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题注〕以恐怖对抗通胀（二）“该死的限价令1！”
粮食限价令
现在来谈各项反通胀措施中最出名、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限价令。早在1793年5月4日，经过激烈的辩论，在巴黎公社和无套裤汉的压力下，国民公会就通过了它的最初形态；无套裤汉占据着旁听席，为人民争取“生存权”。这些辩论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通过限价令是为了维持指券以食品计的币值；但“客观上”，这种物价冻结本应产生这样的结果。
根据5月4日法令，每个省都要为每种谷物规定一个最高价格，依据是1793年头四个月该省各市场上这些谷物的平均价格。这个价格自5月1日起生效；6月1日降低十分之一，7月1日降低二十分之一，8月1日降低三十分之一，9月1日降低四十分之一；届时价格将被拉回到第一季度水平的80.6%。因此，用我们的话说，这不是冻结物价，而是一次强制的、有限度的、渐进的降价，为的是促使存货持有者把存货拿出来出售。
该法令还包含一整套旨在管制谷物贸易、惩治违法行为的规定：谷物存货强制申报并登记，入户核查申报是否属实，申报不实即予没收，只准在市场出售，物主不打谷就征调工人打谷，拒不拿出来卖就强制出售。不过，私人若不是商人，可以为自身需要直接购买；并且明文规定，有关谷物自由流通的法律继续执行。
今天人们公认，这第一个限价令执行得既少又不力：在朗格多克，它始终是一纸空文；在普瓦图，它“在前后矛盾和临时凑合中施行”。而且公认它产生了有害的后果。执行取决于各省和地方行政机关的意愿，这种意愿必然参差不齐，而且消极多于积极。况且，法律条文本身就促使这些机关松懈放任，而放任得到的报偿是货源充足。众所周知，谷物价格原本就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这些差异必然反映在1793年初的平均价格中，而后者正是限价的基础。最高价格定得高的省份，以及法律几乎未予执行的省份，把谷物吸引了过去；反之，在管制较严的地方，谷物日渐稀少。于是，贝尔奈县区（厄尔省）的农民把小麦拿到利雪县区（卡尔瓦多斯省）去卖，那里的价格高出28%；图卢兹城则深受其苦，因为邻近的热尔省和塔恩省不遵守限价令，较高的价格把农民吸引了过去，以致这座“玫瑰城”的市场空空如也。有些当局——非法地——禁止谷物外运；另一些当局，例如朗格多克的一些市政府，却以高于限价的价格购买谷物。真正缺粮的地区，如中央高原，被隔绝孤立，陷入名副其实的饥饿。在巴黎，人们一直等到摸清了邻近各省规定的最高价格，以便选定一个能吸引谷物的价格；但运粮队常常遭到拦截。德泽尔指出，诺曼底的谷物市场被彻底打乱，这一看法可以推及全局。限价令在城乡之间、在各省、县区、市镇之间，挑起了一场“经济战”（亨利·卡尔韦）。
造成困难与匮乏的另一个因素是，每个省之内价格划一，不计运输成本。生产者只有到近在咫尺的市场上出售才合算。
还要补充一点：国民公会把限定哪些谷物的事交给了各省去定。小麦到处都限价，燕麦则不然；在燕麦自由买卖的地方，它的价格飞涨，大大超过小麦价格，农民便把小麦拿去喂牲口……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限价令碰上了生产者的抵制。在贝尔格县区，5月4日法令起初使价格降到4月水平以下；奥尔良同样如此，每米纳（旧制量器，约合半塞提埃）小麦的价格从5月4日的8.4里弗尔跌到6月1日的7.5里弗尔。但农民很快就不再运粮上市，于是普遍闹起粮荒。同样的现象在全国其余地区也有大量见证。在上莱茵省，农民不能再要求以硬币付款、又必须按限价出售，便不再上市，何况他们拿指券什么也买不到。内政部长的一名派驻人员7月15日从波城写信说：“谷物限价在这里为害很大。我们眼看就要没有面包了。”另一名派驻人员8月3日从格勒诺布尔写信说：“市场缺粮的真正原因，或者至少是最直接的原因，是指券信用扫地。耕作者根本不打谷；他宁可要自己的麦捆，也不要纸。”9月，有人从克莱蒙费朗写道，限价令“使耕作者灰心丧气（……）自这项法令颁布以来，本省各市场不再有粮食供应”。至于默兹省和默尔特省，“在那里甚至无法让人遵守5月4日的粮食限价法令；迫于迫切需要，粮价被抬到了规定价格之上”。
饶勒斯断言，5月4日法令保证了人民有面包吃。阿尔贝·马迪厄尽管比饶勒斯还要亲雅各宾派，却称之为“使城市挨饿的祸法”；从7月底起，它已“在法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停止施行”，“在另一半地区遭到规避”，几乎处处弃置不用。极端恐怖派的国民公会议员约瑟夫·勒邦8月22日写道，限价令正是供应困难的真正原因：“若不废除，饥荒将蹂躏共和国。”饥荒之所以得以避免（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仅仅是因为人们有千百种办法规避法律。军队的给养供应一律豁免；7月1日，国民公会准许各省和政府的经办人员在市场之外直接向私人购买；还听任特派代表和一些省份暂停执行5月4日法令。此外，前文已经看到，粮食限价令并没能止住指券的暴跌。
照例，管制派把失败归咎于管制得不够，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勒费弗尔事后也沿用同样的推理：限价令之所以使市场一空，是因为没有继之以征调。无论如何，从1793年6月起，生活物资问题在巴黎再度告急，忿激派勒令国民公会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实行“总”限价令（无套裤汉抱怨的，正是面包以外其他物品的涨价——面包是限定了价格的）。国民公会对此怀有敌意，但还是让了步，于7月26日通过了一项严惩囤积居奇的法律——囤积居奇是个含糊而天真的概念，却是无套裤汉的眼中钉，并被当成了指券贬值的祸首。该法第1条按照无套裤汉的要求，宣布囤积居奇为死罪；第2条把它界定为：把货物“隐匿于流通之外”，或“禁锢于任何处所，而不逐日并公开地出售”；所涉为生活必需的食品与商品（法令开列了清单，从面包到肥皂、衣料，一应俱全）。凡存有此类商品者，须在八天内向本市政府或本区申报。存货主若在三天内不把存货投放出售，市政府将强制出售。凡未在八天内照章申报或申报不实者，即以囤积者论，由刑事法庭判处死刑，且不得上诉。每个市政府将任命一名（支薪的）专员，负责核查申报并查访囤积者。告发人可分得没收商品所得价款的三分之一。
卡尔韦认为，这项法律无法施行，一来因为它过于严酷（规定的刑罚只有死刑，法官因此不愿判罪，实际上相当宽大），二来因为它无视商业交易的复杂：批发贸易原则上遭到了禁止。它一时产生了心理效果，但不久，搜查和判决并未证实那些检举，反而表明“囤积居奇”并非供应危机的主要根源。此外，9月16日，警方的观察员格里韦尔报告说，该法颁布之后，杂货批发商“赶忙把存货卖掉，以免遭到征调和查访”，这使肥皂之类的商品一时变得较为常见；“但这些商人中（……）没有几个以新的进货补上他们刚刚卖出去的东西”（卖给零售商的），因此几个月后恐怕会发生匮乏。
事实上，1793年夏季，尽管有粮食限价令——或者不如说，正是由于它——危机反而加剧了。收成看来相当好，不过有几位作者认为它不如1792年，巴黎地区尤其如此。但打谷作业严重延误，部分由于许多青年被“动员”，部分也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此外，夏季十分干旱，磨坊停摆，水运中断；从5月到10月，开往巴黎的粮船无法在瓦兹河上通行。有些地区的价格涨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朗格多克，每塞提埃小麦据说超过了90里弗尔，而1792年10月才十五六里弗尔。在巴黎，1793年6月至9月间，各种物品的涨幅分别为：糖和蜡烛10%，肉类16%，葡萄酒25%，黄油33%，鸡蛋84%，肥皂175%（早在6月26日和28日，就再度发生了“肥皂骚动”，不过确实没有2月间的严重）。对十种商品的涨幅作一算术平均，可推知每月14%的通胀率，因而明显高于年初的水平。但必须强调，面包这种基本食粮的价格有补贴并保持稳定。因此，粮食限价令实际上与巴黎人无关，也与其他一些城市的居民无关。诚然，粮食的运抵和分配时断时续，队伍排得没有尽头。
在巴黎以外，诺曼底的粮食状况到夏末已很严重，厄尔省、卡尔瓦多斯省和奥恩省的乡村闹起了“可怕的粮荒”；在利特里，9月的危机比收获前还要尖锐。在朗格多克，物价昂贵的危机演变为生活物资危机，春天的匮乏威胁在夏季成形，变成了现实。9月29日，一名派驻人员从马孔写信说：“您想象不到这一带食品涨价有多凶、又有多稀缺。一天一个价，样样都在明显上涨。刚有人告诉我，昨天马孔市场上根本没有谷物。”有可能在1793年夏末，一轮奔腾式通胀已开始显现。
国民公会本想废除5月4日法令：许多报告都指出了它的害处。但它迟疑不决，不愿采取极端措施，不愿侵犯财产权。救国委员会同样拿不定主意。“但是，政治逻辑再一次压倒了经济理性，”菲雷写道。这一逻辑，就是必须对巴黎各区的活跃分子让步：这些活跃分子骚动不止；而且，在马拉——他生前反对限价——死后，埃贝尔和科德利埃派在一边，雅克·鲁和忿激派在另一边，正为争夺对各区活跃分子的领导权而相持；巴黎供应状况的恶化和军事败绩引发的恐慌，又迫使各区活跃分子不断施压。这也是经济干预主义与管制本身的逻辑，它通向越来越彻底的统制经济。“小麦限价，”卡亚瓦9月初从纳博讷写道，“必然带来其他一切物品的限价；不这样做，被压垮的将只有耕作者，他们将无力继续耕作。”
8月间颁布了多项法令，加强各行政机关对粮食流通的权力，并加重对舞弊者的刑罚。8月9日设立了“丰裕粮仓”，粮源有二：一是愿意以实物完纳税款的纳税人缴纳的实物，二是县区行政机关的收购；这实际上是对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的淡化，那个方案本会把全部粮食贸易收归国有并集中管理。8月14日和15日，批准了为保证巴黎和各军的供应而实行的征调，并责令各行政机关组织打谷——必要时征调工人——并加速粮食清查，这项清查是5月4日法律所规定的。23日规定，燕麦售价不得超过小麦价格的50%。19日曾决定，各省可以为食盐、烟草、取暖木柴、木炭与煤、泥炭规定最高限价。
9月2日，土伦叛变的消息传到巴黎，5日成了一个“行动日”：武装的各区活跃分子包围了国民公会，公会接受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几天，在无套裤汉新的压力之下，这些要求落实为一系列法令。恐怖被提上日程；建立了一支革命军；订立了针对嫌疑犯的法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限价令变成了“总”限价令。8月23日决定的全民总动员使国家需求大增，也朝同一方向起了推动作用；按勒费弗尔的说法，正是在这一决定之后，山岳派才意识到统制经济必不可少。
总限价令
这轮新的激进化是由外部强加的，它开启了通常所谓的恐怖时期或革命政府时期，经济领域也在其中。自1793年4月以来，山岳派奉行的是一条反通胀政策，即对无套裤汉的压力作局部让步，实际上则是不彻底的折中措施、摇摆不定、出尔反尔、走回头路，以及失败。经济领域并非特例：“革命资产阶级”晕头转向，乃至随波逐流，面对强制、专政和赤裸裸的暴力踌躇不前。相反，从9月起，统制经济不仅强制推行开来，而且推行时更有信念、更加严格，范围也远为普遍和全面。
9月11日，设立了谷物（不仅有小麦，还有燕麦、混播麦（小麦黑麦混播）、大麦、黑麦）和面粉的全国最高限价；小麦为每担14里弗尔。为鼓励贸易，在大道上每运输一法里（约合4公里），每担可加价5苏，在便道上可加价6苏；这样就补上了第一个限价令的一个严重缺陷。非产粮户只能在本市镇购买，缺粮地区只能凭县区的征调获得补给。粮食贸易由此成为行政垄断；违犯者将被归入9月17日法令所界定的嫌疑犯之列。
最后，9月29日通过了所谓总限价令的法令，有效期一年，涉及三十九种商品（诚然其中一种是有弹性的：“各工场所用的原材料”）。其中三种——烟草、食盐、肥皂——的价格与谷物一样，在全共和国统一规定。其余所有商品——燃料除外，燃料另有专门制度——的最高限价由每个县区行政机关按1790年通行价加价三分之一核定；这些价格须在八天内定出。任何人若以高于限价令的价格卖出或买入，将处以所售商品价值两倍的罚款，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列入嫌疑犯名单。作为一项重要而必要的创新，还设立了工资限价，定为1790年通行工资加五成，由市镇政府估定。
国民公会在1793年8月和9月间通过的这一整套经济立法，是在形势与暴动的压力之下仓促拼成的，并无总体方案，结果证明“无法施行”（马迪厄）。特别是，9月29日法律把定价权交给各县区，而县区倾向于把自己出产的食品和商品定在高价，把其他商品定在低价。由于对运费未作任何规定，流通陷入瘫痪，零售商被强加的售价与他们的进价毫不相干。救国委员会明白必须进行深刻变革；10月27日，它与商业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为终结地方行政机关的专断，设立全国统一、通行于整个共和国的限价——正如9月11日对谷物和饲料所做的那样——并且改为在生产环节限价，不再在消费环节限价。11月1日（雾月11日）的一项法令责成刚刚成立2的生活物资委员会编制价目表，列出1790年所有生活必需品“dans le”（今人当写“sur le”或“au”）产地或制造地的价格。这些价格加价33%，在此基础上再加5%作为批发商的利润与费用，再加10%作为零售商的利润与费用（逐级相乘，约合1790年价格的153%），再按产地距离每法里加一笔固定运费。“这四项基准将不可更改地构成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在全共和国统一适用。这样就补上了9月29日法令在运费与中间商毛利方面的一大缺陷。但由此设立的是由中央而非各县区核定的全国价格，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向，史家却很少强调。
诚然，生活物资委员会要完成的是一项庞大的“统计”调查。人们向各县区寄发统一格式的表格，要求填写后寄回巴黎，表中将列出1790年所有本地出产商品的价格；完成这些调查花了三个半月。调查结果于1794年2月21日呈交国民公会。24日（风月6日）的一项法令下令印制这些价目表（共二十张，分两卷八开本），并立即寄发各县区。各县区——即每个县区的国民代理人和他属下的办事机构——负责为本地消费的食品制定各自的价目：在加价三分之一的生产价之上，加上运费（2月24日法令对谷物规定为：大道每法里4苏6德尼耶，便道每法里5苏），再加上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毛利。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产地距离常常无从知晓，还须把度量衡折算成每个县区使用的单位——耗费了大量时间。此外，1790年的价格本就难以确定，而巴黎的行政机关又系统性地压低了各县区国民代理人提供的数据，他们当初为了本地生产者和商人的利益，多半报得很宽松。勒费弗尔称之为“珀涅罗珀的活计”3；编成的价目表“卷帙庞大得惊人，而且还不准确……对消费者毫无用处”；表中所列的价格“从未有人遵守；所适用的大部分商品在商店里已经见不到了”。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许多县区的价目表尚未编成，或至少尚未印出（在巴黎，价目表于共和二年芽月1日即1794年3月21日公布）；勒费弗尔承认，这项浩大的工程——其实更像卡夫卡式的，而非荷马式的——“至少对大部分商品而言，从未起过任何作用”。总之，这第二个限价令（马迪厄称之为“第三个”）很晚才生效，而在恐怖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行的是1793年9月29日法律所规定的制度。
还应补充，1793年10月22日，国民公会设立了一个中央机构，即生活物资委员会，负责协调收购与征调，组织商品的流通与分配，特别是各县区之间的流通与分配；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政府，在救国委员会——尤其是罗贝尔·兰代——的监护之下，控制了全部国内外贸易。三名委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其中至少两人出身于批发业，观点无疑是雅各宾派的；但布吕吉埃谈到他们时，称之为恐怖专政之下“资产阶级式的经济管理”。
今天人们普遍承认，第二个限价令并不比第一个实行得好多少，雅各宾派史家所颂扬的“国家统制的庞大事业”，大体上以失败告终。
首先要注意，设立总限价令实际上是一次强制压价。9月29日法律规定，限价参照1790年计算，那一年的价格相对偏低（农产品尤其如此）；这一基价再加价33%。现有资料——前文已经引用——表明，从1790年到1793年夏，物价平均涨幅明显超过了获准的百分比。在1793年9月的讨论中，一些议员曾要求把最高限价定为1790年价格的两倍，因为物价上涨往往已达三倍乃至四倍。事实上，若把上莱茵省的几种限价与该省限价令公布前半个月左右通行的价格相比，比率接近1比4。各县区行政机关是与民众团体及其他革命机构合作定价的，无套裤汉的这种介入让人推想，当时采纳的是“〔1790年〕最低的基价”。按勒费弗尔的说法，总体结果会使价格回到1793年初夏的水平，而那个水平早已被超过。至于工资限价，马迪厄曾估计它大幅压低了工资——1793年夏的工资据说已是1790年的两倍或三倍——但勒费弗尔认为，在奥尔良，工资限价只是确认了工人自1790年以来争得的利益，或使之略有缩减。
关于谷物，9月11日定了全国统一价格；小麦每担14里弗尔，几乎恰好等于埃内斯特·拉布鲁斯计算的1792年全国平均价；它比1790年的价格高出13.6%，以致小麦种植者的处境明显不如其他食品的种植者——后者获准加价33%。14里弗尔这个价格也非常接近1792年圣诞节默朗市场上的价格——那是在一个产麦地区，但年内价格已有明显上涨（从复活节到圣诞节涨了27%）。但不应忘记，1793年初粮价还在继续上涨。因此可以认为，在粮价低于全国平均的大田农业区，粮食限价令等于取消1793年初以来的涨幅，或许还须再略降一点。相反，在高价地区，价格势必明显下降，那里的农民将不得不以低于1792年所得的价格出售。哈里斯说这是一种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体系，但成本价的概念不易适用于传统农业，也不能肯定所有非农产品都非得亏本出售不可。但可以肯定，总限价令强加的价格，低于生产者和商人已经习惯、并且在当时通行的通胀局面下本可期望获得的价格。
价格管制与黑市的兴起
毫不奇怪，限价令制度立刻催生出一种“由强制与抗拒交织而成、使违法成为必然的动态”（沃罗诺夫）：藏匿商品、非法囤货、欺诈舞弊，还有黑市；这黑市自1793年秋便已声势不小，此后更是不断膨胀。限价令激起了制造商、商贩、店主的抵制，而尤以广大的农民世界为甚：农民不愿把收成拿到集市上，按强行规定的价格去换信誉扫地的纸币。诚然，饶勒斯谴责过“土地所有者的贪婪”和“农场主的过分索求”。然而，正如菲雷所写——此处正是借鉴他的论述——“统制经济引发平行经济，同时也引发多数人的匮乏”。
内政部的两名特派人员鲁塞维尔和索利耶从下诺曼底归来后，于1793年11月14日写道：“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在所有集市上都变得极其稀少，因为限价令给业主、农场主、耕作者或制造商的贪婪划定了界限（……）可以肯定的是，东西其实并不缺，因为法令总不能封住母鸡的屁股、让母牛不再产奶、让布匹霉烂、让其他食品或商品化为乌有。”限价令使集市空无一人，店铺或关门或空空如也：在巴黎、在奥尔良，限价牌价一公布，消费者便蜂拥而至，以求买到比以前便宜得多的东西；几天之内，存货告罄，商人不再补货，按官价什么也买不到了。在阿列省，据1795年的一项调查，“限价令开始时，人人都抢先购足了货；店铺被买空，商贩无法再去进货，否则要么蒙受重大损失，要么因想以超出限价的价格买进或卖出而遭人检举”。
限价令还使排队成为“法国大革命公认的一项制度”，并使平行市场兴盛起来；平行市场的活动在欧坦一地的个案中得到极好的描绘，尽管当地市政府曾多方设法打击。1793年12月，人们发现，小酒馆老板和客栈老板在大路上守候前来赶集的农民，以高于限价的价格买下他们的农产品；男女公民也来到城门口，购买牛奶和奶油，卖方是把奶品运进城来的乡下农妇4。1794年3月，应民众团体的要求，当地于是设立了一个“奶制品市场”，置于不间断的监管之下，并禁止上门购买牛奶、奶油和奶酪。然而农民不愿按限价出售这些产品换取指券，至于肉类，他们就更不愿卖了，他们在集市之外私下成交。再说，他们本想在城里买的东西——例如糖、肥皂、食盐——都缺货，也就没有理由出售自己的产品了。“就欧坦而言，”多里尼总结道，“这种违法行为已遍及各处，我们找不到任何地方有过有效惩处的痕迹。其结果是某些产品有时完全断供”（例如1794年2月，市场上根本没有肉）。
在卢瓦雷省，农民的其他产品继谷物之后也被限价，他们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不再把黄油、鸡蛋、家禽运进城里集市，无人监管的集市除外；手头略有余钱的消费者便到农庄去买这些食品。阿尔萨斯也一样，小城镇居民到农家采买补给，尤其是卷心菜和蔬菜，而且常常用硬币支付。以物易物也很盛行：葡萄种植者用葡萄酒换谷物易如反掌；铁厂主用铁换谷物，以养活工人。沃罗诺夫强调了这类平行交易的兴起。黑市仍停留在货币经济的框架之内，以物易物则表明人们有意避开货币，一部分交易滑到了“货币经济之外”；种种古老的行为方式被重新激活，并将在限价令结束之后继续存在。
此外，秘密交易的利润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在共和二年（1793—1794年）冬天临时干起了倒卖行当。他们到农庄收购各种食品，运到城里，在客栈里、挨家挨户或在集市四周转卖；在巴黎，警方的报告描述了一支由“牟利贩子”、“倒卖者”和“女倒卖者”组成的大军，他们充斥某些街道，或“把食品送到公民家中”，售价有时达到限价的两倍、三倍甚至更高。1794年1月9日，一名警察痛斥家禽商贩，说他们“没过多久”就把鹅和火鸡的价格抬高到了三倍。勒费弗尔汇集了奥尔良秘密交易价格的若干数据，显示在恐怖时期涨幅可观：1793年11月至1794年5月肉类上涨33%，1793年12月至1794年4月葡萄酒上涨72%。在一段更长、跨越热月政变、大致从1793年秋延续到1794年秋的时期里，肉类、黄油、牛奶、木柴视情形上涨了约60%至125%。
不言而喻，强行定价造成了种种扭曲。面包在大城市靠补贴维持低价，消费量增加，只是在实行配给时才受到限制。不受限价约束的商品价格上涨极快：家禽、牛奶（1794年1月在巴黎的售价是1792年的四倍，尽管掺了水和面粉，却“卖出了烧酒的价钱”）、扁豆、菜豆、土豆都是如此，价格“高到贫民阶层无力企及、富裕阶层也难以购得的地步”（1794年1月15日）。然而，由于这些食品吸纳了手头可用的购买力，它们也变得稀缺起来。
最离奇的是肉类的情形：肉的零售价受到限价，活畜却不然，可以私下议价成交。尽管怨声四起，尽管有各种方案提交国民公会，这种双重格局依然维持不变。肉商说，他们不得不按大约比活畜买价低一半的价钱出售肉类。他们面临惨重亏损，而当局对他们屡屡违反限价令的行为装作没有察觉。1794年1月，巴黎的熟肉商据说只卖煮熟或腌制的猪肉——这类肉不在限价之列——价格自然是鲜肉限价的两倍，而鲜肉则遍寻不着！但在诺曼底，自总限价令颁布起，肉就从城市集市上消失了；相反，农村的肉消费增加了。在一些地区，人们牺牲谷物种植来发展畜牧；在富庶地区，例如法兰西岛地区，农场主宁可用余粮喂牲口，也不愿按限价出售粮食。但在另一些地区，农场主把养不起的牲畜宰杀掉——包括兔子、鸽子、家禽（鸡蛋因此短缺）——自己吃掉。由于这类宰杀（军队征调、包括饲料征调，使情况雪上加霜），加上有意惜售或肉商罢手，到1794年6月，诺曼底畜牧地区提供的牲畜只有正常年份的四分之一。人们谈论牛“种群的消减”，说它导致牛脂短缺，进而导致蜡烛短缺。
“统制经济归根结底要求诉诸武力，”科布写道。事实上，这套体制在它确曾运转的限度内，靠的就是恐怖，靠的是救国委员会、生活物资委员会以及革命政府各级其他机构——直至民众团体——一刻不停的活动：它们频频监视、检查、入户搜查、没收、逮捕、威胁。“限价令的精神不是经济理性，而是恐怖统治”：恐惧、强制、告密，背景深处还有断头台。极为重要的角色落到了由军队——确切地说是多支革命军——构成的世俗之臂身上（革命军有数十支，规模悬殊）。它们不是“政治警察”（有作者称它们为“共和二年的红卫队”），而是“经济警察”，甚或是“补给警察”，负责执行限价令和征调命令，保护谷物与食品的运输，并维持集市治安。这些革命军在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活动，成了“乡村的恐怖”；何况它们的成员都是地道的无套裤汉，“行事方式”往往“粗暴而无纪律”；它们“到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纵酒作乐，全由农民掏钱，还追逐女人”，其中既有“凶残之徒、把人溺死和枪毙而毫不手软的野蛮之辈”，也有“几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科布）。
然而，从“雅各宾专政”的角度看，革命军的行动是积极的，它们为这一专政立下了大功。其中最重要的两支——巴黎革命军（四千人）和东部革命军——分别在十个省和七个省活动，保证了各次大规模征调的执行；凭借这些征调，军队在1793年秋冬两季补足了谷物和饲料，这构成了共和二年体制的重大成就；也凭借这些征调，巴黎人领到了价格可以承受的、稳定的面包配给。若不诉诸武力，农民绝不会按限价令的条件交出谷物。因此，革命军是战争努力的一支辅助力量；它们也帮助了几座城市的补给，但对改善小城镇和郊区的艰难处境毫无作为。而科布对“这种野蛮经济的原始工具的效力”表示怀疑。有些革命军如同“成群的蝗虫”，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们把城市的饥馑转嫁到了乡村，却并没有真正解救城里人。马迪厄早已承认，巴黎“警察”的百般刁难与欺扰实际上妨碍了首都的补给；查缉囤积专员迪克罗凯——从前是假发匠兼香水商——的“壮举”便是一例：他从一名有七张嘴要养活的公民家中没收了三十六枚鸡蛋，又把这些鸡蛋分给了三十六个不同的人。
事实上，经济恐怖自有它的限度：这既出于政府的意愿，也受制于当时的技术与运输条件；此外还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行政人员无能，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又错综复杂。科布写得十分中肯：“在18世纪社会的框架内，实施限价令大概是行不通的”——谷物、木柴、葡萄酒等少数笨重产品或许例外——而对“二类”食品来说，限价令已归于失败。但这就意味着“总”限价令在整体上的失败，甚至意味着它适得其反：它使限价范围内的食品从公开市场上消失，把这些食品的交易赶入地下，并人为制造了这些商品的短缺。警探格里韦尔和西雷的报告这类材料清楚地表明，这套体制运转失灵，市场陷入混乱。总限价令不仅无效，而且有害。
再说，人们公认，革命政府自己只关心军队和巴黎的补给。它对“消费者本身毫不挂心”，把消费者交给了地方当局（县区与市镇当局）。救国委员会把限价令的施行和征调手段“尽量限制”在“国家自身的需要”上，即谷物和军队所需的少数其他物品，尽管这并未能避免“在表面的统制之下（……）深重的混乱”（贝洛斯特）。除此之外，市场事实上仍是自由的，只是转入地下；凡与战争无关的食品，救国委员会都拒绝动用征调。整个统制体制都是为军队和二十来座重要城市的利益设计的：总共约200万人，其中巴黎60万至70万。其他地方，平民成了战争努力的牺牲品；例如在朗格多克，军事征调的负担逐月加重，压在他们身上。为军队实施的巨额征调，是1794年春那场危机的部分原因。
因此，限价令真正得到实施的只有谷物：这正是它最初版本的目标，也确实是根本所在。据科布所述，共和二年的多数当局都报告说，全共和国的谷物和面包均按限价出售；反过来，谷物的地下交易微不足道，比如在巴黎地区，仅限于人背肩扛所能携带的数量。况且，这也正是限价令受城市居民欢迎的领域，而其他食品的限价却触动了店主与手工业者，无套裤汉正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这两类人“即便身为雅各宾派，也规避限价令”（索布尔）；他们认为强迫农民供养城市是正当的，但要让他们自己受制于限价，便愤愤不平。即便对谷物，政府也把干预收缩到最小限度，认为让市场备足货源是各县区的职责；政府非但没有改组这些市场，反而把它们冻结在传统格局之内：1793年10月10日的一道法令强制农民前往他们1789年以前常去的市场。然而，面包其实受限价令的影响不大。多里尼指出，在欧坦，1789年以来面包价格从未自由过：价格由市政府核定，并由市政府补贴；在其他许多城市情形也一样，只是程度有别，巴黎尤其如此。
因此有人说，面包价格被维持在恒定且人为压低的水平上（1793年底在波尔多，仅为成本的25%），而其他食品的黑市一片兴旺，限价令实际上成了一项救济穷人、为穷人保障最低生计的政策，而非一项反通胀政策。不过，它确有一层反通胀作用：它压低了政府为军队和大城市采购谷物的价格，从而减少了为补贴巴黎人及其他市民的面包而支出的金额。但毋庸赘言，这种低价采购只有靠征调和革命军的强征勒索才可能实现。无论如何，“共和二年，小民百姓不必为自己的面包操心”。诚然，这种面包质量低劣：那就是“平等面包”，或称“共和面包”，由1793年11月15日的一道法令强制推行，该法令规定全共和国实行统一的出粉率；面包中高比例掺入的，不仅有麸皮，还有大麦、燕麦、黑麦、小米、玉米，因地方而异：例如在蒙彼利埃，甚至掺橡子。花式面包、小圆面包、糕点、馅饼和肉派的制作常常遭到禁止。此外，在共和二年的某些城市、某些时候，每人每天的面包定量跌到极低的水平：在图卢兹，1794年3月为一磅，5月为四分之三磅，随后又减为半磅。
另一方面，在这个中央集权徒有其表的独裁体制下，各地情形千差万别。经济政策实际上由地方行政机构——尤其是县区的行政机构——掌管。它的实施在这里遇到狂热的拥护，在那里遇到无法克服的消极抵抗。价格限价令在巴黎比工资限价令推行得好，因为无套裤汉让国民公会畏惧，也因为巴黎公社先由忿激派、继而由埃贝尔派主导；在外省，情形多半相反。此外，消费的管制始终由各市自主决定。每个城市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分配，尤其是“面包管制”。1793年10月，巴黎面临面包匮乏的危险，公社于29日决定实行票证；但准备工作迟缓，票证的印刷也包括在内；票证的使用定在12月25日，而那时短缺已经缓解。此外，1794年1月，人们指出，当局“紧盯（……）限价法在食品杂货商那里的执行”，集市上却不然，那里售价高于限价。而在首都周边的市镇，该法“遭到最肆无忌惮的践踏”，因为民众团体由耕作者组成。另一些城市也采用了票证（有时如拉罗谢尔，还用于面包以外的食品），但远非所有城市都如此。
最后，许多事情取决于各位特派代表的热忱、干劲与残暴程度；但他们当中最凶狠者之一克洛德·雅沃格，虽把卢瓦尔省置于恐怖之中，在限价问题上却只应地方当局的要求才行动。相反，在加来海峡省，另一个声名狼藉的恐怖派人物约瑟夫·勒邦对抗拒者，无论行政官员还是耕作者，采取严厉措施，但只要他一转身，此法便不再执行。因此，遵守限价令的倾向，随当地掌权者令人畏惧的程度而变化，也随革命军分队距离的远近而变化。此外，征调“次数过多、安排失当且相互交错”。况且，鉴于统计资料缺乏，奉命进行的清查又极不可靠，事情也很难不是这样。总而言之，这些法律未能在全共和国划一执行，以致这套制度既压迫人又不公正。一些富庶地区，同样也有一些贫困地区，为巴黎和军队的利益承受了双重乃至三重征调；它们被榨得点滴无存，苦不堪言；但另有许多地区趁乱不让任何东西外流。
最后要指出，立法和实际做法都经历过演变。救国委员会希望避免支持它的联合阵线破裂，避免彻底疏远资产者和农民；它也缺乏推行统制经济的深层意志。有一段时间，它不得不对违犯工资限价令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常常远高于官方标准，这又波及私营部门。但是，1794年3月埃贝尔派被清除、政权从街头压力中解脱出来之后，一种“新经济政策”（马迪厄）凸显出来，与奔向乌托邦和大恐怖的冒进同时并进。
在准备实施第二道（或者说第三道！）限价令的同时——它的总表已于2月公布——政府给予加价、豁免和津贴，尤其是给国家的供应商，以免他们的利润被压薄；并且对许多违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商业，尤其是零售业，政府着力安抚。一道法令于1794年4月1—2日颁布，重新组织了对囤积和违犯限价令行为的惩处。曾把店主吓得胆战心惊的查缉囤积专员被裁撤。死刑——自1793年12月22日一桩令人遗憾的定罪之后，已暂停对囤积者适用——此后只打击那些藏匿军用所需物资、意在助成自由之敌的图谋的人，或故意毁坏生活物资的人；死刑被一套轻重不等的刑罚所取代，以两年戴镣监禁加没收财产为最高刑。此外，“零售商人”不再承担申报和张贴存货的义务，该项义务只由批发商承担。不过，为了讨好无套裤汉，巴黎实行了肉票（1794年4月18日）。
早在2月，生活物资委员会已改组，分成两个部门，它的角色因而被削弱；作为补偿，它独占了征调权，而征调越来越只为军队的利益保留。另一方面，政府努力重振对外贸易，让批发商参与其中，但同时也保持国家的严格控制5。最后，革命军于3月27日被解散，曾不断骚扰农民的生活物资专员也被召回，这意味着限价令失去了它的世俗之臂，人们将不再对农民动用武力。
雅各宾派史家叹惜的是，与此同时工资限价令却执行得更加有力，尤其是在国营工场——国家已成为共和国最大的雇主。6月7日，救国委员会下令逮捕在兵工厂煽动罢工的带头者；7月19日，它逮捕了几名罢工者；7月23日（热月5日），巴黎公社公布了新的工资限价令——它实际上会压低工资。这些措施似乎很不受无套裤汉欢迎。但鲁德计算出，1793年6月至1794年6月间，巴黎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改善。索布尔承认，即便相对于黑市价格，工人的购买力也维持住了。
“罗伯斯庇尔的独裁”于是以经济恐怖的放缓为标志，但要说自由主义的回归在热月政变前就已开始，是言过其实的。正如阿夫塔利翁所指出的，当时确曾努力纠正过激与流弊，但这并未改变该政权的干预主义本性。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对“富人”、对资产阶级、对豪富、对“商贾主义”的仇恨与抨击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倘若他们继续掌权，本来几乎没有机会！
限价令的得失
对限价令、对共和二年整套统制经济，究竟该下一个怎样的总体评判？饶勒斯的评判极为肯定：既没有匮乏，也没有饥荒。民众的食物供应没有受到威胁；他们有工作，工资也高。饶勒斯最后描绘了一幅1794年初夏法国田园诗般的图景：“所有的劳动者、所有的公民都在为自由和祖国而生产；他们自愿把力量献给身陷险境的革命，这种崇高的自觉苦干并没有压垮人们的心灵。”
雅各宾派史家虽没有这般抒情，但同样认为，价格管制——据称大体上得到遵守——与征调构成的体制达到了最根本的目标：为军队和大城市、特别是巴黎，保证了大体充足的供应；在巴黎，按勒费弗尔爱说的那句话，1793—1794年冬天人们吃得差，但毕竟吃上了饭6。不过，他们中有些人还是诚实地承认，对消费者而言，平等是在贫困中实现的。他们常常由此得出结论：革命政府走得还不够远，本该有更多的征调、普遍的配给、整个经济的国有化、更大规模的处决；而由于没有做到这些，限价令就只成了一种国防应急手段，广大民众从中一无所获，因为它的作用就是把资源引向军队和巴黎。
限价令确实让巴黎人得了好处：1793年底，饥荒的威胁解除了。10月，面包店前还排着队；到12月，一天里任何时候都能买到面包，巴黎公社也放弃了原先让人印好的票证。
1794年头几个月，面包以外的食物时常短缺，人们抱怨价格高、质量差，但那是物价昂贵，而不是匮乏，更谈不上粮荒。1794年3月29日的一份警察报告可以为此提供一则轶闻式的佐证：报告说，巴黎民众厌倦了排队，要求对肉类实行配给；“人们高声说，宁愿每旬只吃一次炖牛肉，但要保证吃得上，还要吃得不费劲”。这可不是闹饥荒的人说的话！
然而，巴黎人享有特权；至于外省，近年的各项区域研究给出的图景则相当阴暗。在诺曼底，总限价令造成了“生活必需品日益稀少”（德泽尔）和“普遍匮乏”。诚然，面包的涨价得以避免，但共和二年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年头”，对贫苦市民尤其如此。
在朗格多克，1793年秋实行的限价令，起初使小麦和面包大幅跌价。但好转为时甚短，1793—1794年冬天，“人们从匮乏走向粮荒”。粮食只有在强制之下才流通，市场始终空空如也，各市镇政府于是频频强征勒索。1793年12月，在蒙彼利埃，半数人口陷入粮食危机，凭配给证每人每天可领到一磅“平等面包”。另一方面，限价令“只是稍稍缓解了图卢兹地区的生活物资危机”。在图卢兹，按官方价格根本买不到肉、油和肥皂，家家店铺门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只是靠了一连串应急办法，才躲过一场灾难。
至于欧坦，尽管市政府采取了行动，“粮食短缺——以及更普遍的食物短缺——在共和二年冬天仍是常态”。在上莱茵省，多数文献断言，由于实行限价，1793年底匮乏蔓延到了所有商品。12月25日，圣玛丽欧米讷民众团体抱怨说，居民已经十天没有面包，“只得靠草根（……）维持他们悲惨的生存”。
说来奇怪，在流亡者马莱·迪庞的笔下——在他1794年2月1日致英国驻尼德兰7公使埃尔金勋爵的备忘录中——我们却看到对法国供应状况极为肯定的评判，以及对其所奉行政策的理解：“您可以确信，委员会的根本原则就是供养首都和军队。”他谈到“所谓的法国饥荒”，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局部性的粮食短缺和面包质量低劣；“超出这一点的任何说法都是夸大（……）并不存在（……）实实在在的饥荒”。他断言，军队的巨大需求已靠配给、进口等手段补足。他最后还说：“如有必要，他们甚至会去割断囚犯、妇女和老人的喉咙，把他们统统当作无用的嘴巴宰掉”！
工业与限价令
这里不打算详述共和二年工业的状况。人们普遍认为，工业遭受了严重损害，原因即便不是限价令本身，也是限价令与征调的双重作用。为征调物品支付的价格原则上保证有利可图，但仍低于自由市场上本来会通行的水平。此外，国家还是个糟糕的付款人，这在货币贬值相当快的时期尤其麻烦；原材料的补充十分困难，进口产品（棉花、布匹、染料）尤其如此，往往不得不到黑市上花高价购买。最后，还存在劳动力短缺，而且我们知道，工资限价远远没有得到遵守。毫无疑问，许多企业成了“剪刀差危机”（沃罗诺夫）的受害者，蒙受了亏损；至少有一部分流动资本被吞噬掉了。
诚然，埃尔伯夫的制造商们也许夸大了实情，他们断言，生产一匹普通呢绒的成本是768里弗尔，而限价令只许以704里弗尔出售，即亏损64里弗尔。但在多菲内，限价令、征调和通货膨胀已使各企业近乎瘫痪，产量下降。人们把夏朗德造纸厂触目惊心的倒闭也归因于同样的因素：这些造纸厂相继停工。至于夏约的佩里耶工厂，共和二年那里生产繁忙，为陆军和海军制造了1200门大炮及其他军品，但这对它们却是“破产的开端”，因为后来的历届政府、特别是督政府，逃避支付这些“爱国供货”的货款。相反，圣戈班保持了一定的生产，尽管出口已于1793年底停止，国内市场又充斥着来自国有财产的镜子，更不用说奢侈品需求下降了。1794年上半年，销售额只剩下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从西班牙进口的苏打库存日渐枯竭。图尔拉维尔工厂于1793年12月关闭，1794年4月又停了圣戈班两座熔炉中的一座。资产负债表显示资产缩水：1789年6月30日为1400万，1794年9月22日为950万（按不变币值计算）；管理层于1794年春停止向股东派息。
确实，棉纺织业很有活力，又逃脱了政府的监管，按沙萨涅的说法，它顶住了不利的经济形势。不过我们看到，在图卢兹建起一座大纺纱厂的布瓦耶－丰弗雷德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至于奥伯坎普夫，尽管限价令并不适用于棉布，他仍认为自己不得不降低售价，但这样一来，他就被迫停止购进坯布——价格已涨到“吓人”的地步——并放慢了生产。1794年夏末，他的货栈空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无法向众多客户供货，因为缺少坯布和染料；在这个案例中，限价令与海上战争的后果叠加在了一起。在阿尔萨斯，只有少数几家棉业公司把资本转移到国外（比如汉堡），才保住了资本；其余绝大多数都破产了，因为它们用外币买进原材料，卖出产品收回的却是指券；为了重新开工，它们不得不举债8。而克洛德·佩里耶（与夏约的佩里耶家族并无关系）却是个精明的经营者：1793年8月到10月，他清盘了自己的两家贸易公司和银行公司，用指券向其债务人付款9。他用收回的资金，从1794年1月1日起在维济勒城堡经营一家印花布厂，随后——更重要的是——购进国有财产。至于冶铁业，它受益于为陆军和海军而下的巨额订单。但没有拿到订单、因而无从得益于征调的工厂，则近乎瘫痪。按沃罗诺夫的说法，共和二年的产量也许比旧制度最后几年低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恐怖统治结束后，冶铁业的“虚弱状态”令人触目惊心，“付款既不足又迟缓的供货，使许多企业的资金严重受损”。
热月政变前的经济状况
这一体制失败的明证，就是在罗伯斯庇尔的独裁臻于极盛时，局势反而恶化。
在诺曼底，“从3—4月〔1794年〕起，人们已濒临饥荒”。在朗格多克，1794年春，粮食形势紧张到了极点，供应只能有一天算一天。在蒙彼利埃，有人主张扑杀麻雀和玩赏犬；共和二年的死亡率较1787—1799年的均值高出66%，3月至10月达到顶点。
即便在巴黎，1794年2月底，“二类”食品的到货量也大幅减少（“人们扭打起来（……）就在队伍里、就在商人店门口”，禽肉在五六天内涨了一倍），到3月和4月更恶化到骇人的地步；面包稀少，而且糟透了；肉食短缺：4月起实行配给，每人每五天半磅。农民不再送任何东西来，因为缺少饲料，首都四周的奶牛和母鸡数量大减，牛奶、黄油、奶酪、鸡蛋随之短缺。3月22日，警探西雷谈到了“折磨着巴黎的粮荒”。
1794年初，在奥尔良，“短缺已到了极点。木柴和煤炭、蜡烛、肥皂、皮革、大麻，样样都缺；工匠们无法再做工”；到牧月（5—6月），“人们（……）公开承认，第二道限价令已普遍无人理睬”。1794年夏，连富饶地区——博斯、利马涅或滨海佛兰德——也出现了短缺。姑且举一桩轶事：南特的于梅尔一家的账目显示，1794年春，非食品的日常物件——衣物、器皿、小玩意儿——的购买中断了；要么是这对有产者夫妇不得不缩减开销，要么是这类商品变得稀少了。与此同时，在始终忠于硬币的阿尔萨斯，乡间“没有人们所说的‘现钱’”，就什么也买不到。在加亚克，按若埃尔·科尔内特的说法，“1794年的这个春天，革命以破产收场”；还可以补一句：也以闹剧收场。7月26日，有人向民众团体提议，为了维持市场秩序，禁止妇女前往市场，唯有丈夫才“有资格（compétants〔原文如此〕）为自家采办”。6月11日，县区行政委员会报告：“如今，城市和乡村都没有面包了”；7月9日又报：“最可怕的粮荒已在我们各乡镇肆虐成灾。”
1794年1月22日，西雷写道：“到处可以看到，多数人一致认为，这场混乱〔涨价与短缺〕是限价令造成的。当初最盼望这项法律的公民，正是最急切要求出台这项法律的人，如今恰恰是他们最盼望它得到修改。”近来有人强调指出，许多民众团体和国民代理人——原本都是十足的山岳派——发生了转向，他们在1794年竟至于认为，是限价令制造了短缺与失业……
危机的加剧表明了已采取的种种措施全然无用；事实上，这些措施反而使生活物资危机更加恶化，人为地制造出短缺，“二类”食品尤其如此。限价令还制造了混乱：山岳派共和国的供应体制，预示的是维希法国的供应，而不是遭德军大轰炸时期的英国那种井然有序且公平合理的供应。
山岳派的政策不仅无力保障当下的充足供应；更糟的是，它“拿未来作抵押”，正在为饥荒铺路。价格管制同通货膨胀一样，具有再分配效应；它把收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像革命时期的法国这样乡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它的代价广为分摊，它的好处却高度集中。事实上，在城与乡、城市消费者与乡村生产者之间的传统冲突中，这项政策旗帜鲜明地站在城市一边反对乡村，把这一古老的对立推到了顶点。正如科布所写，“限价政策确确实实是一件对付农民全体的武器”——乡村工匠除外——是城市平民损害乡村生产者的一场大规模野蛮劫掠。何况，革命军中的无套裤汉一被派到乡间，便自视如同身处敌国，行事也如同身处敌国。勒费弗尔本人也写道：“恼怒已极的耕作者千方百计地钻空子：于是不得不诉诸入户搜查、军事占领、驻户兵这一古老手段，以及逮捕。”1793年12月17日，有人报告说勃艮第葡萄酒充裕；“可是葡萄农不愿按限价脱手；他盼着并且公开说限价会取消；让限价垮掉的办法就是不卖，而需求终将迫使人们接受他要的价钱”。诚然，征调让农民害怕，“可这是一种让他们确信别人要饿死他们、剥光他们的恐怖，反倒驱使他们团结起来、串通一气，藏起自己所有的东西”。
然而，即使“面对经济恐怖的全部机器，农场主仍有可能最终占得上风”。共和二年确有许多耕作者和村长被捕，但关押时间都不长，也没有人因为违反限价令或其他经济罪行而被处决。而且，捕人反而害了消费者，因为它加剧了劳动力的短缺。当然，革命当局的命令与威吓、它的爪牙的横征暴敛并非全无效果：耕作者至少得交出所征数额的一部分；但他们以拖拉和按兵不动来对抗威吓，同时交出足够的分量，以免遭到大规模报复。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强制力量不可能无所不在；他们回击的办法也多得很。比如，最省事不过的就是拖延打场脱粒：1794年和1795年正是如此。
“另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播种。显然，农场主被政府的苛求和无套裤汉的骚扰弄得筋疲力尽，便躲到一场生产罢工背后（……）毫无疑问，许多农场主已决定停止耕种，或把土地改作牧场”（科布）；这就是1794年收成明显低于常年产量的原因。格里韦尔早在1793年9月26日就预言了这一点：“耕作者是会算账的。要是他算出来，自己收打的谷物成本比卖价还高，任何权力都无法强迫他继续种下去。”
事实上，1794年，尽管有官方的宣传10，“相当一部分土地仍然撂荒或整备不周，因为缺少车运之力、农具或劳动力”；有时也因为过度征调之后缺少种子：1794年3月，一名警探在巴黎近郊就指出了这一点。罗伯斯庇尔倒台时，“已经可以预见到，共和三年（1794—1795年）将是一个饥荒之年”。
诚然，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革命政府的政策是不彻底的。它不愿像无套裤汉所希望的那样严厉、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武力：无套裤汉要求把恐怖——在他们眼中的灵丹妙药——推行到乡间腹地，他们要求配备流动断头台，要求大规模处决拒不交粮的农场主，好把粮食从藏匿处逼出来。按科布的说法，这种办法需要十万到三十万军队，而且很可能引发一场全面内战。农业将遭到毁灭，城乡都将陷入持续多年的“难以想象的苦难”。尽管如此，“共和二年这场有限且相对胆怯的试验，已让法国农业落入凄惨的境地：牲畜减少了三分之二，谷物产量少了三分之一，乡间被抽空了马匹与大车，劳动力零零落落，到处弥漫着一片阴郁的怨恨”。摩泽尔省的一份统计资料在共和五年（1796—1797年）写道：“限价法加重了〔战争造成的〕灾祸与荒凉，疑惧与沮丧攫住了人心；这项法律当初若不废除，农业早就完了。”
诚然，科布——对这些问题了解最深的史家——的严苛论断，还须用他对另一类人的更严苛来冲淡，那就是他称之为重农学派的人，即自由派，绝不妥协的谷物自由流通拥护者，而那种自由流通唯有靠严厉的镇压才能推行。还要指出，马尔盖拉也曾探讨限价令之外有无替代政策，她同样否定了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并举出了压在当时法国经济头上的生产、运输与分配方面的“沉重制约”。相反，科布赞同“传统派”，即主张旧制度式管制的人：任何政府都承受不起让巴黎和巴黎盆地的重要城市冒饥荒的风险。其实，只需管制谷物贸易、实行征调，或许再对粮价规定限价，就足够了。真正的大错是总限价令。这个论断看来极为在理，更何况——人们太容易忘记这一点——1793年的收成本来是好的。既然出现了短缺，那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