食品的价格。”19日，报告人拉梅尔宣告：“救国大业要求压缩指券。”据埃尔曼－马斯卡尔的研究，强制公债的通过是出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动机”：雅各宾派数月来一直要求此举，它以社会正义的关怀争取无套裤汉。但康邦和拉梅尔也想“把富裕公民与革命的命运和成功系在一起”；他们的演说中明显向富裕的“自私者”——也就是资产者——明白地示意拉拢，既诱使他们走出观望状态，也安抚他们：“别再当永远招人恨的资本家，来做有益的国有财产业主吧，那份产业你们将安安稳稳地享用，”康邦向他们呼吁道（这一区分很有意思）。
事实上，两笔公债的成绩都不怎么样。康邦在1793年11月21日声称，就在当天，人们挤在国库门口争着把自己登入国债总账、认购公债；公债认购额每天有四五百万。但后来他承认，两笔公债只筹得1.8亿到2亿。如果说起初有过一阵踊跃，那也没能持久。不过，埃尔曼－马斯卡尔最近的研究表明，两笔公债的所得比人们所说的要好。强制公债的税册总额约3亿；应缴总额为2.92亿，其中73%以认购自愿公债的形式缴纳。共和二年全年的缴款至少有2.28亿——其中2.13亿为自愿公债，1500万为强制公债缴款——相当于国家预算一个月的赤字，但只是所期望的10亿的四分之一。无论如何，这笔款项只相当于1793年8月1日流通中指券总额的6%。何况，回笼的指券中销毁的只有“王像”指券，废止其货币资格的决定已于1793年7月31日作出2，而它们在12月31日之前仍可用于缴纳强制公债。因此，两笔公债的反通胀效果极其有限，而且被新决定的发行——其数额远超上述回笼款——绰绰有余地抵销了。
诚然，借这些五花八门操作之机，国家对债务作了任意的削减，并拖延了年金的支付。何况，许多债权人——流亡者、入狱者、嫌疑犯或疏忽者——无法或不敢出面，这些债权就此烟消云散。此外，敌国侨民的财产被查封，国债总账还使国家得以对年金在源头上按土地税的税率——即20%——扣税。偿债支出由此减轻，但远不及货币贬值减轻得多！在后来折算终身年金时——这类年金的资本化与统一化极为复杂——康邦对以年轻受保人设立的终身年金穷追猛打，肆意利用“政府的愚蠢”（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正是抓住这一点攻击他，指责他打击了小户人家、为共和国树敌）。不过，马里翁称之为破产法未免言过其实：让年金持有人破产的是通胀……再说，山岳派本来大可以宣布旧制度的债务一概作废；他们表现出对财产权的尊重，也给日后回归金属货币的体制预备下了重重困难。
无论如何，向富人课征强制公债这一主张——当年主要是为了在山岳派与吉伦特派冲突正酣之际讨好无套裤汉而采纳的——以惨败收场。这一失败不难解释。首先可以怀疑，征收10亿是否真有可能：工资与薪俸都在免征之列，“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收入已大大减少”，而“富人”手头的活钱又被多少带有自愿性质的捐献、“革命”税，以及特派代表及其他各方当局在公债出台的同一时刻于地方上设立的其他勒索所侵蚀。无论如何，核定财产缺乏可靠依据，强制公债的实收额取决于被课者是否自觉配合（新教徒索利耶宣称“坚决不吝惜我们的财产乃至我们的生命，为了公共福祉我们随时准备牺牲二者”，大概没什么效仿者），取决于核查专员与征收人员的干劲，也取决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这些变量都极不稳定……埃尔曼－马斯卡尔认为，乡村和小市镇的几乎全部人口——即法国人的压倒多数——对强制公债的贡献微乎其微；许多市镇交回的是“无应课人”的空白税册。
受打击的是城市，尤其是有雅各宾派市政府和特派代表活动的城市。在里昂、波尔多、马赛，专员都是出了名的恐怖派，径直核定税额，而且下手很重。欧坦同样如此，税册由民众团体编制，该团体怀着平等主义与惩罚的意志行事。它力求打击最富裕的居民，以及流亡者和嫌疑犯的家属。此外，被径直核定税额的人——占被课者的大多数——缴的远多于主动认缴的人。总计一百零九人应缴443287里弗尔，即人均4066里弗尔；课税最重的十人平均缴25025里弗尔，即使以指券计也很可观。反之，在南特，于梅尔这户资产者家庭在1794年5月缴了190里弗尔2苏的强制公债，而同一个月这家人的伙食开销是220里弗尔10苏；比起欧坦人，这算不了什么！
多数城市——包括巴黎——的负担是温和的；但在人口过万的城市里，除一个之外，强制公债的数额都至少相当于全年的直接税。许多收入不高的人受到波及：小年金持有人——他们已经在通胀中吃苦——还有工匠、商人。但就一批城市样本而言，“富人”（应税收入超过一万里弗尔者）缴纳了实收总额的65%。诚然，强制公债开征前拖了很长时间，指券的贬值减轻了他们的负担。附带说一句，奥伯坎普夫缴了16万里弗尔。不过，这位模范纳税人还劝一位通信人说：“必须如实申报收入的各个项目。”埃尔伯夫的制造商们就没那么老实，或者没那么宽裕：他们中间只有四家承认有利润；其余几乎全都重复同一句话：“由于限价令，利润为零”。同样，康邦的申报书（由他父亲起草）也称有亏损：“限价法令颁布时我们库存的商品，因价差损失6万里弗尔”，另有旺代战争和对殖民地债权造成的损失：“1793年我们非但没有盈利，资本反而将蒙受减损。”反之，银行家若日认购了12万里弗尔自愿公债，照样被送上了断头台。
其他反通胀措施
除公债之外，国民公会还在1793年夏天，在康邦的倡议下，通过了另外一整套同样旨在压缩流通中指券总量的措施，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被打了折扣，收效甚微。
根据1793年6月5日、7日和7月17日的法令，国家将出售对国有财产购买者的债权。凡在10月1日前付清欠款的购买者，每提前一年可获0.5%的价款折扣；但响应者寥寥，因为人们总算弄明白了货币贬值的道理。其次，1791年和1792年的直接税欠缴部分（估计在5亿至7亿之间）须在1793年10月1日前缴清。公职人员和国家债权人须出具已缴清动产税的证明，才能领到薪俸和应得款项。
另一项重要决定——尽管最终影响有限——是废止“王像”指券——即“暴君像”指券——的货币资格。诚然，这些指券惹恼了无套裤汉，但许多公民对它们的信任超过其他指券，因此它们享有5%至6%的升水。更糟的是，8月6日有人向内政部长报告，在瓦洛涅，“民众连共和指券都不要。凡是卖东西的人，都在交易里写明要用国王像指券付款。”沙博提议干脆把它们一律作废，康邦表示反对，因为那样会使太多人蒙受损失。1793年7月31日法令只剥夺了面值一百里弗尔以上的王像指券（发行至1792年10月为止）的强制通用效力：用丹东的话说，无套裤汉手里没几张这种指券。不过，这些指券仍可用于缴税、购买国有财产和偿付对国家的任何欠款。“歹人”散布这些指券已一文不值的谣言，传进了“见识有限”的公民耳朵里，信心是否因此得到巩固，实在难说；另一方面，许多汇票遭到拒付，原因是“此举骤然造成的支付困难”。至于一百里弗尔及以下的“带像”指券，将尽快调换。康邦原本指望借此把5.58亿指券撤出流通；实际上，到1793年12月14日，回笼的指券只有3.54亿，仅为1793年8月1日流通量的11%，而且这些“回笼”中的大半实际上是调换。
同样，7月的一道法令曾规定调换流通中的全部指券，以剔除伪券。9月28日，国民公会下令发行20亿指券专供调换之用。但新券赶工印制，反而比旧券更容易仿造；何况调换作业拖得太久。直到1794年初，这些措施的效果才显现出来：指券的“焚毁”量增加了，流通量的增长放慢了。不用说，国民公会还在不断充实并加严打击指券伪造者与仿造者的立法武器库。
总而言之，康邦1793年7月31日提到的那块“国民海绵”，并没有吸干“过于庞大的指券总量”、恢复平衡。诚然，9月11日他向国民公会保证，“他的财政委员会一刻不停地在寻求把指券撤出流通的一切办法”。但实际上，革命政府指望着用全然不同的武器来遏制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