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通胀（1795—1796）

热月政变是一场解放：在1944年8月以前，法国几乎找不到可与它相比的事件。在经济方面，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相当迅速地完成了。晚近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件事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在热月党人的法国格外尖锐；这个国家在两年间经历了一种灾难性的处境，它的标志，一是一场超级通胀的发作，它再明显不过地预示了20世纪的历次大通胀；二是近乎饥荒的境况，这是自1709—1710年那个著名的冬天以来全国从未遭遇过的。

雅各宾派史家认定，这些灾难是热月政变的后果。这场戏剧性的政变确实拆除了救国委员会所建立的统制经济体系；照他们的说法，这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货币的崩溃。实际上，共和二年的“统制经济”才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三年与共和四年种种苦难的肇因。

诚然，热月党的国民公会拆散了革命政府，使它失去了稳定。但人们理解它的用心：要防止罗伯斯庇尔所行使的那种独裁再度建立！取而代之的，确是一个议会全权政体，而且这个议会内部陷于分裂，被自己的过去所撕裂，同自己作战；这个议会两面受敌，一边是保王主义的卡律布狄斯，一边是雅各宾主义的斯库拉；这个议会与舆论隔绝，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何况，热月党人掌权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他们并没有什么治国方案。他们不善于治理；折磨着他们的软弱与分裂，在督政府时期依然延续：督政官与两院之间、两院彼此之间、以及每一院内部，冲突接连不断。

一个背负着这些弱点的政权，自然格外难以解决货币这个可怕的难题，更何况热月党人继承下来的局面，远不像雅各宾派史家厚着脸皮宣称的那样健全，而是险象环生。

统制经济体系在热月之前就已运转不灵，甚至开始解体；但它的牵涉面太广，一旦废除，短期内势必引起严重的适应困难。尤其是，同1790年这个基准年份以来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相比，它力图把物价维持在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水平上；诚然，限价令到处都遭违反，但被突破得还不够彻底，因此一经正式废除，物价必然随之大涨。更何况，法国当时处于隐蔽或潜伏的通胀状态：限价令与配给制使可观的潜在购买力积累起来。经济陷于混乱、失血殆尽，它的特征是普遍匮乏。

另一方面，热月党人手里也有一张王牌：罗伯斯庇尔已经击溃了无套裤汉运动，后者只在1795年春天短暂地抬过一次头；街头的压力连同它那套开倒车的经济诉求，不再沉重地左右政治博弈；经济自由得以恢复。无套裤汉走出了历史，走进了神话。

面对这样的局面，国民公会的政策缺乏连贯与持续；它的游移与矛盾之多，使阿夫塔利翁称之为杂乱无章。热月党人当年曾是建立统制经济的同谋，因而迟迟下不了决心断然放弃它；他们也感到革命与指券紧紧绑在一起，所以其中许多人拒绝正式承认纸币的贬值。因此，他们行事只能循序渐进，并且大体上宁愿要杂凑的妥协，也不要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然而，不能指责国民公会对指券漠不关心、把它弃之不顾。它多次审议过我们今天会称之为整顿或重振的方案，这些方案的目的尤其在于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但是——国民公会议员们的分歧与无能正体现于此——任何整体方案都未获通过，更谈不上实施。每一次都是大山临盆，生下的却是一只老鼠：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只落实为细枝末节的措施；一个接一个的局部决定，时而互相矛盾，实际效果等于零。正如拉梅尔后来所写的：“事后细想就会承认：在纸币流通期间，每当人们想支撑它的价值时，要么只用了不彻底的折中措施，要么对那本可奏效的措施只执行了一半”。而每一次失败，都给本已十分糟糕的货币信心带来新的打击。

赤字与指券的发行

诚然，要挽回一个几乎已无可补救的局面，机会实在渺茫。国家财政始终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主要缘于军费开支——财政困窘虽使领给养者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他们什么都缺：1795年3月，理论编制110万人，实到不足60万人，到年底只剩40万人；这一减员加上士兵的困苦，使共和三年的各军团无所作为。节省开支的零星努力收效甚微，而且又被一项需要所抵消：不得不给共和国公职人员略微加薪。此外，纸币贬值加剧，使税收的购买力不断消融。1794年，税收名义上有所增加，但按稳定价值计算，自夏季起便急剧下降，占国家财源的比重也随之下降。1795年，税收增至上一年的三倍：由于实际税负已变得微不足道，纳税人都乐意缴清；但按稳定价值计算，税收彻底崩溃，国家从税收中获得的只占全部财源的8%（1794年为15%）——从国民产出中取得的份额更几乎为零。以货币创造来筹资是唯一的办法，并被用到了尽头。

实际上，即便某项魄力非凡的计划——如共和四年那笔起初堪称大手笔的强制公债——曾得以吸纳流通中纸币的一大部分，喘息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预算赤字在战时无法避免，而且数额巨大，它会持续存在，要求新的权宜之计，例如发行一种新纸币（地产券的插曲就表明了这一点）。收支不相称、举债无门，再次显现为革命财政的根本痼疾。

诚然，出售国有财产似乎始终是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出售伴随着指券的焚毁。因此可以理解，它始终处于货币问题的核心，旨在加快出售并提高出售收入的方案与法律在共和三年和四年间纷纷出台。但即便是设计最周密的立法——实际上，所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很笨拙！——也不可能吸收掉流通中巨额指券的可观部分，而地产担保也已无力恢复人们对一种日益“变贱”的纸币的信心；“变贱”是当时人笔下不断出现的字眼。此外，对更有利转让条件的指望，助长了持券人的观望态度；例如，图卢兹人在共和三年和四年间购买的国有财产，只占他们在整个革命期间购买总额的10.6%。诚然，1795年2月，在欧塞尔县区，“乡村居民从出售其物产中获得的好处，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购买的原因”。但在超级通胀最显著的阶段，即1795年6月以后，国有财产的出售几乎到处都不景气，指券的注销随之放缓。

最终，通胀吞噬了自身，回归金属货币成为必然。这一走出通胀的过程将在后面一章中探讨。它虽远未解决共和国的财政困难，却终结了近两年来让许多法国人深受其苦的急性危机。《共和国矿业学报》创刊号曾在共和三年葡月1日（1794年9月22日）刊登一份“纲领”，由救国委员会七名委员副署：卡诺、富克鲁瓦、蒂里奥、普里厄、拉卢瓦、科雄和梅兰（杜埃的）。这段文字雄辩的乐观精神与意志主义令人瞩目：“是自由之神将大自然为他留存的宝藏投入使用的时候了。应着他的声音，硝石已从我们的地下采出。这强有力的声音将一直响彻到大地深处；共和派将在那里找到其他民族的政治所拒绝给予他们的东西：铁与煤：这正是时局最需要的。且让那些被奴役消磨了锐气的民族，把光亮而稀有的金属称作“贵”金属吧；对我们而言，贵重的是能用来自卫的东西。”

“救国委员会看到，自由的利益要求让矿业焕发活力（……）使矿业的体制向共和国的体制看齐，将使矿业成为人民的产业（……）博爱将促成各个企业；它将把自己的魅力赋予一切劳作。不久，这些荒凉的乡野、这些崎岖的山地——如今牧人赶着羊群，在几座修道院的废墟间游荡——将住满自由而健壮的男子、幸福而多子的家庭；道路与运河将运走那里的富饶物产，又把平原的物产运进来（……）共和国将以最有益、最温和的一种征服，把自己的疆土扩大一倍。”

这些田园诗般的希望，让位于超级通胀的严酷现实。然而，与人们常常以为的相反，超级通胀并非在热月政变的次日就已爆发。在随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货币状况并未明显恶化，直到1795年初才出现一次断裂。下文先描述通胀的种种表现，再尝试阐明它的机制，然后考察国民公会与督政府为遏制通胀所作的徒劳尝试。

1794年最后五个月，纸币流通量的增长十分温和：从热月11日（1794年7月29日）——即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友人被处决的次日——到雪月11日（1794年12月31日），月均增长2.8%，低于1794年前七个月，实际上是整个指券时期最低的。逐月来看，增长百分比有所起伏，但只有11月明显超过3%（见表11.1）。1794年全年，指券流通量只从50亿增至72亿，即增长44%，这使该年成为整个纸币时期增速最低的一年。

1795年1月，流通量的增长仍然微弱；但1794年12月25日，指券印制部门已在抱怨纸张不足，“鉴于国库向我们提出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库每天要1000万。2月出现了一个相当急剧的转折：1月20日至2月19日，增长为5.5%；此后月增长率虽不均衡，却强劲上升，7月达到21.1%；尽管此月之后有所回落，但在该年最后几个月仍维持在12%左右甚至更高（12月除外）。1795年上半年月均增长率为8%，下半年为13%，全年为10.5%。仅1796年1月一个月，流通量就增长了40%（近100亿）；因此，从共和三年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到共和四年风月1日（1796年2月20日）——即焚毁指券印版的次日——这整段时期，流通量月均增长13.1%。

当然，指券的发行量与流通量都达到了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水平。

到共和二年热月11日（1794年7月29日），已发行指券85亿；1794年12月31日升至97亿；1795年1月底突破100亿；在共和三年与四年之交——即9月15日前后——突破200亿；而发行累计额在此后五个月还要翻一番，这五个月里，以每月40亿的速度——春季尚为15亿——发行的指券，按面值计，约占有史以来全部指券的一半。到焚毁印版时，累计发行额已超过400亿。至于流通量，1794年底为72亿，到1795年5月突破了100

资料来源：主要据拉梅尔《财政 [...]》

注：本表数据适用于共和历各月的第一日，即公历每月20日前后。

奥班给出的指券流通量数字与此相近，但略低，见附录（表C）；他还给出物价总水平指数，系根据其表A2的数据计算。亿，10月又突破200亿；1795年间流通量增至三倍多，到焚毁印版时，原则上为350亿¹。

后来的经济学家计算过实际货币余额和M/P比率（货币量/物价水平）；该比率大幅下降，但总体上并不规则；这种下降是逃离货币的症候，而逃离货币正是超级通胀的特征。根据哈里斯的数据，按稳定价值计算的货币流通量，如前所述，在1794年7月达到顶点，为27.59亿。9月，它开始迅速而持续地下降。1795年1月，它跌破20亿关口，即低于革命前金属货币流通量的价值；5月跌破10亿；11月降至3亿。到年底，流通中的指券超过200亿，100里弗尔指券以黄金计只值10苏，甚至更少，而这堆巨额纸币只相当于一亿略多的硬币。名义货币增长与通胀的持续加剧，在通胀率超过货币量增长率时，最终会导致实际货币存量的缩减。

与此同时，从1794年底起，流通中纸币的稳定价值跌至远低于尚待出售、并构成纸币担保的国有财产价值的水平。1795年11月，指券所代表的已只有这些产业价值的五分之一。指券不仅对贵金属和商品贬值，对不动产也同样贬值。事实上，指券贬值的速度与幅度，都远超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增长。

指券的崩溃

热月政变后的几个月里，指券的流通量只有缓慢增长，贬值却明显快得多，尤其是从10月起，金价上涨了11%。随后各月的涨幅逐渐增大。从1794年7月到12月，黄金总共上涨55%，即每月9.2%。1794年12月，指券的贬值率为78%（7月为66%），1795年3月为85%。接着，从1795年3月到6月，出现了一次急剧的恶化：从芽月1日（3月21日）到获月1日（6月19日），金价涨到原来的四倍多，贬值率从85%升至96%。从1794年7月到1795年7月，指券已失去价值的十分之九。此后这场暴跌有所放缓，但到10月又重新加剧。早在11月1日（雾月10日），100里弗尔指券已换不到1金里弗尔，24里弗尔的金路易成交价超过3000纸里弗尔。到共和四年风月3日（1796年2月22日），即焚毁指券印版后不久，金路易升至8137里弗尔；也就是说，指券当时已跌至面值的1/339，即0.29%。此后它跌得更低，跌到这一价值的1/600或1/700。在1794年12月至1795年12月这一年里，金价以平均每月38%的速度上涨，相当于指券流通量增速的三倍。因此，从1795年春起，货币发生了真正的、毫不缓解的崩溃，其间没有任何回升——不像1792年底和1793年底指券曾有过的那样——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超级通胀现象。

按照通行的定义，超级通胀是指物价在十二个月内上涨超过1000%（即每月21%或以上）。然而，以1794年12月为基数100，一年之后金价指数达到4830；后文考察食品时，还会看到同等量级乃至更高的涨幅。按照卡甘更为精细的定义，超级通胀始于物价涨幅超过50%的那个月，终于涨幅回落到这一门槛之下、且至少一年保持在该门槛之下的那个月之前；在此期间，并不要求每月涨幅始终高于50%。这一定义同样非常适用：金价指数与奥班的一般物价水平指数在1795年5月和6月突破50%的门槛，随后在10月、11月和12月再度突破（一般指数仅后两个月）。而且，超级通胀在焚毁指券印版之后仍在继续，因为1796年初又录得了每月超过50%的涨幅。

汇价大体上与贵金属同步变动，但后者有明显的升水，这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文还会论及。从1794年9月到1795年1月，四个月内，巴黎票据在巴塞尔贬值了三分之一。随后，法国的军事胜利遏制了这一跌势：1795年1月25日，一份警方报告指出，“攻克阿姆斯特丹产生了最可喜的效果”。但从3月到6月，却是崩溃，跌幅超过四分之三。1795年7月25日，巴黎票据在巴塞尔跌到3，自1794年9月（当时为30）以来，十个月内跌去了90%。早在4月2日，一位法国外交官就从瑞士写道：“莱茵军团的供应商们每周都带着成包的指券来到巴塞尔，指券上还封着国库的铅封，他们要在这座城市里不惜任何代价将其变现。”巴塞尔市场或许过于狭小，不足以成为“我国与欧洲汇兑业务的唯一舞台”，但对其他市场的汇价自1795年3月16日起重新挂牌，也经历着同步的暴跌。

诚然，这场下跌伴随着猛烈而无序的波动，很难指明确切的原因。况且，外汇市场狭小，又与贵金属市场相连，投机在贵金属市场上肆虐，引发剧烈但短暂的波动。《法国信使报》8月7日写道：“金银价格的变动如此迅速，很难跟上并如实记录。”值得注意的是，1795年夏季，从6月到10月，出现了某种稳定。然而，共和四年雾月2日（1795年10月24日），对阿姆斯特丹的汇价跌到1，而1789年为54；对汉堡的汇价（挂牌方式不同）达到1789年平均行市的57—60倍。随后，法国货币再度下跌，几乎是垂直的，但伴有剧烈的反复，一直持续到1796年2月。对汉堡的汇价从10月底的10000攀升到12月8日的39000，一度回落到28000（或许是因为强制公债起初受到欢迎），1796年1月13日升至40000，2月21日达到66000的顶峰；这是革命前平均行市的350倍。但这场疯狂的进程也到此为止；自1月25日起，指券行市之外出现了硬币行市，从3月19日起，汇价只以硬币挂牌。

无论如何，在1795年，手里握有硬通货或货物的外国人，在法国可以做成极好的买卖。巴达维亚共和国的使节迈纳斯回国时，带着一辆塞满采买物品的四轮马车，运到荷兰转卖。1796年1月21日，理查德·科德曼以400万里弗尔指券——即25000里弗尔硬币（也就是160比1的比率）——买下圣奥诺雷郊区一座华丽的私人府邸，而实际支付的是四吨原棉。皮埃尔·朱利安·德·拉格拉维耶尔，这位后来的海军中将，刚从当特尔卡斯托指挥的远征归来，带着一只装有400比索的小钱箱抵达巴黎。“你可知道，”他哥哥对他说，“此刻全巴黎也许没有一户人家手里的现钱有你这么多？”（1796年初）²。邦雅曼·贡斯当便是一个外国投机者，他在写给留在瑞士的叔父和姨母的信中，以非凡的坦率自述。倘若这二位来到巴黎——“在那里生活从来没有这么便宜”，他在1795年8月7日写道——“你们几乎不花什么钱就能过日子，因为金路易在这里值800至1000法郎，而食品并不与此成比例，所以你们在瑞士收入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就是一座秘鲁”。“你们会承认，”他还写道，“很难找到更划算的资金投放办法（……）如果你们把800金路易或90万里弗尔指券交给我支配，我担保能为你们买到一笔年收入200至250金路易的产业；由于眼下一切租约都以实物订立，产业的收益随食品的涨价而上涨。”诚然，9月间，政治局势令他不安，他一度想要“悔悟这些操作”。然而，10月里，他又陈述了自己如何用来自瑞士的64000法郎购进地产，并预期从中获得15000法郎金属币值的收入，即25%的利息。

1794年底的物价与补给

还需考察食品的价格问题，而这里会遇上数据缺乏的障碍：1794年7月至12月这一时期，限价令在理论上仍然有效，实际上却已不再执行。

人们本想了解限价令废除前夕平行市场上实际执行的价格水平，以及自恐怖统治终结以来这些价格可能出现的涨幅。不幸的是，这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因为价格因地而异：此地充裕，紧邻的另一地却匮乏。

不过，笔者可以利用哈里斯从各省贬值表中得出的数字，计算物价总指数的一个替代指标：该指数从1794年7月的244升至11月的313，即上涨28%，也就是每月6.4%的通胀率，这是相当高的。还要补充：从1794年11月到1795年2月，该指数上升42%，即每月12%。由奥班的数据推导出的指数给出相同的结果。更粗略地说，可以回顾一下：1793年夏，在总限价令出台之前，人们就说物价自1790年以来已涨到三倍或四倍。此外，哈里斯还以1790年为基期计算了巴黎的生活费用指数，该指数1795年1月以580起步。由此可以推断，1794年12月的自由价格高于1793年夏，也高于1794年夏。这后一轮上涨，可由下文将引用的定性材料证实。还要补充：尚贝里12月交易会上小麦的硬币价格序列，给出的1794年价格为每库普（萨瓦量器）40里弗尔，而此前三年则分别为18和18.5里弗尔。在比利时，法国当局为征调规定的价格，从1794年9月7日每担小麦12里弗尔升至12月17日的19里弗尔。

相比之下，报纸的订阅价格在1794年间上涨不多；五家巴黎报纸的价格指数从1月到12月保持稳定，只有5月上涨3.5%；12月，由于两家报纸的缘故，该指数上升7.7%（提价发生在限价令取消之前），而另外三家则等到1795年1月1日才上调价目（因而该指数1月上升16%）。

“作为一个实际运作的体系，限价令从7月起就可以忽略不计”（1794年）。哈里斯的这一评论概括了史家们的看法：他们强调，放弃恐怖统治与断头台、拆散革命政府的机器（包括撤销大多数监视委员会，即经济罪行的告发机关），令物价管制无法执行。笔者已经看到，即使在“大”救国委员会掌权之时，限价令在很大程度上也大体是虚构的，谷物除外。热月政变之后，这一体系崩溃了。

在巴黎，1794年7月和8月，警方报告指出市场空空如也、匮乏当道，但很快它们就报告违反限价令的行为越来越多；警方起初试图以没收来镇压，却徒劳无功，最后只好听之任之。早在8月9日，报告就提到“乡下妇女不断把鸡蛋和黄油带进私人住宅，以高于限价的价格转卖”，还有土豆。8月14日：“乡下的妇女，尽管她们的货物被一再没收，仍继续以高于限价的价格出售。”9月23日，人们注意到“对执行限价法的漠然，据说这部法律已被送上了断头台”，次日24日：“负责监视市场与所有食品商的稽查人员抱怨限价法遭到违反……”可见这已不再只是挨门挨户的售卖，病症已经蔓延；10月6日，“市场上所有东西都以高于限价的价格出售”。12日：“在市场上，人们不再遵守限价令的法律；一切都在那里自由议价成交。”到10月中旬，对私营部门所供商品的贸易而言，放弃限价令已成既成事实；限定的价格只在“公共”部门还得到遵守，也就是说，只用于向巴黎人“配发”面包和肉食，以及极为零星地配发肥皂、油、蜡烛之类的商品。此外，在其他领域，法律同样遭到践踏：“黄金和白银的交易一直不受惩罚地进行着”（9月23日）；“投机倒卖已登峰造极；大商人们发信函、四下奔忙、绞尽脑汁、四处奔走，囤积各种商品（……）“商人贵族”气焰嚣张地昂起头来”（1794年9月24日）。

外省的情况相同，或者更糟。例如在诺曼底，热月政变之后限价令越来越不被遵守；耕作者迟迟不照理申报收成，并抵制征调，而各行政机关却对严厉处置犹豫不决。在卢瓦雷省，所有人很快都明白，恐怖统治已经结束，统制经济已成往事。随着恐惧消散，耕作者、私人乃至市镇当局都加紧了消极抵抗，甚至公然顶撞当局；谷物的非法买卖迅速发展，1794年9—10月，征调的执行已极为迟缓。在上莱茵省，从8月起市场就得不到供应，因为“平原的人宁愿把谷物卖给葡萄种植区的人换取硬币，也不愿把它送到市场上”（在市场上它只能按限价出售）；要不就把它让给来到农庄的城里人——他们常在夜间前来——以硬币或商品支付；这些做法在热月政变前尚属例外，此后便普遍化了。因此，9月6日在科尔马有人写道：“在市场上什么都买不到，除非付出四倍”——即四倍于限价——的价钱。在北部省和加来海峡省，11月间农民拒绝把谷物运往城市的市场。在朗格多克，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尤其是摆脱了恐惧的农民消极抵抗，使统制机器卡了壳。6月下令的收成清查，到10月才告完成；征调不再得到兑现；秘密贸易兴旺起来，农庄里以高于限价的价格成交的生意很多。

诚然，当违反限价令可以公开进行而不受惩罚时，它有一个好处：让此前在黑市上流转的“二类”食品重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造成一种充裕的印象。巴黎的情况尤其如此：早在9月10日，“蔬果市场供应充足，还有很多奶酪”。随后，10月5日，警方报告首次提到肉类出售：“小肉贩，又叫牟利贩子，像从前一样在中央市场的空场上安下身来，并且说，如果人们肯让他们自由经营，食品就会回到从前的价格”（实际上，他们的售价比限价高30%）。不久之后的10月10日，《共和信使报》写道：“充裕开始降临本城的市场；人们在那里能找到黄油、鸡蛋和其他这类东西，而几天前这些东西还全然见不到踪影；诚然，买东西并不按限价成交，而警方或政府认为，最好还是听之任之、放手不管。”

因此，市场恢复了一种被容忍的自由，从而大大增加了巴黎的食品供应，尤其是肉类供应；但这种充裕是以高昂的价格换来的，而高价几乎使这份充裕只属于宽裕人家。11月3日一份警方报告指出：“一切食品价格之高，令穷汉无从问津”（然而，在“马尔索郊区”——典型的工人区——的街道上，肉类却在大量出售）。

事实上，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的这种充裕，伴随着城市部分居民苦难的加剧。让我们再引一份巴黎警方报告，这次是11月30日的：“面包配发的迟缓、面粉的缺乏、公共广场和市场上这面包以及木柴、葡萄酒、煤炭、蔬菜、土豆的昂贵——其价格每天都在以吓人的方式上涨——把民众抛入一种不难想象的痛苦与颓丧之中（……）在一个个家庭内部，（……）饥饿与贫困，（……）赤贫与匮乏在肆虐。”不宽裕的巴黎人越来越难以靠在自由市场上购买来补足官方配给；至于这些配给，人们抱怨面包质量太差，又黑又软，据说吃了会得痢疾；到11月底，某些街区已很难领到配给（为首都供应而设的征调区只交来56000担，而预期为316000担）。肥皂、油、蜡烛的匮乏是经常性的；木柴和煤炭的匮乏，在一股寒潮袭来时，更演变成一场灾难。在诺曼底，从1794年秋起粮荒重新出现，乡间也不例外；在鲁昂，市政府12月削减了面包配给；勒阿弗尔仍在执行限价令，从乡间一无所获。在朗格多克，大多数城市只能保证面包或面粉的分配，肉类已经绝迹；在贝济耶，10月间当局准许居民到共和国的森林里捡拾橡子、山毛榉果和其他野生果实。

若在别的时候，小民百姓境况的这种恶化本会引发骚乱，甚至一场“行动日”，至少也会引来实行限价的强硬要求。但限价令早已成了哑炮，公民们不再相信它还能得到有效执行。自由市场上某些食品的充裕让人抱有希望：废除限价令会使一切到货都增加。因此，本已遭商人、制造商——当然还有农民——憎恶的限价令，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所有市民——包括小民百姓——中间都变得不受欢迎，再也找不到捍卫者，连无套裤汉中也没有了。

早在1794年9月30日，一份警方报告就指出：“在国家花园（……）里，人们说限价令正变得无用，甚至有害，还说如果把它取消，头几天物价也许会腾贵，但一切终将回落，回到平常水平。”10月4日也有同样的话：“昨天在中央市场，人们要求食品自由流通，取消限价令，完全自由，说这是降低食品价格的唯一办法。”10月7日，还有这段常被引用的话：“大多数民众希望商业完全自由，只是出口和囤积除外；他们认为那样充裕就会回来，食品价格会上涨，但随后会因竞争而下降。公民们宁愿以高于限价的价格购买，也不愿在每次配发时等上好几个钟头，去领那分给自己的微薄一份。”

在阿尔萨斯，连民众团体内部也发生了舆论的转向，面对经济罪行出现了宽容的倾向；1794年10月8日，坦恩的雅各宾派请求对一名织工从宽发落——此人曾被判六年镣刑，因为他为自己的布开出双重价格，并以14苏硬币的价格卖出了三奥恩（旧尺，约1.19米）——这正是那类随机的“儆戒之例”的绝好标本，而这类做法会败坏一整套镇压体制的名声。

限价令的废除

主张商业自由的运动，只会受到国民公会新多数派的欢迎，后者的自由主义信念并未改变；“国家不可能当商人”，康邦在11月4日宣称。许多议员也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弊害：“一条得不到执行的法律，”勒让德尔断言，“就是放在无赖手里的特许状。”但另一方面，国民公会议员们曾是确立这项政策的同谋，许多人担心，放弃它会导致物价突然上涨。9月14日，国民公会响应康邦的呼吁——“是时候让工业与国家信用起死回生了”——并考虑到商业所处的“灾难”境地，要求议员们思考振兴经济活动的办法。20日，它请国民公会商业委员会研究恢复对外贸易自由的问题。但这些考量只是逐步导向自由化：限价令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几乎整整存续了五个月；那是一段“降格的限价令”的过渡时期，其间这套制度运转得越来越差。事实上，1794年9月7日，国民公会将总限价令延长了一年，随后它先是试图改革它，而不是废除它；但立法摇摆不定、反反复复，混乱随之滋长。不过，热月党政府尽其所能为巴黎筹措补给。早在1794年7月31日，新的救国委员会就下令为首都征调；它派出许多代理人前往各省执行征调；它还向国外订货；8月2日，它决定采购大批牲畜，以保障巴黎人的肉类配给。但这两方面都收效甚微；它已不再令人畏惧，它的代理人同样如此。另一方面，在地方一级，许多行政机关维持、甚至加强了干预。在欧坦，对谷物与面粉供应实行系统管制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废除限价令的法令传来。在朗格多克，许多城市面对匮乏，重新采用共和二年的措施：清查食物、入户搜查、严格管控面包房，等等。

不过，从秋季起，国民公会一步步走上了自由化之路，尤其是在对外贸易领域。各地都在表达对冬季补给的担忧，巴黎市场上又重现“充裕”的景象——这让人以为商业自由是一剂万灵药——这些或许都推动了国民公会朝这个方向迈进。

10月17日，国民公会取消了国家对制造商进口原材料的征调权与优先购买权；法令宣称，任何公民，只要他的经营有助于振兴商业或制造业，或有助于进口可供这些行业使用的原材料，就确实有功于祖国；这与先前痛斥“商贾主义”的激烈言论已相去甚远！11月15日，中立国船只免于优先购买权；它们的货物可由船长与私人自由议价成交。26日，又决定一切进口货物——即使是生活必需品——都不得成为优先购买或征调的对象。

另一方面，11月9日（雾月19日），国民公会禁止无限征调，并把征调权保留给商业与供应委员会，军队有紧急需要时除外。在国外拥有资金的公民，可以用这些资金支付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此外，限价令也作了修改：准许在1790年价格的基础上加价三分之二，而不再只是三分之一。这一新的限价或许促使耕作者等待再次涨价；尤其是大农户，由于其他食品价格高昂，他们毫无迅速出售小麦的必要。

接着，12月2日颁布法令：凡由私人贸易从国外运来的货物，一律交由所有者自由议价出售，也就是说，不受限价令约束。与先前的几项决定一样，此举意在刺激进口，以对付匮乏；但如果强制执行限价令规定的价格，成功的希望就不大。有人主张——并非没有道理——把自由还给对外贸易，而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废除限价令本身。

最后，1794年12月22日，吉罗代表五个委员会——其中包括救国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废除一切规定食品价格的限价，并取消一切征调。他强调了耕作者的困难，他们的成本已大幅上涨；“要警惕，”他对同僚们说，“把资本从农业中引开……警惕贱卖你们的国有财产，削弱你们指券的担保。”布雷亚尔用一句话把这个两难处境概括得极为精当：“如果你们毁掉限价令，样样都得花大价钱……但如果你们维持它，就会样样都缺。”

12月24日（共和三年雪月4日），国民公会彻底废除了限价令，即所有“为食品与商品规定限价”的法令。但它维持已经进行的征调，维持供应不足的县区进行征调的可能，也维持军队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商业与供应委员会被指责弊端丛生且推行国家统制，于1795年1月6日被撤销，另设一个不那么臃肿的新委员会，它有权为军队和巴黎的补给征调，如果优先购买不能奏效的话。一份解释废除限价令的必要性的告人民书，与法令同时表决通过。“要靠挣脱束缚的工业，”它宣称，“要靠获得新生的商业，去倍增我们的财富和交换手段。共和国的供应已托付给竞争与自由，即商业和农业的唯一基础。”但这份自由主义的信仰告白并非没有意识到风险。救国委员会稍后于1795年2月8日发给国民代理人的通函，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楚：“政府并不讳言，废除限价法令、把自由还给商业与工业，将引起食品、工资，以及一般而言多种消费品价格相当大幅度的上涨。此前压制过强，如今不得不终止，出现这样的反弹再自然不过。”

不过，把这项措施也看作国民公会内部“右派”影响不断上升的反映，同样有它的道理；这种上升是在1794年底至1795年初表现出来的，标志是：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11月12日）、78名吉伦特派议员恢复议席（12月8日）、对四名声名狼藉的恐怖派人物提起公诉，以及马拉被“迁出先贤祠”（12月27日）。

无论如何，其他“自由化”措施接踵而至。1795年1月2日（雪月13日），商业交易重获诸多自由。国民公会宣布：“自即日起，商人、制造商、耕作者，以及一般而言所有公民，都将通过商业渠道取得供应。政府将只管陆、海军及一般行政的供应³。”私人可以输出硬币，“条件是须输入等值的生活必需品”。但1月3日，救国委员会决定继续征调葡萄酒、烈酒及其他奢侈食品，以履行国家对中立国的承诺。1月12日，还准许从国外开来或开往外国的汇票流通，行市自由；自然，开往外国的汇票，以及法国商人在国外拥有的资金，也不再是可以征调的对象（1月21日）。2月13日，商业票据的自由让售得到确认；3月16日，重新准许公布外汇牌价。1月29日，各港口的商业代办处已被撤销。事实上，海上贸易恢复得相当快；1794年11月16日，法国驻汉堡领事写道：“我无法形容我们所有商人眼下那种忙碌劲头。自从我了解汉堡以来，还没有见过像最近四个月这样，有如此多的货物发往我国各港口。”在波尔多，从1795年初起，商人们就与国外往来行恢复了联系，新商行纷纷创立，葡萄酒出口重新启动。

正如费赫尔所写，这种让价格、对外贸易、银行活动与汇兑重归自由的政策，对全体居民——城市贫民除外——而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恢复了经济的传统回路，而无须系统地诉诸恐怖。而且，市场经济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场合，才需要刺刀来保护它抵御穷人的骚乱；热月党的精英们——恐怖统治已让他们心肠变硬——本来就随时准备动用刺刀。

1795年的物价飞涨

在回头讨论废除限价令的后果这一棘手问题之前，应当先考察1795年的食品价格；限价令废除之后，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不过，救国委员会于1795年2月8日（共和三年雨月20日）向各县区国民代理人征询物价，得到的答复却强调，除了“大致估计”之外很难给出价格，因为物价天天上涨，“隔夜”即变，甚至朝夕之间都在涨；3月18日，巴扎斯的国民代理人写道：“小麦每担每天上涨20到25里弗尔。”无可争辩的是，相对限价令的官方定价，物价很快出现了明显上涨；但相对平行市场实际执行的价格，涨幅肯定没有那么大。

勒费弗尔认为，限价令刚一废除，卖家便抬高小麦行市，抬到按硬币价值衡量属于正常的估值。指券既已贬值80%，这就意味着价格是1790年的五倍，为限价令定价的三倍以上。事实上，在奥尔良，小麦每担的限价为18里弗尔；1794年12月底卖到31里弗尔，1795年1月底卖到63里弗尔，即相对限价令的指数为344。在卡斯泰尔诺达里，小麦每担同样从22里弗尔10苏的限价涨到72里弗尔。在布鲁塞尔，1795年2月20日，比利时中央行政机构指出，废除限价令并未使谷物涌入市场，因为农民担心被迫接受以指券付款。不久，布鲁塞尔的小麦价格迅速上涨，即使以硬通货计也是如此：2月初为每拉齐尔4弗罗林14苏——拉齐尔系弗兰德斗量，合80磅（重量）——5月底涨到16弗罗林7苏；而法国当局也不得不把征调用的指券价格从1794年12月的每担19里弗尔提高到1795年4月的160里弗尔、5月的300里弗尔。不过，这类暴涨似乎属于例外，而且与限价的比较只有对谷物才有实际意义。至于其他食品——它们主要在平行市场交易——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1794年12月底自由市场的价格与此前几周的黑市价格并无不同；不过，据1795年1月5日的一份警方报告，巴黎人抱怨物价自废除限价令以来，也就是十天之内，翻了一番。

事实上，严重的并非价格放开之际一场或急或缓的调整而是不久之后开始的那股持续而极强的上涨浪潮，正是它使1795年成为超级通胀的一年。

哈里斯计算的巴黎生活费用指数（见表11.2）在1795年2月有所下降，但3月上涨了41%；随后三个月涨势放缓，然而6月至7月间，指数猛增66%。

资料来源：哈里斯，《指券》，第108页。

夏季涨速再度放缓，随后在最后一个季度之初加速，最后骤然腾飞：11月至12月上涨143%。1795年1月至6月，月均增长率为18%；7月至12月为43%。全年指数上涨2240%，即每月32%。

不过，这一指数计入了配给面包每磅3苏的限价，因而多少低估了通胀。但该指数的可靠性得到哈里斯另外一些计算的证实：他根据救国委员会下令组织的调查，计算了1795年2月至4月三十三个省的物价，得出两个指数，水平与巴黎指数相近。

笔者又依据同一项调查作了补充，算出1795年2—3月若干重要食品与商品在资料可得的各县区（视情形为41至49个县区）的平均价格指数；仍以1790年为基期100⁴。

说来蹊跷，《法兰西公报》1795年9月24日刊登了一张价格表，涉及一种由24种食品和各色商品组成的“篮子”：据称1790年值164里弗尔17苏，1795年9月值5642里弗尔，即上涨3420%；而哈里斯指数1795年9月为3100，奥班指数为3436！

表11.3列出若干价格序列的增长率，证实了这些计算。其中几个序列只覆盖1795年的部分时段；由于通胀在年末加速，各增长率之间因而存在某些差异。除少数例外，这些增长率都保持在每月30—50%的区间。

奥尔良小麦的增长率格外高——这个序列完全可靠——相应曲线的形态也很特别，值得注意。上半年直到8月初，曲线以接近每月60%的速率强劲上升，也就是说价格几乎每三个月涨为三倍；随后因收获而小幅回落，接着在最后一个季度强劲上涨（10月20日至12月19日，价格两个月内涨为三倍）。

巴黎食品价格的演变与此类似：1795年初涨幅很大，但平台期出现得更早，从5月一直延续到8月，土豆价格甚至还有下降；到了年末，自然出现一轮猛烈的上涨，肉类尤为突出：8月至12月涨为十倍……

可见，春末与夏季食品价格曾出现季节性缓和，这提示供给因素起了作用。

注：巴黎食品价格系阿尔方斯·奥拉尔刊布的警方报告中所载相关月份各种报价的平均值。

相比之下，报纸订阅费呈现不规则的加速趋势：《法国公报》十周内六次上调订阅价，其他报纸五次。9月至12月，五种报纸订阅费指数几乎涨为8倍，从475升至3678。

圣戈班公司是个有趣的例子：1795年一年内，它十四次提高定价。该公司此前一直严格遵守限价令；但限价令废除后，买家蜂拥而至，眼看就要把存货买空，公司遂于1月30日首次提价作为回应，这次提价相对1793年7月以来执行的价格仅为25%。但此后的提价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指数从1月31日的200（1791年=100）升至5月的800、9月的2000，最终在12月9日达到10000。也就是说，价格在10个月内涨为50倍，月均增长率48%。这些提价反映了原材料与工资的上涨（磨镜工的工资指数从1794年12月的200升至1796年5月的13000）。还可补充的是：据奥伯坎普夫的档案，印花布与坯布的价格指数从1794年年中到1795年1月已经翻倍——这是在限价令废除之前——而从1795年初到年末，它同样涨为50倍。此外，早在1795年春，一名刚巡视过八个矿产与工厂富集的省份的代理人就断言，自限价令取消以来，铁厂主已把价格提高到原先的2倍、3倍、4倍乃至5倍。

两个“可怕的年头”

这波超级通胀在7月和12月有两个高峰，不可能不给民众带来严重后果；这些后果人所共知，但仍需辨析。菲雷和里歇写道：“95年的冬天和春天是残酷的”；诚然，那个冬天异常严寒——后文还会谈到——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但从补给的角度看，春天比冬天更糟。

诚然，对废除限价令的反应并不带敌意。1794年12月23日，警方报告说：“聚众处与咖啡馆。—人们对废除各项限价法律的法令议论纷纷。大多数人拍手称好，但人们担心商人的贪婪会使本已过高的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尽管到1795年1月5日，“聚众处”的舆论对废除限价令的“可喜效果”已变得更为怀疑，但在1795年初，巴黎的局势还不算糟；1月1日，警方报告说“蔬菜市场货源充足；到货的鲜鱼很多。肉类市场供应也相当好”；12日的报告同样如此：“各市场货源非常充足”，尤其是奶酪和肉类很多。

困难来自“公共部门”：国家按限价发放的面包和肉类配给，正日益成为巴黎人口中贫困阶层唯一的活命来源。这些人在自由市场上买不了多少东西，因为那里的价格对他们来说太高；也正因为如此，自由市场上的涨价除了心理层面之外，其实影响不到他们。从1795年1月底起，谷物到货减少——尤其是运输困难所致——国家仓库的储备告罄，面包配给不得不缩减：从每天两磅减为2月底的一磅半，再减为3月初的一磅；若不辅以其他食物，这份配给是不够的，而其他食物又不是穷人买得起的。此后局势不断恶化：巴黎的仓库已无存粮，面包发放全靠前一天的到货。芽月初几日（3月21日及随后几天），有些区完全无货，另一些区的配给从一磅到四分之一磅不等，须从午夜起排队才能领到。至于肉类，已从管制市场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了芽月12日“行动日”（1795年4月2日），那是一次饥饿的“行动日”。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缺粮加剧，人们称之为“花月饥荒”（4月20日—5月19日）。在芽月12日之前本是最低一档的“四分之一磅”面包，此后成了正常配给；到5月，有些日子的配给只有两三盎司（60克和90克），有时外加一点大米。

诚然，自由市场货源充足，但价格高昂，有些商品还涨得极快。在街角或糕点铺出售的“自由面包”，从3月28日到5月18日的六个星期里，价格涨到十三倍（从一里弗尔五苏涨到十六里弗尔），相当于每周上涨53%！6月，它卖到十五至二十里弗尔（请记住，限价本是三苏）。土豆从3月17日到5月15日涨到三倍。5月7日，警方注意到“舆论对熟食商和糕点铺公然售卖每磅十法郎的面包以及馅饼和奶油圆面包极为不满”。这个面包匮乏而奶油圆面包充裕的时期，有一个典型事件：1795年4月11日，一名妇女在奥尔良街昏倒；“几分钟后她苏醒过来，承认自己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众人急忙给她送来糕点，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家境宽裕的巴黎人靠这个自由市场不难维生，但它并非专供他们享用。4月13日，一份警方报告记述道：“在蒙马特尔郊区的一家小酒馆里，两名工人喝着一瓶葡萄酒，〔因没有面包〕就酒吃了一打蛋，这花了他们四里弗尔十苏；他们说，如今挣十到十二里弗尔，反比以前每天只挣三十苏的时候更不幸。”

然而，比起往往只能自谋生计的外省，甚至比起凡尔赛或圣但尼这样邻近的城市，巴黎人还算幸运；4月底，有人从圣但尼来信说：“六天来，居民们（……）没有面包（……）他们唯一的食物是蔬菜和土豆（……）而且连这些也弄不到。”因此，四郊的居民纷纷违禁到巴黎购买面包。1795年1月20日，洛克塔夫督察“逮捕了几名乡下女公民，她们的裙子底下藏着面包”；据称，这种偷运出城的规模可观。此外，外省爆发的饥民骚动，口号就是要像巴黎一样有三苏的面包。9月，在沙特尔，一名特派代表被人群强迫签署一道把面包限价为三苏的命令，随后自杀。又一位自由主义的殉道者！

事实上，在1795年冬末春初，法国经历了一场“在某些地方完全具备真正饥荒一切特征”的粮食危机（科布）。受这场危机波及的地区比1789年更广，尽管加龙河谷和地中海地区相对幸免。在朗格多克，2月间局势堪称灾难，面粉有时被大米、玉米和蚕豆的混合物取代，蒙彼利埃的面包配给则改为发放干豆；此后，谷物进口排除了饥荒的风险。而鲁西永尽管在1793年遭受战祸，若相信佩皮尼昂的国民代理人1795年3月11日所写的，却简直像一片福地：“自限价令撤销以来，本县区除了谷物和饲料之外什么也不缺；其余一切，无论本地出产还是邻近各县区出产，这里都很充裕。价格高得离谱，但日工工钱也按同样比例上涨，每个公民都能轻易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但在整个法国北方，危机的高峰与巴黎同时，在获月至果月（即7月和8月）。这是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危机的加剧形态，发生在收获前夕和收获之时。在诺曼底，德泽尔谈到从春天起出现了真正的饥荒；芽月里，在鲁昂，每两三天只能勉强给每人分发三四盎司面包；在利特里，面包价格在5月23日至6月9日之间翻了一倍。5月底，在莱格勒，居民“吃草已有一个多月，还吃煮麸皮和牛血”；6月的迪耶普也是如此，那里免费发放国营肉铺宰杀牲畜的血；夏天，在卡昂，民众也靠“麸皮面包和牛血”过活。在亚眠，废除限价令之前，面包配给为每人每天一磅。1795年1月中旬降到四分之三磅，3月降到半磅。6月，以1794年12月25日为基数100，“公共面包”的配给量为14，价格为1900，工资为480。3月底，在科梅尔西，面包“完全断档”；“居民们被迫跑遍邻近各省，以高得离谱的价格，从贪婪而自私的耕作者手里夺来（……）活命粮”。即使在加亚克，据7月24日的一份报告，“流通完全停滞，市场空空如也，面包师无货可售（……）各市镇不得不自行采购，以供那些无力储粮的不幸者的每日之需”。相反，在拉罗谢尔，从3月起，食品市场货源充足；“什么都有”，或者不如说，“有办法满足自己的人什么都有”。

前文已经指出，入夏时节，食品价格出现季节性回落。在巴黎，“自由面包”从1795年5月到8月保持稳定，土豆价格下跌；7月，面包配给恢复到半磅。许多事情取决于1795年的收成；这一季收获偏晚，因为前一个冬天来得早又严寒，推迟了田间劳作和作物生长。对收成的说法照例众说纷纭。据称诺曼底某些地区收成堪称灾难，例如卡昂平原，收成比本已不佳的1794年还少了一半。但据说鲁昂地区的收成明显好于共和二年；奥尔良周围也是如此。在西部，庄稼受雨害。在朗格多克，据说收成平平，但不像1794年那么糟。这一评价看来可以适用于全国。但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军事征调虽然减少了，但政府一些笨拙而前后矛盾的措施——后文还会谈到——再次妨碍了流通和分配；最重要的是，货币量的膨胀引发了1795年秋物价的新一轮飞涨。反过来说，许多交易重新使用硬币，方便了手头有硬币的人的补给，后文谈到奥尔良时将会看到这一点。

在巴黎，从9月19日起，警方就注意到公民中弥漫着“眼看食品价格时刻上涨的绝望”。11月17日，“巴黎周围乡间的粮荒已达极点（……）这些乡间人口不断外流（……）在伊夫里，人们排队买马肉”。12月6日，就在首都城内，“每天堵在面包店门口的人，有三分之一离去时连一块面包也没有弄到”；配给量四到八盎司，且没有保证。1795—17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内政部长贝内泽克向督政府报告说，“既没有钱，也没有纸币，没有信贷，没有面粉，也没有弄来面粉的办法”；诚然，他最后还是设法弄到了一些！肉类从8月到12月涨到十倍，每月上涨78%。土豆从10月到12月涨到四倍；12月的有些日子，一斗土豆卖到三百里弗尔，而一年前才三里弗尔。1795年底，以硬币计价的食品挂牌价高于1789年：12月面包每磅七苏，而1789年缺粮最严重时为四苏。“金路易和商品互相追逐”，邦雅曼·贡斯当写道。

在西部，粮荒同样在1795年底加剧，尤其是因为农民只肯收硬币。在曼恩－卢瓦尔省，面包从10月底到12月初涨到三倍，肉类从9月到12月也涨到三倍。在南特，于梅尔一家的开支增幅在共和三年逐季加快（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57%，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87%，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92%）；共和四年雾月（1795年10月22日—11月22日），他家支出25099里弗尔，是共和三年雾月的八十倍，尽管从数量上看，他买的东西减少了。霜月，于梅尔夫人合上了账簿；正如加斯东－马丹所写，这是资产阶级的持家秩序在公共财政的混乱面前缴械投降。11月1日，在洛特－加龙省，除阿让以外的各市场“完全无货”；12月3日，物价“以吓人的速度”上涨。相反，在1795年12月的尚贝里交易会上，小麦每库普仅二十八里弗尔（硬币），而一年前是四十里弗尔。

有些史家认为1795—1796年的冬天“可怕”；共和四年才是“可怕的年头”，比共和三年更甚。诚然，再度袭来的严寒夺去了许多穷人的生命，他们本已被长达数月的恶劣饮食拖垮了身体。在比利时的韦尔维耶，1796年4月，市政府报告了一些“骇人的cènes〔sic〕（场面）（……）一家家人在绝望中断气，把死亡视作一种恩赐”。据说尸体在夜里被丢进公墓，不加掩埋，任由同样“被饥饿逼迫”的狗吞食。在巴黎，医院人满为患，掘墓人应接不暇，尤其是新生儿的棺材太多。穷苦人翻捡一堆堆的垃圾。2月，火鸡价格从一个集日到下一个集日，从一千六百里弗尔涨到一千八百里弗尔。

然而，物价上涨在1796年初放缓了。哈里斯编制的生活费用指数，从1795年12月到1796年1月还下降了13%。诚然，它在2月回升了69%，3月又上涨103%，达到38850的顶点，而一年前是720，即上涨超过5000%，平均每月39%……此后，纸币计价的挂牌价渐少；不过，“自由面包”虽继续上涨，5月23日卖到80和100里弗尔（3月1日为40里弗尔），肉类和土豆却已在3月初见顶，随后明显回落。

在奥尔良，小麦在1795年12月冲顶后，于1796年1月回落，随后反弹，2月达到每担4213里弗尔的顶点，而1794年12月是31里弗尔，之后在3月和4月大幅下跌。诚然，5月它再度上涨，大概是受了地产券崩溃的影响。尽管如此，从共和四年年初起，奥尔良的粮食形势已大为好转。由于收成令人满意，面包限价又于1795年8月取消，面包师重新开始直接向农民购买，而农民一方也回到了市场，因为他们确信能在这座富裕的城市里找到用硬币付账的主顾。因此，危机在1795年秋就已化解，而卢瓦雷省其他城镇和村镇的危机却仍在延续。从1796年1月起，当局的一切干预都停止了，耕作者重新完全支配自己的谷物，自由贸易也艰难地恢复起来。就这样，粮食危机在卢瓦雷省结束得比那些管制持续更久的省份要早。

事实上，在好几个地区，缓解直到1796年8月底才到来，那时人们开始感受到1796年大丰收的最初效果。9月1日，迪耶普市政府把贫困儿童的面包配给翻了一倍！无论如何，这场丰收恰逢纸币退出流通，一劳永逸地终结了匮乏和高物价。在巴黎，除了“真正的赤贫者”之外，配给发放和面包票都取消了。

法国的最后一次饥荒？

科布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共和三年与共和四年的生活物资危机，究竟是一场真正有人饿死的饥荒，还是仅仅一次粮荒；如果那是一场饥荒，它便既是自1709—1710年可怕严冬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法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这将首先大大加重通胀与统制经济的罪责，进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加重大革命的罪责。

答案无法断然给出。这两年的死亡率异常之高。这种超额死亡首先打击的是穷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年迈的赤贫者，还有手工业者和工人。1794—1795年冬，有些人因缺乏取暖燃料而冻死；另一些人死于时疫；从1794年夏直到1796年，卢瓦尔河以北几乎到处都有时疫的报告；但时疫没有侵入鲁昂、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还必须指出，食物质量低劣，并有致命后果。穷人的面包有时会引起足以致人死地的疾病。例如在勒阿弗尔，共和三年末，人们吃的面包用燕麦、粗磨粉和各种杂粮做成，已经麦芽化，发酵不足，又厚又黏。在“正常”的粮荒中，穷人会把全部财力用来买面包，但这一次面包本身短缺，像样的替代食物又太贵。

穷人转而吃那些便宜却不适合食用的东西：不纯的面粉、变质的肉、腐坏的腌肉、腐烂的鱼、未熟的水果和谷物、冻坏或发了芽的土豆、猫肉和狗肉（巴黎和其他地方都有买卖猫狗肉的兴隆生意）。还有一切能捡到的东西：根茎、荨麻、野酸模、与猪争抢的橡子、麸皮、卷心菜叶和蒲公英叶、油菜，等等。

不过，最穷的巴黎人还能弄到一点干鳕、小扁豆和蚕豆、咸猪肉；前文见过有工人吃鸡蛋，只因没有面包，但那大概是例外。在港口城市，海军分发航海硬饼干，还能找到鲱鱼或风干鳕。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丢下作坊，到乡间四处寻找食物和木柴；“老百姓星期天去乡下的熟人那里，带回他的小口袋”，萨尔特省有人报告说。但在该省和朗格多克，都有人结成真正的团伙，扫荡乡间，强迫耕作者低价把谷物让给他们，甚至干脆偷走。

至于宽裕人家，他们靠在市场上不惜高价买来的食物过活：“自由面包”、奶油圆面包、肉、蛋、家禽；也靠乡间宅邸的出产，或佃农的实物缴付。宽裕的耕作者吃肉代替面包。1795年7月6日，一份警方报告指出，市场“始终供应充足；然而样样都在涨价（……）几乎所有食物都贵了三分之一”；10月22日，另一份报告写道：“人们身处最深的贫困，却在最大的丰足之中。”这两段文字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但它们会使人倾向于排除饥荒一说。

然而，当时的见证强调1795年春巴黎居民的“体力衰竭”：4月27日，一家报纸写道：“街上遇到的尽是苍白瘦削的面孔。”据托内松，最贫困的那一半巴黎人受到了饥荒的侵袭，而危机持续的时日本身就加重了苦难：营养不良拖长了会侵蚀人的机体，物价高昂拖长了会耗尽财力，那本是人们赖以在自由市场购买食物的财力。巴黎警方的报告记录了一些男女在街上饿得昏倒的事例；例如1795年4月14日，圣殿大道，“一名怀抱吃奶婴儿的妇女昏倒；她一整天没有进食（……）许多母亲流着泪讨要面包，或任何能代替面包的东西”。也有自杀，或孤身一人，或全家同死；5月10日，一名年轻锁匠在面包师那里没买到面包，从五楼纵身跳下；第二天，“一位女公民没有面包给孩子吃，把孩子绑在自己身边，投水自尽”（但报告注明：“待核实”）。此前，1795年3月29日，一位父亲因惧怕饥荒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该不该像科布那样，说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6月）爆发了一场自杀时疫？这个说法也许过重。但在鲁昂的济贫院，共和三年的每个夜晚，都有人送来被遗弃在公共建筑台阶上的死产婴儿。7月，马莱·迪庞的一位朋友从巴黎写信给他，说“每日目睹平民百姓饿毙街头”。

此外，许多人，穷的或不太穷的，被迫变卖家具、衣物或其他什物来换取食物。1795年9月22日，在巴黎，几位督察说，“入眼只见为人父母者变卖什物，以换取生活必需”。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写道，共和三年人人变卖家具购买食物：“人们把衣柜吃成了烙饼。”当时勒叙厄尔兄弟的一幅水粉画，画的是一对年迈的食利者夫妇“变卖最后的什物”：他们把一把汤匙和一把叉子递给“罗亚尔宫台阶上的银钱贩子”；另一幅水粉画题为《面包的粮荒，共和四年》，画的是一些妇女“在公共广场上煮卷心菜和其他根茎，卖给工人和穷人，每盘30苏”。

归根结底，饥荒是否真实存在，证据须到死亡数字中寻找。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鲁昂：那里的死亡人数让人想起本世纪初年的大粮荒，足以坐实饥荒一词。

鲁昂的超额死亡危机在1794年12月严寒最烈时变得十分明显。1795年春有所缓和，夏季青黄不接时再度加剧，1795年秋达到顶点，死亡人数是正常年份同月的五倍。1796年死亡率迅速下降，但直到当年夏天才恢复正常水平。总计，共和三年的死亡人数恰好是共和二年的两倍（4472对2223）。共和四年增加28%，达5720人，共和五年降至2353人。巴尔代写道，这种超额死亡让人想起1693—1694年的危机，鲁昂出现了“旧制度人口危机的复燃”。

鲁昂这场危机的尖锐程度大概是例外，但鲁昂周围的工人市镇、1500至2000居民的集镇和村庄，没有引起当局注意，遭受的苦难可能更深。另一方面，巴黎盆地的其他重要城市也受到打击，死亡率上升，但不如鲁昂猛烈。在迪耶普这个贫穷而拥挤的城市，共和四年的死亡人数比共和二年多49%，几乎是共和二年—1820年间平均数的两倍。但在勒阿弗尔，从共和二年到共和四年只增加了20%，这个百分比也许代表危机影响的中等水平。

在巴黎，死亡人数从共和元年的21000升至共和二年的30000，共和三年和共和四年一直保持在这个异常水平，即比常年数字高出50%；从1794年10月到1795年2月，每月死亡人数从1900升至3000。

在南方，“人口失调”的时间进程略有不同。在图卢兹，共和三年的死亡率是1789—1813年间最高的；在圣西普里安这个平民区，死亡率比本已很高的1789年还高出40%；将近一半的死者是十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朗格多克各城市，死亡率早在1793年或1794年便已达到顶点⁵。

纸币、限价令与恶劣天气共同作用，让一场旧制度特有的、为人深恶的人口危机在共和法国死灰复燃。

通胀与法国社会

本书不打算论述超级通胀的社会后果，但对此只字不提也不可能。可以援引两份巴黎警方的报告。第一份写于1795年6月11日，着重谈到“许多工人阶级公民所处的困窘，尤其是业主与食利者，他们已走投无路；由于其财产几乎全面破败，他们的贫困与日俱增，而这正是指券彻底丧失信用的必然后果：这些不幸的人按十足面值从佃农和债务人手中收受指券，花出去时至少亏损80%”。第二份报告写于8月31日，指出：“不幸的人（食利者、出租土地而尚未享用实物地租的小业主，最后还有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公务员和其他雇员，都应算入这一类）再也够不到食品的价格；对他们来说，穷困已达极点。”

不言而喻，固定收入者——“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的人——正是通胀最典型的受害者。其中首推食利者，他们在旧制度末年的法国城市里人数众多；他们年金的实际价值在1794年底已大为折损，1795年间更如阳光下的积雪般消融，到1796年初几乎不再有任何购买力。当时的文献满是对食利者命运的哀叹，这毫不奇怪。但退休者、领抚恤金者和公务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公务员的薪俸重新调整过，却完全不够）。据说，法官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或者索取贿赂。不过，正如上文所引报告所示，拥有土地与房产、收取货币地租和房租——更确切说是收指券！——的业主，也同样遭到沉重打击。据马里翁说，一笔在1790年相当于一百担小麦价值的地租，此时卖掉一担小麦即可付清；卖一只羊所得，便抵得上整群羊的名义价值。后文将会看到，国民公会采取措施保护业主，也同样保护债权人，因为许多债务人争先恐后地用极度贬值的纸币提前还债。也有丈夫仓促离婚，把嫁妆退还妻子，使妻子失去其中90%、95%甚至更多的实际价值。在布鲁塞尔和布拉班特的其他市镇，设定年金——实为抵押贷款——的数量在法国占领后一落千丈，1795年又进一步下降：因为即使价款以弗罗林约定，债务人依法仍可用指券清偿。就这样，资产阶级本身的不少阶层也受到通胀的打击；在奥尔良地区的城市和集镇，随着物价攀升，中等阶层被抛入了穷人之列；在图卢兹，自由职业界的中等资产阶级也受到波及。

相比之下，工商资产阶级并未遭遇同样的困难，但若以为他们一律从超级通胀中获了利，那就错了。货币崩溃让许多银钱经手人、投机者和国家供应商“迅速致富”，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它还催生出成群的小投机商：这些人出身各色阶层，有时被称作旧货贩子，他们挤满了平等宫（即罗亚尔宫）的游廊，以及重新开张后的交易所周边一带。只是，这些投机小贩中有多少人挣下了持久的家业，仍不得而知。至于根基稳固的批发商、工厂主和坐商，他们也未必就是通胀的大赢家。诚然，他们从存货的升值中得了好处，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存货一旦脱手，就得重新补进。1795年5月，巴黎一家报纸指出：“大多数商铺货架空空，因为无力补进已售出的那些货物。”

工业生产下降，1795年跌到革命十年来的最低点——诚然，1796年也可争夺这个位置——加上经济体系的解体、信贷的消失（1795年底，售货非现金不可，否则便要加收巨额利息），这些都只能有损于商贸与工业家。诚然，乌夫拉尔——当时还只是个普通批发商——自称1796年初“在波尔多市场做了一单殖民地食品生意”，三个月就赚了50多万金法郎……相反，马赛批发商索利耶却放弃了做几单生意的打算，因为通胀令他心惊；他自称“可怜得很，不得不羁留在这座地狱般的城市——这里成了一群从其他各处城市蜂拥而来的投机捣鬼之徒的巢穴，外国人则攫取了我们商贸的残余”（1795年12月14日）。马里翁有一个观察不无道理：人们大加指摘的热月党人的奢侈与挥霍，实为一种货币迅速贬值的产物——这种货币，人人都须尽快脱手！

此外，人们往往忘记：乡村居民——即法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未受超级通胀之苦，除了乡村的日工和他们的家人。经营规模可观、有余粮可卖的耕作者，甚至跻身热月时期获利者之列。这一时期让他们得以报复共和二年里遭受的欺凌、勒索与羞辱。科布甚至谈到“农民的复仇”和佃农的“无限繁荣”：佃农得以把自己的规矩强加给城里人和市政当局。他们用谷物和其他物资换取埃居、首饰、家具和衣裳。“如今能看到佃农家的小姐们戴着打簧金表”，1795年12月，迪耶普一位无套裤汉钟表匠辛酸地写道。至于更贫寒的农民，至少还享有“不挨饿”的好处。葡萄农以酒换粮；在卢瓦雷省，他们还烤制面包，城里人赶来出高价购买。

归根结底，受通胀和生活物资危机打击最重的，是城市的平民：他们占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却只占法国人的一小部分。但这也是一种公平的还报，因为他们曾是共和二年体制和恐怖统治的受益者。不过也有例外：有些工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短缺而走俏，他们因而处于强势地位。比如巴黎的码头工人、木材场和煤场的工人，索价“惊人”才肯运送这些燃料的大车夫，以及面包房的伙计。但广大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都深受通胀之苦。诚然，工资有所上涨，但也有燃料与原材料短缺造成的失业，以及兵器工场中的解雇。不过，城市底层无产者想必受苦更深，前文指出的较正常年份多出的死亡，大部分正由他们构成。

“纸币的浩劫”：这是马里翁论述共和三年通胀后果的标题；是该沿用他的说法，还是该为超级通胀另寻别的原因？这正是现在要考察的问题。