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统治的失败

革命政府的税制

严格说来，恐怖统治期间已不再有预算；各项拨款全凭救国委员会裁量拨给各部与各委员会。最终，1794年5月10日（共和二年花月21日）的法令把一种长期存在而不可预估的赤字定为正式制度：它规定，国民公会每月核定国库为弥补收支差额所应拨付的指券数额。事实上，在1793年和1794年，税收只占国家财源的一小部分。

拉梅尔后来写道：“众所周知，国民公会几乎放弃了〔税收〕进项，或出于施政原则，或因其不敷所需。”革命政府确实忽视了税制问题：它大概意识到，收入的改善只能靠长期的努力，而它面对的期限近在眼前，需求又刻不容缓。还可以认为，新税若要有所收获，本须建立在宽广的税基之上，因此本会触怒政府着意安抚的小民百姓；加重土地税也会加深乡村的敌意。

总之，撇开强制公债不论——它实际上是对“富人”课征的一种税——恐怖统治没有任何税制创新。1794年6月5日，国民公会开征特别战争捐，税额相当于强制公债的十分之一，但所得甚微。此外，1793年8月3日，它维持了此前有关土地税的规定；动产税税额于11月减低；营业执照税则早在1793年3月就已废除。

据哈里斯估计，1793年的税收总额为3.36亿里弗尔，较1792年有所下降：名义价值下降8%，稳定价值下降35%。税收仅占共和国财源总额的9.5%，而1792年为25%。出人意料的是，1794年局势略有好转，税收的稳定价值增加了10%。更确切地说，税收的名义月额在1793年初大幅下跌，随后回升，1794年初尤为明显。相反，由于指券行市的波动，“稳定”税收自1793年1月至8月一路崩溃，随后明显回升，直至1794年2月，此后——也就是在热月之前——开始了无可挽回的滑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就税收的征纳而言，一个强势政府的行动确有一定成效；不过，公历岁末税收的增加在1791年和1792年也曾出现，似乎是一种季节性现象。何况，税收占财源总额的最高比例（于1794年初达到）也仅略高于20%（而1792年末在35%以上）。

因此可以说，假如没有准税收——即强制公债与革命税——本无所谓“税收恐怖”。革命税由地方当局——各省、各市镇、巴黎各区——以及特派代表，在法国各地向“富人”征收，名目五花八门，视各地需要的缓急而定。这些税款用于武装和装备志愿兵，救济军属或贫民。无套裤汉认为，唯有富人才应承担国家赋税的重负；此外，他们还受一种“均产精神”（索布尔）的驱使，这种精神追求的是拉平生存条件。因此，这种税制带有阶级性质，且愈演愈烈。诚然，至少有203个县区（共546个）未曾遭受这些苛派，在若干案例中，所得也微不足道。在卢瓦尔省，雅沃格于1793年12月设立了一种富人税；该税原定课及80人，可征收16495000里弗尔；1794年1月2日，税额被调整为区区940000里弗尔；至1月13日，已缴纳453000里弗尔。另一种税旨在剥夺“富人与大业主”超过100000里弗尔的那部分财产，却始终只在阿尔姆维尔镇征收过。然而，在斯特拉斯堡，圣鞠斯特与勒巴于1793年10月31日设立了一笔不予偿还的强制公债，数额900万里弗尔，限24小时内缴清；214人被摊派，其中既有家境寻常者，也有39名犹太人；后者遭受了无可置疑的歧视。实收数额不详：200万或500万里弗尔。圣鞠斯特与勒巴还征调了衣物；11月15日，他们命人“脱去贵族的鞋”，当场为部队筹措了10000双鞋。在波尔多，约五十名批发商因“商贾主义”被处以罚金，合计550万里弗尔。贝康估计，波尔多批发商界缴纳的各色罚金共计3000万里弗尔。在图卢兹，一笔强制公债，由特派代表下令开征，征得130万里弗尔。然而，戈德肖估计，这些革命税的实际总所得不超过3000万至3500万里弗尔，可谓微不足道。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成了大量舞弊的温床。康邦后来谈到“一大群骗子堵塞了所有的公共行政机关”；他们伪装成无套裤汉，犯下了千百桩苛派勒索的罪行，并“利用革命税增殖了自己的家财”，以致“国库几乎分文未进”。

这些“税”妨碍了国家税收的征收。1793年12月4日，国民公会决定，此后征收任何税捐、设立自愿或强制公债，均须以法令为依据。特派代表非经国民公会批准，不得征收革命税，在敌国或叛乱地区除外。随后，1794年4月19日的一道命令规定，一切革命税暂缓征收。但这并未阻止无套裤汉组织“自愿”募捐，“富人”不敢不捐，以免被疑为缺乏公民精神。

突如其来、轻重不均、任意专断的征派，无疑是恐怖统治的组成部分——拒不就范者将被监禁，乃至受到更重的惩处——但正如艾伦·福里斯特所写，这些向富人榨取的苛派并不能替代一种稳定可靠的收入。何况，所得当场便用于日常的消费开支——军用或民用——反而加剧了通胀的压力。

总而言之，马莱·迪庞在1794年2月1日写道，共和国的税收不过是它的开支“汪洋中的几滴水”，此言并不夸张；他还确切地指出，这些税的缴纳者是“有产者；严格意义上的民众分文未〔缴〕”。

至于国有财产的出售——被定罪者与被流放教士的财产并入，规模愈益庞大——1793年初，如前文所述，它既受累于共和国遭遇的危局，也受累于市场的壅塞。随后，在恐怖统治时期，出售本应受到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政权的巩固，二是许多私人手中被迫持有的流动资金；事实上，限价令、配给制、打击囤积居奇与窖藏的各项措施、食品与制成品同样短缺的状况，都造就了一股过剩而闲置的购买力。此外，国民公会通过了数项法律，规定国有财产分成小块出售，使财力单薄者也买得起。然而，在恐怖统治最酷烈之时，出售明显下滑，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敌视“富人”的时期，以这类购买暴露自己握有积蓄，并不明智。不过，1793年的十一个月间，图卢兹人完成了国有财产购买总额的13%（1792年为11%），共和二年的九个月间完成了12%，这或许是因为当地的小资产阶级支持山岳派政权。此外，饶勒斯本人也曾提出，限价令可能压低了土地的价格。从1791年7月1日到1793年9月1日，国有财产的出售仅进账1.3亿里弗尔；这就动摇了贝洛斯特的见解；他认为，在1792年、1793年及共和二年，为战争提供经费的是这些出售——土地卖给了曾向军队出让粮食与草料的耕作者——而非通胀税。

在这种情况下，1793年注销并焚毁的指券，名义价值较1792年仅略有增加（23%），稳定价值还略有下降。相反，1794年初焚毁（指券）大幅增加；到5月，注销指券的累计总额超过20亿里弗尔，八个月内翻了一倍以上。其中，11.53亿里弗尔来自国有财产出售后的回笼，8.79亿里弗尔来自兑换，尤其是被1793年7月31日法令废止货币资格的带王像指券。然而，这些回笼与新的发行相比，仍不成比例。

支出

再来看支出。马里翁一类的作者谴责恐怖统治期间公帑遭到挥霍。各部——以及后来取代各部的各委员会——花钱不加算计，陆军部尤甚，该部各科室里净是骗子。军需供应商的舞弊数不胜数；1793年7月将若干部门收归官办，也只是局部的补救。另一方面，国民公会在1793年4月9日把各公共金库的资金交由特派代表全权支配，并预先核准他们的非常开支。

马里翁还痛斥具有“社会”性质的民政开支的增加，尤其是用于采购生活物资以及补贴巴黎和其他城市面包销售的开支：据称1793年3月至1794年5月间，首都为此花去了3600万；作为相对安定的代价，这并不算贵！此外还有1793年9月9日起发给出席本区大会的贫苦公民的每日40苏津贴（不过此举意在把这类集会压缩为每周两次），以及发给监视委员会委员的60苏。

相反，马莱·迪庞早在1794年2月就已指出，“日常经常开支〔用我们的话说，即民政开支〕（……）的总额已经减少，而且日益缩减”；人们还可补充一句，尤其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他举出公债还本付息的缩减、教士年金与俸禄的停发。他还补充说：“其他许多项目，诸如慈善救济、公共机构、道路养护，等等，等等，也同样被取消或大大削减。”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恐怖统治期间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开支，因为军队兵力不断增长：从1793年2月1日的23万人增至7月的50多万人，并在1794年夏达到75万人的峰值（人们常给出的一百万或更多的数字，只是理论编制数）。据康邦的一份报告估计，1793年头八个月的军费为14亿，而总支出为23亿。贝洛斯特称军费占国家实际支出的60%—70%。

至于1793年的总支出，据哈里斯的数据，为35.32亿，即比1792年增加143%；诚然，按稳定币值计算，增幅只有66%，但这依然可观，并显示出战争努力的强度：仍按稳定币值计算，1793年的支出是1790年的2.7倍。1794年，名义支出减少了10%（按月计算，下降自4月起便明显可感），按稳定币值计算的支出则回落了29%。最近，博尔多和怀特给出的总支出（名义）数字为：1792年13.63亿，1793年头九个月26.67亿，共和二年47.16亿。

在这种情况下，1793年和1794年的“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税收与国家支出之间的差额从1792年的10.84亿上升到1793年的31.96亿，也就是说几乎增至三倍（指数295！）；按稳定币值计算，赤字恰好翻了一番¹。奇怪的是，1794年名义赤字降至26.88亿。诚然，还应计入税收以外的国家收入，尤其是未售出的国有财产的收入、出售的实际进款、各教堂的珍宝以及借款；但无论如何，发行指券的需求都是巨大的。

指券的发行

对指券发行与流通的研究，因救国委员会1793年8月14日的一道命令而更加困难：该命令把有关货币制造的一切措施从国民公会收归己有，以避开公众的耳目。此外，有两笔发行——分别为12亿和7亿，于5月7日和6月6日决定——尚存疑问：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是相加还是相互重叠。带王像指券被废止货币资格以及由此引起的兑换，又造成另一些困难。而康邦在1794年3月1日还谈到指券焚毁数额上的一笔“重大误差”，达8亿。因此，以下数字是带着若干保留提出的，但在笔者看来相当可靠（括号内的数字为约数）。

单位：百万里弗尔。

注：奥班给出的1794年数字较低；见附录表C。

可见，指券的流通量增长迅速。此外，1793年一年下令创设的指券总额达36.88亿，因此超过了此前三年的累计总额。其中一部分用于兑换，但流通量在这一年里仍翻了一倍多，月增长率为6.9%（按奥班的数列为6.3%）。另一方面，1793年是指券时期中唯一的货币总量金属价值上升（15%）的年份，这意味着就全年而言，发行的增长快于贬值。诚然，贬值呈U形曲线，指券上半年大幅下跌，年末回升，这会使比较失真；但按附录所载的物价指数计算，指券的商品价值据称同样上升，而且更为明显。哈里斯早已指出，1794年上半年，“按稳定价值”计算的流通量超过了革命前的流通量；他把这一点解释为限价令见效的证据：限价令迫使私人窖藏指券，并使实际花出的指券获得了更高的价值。

另一方面，货币总量的增长在1793年头几个月尤其迅速；必须承认，在严格意义上的恐怖统治期间，增速放缓了：按奥班的数列，1792年12月至1793年6月为每月7.6%，1793年6月至12月为5%，1793年12月至1794年7月仅为3.7%。前文已经指出，1794年初，因兑换而注销的指券量大增——这是1793年7月决定的废止货币资格迟来的结果——此外还有1794年春国家支出的减少，这属正常，因为各军的装备当时已经完成。尽管增速放缓，在山岳派专政期间（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纸币流通量仍增加了80%，月增长率为4.4%。尽管采取了种种强制措施，货币总量如此膨胀，不可能不拖累指券；指券在短暂回升之后，早在罗伯斯庇尔垮台之前就已重新跌落。

指券的波动

前文已述，1793年的头几个月里，指券大幅下跌。在汇兑方面，最低点出现在1793年7月19—20日，当时对汉堡的汇率跌至平价的20%以下。

但形势突然逆转，汇率回升的速度几乎与此前下跌时一样快。一个月内，国外票据跌去了一半价值。土伦陷落的消息遏止了这一动向，但回升很快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793年底。从1793年7月26日至12月27日，阿姆斯特丹对巴黎的汇率总计从11升至31。

相对于黄金，据国库的数据，回升幅度较小，但仍十分显著。1793年8月，指券跌至平价的22%；11月为33，12月攀升至48（上涨118%），几乎回到年初的行市（1793年1月为51），而这还是在国库频频购入黄金的情况下。至于巴约勒的黄金价格指数，在1793年最后四个月里从340骤降至200（1790年＝100）。

指券的这番回升引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对山岳派经济政策的评价相关。

有些人把它归因于当权者为打击通货膨胀与投机所采取的有力措施：限价令、革命税、事实上废止贵金属的货币资格（此举导致贵金属贬值，纸币因不再有竞争对手而升值）、外汇管制、镇压投机、以可怕的惩罚相威胁、断绝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早在1793年9月12日，康邦就已声称，新近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废止“带王像”指券的货币资格、创立国债总账、取缔贴现银行、对银行家的“铁拳”——都促使汇率回升。勒费弗尔则写道，限价使指券在1793年12月回升到面值的50%。

几封银行家的书信支持投机中止一说。1793年8月底，格雷努斯致信小博伊德：“生意很少；人人都在清仓变现。”11月2日，希思公司从热那亚写信道：“为法国操心汇兑毫无用处，那里的汇率一周一变，变幅大得离谱。”12月7日，他们又补充说：“市面平静至极。任何价格都没人肯要对法国的汇票，不知一旦票据退回将何以自处。”早几天，11月26日，波尔多一家商号写道：“此地与贵处〔巴黎〕一样，投机倒卖终于被摧毁了（……）银钱重现。”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投机性过度下跌出现了回调——1792年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形——尤其在回升之初；但回升也可能曾受到出口的影响，特别是在对中立国船只实施禁运之前完成的波尔多葡萄酒出口。不过，这一技术性因素是否持续作用了好几个月，令人怀疑。再者，到1793年底，已没有资本可供转移避难，资本外逃随之停止。

另一种解释更看重革命军队的胜利与共和国的巩固，认为正是它们恢复了人们对指券的信心。一些明达的同时代人持此说，例如马莱·迪庞，他在此前已引述过的1794年2月1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六个月来，纸币数量的多寡似乎并未明显影响汇率行情，也未明显影响金银价格。这些变动应归因于别的原因；国外的局势、内战的风险、银行家的操纵、政府对外采购与劳务付款余额的大小，起着更突出的作用（……）收复土伦、在阿尔萨斯得手以及旺代败北之后，指券的价值在王国境内又上升了一阵。”

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无可争议——1792年和1793年初笔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它很难解释回升的开端，因为回升开始之际，正是危险对共和国——从而也是对它的货币——最为严峻的时刻。此外，笔者将会看到，1794年初指券再度下跌，而当时共和国的军队正节节胜利。

笔者认为，曾有若干有利于货币保持稳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们的作用在不同时段先后接力。此外，笔者还须追问指券这次“升值”的真实含义与实际分量。

事实上，各省贬值换算表显示，1794年3月，指券自1793年8月以来仅升值7%；而据国库的换算表，它对黄金已回升63%。国库的换算表诚然受汇兑变动的影响，而汇兑变动与指券按商品计的价值——也就是对普通公民有意义的那种价值——关系不大。另一方面，黄金价格也可能因革命政府的措施与宣传而被人为压低。此外，各省换算表同样不是衡量货币贬值的完全合用的工具；它们对所纳入的价格序列不加权，而且其中某些序列涉及的很可能是未列入限价的商品。

但关键的事实是：在1793年底至1794年初盛行的那套高度统制的管制体系下，“一般物价水平”这一概念已没有多少意义，指券价值上升或下跌的说法同样如此：指券已不再是一种统一的货币单位；特别是，它在政府手里与在私人手里，价值并不相同。在这一体系下，由政府决定为购买限价商品——也就是生活必需品——支出多少指券、按什么价值支出。政府还利用配给与短缺，迫使民众把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指券形式留存；因此，流通中数量可观的指券没有“出路”。

在限价令确实生效、物价较1793年夏的水平有所回落的范围内，用于购买限价商品的指券，价值便确实上升了。共和国为购买谷物、草料以及陆海军所需物品而支出的全部指券，尤其是这种情形。前文已述，认真施行价格管制的正是这几类产品，而且国家还通过以武力为后盾的征调取得它们；须知，物资采购大致占战争开支的三分之二，仅谷物与草料的采购就占三分之一。政府“把商品本身和限价的好处一并留给了自己”。它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哈里斯）获得这些必需商品，价格仅相当于1790年价格的133%，而在自由市场上，它本须支付200%或300%。换言之，国家手中的指券只贬值了25%，而且自1793年夏以来明显回升。私人按符合限价的价格购买商品所用的指券——尤其是购买用征调谷物制成的面包所用的指券——情形也是一样；因此，平民消费者看到自己的一部分指券升值了。

相反，对那些价格放开的商品以及一切在黑市出售的商品，指券没有回升，甚至还在继续贬值；前文已述，这两类商品的价格都继续上涨。因此，限价令导致生产者惜售、催生平行市场，从而反过来损害了私人消费者；雅各宾派则自我宽解说，战争反正要求压缩消费。

至于那一大批派不上用场的指券——由于配给、商品稀少、购买国有财产的减少——不管情愿与否都被窖藏起来，那就不能认为它们的价值上升了。而且，普通公民的一部分收入被强制窖藏，变得无法动用、几乎一文不值，总购买力也因此缩减。限价令意在实现的购买力增长，对国家是真实的，对消费者却是虚幻的；实际上，这里发生的是一次收入的转移：以私人为代价，让国家——也就是军队——以及吃补贴面包的无套裤汉受益。

在提出“说实在的，谁能断言这一时期平均指券的价值上升了呢？”（1793年9月—1794年7月）这个问题之后，哈里斯十分中肯地得出结论：“既然公众可支配的全部指券中很大一部分被窖藏起来，那么，说平均指券的价值下降了，大概更接近实情（……）这一时期指券价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的上升。”

统制体制给国家带来的好处，马莱·迪庞在当时就看得很清楚，见前文已引的1794年2月1日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极富洞察力，只是对限价令的成效过于乐观。这位日内瓦人指出，由于有了限价令，指券的贬值只有在购买外国商品时才让革命政府蒙受损失，政府由此实现了一笔“巨额节省”；它已做到迫使公民按与纸币“市面行市”无关的价格把商品卖给自己。因此，尽管开支庞大，增发指券的必要性却降低了；这位日内瓦人甚至断言，这些新发行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财源”，并说救国委员会正力图“抬高纸币”并收缩纸币流通。

实际上，为限价令（按它实际运作的方式，与无套裤汉或忿激派所期望的大相径庭）辩护的最有力论据，就是国家为军队、其次为平民的面包而巨额采购时实现的那笔节省。倘若没有这笔靠人为压低物价和征调而实现的节省，革命政府就得多支出很多，从而发行远多于实际的指券。那样的话，笔者将在1795年看到的那种自我加速的通胀螺旋，本会早得多就出现；而统制让政府获得了所需的购买力，又不必无节制地发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限价令支撑了指券的价值。

反过来也要记住，限价令造成了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下降，这一后果的全部严重性要到1794年收获之后才会显现：简言之，它为日后的饥荒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统制压缩了货币的使用领域，而纸币的流通量却继续增长（哪怕慢于1793年）。这是一种爆炸性的局面，代价要由“大”委员会的继任者来偿付²。

最终的失败

事实上，无论指券的这轮回升该如何评说，它都未能持久，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有些作者断言，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友人的强硬政策眼看就要稳定货币、制止通胀，而热月政变断送了这些努力，随后便是持续而迅速的贬值。

实际上，指券在1793年12月达到的对黄金48%的价位只是一个孤立的峰值；从1月起它便跌到40，此后总的说来跌得相当快，因为到1794年6月只剩30，较12月下落37.5%（诚然，7月因征服比利时——人们对此期望很高，尤其是谷物——回升到34）。此时它比一年前还低，此前只有1793年8月至10月出现过更低的水平。尽管“大”救国委员会在国内与对外战场上节节胜利，情形依然如此。

至于巴塞尔的巴黎纸券行市——当时衡量汇率的唯一尺度——1794年1月初在50以上；到5月中旬逐级跌至30；此后维持在这一水平或略高。热月12日（7月30日）为33，即七个月内下跌34%。其他指标，尤其是各省贬值换算表，都证实了这一跌势：据奥班的数据，指券在各省的平均价值从1793年8月的40.7回升到12月的55.1（+35%），但1794年7月只有41.5（-25%）。而根据他的数据算出的一般物价水平指数，从1793年12月的181升到1794年7月的241（+33%）。物价的上行压力无可置疑。拉布鲁斯本人也写道：“这一体制的失败（……）日益明显。1794年上半年，指券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

这一次，货币数量论完全适用：流通中的指券总量三倍于1789年的硬币流通量，而商品与劳务的供给却更少，于是指券按黄金计只值面值的三分之一。流通中已再无金属货币可供驱逐，发行仍在扩大，这便导致指券下落，尽管共和国日趋巩固。人们至多只能主张，倘若没有山岳派统制经济的约束，跌幅本会更大；也有人把责任归于埃贝尔派倒台后统制的松弛。反过来说，官方物价水平相对1790年至多只有150，要守住这样的水平，将是极其困难的。

最后要强调，各省之间的贬值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即使相邻各省之间也是如此。哈里斯已详细研究过这一问题，此处只指出：这些差异恰在1793年底达到最大幅度，当时指券的各省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36%。指券的价值在西部各省保持得最好，尽管那里有“狂热”的影响和反革命运动。相反，在边境各省，尤其是东部各省，指券贬值严重，那里仍有一定数量的硬币流通，与指券竞争，而指券往往不能按平价通用，劣币也就无从驱逐良币。出于种种原因——包括“狂热”，邻近巴塞尔和当时仍独立的米卢斯共和国，那里从不缺任何东西，因为以硬币计价的食品从整个地区源源而来……——纸券在阿尔萨斯的贬值格外严重，前文已经说过。法国南方，尤其是东南部，在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处境不利，食品价格高昂，因而指券的购买力也比别处更低。但在革命的首都与心脏巴黎，指券跌得比外省更多，这大概是因为那里信息流转更快，组织良好的市场对贬值前景反应迅速。1793年底指券的回升，在此前贬值最重的各省最为明显，其他地方则不那么显著；因此，1793年夏达到顶点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到1794年又重新扩大。

恐怖的颂歌？

本章最后要追问政治与经济、恐怖统治与指券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两派原本针锋相对的史家与经济学家——自由派（如马里翁，近来还有弗洛兰·阿夫塔利翁）与雅各宾派——的看法有某种汇合，不过仍有一个重大分歧：雅各宾派认为恐怖统治既必要又可欲，自由派则只把它看作难以避免。

在自由派看来，恐怖统治是纸币过量发行的结果：过量发行打乱了市场，使经济机制失灵，造成短缺与物价上涨，侵蚀了城市平民的购买力。困窘激化了情绪，让一批新的领头人得以动员无套裤汉，要求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干预措施，结果局势反而更糟；得以把公愤的矛头不再对准贵族，而是对准“自私的富人”、囤积者、“商人贵族”；最后还得以要求实行恐怖政策（唯有它才能使不断加码的统制经济得到遵行），仿佛堕入一种地狱循环。

因此，通胀要为革命的激进化负责，归根结底也要为恐怖统治负责，恐怖直接源于指券的创设。“发行体系”的内在动力使强力与暴力在经济关系中的运用不可避免；何况雅各宾派一心要建立美德共和国，而1793年的法国又身处极大的危险。无论如何，山岳派1793年秋采纳的经济纲领本身就逼得它非采取恐怖手段不可：限价令、强制公债和征调疏远了农民与资产者，于是必须对他们施以恫吓；另一方面，无套裤汉也索要人头，作为他们支持救国委员会独裁的酬价。

至于雅各宾派史家，他们提出两条预设：统制经济为拯救共和国所必需；恐怖统治为实施这种统制所必需。在乔治·勒费弗尔看来，“当代经验已经证明，大规模战争只有依靠经济的社会化才能支撑，这种社会化把全部资源交由军队支配。革命的法国破天荒第一次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它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先见之明”。他还主张，“个人主动性”本绝不可能提供所需的军备生产，而且“由于供应商会索要高价，到1793年底，通胀就会把指券贬到零”；“倘若没有限价令与征调，局面本会更糟，1795年的情形足以为证”。

从第一条预设很容易过渡到第二条。在马迪厄看来，“总限价令带来了恐怖的组织化”；为了实施限价，必须建立中央权力的独裁，取消一切自由，管制生产与贸易，“把监狱塞满嫌疑犯，让断头台常设不撤。政治恐怖与经济恐怖合而为一，齐步并进”。在勒费弗尔看来，“倘若没有恐怖——它迫使最冷漠的人也不得不出一把力——〔救国〕委员会绝不可能既遏制投机风气，又战胜消极抵抗”。雅各布与索布尔对恐怖的颂扬走得更远：恐怖“使（……）战争努力与民族救亡所必需的统制经济得以强制推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胜利的一个因素”。

这些为暴力所作的辩解近乎为反人类罪张目，本书不打算从哲学上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从本书关注的角度——即反通胀的斗争——来看，恐怖统治是否有效。

在这一点上应当指出，经济恐怖算不上血腥：因违犯经济立法而被处决的人数，就绝对值而言很少，相对于受害者总数更是寥寥无几。

戴维·格里尔在关于恐怖统治的经典统计中，录得223人以“经济罪”被判死刑并处决，占他所统计的14497次处决的1.54%；其中147次处决发生在巴黎，占巴黎2639次斩首的5.57%。按罪行性质分列如下：

“贪腐”罪是受罚最多的罪名，犯下此罪的是“不诚实的供应商”，即把劣质货物卖给国家的商人或工匠，但也包括贪污渎职的官员。“伪造货币”罪涵盖假指券的制造与散布，而且并非山岳派时期所特有；诚然，还应把被普通刑事法庭定罪的伪造者计算在内；前文已提到布沙里，他给出的处决总数为304人，其中41名妇女，但外省部分有严重缺漏。可见，真正归恐怖统治经济立法管辖的罪名只有囤积与指券倒卖两项，被判罪者相对而言寥寥无几，仅占总数的0.42%。前文已经指出，1793年7月26日反囤积法恰恰由于它的严苛而几乎无法施行。

遭到起诉的商人为数不少，但法庭不愿定罪，因为死刑是唯一的刑罚。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22日暂停适用这一死刑条款，而在1794年4月1—2日法令表决通过之前，对囤积行为一直没有任何法定刑罚。在巴黎，共有43起囤积案受审：30起无罪开释，5起判处苦役，8起判处死刑；卡尔韦总结道，1793年7月26日的法律“也许播下了恐怖，却没有歼灭囤积者”；可以说，大山临盆，生下的却是一只老鼠。因指券倒卖而被定罪的人中，有的曾溢价购买贵金属，也有的曾拒绝按平价接受指券，而且拒绝时大多伴有蔑视纸币的言论，这些言论被解释为“反革命”活动。

没有人因违反限价令而被处决，这不足为奇：没有任何法律把它定为死罪；不过，此类违法行为的起诉与定罪也相对较少，比因粮食供应问题发表煽动性言论——因“说限价令的坏话”——而受罚的还要少。

处决人数如此之少，本身就给人一种印象：这些处决仿佛随意落下、以儆效尤，落在只犯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头上。例如，路易·布里耶因用指券包裹一磅黄油而在巴黎被处决；安托万·布拉瑟是阿拉斯的一名补鞋匠，因交付的两双鞋鞋底里塞的是旧皮而被送上断头台。1794年4月，蒙彼利埃爆出“烙饼案”：那是一个面包师偷偷制作的一种耐存放的饼；十二人被控囤积，罪名是企图“让人怀念旧制度”，其中四人被判死刑。

事实上，恐怖统治对成群违反限价令、投机商品或藏匿商品的小店主、商贩和农民相当宽大。在图卢兹地区，因违反限价令而被捕的情况极为罕见，图卢兹没有一人因经济罪被处决。在蒙托邦，几名违反限价令者被捕、受审，并被判处两三个月监禁。在维埃纳省，刑事法庭审判了二十名经济罪被告；其中一半获免诉或无罪开释；仅五人被判重罪刑罚。

“经济恐怖是一种威胁，而非现实”，格里尔写道，他把它与政治镇压的极端严厉相对照。根据处决数字，他还否认恐怖统治是一场阶级战争，也否认它曾被用来贯彻经济立法。“恐怖的威胁对囤积或非法倒卖指券或许起过某种作用；但如此难得兑现的威胁，很快就会全然失效。”

诚然，对政治罪行的严厉镇压，在打击到经济界头面人物的范围内，可能带有经济的面貌。被送上断头台的巴黎银行家，几乎总是以政治理由被判刑，其中多数要么是旧制度的金融家，要么是因政治活动而被牵连进“外国阴谋”的外国人。尤其是“反联邦派”镇压，人们常说它使马赛和吉伦特（波尔多）的大批发商大伤元气。事实上，夏尔·卡里埃否定了马赛批发商在恐怖统治期间遭到特别追猎的说法。诚然，有41人被处决（占这个社会职业群体的5%），其中几人非常富有，但财富本身并不是特别针对的目标。拿破仑后来说，老于格的罪行就是拥有1800万。但卡里埃把他的资产核减为不足400万。在波尔多，1793年11月29日，200名批发商一举被捕，移送军事委员会。其中十二人因“商贾主义”被判处死刑，另有十四人因败坏指券信用而被判处死刑。茹尔尼就是如此，他在信中把指券比作“爆竹”，劝人不要让它们在皮夹里搁老了。这种“讥讽腔调”被认定为他是革命死敌的证据；然而，比泰尔认为，被判刑的“与其说是批发商，不如说是贵族”。波尔多的其他批发商被课以重罚，最重的罚款落在两家犹太人商行头上。在里昂，城市收复后被处决的人当中，商人和批发商占14%。

有人曾提出疑问：把若干巨富判处死刑，是否仅仅是为了以没收来充实共和国的金库。当时有句据说出自巴雷尔的话——“在革命广场上铸钱”——是否属实？马里翁举了几个看似确凿的案例，但为数极少（如果把前包税人排除在外的话）；他们的情形特殊，因为他们是被一体定罪的。被处决的银行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然而，凡稍有名气的巴黎银行家，无一能躲过搜查、讯问和或长或短的拘押；至少有三次，各委员会一举逮捕了好几名银行家；仅仅身为这一行业的人，就会招来好无套裤汉的猜疑。还应指出，卡里耶在南特、勒邦在阿拉斯，都首先让人审判并判处最富有的嫌疑人，但这种做法似乎是这两个“嗜血者”所特有的。

由此看来，“经济恐怖”的说法恐难成立，因为对经济罪行的镇压造成的受害者极少。但据称，极刑的威胁仍有可能产生强大的威慑效果。日内瓦流亡者弗朗西斯·迪韦尔努瓦表达的正是此意，他写道：在热月9日之前，“每一张发行的指券，不啻一张向革命法庭开出、由断头台兑付的汇票”，而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废除了限价法，并使支撑它的断头台废弛”，对指券而言，这“标志着末日的开端”。

作为这一论点的佐证，可以举出阿尔萨斯的例子，于布雷希特对此作过深入研究；这位作者对恐怖统治绝无好感，但他认为，在1793—1794年冬季，斯特拉斯堡和科尔马的革命法庭严厉、乃至无情而专断地镇压经济罪行，尤其是指券倒卖与双重价格行为，成功使纸币获得了与内地相仿的流通。相反，1794年3月这些革命法庭一被撤销，限价令便不再有人遵守，指券再度贬值。热月4日（1794年7月22日），特派代表们写道：“指券信用扫地至此：好些地方人们根本不要它，另一些地方它贬值到一百里弗尔只值十五里弗尔硬币（……）那里公然按双重价格售货。”上莱茵的雅各宾派茫然无措，执意要求两种补救办法：驱逐或监禁犹太人，禁止硬币。6月12日，刑事法庭公诉人发出呼吁：“尤其要看住犹太人，他们集一切奸恶之大成”；30日，科尔马的雅各宾派表决通过一份致国民公会的陈情书，把犹太人斥为“政治瘟疫”、“吸血鬼”、“藏污纳垢之所”。

勒费弗尔虽然指出卢瓦雷省的镇压是“温和”的、定罪甚少，但仍断言，革命司法在政治案件中频频制造的可怕儆戒实例造成了一种模糊的恐惧，终究遏制了价格的上涨。恐怖统治是控制物价的一种不完美但并非无效的手段。

事实上，雅各宾派史家也常常承认经济恐怖无效，但理由是它推行得不够彻底。他们惋惜各行政机关没有动用那套特别程序——凭借它，顽抗者本可被宣布为嫌疑犯并送交革命法庭——而只限于把他们关押几天。诚然，恐怖统治有助于征调的执行，但恐惧从未强烈到能粉碎一切抵抗的地步。而在违反限价令的问题上，定罪的数量与非法交易的数量相比，始终微不足道。但笔者宁愿赞同科布：如前所述，在他看来，最血腥的镇压也不可能解决生活物资危机。

归根结底，人们也许会问：是否存在某种共识，认为经济恐怖只在极为有限的领域内奏效。不会有多少史家反对菲雷的这段话：“尽管有恐怖统治，尽管有对‘囤积者’的追猎，国家通过征调与管制来统制国民经济的举措，几乎处处都撞上民众各阶层舞弊的普遍化。”

越过这一失败的结论，笔者同样赞同菲雷写下的话：“尽管如此，限价令与统制经济这段插曲留下了一段伟大的记忆”，即“它所承载的意图：保护小人物和穷人，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打击富人。既然如此，它催生出一套大体上无效、靡费而暴虐的行政机器，也就无足轻重了（……）限价令插曲为对罗伯斯庇尔主义作社会主义的解释开辟了道路”。

诚然，共和二年的统制经济带有“偶然与例外的印记”，它是“时势的产物”，山岳派只是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才勉强而迟缓地采纳了它，而且完全没有按后者所梦想的方式来施行。它只有为国家、更确切地说为各支军队的利益，才作为国防的临时权宜之计有规律地运转。它只是暂时缓和了雅各宾专政与民众运动之间的深刻冲突。然而，人们从中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一堆临时权宜之计：它是一种全新的体制，借它“全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国有化”，全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是革命内部的一场反资本主义革命。因此，人们难免受到一种想法的诱惑：雅各宾主义是一种原始社会主义，乃至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根源。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援引它那套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乃至平均主义的辞藻，它挑动阶级对抗阶级、穷人对抗富人。它的财产权观念终归使财产权本身受到质疑，至少也是限制性的、反积累的：财产权“不应是让公民挨饿的权利。大地的果实，如同空气，属于所有人”。“那个无耻之徒该死，”富斯杜瓦尔高呼，“他竟以硬币与指券之间存在罪恶的差价为借口，拿同胞的饥饿来讨价还价！”不过，归根结底，必须摒弃“雅各宾社会主义”的说法，因为他们并没有一套积极的经济社会战略，而且他们把生产资料留在私人手中。当他们主张共和国在采买时有权摆脱市场竞争时，理论依据仅仅是国民主权。

通胀的代价

无论雅各宾统制经济的身后影响如何，最终的问题在于它的“用处”。雅各宾派史家主张，统制经济、尤其是限价令，使指券重获生机，从而为革命政府确保了所需的资源，使它得以付出有力的军事努力并打赢战争。正如拉梅尔在督政府时期所说，指券支撑了十四支军队，还养活了巴黎。哈里斯计算过，六年之中，政府从纸币获得了七十亿的稳定价值，相当于旧制度末期十四年的税收收入。马莱·迪庞在1793年11月20日致埃尔金勋爵的备忘录中写道：“法国的金钱手段超乎一切，因为它拥有一座开采不辍的纸矿”，他还警告说，法国的敌人不应把任何希望寄托在“货币符号的失信”上。

这些胜利之后是二十年的战争，而战争又以法国退回1792年疆界和波旁王朝复辟告终；这些胜利的用处何在，这里不作讨论。但笔者要问：上文提到的七十亿是通过怎样的转移获得的。人们确实常常说，国民公会以通货膨胀为战争筹资，仿佛这意味着法国人没有承受任何负担。除非共和二年的士兵是以纸为生的，这话才会是真的……事实上，他们比在平民生活中吃得还多！1793年9月26日，国民公会议员勒库安特宣称：“过去每周只有一两天吃肉的50多万人，如今在军队里天天吃肉。”贝洛斯特估计，供养军人消耗了收成的10%。此外，还要养活10万至15万匹马，每匹的花费远超一名士兵，而草料是稀缺资源，农业、民间运输等也都需要。因此，组建和维持庞大的军队，需要实际资源的大规模转移，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资源部分来自“通胀税”，即在货币贬值时期落在一切“货币符号”持有者身上的税，几乎波及全部人口，固定收入者和储户缴纳的份额尤其沉重。而“总限价令体系”以暴力征调商品、按人为压低的价格付款，构成了一种为国家和军队谋利的合法而有组织的掠夺，同样提供了可观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实物税，因为被征调的商品不按市场价格付款，这种税是从耕作者以及众多制造商、实业家和商人身上强夺来的。但这种税的分布极为任意而不均。再者，它的主要受益者只是一小批激进分子（雅各宾派或忿激派）以及无套裤汉，主要在巴黎。可以算出，货币创造所筹资的支出达到旧制度末期税收收入的三倍，在1793年底通胀税达到最高水平时甚至更多。指券使革命政府得以把约20%的国民生产总值抓在手中；国民生产总值按韦尔对1788年的核算（1793年和1794年的产值很可能更低）。

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说得极其中肯，称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政策，它尽管把非常手段滥用到了最可怕的地步，却只能在深深扰乱现代社会性所固有的基本经济之余，最终组织起一场巨大的倒退”。

教科书有个习惯：在追溯了国民公会动荡而血腥的历史之后，总要强调它在风暴之中并未忽视长远的未来，在各个领域都拟定了非常美好的规划。货币领域也不例外。1793年8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下令铸造小额硬币（用铜和钟铜）；法令规定“记账里弗尔将分为十份，称为德西姆”，每一德西姆再分为十生丁³。随后，1793年10月7日（共和二年葡月16日），一项关于“货币成色与印记”的法令规定：

——货币的成色与重量将“以十进制的数字名称”标示；

——将铸造一枚10克的银币，称为“共和币”；一枚50克的银币，称为“五共和币”；以及一枚10克的金币，称为“金法郎”。这些新币本应以国玺为币型，铭文为：“唯有人民是主权者”，但它们从未面世，依据1795年8月15日（共和三年热月28日）的一项法令被其他货币取代，该法令把法郎减为5克白银。但确有“山岳派金路易”存世：这种金币的正面是一位站立的精灵，正在碑版上书写：“法律的统治”；背面铸有：“法兰西共和国—共和二年。24 l.”巴雷尔后来写道，革命政府在国库的地窖里积聚了一亿贵金属；有人认为这表明有用硬币取代指券的意图；但这笔储备——它的真实性并未得到证实——对这样一项操作而言未免太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