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限价令是革命政府反通胀努力中决定性的一步；它与指券紧密相连，甚至可说是结构性相连：它正是要扭转指券的贬值。它与征调和革命军的行动一起，构成经济恐怖最具特色的要素。然而，经济恐怖还包括许多其他措施，它们同样带有强制与统制的印记，其中一些还完全是新创，特别是在直接影响币值稳定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资金流动领域。
对外贸易的国有化
在这一领域，最初的推动力同样来自民众的压力。无套裤汉厌恶一切商品出口，指责出口损害民众的供应；他们还猜想，某些商品会对敌人有用，或可被用来掩盖资本外逃。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15—16日通过法令，确认临时执行委员会6月30日的命令，禁止一切生活必需品出口，即生活物资、各种原料和纺织品；为此，各港口对即将启航的船只实行禁航扣留，以检查船上货载。在波尔多，禁航扣留7月1日即已实施，扣下了近百艘中立国船只；尽管战争未停，正是这些船只维持了一定的贸易。这导致龙贝格与巴普斯特破产，塞恩－比德曼行损失30万里弗尔。关于已装货的中立国船只的处置，随后又有多道法令、命令与反命令；但最后在11月3日决定，这些船只必须卸货。另一方面，9月29日颁布的总限价令禁止受其管辖的商品出境，只有盐例外，葡萄酒、烧酒、麻布、呢绒均在禁止之列。
与此同时，波尔多和马赛的政治局势，以及打击了两地许多批发商的反联邦派镇压，也使海上贸易陷于瘫痪。此外，法国几乎与欧洲所有国家交战，尤其是与占主导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交战。尽管如此，虽有英国的封锁措施——特别是1793年6月8日它将谷物列为战时禁运品——仍有一些中立国家，如美国和汉萨诸城，可与法国维持贸易往来。但禁止从法国港口出口使中立国船只不愿前来，因为它们将被迫空船返航。而且，它们输入法国的货载可能按限价令价格被征调，这一价格对外国出口商无利可图，尤其考虑到法国货币的贬值使汇往国外的款项亏损惨重。更有甚者，国民公会于9月21日通过一项航海条例，规定外国商品的进口只许使用法国船只或“上述商品的原产、出产或制造国”的船只。议员蓬斯·德·凡尔登甚至在10月9日提议禁止与一切敌国通商。但圣鞠斯特的反对奏效了。
然而，民用和军用的进口需求都极为庞大：谷物、军备所需原料、糖和烟草之类已成“生活必需品”的商品。
因此必须重振1793年秋实际上已经瘫痪的对外贸易；但救国委员会对各地——特别是波尔多和马赛——尝试的自发举措感到不安，因为这些举措可能把商品和硬币资源仅仅用于少数港口和周边地区的利益。于是它不得不把整个对外贸易抓在手中，何况批发商被它疑为联邦派和投机商，而限价令的约束又迫使它以自己的名义进口，出口也同样如此。对外贸易被“国有化”（勒费弗尔），变成了国家企业，领导权高度集中，掌握在生活物资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下辖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商业代办处，代办处于12月2日成立。1793年11月18日，救国委员会禁止行政机关、市镇和特派代表未经批准到国外购买生活物资，或向国外派遣船只、运送硬币。11月30日，它决定，任何商品出境同样必须经它批准。它向国外派出专员，与供应商直接交易，或委托赚取佣金的外国批发商，由他们把运往法国的货载“中立化”。
几天前，它已就中立国船只的贸易定下规程——其中不少船只，主要是美国船，已抵达法国港口——以鼓励它们进口。11月7日，救国委员会决定，凡运来生活必需品的船长，可将货物“自由议价”卖给政府代理人——即不考虑限价令——并可购买价值相等的法国商品作为回程货载。11月9日，一道新的命令授权生活物资委员会购买美国船只运抵勒阿弗尔的商品，并“以铸币”1支付。此前，已有一艘护卫舰交由波尔多支配，把图卢兹造币厂的硬币运往美国，用于支付生活物资的采购。
进口货款的支付问题——进口于1793年底恢复——确实严重，因为禁止许多商品出口加重了贸易赤字。以向法国开出的汇票来支付，即使金额相对较小，也可能引起汇价下跌、指券贬值，因为国外没有对法国里弗尔的需求。此外，汉堡的帕里什行于1793年10月14日写道：“你们那里〔在法国〕所采用的制度摧毁了一切信任。本地已一致决定，不接受法国开出的票据。这一措施看来只是针对你们那里对外国人的类似做法的正当反制。也只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才决意拒付你们向我们开出的汇票。”
1793年12月，生活物资委员会于是接受了批发商们的提议：出口奢侈品，条件是随后进口同等价值的必需食品。救国委员会则到处搜寻并征调容易找到买主、可与中立国船只的货载交换的商品：葡萄酒、烧酒（在伦敦售价很高）、盐、优质织物和奢侈品。此外还动用了被定罪者和流亡者的查封财产；就这样，在巴黎建立了一处上等葡萄酒和利口酒仓库，另一处用于家具和贵重物品：杜巴利伯爵夫人的整套衣装和花边都送到了那里。救国委员会还采购了绸缎、丝袜、细麻布、精工银器和巴黎瓷器。1794年7月15日，它批准向热那亚出口3000万（金属价值）的奢侈品，以支付运往南方的麦子；其中一部分来自国家家具库：钻石、怀表和座钟、鼻烟盒、珠宝、餐具、家具、镜子、吊灯、织物以及其他“凡共和国均属无用的奢侈品”。4月，马赛非洲代办处的两名成员被派往土耳其，出售估价50万里弗尔的钻石和珍珠。此外，如后文所述，1793年12月，革命政府征调了法国商界人士手中的国外汇票。
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总量也有限。在1794年初开始实行的更“自由”的新政策框架内，革命政府试图重振真正的出口潮流，同时想让批发商参与这一努力；此前，他们一直被排除在外，或至多以佣金方式为国家办事。
1794年3月11日法令准许出口“过剩而多余”的产品，以及“艺术品和奢侈品”。13日，救国委员会的一道命令——下文还会谈到——责令各主要港口的“商界”提供大笔国外汇票（约5000万），作为交换，批准——实际上是强制——它们出口“过剩”的食品和商品。命令还规定，凡在共和国制造而非生活必需的商品，均可出口，条件是出具担保凭单，保证在八个月内提供相当于这些商品价值三分之二的国外票据，或进口等值的生活必需品。同在3月13日，波尔多商界获准在美国购买10万斗小麦，并向美国出口3000吨位商品（约值400万）。27日，长期扣留在该港的中立国船只被解除禁航扣留；31日，当地设立了一家商业代办处，取代1793年12月成立的“中立船事务委员会”，以“劝导公民参与出口贸易”，同时监视他们的活动；同类代办处随后在其他港口设立，马赛也在其中。
此后数月，救国委员会的政策表现出同样的用心：既要“给商业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又要对商业实行控制，“自由”措施与强制措施交替或并用。例如，1794年5月1日的命令授权“所有商人（……）发挥他们的经验和才干”，为共和国获取所需之物，并出口剩余产品。但它仍规定，必须按出口额的等值进口生活必需品，或以国外汇票缴付国库，一切均须与新的商业与供应委员会协商。
因此，国家干预有所后退，转而更多地借助批发商。4月16日，生活物资委员会驻国外的代理人即被召回，并决定由它在每个重要的外国商埠选定两家商行，通过它们下订单；实际上，在阿尔托纳、哥本哈根和美国各指定了一家，在热那亚指定了两家。
但勒费弗尔也承认，对外贸易几乎全部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热月政变之后依然如此，直到共和二年末（1794年9月）；这既由于对出口的控制，也由于1794年5月30日命令授予商业委员会的优先购买权，凭此它可征调任何对共和国有用的进口商品。另一方面，管制体系笨重而迟缓。至于批发商，他们先是遭到查禁和追捕，随后又成了求助的对象，对投入新业务没有多少热情。他们抱怨说，国外汇票按平价以指券偿付，等于损失50%。他们在进口商品上也有亏损，因为商品按限价被征调。1794年6—7月，在波尔多，进口小麦每担售价41里弗尔，而限价仅为14里弗尔；亏损视情况由共和国或批发商承担。况且，后者已经损失惨重：他们缺少资本，外国拒绝给予他们任何信贷，他们仍遭猜疑。正如他们被指控的那样，有些人逃避了出口后须回运进口（或进口后须出口）的义务，并绕开了限价令，这种指控很可能属实——许多汉萨船只压舱空载而归——但许多人干脆完全置身事外。
在波尔多，为执行1794年3月13日的命令，代办处发起了一次自愿认购。到1794年12月27日，认购额达530万，而救国委员会要求的是2000万。实际出口——几乎全是葡萄酒——为430万，交付的汇票金额为190万。勒费弗尔承认，这个方案“完全行不通。要获得2000万汇票，就必须出口4000万商品”。他指出，征调和国内需求吸收了本可出口的大部分商品，但他又以雅各宾派的本色补充说，“如果采用强制手段”，结果本会好些。
尽管如此，救国委员会批准出口或在国外采购的大量命令证明，对外贸易逐渐恢复；1794年夏，通过中立邻国瑞士和热那亚以及美国或汉萨船只的中介，复苏已确凿无疑。
进口货款的支付
但可以肯定，货物贸易差额严重不利，而这很正常：革命政府施加的管制更多针对出口而非进口，而进口规模又相当可观，尤其是谷物进口（尽管有人引用过10亿的数字来估计它的价值，那是完全不可信的）。从瑞士购入的货物很多：细火药、武器、呢绒、马匹和牲畜（1794年第一季度近600万）；另有来自德国甚至奥地利的活畜取道瑞士过境，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大米。至于法国的出口，则被生活物资委员会卡住——连瑞士人索要的葡萄酒也不例外——因而微乎其微。1794年还有大宗进口经海路来自德国，并引起大笔资金转移：从1793年12月15日到1794年4月15日，汉堡三家商行为支付这些采购收到了7750万里弗尔。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进口有一部分靠美国提前偿还对法债务来抵付。还有哈勒，一个成了雅各宾派军需承包商的银行家，他不仅在南方各地收购铸币——按高价以指券付款——还征调了油料和丝绸，运往热那亚以购买粮食。还须指出，1794年马赛接纳了1493艘来自利古里亚和托斯卡纳的船只——几乎全是小船——而1793年只有350艘。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很大一部分进口不得不用硬币和贵金属支付；此外，还把硬币运往瑞士或热那亚，以购得据称中立、开向英国或北方各商埠的票据。再者，1794年5月13日，救国委员会确认，凡为共和国进口过货物的中立船只，应获准自由输出金属铸币。勒费弗尔估计，经救国委员会各项决定批准的硬币流出有4000万上下，但这只是个下限，因为马赛非洲代办处就收到了560万硬币，而这仅是对马格里布一地付款的用度。在执政府时期写作的热尔布估计，共和二年与共和三年（1794—1795年），国库在国外以黄金支付的粮食与军需采购超过1.2亿；而1794年1月，国库据说还有1.75亿的货款待结清。要为这些贵金属的流失给出一个数字，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秘密外流仍在继续。
举例来说，1794年12月23日，科尔马海关查获了一只随巴黎驿车运来、寄往巴塞尔的箱子。箱内装有四十罐鸦片膏：每罐底部，膏体下面藏着五枚金路易。在贝尔福一名货运代理那里又发现五只同样的箱子，查获的黄金总值44520里弗尔。运货单表明，前一个月曾有类似的发货运往巴塞尔同一家商行；与此同时，法国驻瑞士公使馆报告说，有“恶意分子”正把金锭偷运进瑞士。发货人是维登费尔德，巴黎的一名德国银行家；他被捕，被判处死刑，于1794年2月15日处决2。
相反，笔者也掌握一个以金属硬币合法支付中立船只进口货的具体实例。1793年10月7日，“企业”号抵达勒阿弗尔，该船由科德曼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租下，载有467大桶烟草；不久，科德曼行的另一艘船“凯瑟琳”号也前来会合，载的是烟草和鲸油。港内还有其他一些美国船只，但船长们拒绝按限价出售货物，因为那会造成惨重亏损；他们还要求以铸币或国外汇票付款。11月15日，救国委员会授权生活物资委员会买下泊于勒阿弗尔的十二艘美国船的货物，并以铸币支付，总额为180万里弗尔。
1793年11月2日，理查德·科德曼——他由伦敦经汉堡来到勒阿弗尔——写信说，他已以有利的价格售出两船货物。货款四分之一用汇票支付（开向汉堡和伦敦，计3034英镑，均已照付），四分之三用可以出口的铸币支付。此事曾有延宕，但最终“凯瑟琳”号于1794年3月底抵达伦敦，载有1186公斤白银，主要是埃居，售出后净得9298英镑。这是在恐怖统治与战争最激烈之时，贵金属从法国直接而合法地输往英国的一个出色例证。
这件事可以与沃尔特·博伊德的证词对照来看——博伊德后来在伦敦当了银行家，并成为议会议员——他向议会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说：“我确切无疑地知道，在1793年这一年里，有大量贵金属从欧洲大陆运抵我国；我的商行〔博伊德－本菲尔德行〕就进口了相当可观的数量，作为一桩有利可图的投机，而我行的各往来行也为其自身账户作过类似的发运”，这是外汇行情所致。事实上，英格兰银行1793年购入的外国黄金达2612000英镑，远多于此前三年（1791年为1415000英镑，1792年仅为117000英镑）。于是，该行的金属储备——因海峡对岸在对法开战后爆发了危机，1793年3月和6月曾明显下降——到9月回升至惯常水平，并在1794年继续增长。储备在2月和8月的平均值，1793年为470万英镑，1794年为690万英镑，即增加了220万英镑（5500万金里弗尔，约合1.5亿指券），增幅47%。可以肯定，这些金属中有一部分来自法国。同样，伦敦造币厂铸造的黄金，1793年为270万英镑，1794年为260万英镑，而1792年为120万英镑。它收进的外国黄金从1792年的94000英镑升至1793年的2343000英镑。说来具有讽刺意味，英国1795年借给奥地利的那笔贷款，汇兑款项中竟有一部分是法国钱币：向英格兰银行购得70766枚金路易（值150000英镑），于1795年7月21日至1796年2月11日分批运出，随运的还有重58500盎司（1816公斤）的埃居。霍特里的说法也许过头了：他写道，在恐怖统治期间，法国的各邻国已充斥着贵金属——尤其是法国的银币——它们被改铸为各国货币，总额3.5亿里弗尔，其中一半在大不列颠，其余在瑞士、丹麦和瑞典。但国外的金银比价上升，表明白银充裕，这毕竟是事实；在汉堡，两种金属间的平价理论上是14.74，而比价在1793年升到15，1794年为15.37，1795年为15.55。
最后，再引一桩大型的统制贸易行动。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救国委员会批准给斯旺与施韦泽——那家已被选为驻美国代理的商行——一项委托，采购总值947000英镑（2400万金里弗尔）的粮食和原材料并发运到法国。为“筹措所需资金”，将向该行提供价值相等的葡萄酒、烧酒、精细纺织品和奢侈品——其中有“适于对华贸易的大镜子”——以及殖民地物产，其中含有金属价值350万里弗尔的铸币；8月20日，又命令国库将同等数额的锭块运往布雷斯特和波尔多。10月6日，斯旺与施韦泽获准额外出口金属价值700万的货物，并进口同等金额的粮食。事实上，斯旺迟至1794年底才抵达美国，而1795年2月21日，有关方面已发去命令，令他中止一切业务。这个雄心勃勃的进出口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全然落空。
勒费弗尔认为，“限制对外贸易有力地帮助维持了指券”。这一结论显得乐观，因为“限制”更多落在出口而非进口上。诚然，进口必不可少；人们也会承认，进口对军队以及南方的补给贡献重大。另一方面，以硬币支付进口确实支撑了汇价——或至少使其免于下落——因为所用的金属来自查扣和没收。若是花钱购买，那就会加剧货币的对内贬值，并使指券的发行膨胀。勒费弗尔本人也承认，商界因货物被征调（按限价付款）、国外票据被按平价兑付而失去了周转资金；后果绵延持久。
此外，米歇尔·布吕吉埃强调了这些商业运作的极端复杂，以及其中的暗昧。他写道，国库被放任到可与魔鬼本人秘密交易的地步，为保住必需的进口而搬弄真实的或虚构的商业票据；他谈到“通往成功的那些不可告人的路径”，并暗示其中有大量可疑的交易和外汇操作，这些操作可能被用来输出资本。毫无疑问，承包了国家垄断业务的各色投机者从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
至于生活物资委员会，它的许多雇员与代理人缺乏才干和操守，他们犯下的种种劣迹，都是无可怀疑的。这里按米歇尔·布吕吉埃的征引，转引山岳派弑君者科雄·德·拉帕朗的话；他在1794年12月声称：“这是一片混沌，乱得骇人。”他还说，委员会“包揽了共和国的全部贸易，也就是说，七八个人做着〔或想要做〕从前40000到50000名受私利驱使的批发商尚且难以做成的事：还能见到比这更荒谬的制度吗？它的代理人们把一切抢购一空，把一切列入征调，连最不需要的东西也不例外；他们偏袒自己的朋友和亲信，按限价把货物交给他们，而这些货随后又在暗地里以十倍的价钱转卖；大批食品和其他物品在仓库里败坏，或被遗忘（……）他们的办事处糟糕透顶；里面塞了一大堆假发匠、鞋匠之类，就因为他们是爱国者、是雅各宾派，如此等等。可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无知，或者一个比一个更无赖。”法国外交官们则抱怨“成群的采买人员涌来，如蝗虫般淹没了瑞士”；他们人数太多，不称职，还彼此竞争。此外，1794年1月20日有人指出，向国外购货付款时的“误期与疏失”“使我们眼下在瑞士和德国既无信用也得不到信任，我们采买一切东西都比汇兑款项可靠时贵得多”。
在下层，毫无疑问也有大量舞弊行为，出自当选官员和行政官员之手，他们滥用统制法律和自身职权来发财。这里不能不引罗伯斯庇尔在他最后几次演说之一中说的话：“眼见革命的激流把数不清的恶行同公民美德一股脑儿卷在一处滚滚而下，我有时禁不住战栗：那些混入人类真诚卫士行列的奸邪之徒，与他们不洁地为伍，恐怕会让我在后世人眼中遭到玷污。”
总之，通过管制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的“国有化”来保卫货币，并未做到万全。
攫取贵金属
支付进口所需的一部分贵金属，是靠没收流亡者的银器和教会的财宝获得的；1793年末，教堂纷纷关闭，这是去基督教化运动的一环，而这场运动也是“一项财政行动”（马迪厄）。新教礼拜堂和犹太会堂同样被摊派；在尼姆，犹太人不得不“奉献930里弗尔指券和满满一篮犹太教礼拜用的银器”。1793年11月12日，无套裤汉来到国民公会，呈上圣但尼修道院和圣礼拜堂的财宝。征集的主力是各路革命军，它们在征集的同时还拆走教堂的大钟和银器。它们也在私人家中没收财物，一般凭举报行事；在共和二年霜月（1793年11月）的几天里，巴黎革命军的一支分遣队在贡比涅附近查获了338枚金路易（得自一位从前的教师！）、一打银匙银叉、地窖里一只装着17016里弗尔金路易的陶罐，尤其是72566里弗尔的埃居和金路易。另一支分遣队抄获27233里弗尔硬币，其中17570里弗尔为金币。另一方面，1794年2月29日3，国民公会把已归国家所有的钱币和贵重物品交由国库支配。
但这些没收的总所得并不算可观。一方面，教会早已被夺去一部分财富：制宪议会夺过一次，1792年9月在巴黎又夺过一次；另一方面，它们也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富有：康邦后来说：“50000个堂区，扯平来算〔即平均而言〕，也只有五六马克（约合244克）银器。”此外，“迷信的玩物”熔化后价值大打折扣：“圣热纳维耶芙圣髑匣，人们百般夸赞它的富丽，熔出来却只得21000里弗尔”。最后，尽管1793年11月设立了“教堂拆缴品总库”，并在造币厂内特设了熔铸工场，仍有财物被挪用，落进“爱国者”的腰包。康邦承认：“我毫不怀疑有过最严重的侵吞挥霍。”据他说，1793年没收与捐献贵重物品和贵金属的总所得只有2500万至3000万。诚然，马迪厄指责他力图败坏革命活动家的名声，并低估了没收所得……拉梅尔则提出，单从教会没收的银器就有4500万。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国库只拿到了一部分战利品。
正如康邦所指出的，还有捐献：1793年12月20日，救国委员会指出，“公民们继续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拥有的金银物料送到造币厂”。由于它决定这些好爱国者将收到与捐献等值的指券，1793年11月3日至1794年4月20日之间的各类捐献不超过2600000里弗尔，也就不足为奇了。卡巴尼斯医生的遭遇很悲惨：革命前，他有25000里弗尔的国家年金；恐怖时期，他持有80000里弗尔硬币；出于害怕，他把硬币换成了指券；1797年2月，“沦落（……）到最可怕的贫困”，他开枪自尽了。
有人要求征调金银硬币，这样做有双重好处：既提供对外支付手段，又使指券摆脱一个恼人的竞争对手。早在1793年5月，阿尔萨斯就有人提出了这一主意，那里的人偏爱硬币（前文已提及），这令爱国者恼火；到秋天，它再度出现，不仅在阿尔萨斯，也在其他边境地区，例如下比利牛斯省。1793年11月，数名特派代表下令把私人持有的硬币兑换成指券。
最著名的例子是富歇在涅夫勒省的做法：他通过9月29—30日的一道命令，要求私人交出所持有的硬币和贵金属。私人收到收据作为交换——因为当时缺指券！——这些收据到执政府时期仍未偿清……这次行动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有武装卫队助阵，而这些人的诚实大成问题：他们以断头台相威胁，从妇女身上夺走十字架，从仆役身上榨取微薄的积蓄。这一做法使富歇得以把“装满金银餐具和钱币的大箱小匣”送往巴黎造币厂，但确切的总账仍不得而知，尽管居伊·蒂利耶仔细研究过这段插曲。金银铸币的“兑换”超过100万，但其中一部分并未运往巴黎；不过，除硬币之外，还有教会和私人的银器（巴黎造币厂收到的这部分价值429000里弗尔）。无论如何，这些征敛沉重地压在平民百姓身上；它们虽一度改善了指券在涅夫勒省的信用，却产生了抑制经济的效应，削弱了商业财富，加剧了粮荒。蒂利耶甚至认为，它们加大了共和四年（1795—1796年）在涅夫勒省恢复金属货币的难度，并促成了该省在督政府时期及以后所遭受的停滞。雅沃格在卢瓦尔省也干下了同类暴行；他向国民公会宣布，已征集到4425马克白银和1马克黄金，另有650000里弗尔硬币；1794年2月5日，蒙布里松全城挨户搜查，搜寻贵金属。
但这类措施并未得到国民公会认可，它的一项法令撤销了特派代表或其他当局在地方上为征调硬币或强制以硬币兑换指券而作出的一切决定，包括富歇的命令在内。它仅限于在1793年11月23日（雾月23日）4通过一项法令：凡被发现的藏匿或埋藏的贵金属、珠宝和钻石，一律没收。检举这些隐藏财宝的公民，当然会得到奖赏。前文提到的革命军分遣队所执行的那些没收，依据的正是这项法令。但国民公会不愿走得更远，尽管巴黎公社施加了压力。12月1日（霜月11日），它否决了康邦关于强制申报贵金属以便征调的建议；那也将意味着废止货币资格：贵金属将不再能兑换指券，只能用于向国家付款，尤其是购买国有财产和认购强制公债。一个月后，康邦再度发起攻势，主张一切可没收物品都必须申报（尚未没收的立即没收），但未能如愿。
尽管如此，金银事实上已被废止货币资格，而这要追溯到1793年4月的各项法令，它们禁止硬币与指券互相兑换，按平价者除外。金银只剩对外支付手段的用途，或充当窖藏的工具（不过窖藏原则上已被11月13日法令禁止！）。这一废止货币资格的明证，是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10月20日发布的一道命令，它命令各县区的收支员把金库中的金银解送国库。当然，这既没有制止窖藏——看来被发现的“藏宝”为数不多——也没有制止硬币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流通（尤其在阿尔萨斯），甚至没能制止非法买卖。1794年3月29日，内政部长的一名密探报告：“今天，在好几家咖啡馆和罗亚尔宫的人群中，据说有一些投机商拦住行人，问他们是否有金锭银锭要卖”；此事发生在通向圣马丁街的小巷里。不过，人们认为，从1793年9月起，违反禁止双重价格的法令的行为已很少见。
此外，地方上再度出现了强制兑换硬币的举措。1794年春，蒙彼利埃和尼姆两城想在热那亚购买谷物。为了支付货款，两市发起认捐，每个公民都被要求——以入户搜查相威胁——缴出硬币，换回指券。最值得一提的是阿尔萨斯的一桩怪事。1794年1月25日，驻下莱茵省的特派代表博多和拉科斯特下令以1000万硬币兑换同等数额的指券。2月，富斯杜瓦尔赴上莱茵省执行使命，发现指券贬值与生活物资危机都在加剧。在科尔马雅各宾派的建议下，他于2月24日（风月6日）颁布一道命令，强制以500万硬币按平价兑换指券。但他担心自己的决定可能违法，便暂停执行兑换。不久，他被召回；但两位新任代表亨茨和古戎深为指券在该省的贬值所震动，于热月1日（7月19日）决定将风月6日的命令付诸执行，又于热月4日把它推广到下莱茵省。他们还决定，凡违反按面值接受指券义务的人，一律按革命方式审判。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们虽然也被召回，省行政当局仍努力推行这项兑换，手段包括强制摊派（主要落在犹太人头上）、入户搜查和逮捕。然而，结果远不如预期；到1794年10月30日，只收进10万里弗尔硬币，这次行动在下莱茵省同样不见成效。此外，指券贬值还促使阿尔萨斯人窖藏低成色银合金币；有些人竟囤了多达70里弗尔。
除了上述仅具地方意义的插曲外，恐怖时期在贵金属领域并无重大创新。相反，外汇管制的建立以及针对银行的各项措施，却是山岳派独裁特有的新事物。
对银行家的铁拳
1793年8月3日，法布尔·德格朗蒂纳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报告，谈的是“英国对我们发动的金融战”，即以攻击指券的投机倒卖来推高物价。他揭露“资本家”的“罪恶买卖”：这些人为了脱手自己的指券，不惜亏损，“成群”买进伦敦汇票，甘当皮特的帮凶（皮特于8月7日被宣布为“人类之敌”）。他还抨击巴黎的银行家——其中多数是外国人——“丝毫不依恋法国”，以及参与投机倒卖的“犹太人蜂群”。这些并非全是妄想与狂言：前文已经看到，始于1791年的资本外逃仍在继续，甚至很可能在1793年初加快了。由此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报刊攻势，使银行家在无套裤汉眼中成了可疑之辈，并引出国民公会针对“资本家”的一系列决定。
前文已经提到，各交易所于1793年6月27日关闭，借口是阻止贵金属交易；实际上，交易仍在维维安街的咖啡馆里或附近的露天场所进行。随后，在一场关于对外国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辩论中，国民公会通过了库东提出的8月1—2日法令：凡把资金存“于”敌国银号或银行——尤其是伦敦的商馆或银行——的法国人，一律宣布为祖国的叛徒。8月24日，经过一场由“生意场上的山岳派”（如法布尔·德格朗蒂纳、沙博等人）发动的攻势，康邦促使国民公会颁令取缔一切股份不记名或“可随意转让”的公司，其中被点名的有贴现银行、各人寿保险公司和印度公司。康邦指控它们“破坏公共信用”，且易于助长投机倒卖。看来，这项措施的目标之一，是把储蓄引向即将开募的强制公债与自愿公债。
9月7日，一场围绕对敌国侨民应采取何种措施的辩论，演变为对银行家的攻击：银行家被指控投机做空货币。丹东要求救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打击那些资本家的办法，他们把资金转往英国，使自己成了反革命的银行家”。热尼西厄提议强制所有银行家把账簿送交各自的市政府；接着，图卢兹的朱利安提议对银行家的文书加贴封条；一项扣押法令仓促通过。7日至8日的夜间，以及8日全天，巴黎省总检察官下令查封外国人的文书，也查封首都所有银行家、证券经纪人和其他银钱经手人的文书，以查究违反8月1—2日法令的行为；其中许多人被捕。居伊·安东内蒂认为，这项“恐怖”措施出自两股力量的合流：一股是敌视上层金融界的“过激派”，另一股是某些看跌投机者，他们曾买进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票据（金额达3000万至4000万金里弗尔），却因近日纸里弗尔回升而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扣押势必造成支付全面停摆，这正是避免惨重损失的手段。至于这次合流是否如马迪厄所想，得到过金融家的收买，尚待考订。
无论如何，这次“恐怖”式外汇管制的尝试失败了。它激起了康邦和救国委员会的强烈反应：他们把军队和巴黎的供应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在他们看来，为此必须维持与外国的金融和汇兑关系。9月8日，救国委员会命令总检察官当天采取一切措施，使巴黎市场的支付不致中断。9日，国民公会听取了沙博的报告；此人正是“腐败分子”的典型。他宣称，极少有银行家不曾染指扼杀自由的阴谋，但其中有些人巴不得有个借口宣告破产，那会使许多诚实公民倾家荡产。国民公会未经辩论便撤销了7日的法令，下令立即启封，并释放在押者。雅各宾派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9月12日，康邦宣称，最近的搜查已使银行家心生“有益的恐怖”，不再投机倒卖。他还断言，共和国要到外国购货，汇票必不可少；但他提议强制汇票经“公职人员”之手让售，并禁止空白背书汇票（另课每月2%的税）；国民公会搁置了这一方案。
因此，经过这场“铁拳行动”（安东内蒂），银行家们受的惊吓大于实际伤害。诚然，直到1795年3月，外汇不再有官方挂牌。同样属实的是，上述事件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流亡国外。沃尔特·博伊德早在1792年9月23日就离开巴黎去了伦敦。他的合伙人克尔于1793年3月离去；他的表亲小沃尔特·博伊德留了下来。小博伊德于6月底被捕，被指控为反法同盟的密探，但不久获释；据科普说，是靠了一笔贿赂。
科普还记述，9月里，国民公会的三名代理人强迫小博伊德开出汇票——向伦敦支取25000英镑、向阿姆斯特丹支取500000弗罗林、向汉堡支取500000银行马克——用于支付谷物采购款。受票人（霍普与帕里什）拒绝承兑这些汇票，而博伊德成功逃走，取道巴塞尔，恰在10月9日那道下令逮捕所有英国臣民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的法令颁布之前。据说，他靠沙博帮忙弄到一张护照，代价是超过100000里弗尔。
另一些银行家也成功流亡国外，如爱德华·德·瓦尔基耶和格雷努斯。然而，后者在1793年夏天似乎已经变成了安分的无套裤汉。8月7日，他写道：“尽管瓦朗谢讷陷落，我们会自卫，如有必要，我们会再打一个战役（……）同盟列强会比我们先撑不住。”9月2日，他谴责里昂的叛乱：“想要抵抗革命，就是想要抵抗一股卷走一切的洪流。你们会看到，外国列强终将难逃一劫。”9月4日又写道：“法国只会在体面的条件下媾和。她正在准备，将有力量打一场新的战役。英国因商业停滞蒙受的损失大得多。”也许他料到自己的信会被人拆看！8月7日致一位表亲的几行字，也许更能道出他的真实心情：“这里骚动得厉害，事变接踵而至，快得让人连写信的片刻都找不到。既然每天都可能带来变故，预先拿定主意也是白费（……）我既无法预料事态的结局，只能凡事作最坏的打算。”事实上，9月6日，他在家中被软禁，办公室和文件被贴上封条；他很快获释，并趁机于9月中旬前往莱芒湖畔的一处庄园与家人团聚……
1793年9月28日，即将办完向伦敦的资金转移的蒙茨谈到“这样一个时刻：人们逃离这座城市和这里的生意，如同逃离一个鼠疫肆虐的地方”。但他没有走，于10月29日被捕，一直被关押到热月政变。巴泰勒米·勒库特勒－康特勒的遭遇与此相仿：他奇迹般逃过断头台，而他的堂兄洛朗死在狱中。同样锒铛入狱的——尽管有些人关押时间很短——还有阿贝马、比德曼、安德烈·科坦、艾蒂安·德莱塞尔、吉拉尔多和年迈的吉拉尔多·德·马里尼、马莱兄弟，以及三位热那亚银行家：布索尼、贾姆博内和梅洛。
更加不幸的是，另有几位银行家被判处死刑、送上断头台，罪名一般是把资金转给流亡者，也就是转给共和国的敌人。可举旺德尼韦尔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受了那位招祸的女客户杜巴利夫人的牵连）；马贡·德·拉巴吕；年迈的拉博德，他的儿子已经流亡；让－泰奥多尔·若日，科坦的女婿兼合伙人，后者同样已经流亡；路易·普拉。同样送命的还有几个小角色，如安托万·热内斯特——博伊德的出纳，博伊德的行号名义上已让与他——以及克尔的情妇和她的丈夫。尽管如此，巴黎银行家的多数熬过了恐怖统治，只是大多蛰伏不出，行事低调，守着字号等待好日子到来，并尽可能用手中的指券买进国有财产。
然而，也有一些人投身政商勾结的游戏，为革命政府效力。有几个当了军需承包商，但到头来都不太走运，比德曼和哈勒的例子便是明证。另一些人充当外汇和国外汇票的供应者——这是一门地下的非法买卖，因为往来行设在敌国——但对共和国不可或缺，操此业者理应得到庇护与优待。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是纳沙泰尔银行家让·弗雷德里克·佩雷戈，他后来出任法兰西银行董事。人们常称他为“救国委员会的银行家”：他无疑享有救国委员会的信任，并动用自己的国际与胡格诺派关系为它效劳，取得北欧票据，用以支付法国的进口货款。不过他也并非全无麻烦：1793年12月，当局对他签发了逮捕令，数日后才撤销，因为刚被处决的沙特莱公爵供称曾在他那里存了600万。后来，丹东被捕时，人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一封信，据信中所言，佩雷戈曾从英国政府领取资金，分发给雅各宾煽动分子；但他未受追究（诚然，他当时身在瑞士）。这位银行家其实也做了防备：他烧掉了自己的一些账簿，还对当时给他做伙计的拉菲特说：“我的财产已在国外妥善隐蔽”；他还在他的一位女歌手朋友家中，把两千枚金路易藏在了地板下面。
外汇管制
1793年岁末实行外汇管制时，佩雷戈将要扮演重要角色：那是一种“统制式”的管制，而非恐怖式的管制。原因在于：革命政府此前大宗采购食品和原料，尤其是在瑞士和美国，需要支付手段来结清货款。国库要求拨付3000万指券，供雪月（1793年12月21日—1794年1月19日）使用，并须兑换成外国货币；此后每月还需要同样的数额；而兑换可能有困难，并会造成汇价大幅下跌。财政委员会一名成员提议征调1亿国外票据，但救国委员会最终采纳的是无限额征调。
12月26日（雪月6日）的一项法令，命令一切在国外拥有资产的人立即宣誓申报他们的资产，并就国外欠他们的款项开出汇票；这些汇票须在两天内上交国库；国库将按平价以指券偿付。任何人未获批准并说明资金用途，不得购买国外票据，不得向国外开出汇票，也不得允许外国往来行向一家法国商行开出汇票。但当局承诺，欠外国人的真实债务——欠敌国人的除外——将得到清偿。
12月29日，救国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治安委员会以及生活物资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责成包括兰代和康邦在内的五名国民公会议员监督这次行动。康邦宣示了“政府毫不动摇的决心：要把汇价恢复到平价，并把所有因怯懦的恐惧或罪恶的盘算而被转移出祖国怀抱的资财从国外收回来”。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五名银行家和五名证券经纪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清查全部国外债权以及存放在国外的资金。1794年1月1日，该委员会着手编制一份名单，列入所有可能在国外拥有资产的商界人士。随后，委员会向这些人发出通函，要求他们两天之内报送一份自己在国外拥有的资金、票据与商品的准确清单5。还实行邮件检查，以扣留可能被违规寄往国外的票据。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兼灵魂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佩雷戈；1794年1月17日，他还与另外三人受命讯问在押的银行家，以理清他们的国外债权。
事实上，这场对国外债权与国外资产的征调，无异于水中挥剑：3月，生活物资委员会确认所得微乎其微。英国政府以1794年3月1日的一项议会法案，正式禁止一切身处英国的人为法国政府、或为1794年1月1日之后身在法国的任何人付款或转账，并不得代他们承兑、支付或背书任何汇票。联省共和国也采取了同样做法，弄到手的寥寥几张汇票被退回，未获兑付。
1794年1月3日，巴黎的一群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由佩雷戈召集，无疑是想消解当权者的敌意、避免最坏的结局——半情愿、半勉强地提出了一项“建议”，结果同样乏善可陈。他们提出以认购方式为共和国提供一笔5000万的国外信贷。佩雷戈还让人写明：任何参与者，非奉治安委员会的命令不得逮捕！尽管有人迟疑——某些山岳派议员惋惜共和国竟“落入这些没有祖国的人的手中”——救国委员会仍在2月28日批准了这一计划，因为有一些紧急款项亟待支付。银行家们交出的国外汇票，只要有理由推定外国债务人已经兑付，国库即以指券付款。奥伯坎普夫是参与者之一：2月20日，他与其他41名商界人士签署了总额5000万的连带票据。十名商界人士被派往国外执行这一计划，佩雷戈也在其中，他去了瑞士，并在那里一直待到热月政变。
此外，1794年2月9日，救国委员会已发布一道命令，为全共和国规定统一的汇价，“鉴于汇价波动有害于商业”。公民的汇兑款项将按这一基准结算，而这个基准完全不切实际：官方汇价竟是革命前图尔里弗尔的金属平价，可在1794年2月，纸里弗尔相对黄金已贬值60%……
1794年3月，继11日准许出口过剩商品或奢侈品的法令之后，政府着手把贸易管制同外汇管制结合起来。3月13日，为了“通过征调，迫使商业为公共利益调动其全部手段”，救国委员会命令波尔多商界在三个月内提供2000万国外汇票，同时准许他们出口同等金额的商品（糖、咖啡、烧酒、“工艺与工业制品”）；批发商须将汇票上交本省总出纳，并按2月9日命令规定的汇价获付。南特以同样方式被摊派1000万，马赛1500万，塞特和蒙彼利埃则为三十船葡萄酒和两千桶烧酒的金额。
从这种种应急办法可以推断，1794年初的共和国极度缺乏外汇和黄金。而上述行动全都失败了。1794年6月21日，“商人委员会”承认，经过三个月“毫无成果的尝试”——这些尝试因走漏风声被敌人预先得悉而遭到挫败——只在汉堡筹得750000银行马克。9月24日，派驻国外的代理被召回；11月15日，人们确认，八个月中这些代理仅筹得613000里弗尔（金属价值）。不久之后，1794年1月成立的银行家与证券经纪人团体被解散。
就这样，革命政府为自己配备了一整套反通胀的武器：贵金属近乎被废止货币资格，强制公债与自愿公债，管制物价、对外贸易和外汇，征调权，而这一切都以武装力量和最高可至死刑的刑罚威胁为后盾。这些措施中有许多是老办法，是在既激进又复古的少数派的压力下推出的；另一些则被拉布鲁斯视为先声。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效力都取决于货币总量的变化和它的流通速度。与雅各宾派史家的说法相反，如果纸币流通量继续快速增加，山岳派的统制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现在应当回头来谈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